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板
華萊士·拉斯穆森
芝加哥比阿特麗斯食品公司總經理。他魁梧健壯，雙手長滿老繭，有著老工人的典型外貌。
「如果你不懂得磨難，也就識別不出幸福。得到任何東西都要付出代價。」
我只是個鄉下小子，在內布拉斯加州出生，正趕上了大蕭條時代。我深信經濟衰退總是會捲土重來，也許這對國家有好處。對沒過過苦日子的人們來說，這是段艱難歲月，但你總能熬過來，著實讓人驚訝。你一無所有，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和家人待在一起。歷史和大自然總有辦法讓人們更加務實。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爭搶。人們總要保護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是種天性。雄麋鹿在山坡上叫喚，沒有其他目的，只是要警告其他麋鹿：離我的雌鹿遠點。雄性並非為打架而打架，而是為了守住自己的領地。你能輕易分辨出誰會是倖存者，因為他們總在鬥爭，像拳擊手一樣難被打倒，非常靈活。在我看來，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早上七點鐘。一個寒冷的冬日清晨。芝加哥比阿特麗斯食品公司行政部長長的走廊裡空蕩蕩的，你彷彿行走在英格瑪·伯格曼導演的夢幻場景中；你走進一個大房間，在長桌的盡頭獨自坐著的那個人，正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
他掏出懷表瞥了一眼。兩杯咖啡放在桌上，一杯是他的，一杯是為客人準備的。他魁梧健壯，雙手長滿老繭，有著老工人的典型外貌，身著禮服，待人直率、友好。他得過霍雷肖·阿爾傑獎【47】。
有人問過我，你曾夢想過從事現在這份職業嗎？我說沒有。我對生活的唯一抱負就是今天比昨天更好一點，比昨天多學一點。我常常讀書。孩童時代我讀過能弄到的每一期《大眾機械》雜誌。甚至還在學校的時候就有人拿東西讓我幫忙修理了。
在那個年代，農民們總是互相幫忙。十二歲時，我跟著一夥人幹活，拖起成捆的乾草，把它們扔上打穀機。有一次我轉彎太快，把一車乾草弄翻了，我只好跨過溝去。你認為那些農民會幫我嗎？先看看他能否自己搞定吧。這給我上了一課，從此我再沒翻過車。
我懂得了人性的特點。你能從大自然中瞭解到人們的行為及其動機。我指的是那些野生動物。我一生都在打獵，不只是為了那些餐桌上的必需品。你瞭解到今天的動物和人類的種種習性，兩千年來其實一直沒改變過。
我從來不想當失敗者。我總要當第一個下飛機的人。我有個理論，當你從機場的人群中穿過，不管現場有多擁擠，只要你望向前方十五米開外的地方，人們就會為你讓路。別只盯著某個人，人們便會為你閃出一條路。多年前有次我帶太太去塔爾薩，馬上要登機時，有人問：「你不是帶太太一起來的嗎？」我答道：「天啊，帶了。」我居然把她給忘了。（笑）人們常說在街上看到我了，我卻沒打招呼。我當時在想著其他事。表現出友善並不是我的天性。
我認為要過上好日子，經歷些磨難是必須的。如果你不懂得磨難，也就識別不出幸福。如今，有些父母不願讓孩子嘗自己過去吃過的苦。我對此不以為然。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四十歲，一個三十六歲。我仍會對他們說：「這是你該做的。」他們照做了。我堅信，他們得知道事情不會總是那麼容易。得到任何東西都要付出代價。
人們現在過於習慣不勞而獲。他們認為這沒什麼，但其實是有代價的。他們失去了尊嚴，失去了謀生的能力。這就像籠中的動物一樣。不管一頭動物曾經多麼野性十足，假如你圈養它足夠長的時間，它就會忘記怎麼謀生。人類也是如此。忘記怎樣捕食的獅子只能獵殺其他動物，那些跑得慢的，因為它們追不上那些跑得快的。這就是如今有些失業的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他們不知道怎樣養家餬口，只好去有這種能力的人那裡剝奪。經濟衰退，或是革命，又使一切重獲平衡。這樣的情況貫穿了整個歷史。這是我讀歷史書學到的。
問題的根本在於：誰會成為倖存者？這將考驗許多人的實力。你不可能靜止不動。如果不能成長，就只能滅亡。
我離開家，去了加利福尼亞，找了份發傳單的臨時工作。啊，我可好好學到了一課。我不懂為啥有些人幾小時就能發出一千份，而我要用一整天。我跟蹤了其中一個人，看到他正把大部分傳單扔到下水溝裡去。我去找僱主質問，他怎麼能允許工人把傳單塞進下水溝。我可是把傳單一份份發出去的，鞋都磨爛了。每天才賺十美分。用這十美分買一籃子葡萄，夠我吃的了。他說：「我們早想到工人會這麼做。」我說：「這不對。」他說：「我們不會多付你工錢的。」所以我辭了那份工作。辭掉每天只賺十美分的工作也需要點勇氣。（笑）我覺得他在敲竹槓。那時人人都知道，在加利福尼亞，你不先騎在別人頭上，別人就會騎到你頭上。
我在苜蓿農場工作了三個月，每月掙十美元，包食宿。早中晚三頓，全是黑豆，牛奶總是酸掉的。他們給了我一封信，證明欠我二十美元，讓我找農場主去討。我真是個笨蛋，信給了農場主，二十美元卻沒拿到。這是個教訓。對任何人都不能太信任。
我回到了內布拉斯加州，幫人給玉米剝皮。一蒲式耳【48】玉米賣十美分，剩下的燒掉了事。之後我找到一份組合香柏木箱的活兒。我從不對別人說我不能做什麼。這家公司倒閉了，我又找了份切割拼圖玩具的工作。每做一副我賺十美分。
我讀了很多成功人士的傳記，想看看他們是怎樣成功，怎樣開拓局面的。我那時只讀這些書。我下定決心，如果日後進了一家大公司，就永遠不離開。我舅舅是林肯市比阿特麗斯公司的工程師。我在那兒得到了一份工作，當時我十九歲。我的工作是把冰從一個大池子裡拉出來。你要用電動起重機把近兩百公斤的罐子拉起來。很有挑戰性——我能拉多重？上限是一百噸。我總想超越這個數字。倒是工程師常常要提醒我：「慢點啊。」（笑）
我自己維修所有的設備，不想讓其他人亂摻和。總工程師發現了我瞭解機械，對我說：「你覺得你能維修乳品車間的機器嗎？」我回答：「當然了。」（笑）我知道乳品車間什麼樣，我從那兒經過了幾次，但僅此而已。我之前並沒見過低溫消毒設備。但沒多久我就學會了。我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這點我從沒懷疑過。
六個月之後，我跑到總經理那兒說：「這點活兒不夠我幹的。」他說其他人得一刻不停地幹才能完成呢。我說：「我不管。反正你再給我找點活兒做。」我想讓自己保持忙碌。於是我去了乳品車間旁邊的灌裝車間。我從那邊的機械師兼冷藏工那兒學到不少東西。不管是誰掌握著知識和技術，我總要像海綿一樣拚命吸收過來。
就這樣，我負責了乳品車間和灌裝車間的維修工作。我又跑去找他：「活兒不夠干。」他說：「你為什麼不去管管冰淇淋車間？」於是我開始照管三個部門。我還嫌這不夠有挑戰，又找了份夜班兼職，負責一家酒店的空調系統，我還幫人家做室內電線安裝。我每天只要睡兩三個小時。
比阿特麗斯公司安排我到印第安納州文森斯當總工程師。那裡有國內最大的牛奶車間。我當時二十二歲。那裡的工人都已經四五十歲了，還有些六十多歲的。我想，我的年齡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我努力容忍著人們的弱點，我知道，只有尊重他們，才能讓他們產出最大的工作成果。
對於這份工作來說，那個我要接替的人有些不稱職。他在設備方面是個天才，做事卻拖拖拉拉。比如，現在有個人躺在桌子上，快要失血致死了，而我們這位醫生卻還要分析一下。結果他身邊總有四五個游手好閒的人。我的理論則是：先修好機器，再分析故障原因。
最終我去找管理層說，他應該離開。這是我第一次採取冒險政策。我需要那個工作，就跟你在嚴寒中需要穿鞋一樣。我知道他們需要我，而且比我需要他們更為迫切。我兩個星期都待在自己的房間閉門不出，直到他們告訴我：「他走了，你回來吧。」從此以後，我們讓工廠重新步入了正軌。
我需要走出芝加哥那間辦公室來制訂未來規劃。這方面我毫無經驗。我買了書研讀，並且弄到了設備。我對工程師們說，我們今天得大幹一場，我能穿著西裝拆卸製冷設備，身上一點油污也沾不上。他們自己都沒拆卸過。要是你想領導別人，你自己必須掌握這個領域的知識。如果有人跑來說某個事情怎樣怎樣，我立刻就知道他說的是不是實情。做決定之前掌握事實真相，這是倖存者策略的一部分。
我想說的另一個經驗是：不管你為誰工作，都要確保他成功。否則你就要超過他。現在，我超過了……（聲音淡出）
我一直把這視為生活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的世界。社會要保持強大，需要強大的領袖。和過去的人相比，現在華盛頓這幫人太不頂事了。
他諷刺地看了一眼《福布斯》雜誌上他的側面照。「唯一寫得不公平的是他們的最後一句：『他是個冷酷決絕的人。即使快到六十五歲了，還是不允許別人用華萊士·拉斯穆森對待別人的那套來對待他自己。』」
你做某些事時可能看上去冷酷無情。但一些人在公司裡甚至家庭中不作為時，並不能意識到自己阻礙了工作，你要替他們作出決定。如果你想獲得成功，就不能讓任何人站在那裡擋路。公司有100萬僱員，50萬持股人。我們對至少150萬人負有道德責任。150再乘以每個家庭的平均人口數3.5，就是500萬人。我們對這些信賴我們的人負有責任。
一百五十萬人敬重你，是不是也害怕你？
（長時間的停頓）最好別用「害怕」這個詞，但確實有這種感覺。我也沒什麼辦法。可能是種敬畏吧。還有99%是敬重。三種情況都有。我有個習慣，和辦公室裡的最低級職員談話。總能比和高級職員談話瞭解更多信息。（笑）高級職員試圖掩飾他們的失誤，可憐的小職員不知道他們正在犯錯誤，於是我能發現更多問題。
公司有43億美元資產時，我不是董事長，也不是總裁或執行副總裁。我那時是高級副總裁，擁有公司四分之三的股份。這是1968年或1967年的事。
1976年7月1日起，我開始擔任總裁和首席執行官。之後兩年我們的資產從52億增至74億。不行，不行，你完全不能停止增長勢頭。你必須讓人們對投資你的公司保持足夠的興趣。
很多人問：你什麼時候退休？接任時我說過，等公司價值80億之後就退休。現在我要說，要到100億我再走人。
P.S. 他於1979年從比阿特麗斯食品公司首席執行官的位子上退休了。當時，公司市值達到了78億美元。
吉羅德·弗雷曼
1975年的某個清晨。他是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董事會主席。這是他在任的最後一年，他已經選好了接班人。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的世界變得狹小了。一個年輕人走出校園，對一切都感興趣。然後他有了工作，世界變狹小了一點。他結婚了。工作、家、家人，世界又狹小了一點。終於他變老了，隨著事業的結束，家人的離去，他最後關心的不過是每天清早大便是否通暢。我們的國家現在正經歷著這個過程。」
他的領帶圖案是銀行的標誌：名字和鑄幣。「我讓我們銀行的一個小伙子設計的。工作日我沒戴過別的領帶。戴這條領帶是對團隊的暗示，表示我在乎這家銀行。」
這是一間擴建後的辦公室，前廳和正室都陳列著藝術品，旁邊一間是他的私人餐廳。五十七層有一個巨大的宴會廳，今天中午他的繼任者將在那兒為日本大使舉行午餐會。午餐會有近千名嘉賓出席，包括城裡多位頂尖實業家，以及市長理查德·達利。
我1934年來到這家銀行，1975年退休，在這兒待了超過四十一年。眼下我感到那些退休徵兆了嗎？（他淡淡一笑）有個朋友給我講過她父親愛德華·瑞爾森【49】的事，他退休以後就再沒人請他吃午飯了。他必須找個他媽的沒事可做的人陪著自己。我也感受到這種氣氛了。我剛把鮑勃指定為繼任者，果然就有人說：「吉爾【50】·弗雷曼這傢伙不錯，可如今有事我們得找鮑勃談了。」
現在大約兩周我才有一個午餐飯局。我覺得挺有意思，並沒有什麼不高興的。我有點自嘲地想：退休以後我去哪兒吃午飯呢？現在我有一間闊氣的私人餐廳，以後就得去俱樂部了。過去三十年我一直是「正午俱樂部」的會員，卻從沒在那兒吃過飯。以後我倒是有地方可去了。
再沒人需要我了。以後多半是我來找公司，而不是公司來找我。只要你能想通就行了。我其實特別幸運。我得到了一切希望得到的東西。雖然不是特別富有，但我生活得很舒適。我沒有什麼未竟之志，不覺得自己抄了近路，也不對自己失望。我從生意世界全身而退，拿到了不錯的成績報告。我不像以前那麼爭強好勝了。讓別人接過這份聲譽吧。我不用再去爭奪這些了。
覺悟得早是件好事。我有一個朋友，他在生意上非常強勢。退休時他說：「城裡沒人喜歡我。從現在起，我要讓自己討人喜歡。」但太晚了。成見已經形成，習慣又根深蒂固，他沒能讓一切發生變化。他死前很不開心，和孩子們關係緊張。訣竅是（笑）有必要讓你的生活富於競爭力，但也要用愛心和謙遜加以中和。
我的好朋友米爾頓·弗裡德曼說過，對商人來講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覺得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他說那都是瞎扯淡，有違商人的真正使命。他這種觀點頗為傲慢。我不能認同，儘管在其他方面我很欽佩米爾頓這個人。
這是種基督教思想嗎？並不是。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在商業社會屹立不倒。在這個以盈利為目標的社會裡沒有什麼神聖性可言。《聖經》或是憲法裡都沒有明文確保你能擁有私人財產。如果我們仍有這些機會，只不過因為大多數人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沒有去修改法律來禁止它。
我工作很努力。早上七點一刻就到這裡了，一直工作到下午五點半或六點。我三十年沒打過橋牌，二十年沒打過高爾夫，因為比起高爾夫球，我更喜歡工作。我不喜歡同事們在衣帽間營造的那種虛假的親密氛圍，就像是四五杯酒下肚，醉醺醺地回到家睡一大覺。該死的，一整天都給毀了。
你是想遊歷歐洲各國，拜訪各國財政部長和州長呢，還是和最近二十年都沒想出過一個新點子的人一起打橋牌？這是退休後我將面臨的問題。思想上缺乏刺激。
三年後。1978年某個清晨。
我們坐在另一樓層一間略小的辦公室。周圍沒有藝術品。
我沒覺得自己犧牲過任何東西。年輕時，我錯過了和孩子們共度親密時光的機會。但年歲更大以後發現這其實也算不上犧牲。我有兩個孫子，一個十八歲，一個十六歲，過去幾天一直陪在我身邊。這是很理想的情形。
我在董事會或更衣室遇到的那個企業家，天啊，他可真是百分之百擁護「美國道路」的那號人，認為任何背離這條道路的人都是該死的共產主義佬。我問他：「你說的『美國道路』究竟是什麼意思？」「嗯，大家都知道的嘛。」我說：「指導創立了我們這個國家的理念是什麼？」他很窘迫，不想談下去了，因為首先他從沒好好思考過這些問題，其次他不確定自己能不能為一個允許收入上存在如此大懸殊的體制辯護。所以他想避而不談。
我的感覺是，不存在完美的體制。但相比於其他體制，我們的體制做到了更多，不只為富人，也為窮人謀得了更多福利。我們不應為這個體制感到窘迫，而是要增進對它的瞭解。如果我當初沒有懷疑，也不會在事業上爭取到那般境地。
我想我們的國家已經衰老了，衰老的速度很快。我們在這個夢裡失去了很多。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的世界變得狹小了。一個年輕人走出校園，對一切都感興趣。然後他有了工作，世界變狹小了一點。他結婚了。工作、家、家人，世界又狹小了一點。最後他變老了，隨著事業的破滅，家庭的破產，他最後關心的不過是每天清早大便是否通暢。我們的國家現在正經歷著這個過程。
今年一月，有一天下午我坐下來開始讀一本小說。這是我1934年離開學校後讀的第一本小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可以浪費一分鐘時間。那是作弊。我覺得自己對銀行、對社會都負有巨大的責任。工作花費了我太多時間。人有時候可真傻。我不像過去一樣精明強幹了，身體不那麼強壯了，頭腦也不再犀利。我得花好長時間來記住人名。所以我不再覺得自己要履行從前那種義務了，從前我是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
機器？
（他輕輕一笑）我知道，我不該說那個詞。
要是你當過頭兒，情況就更糟糕。和沒當過老闆的人比起來，退休這事兒對我們更為艱難。（他忽然變得尖刻）商業世界該死的競爭！商界領袖從始至終和每一個人競爭，而非只和同行競爭。你和你在其他領域的朋友競爭，那可是你最親近的朋友啊。這極大地影響了你的人生，而且不是什麼好影響。（笑）商業友誼稱不上真正的友誼。
那個傢伙一生都在和別人進行激烈競爭，然後——卡嗒！他退休了，他很難帶著愉悅的心情去欣賞繼任者和朋友們的成功。他很難不覺得這是以他自己為代價而獲得的成功。當然了，其實不是。他不再屬於那個聯盟了。這一點，很多人覺得難以承受。
我退休一年半了。關於所思所感我寫了點詩：
我們的名字未曾改變。我們的容顏從未轉換。我們的太太還是一樣體貼。我們的感覺卻已地覆天翻。年輕人並非靜止不動，如同我們的期許。老朋友露出微笑，轉而依靠年輕人，只在頃刻之間。多麼公平啊。我們和過去一樣是忠貞的朋友，但重要性已不似當年。不似當年。但，更有智慧？
S.B.富勒
他坐在辦公桌後面，一臉嚴峻，戴著眼鏡，就像一幅不苟言笑的高中校長的肖像畫。
「我一直相信，不管人們對你做了什麼，都是出於膽怯，出於不理解。」
窗外，列車在高架鐵路上呼嘯而過，大卡車的轟鳴和小汽車疾駛的聲音不絕於耳。這是芝加哥黑人聚居區裡一條繁忙的幹道。樓裡，一條狹長的走廊通向他的辦公室。此處很安靜，幾位年輕的女士在櫃檯後辦公，旁邊有兩個孩子在玩耍。
他坐在辦公桌後面，一臉嚴峻，戴著眼鏡，就像一幅不苟言笑的高中校長的肖像畫（我們的第一次對話就這樣被打斷了：「你喝了酒。」午餐時，我的確喝了杯威士忌蘇打。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
他七十三歲。
九歲時，我開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門羅叫賣克勞福靈藥膏。我想變成大人。成年以後，我想生產和當年我賣過的商品類似的東西。這就是如今我在做的事。
我來自佃農家庭。十歲時，我家租下一塊地，買了頭驢，開始自己耕種。十五歲時，我家搬到了孟菲斯。我父親離家出走了。兩年後，母親去世了，留下七個孩子。臨終前，她囑咐我照顧好弟妹們。我那時十七歲。我出去幫人幹活、倒賣東西，養活了孩子們。五年後，我們在芝加哥找到了父親。他再婚了，和新任老婆回到孟菲斯找那幾個小孩。雖然不是她親生的，但她把他們都接走了。
我只受過六年教育，母親去世前對我說過：「那些體面的白人每年九個月都在學校裡，而只讓你待三個月。」每年我們只上三個月學，剩下的時間都在農田里幹活。她說：「不是他們不公正，只因為他們相信你用三個月就能掌握他們花九個月學的東西。以後無論你做什麼，兒子，別讓那些體面的白人失望啊。」
我發現讀書人是治人者。我開始買書自學。我讀一切能搞到手的書。你知道自己多無知，於是只能讀書。我讀書不是為了消遣而是要尋求見識。我發現1912年的美國有4043個百萬富翁。其中只有89%擁有高中學歷。有些人小學都沒念完。我覺得自己並不孤單。瞭解到有些美國白人沒接受正式教育也取得了成功，我大受鼓舞。
我離開孟菲斯往北邊去，那裡有更多買家。我一路搭車去芝加哥，1928年5月20日到達。那時我已經結婚了，有五個孩子。我在煤場找了份工作，把工錢寄回家。煤場主似乎挺喜歡我，說他要幫我教育孩子。我告訴他我不需要任何人來操心我的生活，然後辭掉了這份工。
這之後我開始挨家挨戶兜售喪葬保險。有份雜誌刊登了收入超過一萬五千美元的人物名單，大都會生活保險公司的主席1934年的年薪是五萬美元。「萊弗兄弟」肥皂公司主席收入為四十八萬五千美元。我辭掉了賣保險的工作，開始賣肥皂。
我花二十五美元弄到些肥皂，開始上門兜售。那是大蕭條時期，1935年。但劣勢能變成優勢。人們失業在家，什麼活都不愁雇不到人。但銷售業一片愁雲慘霧，因為他們覺得沒人有錢買東西。可每塊肥皂只要十美分，沒這點小錢的人還真是難找。
我工作起來沒有時間概念。只要人們讓我進家門，我就繼續賣。他們說沒錢買，我就接受訂貨，等他們有錢買了我再送過去。重複是知識之母。兜售的過程中我學到不少東西。你得撩撥起人們的好奇心。你得說服他們相信你說的都是真的。一旦被說服了，他們就想買你的東西了。
我學了一些心理學，因為我知道一切的關鍵在於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是自己靈魂的統帥。我知道，能影響我的東西也能影響別人。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大家都是普通人。我懂得所有人都生來平等。富家子弟有錢但沒有進取心，窮小子沒錢卻勇往直前。勇往直前的人總會賺到錢的。這個道理應該告訴每個初次來美國的年輕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優勢就是出生在美國。只有在美國，如果你能找來吃的，就能隨便吃，找不到，就得挨餓。在美國，他們不會讓你餓死，但餓死也比領救濟金強。依靠救濟金過活，你的肉體不會死亡，但精神上已經完蛋了。
如今，我能讓我們組織裡成百上千的年輕人做我年輕時做的事：兜售。現在有這麼多人失業，就是因為銷售人員不夠多。經營方面並沒有什麼問題，關鍵在於銷售。挨家挨戶推銷是每個人的機會。可以上門推銷的商品有真空吸塵器、滲漏式咖啡壺、地毯，等等。你隨便說一件東西，它就能挨家挨戶地賣。
如今傷害著年輕人的是那些鎮靜劑和麻醉劑。大自然賦予你的能量，你不該輕易虛耗掉。你理應利用那份能量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因為你就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大自然從來不造廢物，每個人都生來具有某種天賦。
1935年，懷揣二十五美元的我開始販賣博野國家實驗工廠的貨品。他們不願意賒賬給我，於是我告訴他們將來我要把這家工廠買下來。十多年後的1947年，我買下了博野。我曾發誓要炒了那個不肯賒賬給我的經理，但他那時已經不在了。我留下了所有員工。現在博野工廠仍然歸我所有。
1939年，我組織了芝加哥商會。完全是為黑人服務的。我們有句口號：為了在經濟上得解放，要和自己人做生意。結果從中走出了不少少數族裔企業家。我培訓的很多年輕人後來都獲得了成功【51】。
1965年，我買下了一座百貨商場。我想啟發黑人同胞在我們的社區內部發展零售業。對那些領救濟金的人，我是第一個給他們賒賬的。現在所有大百貨商場都允許人們賒賬了。
我一度同時擁有十三家企業：箱子工廠、報紙【52】、農場，等等。我想教人們自己做生意，但他們還沒準備好，因此我損失慘重。我那時有八百萬資產、三百萬負債、一千萬現金流，卻不能通過白人的渠道貸到款。
銀行拒絕貸款給我，因為他們沒聽說過哪個黑人能經營百貨商場，也沒聽過哪個黑人能擁有劇院。而其實整個街區都歸我所有。金融機構感到害怕，因為覺得這很新鮮，而這是我一直嘗試讓人們理解的事。柏拉圖曾說，讓缺乏判斷力的人去依靠直覺。理智源於觀察。如果你記住些什麼，就能擁有判斷力。這些銀行家的記憶倉庫中缺乏黑人在我所在的領域取得成功的印象。正因為如此，他們膽怯了。
我決定找我們黑人尋求幫助。政府調查人員發現我們這樣做不合法，於是我們必須放棄。這導致了我商業帝國的崩塌。1968年，我們徹底破產了。情況非常艱難，因為我已經六十五歲了。所有人都說我太老了，沒法從頭再來了。但我東山再起，用的還是我只有二十五美元時的那套辦法。我對這樣的成功從不懷疑。對此質疑的人只有政府和沒見識過這套方法的人。
他們置我於破產境地後，希望免除我的一切債務。我不會同意這麼做的。我想走出破產局面，百分之百償還我的債務。由於在技術上違反了一項我完全不瞭解的法律，我被起訴了。我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會還清所有欠債，他們認為我不可能做得到，因為我太老了。他們給了我五年緩刑期。大約一年前，緩刑期已滿。我在行動上多少受到限制，如不事先匯報行程就不能出行。差不多再過一年，我就能還清所有債務了。我從沒怨恨過。我一直相信，不管人們對你做了什麼，都是出於膽怯，出於不理解。
我也僱用白人。我只知道人類這麼一個種族。我僱用一切來我這兒找工作的人。我因為他們的優點而接納他們。
我們面向所有人出售商品。有一種H.A.品牌卷髮劑，現在我們仍在賣。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白人居民委員發現我們在這樣做，就打擊了我們的上門推銷，讓我們做不成生意。如今他們沒法再這樣對我了。
民權運動影響了你們的化妝品銷量嗎？比如直髮劑？因為埃弗羅卷髮【53】開始流行了？
這不只影響了我們的生意，黑人的生意總體上都受到了影響。以往黑人最大的買賣就是開理髮店和美容院。埃弗羅卷髮一開始流行，黑人們就不去理髮店和美容院了。現在他們剛開始重回這些地方，但也不像從前那樣打扮自己了。對富勒公司的影響就是，原來能當推銷員的人可以靠領救濟金過日子了。
你得去說服他們，政府不是他們的管家。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傷害了我們。他是富人家的孩子，擁有的東西都是別人給的，所以他認為給予是正確的。他不明白，你給別人東西的時候，其實傷害了他們。我們有賒粥棚和大蕭條，就是因為人們對自己喪失了信心。胡佛總統告訴美國人民，繁榮就在眼前，但你得自己跑過去爭取。人們不想跑，於是選舉羅斯福上台。
福利能殘殺人的精神。它使人的身體得到維生素，變得肥胖，心情可能也會快樂。但他不會有進取精神。有人餵養的狗不會打獵。要是你想要一條打獵的狗，就得餓著它。要是你希望讓某人找到出路，就要讓他面對生活的衰敗。有錢買食物你就能盡情享用，沒有足夠的錢，你可以盡情挨餓。
一個人保持原地不動是違反自然法則的。要麼向前行進，要麼被不斷行進的隊伍推到後面。這是黑人沒能理解的道理。他們以為是不平等的現狀讓他們落後，但這不是實際情況，缺乏進取心才是主要原因。1953年，黑人的收入是白人的57%。1962年更倒退到53%。主要原因就在於黑人不瞭解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懂得競爭。
黑人每年光買車就要花費30億美元，卻仍舊意識不到黑人社區內部的機遇所在。如今在美國有多少黑人汽車製造商？每天晚上，一些富裕的公民離開黑人社區回到他們自己的社區，這其實致使黑人社區更加貧窮，這裡零售業產生的財富都白白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馬丁·路德·金博士認為通過人權立法可以解決黑人的困境。我比他更清楚這個問題。抵制蒙哥馬利公交線路時我和他談過。我對他說，我們要做的就是買下那條公交線，然後公交怎麼跑全聽我們的，因為那是我們的公交線。他不想這麼做。
他們當時陷入麻煩，不得不出售那條公交線。搭那條線路的人本來絕大多數是黑人，因為要抵制，他們不再乘坐了。公交公司已經準備好出售這條線路了。
無知是不幸的根源。甘地在牛津大學接受過高等教育，金擁有博士學位。安德魯·卡內基【54】來到這兒，作為移民，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去世時卻擁有三百萬美元的財富。這其中有著無知和沒有文化之間的差異問題。你可以當一個沒文化但不無知的人，也可以當一個有文化但無知的人。
我母親生來是奴隸，她瞭解這一點，並且向我指出：「你是我的第一個兒子，我想讓你知道真相。」她告訴我，白人害怕黑人，是因為不瞭解他們。她想讓自己的大兒子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一片立足之地，為自己，也是為了幫助弟妹。「他們不能像你有這樣一個媽媽了，你要照顧他們。你要瞭解這些他們不知道的事。」
吉姆·維圖斯
他戴著老式賽璐珞護眼罩，伏在辦公桌前看賬本。他四十九歲。
「我需要新的挑戰，讓車輪不斷向前。這就是美國夢。得讓一切運轉起來。」
這家超級市場坐落在芝加哥北邊。從城東過來採購的常客很多，這裡也是年輕人往來南北進行非法買賣的通道。我們所在的新城中心位置是最最繁忙的地段。西邊住著工人和中下階層，他們購物一般去別處。
他所在的辦公室位於商店上方，二樓。他戴著老式賽璐珞護眼罩，伏在辦公桌前看賬本。他四十九歲。
那是1975年。
自我滿意比什麼都重要。有時候，我坐在樓下那間辦公室中，看著收銀過道五台現金出納機忙個不停，小運貨車往來穿梭。我就對自己說：「他娘的！運轉正常！運轉正常！」（笑）可能我最大的快樂就是坐在那間辦公室裡，看著五台現金出納機進進出出，看著人們推著購物車在貨架間挑選商品。簡直是音樂啊。
大約兩周前，有一台現金出納機壞了。（笑）我急瘋了，惱火得直想扔東西。後來現金出納機都恢復了正常，我長舒了一口氣。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很美好。（笑）
我現在希望擁有三家超級市場。那些連鎖經營者別想吞併我，想都別想。我覺得政府應該制訂規則保護小本生意人不被吃掉。因為只有他們才能讓那些大傢伙守住底線。真見鬼，看看汽車製造業。只有三四家。幾個狗雜種每年坐在一起一次，淨商量著要怎麼漲價。
要是有連鎖企業企圖收購我的商場，我就跟他們說：見你的鬼去！好價錢也不行。我不喜歡聽人指揮，還是自力更生比較好，不依靠什麼聯合大企業和所謂大人物。他們說這能讓你賺多少多少錢。但我覺得錢並不能衡量一切。重要的是那種知道自己有所成就的滿足感。（笑）
三年後的回訪。1978年。
（笑）我年輕時總是想像當大人物有多麼爽。我想當老闆。（笑）你去看電影，看到那個人嘴裡叼著根雪茄，把腿搭在桌上，指揮別人做這做那。你心想：呵！真棒。你想當個大人物，這樣生活會輕鬆很多。現在呢，我是大人物了，工作卻比從前更辛苦。有時我生氣了就說：「該死！下次再做生意，我要自己一個人弄。其他人都他媽見鬼去！」（笑）
我需要新的挑戰，讓車輪不斷向前。這就是美國夢。得讓一切運轉起來。這才是我真正在乎的。一旦我看到事情正常地運轉，就想看到這好勢頭繼續下去。
我太太也在這兒工作。我們的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都和生意密切相關。有些家庭會說：「啊，我們去野餐吧。」然後就去公園了。我對此不感興趣。我對電影不感興趣。偉大的「美國城市」【55】，管他媽的別人怎麼叫它，我也絲毫不感興趣。這類東西抓不住我的心。只有我的商場能讓我高興。
你要想繼續幹下去，就得不停地賺錢。遊戲就是這樣。要是在賬單上看不出你的盈利成果，銀行是不會理你的。銀行可不像社會福利機構，讓你能上門要捐助。
我們剛剛買了一套公寓，就在商店的街對面。我小時候住在一家餐館樓上。我們是高等希臘人：住在別人頭上而不是身後。（笑）
我本來希望看到我兒子成為某個領域的專業人才，比如註冊會計師、律師、醫生、牙醫什麼的。我想錯了。我那時太自私了，也太勢利。我認識一些人，受教育過度了，腦子簡直有病。我把這種人叫作「受過教育的白癡」。我認為受教育相當重要，但我說的那些哈佛畢業生受教育過量，變笨了。（笑）我們這兒有過兩個這樣的人當頭兒，但並不像吹噓的那樣厲害。我們是做苦工的人，但並不是笨蛋。
丹·歐布萊恩
他的臉上掛著一種有點悲哀的笑容。他今年五十七歲。
他結婚了，有六個孩子。一個大塊頭男人，講話語速很慢，小心地遣詞造句，好像回憶往事讓他很痛苦似的。
「你真正期待什麼？你生活的目標是什麼？」
「下一季。」
這個社會把成功的機會留給了年輕人，年老的……（聲音淡出）
我父親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他年輕時是個極其成功的地產商人。他把所有錢都投給了房地產，然後在大蕭條中賠了個精光，卻又捲土重來成為一家啤酒廠的董事長，後來又當起了政治家。去世時他三十九歲，沒有人壽保險。我那時十八歲。
愛爾蘭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是看死後別人為他守靈的情況。三天兩夜，我家樓梯的上上下下都擠滿了人。我的母親婚後沒有工作過，這時卻突然要加入政治這行。守靈時，那些政治家說：「羅茲，以後有的是時間談這事。」她說：「我現在就要談！」然後她就開始了。
我們都出去工作了，同時我還去學校上學。我們像夫妻一樣經營這個家。她有次對我說：「丹從來不像個年輕人，他在我的記憶中始終是個老頭。」我妻子常和我說，母親和我講話時就像是兩個生意人在對話。
我那時工作到精疲力竭，晚上還要去法學院上課。二戰爆發時我二十一歲。我是為了服滿一年兵役才報名入伍的，最終卻在軍隊裡待了四年零十個月。
在軍隊裡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一些重要人物。我那時是一名步兵軍官，被指派給駐西西里島的新任將軍做副官。和我們同桌的還有奧馬爾·佈雷德利、艾森豪威爾和巴頓。我也為蒙哥馬利將軍做過聯絡工作。
盟軍諾曼底登陸那天是我經歷過最痛苦的日子。我們乘坐小艇跨越英吉利海峽。那真是最艱難的一天。我暈船暈得厲害，但一直沒法忘記黑壓壓一片飛機遮天蔽日的壯麗景象。
那天我負傷了。我所在候補軍官學校那個班的一百來人裡只有五個倖存者，我是其中之一。我至今認為自己擁有化險為夷的本事。退伍後，我去管理學校上課，學會了怎麼操作工廠裡那些事。
我成了一家公司的副總裁，那家公司的年營業額為兩千五百萬美元。我被許諾了總裁的職位卻沒兌現，我渴望升職，於是離開了那家公司。我在另一家公司當上了總裁，然後趕上了公司合併。
我新加入的那家公司前一年虧損了一百萬美元，我上任後第二年就盈利一百萬美元。我為那家公司在很多方面帶來了奇跡。
他們有全國最難纏的工會。七個月的談判之後，我們敲定了一項解決方案。工會主席說：「你是把我們搞定了，但我們沒法和工人們交代啊。」我說：「交給我吧。」在走廊裡我就聽到工會成員們沸反盈天的議論了——我的辦公室就在旁邊。他們吶喊叫嚷著，都是些難搞的傢伙：大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愛爾蘭、波蘭、意大利移民。我就是在這群人中間長大的。我站上講台，講了點小故事，把他們都逗笑了，然後解釋了我們的一攬子計劃。我把我的講話錄了音。演講結束，大家為我鼓起掌來。一攬子計劃也一致通過了。呵，我得到了各種各樣的讚揚。真是一次歷史性的談判。每個人都在聽我的講話錄音。我真是春風得意啊。我正朝著自己的宏偉夢想邁進。我懷疑這家公司是不是有點配不上我。我還要尋找一個更大的目標。
（停頓良久）美國商業生活最大的悲劇之一，是一些有才華的管理人員的遭遇。他們全心全意地把一生奉獻給公司，取得了成功，卻無法不為糟糕的公司制度所累。把公司從百萬虧損扭轉成百萬盈利的過程中，我不是沒傷害過一些人。當時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就是裁減了35%的行政人員。其中很多人都為公司服務了二十多年。你對別人做的事有時會反過來發生在你自己身上。我就像是帶隊參加世界大賽的棒球隊經理，要是沒贏球，惹得上頭某個人失望，一個心血來潮就把你炒了。
儘管我把這看作我一生中做過的最殘忍、最該死的事，結果卻是卓有成效的。相比裁員前，公司能更高效地運轉了。
我想慶祝一番這個大好成果，請我的核心部門經理們去一家私人俱樂部吃晚飯。我說：「我們找個星期五去吃晚飯吧，對大家都方便。咱們去吃魚，都沒問題吧。」於是辦公室裡就開始有了流言蜚語，說我想知道這些人和他們的太太都有什麼宗教信仰。事情就是這麼開始的。
（長久的沉默）我有個患癲癇病的女兒，必須每天開車送她上私立學校。那所學校是天主教教會辦的，所以車裡常有些學校發的小聖像和標語。有一次泊車時我佔用的車位是公司某個銷售經理常用的，但我並不知情。他跑去董事會主席那裡說：「有個宗教瘋子佔了我的地盤。」我說：「恐怕我就是那個宗教瘋子。」過了一會兒，主席對我說：「丹，今晚我們一起去喝兩杯，吃點東西怎麼樣？」我說：「不行啊，今晚我得遵守宗教齋戒。」沒想到……
一天早上，我在桌上發現了自己的辭職報告。半點原因都沒透露。我幾乎沒法思考，心想這其中肯定有什麼可怕的誤會。我把車開得特別快，卻一個人影也沒找到。所有的主管都不見了，他們有意避開我。三個月裡我找不到一個我要找的人。難道我的職業生涯就這樣終結了？
我立刻走人了。這是當初協議中的一部分。他們用了同樣的招數來對待我。你對別人做的事，最終也會落在自己頭上。現在我真是自食惡果。可是我解雇別人的時候，會給他們一張兩萬五或一萬八的解雇補貼支票，告訴他們有困難可以來找我，而且給他們寫很好的推薦信。到了我走的時候，這些卻都沒有。
我的履歷中產生了一個缺口。我成了招聘人員眼中所謂的「爭議人物」。意思是你離開上家公司是因為某個不為人知的理由，你這傢伙肯定有點問題。可能你到處惹是生非，不然就是離經叛道。而且這些事完全沒有討論的餘地。這會極大地降低你的市場價值。
回想起來，我那時並不憤怒。並沒有我要打那人一拳，或是有槍就崩了他之類的念頭。我覺得淒涼、沮喪，極其孤獨。我不想回家告訴妻子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我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的照片曾三次出現在《華爾街日報》金融版，現在卻突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開始懷疑自己曾經信仰的資本主義和一切靠利益驅動的原則。我以前告訴過年輕的經理們，整套遊戲都是以利益的名義在進行。你開始懷疑這究竟是誰的遊戲。我只知道不稱職的人應該被逐級降職，直到他能勝任自己的工作為止，而表現好的人應該得到升職機會。我是這麼被教導的，也是這麼做的。
在人生的這個當口，我感到心灰意冷。我想賺足夠多的錢購買我想要的東西。為迎來一場激動人心的挑戰，我能不惜一切代價，拿掉我一條胳膊都行。但這很難。我有一個鄰居是某家大公司的會計，他曾經試圖說服那些人雇我，讓我參與管理。我可興奮了。他後來打電話過來說：「他們嫌你太老了。」
我們賴以生存的利潤體制，在將來準備成為經理的年輕人那兒呈現為一場趣味遊戲。如果你能縮減做某件事的時間，你就能增加利潤。增長和投資者的好心情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你也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因此美國是一片富足之地。我真為這個體制驕傲啊。創造出這麼多東西可真好，電視啦，汽車啦，污染啦，一切一切，我們什麼都有。再沒有這樣的地方了。
但資本主義到底是個啥？看看它對自己最堅定的支持者做了什麼吧！我遭受了當頭一棒，在街上無助地遊蕩，快要喘不上氣了。
電影《救虎記》【56】裡有句很棒的台詞。傑克·萊蒙問一位技藝高超的工匠：「你真正期待什麼？你生活的目標是什麼？」那人一臉純真地看著他說：「下一季。」我正在尋找下一季。我只知道不久之後事情會好起來。
我從自己的家庭獲得了不少力量。我的大女兒事業極其成功，還有個同樣興旺發達的丈夫。我的兩個兒子在商界打拼，他們的公司都發展得很順利。我還有個長得像電影明星的女兒，漂亮得什麼似的，在大學裡的成績全是A。機會對年輕人來講是很多的——真是越年輕越好。
他們都喜歡我，但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還是孩子時，我是一家公司的總裁，每個人都談論我。現在呢，老傢伙到底怎麼了？其實我也特別關心他們，想看看他們將怎樣與這個讓人困惑的世界相處，這個我正在撤出的世界。（笑）是啊，讓我們再來一季吧。
比爾·維克
他是芝加哥白襪棒球隊主席。今年六十四歲。
「要是你沒賺到大把的錢，你就什麼都沒有。快樂並不算數。我在挑戰這種看法，而且得到了不少樂趣。」
他在「詩人屋」一張桌子前慢悠悠地喝著啤酒，這是家平平常常的餐廳，就在考米斯基球場的看台下面。他周圍環繞著記者、朋友、朋友的朋友、偶然經過的陌生人，還有不時過來佔小便宜的人。
從很大程度上說，我們都是失敗者。這是個只要你獲勝了人們就覺得你偉大、漂亮、道德高尚的國家，而我們都是失敗者。如果你沒造出大筆的財富，就是失敗者。龐大、機器、建設，這些觀念深深影響了我們，要是你沒賺到大把的錢，你就什麼都沒有。快樂並不算數。我在挑戰這種看法，而且得到了不少樂趣。
現在我們這支隊伍在賽場上表現挺差勁的，但看台上助威的歌聲不斷。我們可能是全國最糟糕的棒球俱樂部，球場也差不多是全國最舊的。在考米斯基球場，我們有個霹靂記分牌。一開始，他們宣稱這是非法的、不道德的、腐敗的、蹩腳的，簡直爛透了。（笑）想到這主意的過程說來好笑。讀薩洛揚【57】《你這一輩子》的劇本的時候我有了這個念頭。故事都發生在一家沙龍裡。那兒有一台彈球機，一個年輕人。他找招待買了很多遊戲幣。玩了一局又一局，完全沒運氣，正準備不玩了的時候，他贏了。鈴聲大作，升起一面旗子，《迪克西》戰歌奏起，還有各種別的花樣兒。這就是我們霹靂記分牌的作用。薩洛揚沒有明說：你一遍又一遍地嘗試，最終成為勝利者。你希望著，夢想著，那傢伙能來個本壘打。忽然間，他擊中了。火箭升天，炮彈齊鳴。（笑）失敗者也有光耀之日。
我們每個人都有競爭精神，但爭勝已經變成某種殊死搏鬥了。我們沒看出這只是一場遊戲。這是一場令人愉悅的遊戲，偶爾有技藝高超的人參與進來。菲爾·萊格利【58】說過，要是有一支常勝俱樂部就好了。這評論糟透了。大家都喜歡勝利者，但沒有歡樂的勝利不值得讚頌。我討厭失敗，但輸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嘛。明天也許會更好。（笑）我就是彈球機旁邊那小子，等待著霹靂火箭。
我猜這是我被丟出棒球組織的原因之一。我更願意稱之為「從容的全身而退」。他們同意，說要是我退出，就讓聖路易布朗隊搬到巴爾的摩去。他們和我解除關係是在1953年。十三年後我回到白襪隊，並沒有受到熱烈歡迎。因為我沒表現出太多虛情假意的客套。
我的結論是，我和這個時代不合拍。妻子和我又創造出另外一些和時代不合拍的人：我們的兒子們。對此我挺滿意。
P.S. 我在1954年遇到了艾迪·蓋德爾。他是個侏儒，只有一米高，靠替人送信為生。1951年，維克雇他當聖路易布朗隊的球員，讓他嘗試上場擊球。「他上壘了，」維克回憶道，「他有個獨特的擊球區域。要是我有足夠的膽量，早該簽下八名侏儒隊員，那樣我們可能就是1951年的冠軍了。」
蓋德爾帶著沉抑、遺憾的神情回憶道：「那年我擊出一千次好球，每次擊球都能上壘。我對維克先生很失望。我本來確定他會繼續用我的。可是……」他露出一個天使般的笑容，「只要還活著，我就忘不了那一天。粉絲們都快激動瘋了。我覺得我現在還能做到。」這是他一生中的榮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