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抵達
安迪·約翰遜
儘管他滿臉皺紋，但仍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
「如果保持目前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我們很快就要完蛋。最讓我惱火的是人們根本不在乎。」
最窮苦最困頓的人們來到這裡，因為他們在故土看不到什麼希望。在這些人看來，美國的街道都是金子鋪成的。他們得了芬蘭人常說的那種「美國狂熱症」。
這裡是明尼蘇達州的奧羅拉，距離埃弗萊斯約三十里。人口約2500人。這地方盛產鐵礦石。
我們正在比爾·奧加拉的家裡做客。他的妻子多蘿西端上藍莓派招待我們。在座的還有九十一歲的安東·安蒂拉，他在美國的全部生活就是在礦井下幹活。
還有安迪·約翰遜，儘管他滿臉皺紋，但仍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今年夏天我來參加奧羅拉建鎮七十五週年紀念會了，心想是不是能見到過去那些老哥們兒。結果一個也沒見著。我們1906年初來時住過的地方如今變成了地底下的大洞。」
我是在芬蘭出生的，1906年來到這裡。我父親出身佃農家庭。那兒的土壤裡都是砂石，讓他看不到未來。日俄戰爭又爆發了。他已經被列入了參軍名單，所以他以最快速度逃到了這裡。
無論是初來時還是過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父親一直是個典型的基督教徒，為人保守。我家臥室的一面牆上掛著基督的畫像，另一面牆上掛著沙皇尼古拉斯的畫像。我還記得1905年俄國和芬蘭革命的一些事。當時發生了沙皇指使的刺殺芬蘭上將事件。我們的鄰居有一把帶刺刀的來復槍。我不太明白究竟是什麼情況，但能感受到局勢的緊張。我記得他們把來復槍往地裡扎，試試它是不是鋒利。
我們搭一艘木船離開芬蘭。船由粗櫟木製成，沒有上漆，簡陋不堪。船上設有桅桿，以防蒸汽機出故障。（笑）他們大部分人住在一個大船艙裡，婦女和兒童住小船艙，空間狹小，要進舖位得靠爬。北海常有暴風雨天氣，海面上捲起甜麵包圈一樣的波浪，在船艙裡會感到劇烈的顛簸。因為暈船，大船艙裡的人都在嘔吐。母親從家裡帶來了鹹魚乾，我們一暈船就切一小條魚乾吃。
我們坐火車穿越英格蘭，然後從利物浦乘船去紐約。我們乘坐的是丘納德航運公司的盧卡尼亞號，那是一艘大船。到達紐約後，人們都來到甲板上看自由女神像。母親把我抱了起來，好讓我也看得到。埃利斯島【87】上有個醫生，拿著湯匙壓在我和同行其他人的眼睛上檢查我們有沒有病。有病的就會被遣返。
我們又坐火車旅行了好多天，其間經過了不少美麗的鄉村。好多次我都在想，我們應該停在這裡，別再往遠處走啦。（笑）我們最終來到了明尼蘇達州的紐約米爾斯，一個芬蘭人聚居區。我父親就在這裡修鐵路，他兩年前就來了。我們久別重逢，心情相當激動。來到美國就像是斗轉星移、跨越世紀。改變可真夠大的。
他們買來一大把香蕉給我們吃，這東西我以前從沒見過。結果一下子吃太多，生了病。我發誓再也不吃香蕉了。後來我果然至少十年都沒吃過。（笑）
在德盧斯【88】聯邦火車站的站台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黑人。我不明白為啥他的臉是黑色的。我想可能是因為他沒洗臉，或是其他什麼原因。我那時還不知道不同人種的區別。我記得在祖父家讀過關於非洲和傳教士的隻言片語。《聖經》和布道雜誌是我們當時唯一的讀物。這份雜誌上有一張圖，黑人們的雙手綁在一起，用鏈條拴住，旁邊有個強壯的白人男性，拿著一根馬鞭。我不喜歡這圖片裡人們的樣子。我問嬸嬸：「這些人為什麼拴著鐵鏈？」她回答說他們是奴隸，但沒解釋更多。
一旦定居下來，我家立刻買了一本《聖經》。我們沒像其他人那樣從老家帶一本過來。於是我開始閱讀《聖經》，並學習芬蘭語。我挺感興趣的，可書裡有些故事太野蠻了，讓我覺得害怕。
大約十三歲時，我和一個伐木工有所接觸，他有很多觀點都和父親不同。我開始思考一些事，我父親也是。他開始閱讀芬蘭語的《工人報》，這是一份左翼報紙。而剛開始有人讓他讀這份報紙時，他從柴火箱裡拿了根木棍，連同報紙一起扔進了火爐裡。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開始，他卻自己讀了起來，觀點發生了轉變。
我父親在米勒煤礦工作。上完工就穿著在煤礦的那身衣服回家。我母親一點也不喜歡他這樣。她不喜歡周圍的環境和陌生的人們，樹木大多遭到砍伐，到處一團糟。道路沒有好好鋪上砂礫，而是散落著鐵礦石。一下雨，這破玩意兒就濺得四處都是。
後來父親辭了這份工作，又在莫霍克找了份工作。那時我該上小學了，但家裡總是不安寧。父親不是被炒就是辭職，後來他去了亞得裡亞海煤礦。亞得裡亞海煤礦的工人中有斯洛文尼亞人、意大利人和芬蘭人，彼此說著陌生的語言，誰也聽不懂誰的話。這恰合公司的意。有些房子歸公司所有，有些則是私有的。我們剛來的時候，房子只有六尺高，靠幾根插入地裡的桿子支撐，然後再用硬紙板固定。房頂上鋪著一層瀝青。我不記得屋裡鋪有地板。
第二年夏天他們蓋了一所學校。我和妹妹開始上學了。學英語是件難事，不過你一旦開始和別的小孩玩耍，學英語的速度便快得驚人。我沒上完七年級，因為雪融化得太快了。我上學的時間一共也沒多過五個冬天。
經濟局勢時而繁榮時而衰退，我們的生活狀況也在兩極間遊走。大約從1912年起，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到1914年一戰開始，情況已經很糟糕了。我們搬到鄉下，弄到一座可以耕種的農莊。當時政府仍在發放免費土地。於是我們搬到了那個荒無人煙的地方。
父親在一個伐木營當鐵匠，母親給工頭們洗衣服賺錢。這些活計支撐我們度過了那個冬天。更大的伐木營到來後，他們買下了鐵路。我父親當過礦工，當過木匠，當過農民，當過普通勞力。要是某個人在一年中頻繁更換工作，其中必有緣由。他對自己的境遇並不滿意。他開始讀報，和人們談論資本主義和剝削，他開始覺察了什麼東西，思想發生了轉變。
我直到三十歲左右才開始關心政治。三十歲時的生活頗為艱辛，我開始表達自己的觀點。我那時有份不錯的工作，是縣政府的僱員。每天早上頭頭欽點一些人，分配給他們當日的工作。那些沒分到活兒的傢伙從我的窗戶旁經過，我們開始聊天。好吧，他們開始用手指著我，說我是個共產主義佬。
縣長把我叫進辦公室，警告我不要用那種方式發表意見。我堅持思想獨立，但這增加了我生存的難度。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不認為情況會有所改變。一旦你因為自己的政治觀點被開除了，你就自動進了煤礦企業的黑名單，就算你從沒在任何一家煤礦企業工作過。因為煤礦的主管一度當過市長。
我的美國夢？我過去住過的地方現在是地底下一個難看的大洞。洞裡注滿了水，財富卻已經從地下被攫取空了。我看它已經完全喪失了價值。另一方面，也有人住在漂亮的房子裡，牆壁粉刷一新。有工作的人以工作為生，沒工作的人只能靠領救濟過活。
我看到了人類的美好未來，或者是盡頭。
如果保持目前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我們很快就要完蛋，我們會把自己從這個星球上打飛，會將自己毒死。這取決於我們自己。最讓我惱火的是人們根本不在乎。我不知道怎麼才能觸動他們。過去四十五年我一直堅持給報紙寫信。我每月至少給一家報紙寫一封信。這是我唯一力所能及的事。
弗農·賈勒特
他是《芝加哥論壇報》的專欄作家。
「我本來不知道自己是黑人，直到我照了照鏡子。」
我是在田納西州的派瑞斯長大的。那是個不為人知的小地方，得靠介紹附近的大地方才能指明具體方位。我們那兒距離肯塔基州的默裡三十里，距離帕迪尤卡六十里，距離孟菲斯一百二十里，距離納什維爾一百一十里，距離克拉克斯維爾四十里。我們那兒正處於路易斯維爾和納什維爾的鐵路線上。
路易斯維爾和納什維爾的火車都從芝加哥開來。我家兩條街之外就是鐵道。我們總是對火車格外敏感，支稜著耳朵時刻等待它的到來。我們會說：「巴拿馬號晚點了。619號也晚點了。」火車司機拉響汽笛，人們側耳傾聽，狗則聞聲而吠。
鄉下人總在星期日下午到處溜躂。他們走到火車站看看誰來了、誰走了，或者僅僅看看開進來的火車。火車象徵著流動性，讓我們總能意識到在我們這裡之外還存在其他地方。另一個地方。你能夠去另一個地方。
小時候我們常玩一種「搖擺遊戲」，有一個汽車輪胎和一棵樹就能玩了。一個人推，一個人當「售票員」。你要報出城市名：帕迪尤卡、聖路易斯、埃文斯維爾。有人說：「我想我要從這兒下車了。」有人說：「不下，我再等等。」然後每個人都喊：「芝加哥！四十七街！」有很多布魯斯老歌都是唱這個的，比如《寶貝，晚班列車開走多久了？》《去芝加哥》《心中煩惱》。
現在我腦海中就浮現出幾個畫面。人們採摘棉花。過去我常在林子裡亂逛，在蕃薯田里幹活。一聽到火車來了，你就看到人們佇立在那裡，拿著鋤頭和耙子，就好像在對火車開過表示敬意一般。你能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一種渴望的表情。你看到人們戴著扎染的印花頭巾，穿著工裝褲，有老婦人也有年輕人。他們停下手裡的活兒，朝火車揮手，朝那些陌生人揮手，或許也在朝自己縹緲的夢想揮手。
密西西比一帶的情況有些困難，因為你必須偷偷溜走才行。我從一些在種植園幹活的人那裡聽說，這地方仍有苦役制度，火車在人們心中是十分重要的。要是你被逼得太緊，你可以離開。如果你住在這些三角洲小鎮，火車就是一種象徵，代表你可以離開這裡，重新把自己變成自由的男人或女人。
我們把家鄉視為伊利諾伊中央鐵路網的一部分。鐵路線從路易斯安那州起，一直延伸到芝加哥。那地方對芝加哥這個詞的發音甚至也變成了「赤加哥」。火車總能把你帶到某個地方。他們過去也開遊覽列車。坐上這列火車，至少你就能說自己去過哪裡哪裡了，某個「應許之地」。週末遊覽列車也去聖路易斯。聖路易斯是我們黑人稱之為「黑鬼天堂」的地方之一。小時候在文法學校，我們排著隊站著看過一部叫《哈勒姆天堂》的電影。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比爾·波強格斯·羅賓遜【89】。高中時他們又放映了這部電影。電影膠片被租出來賣給學校和教堂。你看到了哈萊姆【90】是什麼樣，就覺得即使待在底特律都應該知足。亞拉巴馬州人去了底特律城，他們在亨利·福特工廠的遭遇人們都有所耳聞。當然了，對密西西比、亞拉巴馬、部分喬治亞州和阿肯色州的人們來說，芝加哥就是我們的天堂。你懂嗎？
《芝加哥衛報》【91】是我們黑人的報紙。你可以拉住送報人瞅一眼大城市裡的黑人生活近況。即使你從沒在那兒居住過，心裡卻總是牽掛著那裡。信不信由你，連伊利諾伊州的凱羅都是他們吹噓的對象呢。
我們常常談論三十年代。那時的世界是由夢想家組成的。黑人在做夢方面尤其富有創造性，因為你不得不拿一個你認為在未來世界可能成真的夢想來敷衍自己。《甜蜜的再見，再見》就是很受歡迎的教堂歌曲之一。此外還有《我要卸下重擔》和《聖徒們在行進》。這些歌曲裡都有一種流動性。你想戴哪種冠冕？我外祖母從前是個奴隸，她過去總談論當她去「應許之地」時，頭頂的冠冕上得有多少顆星星。
我認識從前住在那裡的許多奴隸出身之人。我外祖母常找個地方一坐，給我們講他們的故事。故事不乏虛構和混淆的成分，但其中某些部分的確是真實可信的。故事講的是當時她這個奴隸小女孩的生活。她記得格蘭特將軍【92】來到田納西州的拉格蘭奇，組建了田納西軍隊。她聽到了火炮的轟鳴。她常給我們講他們對老主人玩的那套把戲。主人叫他們「住家黑鬼」。
我祖父是所謂的「農田黑鬼」，這兩個從舊時代走出來的人從前在冬季會到我家來，因為我父母覺得他倆太老了，不放心他們自己住在農場裡。兩個老人坐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講這些故事。外祖母常講的是人們聽說聯邦軍隊要來解放奴隸了。他們要展開這個大行動了。他們這些奴隸就跑到老主人那裡表示自己多麼抱歉，要是北方佬來了，他們絕不會把火腿啦、這啦、那啦交出來。然後他們就跑到後院裡，哈哈大笑。
奴隸制結束時她還是個小女孩。我祖父是個逃跑的奴隸。他是個文盲。聽說聯邦軍隊解放奴隸，他就跑了出來。他甚至連自己從哪個州來的都不知道。
有時候在星期天的教堂，人們開始唱起古老的讚美詩，這些老人就互相對視著呵呵笑。我們這些孩子不知道他們到底在笑什麼。我記起一次我們中的某個小孩鼓足勇氣問起到底有啥好笑的。他們回答：「我們不是真的在笑。你們這些年輕人永遠不會明白的。」他們為自己存活下來這個事實而笑：我們現在坐在這兒，擺脫了奴隸身份。孩子們也在這裡和我們一起。我有了一個家，我女兒當上了教師。這是我過去常聽外祖母說的話。
讓我記憶猶新的還有這些人的走路方式中蘊含的無限的尊嚴和驕傲。他們走起路來就像是一根筆直的棍子。他們也讓我那樣站立，把我整得夠嗆。我們每個人都得挺直站好。他們會走過來對你說：「你小子長大以後是不是得當個了不起的人？」他們老說：「我是等不到那天了啊。」
我來給你講講我哥哥從費斯克大學拿到碩士學位那天的情景吧。在教堂或是有偉大的黑人來我們小鎮演講的場合，我父親向來不喜歡人們到處閒晃。一撥又一撥人過來鼓動你，給你講非洲的事情，告訴你非洲是沉睡的巨人。他不喜歡聽演講的時候其他人講話，大笑或竊笑都不行。我記得父親當校長時，有的小孩因為私下講話還挨了打呢。可那天在費斯克大學的禮拜堂，了不起的黑人學者阿林·洛克博士致畢業演講辭的時候，父親卻跟我聊個沒完。
母親一直對父親示意「噓」。他卻仍然喋喋不休。她說：「快別說了，別人會以為我們是鄉下來的，沒規矩。」他還是一直在說。我抬起頭，看見他淚流滿面。他告訴我，1893年他從家裡跑出來，想「為自己創一番事業」，我哥哥正在領取學位的這座建築，父親當年參與了施工。他側過身來對我說：「這些座椅和我當年安到地板上那些舊的鐵椅子很像。過去我常在別的工友晚上回去後悄悄溜到這兒，躺在椅子上睡覺。我從沒想過自己能活到看見兒子在這座建築裡領到碩士學位這天。」你知道好笑之處是什麼嗎？他幾乎笑出了聲，就像我曾看到的其他奴隸出身的人一樣。他們其實是在慶祝「我在這裡，我還活著，還有希望」這個事實。對這些老傢伙來說，這是一個真正的奇跡。
父親曾對我說，他活了快七十九年了，這輩子聽到那些白人叫他「先生」的次數不超過四五次。我母親則被叫作「丫頭」「黑鬼」「大媽」。實際上她是個漂亮女人。
父親不想回芝加哥，他認為自己的事業在南方。我父母都是教師，他們兩個人的教齡加在一起有一百一十年。他們是那種老派而富有獻身精神的教師。我父親還是眾所周知的學校創建者。
那所學校僅和一套中等面積的城市公寓差不多大小。學校有兩三名教師，他們每月賺二十五美元。信不信由你，孩子們學的是高等數學。（笑）很瘋狂，是不是？九年級我就在學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了。我現在仍能用古英語背誦。我們一直有很多演說比賽，要是你講得精彩，發音準確，就能得到獎品。到城市之後，我的這項本事丟了不少。
這學校是我見過的最奇妙的事物之一。那是一座框架結構建築。我們有一座戶外廁所，沒有自來水。後院有個水龍頭。
五歲時，我愛做遊戲扮作羅伯特·S.阿伯特。他是《芝加哥衛報》的發行人。這份報紙在許多小城鎮都禁止發行，因為它被指有煽動性，鼓動黑人去北方。他們的夢想是以北方為中心的。
1879年發生了大規模移居，就在蒂爾登—海斯妥協事件達成兩年之後。人們大批離開南方。這些人被稱作「出南方者」。他們中一些人遭到綁架，又被帶回密西西比州和亞拉巴馬州。
二戰期間，我從五大湖區來到芝加哥。我加入海軍的原因就是想看看芝加哥。那時，這裡的黑人都在當服務員。但我寧願留在芝加哥當服務員，也不願在路易斯安那州附近的軍隊裡待著。
我這輩子全在聽人們講芝加哥。有些故事是純屬編造的。你聽到人們說：「我本來不知道自己是黑人，直到我照了照鏡子。」我到了芝加哥，有些事讓我難以置信。芝加哥有一個叫奧斯卡·德·普萊斯特的國會議員，政府裡有黑人僱員，另外還有黑人律師和黑人警察。
這意味著這是個偉大的地方，所有人都得到了平等對待。你能成為你想成為的人。沒有白人辱罵你。他們不會叫你母親「丫頭」，叫你父親「小子」。人們齊心協力。你能成就一番事業。完全是我們從小被灌輸的那套東西。黑人歷史週期間，人們給我們講哈萊姆文藝復興。我們要背誦朗斯頓·休斯【93】，克勞德·麥凱【94】的詩歌。你得起立唱《生生不息》這首歌。你歌唱自己的生活，好像現實就是如此。我從不感到絕望。
我知道的一些南方窮苦人從不真的感到徹底絕望。這種樂觀情緒基於一個事實之上，那就是這些老傢伙，不管他們是廚子、男僕、司機，甚至是一些莊稼漢，都覺得種族歧視太過荒唐可笑，因而他們斷定歧視一定不會長久存在。黑人覺得有一天上帝會顯靈，降災禍於白人。上帝「有天將要用白人對待我們的方式回過頭去對待他們自己」。你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感覺就是如果你堅持下去，不自殺，精神屹立不倒，你就能取勝。
一旦感到絕望，你就去教堂把它宣洩出來。在葬禮上你常能看到這種場景。黑人們的確彼此依戀、真誠互愛。因而葬禮上總有很多話講。你不能讓一個人就那樣死了，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人們都感到遭受了重大損失。我早已學會在所有的葬禮上哭泣，即使我不知道死去的究竟是誰。人們已經灌輸給我這樣的想法，我們失去了某樣有價值的東西。我那時還是個小男孩，坐在那兒和其他人一起哭。
有個人走了。你聽到人們說，要是有機會，他或她本來能成為這樣那樣的人。有時候，某個姐妹會彎下腰和她的老夥伴吻別。我父親去世時，母親來到殯儀館，入殮前她坐在那兒輕輕拍著父親的雙手說：「這雙手，幹過多少活兒啊……」
街對面的殯葬師是我傢俬交很好的朋友。我好多年沒見過他了。有一次我跳上飛機飛到帕迪尤卡，僅僅是為了跟他告別，好多人對此不理解。直到假期結束前最後一刻我才回到芝加哥。可我必須得去那兒，看看八十七歲的老鮑勃·伍德森。看著他，我就能想起自己的童年。就是這個人給我父母的遺體塗上防腐香料的。我們那個地方沒有互相不認識的人。大城市裡這種狀況早已消失了。
哦，我那時是個胃口很大的夢想家。我喜歡聽艾靈頓公爵【95】的爵士樂。他們讓我們一到某個時間就關掉收音機，可我們會偷偷溜進去，收聽公爵在紐約棉花俱樂部的演出。我們最終弄到一台收音機聽喬·路易斯和麥克斯·施梅林的拳擊賽。那天晚上我們甚至辦了一場禱告會，你知道我們當時的心情有多迫切了吧。馬丁·路德·金出現之前，喬·路易斯是我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我在四十年代第一次到芝加哥時，常常搭乘高架列車，讀報紙。我會查查看哪個大人物要來演講了。我會去那裡，如果能免費聽，就閒逛一會兒找個座位坐下。我走在一條條偉大的街道上。在家信裡我寫道：「我沿著南公園路散步，你能想像嗎？」或是：「星期六晚上我站在四十七街和南公園路的街角」。你在信裡淨寫這些話。或者寫我看到了這個，看到了那個之類的。人們說星期六晚上只要你在街角多站一會兒，你就能碰到老鄉。那是我們碰面和散步的地方。
我們有種感覺，那就是我們一直在前進，事情頗有進展。每次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取得了小小的勝利，我們都感到那是個重要的時刻。
在這裡你可以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過日子。晚上收音機裡傳來的不只有艾靈頓公爵在棉花俱樂部的演出，還能聽到有人說：「有請格蘭德泰利斯來的海恩斯神父和大家講話。」從人群的喧嘩聲看來，人們在那兒很自由。白人和黑人在一起。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有三十五年了吧？我的夢想還沒有完全破滅。我常常在絕望的深淵和希望的火花中搖擺不定。多年前處境糟糕的時候，我們想有一天要去北方。好，現在我們已經在北方了。我們身處那片「應許之地」。和我們沒來到這裡相比，如今「應許之地」帶給我們的希望比過去要小。我們過去常說：「現在我們受欺辱，但有一天我們會擁有選舉權。有一天我們會擁有不欺辱我們的總統和政府。有一天三K黨不能再對我們用私刑。」所有這些都實現了。但我們還沒意識到，仍有一些基本的修正有待完成。
我們的出路何在？我父母愛說：「要是我的孩子受了教育，他們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了。」可不容易看到的困境在於，我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如果我居住的社區到處是窮人，我也就沒法好好享受生活。你有沒有意識到，如今我擁有的豪華生活是當初我們為之打工的白人家庭也沒法享受到的？但和剛到這裡時相比，我更難看到多數黑人同胞的希望所在了。我看不到問題的解決之道，我過去的方法已經不靈了。工作機會不夠多。
如今，和過去相比，我看到了更多的對抗力量。南方的狀況有所不同。一些重大的改變已經發生了。我沒料想在密西西比能看到一群人對一個黑人橄欖球前衛歡呼的情景。可北方又是另一回事了。
黑人的遭遇是未來白人遭遇的極端版本。還記得人們只把吸毒問題和黑人小孩相聯繫的時候嗎？如今虔誠的白人中產階級也開始擔心他們的子女和麻醉劑扯上關係了。還記得同居法僅僅為黑人制定的時候嗎？如今同居對白人青年來說也是時髦之事。
過去的黑人聚居區有種敢於嘗試的氣氛。那裡有一種節拍，一種特定的節奏，充滿了希望。我不在乎事情多艱難。他們常常說：要是你在芝加哥成不了事，到哪裡你都成不了事。你今天可能處在低谷，但明天你可能反敗為勝。
包裝工廠在運轉，鋼廠在運轉，你還有一份兼職幫你「渡過難關」。有個人每天都在散佈希望，就是那個賣彩票的傢伙。在暴民接手之前，彩票業可以視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人人都玩彩票。你總能聽到誰誰當天中了大獎。啊，中獎了。你總聽說有人中了大獎，發了大財。（笑）
如今這成了累贅。成千上萬的人毀掉了自己的生活。他們正在服刑，好像有個高等法官宣佈說：「你被判處終身監禁於地球，這就是你的牢房。」被判終身監禁，你該怎麼辦？你玩監獄政治，你強買強賣，兜售香煙，你威逼利誘，欺負獄友。你迫使人們低頭屈膝，惟命是從。
有些人認為在這個自動化的社會裡，自己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很多白人同樣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你在電視裡看到，一按電鈕就能把人送上月球。你說：「老兄，這些人比我超前太多了。我一點兒機會也沒有了。」你看到別人掌握的語言和閱讀技巧，都是你不會的。你說：「該死的，太晚了。我本來有機會學，卻沒抓住。」你自暴自棄了。之後呢，即使你學過某些東西，你還是看不到工作機會。
有些人過得順風順水，這也讓我擔憂。我認為有些身居高位的人已經斷定了某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一戰時有種優先分配原則，而如今我們又要重蹈覆轍了。我們要保全三分之一的人，讓他們能獲得成功；也許另外約三分之一的人我們也能挽救；對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他們，不讓他們礙我們的事。我們讓他們維持現狀就行了。沒有足夠的工作給他們。我們不會重新整合社會，從而讓他們也有機會得到如今我們享受的這些好處。再過些年，混得好的黑人與混得不好的黑人之間的身份認同可能會喪失殆盡。種族主義阻止富人們團結起來。（笑）一些年前，種族主義試圖不讓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團結。現在它又在阻止社會上層人士團結。
多年前我結婚時，本沒房子可住。後來我和妻子高高興興地住上了羅伯特·泰勒之家【96】對面的房子。我去買了根長繩子。萬一發生火災，我們可以靠它爬下那些九段梯。我們當時不在乎生活條件。我們知道一切在將來都能變得美好起來。那些已經有三代男性後代都失業的家庭卻說，一切都不會美好起來了，他們怎麼辦？
有些事我們在南方從沒經歷過。在南方你總能發掘一些活計來謀生。而且食品便宜。你總能打到零工。如今你卻沒有零工可打，很多白人也在同樣的處境中，只是他們不願承認罷了。而討伐失業率的重擔他們卻要黑人來承受。有兩千六百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只有八百萬是黑人。
現在你還願意住在羅伯特·泰勒之家對面嗎？
不，我會害怕的。我不敢住在那兒，除非附近還有像我一樣的中產階級居住，我們要組建保護協會一類的組織。我嘗試過。我曾經住在恩格爾伍德，當時那裡的犯罪率位居全國三四位。我住在黑石突擊隊和信徒黨【97】大打出手的地方。那裡有些房產為中產階級所有，但在那樣的社區養育孩子實在太難了。鄰居們夜裡遛狗，在操場集合。那些狗可不是什麼小可愛，而是見你走近它家就要咬你的大傢伙。我剛搬到那裡時，還看到過黑人婦女獨自在凌晨兩點下公交車或小巴車，在夏夜裡步行三個街區回家。四五十年代早期，她們可以帶著錢包和購物袋在馬路上溜躂。現在她們可不敢這麼做了。
五十年代，芝加哥有49.2萬黑人，現在這個數字接近150萬了。多了100萬人口，他們多數是來找工作的，困在這裡，老家也回不去了，因為回去同樣一無所有。政府制定了政策，讓家庭破裂者能獲得更多的福利。於是如今的黑人窮漢子不能贏得我小時候見過的那種黑人男性的尊嚴了。你知道有首黑人聖歌叫《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沒有母親的孩子》嗎？現在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沒有父親的孩子。這可能更糟糕。
有一天，一個黑人郵遞員跟我描述了在黑人聚居區見到的一個場景。一個父親教訓孩子要離街頭小混混遠點，讓他別去威脅和搶劫商店。那孩子說：「去你媽的你以為自己是誰？你屁也不是。該死的你幹嗎要告訴我該做啥。」這男人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毫無威信可言。
我記得過去在南方場院裡幹活那些人，雖然別人不叫他們「先生」而是把他們看成「湯姆叔叔」，這些人卻受到自己孩子的尊敬。在家裡，他們代表著積極有為的人。我父親當校長的那所學校的看門人是我父親常去的那座教堂的理事。如今我們的生活中不再會有這種事了。
掃大街的老傢伙范·戴克，走路姿態很有風度。在L&N鐵路工作的沙克·威爾金斯，我記得他是怎樣把皮鞋擦得珵亮的。啊，我現在星期六還會這麼做。我是在模仿沙克·威爾金斯。他過去總買昂貴的皮鞋，湯姆·麥克昂斯牌子的，我們視之為奢侈品。乖乖！他的鞋總是很亮。他還帶我們去撿栗子。
星期天，他們的著裝打扮完美無瑕。我們把室外廁所保持得乾乾淨淨，其他人也是這麼做的。我們把糞土鏟出來，埋入深坑，再用石灰覆蓋上。
你一來到芝加哥這樣的城市，就在人群中迷失了。你不過是眾多名字中的一個而已。要是一個孩子說「去你媽」，他不會遭到任何懲罰，因為街上走來的那個老太太並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她不認識他的爸媽。你能聽到他們說：「去你媽的渾球兒，滾一邊去。」年長的人經過時，聽到的淨是這些話。有時候出於習慣我會說：「能對這些老奶奶放尊重點兒嗎，年輕人？」然後他們才有所收斂。
我記得自己有次被抓到在玩一種罵娘遊戲。這是黑人間玩的一種侮辱親屬的遊戲，一幫小孩聚在一起，攻擊你的薄弱環節：你媽媽。其實你也沒什麼真正的損失。「操你媽的」不是個好聽的暱稱，這意味著你是個狗娘養的小崽子。媽媽是跟你一輩子的永恆烙印，即使在奴隸中間也是如此。如今對這些孩子來說，這不再是個遊戲，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了。
要是我感覺良好，想要打擊一下自己的士氣，我要做的就是在一個晴朗美麗的日子開車去麥迪遜大街兜一圈，看看一夥失業的年輕人穿著古怪的衣裳想要與眾不同的樣子。他們一個個大字不識，流露出自私刻薄的神色。你看到這些孩子四處閒逛，既痛恨自己也痛恨別人。就是這種情緒讓流氓們對互相殘殺毫不在意，再殺個黑人也沒什麼。
在恩格爾伍德，我們裝過一種凸出來的窗戶。我組建過一個合作社，並嘗試著維持下去，最終還是失敗了。但那是一次很好的試驗。我們並沒有嘗試離開黑人聚居區，我們想要留在那兒。我們坐在家裡，看著電視，窗戶是敞開的。旁邊是一條小馬路。我聽到了一聲爆炸巨響。我拿起一把美泰槍，你見過這種玩具槍嗎？它們做得非常仿真，看上去就像一把強力來復槍。這是別人送我兒子的聖誕禮物。從他們賣的玩具裡你也能看出點門道。（笑）我抓起了這把槍，因為我擔心有人會破門而入。
有個沒帶武器的黑人小孩從容地在進門過道晃來晃去，剛才顯然是他跳起來打破燈泡引發了爆炸。我想他看見我板著臉拿著一把槍過來——這槍看著像個真傢伙——他得舉起手來，說：「別開槍，先生，我是鬧著玩的。」可他毫無反應，只是斜眼看著我說：「你瞎激動什麼，操你媽的狗雜種，來啊，開槍啊。」他一點也不在乎。這個陌生的孩子就這麼走了。
我們都變成了彼此不知道姓名的人。我們迷失了。我剛來這個所謂的聚居區時，這裡還保持著一種穩定性，你能相信嗎？人們不像今天這樣頻繁地搬家。人們有機會知道這條街都住了什麼人，誰畢業了，誰結婚了。所有的黑人都去同一座教堂。所有的大學生都回家過聖誕節。就餐時你得站起來講幾句。你的家人想拿你炫耀一番。
過去你有種想上大學的渴望。可如今你的渴望呢，也許是變成一個炙手可熱的籃球運動員，因為你聽說卡齊·羅塞爾在場上表現搶眼。你可能想成為O.J.辛普森，因為你在電視上看見他了。你想當一流歌手，因為你知道柯蒂斯·梅菲爾德就住在高架鐵路旁邊。要是你不考慮這些事情，你的渴望又從哪裡而來？在種族問題以外，很多東西導致了渴望的消逝。你看到很多白人不酗酒根本活不下去，他們只有依靠過量酒精麻醉自己，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牢籠裡。
這座城市不再是天堂了。它更像是避難所，而不再是希望之城。白人同樣是受害者。他們沒有權利。作為白人他們沒贏得什麼好處，那只是一種身份而已。我們必須制訂出行動策略來賦予普通人權利。過去我們一直在對自己胡扯，我們總是一邊談論理想主義，一邊人人都只為自己。我們必須換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托馬斯·博伊爾斯頓·亞當斯
他坐在皮子已經磨破的老式轉椅上，面前是一張卷蓋式書桌。從他爺爺那代留下來的座鐘上刻著雅致的羅馬數字，表針正在滴答滴答地走著。
「我仍然相信思想能拯救世界。」
「這間辦公室裡的傢俱都是我的曾曾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置辦的，是1820年的物件。卷蓋式書桌是他兒子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的，表也是他留下的。椅子最初是我的曾曾曾祖父約翰·亞當斯用的，他的第一間律師事務所開在法院街一號，那是在美國革命之前。19世紀末，全家人轉移到了國家街五十號。
我們正在他的辦公室，位於波士頓國家街61號一棟最新的商業辦公大樓。
「在《亨利·亞當斯的教育》這本書裡，我伯祖指出了亞當斯家族和國家街永不止息的戰爭。你我現在就在這條街上。（笑）我們站在這條街上，但並不屬於這條街。國家街關乎一種精神狀態，代表著社會體制。國家街到處是信託和遺囑，是資產的象徵。我家卻從來不在乎社會體制。我們總是質疑某種看法，我們相信百萬富翁的觀點不一定比只有十美元的人的觀點高明。」
我祖上是從英格蘭破敗地區來的窮苦農民。第一代亞當斯在昆西建了一座釀酒廠。他自己種小麥，釀造威士忌，發了一筆小財。他成了終身保有不動產的那群人中的一員。
不動產保有者不用為自己耕種的土地交租，原因之一是我祖上到達時，這兒有的是土地，而且很便宜。在殖民地時代，英格蘭的富人試圖買下或者免費獲得大片土地，但後來發現把莊稼種好實在太難了。他們不得不把土地賣給自由地主。這就是新英格蘭得以建立的根基。
最初的時候，由於發現了《聖經》，人們覺得只要自己能讀懂這本傳達了上帝意旨的書，就能過上完美的生活。這是種幻覺。但此種看法刺激了清教徒移民的增加，可不是什麼幻覺。
清教牧師約翰·羅賓遜說得好。在送別「五月花號」【98】的朝聖者布道中，他講道：「我懇求你們學習福音書。當你覺得自己已經找到答案，回去再細讀。你將發現自己並沒有獲得答案。那是一種永恆的幻覺，你應永遠尋覓它。」
他帶我到波士頓廣場及周邊散步，正是秋天，我們步履輕快。我們看了一眼朝聖者教堂，空蕩蕩的屋子裡沒什麼裝飾，擺放著木質長凳。「這兒不分等級。人們進來就坐下。聽布道或者討論福音書時人人平等。」我們走進國王教堂，「這是保皇派的地盤，屬於英國國教。地板上擺放著整潔的長椅，較之其他地方更顯得高貴和氣派。由此我們能推測，這就是我們進入天國的方式：按照次序，依據你錢包的大小。」（笑）
我們在薩繆爾·亞當斯的雕像前駐足。「我並不完全贊同薩繆爾這傢伙。他這人挺有趣的，可我覺得他走了極端。美國革命就是他給煽動起來的。」
我們走進閱覽室，看到古舊的圖書與和藹的人們，安寧而平靜。然而，不知什麼原因，我總想回頭張望，好像在期待瑪格麗特·富勒會忽然朝我跑來，悄悄告訴我霍桑、愛倫·坡、馬志尼，還有一些十九世紀婦女的近況。外面熟食店的醃牛肉香味飄進來，這種感覺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只剩下卡車開過古老的墓碑時發出的隆隆聲響。
我家當了很久的窮人。如果說我的家族曾經成就過什麼，我想實在是因為我們至今仍舊保持著清貧的作風。我們家從來沒有把錢投到信託基金裡。我們一代又一代總是把錢花在想花的地方。我把錢全投在反對越南戰爭上，變成了窮人，但一點也不後悔【99】。如果當初沒這麼做，我現在仍然會很有錢，但相比起來，回想起自己曾經努力阻止戰爭這件事更能讓我獲得坦然的心境。
剛記事時我住在馬薩諸塞州的林肯，一座距離波士頓二十里的小村莊，我現在仍舊住在那兒。我家有五個孩子。大人總鼓勵我們讀書。我們常陷入長久的討論，我猜說成是爭論也不為過。我父親極其熱衷閱讀，他總是談論他讀的書。我們晚餐飯桌上的談話能和你在其他地方聽到的任何高水準談話媲美。
我記得那些漫長的冬日夜晚，我們坐在熊熊燃燒著原木的火爐前，倚靠著高背沙發，好像害怕那爐火把自己吸進去似的。每年秋天，我們在房子地基周圍支起木板，在空隙中塞滿落葉。這就是我們唯一的御寒措施了。一陣猛烈的西北風能在整座房子裡呼嘯而過。我們坐在一起，每個人都在油燈下做著功課。那是房子裡唯一暖和的地方。我的臥室冷得要命。我記得自己從前一邊做功課，一邊伸出手去烤火，好讓那隻手能繼續寫字。五歲時我有個嬸嬸曾經教過我法語。她過去曾跟著她的叔叔亨利·亞當斯在法國住過。我還記得那個停戰協議，十分激動人心。一個秋天的晚上，我父母去波士頓聽克列孟梭【100】的演講，就是那個有「老虎」之稱的總統。那次演講有個了不起的議題。
什麼議題？就是說這個國家要走下坡路啦，一直都是這個議題。（笑）
我認為這個國家在二十年代遭遇到的危險，比我經過的任何時代都要嚴重。看似美國已經實現了美國夢：每一年每個人都賺到了更多的錢。大約在1918年到1924年間，一切發生了巨變。忽然間每個人都擁有小轎車了。就像是亨利·福特把我們每個人都解放了一樣。我們要做的就是造更多的汽車，建更大的房子。之後我們才意識到，隨著福特汽車而來的是灰塵、污垢、車禍，以及裝配線上無可避免的種種問題。
我們對J.P.摩根和金融界行家們言聽計從。當時的總統是卡爾文·柯立芝。狀況似乎會永遠好下去，而且會變得更好，好到無與倫比。可就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大蕭條襲來了。
我記得1930年一個夏日清晨在波士頓廣場見到的景象。看上去就像夜裡剛下過一場大雪。廣場的每一寸土地都鋪著報紙，人們晚上就睡在上面。我們猛然意識到，歐文·揚、J.P.摩根和其他天才們並沒有答案。機器匡當響了一聲就拋錨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經歷一個體制的失敗。
我從未質疑過美國夢。如果人們不去相信縹緲的烏托邦，而是堅持思考種種問題，即使找不到最正確的答案，至少也能找到某個答案。擁有了這些多種多樣的答案，我們便有機會改善社會。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讓哈佛那幫人變成一切事物的仲裁者更可怕的了。他們的主意都挺好，世界缺了他們就得徹底完蛋，但其實也存在其他智慧大腦和天才啊。哈佛那幫人想出來的很多主意都有機會寫進憲法，但並不是每一條都那麼高明。我覺得要是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拿出一兩年，做點自己從前沒做過的事，會是個好主意。
戰後我在生意圈混得不錯，但我開始對早期美國史感興趣了。我停下了活躍的商業活動，深入地投身到學習跟研究中。之後呢，彭！事情有些不對勁兒。這個國家在動用權力抑制我們，就像從前大英帝國做過的那樣。我們好像是紅制服英國兵，他們是美國佬。因為這些研究，我他媽的快被搞瘋了。我發現自己一下被丟進1965年到1966年那團亂麻當中。怎麼到這番境地的倒頗讓人費解。
有一次，一位朋友邀請我共進晚餐，另一位客人是沃爾特·李普曼【101】。討論問題的時候，李普曼用手指著我說：「你為什麼不搞政治呢？沒有人會以為你是共產黨的。」沃爾特·李普曼是個聰明人，但這次他錯了。（笑）我作為反戰候選人競選參議員時，經常有人說我是共產黨人。我還成了第五縱隊隊員。你說我是啥我就是啥。我沒覺得氣憤。我覺得挺逗的。
我仍然相信思想能拯救世界。一旦人們不再有新想法，災難就要降臨。你要做的僅僅是經常更新你的思想。我們該有的基礎性的認識就是，社會存在更好的出路。
安吉洛·羅科
他九十四歲，是個小個子男人，精力充沛，三句話不離業務。
「我相信那個德國人歌德的話：『我寧願遭受不公正對待，也不願意製造不公正。』」
他的年齡並不是問題，因為他的所有業務都是在電話裡談的。他是建築開發商。這個街區的房子都是他的工程。
他的辦公室坐落在馬薩諸塞州勞倫斯市一個中產階級下層社區。
1902年，我從卡塞塔省【102】來到美國。卡塞塔位於羅馬和那不勒斯之間，是羅馬帝國誕生的搖籃。我祖母的名字是波希厄。你知道嗎？刺殺愷撒的布魯圖斯，他老婆的名字就是這個。（笑）
1900年我來到法國里昂，在這裡待了兩年。我做工，上學，學會了法語。我想成為大人物，明白？我開始讀歷史。我瞭解到羅馬帝國的輝煌成就。我覺得自己出身於一個很不錯的民族。我們對世界的貢獻比其他民族都大。我為自己的出身感到驕傲。
我追隨姑姑的腳步來到美國。路途中我是一個人，我坐的那艘船叫「撒丁島號」。我在12月13日到達，那天恰好是我的十八歲生日。要是在意大利多待一個月，我就要被抓去當兵了。（笑）我來這兒是希望能找到工作。我想受教育。我英語學得很快，你懂嗎？我買了一本意英詞典，還有一本英意詞典。
一開始我在羅德島波塔基特的一家紡織工廠幹活。因為會說法語，我成了領班。和我一起幹活的大多是意大利人和法國人。這份工作很不錯，我每週賺九美元。後來我又在勞倫斯市找了份工作，因為我弟弟也來了，他在那裡幹活。
我賺到不少錢，寄了些回家，足夠讓母親和妹妹也過來了。
有些人是從紐約的約克維爾來的。我們在那兒幹過活。我不喜歡那地方。之後我們去了佛蒙特州的伯靈頓。我們坐船渡過尚普蘭湖，在午夜時分到達。我們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因為傢俱還沒到。（笑）我也不喜歡伯靈頓那裡的人，於是我們又搬到了佛蒙特的威努斯基。我在那裡一家毛紡工廠當織工，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工種。我學得挺快。
緬因州斯考希根的另一家毛紡公司在招人。他們想找一個精紡毛料工。我技術一流，於是成了那裡一名稱職的織工。1908年，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當選總統，我去了文索基特，那裡的織工掙錢更多。我們那時覺得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當總統，世道應該不錯。我們覺得如果共和黨取勝，會是件好事。我們是坐火車去的，在去文索基特的路上，我們在勞倫斯市稍作停留，在這裡遇到了很多朋友。他們跟我說，留在勞倫斯吧。於是我們決定留下來。
我說過，我想上學。我想平衡工作和上學這兩件事。我想當大人物，你知道的。他們辦了一所夜校。我那時二十四歲，其他學生都比我小得多。我在那裡念高中課程。我記得我們學的書，包括查爾斯·狄更斯的《聖誕頌歌》等。第二年，我就去讀日班高中課程了。
我開始學習代數和幾何。我想當機械工程師。只要是書上有的知識我都學。我們讀了很多歷史方面的東西。我學了希臘語和拉丁語。然後罷工開始了，因為罷工，我離開了學校。
我就是這場罷工的組織者。你知道罷工怎麼開始的嗎？有一群裡爾【103】來的講法語的比利時人，他們成立了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我跟他們關係不錯。我那時法語講得比現在好。（笑）他們鼓勵我組織起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意大利工人分會。意思是說，這個組織不分行業，而要各工種聯合在一起，組織一個大聯盟。紡紗工、織布工、羊毛分類工、織機修理工聯合在一起。他們播下了社會主義的種子。
當時多數意大利工人是脫離組織的，髒活累活全由他們做，明白？意大利人要想爭取到更好的工作，就得靠罷工才行。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罷工。於是他們得到了較好的工作，懂了嗎？意大利人得了個「工賊」的名聲。（笑）但我跟你說，我很為自己的先輩驕傲，也為自己的出身驕傲。意大利人加入其他工人的罷工從而擺脫這個名聲的時機已到。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你知道罷工為什麼開始嗎？馬薩諸塞州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婦女和兒童每星期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五十四個小時。而他們過去一般工作五十六個小時。每小時工資十美分，每星期就是二十美分。因此他們的工資每星期少了二十美分，明白？
罷工開始前，我召集了一次大規模會議。我向鎮上居民散發了傳單，會議現場圍了個水洩不通。走錠紡織工和羊毛分類工來參加了，所有的意大利工人團結一致地跟其他地方的工人一起站出來了。法國工人也來參加了。他們都站出來了……（笑）許多在工廠幹活的婦女也來了。報紙上把她們稱為在美國的外地人、異類。真正的美國人是建立血汗工廠的人，不給工人發工錢，只顧自己賺大錢。這些美國人是好樣的。我們這些非美國人想爭取好一點的生存條件。明白？
我那時還在學校。好，然後怎麼辦？我走出了學校，那時正是下午一點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喬·艾特發電報。他是意大利人，前一年我遇到他時，他是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一位負責人。我讓他到勞倫斯市來，我們要舉行罷工了。
他召集全體罷工者開了群眾大會，組建了各國工人委員會。這些工人來自二十四個國家，你懂？有法國人、德國人、講法語的比利時人、講法語的加拿大人、波蘭人、立陶宛人、亞美尼亞人、敘利亞人、黎巴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我們組建了一個全體工人委員會，向全球發佈援救信息。我們還有間廚房給大夥兒做吃的。我去為人們採購豌豆、通心粉等食品，廚房由我主管。
喬·艾特從紐約帶來了另一個傢伙：喬萬尼提。在這之前，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是以挑戰法律而著稱的，如果你還記得世界產業工人組織佩蒂伯恩和莫耶兩個人在愛達荷州的遭遇的話【104】。工廠主想搞臭這次罷工，尤其是這兩位領導人。要是他們遭到逮捕，被人帶走了，罷工的問題就解決了。明白？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這些領導人晚上開會的地方安放炸藥，然後指控是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所為。
伍德先生為美國羊毛公司創建了這家工廠，是他策劃了這次行動。他找一個叫彼得曼的傢伙採辦了炸藥，交給殯儀館老闆兼校董約翰·布利金，準備放在印刷工人科倫坡家，那是我們過去開會的地方，但科倫坡先生沒有接受。他只得離開，又去找鞋匠迪·普拉多，他把炸藥用報紙包起來，說：「給我修修鞋，等會兒我過來拿。」旋即他就報了警：「快點！快過來，逮捕每個人，他們要把這地方給轟了！」警察發現了炸藥，逮捕了迪·普拉多，但上帝插手這件事了。你可知發生了什麼？布利金用來包炸藥的是一張紙波士頓的報紙，上面寫著約翰·布利金本人的地址。（笑）所以他們逮捕了布利金，之後伍德也放棄了。就是想出放炸藥這餿主意的那個人。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好，罷工仍在繼續，工廠主不想和世界產業工人組織談判。他們又想出個主意。兩個領導站在演出台上對大家講話。人群靜靜地傾聽著。他們安插了一個名叫卡塔爾多的傢伙在人群中，他是從波士頓過來的，準備蓄意搞破壞。他們的計劃是，讓他證明罷工領袖煽動群眾，一個罷工工人殺了另一個罷工工人。結果呢？另一個集會召開時，一名警察殺死了一個叫安·盧皮佐的女人，然後罷工工人安吉洛·卡魯佐遭到指控。他們逮捕了喬萬提尼和莫耶，指控他們煽動謀殺。
我一生向來不喜歡暴力。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是小個子的緣故。（笑）有一次示威者多達兩三千人，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讓他們冷靜下來。其中一個罷工者帶了一把左輪手槍，他被逮捕了，被帶進工廠裡。人們想要闖進去把他救出來。我意識到如果我們闖進去，肯定會有人喪命。我對人們說，那小子已經走了，他去了警察局。我們避免了一場暴力。
這之後，我的一個朋友，一個講法語的比利時人，在罷工期間遭到了逮捕。我去警察局保釋他出獄。警察局長認出我是羅科，立即下令：「把他銬起來！銬起來！」他把我銬起來了。（笑）他指控我擾亂治安。（笑）我們去了地方法院。他要收我五十美元罰款。我沒交。我向高等法院上訴。我贏了。
罷工在持續。工廠主想到去影響那些有名望的意大利人，說服他們接受5%的加薪條件。我們徹底拒絕了這個方案。
我們去見了製造商協會的主席。我們敲定了一份協議。每週工資七美元二十五美分，而人們之前的工資是每週四美元四十美分。罷工因二十美分而起的，可最後他們給我們的要比二十美分多得多。（笑）他們要給我們賠償金，要是他們一開始就答應我們二十美分那個條件，罷工本來就不會發生了。我們大獲全勝。這對工人來講是種改善，對小鎮來講也是改善。他們有了更多的現金收入。事實上，還有商人為我們設了宴席呢。那些猶太人給我們做了很多味道鮮美的雞湯。我就是這麼喜歡上喝雞湯的。
他們仍舊關押著艾特和喬萬提尼。既然當初是我把他們請來的，我就有責任讓他們擺脫麻煩。我們獲准在勞倫斯市進行遊行。時間定在一個星期日的晚飯後。一些林恩和波士頓的無政府主義者不請自來，參加了我們的遊行。他們還帶來了標語：「不要上帝，不要主人。」這個團體的領頭人是卡羅·特雷斯卡。很多勞倫斯市市民都追隨他。（笑）警察設了二十五米警戒線阻擋遊行。特雷斯卡來到陣前，用雙手像這樣衝破了警戒線（他示意著用手分開波浪的樣子）。他把警察推到一邊，繼續遊行。（笑）
我們後來爭取到奧瑞裡神父，組織了另一場遊行。追隨上一次「不要上帝，不要主人」遊行的人同樣追隨奧瑞裡神父，這次的標語是：「為了上帝，為了國家。」（笑）
到了1912年9月，要審判兩位領導人了。卡塔爾多聲稱艾特和喬萬提尼發表了鼓動殺戮的講話，是卡魯索殺了那個女人。我則表示他們沒做這些事，他們是想看到人們團結在一起取得勝利，而不是殺戮。最終的裁定是他們無罪。之後我們舉行了慶祝活動。看，我的使命完成了。（笑）
我想重返學校。我失掉了三個月學習時間，一心撲在罷工上。學校負責人不想讓我回來，因為我和罷工這件事聯繫在一起了，而且我是個壞小子。（笑）可他們最後還是接納我了，明白了吧？我1912年從高中畢業。我開始讀大學了。我上數學課和英語課，讀了很多莎士比亞的作品和希臘羅馬史。我學習了所有尤利烏斯·愷撒、卡塔利納的著作，還有西塞羅對元老院的演講辭。他和尼克松是同一類演講者：講起話來八面玲瓏。（笑）
我一直想當一名機械工程師，所以才學了那麼多數學知識。可我後來看清了時局，認識到意大利人需要有人為他們辯護。我去念了波士頓大學法學院，表現很好，差不多以優等成績畢業，因為我熱愛學習。我畢業了，取得了律師資格。我當了十二年律師，代表各個民族的人們打官司。我成了當地最好的律師。
我變成了有錢人，那時我才三十三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還沒結婚。我本來可以聲明母親要依靠我而不參軍，但我沒這麼做。本來並沒有徵兵到我頭上，我卻主動報了名，因為我不喜歡德國皇帝那套理論：強權即真理。我不信這一套。
戰後我繼續當律師，收入很不錯。我有了一個溫馨的家，那些銀行家都跑來我家跟我喝酒。我是1922年結婚的，太太跟我是老鄉，我認識她父親。
我投資進行了第二次抵押貸款。他們買了一座房子，他們需要這筆錢，我支付了。我那時身家三十萬美元。1924年，政府著力削減意大利移民的數量。他們採用了1890年的普查數字，那時在美國的意大利人並不多。他們給了意大利人一記痛擊，明白？他們在欺詐意大利人。他們把獄中的薩科和范澤蒂虐待致死，就因為他倆是外國人、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動用了電刑。
我們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來對抗這種思想。我在意大利文報紙《進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說，意大利人為美國幹盡了髒活累活，建設起這個國家，對他們的歧視是不可理喻的忘恩負義行為。卡爾文·柯立芝那個蠢貨，他給人們提的建議是：戴破帽穿舊鞋的，都滾回煤油燈時代去。
1928年我把選票投給了胡佛。我過去是保守派。1908年的時候我也是保守派，因為我投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票。那之後我改變了主意。
我如此這般堅持到1928年。大蕭條來了，所有人都欠我錢，我卻一分也要不回來。他們拿那些抵押的房子給我，誰也沒法付錢給我。我被套牢了。我代表一個講法語的比利時人打官司。他死了，留下一座價值一千五百美元的房子。我用這筆錢付了賬單，可還是入不敷出。我本想付清的。他們判我兩年監禁。我待了十五個月就被放出來了，但他們取消了我的律師資格。我丟了職業。
我們失去了所有房產。好吧，算了。我不擔心，沒覺得難受。我接受了這個現實。我說：「這是上帝的旨意。」我該怎麼辦呢？我維持著生計，靠買賣土地賺了一點錢。
「那時我的兩個兒子已經出生了——其中一個後來當了化學家——還有一個女兒。我首先要關照的就是兒女們。」他指了指一幅照片，「那是我兒子，他去了朝鮮戰場。我另一個兒子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在塞班島打過仗。」
1933年，我賺了好多錢。而後我買了一些股票。全賠了。我翻不了身了。1938年，我想到利用我們手裡的一點錢做木材生意。我看出賣木材並不賺錢，就決心造木材。生意蒸蒸日上，然後就爆發了戰爭。（笑）他們總是為難我。
我們熬過了戰爭。我辦了家鋸木廠，生意不錯。我又成了建築商。1956年起，這個街區所有房子都是我造的。如今我還在做買賣、工作著。我還沒退休。（笑）可有一點，我領社會保險。
在我看來，這是個不錯的國家。體制完善，至少大多數時候是這樣。是管理國家的人不好。全是亨利·卡伯特·洛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這類貨色。企業的完全自由並不是一件好事。看看洛克菲勒。他怎麼變成百萬富翁的？還不是靠找這人偷一點，找那人偷一點。他沒有造出等量的價值。我們並不把這稱為高尚的行為。你知道《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獨白嗎？「忍受仕宦官吏的無恥與傲慢之人的侮慢，可否視為高尚……」（笑）我相信那個德國人歌德的話：「我寧願遭受不公正對待，也不願意製造不公正。」還有一點：我不喜歡拿破侖。他說過：「比起被吃掉，我更願意吃別人。」
我覺得幫助別人比接受幫助更好。我生來就是幫助別人的。我和大天使加百列同名，我要跟魔鬼抗衡。看吧，那就是我的先人。（笑）我保持著他們的傳統，為此我感到高興。
斯坦利·西岡
他九十歲，身材瘦小，舉止溫和文雅。他沉思著，為自己記不清往事的細節而道歉。
「我以為上學之後我能多懂一點。可我還是不懂。」
我們身處某幢整潔的兩層建築的一層，房子反映了芝加哥斯拉夫社區特色。這是個星期天的下午。他坐在寬大的安樂椅上，漫不經心地看著電視裡的職業足球比賽。
我父親是波蘭農民。那時的生活很艱辛。所以他1893年來到了美國。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麥基斯波特落腳，在一家鋼廠幹活。三年後，他存了足夠的錢把母親、姐姐和我接來。我那時六歲。我還記得那次旅行，因為一路上我都在暈船。（笑）
麥基斯波特的波蘭人不多，差不多全是德國人和愛爾蘭人。我們做工資最低的工作。（笑）波蘭人從全國各地湧到我們這裡來，和我們待在一起，直到找到別的地方安居。所以我們有了一個波蘭人社區。我們有一所宗教團體興辦的學校，建在山上。兩間教室裡裝了八個年級。除了波蘭文課本，我們還有英文課本。
我到父親的工地給他送過飯盒，才知道了他究竟做的什麼活。他那頂小帽全讓汗水浸濕了。他去世那年我十歲。母親養活不了我們，把我送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波蘭僑民孤兒院。那個波蘭人聚集區很像一座農業小鎮，居民大多是講德語的波蘭人。我們把他們叫作卡茲祖比克。我記得我們被送過去的那天正是7月4日國慶日。我在床上看著窗外燃放的煙花，一直在哭。我在那兒待了一年。他們只讓你待到十一歲。他們說：「你長大了，該自己養活自己了。」
我母親改嫁了，我回到了麥基斯波特。我繼父身體不好。他在一家鋼廠工作，體力活很繁重。醫生告訴他，若想活下去，最好去一家農場。他沒錢在此地經營農場，但在波蘭老家還有些土地，不多，只有一兩畝。於是他們決定回波蘭去。我那時將近十三歲了。我不同意回去。我挑食時總有人跟我說，在波蘭，你得從地上撿麵包屑吃。（笑）所以，當然了，他們嚇著我了。在美國沒有這種事。他們把我托付給一個嬸嬸。
十六歲那年我去了鋼廠。我很後悔走了這一步。
從波蘭來的我這個年紀的小伙子幹活都很拚命。我的工資是每星期3.5美元。白班十個小時，晚班二十小時，一星期六天。拿的是鋼廠最低的工資。工資好的崗位全讓愛爾蘭人和德國人包了。後來我也在這兒找到好活幹，純屬因為這裡的英國人、愛爾蘭人跟德國人不夠用。（笑）我母親說波蘭人在麥基斯波特很受輕視。「到芝加哥去吧！」於是我去了東芝加哥。那是1909年，年景不好，找不到工作。最後我在一家軋鋼廠找到一份活。老闆會出來挑幾個他需要的人。我們大約二十五個人在那兒等著被僱用。他就是那樣挑人的。我有個叔叔和工頭交情不錯。所以他挑中了我。
我幹的是重活，白天有兩個人負責，到了晚上就靠我一個人管。我趕不上滾軋機的速度，主管就不喜歡我了。
大約1913年或1914年，我去了這家爐子修理公司。一開始我每週賺10.5美元。我從掃地做起，最後當上了樣品部的負責人。差不多有五十萬種樣品。你不會相信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爐子。
我在他們這兒一直工作到公司關閉。一共四十二年。丹·瑞恩高速公路要穿過這塊地，他們把地皮賣了五十萬美元。我們不得不搬走。他們給了我三個月的工資。（笑）我挺走運的。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也拿到這麼多。他們拿到了想要的東西——我們的力氣。
剛到美國時，我想要一份真正的工作。我想當聰明人。二十九歲時我進了學校。一個季度後我通過了八年級考試，開始念高中，每晚上好幾個小時的課。那時我已經有三個孩子了，可我還想變聰明點。
我過去常去赫爾福利會聽講座。讓我煩惱的是，很多東西我都聽不懂。我以為上學之後我能多懂一點。可我還是不懂。我猜因為我太老了。
我曾夢想當個化學家。我就此問過一個開講座的教授。他告訴我要花六年時間。他告訴我他的眾多同學中只有兩個靠做這行過上了好生活。我覺得六年時間太長了。
有位大學教授曾經開講座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我讀過相對論的介紹，覺得挺好奇。我花了一個半小時坐在那裡聽他講課。可最糟糕的是他用的詞彙我連一半都聽不懂。我從沒弄懂過相對論。有太多我不懂的事，要是我多上幾年學，就會懂了吧。
多拉·羅森茨魏希
儘管行動不便，她還是堅持一個人住，而且頗為享受。她有兩個女兒，都已結婚，大女兒常來看望她。她今年九十四歲。
「如果你對生活有興趣，你就能活下去。」
這是洛杉磯一座整潔的單層住宅，坐落於城中一個讓人愉快的綠意盎然的角落。
「我父母有十四個孩子，我是大人堆兒裡唯一的小孩。我1885年出生在俄國靠近平斯克的一個猶太人小村莊。那時人們常常談論美國。我父親去了那兒。我兩個姐姐長大了，需要嫁妝，父親就去那裡掙錢了。就在那時，一把火把我家的房子全燒燬了，於是母親決定，我們都應該去美國。」
我能記起的全部就是，我們離開那天全村人都跟在馬車後面，高聲道著再見。我們得先到華沙趕火車。我們住在邊境上。每個人都帶著包裹，甚至連羽絨被褥都帶了，還有銅燭台、銅鍋、盤子和衣服。母親做了大袋大袋的烤黑麵包給我們在路上吃。
為了到美國，移民們會僱用旅行代理人。有傳言說一個旅行代理人把一家人帶到樹林裡，搶走了他們的全部財物。所以我母親說：「我們幹嗎還需要代理人呢？」
華沙是個大城市。馬車在鄉下一處停下，我記得有個小販在叫賣瓷器。一個腦袋從一座小樓的二層窗戶探出來。我之前從沒見過兩層的樓，也沒見過樓梯。我心想：她怎麼跑到上頭去的？我家的房子倒有個梯子通往閣樓。我還記得一件事，母親走向一面牆，擰了一個東西，水就出來了！我認為水是從牆裡出來的。牆裡怎麼能出水呢？
在邊境處，有個德國警察來到火車上，要看我們的護照。他撕了我們的護照，我們被趕下了火車，正是在俄國境內。母親意識到這是因為我們沒雇旅行代理人，他們在報復。這是他們跟警察的交易。賄賂起作用了。
母親和十個孩子流落街頭。怎麼辦？她把孩子們放在鐵軌上。我記得自己坐在鐵軌中央，心想下一輛火車開來我們都玩完了。有人看著難受，把我們接到了家裡。我母親進來說：「鐵下心來吧，孩子們。我找了個旅行代理人。要是他們殺了我們，我們也沒啥好失去的了。」
母親給我換上節日穿的衣服，告訴我別往兩邊看，直直地走我的路。她一會兒就來。我們來到了邊境。我轉過頭，看到一桿槍正對著我。是哨兵。兩個小孩和我先到了德國。我們來到一座房子裡，那是旅行代理人的地盤。我看到了一個帶著猴子的風琴藝人，我之前從沒見過這個，我還記得那支曲子，是歌劇《游吟詩人》中的《求主憐憫歌》。我現在仍然喜歡。
我們被偷運進去。他們不得不把我們一個一個帶過邊境。我的哥哥們假裝成帶著麵包進入德國的童僕。我們每個人都進去了，除了母親。夜幕降臨，母親不在身邊。想像下多恐怖吧。我們等待著。有人過橋，有人涉水。一個走私販子背著母親過來了。
我還記得坐火車的情景，火車一站不停地開往利物浦。警衛每次過來我們都心驚膽戰，覺得自己又要被轟下火車了。我們到了利物浦，船已經開走了。我們來晚了。於是我們只好上了一艘貨船，在上面待了五個星期。只有哥哥和我沒暈船。
我們到了芝加哥，父親來接我們。他給我們帶了一籃子水果。我記得自己咬了一口香蕉，都不知道需要剝皮。（笑）我母親還以為那是豬肉腸呢。（笑）她說我不該吃。父親則說那是潔淨的，猶太人可以吃。
我們弄到一所靠近鐵道的公寓，街角處有一座酒吧。我們十個孩子住在四間屋子裡。我母親之前從沒見過電爐。在俄羅斯，我們用的是磚灶。而最讓人驚奇的還得算室內廁所。
1891年，芝加哥的人行道是木板鋪成的，一些時髦的街道除外。最開心的莫過於在人行道走路時撿到硬幣。木板人行道對窮人而言是個福音。沒錢買煤的時候，你可以在夜裡去挖一塊木板回來燒。
我上學了，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對我說了些什麼，我沒聽懂。她肯定覺得我很笨，給了我一巴掌。好啊，竟然敢打多拉。我逃學了，不再回來。幸運的是因為生病，那個學期我都沒回學校。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學會了英語。
很顯然，我迷上了讀書。我還不會閱讀，但我可以看插圖。我在班上聽講，記住他們讀的東西。我只花了兩年就升到了五年級。那時我大約九歲到十歲。我遇到一些很棒的老師。
我開始對閱讀極有興趣。在我瞭解並喜愛簡·亞當斯【105】之前，一群年輕女性在猶太人聚集區內辦了一個文教團。我父親斷定她們是想宣傳基督教，讓人們改變宗教信仰。她們用糖果吸引小孩子。她們有圖書館，給人們放音樂，讓孩子們美國化起來。我父親認為她們想讓我們成為異教徒。在街上走路時我得小心翼翼地避開她們。我的其他女伴沒有我那樣虔誠的父親，她們去了那裡。我喜歡糖果，但最羨慕的還是她們出來時都帶著書。
有一天，我背著父親去了那裡，她們很歡迎我，我得到一本書。我偷偷摸摸地往那兒跑，這就是我美國化的開始。我第一次遇到了非猶太人小孩。
我十一歲時，父親開始跟我說以後要我當裁縫。母親則關心我的教育。她對我學英語的情況頗為驕傲，希望我當一名教師。這簡直是極限了。在俄羅斯，婦女是不會這麼進取的。這引發了我家的很多爭論。十二歲時我厭倦了這些爭吵，找了份卷雪茄的工作。我討厭當裁縫，寧願像哥哥那樣去捲雪茄。
頂樓上有幾張長凳，小伙子和姑娘們就在那兒幹活。幽閉的環境和煙草的味道讓我很難受。人們把這種破敗、骯髒、不透風的工作場所叫作「七葉樹」。我們有個領班，德國佬，刻薄得像個魔鬼。我們中間一旦傳來暗號：德國佬來了，就趕快正經幹活，默不作聲。他笑嘻嘻地出現了，剛剛這裡發生的事情他全知道。但不管誰得了肺結核，他總是第一個給這個人安排救濟。
卷雪茄給了我更多空餘時間，我們和男人們平等做工，領的錢一樣多。我大一點之後每星期的薪水是十五美元。好多男人掙得都沒我多。那時我們在談論1898年美西戰爭。我記得自己喊著：「西班牙見鬼去！別忘了緬因！」（笑）
我融入一群關心社會問題的來得更早的移民中間，開始聽講座。我就是這麼遇到我丈夫的。我遇到了那些關心工人運動的人。工作環境很是惡劣，我所在的美國煙草公司已經是條件最好的了。廁所和好幾百人的工作地點在同一層，而且敞著門。這就是我對雪茄工人進步聯盟產生興趣的開始。
我十六歲時，母親去世了，我就此離開了家。我和一些陌生人住在一起。而一般不管家裡房子多破敗，猶太姑娘也不興和陌生人一起住的。這是我獲得自由的關鍵一步。他們叫我無政府主義者，叫我布爾什維克，可我什麼組織也沒加入過。我對很多課程感到好奇，一次不落地聽課。我想把很多問題搞清楚。
我聽說過自由戀愛，覺得挺嚇人的。我那時大約十九歲。探尋自由在當時很時興。兩個姑娘打理好一套兩居室北向公寓，讓我和她們合住。誰聽過三個姑娘住在一起的？那是1905年。你知道人們怎麼看嗎？賣淫。我從姐姐家搬出來時，她說，我以後會生四個私生子。她為什麼說是四個？我不知道。當時竟有這麼天真無邪的三個姑娘，你真的沒法想像。
我覺得自己與任何男人都是平等的。我能像男人那樣思考。我可以自己走上人行道，不用別人攙扶。我不需要男人挽著我的胳膊或是替我開門。去劇院的時候我自己付錢。我喜歡今天年輕的女權主義者。（笑）
我們那兒卷雪茄的工人都嚮往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渴求知識化，都去聽講座，上夜校。我是唯一一個所謂的美國人，因為我懂英語。我上了六年學。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東西，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
工場幾乎有一條街那麼長，分兩個部分，一個空間小，一個空間大。我情願在小的那間幹活，那裡能裝下三四十個工人。他們選我讀書給他們聽。我那時一般每小時能卷五十根雪茄。這是我計件工作的極限了。如果我讀一個小時書，他們就捐出五十根雪茄補給我。我讀兩個小時，他們就捐給我一百根。我坐在椅子上唸書，他們一邊聽一邊幹活。我讀時事新聞，讀書，甚至也讀劇本。我來選擇要讀什麼。誰聽說過二十歲的姑娘讀《薩朗波》的？只要能打動我的故事，我就要念給別人聽。我讀托爾斯泰，什麼都讀。
他們中大多數人仍舊年輕而叛逆。如今的嬉皮士和我們那個年代的叛逆者的區別就是，我們太窮了。我們總是缺這少那，甚至食物都不夠吃。我們愛去劇院，我們愛聽音樂會。劇院門票倒不貴。在曼斯菲爾德劇院，從最平淡無奇的角色，到《培爾·金特》，我全都領教過，我永遠忘不了那場《培爾·金特》。易卜生的《群鬼》當時也在日場演出。劇場裡人滿為患，觀眾多數是移民。我看過伊莎多拉·鄧肯的舞蹈演出。我們渴求著生活中更美好的東西。
1903年到1904年有場可怕的經濟危機。發生了很多次罷工。那場秣市騷亂事件【106】，在此前大約十年或十五年吧？對我們有深刻的影響。我知道露西·帕森斯【107】。在一次罷工中我看到警察打開消防栓，企圖衝散正在進行和平抗議遊行的隊伍。
他們常常突然闖進家裡檢查書刊。啊，一直沒停過。我過去也去旁聽過那些會議，但一直沒加入。我向來不活躍。我的名字從來不曾出現在請願書或其他什麼東西上，因為我很小心。我已經美國化了。（笑）
我丈夫是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的領導人。我們沒能加入薩繆爾·龔帕斯【108】領導的美國勞工聯盟，他是做西班牙雪茄的，也就意味著他包攬了製作雪茄的全過程。他不在乎產業革命、部門工人、流水線之類的。我們僅僅是捲煙的，申請沒被接受。我也參加了那場鬥爭。
我們一到星期日就去聽免費講座。早上我們常常步行去美術大樓聽文學講座。之後我們走回家吃午飯。省一分錢是一分錢嘛。午飯後，大約兩點，我們去交響音樂廳，聽一場教育方面的講座或歷史講座。然後我們又走回家。晚飯後，我們走到市中心的共濟會聽詩朗誦。
結婚時，我二十一歲，我丈夫二十四歲。猶太女孩結婚後就不出去工作了。我婆婆覺得丟臉。鄰居會怎麼說？我說：「讓鄰居們見鬼去。」我同樣反叛宗教。我是那個年代的嬉皮士。（笑）
我丈夫討厭他的工作。我也討厭我的工作。我們想離開工場，我還想要一個家。我們都喜歡鄉村生活，於是決定去當農民。我們想有一座農莊。二十世紀初，鐵路公司希望人們去西部定居，因為這樣就有人坐火車了。花上三十二美元你就可以從芝加哥到海邊。到了1909年，到處是「去西部，年輕人，去西部」的口號。鐵路公司體育場裡辦了展覽，介紹西部的農產品。西瓜都那麼大！他們給我們講在那邊能得到的一切好處。但沒人告訴我們那裡乾旱缺雨。
南達科他州的羅斯巴德印第安人居留地向定居者開放。他們從印第安人手裡奪走了這塊地。這裡有一種彩票。我丈夫中了獎，可他不想跟他的朋友查理分開。於是我們回到了芝加哥。在火車上他們聽說蒙大拿州有廣闊無際的土地。誰來就歸誰。於是他們去了蒙大拿州的斯科比。
你可以在大草原上選一塊地——三百二十畝，誰也不會停下來問為什麼。我為了增加收入留在芝加哥，每週賺十五美元七十五美分：一枚十美元的金幣、一枚五美元的金幣，還有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硬幣。我們存下兩千美元，已經是很多錢了。
他蓋了一座大約二十二平方米的木屋。1910年8月，我跑去和他團聚了。我下了火車，看到我丈夫，他皮膚被太陽曬成了棕色，穿著一身工作服，圍著一塊紅頭巾。沒人和我說過那兒每年降水量只有兩百三十毫米（笑），而且鄉下常有草原大火。八月裡寸草不生，一片焦黃。熱得讓人頭昏目眩。我想：上帝啊，我這是到了撒哈拉沙漠。
我坐上了一輛草原大篷車。我們是在十二點出發的，晚上我們停在一條小河旁。我自告奮勇帶馬匹去飲水。我之前沒在馬旁邊待過。沒想到這裡有仙人掌，扎透了我的鞋。這兒沒有木柴，也沒有樹。我丈夫用帶來的一點木柴點了火，拿一口生銹的小鍋煮了點咖啡。他鋪開毯子，說：「今晚我們就睡這兒了。」
天氣十分晴朗，滿天星斗彷彿一伸手就能摘到似的。真美。一切都是新鮮的。我們花了兩天半到了斯科比。
鄰居們都很好。第一天早上，一個騎馬的人停在我家門口。是住在五公里外的拉森先生。「西蒙，我想請你來打穀脫粒。」我說：「我能去嗎？」他說：「來吧！給我們當廚師。」我能做魚餅凍【109】、白麵包，但給二十五個蒙大拿農民做飯實在是……（笑）
他給我說菜譜：土豆燴火腿。我沒做過這個。我問丈夫：「土豆在哪兒？」他說：「你得從地裡挖。」（笑）還要烤餅乾。我以前沒烤過餅乾。拉森先生說我做了一頓好飯。第二天清晨，一個十六歲的姑娘過來教我怎麼做鄉村風味，然後我烤熟了人生中的第一個餡餅。
我們的救星是附近三公里內的鄰居們。他們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要是沒有他們，我覺得我們真的活不下來。沃茨太太簡直和我母親一樣，也像我的顧問，我的一切。我丈夫受傷時，他們都過來幫忙。她懂民間藥方。打穀時節，人人互相幫助。
我丈夫得為生計跑東跑西的。我很孤單。我們常談論要搬到更往西的地方去。我渴望到人多的地方居住，這是為家庭著想。我想讓女兒上學。這時我已經有了第二個孩子。學校在九公里之外，我很怕女兒變成文盲。在蒙大拿的冬天裡，你怎麼送一個小女孩到那麼遠的地方上學呢？我們想變賣田產，但沒有人買。
戰爭爆發了，但我們還沒有參戰。加拿大參戰了。有一天，我正在做雜務，兩個人騎馬過來了。十五分鐘後，我丈夫過來說，我們把農田賣出去了。有個加拿大人不贊成戰爭卻要被拉去充軍了，於是他決定搬來美國。我丈夫開出了腦子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價碼：一萬六千美元。其實光是兩百五十畝土地上長著的莊稼就能賣這個價。我丈夫不懂怎麼做生意。（笑）
我們回到了芝加哥。然後在密歇根州經營了很多年度假村，但我一直不太適應。
我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回首往事，最糟糕的事情是衛生條件。嬰兒在出生第二年死掉，往往是因為喝了變質牛奶。他們稱之為暑瘟。另外還有天花、白喉、傷寒。這些病如今都被掃除了。儘管吃著有毒食品、呼吸著不好的空氣，我們卻比以前的人活得久了。兒童的死亡率也降低了。
過去的生活真是艱難、艱難、艱難。如今的日子好過多了。當年我母親看到洗衣板時，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用的。我現在卻用上了洗衣機。
我們享受著這些發明創造帶來的便利。別忘了，我還記著過去的燭光。我們剛裝煤氣燈時，只有在特別的場合才打開用。而且火苗搖曳顫抖，並不像煤油燈燒得那麼好。電燈是我們到蒙大拿州以後才有的。我還趕上了留聲機時代。小時候我有一次去找父親要一個銅板，說：「街角有個人，給你戴上耳機，你就能聽到音樂。」我挨了一頓斥責：哪有盒子能奏樂的？我從那個時代活到了電視時代、把人送上月球的時代。
我有個幼稚的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月球上沒有生命。別笑話我。我覺得月球上曾經有人，他們太聰明老練了，開始做我們現在做的這些事。首先，出現了槍支。然後是炸彈。和以往逐個殺人不一樣，炸彈可以一次殺掉成百上千人。廣島就是這樣。現在他們還發明了氫彈，而且在討論中子彈。我相信月球人發明了超極端武器來摧毀生命，讓月球變成了一顆燒燬了的星球。這是個幼稚的想法，也許吧，但我們要是繼續這麼發展下去……我不擔心。那時我已經不在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