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伊·斯萊堡
他是時代之石公司的總裁，這是一家採石加工公司，坐落於佛蒙特州巴裡市。
「美國夢就是超越你自己。你必須去爭取更多——更快，更好。要是你沒變得更快、更好，你就是變糟了。」
「公司備忘錄裡記載了很多我們做成的大事。」他辦公室的牆壁上懸掛著舊金山全景圖，以及羅納德·裡根的簽名肖像畫，「他當州長時，我在他的私人班子裡工作。他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有時覺得自己就是個僱傭槍手。我去一家公司，消滅麻煩，然後去另一家公司。我擔任過兩家企業的總裁，兩次在時代之石公司任職，還在另外兩家公司做過執行副總裁。不管去哪兒，不管做什麼，僱用槍手向來聽命於人。啥地方都得去。
我生長在洛杉磯和舊金山中間的一個小鎮，那兒盛產奶牛和石油，附近是大片荒漠。我父親是個農民，他更喜歡別人稱他農場主。我們有大約三百畝地，其實不算多。
我祖父人很特別。他一度頗能在當地呼風喚雨，而且幫助了一個佐治亞州來的窮小子，那人叫J.G.博斯威爾。他教會了我祖父喝酒取樂泡聚會。我祖父不勝酒力，後來什麼事都由J.G.博斯威爾代勞。如今「J.G.博斯威爾」是全國最大的農產品企業之一了，他兒子吉米·博斯威爾是通用電氣的董事會成員。我祖父最後卻一事無成。抓到過什麼卻沒拿住，這能怪別人嗎？
因為缺錢，我們很小就見識到了這世界的真面目。這是如今的孩子們沒法得到的好處。我十二歲那年，男人們都出去打仗了，我找到一份開拖拉機的活兒。每天干十二小時，每週六天，我恨透了這工作。我當即決定，以後絕不能這樣生活。孩子們現在不做這種活兒了。等他們意識到這個世界多麼冷酷骯髒，他們已經三十歲了，想改變也來不及了。
我在普華永道做了一段時間的咨詢工作。後來又到華沃思閥門公司供職，差不多一年後，他們把我派到聖路易斯。不管我被派到全國哪個地方，我妻子都做好了跟我一塊兒去的準備。
我後來離開那家公司，回到舊金山做咨詢業。我有個老朋友是華沃思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希望我去管理達拉斯的一家小公司，我以為是去做咨詢呢，他想的卻是雇我過去經營那家公司。他果然那麼做了。我跑到那兒經營起來，使那家公司增長迅速。他後來因為公司的內部政策離職了。之後不久，我也離開了。那家叫德爾塔·皮的公司在我們的經營之下股價漲到了每股十五美元。我們走後，又跌回每股兩美元了。我回到紐約州尤蒂卡市的國際供熱公司工作，那裡的股價第一年漲了七倍，第二年又翻了一番。
我是怎麼做到的呢？我聽取了很多意見。公司裡的人知道應該做什麼。要是需要除掉某個人，他們會告訴你。他們並不直接說，可你若是願意聽、會聽，就能聽出他們的弦外之音。有時候必須要拿掉一些人，不過這是萬不得已時的最後一招。
有時他們會說：「別炒掉這個人啊，你會把其他人也弄瘋的。」如果有個傢伙總犯錯，每個人都知道他總犯錯，然後你炒了他，其他人會說：「早就該這麼辦。」他們會更尊重你。他們心想：「哈，這傢伙現在知道我工作表現好了，因為他把表現不好的給開除了。」
要是不幹活的人和幹活的賺的一樣多，那就沒人幹活了。你可以用其他辦法激勵人，但最有效的就是變冷酷點，威脅著要開除他們。在我看來，世界上最有益的事就是讓一個人完成他以為自己做不到的事。你讓他對自己刮目相看，家人對他刮目相看，公司對他刮目相看。再沒有人能幫他這麼一個大忙啦，可他會記恨你一輩子，就因為你給他的那些壓力。就算如此，我還是覺得這是很值得的。
我和某些上層人士深入討論過關於激勵的問題。有個人說，在軍隊時他佩有一把槍。他從不掏出來，但槍就在那兒。他說：「我從不刻意給人們製造恐怖氣氛，但我帶著槍啊。」
我對公司有認同感，但不在乎職位。我總感覺自己是個局外人。我覺得人們要想客觀考慮問題，就應該抱有局外人心態。這樣你才能做出理智的決定。如果你感情用事地捲進某件事，最後只能是一團糟。任何人都知道，要是對一個女人動了真感情，你會有多狼狽。教育孩子也是一樣，太感情用事是教不好的。如果你保持徹底的客觀——怎樣對孩子最好？你就能採取正確的行動。可如果你太動感情，太愛孩子，他們就永遠跟小嬰兒似的。你不能對什麼事都情緒化，而要冷靜理智地思考，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有利於公司的事就有利於每個人。有利於每個職員、消費者、供貨商，還有上帝。（笑）
我到時代之石公司的第一年，員工的稅後工資增長了250%，銷量增加了25%。後來我離開那兒去了惠特尼·布萊克公司和美國彈性管道公司。等我回來時，時代之石已然一落千丈，不能盈利，甚至可能在虧損。而去年，我們的年度報告顯示公司盈利近兩百萬美元。
我並非一直這麼成功。我曾經被時代之石的母公司諾塔克解雇過。我們是一個聯合大企業的附屬企業。他們的要求多到我沒法滿足，儘管我認為自己做得很成功。
除了持續增長，人們還想要得更多，這也是必然的事情。諾塔克的執行副總裁買進了惠特尼·布萊克公司。這是一次糟糕的購買：買的是一家電纜公司啊。那是1975年，業內沒有哪家電纜公司是盈利的。我去了那家公司，替他把公司推上正軌，卻沒意識到這個行業真正的問題所在。那時銅價低到了五十美分。一旦銅價繼續下降，電纜企業就遭殃了。諾塔克不懂這個道理。我剛到時，那兒正在虧損，等我們回來時它已經收支平衡了。母公司卻以為那裡能賺大把的錢。根本就沒門兒。那個副總裁違背了諾塔克總裁的意願買下了這個公司，又不肯承認是他的過失，於是總裁說：「我們做點什麼來糾正這個錯誤吧。」他做了。我被開除了。我覺得很不公平。我離開的第二年，公司虧損了將近兩百萬美元。
你還記得被開除時的感覺嗎？
（他停頓了一下）我記得那感覺，但不想談論。
我接到諾塔克公司的電話，說是讓我回到時代之石。他們說:「我們搞錯了。」諾塔克是一家強勢的聯合管理大企業。銷售額僅比一個億低一點點。
你必須要強勢。我總覺得人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你要麼變得更好、更強，要麼反之。
我感覺在商界，每個人都在和你作對，世界上每個人都會和你作對。你手下的人和你作對，因為他們想要更多薪水和更少工時，讓你付不起。供應商和你作對，因為他們想要你高價進貨，讓你買不起。消費者和你作對，因為他們想低價買你的商品，讓你賣不起。市政府和你作對，因為他們想收你更多稅。聯邦政府和你作對，因為他們想對你加強控制。母公司和你作對，因為他們想抽走你更多運營資金，又不想增加現金投入。當人人都在阻礙你成為一股重要的、有發展的經濟力量時，他們也在傷害自己和周圍每個人。
我們來面對現實吧。如果我們不增長，就沒有錢給員工加薪和升職。如果不增長，你就不能從供貨商那裡進更多貨，你沒有新機器，就不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也沒有更多的收入讓政府收稅。我可以舉個上帝都受害的例子，因為捐款盤裡的錢都會少。
美國夢就是超越你自己。多少錢是「足夠多」呢？「足夠多」總是比你現有的再多一點。什麼東西都沒有足夠的時候。因此人們繼續奮鬥。如果足夠了，人們就會停下腳步。你前方大約一百米處總有個明晃晃的戒指引你前進。就像是沙漠裡的海市蜃樓，總在你前方一百米以外的地方。
如果我有更多錢，如果公司有更多錢，我就能成就更多。我能做更多對經濟有益的事。你必須去爭取更多——更快，更好。要是你沒變得更快、更好，你就是變糟了。
（若有所思地）增長——更好——更快。我猜這是我的一大怪癖。我有種強烈的壓迫感、急迫感。每當我鑽進汽車時都有這種感覺。我開車速度特別快。我總在前進著。
羅莎莉·索雷爾斯
她是一位四處遊歷的民謠歌手。
「用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就是有錢人搞出來的把戲。我沒有屈服的打算。我要按自己的節奏敲自己的鼓。」
我們這個社會的流動性實在太大了。你能輕易地逃離一些事。我常常這麼做。就因為你可以輕易換個地方，腳下的土地好像隨時都能坍塌似的。想換個地方待待這種想法，每年都會以更快的速度冒出來。
我時常回想我長大的地方——愛達荷州的博伊西，回想我的家族曾經怎樣抵達那裡，還有我自己對那個地方的感覺。我熱愛托馬斯·沃爾夫那樣的作家筆下描寫的這個國家的氣氛。
我的祖父母是深具冒險精神的那種人。我的祖父是位牧師，他想在印第安人聚居區生活，於是成了克勞族和蘇族【59】的傳教士。他去了蒙大拿【60】，獨自一人穿越大片不毛之地。那是1900年。對我而言他是個神秘人物，我只從祖母和我父母口中聽到過一點他的故事。
我父親出生在蒙大拿。他們那時住在帳篷和平房裡。我父親有兄弟四人。我祖母是一名真正技藝高超的攝影師。她到今天仍保存著一些當年的攝影作品。其中有些照片記錄了他們的第一段旅程，這是一次偉大的長途跋涉，馬匹們馱著行李翻山越嶺，隊伍拉得很長。他們全部騎馬行進。
後來他們又乘船涉水而行，沒碰到任何一個懷有敵意的印第安人。他們和印第安人的所有接觸都是宗教性的。不過當時在那樣的條件下，生存本身已然充滿了危險。比如在野外臨產生孩子之類的事情。這次旅行用了七八年時間。
我祖父成了艾奧瓦州海利一座教堂的牧師。他常穿著雪地靴一路走到凱瓊的一座教堂布道。後來人們把那兒改成了一間酒吧。我還在那兒唱過歌呢。酒吧的名字叫埃斯普雷索小屋。
我的外祖父是個思想過激的探險家。我覺得連他的妻子都有點怕他。（笑）我一直和他合不來。他是那種真正的南方人。不喜歡黑人，不喜歡日本人。認識沒超過一百年的人他統統不喜歡。（笑）但我對外祖父的記憶比其他任何人都深。他在我九歲那年去世。他參加過美西戰爭【61】，淘金熱那會兒去過阿拉斯加，還在西雅圖做過組織勞工的工作。他老對我說個沒完沒了。他教我《哈姆雷特》的所有獨白，我當時還只是個小女孩呢。他說那些詞句就像音樂一樣，以後我會明白的。他常用莎士比亞式的語言咒罵他驅趕著的馬匹。我對他的印象如此深刻，是因為他待我那種方式就好像我什麼都能做到。我才丁點兒大的時候，他就讓我駕馭那輛四匹馬拉的乾草車。而且他從沒表現出我不應該爬上那棵大樹的樣子。（笑）
我一直覺得父親是個年輕人，直到他去世那天也是一樣。他長得很漂亮，留著兩撇小鬍子，身材有些瘦削。他生性活躍，一想到他我就有種愉悅的感覺。他也喜歡看書，熱愛巴爾扎克和拉伯雷的作品。就是他讓我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他喜歡玩文字遊戲，總愛講些故事。
結婚後，我把唱民謠作為一項愛好。我收集舊時的歌曲。所以相比於歌手，我更傾向於認為自己只是把聽到的老歌唱出來的人。我開始寫作，把猶他州到愛達荷州大量不為人知的曲目記錄下來。1966年我收到一份到新港演出的邀請。之前我還從沒去過丹佛以東的地方呢。那天清晨七點，我開車駛進了紐約，感覺就像登陸火星。前方是一座座摩天大樓在天空中的剪影，真讓我著迷。我簡直要心臟病發作了。我太激動啦。（笑）我們來到城裡，我弟弟和我在一起，還有一大幫朋友。時間還太早，不能把別人吵醒。我們來到一間酒吧。那兒早上8點就開門了。我可從沒見過早上8點就開門的地方。我們開了瓶香檳慶祝最終來到紐約這個事實，我們還登上了帝國大廈的頂層。（笑）人人對我說我一定會討厭紐約的，因為它冷漠恐怖，簡直糟糕透頂。但我恰恰熱愛紐約，每分每秒都能感覺到。現在依舊是這樣。（笑）我對城市上癮，我想弄明白，是什麼東西使每個地方如此與眾不同。
博伊西對我而言已經不復存在。一切能喚起我愉快回憶的地方都被拆掉了，重新蓋上了醜陋噁心的建築。他們想建一個步行商業區。用我母親的話講，為消費人群準備的那種類似牲口通道的東西已經把博伊西的鬧市區覆蓋得嚴嚴實實。一切都是為了買賣和消費。我記憶中那些美好的東西全部蕩然無存了。博伊西這名字本是法語單詞「樹木」的誤讀。這裡過去彷彿是一個盛滿了樹木的小茶杯，還有一條河流從正中穿過。視線之內你很難看到兩三座以上的建築。除了州政府和博伊西旅館，就只剩下樹木和這條小河。啊，完全是一條綠色走廊。在這兒射殺松鼠是違法的，於是到處都是這種小小的棕色松鼠。你能看到非常古老的房子，感受到友好的社區氣氛。如今什麼都沒有了。他們砍倒了樹木，拆了舊房子。現在那是一座真正的消費型小鎮。我記憶中那些可愛的東西都不在了。
我始終是個不合群的人，比如說在學校我就沒留下什麼美好回憶。我和那些孩子相處得不咋樣，因為我讀書比他們快。三年級時我們做了個閱讀測驗，我得了高分。我倒沒覺得自己比他們聰明到哪兒去，只不過是我從很小就開始讀書罷了。1949年，在愛達荷州的博伊西，如果你是個女孩，就不應該表現出聰明的樣子。你不該讓別人發覺你知道些什麼。（笑）
有一天，我一出校門就看到四五個五六年級的大塊頭女生在那兒等著我呢。她們拖我進了一條小巷，把我打倒在地，對我說我得爬著回家了。她們告訴我，以後再也不許考那麼高的分了。就跟兒童黑手黨似的。（笑）她們還用棍子戳我。我氣壞了，徹底被激怒了，把其中幾個傷得不輕。我飛起一腳踢向其中一個的喉嚨，結果她一個星期沒法上學。我還給了某人胯下一腳，她當場就沒法走路了。然後我一路跑回家。我記得自己嘔吐了一個半小時，就在那場可怕的暴怒之後。我仍然時常想起這件事。我沒法接受的是，有些人僅僅因為別人獲得了成功，就對那人痛下黑手。他們覺得我贏了。我卻從沒想要和誰競爭。
我沒有試圖打敗誰，只是在我行我素。有些人一輩子都爭強好勝，甚至因此賭上自己的整個人生，讓我覺得好可怕。我一直喜歡瑪爾維娜·雷諾茲的一首歌【62】，她唱道：
我不在意自己衣衫襤褸
只因成功都是狗娘養的
在如此世間我不怕失敗
還有這麼兩句，
我會留下來和窮弟兄們一起
如果只有踩著你才能往上爬
我從沒感覺到真正的貧困，因為我們有一所房子。我們一點錢也沒有，可我還是覺得很滿足，我們有那麼多書，還有一個安居之所。弟弟比我小十歲。很久以來我都是個孤零零的小孩。我那時不知道怎麼交朋友。
我丈夫的家庭和我的大相逕庭，他本人也跟我很不一樣。遇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反叛自己的特權階層中產家庭。他們的價值觀似乎就在於佔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他們家非常富有。永遠物資豐富。在大蕭條中也沒有遭罪。我家的男人們則在大蕭條中吃盡了苦頭。他們從來不知道怎麼賺錢，怎麼變得成功。我卻總覺得父親是個成功的人，因為他這人很妙。我上高中時他喝酒喝得很凶，讓我很困擾。但回想起父親我總是覺得愉快，因為他如此與眾不同，和別人都不一樣。
父親去世以後，我記得，我家來了個在殯儀館工作的渾蛋（笑）——原諒我用這個詞。弟弟和我不想讓母親和這些事打交道。首先，他暗示說，我們真小氣，因為沒買昂貴的棺材。反正那時我們要火化父親，把他的骨灰收集起來安放在他一直住的那間小屋。那人問：「你們要我們叫哪位花匠？」我說：「我們自己從小木屋帶松枝和乾草過來。」他說：「那好吧，你們要我請哪位風琴師？」「我自己為父親唱歌。」然後他說：「好（清了清嗓子），我們有一項寫訃告的服務。跟我說說瓦爾特的事吧。」我說：「呃，我們叫他沃特。」（笑）我看著他，什麼也想不起來。那人問：「他的宗教信仰是什麼？」我說：「你瞧，他不太信教。」他又問：「嗯哼，他以什麼為生？」我說：「他很久沒工作了。」「退休了？」我想：算了，我什麼也不會告訴他的。然後那人又問：「他屬於哪個兄弟互助會嗎？」我看著他，心想：我父親能倒立著走兩個街區。他過去常那樣做。人們從旁邊經過，他會說早上好，彷彿是在平平常常地走路一樣。
他每年過生日時都會並著腳跳過一張牌桌。我想是五十六歲那年吧，他沒跳過去。（笑）他擁有這片土地。他蓋了這座漂亮的房子。每塊木頭都是他自己砍的，每塊磚都是他自己燒的。房子就像憑空從地裡長出來的。而且他一直在打獵。他喜歡一邊踏過樹林一邊吟誦那種五行打油詩。他瞭解每種鳥和每種花的名字。他痛恨美國醫學學會和那時站在我面前說話的這種渾蛋。（笑）所以我什麼都沒告訴那人。我只說：「我想不起來你想聽的那些關於我父親的事了。」（笑）於是他隨便寫了點什麼登在了報上。你怎麼描述那樣一個人呢？他和這世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同。
1966年之後，我開始獨立生活了。擁有那些朋友是我的幸運，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在全國有了名氣。我認為自己的成功不可思議。我沒有錢，卻得到了一些人的尊重，而我又渴求著他們的尊重。我把愛奉獻給觀眾，而且賺到的錢能夠維持生計。我希望生活得更寬裕一點，但也得按自己的方式來做事啊。
我這個人不能生活在絕望情緒中。我不想帶著「以後要走下坡路了」這種想法生活。我不相信這一套。我沒有絕望的感覺，因為我還活著。當我死了，也就不再有什麼感覺了。（笑）
可一看到我的孩子，我就會有一種絕望感。我的大兒子自殺了。他花了些力氣讓我知道這並不是衝著我來的。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沒能教會他在生存中感受快樂。
看著其他孩子，我也為他們難過。他們生活得很乏味。我不記得自己何時覺得乏味過。他們沒有好奇心。他們游離於生活之外，好像本該如此似的。我想這其中有個巨大的陰謀，誰是幕後指使者呢？是ITT【63】，還是那些有錢的、有權的或善於操縱別人的傢伙呢？他們使我們都變成了一個樣。確保我們看許多電視節目，確保我們都有信用卡、汽車、房子和各種亂七八糟的事物。我們害怕失去這些，我們會按照他們的要求來保住這些東西。用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就是有錢人搞出來的把戲。對我來說，那些踢打著、叫嚷著不肯跟他們走的人，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他們堅持獨立人格。他們拒絕同流合污。
我沒有屈服的打算。我要按自己的節奏敲自己的鼓。
安·班克斯
她是一位記者，目前在寫一本關於軍人妻子的書。
「每個人都以某種方式長大。你可能從未意識到自己成長的環境是與別人不同的。」
如果你想知道某個人是不是軍人子女，只需要問他「你是哪裡人？」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他們沉默，那麼就是了。我曾訓練自己回答說佛羅里達，我的老家和我出生的地方。但我不是在那兒長大的，不太覺得自己是那裡人。通常我會沉默片刻，然後鼓足勇氣說：「哦，其實哪兒的人也不是。」
我是在軍隊駐地的庇護中長大的。你得穿越警衛才能進入其中。我就生活在美國中心被保護的孤島上，周圍環繞著醉人的公主氣氛。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軍隊駐地全都長得一個樣。全部經過了精心安排。即使在俄克拉荷馬州中部沙漠駐地也是一樣，住宅區放眼望去是一片綠色，有著精心修剪的草坪，綠樹成蔭。從某種角度看，在這種地方長大真是美好。就像一個巨大的遊樂場。孩子們可以非常安全地跑來跑去。我很清楚，這裡並不是真正的美國。
學校也在軍隊駐地內，因此你的周圍世界是自成一體的。走出駐地，就是那些酒吧啦，嘈雜的商店啦，隨處亂扔的汽車配件啦什麼的。你從極有條理的環境一下子轉入一片徹底的低級混亂中。
當軍人子女意味著你周圍的整個生存環境都被安排好了，比你父親能做的要多得多。你在一整套制度中成長。我常覺得自己像在馬戲團長大的小孩，周圍有很多二代、三代軍人家庭。你的每一個需求都得到了充分考慮，沒有人以為你會離開。如果你是女孩，你就是預備的軍人妻子。如果你是男孩，人們會期待你上西點軍校。
父親一直希望我嫁給一位軍官。（笑）要是我說自己願意參軍，加入陸軍婦女隊，他一定會非常驚詫。我想他會嚇暈過去的。（笑）他對陸軍婦女隊很有看法，不想讓自己的女兒加入。
父親會對我們說：「你們要去拜訪表親了。他們是可憐人啊，一輩子只能住在同一個地方。夠無聊的吧？我們四海為家，什麼經歷都有。還是我們這樣比較有趣吧？」我們會說：「當然了！」我們確實有這種感覺。很顯然他對拖著我們到處走這件事有些愧疚。奇怪的是，直到去上大學我才知道別人可能對我們這種生活方式存在異議。
我父親曾在駐伯恩大使館工作，於是那時我在法蘭克福一家為軍人和外交人員子女準備的寄宿學校上學。第一周我結識了某個同學，他從小在邁阿密長大。「你搬過幾次家？」他問。「十四五次。」我告訴他。「啊，你真可憐。」他說。我回答：「你才可憐呢，一輩子就住在那一個地方。」（笑）
每個人都以某種方式長大。你可能從未意識到自己成長的環境是與別人不同的。大約五年前我頓悟了這個道理。那時我在加利福尼亞，開車沿著一號公路行駛，那條路有一段從奧德駐地中間穿過。忽然你聽到了什麼，一種你還沒意識到究竟是什麼，卻感到極其親切而熟悉的聲音。你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心中卻已經有一股強烈的感情在奔湧了。我聽到了這個聲音。那麼撫慰人心，彷彿是一支搖籃曲。然後我意識到究竟是怎麼回事了。那是一次炮兵演習。我聽到的是遠處傳來的槍炮聲。
我學會的第一首歌就是炮兵之歌：越過山峰，越過峽谷。還有升降旗儀式，同樣非常動人。每天下午五點，他們會把旗子「啪嗒啪嗒」降下來。那時不管身處駐地哪個角落，你都要停下車，面向旗子的方向。你怎麼知道旗子在哪兒？我不知道，但每個人都這樣做。
六歲時，我們住在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軍營，然後我們搬到了俄克拉荷馬州的希爾駐地。那是一座被圍牆圈起來的城市。我想軍方希望它看起來像一座小城。那裡有雜貨商店、影劇院、保齡球球房、馬廄、泳池——許許多多座泳池。沒人敢開快車，要是車速超過每小時十五公里，他們就會把你送進牢房。還有那些房子。中尉們的房子都一個樣，上校們的房子也都一個樣。草坪都得按一種方式修剪，否則你就會從軍需下士那兒收到一封提意見的信。就是從這段時間我開始理解，其實還有其他一些生活方式。我那時在學習閱讀。
我四年級的時候，父親被派往朝鮮了。母親決定讓我們生活在薩拉索塔海岸的安娜瑪麗亞島。我心想，這可是我瞭解真正的美國人生活的一個機會！什麼事我都要仔細觀察一番。我們住的那條街道盡頭的一個家庭有六個小孩。我想：好傢伙，可讓我抓住這麼一個典型的美國式家庭了！我是個十歲的小小人類學家。那家的母親在試著讓孩子們種鱷梨樹或者養金魚。她也想引起我對這些建設性項目的興趣，我卻想：我的任務就是觀察你們啊！（笑）
我認為安娜瑪麗亞島代表了典型的美國生活。有趣的是，這個地方是如此怪誕。（笑）就像一個古怪的大聯盟，浪游者和逃避者都跑到這個氣候溫暖的地方來了。這兒酒鬼也很多。到處是流浪漢和游手好閒的人，如果這個國家稍微傾斜，這些人就都滑蕩到加利福尼亞州或者佛羅里達州，全是些漂泊無根的人。我很愛這兒。他們在海邊有些破爛的小房子。每當風暴來臨，他們就齊心協力堆沙袋。我記得自己曾經偷偷溜出去觀看。他們都在那兒，在徹夜咆哮的暴風雨中醉得無以復加。有趣的是，我那時確信，這裡便是我們國家的心臟。
我記得某一年我讀了《星期六晚郵報》和《生活》雜誌。其中刊有貝爾電話公司的商業廣告。那是一幅士兵的木炭畫。旁邊寫著：丈夫、父親、兄弟、戀人，他們每分鐘都可能喪命。反正就是類似的一大堆話。我之前從未想過父親可能被殺。從來都沒想過。我心想：他們告訴我這些是想幹嗎？我不該知道的。之前沒人告訴過我。他們把孩子們保護在一個田園牧歌般的環境中。
作為一個整體性機構，這裡其實有一些問題。如果你青春年少，惹上些年輕人的麻煩，事情就會被記入檔案，而且會影響你父親的前程。確實很有問題。我們在德國使館時，姐姐告訴我有些孩子屬於一個叫「默西迪斯俱樂部」的組織。入伙的方法就是弄壞小汽車上的銀星標誌，默西迪斯發動機罩上的那種裝飾。這就是他們莽撞的英勇事跡，典型的少年過失行為。一旦被發現，全家人就得打包回老家。
我十六歲那年發生了兩件事。為了寫一篇關於匈牙利革命的學期論文，我到美國使館圖書館查閱資料，而且閱讀了聯合國記錄報告。關於美國的角色，美國之聲和歐洲自由電台給了匈牙利反叛分子虛假的希望。我認識一些匈牙利難民，採訪了其中一人。我認為這件事是一種暴行。
另一件事是，我那時在意大利北部的利沃諾，一天晚上，我和兩個意大利男人出去跳舞。我十六歲，風華正茂的年紀。我們在城中一路嬉鬧暢遊，大約在午夜12點半或12點吧。我們經過了一家小小的修鞋鋪。一個很漂亮的年輕男人正在釘鞋。他看上去如此精力充沛、生機勃勃，卻又如此憤怒。他似乎把這世間每一個人的憤怒都擊打到他正在釘的那只鞋底裡去了。而我剛剛還站在世界的頂峰，和夥伴們一邊喝著香檳一邊跳舞。我被那個情景迷住了。世界那麼美好。下一個瞬間我看到了這個滿腔怒火的釘鞋青年。我仍記得那個畫面。如照片一樣明晰。
我花了一段時間才真正覺醒過來。在布拉格駐地，我是一家軍官俱樂部泳池的救生員。我十九歲，那時正是六十年代早期。一些人接受訓練，準備被派往越南當顧問。我記得有個年輕人從HALO學校畢業。這學校的名字由幾個首字母縮寫組成，意思是「高空跳傘，低空開傘」。你從高海拔飛行的飛機上跳下來，做自由落體運動，然後在靠近地面的地方打開降落傘。他學習叢林生存技巧，然後又被送去學緬甸語。不難猜到他即將被空投到緬甸叢林。我覺得，這些人將要去統治別人，就是因為他們敢從飛機上跳下去，頗有大丈夫氣概。我唯一的武器就是取笑他們。我試圖喚回自己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感情，但已經蕩然無存了。很多軍人子女最後都反對戰爭。
我有個高中同學，他也是軍人子弟。人很聰明、自大，性格粗暴。他上了西點軍校，進了所謂的越南班。他畢了業，而且得了個羅茲獎學金，總之是聰明的瘋子。他在越南被殺了。他為自己寫了篇訃告登在《紐約時報》專欄版。他認為這場戰爭是完全正義的，不想讓他的死成為任何一個人的政治資本。我一邊讀一邊想：討厭的亞歷克斯，又在玩這套把戲了，就和過去一個樣。（笑）還是關於道德影響力的那套玩意兒，一個人寫了點東西，知道只有在自己死後刊登出來，才會無可辯駁。他在談論一個我所瞭解的生命，一個軍人子女的生命。我想：這不公平，是種不公平的優勢。（笑）我的反應很古怪。不公平之處就在於，他不得不到那裡，讓自己白白送命。
有趣的是，儘管我有七年不在國內生活，卻覺得自己是個十足的美國人。雖然我反對我們在全球的政治行動，在情感和文化上我還是十分認同美國風味的。我喜歡這裡的爵士樂、鄉村和民謠音樂，寬闊的公路、荒漠和廣闊的空間。
軍隊試圖營造一種集體感，建立一種超越個體家庭的共同目標。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是種相當令人愉悅的東西。我想，對主婦們而言這卻是種沉悶可怕的生活。這裡有全套的傳統和繁瑣的禮儀。不過那些儀式性的東西倒頗受孩子們的喜愛。
然而，所謂的共同目標是虛偽而邪惡的。對此，我絲毫不能認同。
懷恩·德羅裡亞
他是蘇族印第安人，正在圖森到華盛頓的旅途中。《卡斯特死於你的罪惡》是他最著名的一本書。他在亞利桑那大學教授政治學，今年四十五歲。
「也許美國夢是關乎過去的，幫你瞭解你是什麼樣的人。」
在我們的國家，一旦旅行的速度得以加快，地理的重要性就不見了。我如果在荒漠中搭上一架飛機，三小時後就能抵達湖區。我並不是真的在旅行。我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個陰冷的雨天清晨。芝加哥奧哈拉國際機場。
我們的對話偶爾被一位年長侍者語氣尖酸地打斷，她一次次給我們的咖啡續杯，碰巧聽到我們的談話。「美國夢？得了吧，你們這些傢伙。」我們何時續杯全由她來決定，其間她絮絮叨叨講述了自己被一個奸猾的律師誆騙了上千美元錢財的經歷。「美國夢？你們開玩笑吧？」
我知道不少美國各地印第安人的故事。聖安東尼大瀑布曾經是蘇族印第安人的聖地。你到了那裡，整個人驚奇不已：這地方當年歸我們所有時是什麼樣子？在電視機、快速汽車和噴氣式飛機出現之前是什麼樣子？
我常想到唐納一夥人。那是1846年，他們被圍困在山口，以像野人一樣互相殘食告終。我記得自己曾開著我的奧爾茲98型汽車在那片鹽鹼地按照同樣的路線行駛。沿著丹佛到夏延的州際公路，我只用了四十五分鐘就開過了那片鹽鹼地。在拓荒時期，越過這片鹽鹼地要花上三十六個小時。要是你稍有耽擱，就會在一年中最危險的時間到達內華達山脈。唐納那夥人用了六天。我則以時速七十五公里開過了那個地方。「嗖」一下就過去了！曾有各種各樣的人在那兒喪命。你會想到很多關於白人和印第安人衝突的問題。
任何時候，這些部落都沒把白人視為危險。如果一個五百人規模的部落盤踞在山坡上，看到一支兩百人的白人馬車隊經過，他們是不會感到任何威脅的。有好多傳統故事說印第安人害怕白人，因為覺得白人都是瘋子。你讀過那些拓荒者穿越中央大平原，做出了巨大犧牲的描述。你想像著自己的族人坐在山坡上，熟悉附近千里之內的每一條溪流、每一塊岩石。他們俯視著下面那群因走在高草中而恐懼不已的人們。兩撥人不能互相理解。如果唐納那夥人和印第安人交了朋友，如果他們不懼怕這些熟悉地形的「敵人」，也許本有脫險的機會。你必須以新的眼光打量美國歷史，然後才能判斷它將往何處去。
我在南達科他州的松嶺印第安人居留地長大。那裡距離「傷膝地【64】」約三十五里。那個小鎮約有四個街區長，三個街區寬，遠離主路。真的差不多只有兩條街有建築。我還記得沒鋪馬路的時候，街道就和牧場一樣。一下雨，你好多天都寸步難行。幾乎沒有白人住在那兒。
我所在的小學，學生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混血印第安人。他們教我們拉迪亞德·吉普林那套世界觀。那套理論很簡單，什麼社會在往工業化發展，科學造福於人；我們都是美國人，沒有人曾對國家不忠誠；美國在任何問題上都未曾站錯隊；政府從不對人民撒謊；聯邦調查局的存在是為幫助人民，要是你發現任何可疑的事情，就快點報告給他們。總之有強烈的舊式英國殖民地調調。沒人提到奴隸制。少數族裔的歷史並不存在。不知怎麼回事，世界變成了白人的樂園，其他人找個地方棲身就得了。這種棲身並不有辱身份，因為是上帝的旨意。沒有人輕視你，西方文明為你找到了一席之地。
這全是在二三十年代陣亡士兵紀念會上背誦的那種虛偽歷史。我記得六歲時參加過這種集會，那些老牛仔和老酋長們聚在一起。盛大的烤肉會之後，衰老的高音歌手唱起《古老的忠誠》《馬車輪》這樣的歌曲。他們為封鎖的邊疆悲歎嗚咽，一邊打著手鼓。很久以後你才發現，這些場景並不真實。
我的父親是一位居留地聖公會牧師，他的父親也是。我猜我家是最早從古老生活方式轉變為白人生活方式的一批人。情況著實窘迫，簡直有些精神分裂。轉投基督教之前，我的祖輩就是宗教領袖了，那是種古老的印第安宗教。我不光是牧師的兒子，我家還有祖傳的醫藥知識。人們總來找我父親請教各式各樣的事情。他知道各種醫藥口訣和傳奇故事。
他在兩種文化間周旋，一直沒遇到什麼衝突，直到六十年代晚期。民權運動帶給他猛然的轉變。教會對印第安人的歸化施加了很大壓力。他說：「我們不是非這樣不可。離開那個大熔爐，我們能夠保持自己的本色。」有成千上萬的印第安基督徒是以古老的印第安方式看待基督教的。耶穌的啟示並沒有那麼了不起。不過很多印第安人最終有所改變，什麼宗教信仰都不再相信。我父親只是放棄了基督教。
也許我這一代人是受印第安價值觀影響的最後一代人了。我四十五歲了。現在我看到有些比我小七八歲的人去參加會議，一到場就立刻擺出一副想控制一切的架勢。我五六歲時，年長的親戚告訴我在聚會中不能出聲，因為除非是長輩，其他人都不該講話。我這個年齡的人現在仍受這些社會規則的制約。但再往下七八歲，看看那些在戰後粗魯無禮年代長大的人吧，只知道吵鬧爭搶。越年輕的越糟糕。年輕人把你死我活的競爭視為必然。他們腦袋裡只有這麼一件事。我這代人則把這想法深藏在心底。
年青一代印第安人也和年輕的白人一樣，一點歷史感也沒有。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曾經造就過歷史感。很久以來，歷史是被歐洲人主導的。美國經歷過二戰，成為一個強國。忽然間我們有了責任。我們以往的歷史觀念為偏狹的地方主義所局限。美國被海洋與外界隔開，我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反共偏執狂接管了國家。沒人想要征服這個國家，上帝可以作證。如果我們毀滅了，一定是自取滅亡的。
一位蘇族老酋長「立熊」曾說，白人來到這片大陸，從最開始就帶著恐懼。他們畏懼動物，畏懼自然，畏懼大地。這種恐懼投射給土地和動物，使它們也害怕白人。隨著白人的遷入，動物們逃跑了。我本以為有句話出自一位有智慧的印第安人之口，但去年重讀托克維爾【65】的著作時發現原來是他說的：一片遍佈動物的土地上，可以生活一千個印第安人。兩三個殖民者來到這裡，動物和印第安人就都走了。
你不得不問自己：來這兒的都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了扎根，簡直徹底發了狂。這不只是征服土地的問題，我的意思是，為了獲得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權利，他們該死地投入了太多。
也許美國夢是關乎過去的，幫你瞭解你是什麼樣的人，而非放眼未來。我不是單單在懷舊。我是說，要找到熟悉的路標。也許已經到了我們需要反思的階段。
去年二月，一些醫學界人士和耶穌會會士舉行某個集會。一位醫學人士站起來發言，表示美國的全部問題在於人人都想當年輕人。他說：「在印第安人社會裡，你們每個人都要按照自己的年齡行事。如果每個人都想當年輕人，就不存在睿智的老人了。如果你是祖父，你最好表現得像個祖父的樣子。如果你是父親，你最好表現得像個父親的樣子。別學白人。永遠別來那一套。」
我想未來會出現一批人，比例不會太大，他們能想方設法過上有意義的生活。而對大多數人來說，生活只會更加單調乏味，他們的情感會在種種社會局限下變得麻木不仁。這想法頗為陰鬱黯淡。但許多人也在奮力回擊。
在某些地方，美國永遠拖延著不肯成熟起來。但我並未真正絕望。你不得不成長起來，對此你不能放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