黑瀨亞紀和黑瀨潤
西雅圖。一對日裔美籍中年夫婦。他們都生長在西雅圖，四個子女均已長大成人。
「美國夢？我想這是白人才有的東西。」
他們住在一個中產階級社區裡。房子十分舒適，佈局稍顯凌亂，街道兩旁綠樹成蔭。
潤：白人們總是問我：你一直住在混居區嗎？我回答：沒錯，是這樣。這裡一半聚居著日本人，一半住著白人妓女。我們曾經住在西雅圖唯一沒鋪柏油路的地方。政府一開始實施整頓計劃，日本人和妓女就搬出去了。
十六年前我們從一個開明的白人手裡買下這套房子，當時還引發了一場爭執。儘管限住條款是不合法的，房主之間卻有口頭協定，不讓日本人或黑人住到山的這一側。
亞紀：其實有一份書面合同。我見過。上面寫著：不許黑人、猶太人、亞洲人入住。只有盎格魯-撒克遜人才能搬進來。
亞紀：美國夢？我想這是白人才有的東西。二戰之前我不是這麼想的。我就讀的學校裡99%是亞洲學生。我們已經被隔離開來，只是沒意識到罷了，因為這是人們已經接受的慣例。戰爭一打響，我們就嘗到當少數族裔是什麼滋味。日本轟炸珍珠港之後我們被排除在美國社會之外了。這是個重大打擊。
校長總給我們宣揚美國主義，揮舞著紅白藍三色旗，要我們對國家忠誠。每天早上我們都在走廊裡列隊，宣誓效忠國家。一直以來我都覺得美國是自己的國家。當美國人讓我覺得自豪。
潤：我當時不像她那麼天真。我是高中體育隊的成員，球隊聚會時卻把亞洲孩子排除在外。只有和別人打架時他們才需要我們。因為在少數族裔聚居區長大，你得有副好拳腳。我們住在梅森—迪克遜線以南。白人住在北邊。（笑）
亞紀：我母親是教育工作者。她是極少數移民到美國而且接受了大學教育的人。我很小時她就對我說：「這是你的國家。努力奮鬥，取得立足之地，你要比白人多付出兩倍的努力。」這是難免的，只有靠自己。別人幫不了你。
潤：我從前一直想當體育教員。我在學校裡表現很不錯，直到大三。我和教練談了一次話，他對我說，忘掉這想法吧。於是我丟掉了這想法，也放棄了書本和其他追求，開始混日子。
我後來在鮭魚罐頭廠幹活。我們坐船底的統艙到阿拉斯加去，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似的。機器出了故障，我們得去修理，因為機械師根本束手無策。可他們賺的錢卻是我們的三四倍。他們吃的是牛排，我們只能吃魚。
亞紀：我爸爸是火車站的搬運工，我媽媽在餐館當服務員。他們1913年結婚後來到美國。我媽媽一直教日文，直到二戰爆發。然後我們就被扔進了集中營。在裡面待了三四年之後，她去了芝加哥謀生。她最後一份工作是在酒店裡當換床單的女傭。
珍珠港遭轟炸時，我十五歲。第二天是星期一，我來到學校，老師立刻像對待敵人一樣對我。她說：「你們的人炸了珍珠港。」一切完全變了樣。過去的朋友都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我們。我們把自己看作美國人這種想法被擊得粉碎。
潤：那個星期天，我正在加油站幹活。我到那兒一兩個小時之後，報紙的號外來了。我說：「該死的裕仁天皇！」情況如此糟糕，我仍舊愛著這個國家。我想：該死的，有天我要報仇。我像其他美國人一樣憤怒。
一周之內，我的想法完全變了。我發覺自己不再是美國人了。珍珠港事件讓我們遭到譴責，可我連珍珠港究竟他媽的在哪兒都不知道。（笑）
亞紀：你突然間變成了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我們對日本沒有親近感和歸屬感。我們和這裡的社會聯繫緊密。西雅圖就是我的全部世界。
潤：1910年前後，我爸爸在海岸衛隊服役。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獲得公民身份。他在白人居住區賣過水果蔬菜。有幾位大人物也是他的主顧。他害怕了，不肯再去。我曾經在某個農產品商人手下幹活，給華盛頓大學的食堂、學生聯誼會和宿舍送貨。我的老闆也覺得害怕。我說：「啊，還是去吧。」那時候我覺得，就算他們要殺了我，上帝為證，也得先和我廝殺一番。我不會束手就擒的，因為我沒做錯任何事。 儘管我們沒有憲法賦予的權利，但我還是覺得法律會保護我們。幾個月過去了，我發現並非如此。我遇到的一些學生待人相當公正，但在食堂幹活的廚子卻處處為難我。我覺得僅僅是沒受過教育的人會這樣。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人人都一個樣。
他們說我們不可信任。我在集中營待了一年多，然後入伍了，又過了一年，我獲得了美國最高級別的安全機密許可證。（笑）我被安插到反情報部隊。我從前這個不被信任的人，被送到祖先的土地上去審問日本人。可他們仍舊說你不可信任。我天天面對這種事情，真的很困惑：唉，這他媽的是怎麼一回事？
我哥哥是華盛頓大學的優等生，他獲得了電氣工程碩士學位。美國工程師緊缺，可他卻找不到工作。那是四十年代。我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珍珠港事件。一家日本公司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所在大學的校長說：「去吧，在美國你得不到這麼好的機會。」要是他留下來，可能會以賣菜為生：「來買生菜啊，五分錢一棵！」他去了日本，得到了那份好工作。幾年後，在菲律賓某個地方，他死於美國空軍的轟炸。
最終他們決定開恩，讓我們參軍。我想自願報名，因為我所有的朋友都報名了。但我家已經在那裡失去了一個兒子，我答應母親不會自願報名，但如果徵兵征到我我就會去。九個月以後，徵兵征到我頭上了。
當時在歐洲有一萬名美籍日本兵。太平洋戰場有六千名。這些傢伙真的要爬到戰線最前方。他們鑽進洞裡，把敵方士兵趕出來。他們真夠信任我們的，把我們送到太平洋戰場去和我們的同胞打仗。
亞紀：參過軍並不會讓你變成頭等公民。這些人1945年退伍回來，美國退伍軍人團卻不接納他們。我有一個女朋友，她丈夫在歐洲戰場犧牲了。有人卻告訴她：「別到退伍軍人堂來。我們不接納東方人。」他們還穿著軍裝，我哥哥也在其中，許多機構卻拒絕為他們服務。街角的店舖不賣東西給「小日本」，穿著軍裝的也不行。最後，就算已經收到了必須接待的規定，但他們還是會往日本人的可樂裡放煙灰。我們從集中營裡被放出來了，許多店舖卻貼著標語：「小日本不得入內。」
戴夫·貝克【132】拒絕運輸美籍日本農民種植的蔬菜。我姐夫在德國當過戰俘，全身傷痕纍纍。他回國以後種莊稼，卻看到卡車司機的標語：「不給小日本運輸。」
潤：參軍之前，他們讓我們做那些忠誠度測驗。第一個問題：你放棄效忠天皇，忠誠於美國嗎？回答是或不。我回答：不。我不會放棄效忠天皇，因為我從來就沒效忠過。要是回答「是」，就意味著你曾經效忠過。我寫了這麼一句。在場的中士給我一頓臭罵。另一個問題是：你是自願參軍的嗎？我寫道：不。征到我我就去。他說我不忠誠。我說：「你是自願的還是被征的？」他回答：「被征的。」我說：「那我們是一條船上的。」他立刻沒話了。多數人的回答是一連串的「是」，因為他們害怕。有些回答了「不」的人被稱作「不不」小子。美籍日本人社會也排除他們，認為他們不忠誠。西雅圖有個第二代美籍日本人老兵協會，他們特別團結一致，要是有任何餐館店舖之類的不接納他們，他們就絕不客氣。
我從海外回來了，有一天穿著美軍軍裝走在鬧市區，胸前戴著綬帶獎章。一個傢伙從身旁經過，看著我說：「你個噁心的小日本。」那時已經是戰後了。我說：「老兄，你看什麼看！」我的態度十分粗暴。我沒揍他是因為那天身邊跟著姑娘。媽的，要是當時我隻身而行，那天肯定得以我進監獄告終。上帝為證，你為自己的國家獻出了生命中這麼多東西，絕對沒法接受這種侮辱。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人，這關乎一種榮譽感。
亞紀：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突然間大人們都如此心驚膽戰，而且這種感覺持續不斷。我父母盡量不在我們面前表現出來。那些在日本出生的移民一旦聚在一起，討論的總是：什麼時候輪到我們？聚居區那些領袖人物已經被抓進集中營，送到蒙大拿州的米蘇拉去了。
聯邦調查局監視著街對面的房子。他們也闖進了我家，忽然間那裡就不再是我家了。這些陌生人把家裡翻了個遍。我記得一個聯邦調查局探員來搜查戰爭違禁品，甚至和服和日文童書也在違禁品之列。我們只上在星期六去日文學校學習而已。這也成了我們不忠誠的表現。
我的同輩人中有很多人拒絕承認自己懂日文，而且表現出對日本的厭惡，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覺得自己不忠誠。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假裝自己不懂日文。我相信，儘管我現在不願意承認，過去自己肯定也有過那種感覺。
潤：直到我們這些取得公民身份的日本人被關進集中營兩個星期前，我們還是覺得這事不會發生。我們是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的啊。日本發生的事情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對日本人來說，我們是外國人。我們和日本相關的東西只有家裡的一個日本花瓶而已。（笑）
亞紀：首先，他們對我們實施了宵禁。這確實激怒了我們。我們害怕在白人中間公開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變得小心翼翼，緘口不言。我害怕說錯什麼被別人曲解。我幾乎得了多疑症，總覺得別人在懷疑我。
我覺得戰爭很快就要打到西雅圖了。到處瀰漫著歇斯底里的情緒。我看到在日本出生的第一代移民被帶走了。流言四起，說我們也要被帶走。忽然之間，命令下達了。我們離開了家，在戰爭打響前六個月。
潤：我是第一批走的，那是1942年4月。他們是按地區把人帶走的。（對亞紀說）你是五月來的。
全家人都得搬。有人告訴我們集合的地點，在早上某個時間，只能帶雙手拿得過來的行李。
亞紀：只能帶兩件行李。
潤：不能帶違禁品。收音機、剪刀、刮鬍刀都不行。甚至連廚房切菜刀也不能帶。有人帶了，就要沒收。我爸爸用一把折疊剃刀刮鬍子，也被沒收了。
亞紀：一家人分配一個房間。我們有六口人。
潤：我父親變賣了一切家產。他的卡車賣了二十五美元，那車本來值三四千美元的。我父母自1914年前後來美國後積累的家產全都付之東流了。我們甚至不用在報紙上登廣告。人們來到我家，說：「你們賣什麼東西？這個多少錢？」我說：「這個最少一百美元。」「我出十五美元。」他們什麼東西也不放過。我捨不得賣掉我的鋼琴，把它借給了教堂。
那時我們這個移民家庭的生活剛剛有了起色，因為孩子們也有一點收入了，用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為家裡添置傢俱和其他東西，可就在這時，我們不得不離開。我父親的許多主顧都欠他錢，有些還了，有些沒有。
亞紀：有人想買我們的桌子，只出二十五美分。城裡一座大教堂的執事來找我們，他看上去人很好，說他很同情我們的遭遇，願意幫助我們。要是我們給他代理權，他願意接管我們的所有東西。我父母感激得無以復加。在集中營裡，我們忽然聽說，我們的一切傢俱和銀行存款都不見了。他拿走了我們的一切。我們之前卻以為他是個誠實可信的人，真是太天真了。
潤：我們是第一批被送到州露天廣場去的人。
這時，我們談話時在場的一位皮阿拉普族印第安人拉蒙納·貝內特插話說：「那是我們過去賽馬、玩樂、舉行婚禮的地方。那裡是我們部落傳統的宿營地。我們還邀請白人過來參觀，請他們吃東西。可現在我們在那兒擺個小貨攤都不行了。」
潤：我們住的地方用鐵絲網圍了起來。我們擠在蓋著油氈的棚子裡。雨水能從牆壁滲進來，屋裡泥水橫流。
亞紀：我父親病得很重。他有闌尾炎，要治病得經過一堆繁瑣的手續，最後他盲腸穿孔了。但他好歹挺了過來。
他們給我們麻布片，讓我們往裡面塞上稻草當床墊用。我妹妹有哮喘病，她對稻草過敏，病犯得很嚴重。後來她終於分到一個軍人床墊。要得到這樣的待遇你必須證明自己有病。
潤：主要停車場都設有機槍塔樓。要是你跳到鐵絲網外面來，老兄，你就必死無疑了。直到今天我們都覺得特別憤怒。他們說：「這麼做是為了保護你們。」當你想保護某個人的時候，你是不會用槍指著這個人的。
亞紀：槍口不是沖外，而是衝著我們的。
潤：人們開著汽車在周圍晃來晃去，嘴裡罵著我們，讓我們覺得自己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
亞紀：一些關動物的籠子改成了我們的住處。
潤：我們當中差不多有一半人住在馬廄或者從前的豬圈裡。
戴夫·貝克的某些文件寫明了要殺掉我們這些人。沃爾特·李普曼【133】也不是個好東西。還有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沃爾特·溫切爾，都是些嗜血的傢伙。
富蘭克林·羅斯福，所有美國白人都覺得他是偉大的總統。他搞了新政。但對我而言，他是個卑鄙的人，就是他建起了集中營。一想到他我就要憤怒得心臟停跳。
亞紀：看管我們的守衛都是帶著機槍的年輕士兵。他們在鐵絲網外聽到一丁點噪音就嚇得夠嗆。一天晚上，我們聽到一聲槍響，然後是一聲牛叫。他們殺了一頭牛。真是恐怖。
有些士兵從沒見過日本人。我記得一個南方來的年輕小子。他實在太寂寞了，開始跟我們搭話。他很驚訝我們能說英語。整件事都讓他害怕和不安。他是個正派孩子。
潤：之後他們把我們送到愛達荷州。我們在那兒待了一年多。
亞紀：軍營和食堂都改成了教室。我是在集中營畢業的。就像一場大夢，但我想這些事確實發生過。一切事情都那麼超乎現實。一個老師留給我們的作業是：「寫寫為什麼當美國人使你驕傲。」（輕輕地一笑）我們每天都要對國旗敬禮，還要唱國歌。
我們有些人很早就被放出來了，也就是在他們開始接納日裔美國人參軍的時候。不管怎麼說，集中營花費這該死的政府太多錢了，所以最好還是把我們放出來工作。我一抓到某個從前做過的工作機會，立刻就出來了。他們給了我一張火車票，還有25美元。我去了芝加哥。
亞紀：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有一個學生再安置項目。可在重新安置前我們必須先找到住處。家政工作的需求很大。很多人想招女傭。我去了鹽湖城，準備一邊幫人幹活賺食宿費一邊上學。但有家女主人希望我白天幹活，晚上去上夜校。我對她說：「我來這兒是為上學的。」她說：「去上夜校啊。要是你有什麼不滿，我可以把你送回集中營去。」那時我哥哥正從部隊休假回家，他說：「你不必管她說的那套。」結果有另一家人請我去幹活了。
你知道嗎，有些當初和我們一起進集中營的人現在想為集中營辯解。當初我們要離開家的時候，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說：「別走，我們會幫助你。」他們幾乎變成了我們的敵人。有些日本人說：「別管我們的事，你們會讓我們的日子更難過的。要是我們當初聽了他們的話，本來可以少受一些苦的。是我們自己願意去的，的確是這樣。
潤：我們第二代美籍日本人還是太年輕、太天真了。記住，我們聚居區的領袖只有幾個小時打包時間，然後就被發配到蒙大拿州去了。那時我們中大多數人還是要在各方面依靠父母才行。
亞紀：很多第二代美籍日本人想忘記這些。為什麼要提過去的事？長久以來，他們把這些不愉快的事情阻擋在記憶之外，而且他們也怕別人覺得自己不忠誠。他們的確是賣力地當著美國人，搖旗吶喊，從來不會質疑政府。
潤：在波音公司當技工的時候，我和別人發生過好幾次口角。那是五十年代，民權運動還沒開始，有時我不得不閉上嘴巴，不然很可能會丟了工作。我要養活家庭跟孩子，要是失業了，我們就徹底完蛋了。到六十年代，孩子們長大了，工作對我而言不再那麼不可或缺。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當時的情況講出來了。
他們還是說：「那麼做是為了保護你們的安全。」我說：「胡扯！機槍不是對著你那邊，而是對著我們的。」我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如此想文過飾非。三十年過去了，他們還是想辯解。特別是那套補償措施【134】的玩意兒。那個早川議員【135】，你看看他都做了什麼！
在車間工作的小伙子們比他們父母那輩人受過更多教育。我初來波音公司時，這裡的技工只上過四五年學。不管那些蠱惑民心的政客說什麼，他們都全盤相信。但這些孩子上過大學，他們看問題明智多了。
亞紀：他把教育和判斷力等同起來。我不同意。我是一名教師，如今我仍舊為同事們的態度而擔憂。現在西雅圖正在推行廢除學校種族隔離的運動，目的是讓各學校的人種分佈更平均。我所在的學校裡都是黑人孩子和亞裔孩子。我自己也是少數族裔，他們卻要把我派到城北一座有錢人子弟上的學校。我反抗了。我不願意去。我喜歡我的工作，覺得在原來的學校過得很舒服。我說：「我所受的教育就是去教小孩子，而不是特定的某類小孩子。」那是一所幼兒園。
校長說：「我們這裡沒有亞裔教師。」從前，他們會用「東方人」這個說法。（笑）她說：「家長們想見見你。」那是1976年夏天。他們把時間定在八月中旬。我為此縮短了假期。校長對見面會頗為擔心。她把我拉到那裡去。
那是湖邊一座漂亮房子。兩個門衛打著手電筒，這樣我們才找到房子在哪兒。我八點鐘到了那裡，而七點開始，那裡已經陸續來了三十位家長。他們開了個會，請我來是想考考我。你在哪兒受的教育？你得到了什麼學位？你的專業是什麼？你在哪兒學的英語？我很會應付這些問題。我搬出了布魯納和皮亞傑這些人物。
他們不知道我究竟在說什麼。
其實我也說不清。（笑）不過他們看不出來。那些家長都是些中產階級上層白人，他們對我印象很深刻。（笑）我碰巧不愛喝咖啡，我更喜歡喝茶。他們說：「你想來杯咖啡嗎？」我說：「我不喝咖啡的。」一個家長說：「當然！」（笑）
這些白人婦女看到幾個黑人孩子和日裔教師走進教室，簡直嚇呆了。電話在整個教區瘋了似的響個不停，家長們在我的教室裡進進出出，不停地詢問課程方面的問題。我在那裡的第一年簡直像待在地獄裡一樣。
其他教職員工希望對我表現出友善，我想。首先，有位教師對我說：「黑瀨，這是怎樣一個名字？」我說：「這是我丈夫的姓。」「他是誰？」「他是我丈夫。」「你從哪兒來？」「西雅圖。」「不，我是問你的老家在哪兒？」「我是在西雅圖出生的。」最後，我說：「你是想瞭解我的種族背景嗎？」她說：「你真得更加小心才行。」我問為什麼。她說：「附近的人還記得以前住在這裡的一家日本人。我們對他們很不錯，可他們從來不跟別人來往。他家的兒子加入了日本軍隊，當了軍官。」我說：「我不知道日本特意派過航母來接某個人，然後把他放到軍隊裡。我覺得你在說住過這裡的石胤一家。他家兒子加入了日裔美國人軍隊。美國軍隊不讓日本男孩和普通的白人男孩在一起編隊。」可她仍舊回答：「你真的要更加小心。」
我曾問一名圖書管理員，圖書館是否有關於日本與美國歷史的書籍。她說：「你為什麼要舊事重提呢？」我說：「這是歷史的一部分。」她說：「你要記住，是你們的人先挑起的戰爭。」這些都是受過教育的人。
潤：在工作中，要是我和某個傢伙對政治問題有分歧，他就會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哪兒來的回哪兒去呢？」我說：「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要是你不愛聽我說的話，為什麼不回你的老家歐洲去？」他們驚呆了。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這種話。
（喃喃道）1945年8月6日……
亞紀：（輕聲說）廣島和長崎被炸。這裡的日本人無比震驚。第一代移民的感情尤其受到了影響。他們中有些人想隱藏自己的悲痛，因為人人都害怕表現出對日本人民的任何感情。可你確實能感受到啊。一種完全的毀滅。
潤：從百分比來看，與日本其他地方相比，從廣島來到美國的移民更多。他們中大多數來自農業家庭。不管你哥哥是否是敵人，你都會覺得悲痛。我覺得其中有種族主義的問題。德國戰敗前已經有原子彈了，可他們沒有把原子彈投到那裡。
亞紀：這是完全沒必要的。他們把原子彈投到長崎了，為什麼？為什麼？我感到必須要一遍遍提醒人們，那種炸彈究竟多麼可怕。現在人們卻在談論比那種炸彈威力更大許多倍的東西！
我認為事情正在改變。新的移民，還有第二代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常說：「你們以前為什麼如此沉默？為什麼不告訴我們？」許多家庭從沒討論過這個話題。孩子們說：「我們是從別人口中聽說這些事的，怎麼會這樣？」
民權運動讓我們開始發聲了。他們帶了頭，其他人就更容易跟上了。許多第一代和第二代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參加了黑人運動，但他們還是不願討論自己的處境。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站出來。
潤：長久以來，我們都帶著無可奈何的心情活著。直到我們中很多人說：「真見鬼，什麼叫無可奈何？真沒辦法改變嗎？」我們不會再沉默下去了，他媽的，不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