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新跡
赫歇爾·利根
他骨架很大，長年的日光暴曬讓他的臉頰爬滿了皺紋。他就像從約翰·斯圖爾特·柯裡【126】的畫中走出來的人物一樣。
「有人說我注定失敗，可我還在這裡堅持。」
這裡是田納西州一座農村，坐落在朱麗葉山的邊緣地帶，距離納什維爾十四里。「我不過是個養牲口的普通農民，養牛、養豬、養羊。」
我的曾曾祖父參加了美國革命。我們已經有五代人生活在這裡了。農場一直歸我的祖輩所有，從來沒有過其他主人。可能我是個怪人，但我猜自己身上還帶著一些我曾曾祖父初到這裡時具有的品質。我父親在大蕭條期間下了很大決心繼續幹這行，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我只在治理工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離開過農場。我率領連隊在猶他海灘登陸，建設起從法國瑟堡到德國法蘭克福的通信線。退伍之後我本來能在電話公司或工程建設部門謀職的，也有人在田納西國民警衛隊給我提供了一份全職工作。但我回絕了，我要回農場去。我生來就是當農民的料，不過我擔保這是份苦差事。
我就是熱愛大自然。我喜歡跟牲口一起待著。農場裡的挑戰實在不少。我喜歡跟著父親，我還不會走路時他就把我帶到穀倉去了。第一次給奶牛擠奶時我才四歲。
我父親總希望我們能搬到好一點的地方去。（笑）為此他一直在拚命掙扎……我在戰場上那四年，他一邊經營三座農場，一邊照顧臥床不起的叔叔。所以我覺得既然他能這麼做，我也應該回來陪他度過餘生。
要是我們不經營家庭農場，大企業就會接管農業。不用說，消費者不得不承擔後果。看看石油公司控制了煤炭供應以後，我們的電費單有什麼變化？如果大企業控制了我們這樣的農場，食品業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這就是我在這件事上面如此執著的原因。我們這個地區只有我一個人如此堅持。
其他人都跑去別的領域工作了。我認識三個人，他們很懂乳品業，他們不是去學校拿到學位的，而是從小就跟奶牛一起長大。經濟形勢逼著他們往外走。我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妻子離家去外地工作，供孩子們上大學。我用陳舊的機器經營著農場。1945年我買了一台拖拉機，沒有它我在這裡簡直幹不下去。堅持奮鬥，也許我們會成功。有人說我注定失敗，可我還在這裡堅持。
毫無疑問，農業正在把我們排擠出去。我們仍在小規模生產著，他們還不能完全控制這個產業。這麼說你可能會明白：如今五家企業控制著養豬業的三分之一份額。養豬是我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全部接手只是時間問題。他們已經把太多的農民從土地上趕走了。
事實上，因為我們不賣地，惹得很多人極其不高興——就是那些地產商。他們現在正騎在馬鞍上。如今這個縣有九十五家地產商。我們現在有幾百畝地，周圍全是一片片小塊土地。
我用驢和馬在田里幹活。沒什麼比驢子用雙駕橫木拉犁發出的聲響更美妙的了。雙駕橫木能讓驢耕地更快。要說去體會對土地和自然的熱愛，沒有比跟在犁後聽著這聲響更好的方式了。多年來我一直這麼做，直到那些驢死掉。最後兩頭驢死後，我們把它倆埋在山坡上我們的家族墓地裡。來來回回犁地的聲音真是悅耳。
秋天是我最喜愛的季節。我父親在過去的艱難歲月中常說：「要是我們弄到足夠的草料，加到牲口食槽裡讓它們吃個夠，心裡真是感覺棒極了。」然後你回到屋裡，生起爐火。再也沒有比照顧好牲口更讓人開心的事啦。要是天氣好，你還可以去獵鳥。這才是真正的生活啊！
獨立戰爭以來，美國如今的狀況最為糟糕。局勢太差勁了，要是有希特勒那種強勢的領導人來到這裡，足能引發一場革命。有人趁虛而入，就能控制局勢。喬治·華萊士1968年競選總統期間，曾讓我和朋友坐飛機到他的總部，幫他寫施政綱領。（笑）很好笑的。他說：「來跟我聊聊吧，趁我換衣服這會兒。」我剛提到我們的項目，他就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員說：「這老兄就要說出我聽過的最好的觀點了。」他說：「我是在農場長大的。我母親不得不賣了農場，因為我們負擔不起了。」很多人喜歡喬治·華萊士。他代表著普通民眾。
「我是典型的叛逆者。就是這麼回事。（笑）戰爭期間，我們連的士兵全是黑人，軍官全是白人。一共二十七位軍官，包括我在內只有四位來自南方。我到那裡還不到一個月，這些北方人說：『你和這些人怎麼打交道的？一向這麼對待他們？』我說：『我這輩子一直是這麼對他們的。』『哦，你對待他們的方式不對。』我們到英格蘭一個月之後，我發現其他軍官對黑人的歧視是我的一百倍。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和黑人打交道，我卻知道。我瞭解他們。
「我是個紀律嚴明的人。對牲口我也有一套紀律。要當個養牲口的精明人，你得和牲口一樣聰明才行。因為如果你聰明，你能從它們身上學到東西。牲口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幹得好，什麼時候幹得差。這是毫無疑問的。它們知道該從哪扇門走，不該從哪扇門走。你可以快速教會它們什麼是對的。我打它們一頓，它們之後就不再那麼做了。和人一樣，牲口也有脾氣秉性。通過遺傳，它們把脾氣秉性傳給下一代。」
現在我每天都給娟姍牛【127】擠奶。我早上四點就起床，把大母豬放出來，餵食，送它們回欄，然後回到房子裡，吃我的早飯。要是土地比較干，我們就下地幹活。否則就修籬笆、修房子。事情永遠做不完。聽著清晨公雞打鳴，鴨子嘎嘎叫，吐綬雞咕咕叫，我說：「這就是美國。就是這麼回事。」（笑）在這片農場我們能得到一切，除了錢。我看不到有什麼能賺錢的辦法。（笑）
他們給我開出了不錯的價碼，可如果這事讓你不高興，拿到錢又有什麼用？我和太太可以去佛羅里達過上國王王后一般的豪華生活，但我們能為子孫留下什麼呢？要是我的曾曾祖父沒有留下來，我現在會在這兒嗎？我不想讓他們把我趕走。（笑）
世界上沒有比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更美妙的事了。沒有比在田里幹活直到太陽落山，每晚藉著拖拉機的燈光回家更幸福的事了。也許我他媽的是個傻瓜，但我就是喜歡這樣。
日後我也想埋葬在這片家族墓園裡，在這座山的山頂上。我的先輩都埋在那裡，除了我的曾曾祖父和曾曾祖母，他們埋在威廉遜墓地。有個孩子死了，雪太深，他們沒法到山下的威廉遜墓地去，所以就把孩子埋在小山上了。從那時起，克羅伊德家所有的人都埋在這座家族墓園。將來我也想讓自己埋在那裡。毫無疑問，這種連續性是不該打破的。（笑）
P.S. 我們出發去納什維爾機場時，經過了假日旅館、麥當勞、萬豪酒店、阿比斯餐廳。他若有所思地說：「要是你走進一家鄉下餐館，發現是當地人經營的，一定會大吃一驚。人們過來喝一杯咖啡，討論討論時局。讓我們有種很好的感覺，這裡還是原汁原味的美國。這種店很難找到，可一旦找到，感覺實在很棒。」
傑西·德·拉·克魯茲
她的六個子女都已經長大成人，最小的二十一歲了。她是「國土歸人民」運動的積極分子。
「對我而言，美國夢就是擁有一片土地。一個你能叫作家的地方，你可以一直待在那兒，有個體面的家庭，建立起社交小圈子。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會有誰把你解雇。我母親的夢想是有一座房子，可惜她生病了，1930年就去世了。」
弗雷斯諾一幢獨門獨院的房子，門前小花園打理得十分整潔。
「小時候，我們家都是流動工人，總是搬來搬去。搬家的間隙，我看到過一些帶漂亮花園的房子。我總是看著那些花，心想：要是我能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園該有多好啊！當流動工人是不可能實現這一點的。現在，你站在我的門廊上，滿眼都是綠色。（笑）我現在擁有花園了。」
這一年，她五十九歲。
我跟母親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父親回墨西哥了。阿納海姆【128】的洪水是我最早的記憶。我能看到前後搖擺的燈籠，還能聽到喊叫聲。不管大人還是我們這些小一點的孩子都跑出去弄得滿身泥濘，堆駐堤壩，不讓洪水進入我們的房子。
我最快樂的記憶是我祖父星期天歇班的日子。他會把我們拎起來，裹在毯子裡放到燃燒著木柴的火爐邊，然後出發去商店。他會帶著橘子、蘋果和其他好吃的東西回來，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平時吃不到的。
老師們全都是盎格魯人。他們讓我們介紹自己的名字、住在哪裡、是怎樣一個人。我說：「我叫傑西·克魯茲，美國人。」她說：「不對，你是墨西哥人。」年復一年，老師們一直在和我重複同樣的話。現在忽然間他們又想讓我說自己是美國人了。（笑）我學會了怎麼說英語，怎麼反擊。
我想，我待在同一所學校而沒換地方的最長時間是兩個月。我想，我大約去過四十五所學校。我父母或哥哥們沒找到工作的時候，我們就不去上學，因為我們不確定是不是要搬離這個地方。所以我落下很多功課。
我在學校很安靜。有時我受到懲罰，不是因為我太安靜了，而是因為我不會說英語，我沒法為自己辯護。這就是我說過我為什麼要學英語的原因。我還是個孩子時，在餐桌上，我哥哥會說：「傑西，好好吃飯！」然後他們說：「你在幹嗎？」我說：「我在空氣中寫字。」（笑）
我的孩子們也去收莊稼，但我們覺得必須要讓他們上學。也許十二月前後收棉花的時節，最大的兩個孩子不得不輟學。這樣我們就能多賺一點錢來買食品或者給他們需要的新鞋、外套。不過我們還是一直想讓他們受教育。
我應該是在八歲那年開始侍弄莊稼的。每年冬天我們都要北上。我站在一排李子樹的盡頭照看弟妹。他們幫我把摘下的李子裝箱，然後裝進大盒子，家裡其他人都在一排一排李子樹間採摘。
在勞工營，房子是用護牆板搭成的。用釘子把2×4的板子釘起來。房子有兩扇小窗和一扇前門。一間12×15大小的房子既是起居室也是餐廳，做什麼都在這一間裡。這就是我們的家。
我家有八九口人。白天我們把毯子捲起來，為了留出空間能走來走去做家務活。只有一張床，我祖母睡在上面，那是一張可折疊的行軍床。我們其他人都睡在地板上。在那之前，我們睡過帳篷，帳篷上打著補丁。在有帳篷之前，我們就睡在大樹底下。真是非常艱難。這種事我不希望任何人去經歷。冬天，地下水從地表滲出來，我們的衣服永遠幹不了。
我丈夫是在墨西哥出生的。兩歲半時，他的父母帶他來到這裡。十二歲時他就開始灌溉莊稼了，這可是成年男人幹的活。干十二個小時掙一美元二十美分。每小時十美分。我是1933年遇到他的。我們在一起的第一年就住在勞工營。
我認識的所有農場工人都愛說：「要是我自己有一塊地，我知道怎麼經營。我要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上面，孩子們也會幫我。」奇卡諾人【129】家庭常這麼說。我們一輩子都在土地上勞作，所以只要有一塊地，我們知道自己肯定能經營好。
墨西哥人的家庭觀念很強，所以他們想買一塊地，一家人在那裡生活。我祖父一直在念叨這件事，可他的夢想沒能實現。
直到1966年，我們一直在種莊稼。我們北上到薩克拉門托地區摘李子。我們有一輛大卡車，能把冰箱、洗衣機、床上用品、大鍋小鍋、衣服等都裝上去。那段日子並不難熬。我們希望孩子們在樹下陰涼處採摘，而不是在炎熱中摘葡萄。我自己摘葡萄時也簡直受不了。我總是很憐惜十二三歲的孩子。我丈夫說：「咱們到北上摘李子去吧。」
塞薩爾·查韋斯【130】組建工會之後，我們結束了四處漂泊的生活。我們加入了工會，我還是第一個婦女組織者。我走到哪裡就組織那裡的人們。我和丈夫簽了一份工作合同，之後就不用搬來搬去了。
我知道怎麼把人們組織起來。我和丈夫去跟其他家庭談話。我們買些土地怎麼樣？我們搬到弗雷斯諾，和那裡的很多家庭談話，還開了一些會。我們各自去借錢，再加上自己的一點點積蓄，也許是一百美元，湊在一起就能買一些土地。我們討論成立一個聯合社，大約有兩百戶人家。
我們制訂計劃，為學齡前兒童建一座我們自己的學校，大一點的孩子可以去讀鎮裡的公共學校。我還想到一個主意，為老人們建立我們自己的養老院。那些幹不動活的奇卡諾人就能得到照顧了。我們也討論了醫療問題。
我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去和那些大種植園主談話。我們五個人去了這傢伙的辦公室。我們聽說他的土地已經過量，根據1902年的法律必須賣出【131】。從前沒有人給我們講過法律方面的事情。住在西區的每個人都使用受聯邦補助的水源。一個大工程建立起來了。在此之前，灌溉完全是靠水泵完成的，農民們把水都抽乾了。所以他們呼籲政府修建一條大的灌溉水渠。他們達到了目的，拿到了資金，並且獲得了國會議員的幫助。
在我看來，這項法律使小農場收益，意味著對家庭小農場的幫助。這些人不得不依靠土地為生。妻子有一百六十畝，丈夫有一百六十畝，兩個孩子各有一百六十畝，不得超過兩個孩子。這是六百四十畝土地啊，誰還需要更多？
我告訴這個種植園主，我們有些家庭對買他的土地很感興趣。他甚至沒讓我多說一個字。他問我們是否有一百萬美元。（笑）他每小時付給我們七十五美分，為他采棉花、摘甜瓜，已經快十年了。我來這裡工作之前，工人的工資更少。然後他竟然問我們有沒有五十萬美元首付。
他們賣了舊拖拉機、平地機、軋棉機。他們把這些和土地一起賣了。我們對飛機跑道不感興趣。他想連這個一起賣，可我們沒有私人飛機啊。我們這些農民覺得，你不是非得有這些大型機械才能幹活。我們有的是人幹活。
在下一次會議上，我們告訴人們那邊的答覆。他們洩氣了。除了六個家庭，其他家庭都退出了。我們聽說那個人為了交稅款，有一些土地要脫手。我們用合理的價格買下四十畝土地。
六個家庭，四十畝土地。第一年我們還不能耕種，土地有待平整。我們沒有水泵，也沒用水源。土地已經閒置多年了。那年冬天我們開始拔地裡的風滾草，然後堆起來。那年常下大雨，我們沒法幹活。
一個朋友對我們說：「我租給你們六畝地。」我們開始在六畝地上耕種。我們從早到晚都待在那兒，趴在地上種西紅柿。因為擔心寒潮來襲，我們不得不給作物扣上保溫罩。
有一天種完了莊稼，我們說：「明天就扣保溫罩。」那是一種用電線和紙做的帽子形狀的東西。大約兩三點時，我聽收音機裡說——我總是帶著一台小型便攜式收音機——氣溫要降到-5℃了。我們的作物會凍死的。我嚇壞了，跑回去對他們說：「喂！今晚要上凍，我們的作物要完蛋了！」我們立刻出發去扣保溫罩。
我們用土把保溫罩壓住。我們有成千上萬個保溫罩。風特別大，天很冷。我們趴在那兒一個個扣保溫罩。我哭喊著。美極了。我不是說我的哭喊美極了，而是那些才五六歲的小孩也在幫我們，因為他們知道保護這些西紅柿有多重要。風勢很猛，好像要把保溫罩從我們手中搶走似的，你看到它們都捲起來了。（笑）保溫罩用完了，好，我們每個人拿了一把鋤頭，把土輕輕地蓋在作物上。我們把西紅柿秧全部壓蓋完畢才回家。天黑了，又冷又濕。
第二天早上，我們都焦急地跑去看一夜之後那些西紅柿的情況。哦，它們在那裡好好的，把土移開，一株一株都挺立起來，完好無損。我們保住了每一株西紅柿。這是下了苦功夫才做到的啊。
如果這塊田屬於某個大種植園主，又會怎樣呢？他會走到外面，看到死掉的作物，說一句：「哦，真見鬼。」然後他回到家，把一切忘得一乾二淨。他會接上拾音器，按下電鈕，拿起電話，告訴苗圃再拿幾千株秧苗來。這就是他種田的方法。
我們一旦有了土地，自己耕種，就會盡一切所能保護我們的作物。我們可不打算浪費或丟掉任何東西。我們每天都勤勤懇懇地幹活，從不放假。我們一直採摘到，哦，十一月。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和收入。第一年，我們把西紅柿分好類，賣給托運人，最終賺了六萬四千美元。六戶家庭靠六畝土地賺的。
分錢之前，發現了一個問題——我們必須給每個家庭分到他們應得數量的錢。我家只有丈夫、我和一個女兒，我們三個人幹的活怎麼能跟八口之家相比呢？所以我們說：「我們按採摘的行數來分錢。」這是個好辦法。沒人爭論誰幹的活多，誰分的錢多。你坐下來和大夥兒討論怎麼辦這件事，事情就會順利解決。第二年我們繼續耕耘我們的四十畝地。
任何人家需要幫忙時，大家都會過來幫把手。我丈夫是個機械師。一旦哪台拖拉機出了故障，他就去維修，反過來我們也能用那些拖拉機。我們有需要的時候，鄰居就過來開著拖拉機幫我們幹活。我們就是這麼互相幫助的。
我們只有邊邊角角的土地，靠艱苦的工作和犧牲才挺過來。我們不屬於西區，那邊由政府供給水源。那裡有綿延的田地，你站在那兒放眼望去，簡直像一片綠色海洋。沒有房子，啥也沒有。只有樹木、棉花和紫苜蓿。那邊的田是靠納稅人的錢灌溉的。
使用這種水源的種植園主簽了協議，答應十年內把土地分成小塊出售。但實際上他們沒有這麼做。要是法律得到了強力執行，我們會立刻去買那邊的地。
那邊的土地非常好。我在那兒幹過活。那邊啥都能種：西紅柿、玉米、甜瓜、蔬菜、柿子椒。他們只種一兩種菜，因為不想多僱人。他們有大型機械來採摘。他們不會在一片地種點這個，另一片地種點那個，而是全都種一種作物。望向土地和水源的時候，他們眼睛裡只看到了錢。他們看不到那片土地上的人。
我們不會想去得到更多土地，到歐洲旅遊，每年買一輛新車。我們不談論這些事。我從來不渴望擁有飛機。那些機器不值那麼多錢，是我們不需要的東西。既然這些東西發明之前人們也過得挺好，我們為什麼不行呢？
這些農場主不想著把食品送上人們的餐桌。他們只想著每畝地能賺多少錢。他們往土壤裡施化學肥料，使用殺蟲劑，為了提高單位產量。他們把這叫作……什麼來著？進步？靠這種進步，他們會把整個地球都毀了，甚至包括他們自己。不會太久了。
他們心想：好啊，我活著，我得好好享受生活。我要當百萬富翁。我們卻想著子孫後代——我的子輩、孫輩、曾孫輩。我們想給他們留下好的土地，不想讓他們在種不出莊稼的土地上餓死。
有些大公司和個人擁有土地，不只在加利福尼亞，還在亞利桑那、墨西哥等等地方。他們一丁點土地常識都不懂。他們對農業一無所知。他們甚至不以土地為生。
有一對夫婦擁有數千頭牛、大片土地，還有一家牛排餐廳。他們覺得錢還不夠多，想賺更多。他們來到意見聽取會，對那些人說，我們想拿走他們的土地。實際上並沒有。他們仍能保留足夠的田地，只是把一部分賣掉罷了。他們從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租下了大片土地。他們自稱家庭農戶，手裡卻有一萬六千畝土地……
一位參議員說：「他們三代務農，手上有老繭。」他們連鋤頭都不拿，手上怎麼會有老繭呢？可能是在高爾夫俱樂部磨出的老繭吧。（笑）但肯定不是握鋤頭握的。那個年輕女士給出了證言：「我不想回去彎腰勞作了，幹活幹得背都要斷了。」我幾乎敢用生命打賭，她從沒幹過一天莊稼活。她跟她丈夫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飼育場。
我去過華盛頓幾次。和任何人說話我都不膽怯。我能輕鬆自在地跟任何人說話，因為我說的都是事實。我相信自己維護的都是我所相信的東西。
塞薩爾·查韋斯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針興奮劑。（笑）過去我常有些感觸，比如我想說一些話，卻總是退縮，因為我害怕丟掉工作，或是讓別人以為我不是一個好女人，或是因為我小時候祖母給我灌輸的那些恐懼，她總警告我們說，要是我們做了什麼事，警察就會來抓我們。鄰居也常嚇唬我們：「我要叫警察來，把你關進少管所。」我總聽到這些話。所以聽到塞薩爾·查韋斯說，婦女必須參與進來，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也是農業工人這些話之後，我感覺特別好。我說：「好了，看我們的吧！」
我一直在學習，我把每件事都記錄下來。所以我說：「瞧我的。」（笑）不管走到何處，我都會談論我們想有一片自己的土地這個願望。我們不是土地主，我們是農民。我們為別人種地。直到這時，我還是非常低調沉默。
我丈夫去參加各種會議，我卻不去。我總是藏在後面。直到有一次，我告訴他我也要去。開始那幾次會議我只是聽。之後有一次，塞薩爾·查韋斯說：「誰有什麼要說的嗎？」我舉起手來，說：「我的看法是……」然後我開始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說：「這就是我需要的人，願意發言的人。這不是我自己的工會，而是你們的工會。」
弗雷斯諾舉辦了一個大型會議，那是我第一次公開亮相。我很緊張。我記得那次聽證會的主題，是關於……什麼來著？關於婦女工資。會議在弗雷斯諾高等法院舉行。我事先知道自己要發言。我在想：該說點什麼呢？我開始在紙上寫下點東西，我得把要說的記下來。
我環顧四周，所有大種植園主都坐在下面，還有那些在山裡度假區開著店舖的大商人。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反對為婦女漲工資。有人點到我的名字，我走上台。我的膝蓋直發抖。（笑）我站在麥克風前，四下打量了一番，看了看我的發言稿。我唯一按發言稿說的只有「女士們、先生們」。我說：「我的名字是傑西·德·拉·克魯茲，我作為農民代表發言。」然後我就開講了。
我說：「我們被強迫和丈夫一起在田里幹活，這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不是說我們願意在陽光暴曬下干十個小時，而是因為我們必須這麼做。我們婦女不得不出去幹活養家。」我說：「我有六個孩子，都是丈夫和我拉扯大的，我們從沒領過救濟金。」哦，他們鼓起掌來了。很好。沒領過救濟金是件好事。我接著說：「台下這些種植園主、商人、餐館老闆，要是他們付更高的工資，就能把救濟中心的大門關上了。」我緊張得夠嗆，胃裡很不舒服，就像放了個鉛球似的。我忘記自己說到哪兒了，手背在身後。然後我聽到我們隊伍裡有人說：「繼續啊，傑西，說給他們聽聽。」我說：「我講的東西不是從別處讀到的，而是刻在我心裡和腦子裡的。因為這是我自己的經歷，其他農場工人家庭也經歷了同樣的事情。」我繼續講啊講啊講啊。（笑）過後的三四天裡，一直有人祝賀我，我的胃始終感覺不舒服。可我把想說的話說給他們聽了。（笑）
我怎能描述出那些感覺？我小時候，祖母常因為沒法給我們足夠的食物而哭起來，我哥哥光著腳在哭，因為他不習慣不穿鞋在地上走。我怎樣形容呢？我小女兒死時我的感受怎麼描述？因為我們沒錢請醫生，也沒人教我們怎樣護理病孩。我們住在勞工營裡，怎樣寫出這些感覺？當我要陳述內心深刻的情感、那些我目睹的孩子在田里出事故喪生的事件，我怎麼下筆呢？有些感情是無法訴諸筆端的。
去年，就在這條街上，正是採摘葡萄的季節，我看到住在樹下的一家人。那女的正在做飯，他們在幾棵樹上圍了毯子，就算是圈出了自己的家。就是去年的事情，在曼寧街，1977年。而僱用這家人幹活的主家有座漂亮的中國式住宅。看看那漂亮的裝飾和花園吧。他們怎麼忍心看到有人住在樹下？他們也是人啊，他們也有孩子。那些孩子也住在樹下啊。
我記得有一次我作為代表參加了1972年民主黨大會。有個記者說：「你就是那個激進分子，那個共產黨。」（笑）我笑了，說：「我不知道。他們叫我激進分子、鬧事者之類的。可我不知道當共產黨人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變成了共產黨人？」（笑）
我們設立罷工糾察隊時，第二代美籍日本農民成立了一個組織。所有日本農民都來到警戒線那裡，用各種難聽的話罵我。清晨4點我們就到那裡了。鐵絲柵欄把建築圈了起來，不願參加罷工的人都圍在柵欄裡面。那些日本農民想把破壞我們罷工的人用大汽車送出去。我對他們說：「喂，這些鐵絲柵欄讓你想起什麼？」我說，「過去你們的家人被趕上拉牲口的卡車，送到弗雷斯諾集市帶刺的鐵絲網後面時，我也跟著他們哭啊。現在你們在對我們農場工人做同樣的事，就因為我們維護自己相信的事。你們怎麼能這樣做呢？過去他們也是這麼對你們的。這不會讓你們更像個美國人，美國政府不會因此覺得你們比我更像美國人。你們仍舊是日本人，我也仍舊是墨西哥人。」他們把頭低下去了。
我記得戰爭期間，有很多日本家庭經營小商店。我過去常去那裡買東西。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日本老大娘在哭喊著。他們只被允許用白布單裹幾件衣服背到背上，就被趕到運牛的卡車上去了。看到這番景象，我也哭了。因為我想：我們會是下一個嗎？這些日本農民把這些事都忘了。
流動農業工人也很健忘。弗雷斯諾有個廣播員，他常說：「我過去是個流動農業工人。我來到這裡，獲得了成功。所以那些奇卡諾人為什麼成功不了呢？」哦，真讓我大為光火。我希望和他談談，不是通過廣播，而是面對面地談。
我通過艱苦的努力獲得了成功。但我並不滿足，我要看到其他農場工人也在自己的農場上安居樂業。然後我才會覺得是真正的成功。
美國正在進步嗎？沒有，這個國家不會為我們做任何事。我們自己才是真正做事的人。我們必須不停地掙扎奮鬥。我覺得情況會有所改變。有句西班牙語老話：希望是最後熄滅的東西。你不能失去希望。要是你失去了希望，也就失去了一切。
唯一讓我難過的是，這種改變要等我已經很年老的時候才會實現。我希望自己現在是三十歲或三十五歲，這樣我就知道自己還有很多時間。我不是那種老了以後坐在搖椅裡自怨自憐的人。總是有事可做的。只要你想做，就總是有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