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伯德
她四十三歲。
「我是妻子和母親，可不再是我自己了。我開始找尋自己，但還沒找到。」
我們決定離開這個國家。我大兒子的一個老師總在班裡講她的兒子們都移民到了澳大利亞的事，而且旅費是由澳大利亞政府付的。我們也在考慮移民到國外去，而且必須得去講英語的國家。聽上去棒極了。我給領事館打了電話，然後就起程了。我們變賣家產，登上旅途。那是1970年。
穿過洛杉磯一座座霓虹閃爍的衛星城，我們來到了一座灰泥粉飾的仿西班牙式建築住宅區。這裡的居民多為該區域的中下階層。
她四十三歲。後來，她二十一歲的女兒羅拉也加入了談話。
「很多墨西哥人和黑人住在這裡。他們都是工人階級，離富人遠，離窮人近。我不反感他們。我的小女兒覺得這地方糟透了，不想住在這兒。她十五歲，憎惡黑人。她跑了，住到別處去了。
「我有個兒子，十八歲了。他和另外三個人住在外面。房子裡有他們每人養的一條大狗，還有大蟒蛇，另外還有沾滿泥的自行車跟吉普車。他在五金店裡幹活，而且挺喜歡這工作的。我最大的兒子快滿二十三歲了。他已經在海軍服役四年，正身處太平洋上某個地方。退伍後他準備開一家計算機修理店。」
當了妻子和母親，我才意識到其中的滋味。（笑）這不是件易事。我丈夫總跟我吵架，我們一直缺錢。我決定出去工作。留在家裡照顧四個孩子並不像人們想像中那麼美好。我是妻子和母親，可不再是我自己了。我開始找尋自己，但還沒找到。（笑）
「我是從底特律郊區來的，朋友們似乎都比我更加衣著講究，手頭的錢也比我多。也有很多人不如我，但我的眼睛總盯著比我更富有的人。我父親根本不怎麼和我們講話。他就是重複每天出去幹活，一回家歪倒在沙發上睡一覺，吃晚飯，再出去這些事。我完全不瞭解父親。
「我丈夫一結婚就從大學退學了。其實沒啥要緊的，反正他沒有科目能及格。（笑）他在福特汽車流水線找到一份工作，幹了一天半就放棄了。最後找到一份質量檢測的工作，一直做到現在。」
我們的錢向來不夠花。我丈夫痛恨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總是為此責怪黑人、他差勁的老闆和差勁的警察。全是別人的錯，跟他自己毫無關係。他開始沉迷酒精，情況越來越差勁兒，我們爭吵得更頻繁了。我的大兒子經常惹是生非，給警察局、學校和家裡都找了不少麻煩。我們家所有人都成天愁眉苦臉的。
我在超市工作，我挺喜歡這份工作的。底特律總有種暴力氣氛。連雜貨店都隨時有兩名武裝警衛把守著。我個人沒遇到過什麼麻煩，但你能感到周圍總有那種氣氛。如果我們都是溫和平靜的人，我們也能感到其他人是溫和平靜的，但如果我們都怨氣沖天，也就只能感受到其他人的怨氣了。你看到的僅僅是自身的反射。於是我們看到的一切都很糟糕。我們永遠在跟人爭論吵架，而且覺得全國都是這樣的。我們不存在什麼黑人白人的種族問題。我們只存在自身的問題。
對我們而言，周圍的一切都跟暴力和麻煩有關。我們想從頭再來，過上全新的生活，在不一樣的地方，遇到不一樣的人，總之一切都要不一樣。
我們都辭掉了工作，翻箱倒櫃，賣掉了大部分東西，剩下的捐給了救世軍【123】。我們訂了開往澳大利亞的奧瑞安娜號船票。就在出發前兩天，我們收到一封通知，說船上著火了，出發時間推遲了。可這時我們的傢俱沒了，房租也到期了，我們沒處可去。我們修好了汽車，打包好帳篷，橫穿全國去往舊金山。這是一次絕妙的旅行，花了兩星期。中途我們想停在哪兒就停在哪兒。我們在一個地方待了四天。誰也沒爭吵。大家都很友善，棒極了。在旅途中我們變成了不一樣的人。這是我們第一次看清楚美國。
我們最終登上了那艘船，花了兩個星期零兩天到達目的地。使領館的人員在那裡接我們，我們將要去墨爾本。那裡有一家福特工廠，我丈夫將在那兒工作。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家移民居住的旅社，條件很不錯……
勞拉：（打斷）但是那裡的人不好。
珍妮：這家旅社以前從沒有美國人入住。黑人和東方人也不行，他們不受歡迎。那兒有很多南歐人，很多地中海一帶不會講英語的人。他們對我們的小孩充滿敵意，衝他們吐痰，辱罵他們是骯髒、有錢的美國佬。（笑）
勞拉：那兒有一座很大的商場，我們常過去購物，其他人卻都買不起裡面的東西。
珍妮：他們比我們過去還窮。
勞拉：跟他們一比，我們像有錢人似的。
珍妮：我丈夫試著去福特公司找工作，沒能如願。他登上火車到悉尼。幾天後，他打電話回來說找到工作了。那時天氣還很冷，沒有暖氣讓人很不適應，我們就靠一台小小的煤油爐取暖。
我在超市找了份工作，一間街角雜貨店。在底特律，我星期日工作七小時，能賺五十美元，可在這裡，每星期工作五天半隻能賺四十美元。這家雜貨店昏暗而狹窄，沒有取暖設備，沒有空調，貨品上都不帶價簽。你必須把所有價格都記住。早上他們把滑動門打開，大風、寒氣、潮氣或者雨水統統往裡灌。不過他們現在也在那裡建起美國式超市了。
過了兩年，我意識到事情其實不會有什麼改善。我們沒辦法賺足夠多的錢來接近我們離開的故鄉的生活水準。我們的衣著十分寒酸。至於傢俱，我們就坐在板條箱子上。
勞拉：我開始念叨著想回去。我有些朋友拿的是美國工資，因為他們是教會的傳教士。他們還訪問了美國，回來時跟我說那邊有多美妙。我一直在說我想回家。
你同意留在這裡兩年，否則就得交錢。最多就兩年，我們開始存錢準備把爸爸接回來。我們認為這次出國是我們辦的一件蠢事。即使這裡的人會說英語，說得也不純正啊。
珍妮：學會欣賞美國是一個奇妙的過程。人們只是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多麼偉大的地方，把一切當成是理所當然。
勞拉：你看到人人都說同一種方言，熟識超市裡的各個品牌。你不懂得感謝你的取暖設備、電話、電視機和汽車。在澳大利亞，我們的朋友有一半都沒有汽車。當然了，那裡的快速公共交通很了不起。有些地方即使不通火車，也通公共汽車。我花上十五分錢就能在一天內把悉尼和周邊的角角落落玩個遍。但我寧願待在家裡，守著中央取暖機和烘乾機之類的小玩意兒。（笑）
我認為他們跟我們一樣渴求物質。他們都想要汽車和彩色電視機。他們都喜歡問起迪士尼樂園的情況。
珍妮：我丈夫終於在洛杉磯找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干十二或十四個小時，每天開車上下班，單程就要五十公里，他為的是賺錢寄給我們。就在我們起程的前一天，他父親去世了，給他留下一筆兩萬五千美元的遺產。我們回來了，買下一座房子。
好笑的是，這之後我卻不想回來了。我想留在那裡。他離開了五個月，恰好讓我意識到自己不想再過婚姻生活了。我們已經不吵架了，但我想掙脫婚姻。我說：「我想離婚，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不想再結婚。我願意在加利福尼亞當個單身女人。我可以賺錢養活自己，不用因為沒錢就只能容忍某個差勁的男人。
勞拉：我和媽媽截然不同。我想結婚。我想建立一個家庭。這對我而言很重要。我在澳大利亞變成了基督徒。那是我找到上帝的地方。我是基要主義者【124】。
珍妮：我相信超自然學。是埃德加·凱西【125】的書領我入門的。我在一個車庫賣場中買到這本小小的平裝書——《神秘之人，奇跡之人》。我讀得入了迷，簡直沒法把書放下。我跑到圖書館去，把所有關於超自然學的書讀了個遍。我還去夜校參加了速讀課程。（笑）就是從這時開始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
勞拉：作為基要主義者，我是不怕死的。我哥哥是海軍，他說如果一顆核彈擊中洛杉磯，不是所有人都會死。還是會有許多人活下來。我們讀了太多科幻小說，簡直被洗腦了，認為要是有爆炸，所有人都得死。但這不是真的。不管怎麼說，就算我死了，也會上天堂的，對我來說是件好事。
天堂一定是個好地方。安寧平靜，一丁點兒噪聲也沒有。我特別受不了噪音。我是個生活在南加州的二十一歲姑娘，可那些吵鬧的聚會真是——唉！天堂裡沒有人抽煙，人們也不會喝醉。過去我的耳朵都聽了些什麼蠢話啊，我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了十六年，真的受夠了。
珍妮：我感覺自己並不是真的身處於此。我覺得我們就像在學校裡，你死去了，去了另一所學校。你就這麼循環往復。當然，我相信輪迴轉世說。我想再轉世為女人。上輩子我是男人，我母親是個酒鬼，她懷著我時一直喝酒，我一出生就是喝醉的。我八歲就開始喝酒，十九歲時因酗酒而死。
多數情況下我轉世為女人，而且有個和這輩子相似的丈夫。我只轉世過六七次。我希望再轉世的時候，我能成為一個比現在的自己更具雄心的獨立女性。多年來我一直在尋找某樣東西，但還未找到。這是一種我所需要的內在的、精神性的東西。如果說我在哪裡能找到它，那麼一定是在美國。
勞拉：回美國之前她對我們這些孩子說：「這不像是回去。滄海桑田，底特律已經和過去不一樣了。這是我們在美國的家，但我們再也回不到那個家裡了。」
佩吉·特裡
她在肯塔基州西部出生，在俄克拉荷馬州居住，曾經在得克薩斯州采棉花，在格蘭德河谷摘水果，在堪薩斯州割小麥，也曾在北卡羅來納州一家國防工廠當工人，在亞拉巴馬州一家超市做收銀員，在芝加哥當餐館招待，後來她當上了芝加哥厄普頓區來自南方的窮苦白人群體的發言人。
「可能是很小的東西，打動了你，忽然間你就發現外面的世界原來那麼大。」
她和女兒、女婿、外孫住在芝加哥北邊。她一有機會就回帕迪尤卡老家看看。
我不記得自己童年時有什麼夢想。我們的夢想就是在發薪日之前熬過每個星期，食物每個星期都夠吃，不至於青黃不接餓肚子。我們是按收益分成的佃農，以采棉花為生。沒人給我們任何可以做夢的理由。大人們沒有夢想，所以他們沒辦法把自己都沒有的東西傳遞給孩子們。
我女兒開始存錢了，準備買一座兩層住宅。我小時候可沒有這種事。我們只是要熬過每個星期，僅此而已。
我的祖父母是第三代愛爾蘭人。他們看上去特別蒼老，每天腦子裡只想著采棉花，從日出干到天黑，有時候一直忙到深夜。
我父親什麼活都做。他在俄克拉荷馬州當過油田工人，在肯塔基州當過煤炭工人。他對炸藥爆破這類活計特別懂行。爸爸是家裡最狂放不羈的人，別人對他的閒言碎語他通通不在乎。他是我家唯一一個生命力旺盛、敢想敢為的人。
他們都不是那種愛造反的愛爾蘭人。如果說哪個民族盛產夢想家，我想那就是愛爾蘭民族。可讓我難過的是，我認識的那些愛爾蘭人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夢想。沒有人說「夢想能讓你開闊視野」這種話。我確信是《聖經》讓他們如此低眉順眼地過日子，這是我所知他們唯一讀過的書。
我祖母是個真正了不起的人，整個人總是喜氣洋洋的，可她身上也背負著可怕的重擔。他們把這稱之為悔罪。當你感到自己做了罪惡的事情，你就要悔悟。可她沒做過什麼壞事啊，她不過是太窮罷了。（笑）
教會讓人們覺得自己有罪，快把他們壓垮了，而且說他們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要嚮往塵世間的任何東西。你死去那天就會得到你活著時沒能得到的東西。我花了三十年才擺脫這種觀念。我從前以為自己一文不值。
我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副飢腸轆轆的樣子，可我們卻不知道人們為什麼挨餓。事實就是如此。我沒法理解，直到我開始學習。
我讀書讀到六年級。我一直喜歡唱歌，可學校裡只教我們蒼白的宗教性歌曲，和我們這些喧鬧的鄉下人喜歡的藍草音樂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我們喜歡的音樂是有生命力的。
每當有人展現出一點生命力，教會就猛烈打擊他們，把他們叫作蠕蟲。在我們去的教堂常能見到一個漂亮姑娘，她每次來教堂從沒有人和她講話，因為她是舞蹈演員。她是我們合唱的領唱。我對她很著迷，總是坐在她身邊。她那麼好看，而且喜歡孩子，是和我爸爸一樣洋溢著生命力的人。可回過頭想想，不管是誰爆發出一點生命的火花、敢於夢想，總會受到眾人的排斥。教會是夢想的殘殺者。
種族仇恨是讓我們遠離夢想的另一種方式。我還記得我們采棉花時，能望到旁邊田里的黑人也在采棉花。他們是黑鬼，跟我毫無關係。這正是那些種植園主希望的事。他們對待我們真有兩手。你忙著憎惡別人，就沒時間發現自己身上的美好，以及世界上又有多少美好的東西遭到了毀滅這些事。
我不確定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忽然間我就發生了轉變。公交車抵制期間，我在蒙哥馬利見到了尊敬的馬丁·路德·金，完全被他迷住了。我從沒見過任何人像他那樣著裝，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他穿著一身白衣。他剛從獄裡出來，五六個白人跳到他背上。我腦海中立刻冒出「兩個打一個，欺負黑鬼樂」這句話。人們看到兩個白人小孩痛打一個黑人小孩時就會這麼說。我看到他們痛打尊敬的馬丁·路德·金時，只聽到心中卡嚓一聲響。
我記得在帕迪尤卡發生的一件事。有天晚上下班，我沿街走回家，附近光線昏暗。那裡是黑人區。一卡車白人男孩在街上飛馳而過。他們喊道：「嘿，黑鬼，25美分，跟我們走？」起初我感到難過憤怒，因為他們錯把我當成了黑人。接著我又想道：「如果真的是黑人女孩呢？她會怎麼想？」
我是個身材魁梧的姑娘，我把自己看成盎格魯-撒克遜人。我母親說：你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你是凱爾特人。然後我得瞭解這是什麼意思，因為我不想當黑人或印第安人或上帝才知道的什麼玩意兒。我就是想當盎格魯-撒克遜人。（笑）
我十五歲就結婚了。我們去了得克薩斯，一路打工去了底特律，然後又回到了得克薩斯。其間我懷孕了。我忘不了絕大多數幫助過我們的人，但那些拒絕幫助我們的人我同樣記得。生孩子時我們恰好在朱利葉市。我記得有個修女告訴我，除非我們付清賬單，否則我和嬰兒都不能離開醫院。我哭得昏天黑地。我下定決心，就算自己快要流血致死了，也要在深夜帶著孩子從消防通道逃出去。我的叔叔和丈夫找到了好辦法。他們假裝喝醉酒來到醫院，趁亂把我們趕了出去。（笑）
我一路打工，從蒙哥馬利來到芝加哥。我到了厄普頓，南方的窮苦白人進入芝加哥一定會經過這裡，就像西區是南方黑人進入芝加哥的必經之地一樣。我們就好像是從外國來的。南方人初來芝加哥時都顯得迷迷糊糊的，和德國、意大利、波蘭移民沒啥兩樣。要是穿著講究，我們也跟其他白人沒有區別。但他們就是不明白我們為什麼會在地鐵上迷路，為什麼搞不清地址。在南方的家鄉，我們說「某某住在路的轉彎處」或是「某某住在去老楓樹那條路的半路上」。這種指路方法在芝加哥行不通。
不管是南方白人還是黑人，北上的原因並無二致，那就是失業。我們忍饑挨餓，心懷恐懼，我們想過更好的生活。夢想就是這樣產生的。樂意跑到這裡來的南方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不論白人或黑人。要是南方有工作，我們都願意回家去。
我們聽說，在北方黑鬼們掌管了一切。來到芝加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早上黑人婦女到城北去，白人男性往城南去——女傭跟年輕經理人走相反路線。我從來沒見過不當女傭的黑人婦女。
我認識一個黑人婦女，她叫艾瑪·蒂勒，是我第二任丈夫的朋友。他要把她帶回家吃晚飯。我對他說，我才不為黑鬼下廚房呢。他說：「要是你不好好尊重我朋友，我也不會尊重你。他們那些黑人的事情我已經忍受得夠多了。」我從老家來的朋友常來我家喝得醉醺醺的，他還好幾次把他們從牢裡弄出來。我覺得自己最好要維持這個家的和諧。（笑）我最好調整一下心態。
她來吃晚餐了。我丈夫在門廳裡幫她脫下高筒橡皮套鞋。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幕。我心想：天啊，太可怕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從她身上學到一些東西，而且發現我們兩個人如此相像。她告訴我她第一次從得克薩斯州來芝加哥時就去了就業中心。這輩子別人總給她灌輸所有白人都會讀寫的想法。可她偏偏碰到一個請自己幫忙填寫就業表格的女孩。艾瑪說她當即驚呆了。那女孩不會讀也不會寫，是個白人。我家也有不會讀寫的人。就是從這件事開始，我願意認真聽她講話了。到1963年「向華盛頓進軍」遊行爆發時，我和艾瑪一同跳上火車去聲援。我發覺自己已經被帶上了某條花園小徑。過去我所聽到的都是謊言。
我從沒想過要把南方來的鄉親們組織起來。我是個挺好的白人，也不欺負黑人，可我還是不想和這些南方鄉親如此扯上關係。我不想去組織和自己境遇一樣，並想擺脫這種身份的這群人，老天啊。但後來我學會了包容這些人。我和你說，一旦我開始組織窮苦白人，我才發覺自己其實如此在乎這些南方老鄉。我為自己感到驕傲，過去我從未真正有過這種感覺，因為我從小就一直背著有罪的重擔，被教導說自己啥也不是，只是蠕蟲而已。
一開始我只是和婦女們談話。我們談論傷害到我們的事情。我從來不提黑人的事。可或早或晚她們開始說，黑鬼怎麼怎麼樣。黑鬼把福利金全領走了。我們什麼都沒有，黑鬼把好處佔盡了。我沒把她們引向論戰，而是等她們把自己的經歷和這個問題聯繫起來。窮苦的南方白人謀生不易，要下煤礦幹活，生活真的要把他們壓垮了。多數男人得了黑肺病。我們針對這些男人的宣傳進展得不順利。但在婦女這方面的工作比較成功。
關於兒童遊樂場的活動把男人和女人都聯合起來了。厄普頓是南方窮苦白人聚居區，孩子們除了在街上玩並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孩子被車撞到的不幸每個月至少發生兩次。我們舉行了模擬投票，活動在鄰里間持續了一個月。從前對投票不感興趣的人們也過來投票了。
我們一大群婦女擁到了公園管理處。他們聲稱黑人把城市弄得亂七八糟，他們把錢全花在平息黑人鬧事上去了。又是在利用那套種族主義的玩意兒。在場有個安靜的小個子鄉下女人，一天的勞作之後，她看上去甚至不如一條肥皂大，懷裡還抱著自己的寶寶。她氣極了，說：「你們的意思是，黑鬼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才鬧事，你們把錢都給了他們，沒給我們剩？要是這樣行得通，我們這幫鄉下佬也要鬧翻天讓你們見識見識！」（笑）我當時就站在那裡，我是說，天啊，換作是我肯定會張口結舌，但這個小個子女人說出了我想說的話。
因為我們的活動，厄普頓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戴利市長想必認定了我們是危險分子，否則我們組織得最好的那條街不會在城市重建中第一批遭到拆遷。這座城市把我們轟出去了。很多人不得不走。最得力的組織者不在了。
我覺得我們把自己的能量燃燒盡了。我很疲憊，講話風格也變得迂迴婉轉。我可以跟二十個人講話，但如果你錄音下來，我發誓我對那些人說的全是一樣的內容。這不是好現象。你必須倒退回去，看看自己都經歷了什麼，然後重新評估你正在做的事。
這是值得為之戰鬥的事業。我們組織過的很多人現在都在別處開展活動。有位婦女曾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現在住在佐治亞州。她工作的那座服裝廠被迫關閉時，她和其他白人婦女聯合黑人婦女，把那座廠子買了下來。這些婦女脫胎換骨了。一旦你已經站起來，一旦你知道自己在被誰壓迫，就再也不會坐以待斃。
我的心中充滿了無數夢想。我的夢想都很遠大。在電視上看到日本的農民為反對在附近修建機場而抗爭時，我覺得自己是他們中的一員。我說：「好哇！這就對了！」我關心一切種族的人們，我想跟他們交朋友。我希望世界語可以快快發展，這樣我學習之後就能和他們暢所欲言了。
我之所以有如此的希望，是因為相信既然像我這樣無知的笨人都能學到這麼多東西，別人一定也能做到。這不是什麼大秘密。可能是很小的東西，打動了你，忽然間你就發現外面的世界原來那麼大。你只是想去瞭解萬事萬物。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做到。
P.S. 「有一天，消防車來到我們的社區。一個消防員衝我們喊道：『嘿！你們閃開！』我們不是消防員的敵人，他也沒損害到我們什麼。可我們聽了不開心，問他為什麼要說『嘿！你們閃開』？要是參議員珀西的鄰居家著火了，一旁有人圍觀，他們肯定會恭敬地稱呼先生或太太。我想，我們每個人都該被稱為先生或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