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麥克萊恩
他是芝加哥大學榮譽退職教授。
「家庭是宇宙的核心，也是美國的核心。」
我父母是第一代加拿大移民。我父親來自新斯科捨省【110】的一個蘇格蘭大家庭，那是個窮苦的地方。他的崇高信念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詩人彭斯有言：「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他是長老會牧師，他覺得這句詩很深刻。
我父親如此熱愛美國，初來時他的蘇格蘭口音很重，但到我出生時，他已經改掉了口音。他把改掉這種口音視為美國人的責任。他瞧不起蘇格蘭口音濃重的長老會牧師。他對我成為美國人抱有大到可怕的期望，我這個長子要完成這個使命。
他告訴我必須學美式英語。他頗善言辭，但不會說地道的美國方言。他把我留在家裡自己教，直到我十歲半。他教我用美式英語寫作。沒有「展示和講述」「個性評價」這類課程。（笑）我那時還小，覺得自己挺厲害的，這語言也挺美，我有點古怪可笑，但自己沒有察覺。你拿一篇美國式演講辭，仔細地聆聽，然後綜合起來思考。我的美國化訓練明明白白地全跑到我的語言學習中來了。
我父親擅長抑揚頓挫地朗誦。他每天清晨都給我們讀《聖經》。我們跪在椅子上祈禱。每天兩次，早飯後和晚飯後，用的是偉大的詹姆士國王欽定版本。
文學對父親而言很重要：他癡迷於馬克·吐溫的散文，還有富蘭克林·羅斯福、威爾遜和惠特曼的奇怪組合。他知道這不是英式英語，而是美式英語。他忘不了威爾遜是長老會牧師的兒子。他是許多代散文作家的楷模，包括羅斯福在內。
家庭是宇宙的核心，也是美國的核心。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只有一個美國夢。我們有許多不同的美國夢。父親最大的夢想之一就是這個國家的孩子能接受很好的教育，而且最緊要的是，每個人都能受教育。
我是家裡第一個不靠雙手掙飯吃的人。「麥克萊恩」這個姓氏的意思是木匠的兒子。我家過去是做這行的。他們從前全是木匠。我父親後來不以當木匠為生了，他的姐妹們都為他自豪。他本人的確是個手藝高超的木匠。他和我一起，在1921年蓋了一座木頭小屋，現在那裡仍歸我所有。
用雙手勞動是我們最深刻也是最美好的特徵。我覺得人體最美妙的部分就是一些男人和女人的雙手。我幾乎不能把視線從他們的手上移開。我從小就受到教育，相信雙手是大腦的工具，即使只做簡單的事情。我現在用斧子的樣子看上去還是有板有眼的。我父親使用工具時動作瀟灑。是的，包括魚竿。他姿態優美地拎起四盎司重的魚竿，甩進布萊克福特河裡。看上去美極了。
大體上，我至今成功保持了一半時間在書齋裡動用腦力、一半時間回到樹林裡的生活。我保留著那座小屋，儘管我的家人都早已過世了。現在我已經退休，三分之一時間都在那兒度過。只要天氣允許，我都盡可能不走，直到十月的駝鹿季結束。
在城市裡我發現著各種各樣的美。二十分鐘之內，我就可以來到河狸和小鹿們中間。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出去散步。每星期要去鄉下三四次。我領略了我們過去未曾發現的一種美。我發覺芝加哥工業區的幾何圖案美得讓人難以置信。乘船沿卡拉麥特河溯流而上，看看這條骯髒河流兩岸的大型起重機、升降台和其他巨大的傢伙，簡直像經過了純粹的設計。就算是塞尚也拿不出更好的幾何圖案了。要是讓我來列舉世界上最美麗的情景，依照我的品位，我要說，是夜晚站在天文台上，望向堤壩另一側的漢考克大樓和希爾斯大樓所看到的景象。沒有地方比這更美了。對於美，你不能目光偏狹。
我年紀大了，試著把這些夢想融進我自己的生活中。我的小屋離冰河只有二十五公里，那裡每個月都下雪。而且芝加哥大學的教學樓是哥特式的。要是你知道哪所大學在建築上更美，我倒很願意知道。倫敦大學也好，牛津大學也罷，根本比不上。
要想成就夢想，生活得和諧，你得長壽才行。我活到這麼大歲數了，在這個國家度過一生，在家庭中接受了我所需的最好的教育，我無比感激。我沒幹過什麼偉業，但在七十五歲的我看來，我已經完成自我實現了。我本身並沒有尚未發掘的潛力。他們也許會在我一生結束之後說，我的人生不存在爭議。我有兩個孩子，我欣賞並愛著他們，盡量不干擾他們的生活。在孩子們身上我看到了父親的影子。你把球一代代傳下去了。
弗洛倫斯·斯卡拉
五十年代末期，反抗市政府拆除芝加哥西側舊居民點的抗爭就是她實際領導的。
「曾經，我認為自己的生命中會出現奇跡。我想每個人都有過這種感覺。」
那是一個多民族、多種族社區，簡·亞當斯就是在那裡建立了赫爾共濟會。那是城市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如今則是諸多機構、高速路、公共設施，以及一些舊時居民仍在堅守的地方。
她和簡·亞當斯的同事，已經八十歲高齡的傑西·賓福德一直抗爭到活動失敗的最後一刻。她們向赫爾共濟會的董事會呼籲，那些人是城市裡最尊貴的公民，來自古老而飽受尊重的家庭。「當時暴雨傾盆，我們從屋裡走出來，像打了敗仗一樣。我們看似鎮定，但都一言不發。賓福德小姐幾乎說不出話來。她心中有些東西被壓碎了。她所熟識的那個芝加哥已經滅亡了。」
曾經，我認為自己的生命中會出現奇跡。我想每個人都有過這種感覺。我覺得自己能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我是個夢想家。高中時我想當作家、記者。我個人的夢想沒有實現。
我出生在1918年。我還記得自己是個小女孩時的事情，我去上學，但不會講英語，驚慌失措的我一路跑回了家。我為母親感到羞愧。她很情緒化，常常大吵大鬧。我不想讓她再帶我去上學了。
我記得那條擁擠的街道，父親在熨衣服，母親在店裡縫縫補補，而我們都在大街上玩耍。回憶起這些日子我並不覺得留戀。那條街太糟糕了。但我喜歡夏天的傍晚，夕陽下人們回家時的情景。對我而言這是個奇妙的時刻。
我父母幹活很賣力。開裁縫店的小生意人不得不這樣。從早到晚他們都在用雙手勞作著。我父親負責熨燙、裁改衣服。母親做點修補的小活。從大清早就開始幹活，一直忙到深夜。父親一般白天熨衣服，晚上縫衣服，晚間九點關門。我們一直住在店舖後面。直到我長到十幾歲，母親才決定我該有自己的房間了。
啊，當時的鄰里環境簡直一團糟。糟糕到讓人驚訝的程度。街頭的阿飛常鬧事惹人不安。我父母很擔心，害怕孩子們捲入麻煩而丟掉小命。我們這裡的洗衣業讓一群暴徒控制了。洗衣業行業聯盟鬥爭期間，我父親很害怕。連續好多周，小店只能關門，因為罷工期間他沒處去送衣服。後來他只好背叛罷工活動，偷偷把衣服送到別的洗衣店去洗。大街上有人被殺了，我們過去都見過這場面。意大利人中有類似黑手黨大佬的角色出面協調局勢。
我父親從未參與過這些事。他游離於這些事情之外，是個孤獨者。以那時的標準看來，他真的是個很有教養的人。他讀了很多書。他熱愛戲劇。他買了好多歌劇劇本。我們現在還保存著老卡魯索的許多唱片。他還熱愛天文學。他知道月球距離地球多遠，金星距離地球又有多遠。他覺得探月工程是浪費時間浪費金錢，因為，他說，他們那些發現他早就知道了。
他唯一的夢想是去看看大峽谷。這個願望沒能實現。等到他終於有了時間，已經虛弱得不敢出去旅遊了。我從未好好跟他聊過天。他極其靦腆和孤獨。
黑人常來店裡，把衣服交給我們。他們是油漆工和木匠，都是手藝人。我父母並不嫌惡黑人。他們把黑人看作和自己一樣的移民，身處同樣尷尬的困境中，試圖在這座城市站穩腳跟。我不記得小時候有什麼種族鬥爭事件。後來我見識到了。
如今我們這個社區很小，只有五六個街區。都是公共住宅，住的大多是黑人。那些醫療中心的學生和廣告電視業的年輕人倒覺得這是城中的時髦地帶。一些意大利家庭還堅守在這裡不搬走。隨著我這一代人的成長，這地方發生了變化。我這個年紀的人想讓自己更像其他社區的人。他們舉辦大型四對舞舞會（笑），在跳舞時介紹自己的女兒，完全是模仿上流社會那一套。他們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學校唸書。我的父母則把我們送到公立學校。我的一些朋友寧願跑到其他社區約見朋友，也不願意把他們邀請到自己的社區來。我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我去過赫爾救濟會。我是在一種截然不同的、充滿尊嚴感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
我沒有什麼遺憾。我深深地相信，而且我看到了如今的一些跡象，那就是當初我們努力嘗試卻並未成功之事已經在人們身上留下了烙印。他們不再坐視不管任由事情發展了。他們記得當初那場為了拯救這個社區而進行的抗爭，其中有悲壯的成分，也有尊嚴的成分。
我不像從前那樣愛做夢了。我過去相信，在這個國家我們能得到一切所需，過上像樣的生活。如今我不再這麼看了。個人的利己主義——「我是第一位的」這種想法，正污染著我們的頭腦。這在我們的公共機構裡也不鮮見。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這個世界似乎已經難以說清了。甚至這座城市也是一樣。我看著它在日益迷失方向。我反對城市為了擴大而擴大。我們走在街上，彼此看都不看一眼。我們都是陌生人。這是個讓人難以理解的時代。
這是個我不瞭解的世界。是電腦和微波爐的時代。我永遠也不會買這些的。（笑）這些東西讓我覺得陌生。正在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它們，但我抱有質疑。他們能適應起來，因為只能這樣。老大哥就在那裡。我想他們會變成數字。我不把自己看成一個數字，可我知道自己正在變成數字。我沒有信用卡，所以要隨身帶著社會保險號碼和駕駛證。這樣很不像個美國人。無論去哪兒我都花現金。你看，我還不是個數字。
我沒法再說得清美國夢是什麼了。也許就是拾起一些我已經丟掉的東西吧。
斯特拉·諾維茨基
她曾經出現在紀錄片《工會女傭》中，是三位受訪的老婦人之一，她們回憶了自己的青春歲月，三十年代，以及勞工糾紛。
「真正投入到生活中的人總有積極的態度。」
你夢想著長大離開家。你要怎樣安頓自己？怎樣過你的生活？
我來自密歇根州馬特文一個窮苦家庭。信不信由你，我最初想當一名醫生。結果我當上了給豬看病的醫生。我們過去常殺豬，之後我會幫著把公豬切割成小塊。我也殺過雞。動物們病了，我就給它們看病。我把夾板固定在斷肢上面。在高中裡我是護士的助手。流血和血污我都不怕。我看過軀體內部什麼樣。我意識到，哎呀，我願意做這種事，而且有能力為人們治癒傷痛。高中畢業後，我甚至連去芝加哥的錢也沒有。於是我估摸著自己也許能當個護士，這是當醫生之外第二好的事啦。
那是1933年大蕭條期間。要當護士，你得有鋼筆和鉛筆，還要有舊手錶和幾套制服。你要自己支付這些東西。我一樣都沒有。所以剩下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找份工作。美國夢是那種飄在雲上的東西。而現實就在眼前。我能做什麼？我能得到什麼？
我父母都出生在南斯拉夫。他們是到這兒以後才認識的。我父親是1917年來的，為了逃避徵兵。他是家裡的八九個孩子之一。他長到一定年齡之後父親把他從家裡踢了出來：「我們糧食不夠吃了。去美國吧，那兒馬路都是金子鋪的。你能找到工作，賺大錢，當個有錢人。」
我記得發生於礦井下的悲劇。我記得那些意味著事故發生的號啕痛哭。我記得我們都跑到礦井邊。我記得那些噩夢。一些我們認識的人死了。我記得父親被解雇，母親為了讓收支平衡，找一些人來我家住宿，她也賭博、販賣私酒。
這些都是違禁的。我可憐的母親像在地獄裡幹活似的，要照管我們這些孩子，還要販酒和照顧房客。這些傢伙常在外面玩牌，還要點吃的，喝得爛醉如泥。（笑）我母親常從一個罐子裡掏錢出來。母親靠賭博和販酒攢了一千五百美元，我們用這筆錢買了一座農場。
我們的農場完全靠自己經營。霜降季節來臨，葡萄季結束了。我父親在卡拉馬祖一家生鐵鑄造廠找了份工作。他同時做兩份工。他乘車出去二十里，在鑄造廠干一天，然後回家，晚上干農場裡的活。
我們去上學，一放學，十五分鐘內我們就能到家，開始干田里的活。都是重體力勞動，男人幹的那種。高中生活很快結束了。我很聰明，我愛上學。我們的老師特別好。我們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這一點在國外出生的孩子身上尤其明顯，因為我們的父母常說：「你不是新來的移民，你不能當個傻瓜，你將來的生活肯定比我們好。」實現的方法就是受教育。高中結束後，我搭上去南黑文的便車，然後又坐上一條去芝加哥的船。
我十七歲來到這座城市。真是難以置信。對這座巨大、複雜的城市，這麼多不同種族和膚色的人們，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剛到芝加哥時，我看到黑人住在破爛小屋裡，比白人住的地方差很多。和我住在一起的人常和我講這些事。他們告訴我，種族歧視是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那時在政治上十分幼稚，只聽我父親講過一點社會主義的事情。
我父親買了一些克羅地亞語書籍。後來我讀到列寧和高爾基的書的時候，一下子就把他們認出來了。我父親是通過這些社會主義書籍教我克羅地亞語的。他告訴我，我唯一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和其他工人團結在一起。
在芝加哥，我看到排隊買麵包的隊伍，看到連同傢俱遭掃地出門的租戶，看到失業者的遊行。當時正是大蕭條時期。我找不到工作，覺得自己身上肯定有什麼問題。我的朋友說：「除非撒謊，否則你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說自己當過屠夫，終於在牲畜圍場找到一份工作。
在那之前，我到醫生家裡做家務活，每週賺四美元。洗熨衣服、做飯、陪他家嬌慣壞了的小孩說話。隔周的星期日，還有星期四下午歇班。我把一半收入都寄回家了。你能想像嗎？每星期我寄回去兩美元。我們有這種與生俱來的責任感。你長大了，離開了家，就得給家裡人幫把手。我憎恨這種觀念，每晚我都哭，因為我必須在屋裡干各式各樣的髒活累活。
在牲畜圍場，我幹的第一件事是切肉。政府從乾旱地區收購牛肉，把肉裝到罐頭裡，接濟窮人。所有的肉都經過高溫蒸煮，很燙，他們把肉倒出來，我們割生肉，把腱子肉和老肉割出去。我們一個挨一個地站在那兒，手裡拿著刀子，熱蒸汽瀰漫，沒有通風，多可怕的工作啊。
惡臭和高溫讓人受不了，常常有婦女暈倒。還好有我這個強健的鄉下姑娘，十七歲，體重72公斤，臉色紅潤，我把暈倒的女工背在身上，跑下樓梯，把她們送到休息室。我身體就這麼棒。在農場裡我曾經用一把巨大的鋸子伐倒大樹，然後把一段段原木搬起來。所以我不能理解他們說的那套胡話，什麼要逼迫婦女才能讓她們干和男人一樣的活。該死的，我們一直就這麼幹活的。（笑）
我們常談論機器的防護措施，這種防護能讓我們的手指不被切傷，我們也應該戴上拇指護套，這樣磨刀的時候也可以免受切傷了。可是，看啊，有個婦女的手指尖讓該死的香腸機切掉了。意外發生時我在場。當晚我們的小組開了會，我們中的三個婦女在那個部門裡幹活。第二天早上，我們寫好了一份傳單。我們把傳單藏在胸前帶到廠裡，張貼出來。我們提議，安裝防護措施後，我們才肯恢復工作。
婦女們終於意識到她們的四肢比工作更重要。我們罷工了。我們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我們又分發了傳單，上面寫著：看到我們團結一致的成果了吧？要是我們有一個工會，團結一致，又會怎樣？這是1933年，產業工會聯合會還未出現。
我加入了共青團。共產黨當時的行動非常重要。你可能會說到共產主義的幻滅，但我說的是當時的情況。因為冷戰、恐共和聯邦調查局，我們的集會是秘密的。我們在閣樓上開會，條件艱苦。要是鄰居發現有黑人和白人一起集會，他們會有所警覺而報告警察。我們行事非常小心。我們穿過小巷從屋後進門，當時的會議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召開。
我們討論工作條件，聽產業聯合主義、美國工人階級歷史的課程。我們閱讀德布斯【111】的著作。我們閱讀別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瞭解蘇聯。在這個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我們卻餓著肚子。在蘇聯人們至少不會挨餓。對我這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來講，看到社會的出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加入了共產黨。那是段不錯的日子。人們覺得我們是群蠢貨。我記得黨組織在約翰·裡德俱樂部舉辦過為《工廠工人報》這份當地共產主義報紙募捐的活動。我們拿到牲畜圍場的新聞，由通訊員稍加潤色就發表在報紙上。我們總有關於共產主義的文章發表。我們從不隱藏觀點。我們嘗試使用工人能理解的語言，不用浮誇的言辭，也避免激烈的爭辯。
幹活時你不能講話。你像機器一樣站在那兒。他們在監視著你。規則就是不能講話。後面有十個人眼巴巴等著你的工作崗位呢。老闆沒看著的時候，我就小聲說話。午飯時間或十五分鐘休息時，我們能在廁所裡說幾句話，這是你唯一能真正說幾句話的機會。你是跑著去吃午飯的，因為只給你半個小時，還要處理私人的雜事，你匆忙抓起吃的咬上兩口，低聲說幾句話。
有一天，一個人事主管走進廁所，看見了四周散落的《工廠工人報》，那時我剛出去。（笑）下班時，他們給我一個信封，裡面有張解雇通知書：拿上你的工資，你被解雇了。沒人告訴你理由，他們不是非得解釋不可。我不得不又去別人家裡幹活了。
就在這時，共產主義青年團把各類年輕人送到牲畜圍場、煤礦、鐵路和電力企業中去散佈產業工人聯合的主張。我在街上碰到那個年輕女人，她說：「我找到一份秘書的工作。我不想在該死的屠宰場幹活了，又臭又累。」我說：「你用什麼名字呢？」她回答：「羅斯·沃爾什。」她是猶太人，卻用了另一個姓名。她說：「拿著我的卡片，到阿莫爾去吧。」我去了那裡，上次解雇我的那個人事頭頭的助手正在那裡，她讓我明天下午開始上班，從一點到七點。
我朋友說：「咱們去美容院吧，把你的頭髮染染。」我幾個禮拜沒上班，有點曬黑了。他們把我的眉毛修細了。我是個鄉下姑娘，很少化妝。可現在我擦著胭脂，指甲修得亮亮的，穿著漂亮的條紋露背裝。我直接回到工廠，沒有人把我認出來。（笑）換了不同的名字，做的是同一份工作。
猜猜看發生了什麼事？我在那兒工作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時，有個女領班朝我走過來。她是個克羅地亞女孩。她戳戳我，用克羅地亞語說：「不用出聲，幹你的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她在暗中給我透露消息。你能想像嗎？我覺得她是支持工人聯盟的。那感覺真美妙。
激動人心的事件有很多。產業工業聯合會建立起來了。然後是麥卡錫時期。絕望和幻滅的時代。斯大林遭到揭露。我一直堅信社會主義，所以這真的讓我煩惱不堪。就像一個你不願意相信的噩夢。這是你過去那些年裡一直信奉的事業、為之獻身的事業。
我徹底震驚了。我沒法相信我們在所謂資本主義報紙上讀到的關於蘇聯的那些事。但他們說的是真的。怎麼說得通呢？接著又發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不是個能弄懂所有理論的人，看不出措辭中的微妙之處。說到底，我是個什麼人呢？我整天幹活罷了。從前我信任通曉理論的人。可現在我開始懷疑了。
一個朋友的姑姑從莫斯科來到這裡。她講了很多蘇聯有多好多好的話。我就問了她一個問題：「給我們講講你們那兒典型的一天吧。」她開始描述在一天裡她要做什麼。我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假想我是個工程師，或者別的什麼角色，每天還是要做這些破爛事，一個個排隊買麵包、買肉、做飯、和好多人共用廚房？我確實覺得和過去相比是有進步的，但放在五十年裡面看，進步並不大。
如今我保持著樂觀的態度。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女性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隨著婦女運動的開展，很多人在覺醒。哦，是啊，我挺樂觀。我覺得悲觀是惰性的產物。
一些和我同時代的人現在很悲觀，因為他們太富裕了。他們賺了很多錢。他們關心別人，但缺乏實際行動。他們僅僅是在發牢騷。真正投入到生活中的人總有積極的態度。人民沒有滅亡。如果想成長，一個人必須投入到自身之外的事情中去。不要閉目塞聽，要花一切時間學習。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那群六十年代的年輕人。我從他們身上實在學到了太多東西，真是了不起啊。
我覺得自己重又變成一個年輕女孩了。（笑）
裡奧·鄧肯
他是新英格蘭【112】的一位歷史學家。
「在尚未實現的時候，美國夢總是對你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出身統治階級家庭。成長過程中我總覺得這世界一切都好，而且我要為世界貢獻一份力量。一切都運轉良好，只有某些小地方需要改進。
我父親是一家農業綜合經營公司的經理，這家公司在世界的很多地區都有業務，是一家跨國企業。他負責的地區如今有一家分公司。他是個典型的商人。
我曾跟隨父親到南美洲旅行，當時公司在那邊主要的業務在於甘蔗園。我有機會走進那裡的鄉村。那是我第一次把事情聯繫起來，開始意識到這些黑皮膚的傢伙在38℃的炎熱中勞作，為了賺每天6先令【113】，而在某些意義上說，是為了支付我的大學學費和我使用的其他好東西。我開始有些困惑。大學畢業時我獲得了一種不同的世界觀。那是1960年的事。
我相信自己八九歲或十歲時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種局面的產生，那時我是我們那兒唯一坐高級轎車上學的孩子。我恨透了這種不同。最終我和司機做了個約定，放學後他在兩個街區外等我，這樣別人就不會覺得我在擺闊炫耀了。我覺得任何讓自己顯眼的東西都是可怕的。這讓我對各種和財富相關的標誌感到厭惡，我從來沒有愛好過遊艇、高級轎車這類東西。
我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特權階級美國人。我祖父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來美國的。我很少聽他們談論美國。我們是歐洲化的家庭。二十歲時我已經看過世界的很多地方，之後我對旅行就沒什麼興趣了，國內旅行倒還好。
我父親眼中的國家只有他那個圈子裡的人，都是跟他一起長大的那些有錢的特權階級白人。他在英格蘭和愛爾蘭有很多親戚，我們曾經旅行去看望他們。我父母對身為美國人這點並沒有切身的感觸。在成長中我也覺得自己不太像美國人。
在我生命的最初八年中，我從沒見過比比肯山【114】更高的地方。這就是我瞭解的美國。後來我重回波士頓，在從前住過的那一帶散步，我仍舊覺得那裡就是世界的中心。
我去上格羅頓學校，這是位於馬薩諸塞州的一所預備學校。在格羅頓的四年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歲月。在大城市中，學校裡多是工人階級子女和中產階級教師，教師總覺得跟學生之間有隔閡。寄宿學校的情況正好相反。學生全屬於上層階級，教師都是中產階級，他們多數靠半工半讀念完大學。在這樣的學校教書很不容易。他們工作得非常努力。
他們都是好人。他們大多毫不掩飾對學生某些行為的反感。他們會對我這樣的孩子談起他們對看到的浪費行為的看法。我記得一個老師提到過他見到一個宿舍裡的男孩把褲子扔進垃圾桶時的不滿。那是條新褲子，剛從盒子裡拿出來的。那孩子說：「我只想要這套衣服的上衣。」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從前不喜歡浪費、不喜歡必需品之外的奢華的想法原來是正確的。這是我第一次思考階級問題。
惠靈頓公爵【115】說過滑鐵盧戰役其實是在伊頓公學的球場上贏得的對吧？從很多方面看來，這些精英學校是統治階級的第一個訓練場。校董會議是在銀行開的，他們每年來一次學校，然後就不再上心了。學校裡全是男生，當然了，以後他們保證能成為股票經紀人、銀行家之類的人物。
我父親心中的楷模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創造財富，第二代鞏固財富，第三代進行我稱之為寄生資本家的活動：進入政府部門，當基金會主席。他們不必操心怎樣具體保管錢財。他們可以向外延伸。我父親希望我成為這樣的第三代。父親願意讓我當律師，成為某些像六十年代的林賽市長那樣處於上升期的年輕特權階級白人政客的學徒。之後再當上助理國務卿之類的職務，進入政壇。
在尚未實現的時候，美國夢總是對你有更大的影響力。而在還沒實現美國夢的那些人的成長過程中，總有人告訴他們，要是你工作勤奮、賣力，就能得到彩虹盡頭那一罐金子。可當你已經拿到那罐金子，這個夢就失去感召力了。事實上，如果有我那種想擺脫豪車等物質附屬品的經歷，你就不會再去追求任何物質方面的東西了。你需要以另外的方式賦予人生意義。在一切制度都遭到質疑的的六十年代，這個道理尤其適用。
我父親不得不接受了我成了作家的事實，可他的表現是：為什麼你不給《紐約時報》寫東西呢？他的夢是那種貴族改良派的夢，是這個國家在本世紀初就形成的強大傳統：泰迪·羅斯福的類型，好的政府，行政廉潔，使現有機構按照預想的方式運轉。他們是好人。但這不是我嚮往的。對我而言，美國夢就是改造社會的夢。
我羨慕那些政治夢想受到父母引導的人。我有幾個朋友是所謂的「紅尿布嬰孩【116】」。對那些社會主義者的構想，我不得不靠自己一點一點拼湊起來。這並不是我從小就知道的東西。好笑的是，如果是靠自己拼湊起來的，這種渴望就會更強烈。我知道許多「紅尿布嬰孩」後來離開這個陣營去當企業經理了。（笑）可我還是羨慕這些在宗教般的政治夢想中長大的傢伙。要是你能夠回到過去，選擇在美國歷史上的某個特殊時刻出生，我會選擇三十年代。
拉斐爾·羅薩
他在曼哈頓一家常有戲劇圈人士下榻的酒店當侍者。他永遠面帶微笑，盡量使人愉快，反應機敏。他在家裡十兄弟中排行老九，這一年十九歲。
「不要一個人走夜路。別喝太多酒。你得時刻保持清醒。有人說，不要猶豫不前。可在現實中，你需要適當的猶豫。」
「我父母生在波多黎各。他們來這裡已經整整十七年了。我父親也在這家酒店幹活，是個勤雜工。我父母在家裡講西班牙語。我就出生在紐約，所以我去上學之後西班牙語變差了。我現在總覺得，當初該把兩種語言都抓住。如今有講西班牙語的人過來跟我搭話，我總是結結巴巴的。我讀書只讀到高中二年級。」
我的美國夢就是要成名。比如當大公司的大老闆，輕輕鬆鬆地靠在椅背上收錢。啊，我會好好對待員工的，付給他們高薪，不怎麼加班，不像多數老闆那樣，喜歡冷不丁地解雇別人。
我真想有一輛帶司機的豪華轎車，裡面一邊有冰箱，一邊有彩色電視。哦，對了，還要有姑娘們。這樣我就不用早八點來晚八點走了。也許未來有天我能發明點什麼，變成百萬富翁。目前我很希望當上空軍的領航員。
在紐約騎著自行車，我看到各式各樣相貌好看、衣著時髦的人，他們坐著高級轎車，看上去跟普通人沒有兩樣。我想既然他們可以，為什麼我做不到？為什麼我就不能走出去，坐上車讓司機載我一程呢？我還沒做成大事，但我仍在努力。
我長大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殘酷的叢林，你最好能抓住一根籐條。於是我抓住了一根籐條，著陸到這兒了。（笑）城市生活真是艱難，你找不到工作。我希望上電視，當當新聞記者什麼的。
我的朋友們總在談論要有輛漂亮汽車，轎車或大型車都行，車裡要有高級內飾，有折疊床，滿地地毯，車壁有護牆板。輪胎很大，車側伸出幾個消音器，車子能開很高的速度。他們常到這條高速路上來，在平坦的道路上賽車。真讓人難以置信。我不知道這些傢伙怎麼做到的。只是單調的賽車而已。
我想當出租車司機。我覺得這是份刺激的工作，整天在外面開來開去。我那時有種開車狂熱症。現在我常常夢想著自己可以飛，不停地上升，直到最上面。但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上去，除非我發明點什麼？反重力腰帶之類的。做這種玩意兒得花一大筆錢。我現在會修自行車，只用一個輪子也能騎，但我覺得這樣不能去太遠的地方。我真想騎著摩托車去探索廣闊世界。
我常常站在大街上，東張西望，仔細打量走過的漂亮女人。我喜歡她們的穿著打扮、走路和講話的方式。那些女人真應該喜歡我。我不知道這個夢怎麼才能成真，但早晚能以某種方法實現。
我哥哥在郵局工作，賺錢很多。我另一個哥哥在一家工廠上班，只要加班加點，薪水也很好。我們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盡力向上爬。嘗試看看自己能否弄到一間修理輪胎的店舖，或是一家食品雜貨店。只要位置對了，我們就能有所提升。
我很想投資一些真正的大買賣，比如嬰兒食品。人們永遠離不開嬰兒食品。汽車也一樣。只要我們離不開人，就離不開汽車。我可以投資輪胎。有輪胎的地方就有汽車。我猜我在這上面能獲得巨大的成功。
如今的人們都把想法藏在心裡，不讓感情外露。他們害怕失去人們的尊敬，十分孤傲冷漠。我卻對別人敞開心扉，好像有個情緒的旋鈕似的。我是那種和任何人都相處得來的傢伙。我是波多黎各人，又有黑人的膚色，所以兩個圈子都能融入進去。好幾次有白人追著我跑，但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
最近暴力活動很多，人們上街前都要三思而行。有一次我在南布朗克斯街被人襲擊了。我走在昏暗的街上，三個傢伙跳出來，一個人攔住我要煙，我給他拿煙的時候，另外兩個人從後面抓住了我。他們開始揍我，掏走我身上的錢，把我扔在地上，跑走了。我好了以後就開始謹慎了。遭搶劫之前，什麼路我都敢走。如今我寧願繞道也不會直穿某條暗街，不管這要多花費我多長時間。如果有不認識的人叫我，我就繼續走，不理會。我會回頭看看，然後接著走路。
我建議，不要一個人走夜路。走路時要帶根棍子防身。別喝太多酒，這會讓你反應遲鈍。你得時刻保持清醒。有人說，不要猶豫不前。可在現實中，你需要適當的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