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羅賓森
她是一位好萊塢前電影製片人的女兒。
「如果不做夢，我們要靠什麼抵禦現實？要是我不相信會有快樂結局，我堅持不到現在。我想，每個人都是如此。」
我是在好萊塢長大的，這是唯一能確定的現實。我母親的女傭多蘿西讓我第一次發覺自己有魅力，她常叫我「美人兒」。她是個黑人，那時被稱為有色人種。當我看到母親（或出於等級觀念由母親的秘書）面試女傭或廚師時，我會聯想起電影中的女傭或廚師。
我以前不愛上學。我更喜歡跟著父親去上班。我喜歡跟著他，因為有權勢的人總不像是在工作。他有四五個秘書，全都美艷動人。我心想：有漂亮的秘書多好啊。我想她們肯定擅長音樂節拍。我能想像出她們跳著踢踏舞給父親送信的樣子，但我從沒在現實中見過這種場景。
在我看來，電影公司的頭頭掌控著所有人的生活，就跟當校長似的。他是那種你害怕的人，洞悉一切，知道你的所思所想，知道你想去哪兒，知道你什麼時候以時速八十公里的速度開車趕往電影拍攝場地，知道你沒及時趕到攝影棚。演員會挨一頓臭罵，十足的家長式統治作風，帶有封建時代色彩。這種舊式體制旨在讓人們一直演下去：讓我們裝扮起來吧，讓我們以假亂真吧。
首先，你邀請到某個演員，把他當成另外一個人的化身。接著，你就用對付小孩子那套來對待他們，只讓他們維持基本的認知水平，然後天真地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在攝影棚，片場醫生會對他們說：「哦，你身體沒什麼毛病，親愛的。把這個吞下去就行了。」這些能左右我們夢想的明星彷彿是童話中的仙女或精靈，可他們卻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我還記得那時我和兄弟姐妹們玩的遊戲。我們玩拍電影，就和別的孩子玩牛仔或印第安人遊戲一樣。我們又是哭又是笑，銀幕上的角色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我們有精心製作的戲服和佈景。我們把娃娃泡到水裡淹死，反正什麼都干。不同的是，如果沒弄好，我們就重來一次，直到滿意為止。我們甚至在過家家的時候加入了工作樣片之類的概念。要是一個公主慘遭殺害，她會一次又一次地被殺。沒關係的。她能再活過來。沒有人會死。沒有人長大。這就是我們眼中的現實。
我那時能感覺到，外面的世界裡存在吃不飽飯的可憐人。但他們穿著色彩艷麗的乞丐服，在街上來來回回載歌載舞。母親並不喜歡我們到家裡用人住的地方去。
我母親出身於上等猶太移民家庭。她家在大蕭條中輸了個片甲不留。我父親盡他所能，想讓我母親重回她父親曾在沙皇宮廷體驗過的奢華生活。至於她的父親是否真的在沙皇宮廷待過，其實並不重要。我父親想讓母親過時髦氣派的生活。但她總嫌不夠好，永遠不夠好。她當不了波士頓貴族。
從猶太人聚居區來的俄裔猶太移民，進入了好萊塢：這地方光怪陸離，既是熱帶叢林天堂，也有可以放牧的荒漠。這個神奇的地方與他們經歷的或聽說過的現實沒有一絲關係，他們決定自己創造出一套東方貴族理念。我指的是那種他們不可能受邀拜訪的東方貴族家庭。結果，當然了，他們做過頭了。那種貴族家庭甚至是連他們的父母都永遠沒法涉足的公爵宅邸。高德溫、薩茲尼克、祖科、拉斯基、華納，這些好萊塢大佬都是猶太人。好萊塢這個美國夢是猶太人製造出來的。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猶太人對美國的復仇。它把迴避了性和終極滿足的清教倫理觀與巴洛克式的壯麗輝煌結合起來了。俄裔猶太人發明了皆大歡喜式結局，就是想讓美國人陷入瘋狂。
多了不起的主意啊。把他們扔回過去住過的小鎮，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讓人發狂？看看現在這裡多快樂吧。對比一下真實存在的小鎮和米高梅電影公司攝影棚裡的小鎮，真是一點相似度都沒有。
電影裡那條街叫作榆樹大街。綠意盎然，光潔明亮，環繞著草坪和樹木。這是美國中部的某座小鎮。白色的籬笆圍繞著房子，房子有寬大的門廊。人們已經在這裡居住了三四代。他們生活在本世紀初，還沒學會對彼此大聲叫嚷。男孩女孩奔向彼此的懷抱。其他人都在歌唱。晚餐時每個人坐在那裡，凝視對方的眼睛，每個人看上去都棒極了。沒有人生病。沒有人生別人的氣。那麼的簡單。完全是我描述的這樣。
瑪麗姨媽有點瘋瘋癲癲，她和我們住在一起是因為她愛我們。她還沒瘋到有天想要勒死我們中間某個人或是變成個酒鬼的地步。她僅僅想和我們住在一起，照顧我們。父親可以是劉易斯·斯通【66】。他有時犯點脾氣。母親肯定是斯普林·白靈頓【67】，她腦袋不靈，卻從不耳聾。她認真傾聽你的每一句話，然後擁抱你，帶著輕柔甜蜜的氣息。女兒是朱迪·嘉蘭【68】，她信任埃姆姨媽【69】。兒子是羅伯特·沃克【70】，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未來將醉酒而死。愛情和婚姻都是純真柔和的。沒有性愛什麼事。
我夢想著變成金髮姑娘，有高挑的身材，會隱身術。我喜愛那些有男孩們奔向大海的情節的電影。我想當那種講話精練、冷靜從容、身材魁梧的雅利安男人。這完全是某個易怒、焦慮，有雜色頭髮的猶太女孩的反面。
我想當這樣一個傢伙，事情稍有不順就拂袖而去，責任義務統統甩手不管。美國夢意味著快樂的結局，避免責任和承諾。如果一件事快樂地結束了，你明天就不用再擔心了。
電影明星是外貌無可挑剔的男人女人，他們坐在天台上的玻璃桌子前吃早餐，周圍一隻蚊子也沒有。電影裡沒人去廁所。因而我一直覺得電影明星是不用去廁所的。我心想，當個普通人太糟糕啦。電影明星從來看上去光彩照人，他們從不嘔吐，從不生病，如果生病也只是稍稍出一點汗，讓臉頰有些光澤而已。他們不長粉刺。女人們也從來不痛經。我經歷的性生活和看過的電影沒有一點相似的地方。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認為美國人之所以對性如此瘋狂，就是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在演戲。我們不知道怎樣訴諸感情。我們只知道在電影裡是什麼樣的。我們知道電影裡壞蛋不可能取勝。因此我們絕不會過分投入某項事業。好人不管怎樣總會贏的。真是絕妙的政治武器。
好萊塢電影表現的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現實中的越南戰爭有所不同。電影裡的戰爭還不錯。當然也有不好的事情，但你能看到關於士兵的音樂劇和喜劇。女孩們的夢想是嫁給穿軍裝的人。我相信這一套東西。儘管我見識過怎麼拍電影，卻仍然深信不疑。
記得有一次，一個木匠路過我家門口，我對父親說，他長得像羅伊·羅傑斯，給他試試鏡吧。父親真這麼做了。可這傢伙完全不會演戲。我們經常讓各種人試鏡，想看看他們能是塊什麼材料。在教室上課時，我把自己假想成製片人，坐在那兒考慮這個孩子能演誰，那個孩子能演誰。曾經，我盯著班裡的羅伯特·雷福德【71】，想像著他長大後變成電影明星的樣子。四年級的時候，你總把活人看成財產。我們的生活中處處是這種事。
我討厭別人說我聰明。聰明和漂亮、誘人是矛盾的。我想成為男孩們一拍即合的那種姑娘。我想成為那種金髮尤物。他們就是這麼稱呼姑娘們的——尤物。修長的尤物，苗條的尤物。總之是你能展開攻勢的類型。
我想當朗達·弗萊明或者拉娜·特納。我拒絕觀看她們生活表象之下的內情。甚至她們自己也看不到。人們小心翼翼地不讓她們看到。老天爺啊，看看她們的生活吧。早上五點四十起床，還沒清醒過來就得搭豪華轎車趕往片場，由專人在身體和臉上擺弄一氣。記住，她們剛來的時候都非常年輕。試著想像一下吧，你所有醒著的時間都被各種安排佔滿了。她們變成了機器。難怪有些內心敏感的演員發瘋了或者自殺了。
電影公司大權在握，會組織影迷俱樂部。俱樂部頭頭的工資由明星本人支付。明星自己也常常不知道錢究竟跑哪兒去了，給了誰，為了啥。整個過程都有人操控。名聲是操控而來的。明星的地位是操控而來的。多年過去了，這番光景還是讓我很驚訝。
這個國家還留有我對謝麗-尼德蘭酒店【72】的回憶，就因為這個名字，我還以為這家酒店歸我父親所有呢【73】，我以為他們把名字拼錯了而已。另外我還記得「泵房」餐廳【74】。我們乘坐「超級領袖」號列車橫跨全國，住在火車上帶起居室和雙床臥室的套房中。抵達芝加哥以後行李被轉送到東方大使酒店，我們就在那兒過夜。我們在餐廳右側第一張桌和隨筆專欄作家共進午餐。打消沒人請吃午飯是件清淨好事的念頭吧，這意味著權力已從你手裡溜走了。然後我們登上了「20世紀號」列車，我以為是扎納克【75】所有的，我不明白為什麼父親要乘坐這趟列車。
我想當然地以為好萊塢擁有一切，從未想過世上還有其他生意。我以為一切都是為了維持電影業的發展而設計的。好萊塢人扮演老闆，但他們不是。真正掌握財權的人是東部的股東。他們每次到來就像烏鴉飛過一樣。我們怕死了他們。好萊塢長大的小孩能用直覺感覺到，東部意味著麻煩。
他們一旦到來，我們會舉辦更多正式的晚宴。人人保持警覺。而且要僱用額外的幫手。他們頭戴禮帽，身著深色細條紋西裝。他們是另一類人，你很難取悅他們。他們現實而冷酷。我們害怕東部人，害怕他們拿走我們的玩具。
麥卡錫統治期間，有些過去和我們一起玩的小孩忽然不見了。有些人陷入沉默，有些人則消失了。實際上，我不記得自己想念過這些小孩。但我確實記得事後對他們有一種憤恨情緒。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記得跟他們一起參加聚會的情景。我們這些小孩不把對方當成獨立的個體，而是對彼此的父母是誰更感興趣。
我們知道玩伴的父母在業界的份量。一個小孩是否受歡迎完全取決於他的父母是誰。你想跟某個小孩當朋友，因為這樣做對父母的事業有好處。回家後父母可能問你：他們知道你是誰嗎？人們愛說這種話，這些可惡的話。他們知道你是誰嗎？你是誰完全取決於你父親是誰。
我和某個女孩玩塔牌遊戲時有種「最好讓她贏」的感覺，因為她父親更有權勢。她父親手握權力，所以我覺得輸牌更好。勝負遊戲對我而言不算什麼。我是配角。好萊塢是真正的複雜社會。父母沒教我們這麼做，都是從電影裡偶然學來的。電影裡的孩子們都這樣奴性十足，他們知道哪邊麵包抹了蜜。
小時候我覺得自己看過最棒的電影是《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差不多跟《綠野仙蹤》《亂世佳人》一樣好。如果現實中有任何東西與這兩部片子不符，那它就根本不存在。任何人物、任何夢想、你親身經歷的一切都能在裡面找到原型。除此之外，生活裡再沒有其他需要你瞭解的事了。這兩部電影編造了最初的神話。
父母賣掉房子以後，我只能想到郝思嘉。當我去賽克斯公司賣衣服時，我拿出賬本，舉起小小的拳頭說：「上帝為證，我再也不要受窮了。」我真的這樣想：要是郝思嘉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我畢生都渴望擁有白瑞德那樣的勇氣，好對快把我逼瘋的那些人說：「坦白說，親愛的，我他媽的一點兒都不在乎。」
從前給過我最大影響的東西已然煙消雲散。忘記那個迷人而超現實的地方其實是很容易的。奧茲國並非由美工師設計，而僅僅是東部來的人第一次見到的加州的複製品。某個清晨，多蘿西對奧茲國的第一印象就和我後來每次從東部回到加州時的感覺一模一樣。那種色彩真的無與倫比。你能想像人們第一次看到這種景象的反應嗎？彩色影片只不過是加州現實的翻版罷了。天啊，在這樣一片土地上，你怎敢不快樂？可這番景像已經蕩然無存了。對我來說那些逼真和迷人的東西並非來自電影，而是來自這片土地本身。如今一切都經過電腦計算，已經完全毀掉了。
這個國家的其他部分都帶著深褐色調，比如堪薩斯州。我對美國其他地方的印象都來自電影。大學校園總是一片綠色的海洋，教學樓爬滿了常青籐。還有啦啦隊、足球隊什麼的。這就是你在電影裡看到的。我想，對在加州長大的孩子來說，電影引起了更嚴重的困擾，因為和別處的孩子相比他們沒見過這個國家的其他部分。電影是我認識世間萬物的教科書。要是現實和電影不符，我就把它改造成電影裡的樣子。
走進一所大學校園，我只會看到啦啦隊隊長和金髮女孩。來到紐約，我就想探訪電影裡看到的有野孩子玩耍的貧民窟。如果去芝加哥，我想見識見識群架和黑幫。
成為作家之後，我的幻覺消失了，我不得不審視現實。這一切不是從精神科醫生那兒學來的。美國夢是實實在在的金錢夢啊。因為要撫養兩個孩子，我領悟到這一點，實在是可怕。
我記得，那天我正躺在山上美麗城堡裡自己的床上。窗外是一片角豆樹蔭，樹上開著紫色的花，一片陽光燦爛。丈夫打電話過來告訴我肯尼迪總統遭槍擊身亡了。我眼前浮現出《雙城記》中的場景。我想：他們要鬧個天崩地裂了。
「他們」指誰？
他們是國家，是人民。是我在電影新聞短片《時代在行進》裡看到的人群。我從來不把人民當成個體看待，而是把他們看作人群，看作臨時演員。那些臨時演員會該死地發瘋，把這鬼地方撕爛。這些全是電影裡的情節。
他們拍了一部講肯尼迪遇刺的電影。然後在電視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和每個美國人一樣，我一次次地觀看，希望這一次結局會不同。為什麼我們日復一日沒完沒了地看這個片子？不就是想看看是否有其他結局嗎？也許這次他們能把電影弄得更完善一點。但他們不可能重拍啊。
這種事不能發生在那些臨時演員身上。他們已經接受了懲罰。電影裡總會有像扔給貓吃的魚一樣的倒霉蛋，而臨時演員又是觀眾的預設。我看到這些人就潛伏在劇院外。電影審查準則裡有一條風險條款：電影裡的兒童不能真的受傷。我覺得應該再加一個條款：總統不能真的被殺害。太讓臨時演員不高興了。他們沒法忍受這個。
用餘光掃一眼我就知道，比我們聰明的大有人在。有些作家，那些憤世嫉俗的人，他們不相信一切能盡如人意。他們也不相信電影都是好的。我感覺到這種趨勢了。我想我在這些方面日益增長的覺悟就像是伊甸園中的那條蛇。現實就在那裡。我選擇不去看它。而最讓我害怕的是我的智力和觀察力。我看到的越多，就越想迴避。所以我酗酒和吸毒，這樣我就能不去面對了。
真的沒法承受啊，那些現實。我沒法承受父親是錯的。沒法承受任何一個可能的世界是不完美的。沒法承受謀生的艱辛。不總是罪有應得的人接受懲罰。好人最終也會死去。
小人物的勝利是另一類好萊塢神話，在四十年代中期非常流行。一旦夢想破滅，幻象消亡，我們開始懷疑究竟發生了什麼。而一旦我們明白過來，那條蛇又出現了。我們認識到權力，認識到戰爭並非一場閱兵式，認識到現實。這就是扼殺了舊式電影的元兇。人們意識到群戲中臨時演員的存在，而我自己也變成了臨時演員。
我認為，我們正在消亡，正在自我毀滅。加州只是一小部分。我越感到陰鬱淒涼，就越……我不是住在康涅狄格州嗎？我在哪兒讀到過，康涅狄格州是世界上腸癌發病率最高的地方。我想是因為我們正在這裡進行自我吞噬。我們帶著絕望的氣息，漸漸腐敗。我住的地方其實特別像米高梅公司搭建的新英格蘭小鎮外景場地。人們在康涅狄格州並沒有壓力，一切都還不錯。大家不怎麼工作，實際上這兒也沒什麼工作機會，很多企業都在衰落。但它看上去如此逗人喜愛。暴風雪期間，它看上去就像柯裡爾和艾伍茲【76】的石版畫一樣。我認識的好幾個人在那場該死的惹人喜愛的暴風雪中落得傾家蕩產，但沒人真的考慮這些。看上去就像是美國夢。
很好，我們發現了康涅狄格州，但事情還是不怎麼順利。他們退休後回到了加州的家，仍舊不舒服。他們擔心地震。我們一直知道會有一場地震。我崇拜那些在六十年代試圖實現這一切的人。一大群狂熱分子，他們站在安第斯山脈的斷層上，拿著鑿子和錘子，試圖見證它的發生。他們需要這場地震。他們預測了它的發生，又擔心它永遠無法到來。於是來到斷層之上。他們真的相信上帝需要幫助。要我說，上帝從來都不需要幫助。甚至，我的上帝就是一位電影之神。他真的在經營一家電影公司，就像我祖母常說的，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
好萊塢之夢把我們弄瘋了，但不比其他神話更過分。宗教階層統治了整個國家，決定人們應該信仰什麼，不管是希臘羅馬的男神女神還是天主教。好萊塢不過是一份圖樣，一個更加完美精良的版本。
如果不做夢，我們要靠什麼抵禦現實？我們需要相信些什麼。最讓人發瘋的，就是每天面對的現實即生活的全部。要是我不相信最終會有快樂結局——天空中迴盪著「你願意嫁給我嗎」的聲音——我堅持不到現在。那是真的，我想，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
瓊·克勞馥【77】
這是1963年。她是百事可樂公司的代言人，正在進行全國推廣，這一站是芝加哥；她是董事會成員。
「要活在今天，活在當下。但你說出『現在我要做這件事』的剎那，『現在』就已經過去了。」
她所在的酒店套房外，坐著一位年輕警官。進入房間前，他首先跟你核對了信息。
電影教會了我一切。事實上我得到的教育全部來自電影。有時我連對白中的一半都聽不懂。我離不開字典。我有五本字典，分別放在我的紐約辦公室裡和我家裡。韋氏字典、法英字典、英德字典我都有。每種類型的字典我都有。我常用它們查詞的，相信我。（笑）永遠別對你現有的東西滿意。要不停生長、生長、生長。種子生長，植物生長、蕨類生長。我們的營養和水分來自喜歡我們的人，他們伸出手，對你說：「嘿，見到你可真好。你在想什麼？」他們就是我們的陽光。
我對自己的形象向來沒什麼概念。我一直在拚命奮鬥。九歲起我就開始工作了。那時我們特別窮困。我家住在洗衣店的後身。母親洗衣、熨衣時我就在一旁幫忙。夜裡我只能打地鋪睡覺。我家沒有浴缸。每當母親洗完了一天的衣服，我就擦淨洗衣盆，用爐子燒水，然後洗個澡。九歲到十三歲的那幾年，我負責為堪薩斯城一家私人學校的十三個孩子打掃十四間宿舍，並且每天做六頓飯。活兒很艱苦。我六年級就輟學了，但我覺得即使離開校園，人們在智慧、美貌、道德、精神這些方面還是能繼續成長。
我面臨著強烈的競爭。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個小時，你肯定沒時間能想到自己。你要活在今天，活在當下。一位傑出的女性曾對我說：「你說出『現在我要做這件事』的剎那，『現在』就已經過去了。」
我認為與過去的黃金時代相比，當今世界更像是一座叢林。那時的競爭是良性的、沒有惡意的。路易斯·B.梅爾是當今世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我們中很多人都是他培養出來的。我加入米高梅這家從1926年起就雄霸全好萊塢的電影公司時，它正由梅爾先生掌門。我目睹了這個行業的瓦解和衰敗。朱迪·嘉蘭做任何事都要事先徵求梅爾先生的意見。我則沒事輕易不登門。我簡單地陳述事實，不添油加醋地抱怨。這就是我和好萊塢所有人都關係良好的原因所在。
我去非洲為百事可樂做宣傳的時候，根本沒想到在莫桑比克也會有人認識我。早上七點，機場有一萬人在等著我。在剛果（金）首都利奧波德維爾也是一樣。在約翰內斯堡機場則有兩萬人在等我。甚至當地土著人都帶著鮮花，張開雙臂歡迎我。我激動得只能說：「謝謝你們，天啊，太感謝了。」我熱淚盈眶，難道不奇妙嗎？我深受感動。
這給了我一種責任，去做他們期待我做的事。這責任著實不輕啊，親愛的朋友。這使你獲得勇氣，踮起腳尖，變得更高。你要去做一切事情來滿足他們的期待。為了他們，你特別願意嘗試，真是很神奇的事。你不會允許自己偷懶的，我跟你說。（笑）
你希望成為怎樣的人？
那種大眾願意我成為的人。我熱愛大眾。晚上我回到家，脫掉鞋子，卸了妝，一邊織毛衣一邊看電視。這是我難得的寶貴時刻。
一位本地專欄作家提到你的昂貴珠寶。門口的警官和這個有關嗎？
沒有關係，旅途中我不再戴真的珠寶了。值錢貨都在紐約。多謝啊，搶劫的太多了。我現在戴的都是為了和服裝搭配的廉價首飾。比我過去習慣戴的少多了。對面的房間放著我的行李箱，正準備打包。還有我的帽子、手包和鞋子什麼的。
走廊對面，警官打開一扇門，是另一個套間。沙發和咖啡桌上的帽子，堆得像小山。
一共三十三頂。大約有三十六隻與之相配的手包，還有各種搭配服裝的手套。（她打開壁櫥）旅途的全套服裝。我每天往來十座城市，換五套衣服。你不知道每個城市天氣如何，只有多做準備。
坦白講，我沒有私人生活。我生活得很孤獨。我對孩子們很感激。我希望自己使他們感到充實，就像他們使我感到充實一樣。哦，是啊，我就是我，瓊·克勞馥。
（站在門口說）上帝保佑。
莎倫·福克斯
她是芝加哥最孜孜不倦的名人簽名收集者。她以在商貿局當信差謀生。
「如果我能留下一些有創造性的東西，也許我就能成為某些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人物。」
「在這兒工作是很受尊敬的，即使你只是個信差，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商會。有很多富人在這兒工作，這的確是個使人仰慕的地方。不是誰隨隨便便就能在這兒工作的，你得認識些門道。不是誰都能走進這扇門。所以來到這裡，我感到有些驕傲，即使我只是個信差。
「我的父母親都已經退休了。我父親過去在一家工廠上班。我母親為白速得牙膏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他們都是體力勞動者。」（她停頓了一下，然後輕輕說）「我不該讓你記下這個的。」
她拿出一個無比厚的皮夾子，裡面放滿了簽名和照片，還有潦草寫下的祝福，其中最常出現的有「最好的祝願」「上帝保佑你」之類的詞彙。
我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百年之後，我只是墓碑上的一個名字。只能是這樣。我不會出現在圖書館的書目中，不會進入人們在電視上看的紀錄片或者電影裡。在人群中脫穎而出，能被人們記住多好啊，比只當人群中一張平凡的臉要好。
有些人很知名，他們很重要。所以你願意看到他們，得到他們的簽名。這也意味著你不會再見到他們了，但你曾經有幾分鐘和他們待在一起。我自己是相當安靜、遲鈍的人，所以碰到任何發光的東西都會興奮。
我遇到過查爾斯王子，那天是我生日，他送給我一個吻。他是重要人物，也很出名。那天他到商貿局，我們的一切正常事務都暫停了。有人告訴我們說別靠近他，但現場太擁擠了，查爾斯王子自己決定出來和大家握手。
我碰巧在那兒。他和我握手時，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那天確實是，我沒撒謊。我問：「我能得到一個吻嗎？」他想了一秒鐘，說：「當然了。」然後在我的面頰上親了一下，我也親了他。商會每一個人都看到了。真讓我飄飄欲仙。
我之後再沒見過他，也沒機會見他，而有一天他可能會成為英國國王。我希望我能瞭解他。他看上去人很好。我們在一起只有幾分鐘時間，我們……我給他寫了一封信，隨信附了一張我的照片。我在心中寫道：「不是每個姑娘都能被王子親吻。」我想感謝他。
這事一直讓我很開心。在商貿局我待得算不上很開心，於是我有了這個附加計劃鼓勵自己：遇到名人並且獲得他們的親筆簽名。（她打開了百寶簿）這上面有芭芭拉·史翠珊、貓王，很多人，還有西爾維斯特·史泰龍、傑克·尼科爾森、路易絲·弗萊徹，以及傑克·福特，總統的兒子。
翻開一頁又一頁，許多熟悉的面孔出現了，還有各式各樣的簽名。我們來稱讚一下這些名人吧：托尼·班奈特、尤·勃連納、喬治·伯恩斯、巴斯特·克拉比。
我在電視上看著這些人長大。我朋友一直不多，這是種替代。我覺得應該更進一步，和這些人見面，而非僅僅在遠處崇拜。我母親有一張珍·哈露的簽名照。這種愛好可能是通過基因遺傳的吧。
我喜歡待在家裡。我從不上街閒逛或是去那些聚會。我不吸煙也不飲酒。我家按時去教堂，我們是浸禮教教徒。我父母是我的全部，我也是他們的全部。他們沒什麼愛好。他們除我之外就沒有別的外在興趣了。他們希望看到我開心，他們對我正在做的事感興趣。不管我做什麼，都能在他們那兒得到反應，就好像他們是通過我在生活一樣。在這個國家你想做什麼都行，他們每天都在證明著。
你看過布倫達·斯塔【78】的漫畫吧？我很認同她這個人。她很有魅力，和我不一樣。她跟巴希爾·聖約翰有過那麼偉大的一場戀愛，我還沒談過這種戀愛呢。她總有這些激動人心又時髦的經歷。（笑）漫畫的作者戴爾·梅西克女士幾年前把我畫到布倫達的婚禮場景裡去了！那時她還不怎麼認得我。我去拜訪她，給她拍照片。她說：「布倫達要結婚了。你想參加她的婚禮嗎？」我回答：「當然啦！」她就在辦公室裡開始畫我。後來我不得不把畫裡的我指給別人看，因為那幅小畫裡人太多了。
我一直追隨卡普、古德和麥吉戴利【79】寫的報紙專欄，我認識他們，他們也認識我。卡普還在文章裡提到過我一兩次哩。莎倫和麥吉也一樣。在我的小圈子裡，我也變成了名人。同事和商會經紀人儘管比我賺錢多，卻更尊敬我，因為我的名字能見報。
我製作了一份關於埃爾維斯·普萊斯利的刊物。在他去世以後。為此我幾乎花光了全部積蓄，但我想做這件事。我在其中加入了一篇《他觸動了我的生命》的文章。這也是我喜歡演奏的一首埃爾維斯·普萊斯利的讚美詩的名字。人們開始想要我的簽名了。他們希望我在文章上簽名，而那篇文章甚至不是我自己寫的！我的牧師也要我在文章那頁簽名。他可是我的牧師啊。（笑）他沒想到我如此善於交際，本來還以為我是那種沉默害羞的姑娘呢。他們沒看到我的這種特質。他們把這件事寫進了教會簡訊。
我父母擁有了他們為之努力的一切。他們有一座房子，他們去教堂做禮拜。現在他們什麼夢想都是通過我來實現。他們可以說：「我女兒的名字上報紙了。」不是每個媽媽都可以說這種話，「我女兒的名字和埃爾維斯·普萊斯利相提並論。」
她把她辦的刊物打開放在桌子上。其中有貓王的照片，還有一段話。她讀道：「埃爾維斯是上帝的饋贈。不然你怎麼解釋他從如此卑微的起點一躍成為全國巨星呢？我們最好把他的宗教歌曲牢記於心。而他畢竟也是個脆弱的凡人。謝謝你，埃爾維斯，因為你觸動了我的生命。愛你的，莎倫·福克斯。再會了，我們會再相見。」
你相信來世嗎？
是的。那兒肯定有比簽名更多的東西。（笑）有這麼多人，這麼多星球，你只需邁一小步就能到達。如果我能留下一些有創造性的東西，做一些事情，也許我就能成為某些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人物。
如果你的簽名簿丟了會怎樣？
比這更悲慘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呀。生活就是這樣。
凱裡·愛德華茲
他留著小鬍子，很瘦，臉上長著雀斑，紅頭髮。
「對我而言，美國夢就是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掌控。」
我母親出身貧寒。青少年時代她就想當演員了。她上過踢踏舞課。我們幾個小孩都做過一些表演。我哥哥還登上過《自由》雜誌封面呢。當時正值戰時，封面上的他全身綁著繃帶。安塞爾·亞當斯為他和我妹妹拍過照片。我三歲開始當模特，給商品目錄、廣告牌或者雜誌展示衣服什麼的。我那時是個一臉雀斑的紅髮小鬼。
他給我看了一張十歲時候的照片。他看上去和默片時代的鄉村英雄小子衛斯理·巴利驚人相似。
我拍過一百多條廣告。弟弟和我就是「看，媽媽，我們沒有蛀牙」那條廣告裡的小孩。我倆每人都拍過三條佳潔士牙膏廣告。電視上經常放，人們也喜歡學那句廣告詞。（笑）當然了，現在不再拍這種廣告了。如今廣告上會說：「看，我只有兩顆蛀牙。」然後畫外音加入，「即使使用高露潔或其他品牌產品，還是無法保證每次口腔篩查只發現兩顆蛀牙。」
我弟弟和我，還有母親一起坐飛機來到紐約，為佳潔士做現場廣告。廣告只有一分鐘。他們事先和我們談了話。我那時有三顆蛀牙，我如實對導演說了。他說：「照樣去，就說你一顆蛀牙都沒有。」換句話說，就是和一百萬看著你、相信你的觀眾說謊。我照他說的做了，媒體的力量和媒體怎樣濫用信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必須得這麼做，因為這是我的工作。但我覺得這麼做不大對。這和他們給你一份台詞，讓你作為一個角色表演並不一樣。他們是在訪問我本人，還介紹說：這位是凱裡·愛德華茲。
他們訪問我們時，母親也在一旁，他們問她：「你們一直使用佳潔士牙膏嗎？」「是的。」她回答。但實際上有時我們也用高露潔或者艾帕納牙膏。整件事讓我很不滿。
我不想遠離這份營生。這樣長大我覺得挺有樂趣。我對拍電視劇的印象要比拍商業廣告更深。我拍了不少西部片。我記台詞很有兩手。我三次參演了《弗吉尼亞人》，有一次還是主角呢。
十二歲時我決定退出這一行。我想當個普普通通的青少年。當兒童演員其實有很多不利之處。放學後我們就去參加面試，有時候一周有四五次之多。我們生活在成人世界裡。我們是勞動者。一開始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因為關注我的人很多，好像自己是個大人了。我們必須走到製片人和導演面前，讓他們相信我們能勝任某個角色。我們自我介紹，握手，推銷自己……
他們也面試其他紅頭髮、長雀斑的小孩。他們會問你拍過什麼、獲得過什麼榮譽之類的問題。但他們從來不問你的興趣何在。還得念一段劇本，這我倒很拿手。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正常、很自然，因為我那麼小就入行了，沒什麼顧慮。
電視影響了我的生活，不只因為我能上電視，更在於我愛看電視。電視就像電子家長一樣。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上面，也學到了很多。你一點一滴地瞭解了世界上發生的事。電視也能幫我投入到正在做的事情當中。哥哥和我過去常常坐在電視機前，給廣告編新的歌詞和短歌之類。電視是相對新的媒體，在米爾頓·伯利【80】時代之後崛起，伴隨我成長。我生長在好萊塢，周圍到處是這種節目。
要是我真的願意，還是能回到演藝圈的，如果我有機會出演達斯汀·霍夫曼接到的那類角色的話。但我不願意再拍電視廣告了。十八歲那年，我參加了演員協會的一個集會，發表了一段簡短講話，支持廣告的客觀真實性。主席直敲桌子，他不喜歡我的發言。那之後，我在美國銀行的廣告裡看到了他。（笑）
我猜自己還在尋找美國夢。對我而言，美國夢就是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我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做得有點過分好了，但我也知道，還有很多人沒有做到。我所理解的這個夢——不知是否只是幻想——是你在三四十年代的老電影裡看到的生活態度。人們夜不閉戶，既瞭解鄰居也瞭解送牛奶的工人，彼此友善地相處。七十年代完全不是這番光景了。不過也可能我眼前這些畫面只出現在好萊塢電影中，而不是實際情況吧。
我們又仔細看了照片：十歲的凱裡·愛德華茲，一臉雀斑。
有一次我和傑基·庫珀【81】一起上了亨尼西節目。（他出神地輕輕說道）節目結束後，他買了兩個圓筒冰淇淋，分別遞到我的兩隻小手裡。一個巧克力口味，一個香草口味。他把我舉到肩膀上，工作人員們朝我歡呼了三聲。他自己也是童星出身，我猜他知道那種感覺。這是一次小小的勝利。
哦，我也有過輝煌時刻。（笑）
泰德·特納
他身兼多職——亞特蘭大勇敢者棒球隊老闆、雄鷹棒球隊老闆、酋長足球隊老闆，以及一家叫「17頻道」的電視台老闆，並且他還是一位有名的帆船運動員。
「你要定一個自己永遠夠不到的目標，這樣即使老了，還是有些東西可以仰望和期待。」
儘管他的日子可能過得頗有計劃，他的生活節奏可是像即興演奏的爵士樂一樣放蕩不羈。我們這次談話很有偶然性，是突然間心血來潮的產物。有一天我打電話給他，提出採訪請求，他回答說：「你現在做啥呢？」「沒啥。」「那過來吧。」
看《亂世佳人》這部電影時，有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啟發了我。我一直是那種浪漫成性的人。我覺得自己可能是現代版的白瑞德。他這人很酷帥。每個人都該把自己看成這樣的人。你也覺得自己又酷又帥吧？他來到了亞特蘭大。我也一樣。於是我也留起了小鬍子什麼的。我是第一批留小鬍子的人。那時我才二十五歲。十五年前可是沒人弄這種造型的。下周我將滿四十歲了。終於要到這一天了，前提是我下周到亞拉巴馬州的航班不會失事。
我總是想要取勝。但也並非事事如願。最終我進了帆船和商業圈。其實最重要的也都不是實際的勝利。一些事結束了也就結束了。關鍵在於嘗試取勝的過程。不管是棒球聯盟賽還是帆船，只要參與你就能獲得一半的樂趣。然後我會考慮接下來該做點什麼。
我得承認，自己出身於中上階層，雖然我不喜歡用「階層」這個詞。從很多方面看，我父親則來自真正的社會底層。他野性十足，常常酗酒，然後在酒吧裡尋釁滋事。他是那種粗魯的個人主義者。大蕭條時代到來時他才十五六歲。
我祖父在大蕭條中落得傾家蕩產。他的餘生都花在償還欠債上面了。他當時沒有申請破產，為四萬美元的欠債耗盡了精力，這在1931年是很大一筆錢，就和今天的三四百萬美元差不多。他用了二十年才還上。去世前他終於還清了每一分錢。
我父親從大學輟學了，找了份工作，對此他倒不怎麼煩惱。做生意是他自己的主意，主要是承包戶外廣告。剛開始是小本生意，但到他去世前已經很大規模了。
父親對當年可鄙的貧窮表現得憤憤不平。他十七歲時就決定自己到三十歲時要變成百萬富翁。直到五十歲他才完成這個目標。實現了這個夢想的兩年後，他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二十四歲那年，有一次，他對我說：「不要設定目標。別把什麼有生之年能夠實現的東西當成你的夢想。」
如果說我犯過什麼錯誤，那就是我太渴望成為百萬富翁了，在實現它的過程中錯過了太多真正重要的東西。你要定一個自己永遠夠不到的目標，這樣即使老了，還是有些東西可以仰望和期待。
我希望自己能過很多種生活。我想讀西點軍校或者安納波利斯海軍軍官學校，有段軍旅生涯，我想當消防員，我想當州警，我想當探險家，我想當鋼琴師，當歐內斯特·海明威，當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當電影明星，當超級球星，當喬·納馬斯【82】。（他停下來喘了口氣）我都喜歡。（他開始繼續說，語速逐漸加快）我想當戰鬥機駕駛員，登山運動員，參加奧運會，跑馬拉松，當騎白馬的將軍。（在場客人的笑聲似乎更鼓勵了他）還要當船長，回到航海時代與霍雷肖·納爾遜一起航行。我想跟庫克船長一起發現香料群島，還要和哥倫布一起，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一起。我想當海盜，當船長，當穿著閃亮鎧甲的十字軍戰士。難道你不想嗎？我想追尋利文斯頓【83】博士的腳步，深入黑非洲心臟地帶。我想去探尋尼羅河和亞馬孫河的源頭。
（泰然自若地說）當最後一場比賽結束，我把球棒放回架子時，我希望人們能領悟到我一生的成就。在這個時代，我覺得自己能成功。哥倫布航海的目標是發現新世界。如今這片領地已經得到了很好的開發。我現在也恰恰站在時代的前沿啊。我是探索衛星技術的先鋒，目前正在建設第四張廣播網。可能不會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或是全國廣播公司的那麼大，但也相當大。
我願意把自己看成一個很謙虛的人，因為還有好多事我沒做過。我認識到我有能力上的局限，卻仍為自己感到驕傲，畢竟我已經盡全力了。我在學校很用功，最多拿到過九十五分。我沒當過在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辭的學霸。我進不了足球隊，進不了棒球隊，進不了田徑隊。這也是我參加帆船運動的原因。
我贏得過美國杯。人們把它看作帆船界的聖餐杯。我贏得過三次年度帆船運動員。之前還從沒有人得過這麼多次呢。類似於最有價值球員獎。
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了牆上的一塊匾。「喲，你上過《時代》雜誌封面。」「那不是《時代》雜誌，是《體育畫報》。伯特·蘭斯把我從《時代》雜誌的封面上擠下去了。上封面可有各種各樣的辦法。」
我想贏得棒球聯盟杯，建立一個棒球王朝。我想贏得全國男籃錦標賽，建立一個籃球王朝。我全力奔跑，快要筋疲力盡了。所以我開始從事攝影了。我要成為拍攝野生動物和自然風光的攝影家。哈，這可不是競爭性的，對吧？
錢什麼也不是。在美國，只要全心投入，每個人都能成為百萬富翁。看看雷·克拉克吧，他五十歲時才創立麥當勞。他在五十歲到七十歲之間賺的錢，我也說不準，怎麼也有十多億吧。七年前，我幾乎破產了。現在又過上了富裕的生活。都是紙面上的價值，可能明天全部付之東流。我又不是沒破過產。來得快，去得快。你不會知道是否有一場經濟危機正在襲來。錢這東西真是很容易就失去了。
重要的是做個讓自己覺得了不起的人。做個明星。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明星。我曾經和穆罕默德·阿里、亨利·亞倫共進午餐，那可是個壯觀的情景。沒有幾個人經歷過。大家都想和某位名人一同吃飯，但同時和兩位一起吃真是……哇，了不起。
約翰·菲爾丁
他是肯塔基大學美國史教授。
這場對話開始的幾天前，他剛被學校辭退了。「下週一我就三十三歲了。祝我生日快樂吧。」
我是在得克薩斯州小城波斯特長大的。到處是紅土、沙暴、種棉花的農民，有種深深的孤獨感，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除了打棒球、去上學、觀看往來的牛仔之外其實沒啥好做的事情。也許偶爾看場電影，或是去聽浸禮會的布道。要是你看過《最後一部電影》這部片子，你就知道我們那座小鎮是個什麼樣了。
你看到電影裡的美國人各個有抱負，相當關注個人命運。五十年代的得克薩斯州的情況更特殊：這個州的面積最大，發展最迅速。
五十年代電影表現的東西和現在不一樣。那時還沒有達斯汀·霍夫曼、羅伯特·雷德福這樣的反英雄角色。過去的英雄從不困惑。他們明確地知道自己該做啥。蘭道夫·斯科特【84】，還記得他吧？
你走進影院，坐下來，燈光漸暗，忽然你就進入了那個幻想世界，裡面有一個哥們兒翻身上了馬。這情景對一個愛哭鼻子的八歲小毛孩來說是多麼逼真！他坐在昏暗的劇院裡，體驗著這番幻景，一邊嚼著爆米花、喝著櫻桃味可樂。蘭道夫·斯科特騎馬而來啦，然後拯救點什麼東西。他騎著閃光的大白馬。女士們全都崇拜他，村民們總是傻呆呆地不知如何是好。他一來，一切就好了。
原教旨主義神學在此地影響很大，而且愈演愈烈。你必須按章程辦事，否則會遭受惡報。要是你做了好事，你就能進入《綠野仙蹤》中翡翠城那樣的地方。你會像多蘿西和她的小狗托托那樣沿著黃磚路奔向奧茲國。關鍵就在於做大事。但這在得克薩斯州這座紅土瀰漫的小城很難實現。所有那些電影的背景都是設置在洛杉磯、紐約或是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的。
我所有的朋友都有這種感覺。在棒球隊裡你得是最棒的，在班裡你要是最拔尖的。長大了，你必須有輛最酷的高速改裝汽車。如此都算是成功。這就是生活循環往復的主題。你不能買低級便宜貨。
我覺得美國夢其實有更豐富的內涵。我看到很多收入頗豐的人並不快樂。我認為他們更需要另外一些東西。我遇到的最為鬱鬱寡歡的人最後擁有大量銀行存款。其他一些人希望自己成為大人物，追求自尊心的滿足。我則願意訴諸一種愛國主義：不管作為個人還是作為國家一員，我們都要體現出自己的重要性。得克薩斯州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現在回過頭看來，這觀點有點幼稚的沙文主義味道。
對我們這代人而言，民權運動和民謠讓美國夢有了更寬廣的外延。你看到彼得、保羅和瑪麗三重唱組合，你看到台上的鮑勃·迪倫，他們吟唱著我們神聖的使命，給你一種溫暖而備受鼓舞的感覺。
大蕭條期間我父親為一家國際收割機公司做推銷員，他每週的大部分工作時間都花在旅途中。他的差旅費並不太多，但也夠用了。他沒處花錢，因為他去的都是哈斯克爾、拉雷多、塔霍卡這樣令人興奮的大城市【85】。
我母親留在家裡照顧孩子。我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我八歲那年，大哥就結婚了。我對他總有種陌生感。他是個成功的保險推銷員，業務主要針對那些英年早逝的人，他每年都能賺六七萬。
我二哥很有藝術天賦，是個音樂家。他第一次讓我意識到文化的可貴，這在得克薩斯波斯特小鎮可是個難得的領悟。二哥的大書架給幼年時候的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書架是他自己做的，放了差不多六百冊書，多數是我們從每月讀書俱樂部得到的。我是學校裡腦袋最靈光的小孩，體育也不錯。兩方面優勢都被我佔盡，於是我有個快樂的童年。
我家每年都換一輛新車，因為銷售龐蒂亞克牌汽車是父親的副業。他開了家農業裝配店，專賣拖拉機、小貨車和卡車。他經營得不錯，工作努力，賺了不少錢。1947年到1957年的十年間，國家發展很快，尤其是農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我父親也衝上了事業的頂峰。可大約在1956年，情況急轉直下，三年旱災再加上經濟衰退，把父親徹底搞垮了。
1960年，父親五十歲了，他做了件勇敢的事。他搬到四十公里以北的盧博科市，一切從頭再來。那時他都快要挨餓了。他幹起了保險推銷員。盧博科是個挺大的地方，有27.5萬人口。我因此有機會去上好一點兒的中學。
1960年到1964年是特殊年代，人們現在還對我們1964屆畢業班津津樂道呢。那是學習最好的一屆學生。我們經歷了政治運動、音樂、抗爭、使命這些關鍵詞。每個人都穿著粗布條紋襯衫，紐扣從上扣到下，扎三厘米多寬的皮帶，穿著白色牛仔褲、黑色懶漢鞋。大家就像是一個模子扣出來的，但這挺好，讓我們超越了自我的局限。
1963年9月，我碰到一個正在餐館排隊買飯的朋友，他手裡拿著介紹耶魯大學的小冊子。我說：「外交官和有錢人家的小孩才能去耶魯呢。」他說：「不是啊，他們現在還考慮地理分佈，給得克薩斯州和艾奧瓦州的人們一些單獨的錄取名額。你怎麼不申請呢？你腦瓜夠好使的。」我沒敢申請耶魯，但一個哥倫比亞大學招生代表過來嘰裡呱啦宣傳招生的時候，我想：「嘿，為啥不試試。該死的，不試怎麼知道？」1964年3月，我被錄取了。
我父母嚇了一跳。我是他們知道的小孩裡第一個上常春籐學校的。然後他們非常自豪，既驚訝又自豪。1964年9月18日，那天爸媽和我一起出發去紐約。我們是一路開車過去的。我本來想搭公交去，但老爸說：「我開車帶你去。就這麼定了。」
那天天氣晴朗，有一點薄霧。我們把車拐到校園裡面的小路上。我看到了圖書館，真是座宏偉的建築，壁緣刻有荷馬、希羅多德、柏拉圖、狄摩西尼等偉人的浮雕。我對自己說，就是這裡啦。我來了。巨大的城市，偉大的文化。我做到了。我的生活從此一分為二了。
我感到震撼、驚恐、擔心，但又極其興奮。不只是因為我成了常春籐聯盟的一員。我去哈佛大學或者普林斯頓大學時也有這種感覺。我在紐約啊！人生來了一個大飛躍。我和室友一起搭地鐵潛入鬧市區。我們到處找帝國大廈，我們想看看它。
1964年到1968年，越南戰爭形勢愈演愈烈。我當新生那年轟炸就開始了。我本以為會速戰速決。我想：好吧，快點去打敗他們。就是那套愛國主義的一部分——「把民主帶到全世界」，肯尼迪在就職演說中這麼告訴大家的。我當時相信了這些鬼話。
第一年我是支持這場戰爭的。但隨著戰爭的繼續，各種恐怖的傳言流出了。我開始琢磨：這並不是我們要爭取的。
我仍記得一個戲劇化的場景。我就像走向大馬士革的使徒聖保羅一樣。那是1967年4月，我要寫兩篇關於莫奈的論文，跨過第五大道的三十個街區往博物館走去，當時正有一場勝利遊行。我看到一個傢伙坐在敞篷車裡，旁邊還有三個小孩，全都裝扮成山姆大叔的樣子。汽車的一側刷著標語：把他們轟回石器時代。我想：這些孩子知道死亡是什麼嗎？
我繼續走，看到一個人正在大聲呵斥某個看台附近的長髮青年，這人從看台高層向下喊道：「你們這些人都該被消滅！你們不配生活在這樣的民主社會裡。」我停下腳步，心想：如果這就是越南戰爭帶給我們的東西，它應該結束了。從這天起，我成為了反戰主義者。
「第二年，海軍陸戰隊來哥倫比亞校園招募新兵，『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不願意他們這麼做。我說：『進入校園是他們的權利。現在是多元社會。』『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佔領了學校一座建築，騷亂開始了，我被圍在裡面。
「往後的六個星期，觀念嚴重牴觸的人們沒日沒夜地辯論爭吵，那期間我學到的東西比過去三年半還要多。我當時也在第一批入伍名單上，但找了個健康方面的借口。我反正是不會去的，幸運地找了個輕易脫身的辦法，沒被抓去坐牢或逃亡加拿大。」
1968年夏天，我開起了出租車，再一次領略了人性的種種表現。對一些議題人們並不是真的支持或反對。他們這麼做，只因為找不到其他出路。他們很害怕。他們也認為越南的局面十分混亂。他們感覺這麼下去可能成就美國夢，也可能擊碎美國夢。一些人認為取勝和失敗一樣糟糕。另一些人則認為，不論如何，一定要打贏，因為如果輸了，我們將蒙受損失，國家遭到貶損，個人也就遭到了貶損。他們他娘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整個國家一片空虛。蘭道夫·斯科特沒有騎著白馬而來。他沒來拯救這個處在拚命掙扎中的社會。
我怎麼看待自己和美國的前途呢？我來自得克薩斯的一座小城，進了全國最好的大學之一接受教育，表現得挺不錯。之後另一家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接納了我。在這兒我學到了成功是柄雙刃劍。做任何事都有代價。這是當年作為大學生的自己，或是坐在漆黑影院裡看著蘭道夫·斯科特的那個孩子無論如何也沒法認識到的。
你從得克薩斯的小城起步，新教倫理告訴你，做事用功，好好表現，上帝就會從背後拍拍你，把你送上天堂。這一套在學校裡也行得通。
大學首先是企業，其次才是教育機構。教育就是他們交易的東西。大學之間也存在名聲的競爭。波音公司總想要最大的噴氣式飛機，大學則想要最有聲望的教授。他們通過終身教授制來達到這個目標。給你六年時間，然後做個評估。要是你課教得好，在委員會表現好，在學術刊物發表了好文章，他們就會再拍拍你的頭，遞給你一份終身合同。進入極樂世界？做你的黃金美夢吧。
總共三個按鈕。我全按了。我課講得好，在同事中人緣不錯，也有文章發表。各方面工作都超額完成，這下行了吧？你想錯了！
我沒考慮到的可變因素是聲望方面的競爭。各家大學都在打造明星學術團隊。就和揚基隊買進明星球員一樣。結果就是學校要解雇未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或者駁回他們的申請。忽然間，幾年前的政策全都一筆勾銷。
絕大多數教職人員推薦我獲得終身教職，但行政層決議表示歷史系已經沒有額外的副教授空缺。所以這是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
完全是晴天霹靂啊。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也沒人告訴過我。有些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規則。行政層大權在握，而教職人員兩手空空，命懸一線。
教職人員本來以為在自己的系裡可以獨立自主，現在他們知道並非如此了。我最倒霉，因為我要失業了，而且很難再找到一份這樣的工作了。
我已人近中年，卻總感覺自己像個孩子。我十一歲那年，埃爾維斯灌錄了自己的第一張唱片。我那時很疑惑：可憐的老埃爾維斯三十歲以後可怎麼辦？披頭士成員和鮑勃·迪倫滿三十歲的時候，我也在想：他們之後會怎樣呢？
我們之中很多人都過了三十歲：藝術家、失敗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數學家，資歷夠高卻沒有工作。十年後，這些失業的人道主義者的頭髮開始灰白，又會怎樣？他們品嚐到生活的苦澀了，然後呢？他們會被解雇，之後他們仍舊是人道主義者嗎？
我用最痛苦的一種方式瞭解到自己在別人眼裡價值幾何。我不是蘭道夫·斯科特，卻更像那個嘮嘮叨叨不知如何是好的鎮長，儘管我以為自己是蘭道夫·斯科特。可是話說回來，蘭道夫·斯科特又真的經歷過什麼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