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棒棒」社會的特徵透過都市感知的內容和方式已基本得到了整體性呈現。可以看到，「棒棒」們的都市感知中處處體現著鄉土性的延續，換言之，「棒棒」社會的獨特性突出地表現為鄉土性瀰散在都市感知和城市融入過程之中，這不僅構成「棒棒」社會結合的獨特方式，而且對於研究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層群體研究意義重大。本研究在前面的章節中按照都市感知的線索鋪陳了經驗的敘述和分析，但還需概括「棒棒」社會的本質特點，並透過具體經驗，對導言中提出來的問題予以必要的理論答覆。
在結論部分，將首先概括性地總結鄉土性在都市感知和城市融入中的表現，揭示中國農民鄉土性的延續在都市適應和城市融入中發揮的作用；其次，對「棒棒」都市感知的內容和方式做一歸納，總結都市感知的內在本質特點與都市適應的關係；再次，將討論保持鄉土性的群體如何可以成為反思高度流動的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層社會研究的典型個案，及其對底層社會研究的啟發性；最後，嘗試將「棒棒」群體研究置於城市區域文化特質研究的視域中來理解。
一、「土氣」：鄉土性在都市中的延續
重慶「棒棒」是處於從農村到都市的流動過程中的遷徙群體，城鄉社會空間轉換所帶來的新的感知對象，必然引發該群體對都市產生新的認知。通過對「棒棒」面對這些新的感知對像時的感受、理解、評價和選擇的考察，研究發現「棒棒」社會鄉土性的延續表現在都市感知和都市適應的歷時性過程之中，而且在諸如生計方式、社會結合方式、身份歸屬和情感表達等不同面向的感知形式和適應過程中得到展現。
（一）鄉土性的延續之於城市融入
鄉土性對城市融入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首先，鄉土性是影響入城動機的重要因素。研究對像進入都市之前獲取都市相關信息的渠道主要為親屬和鄉鄰，獲取信息的渠道與鄉土社會的人際傳媒的可信度有關；傳統鄉土社會的家庭責任、道德倫常、生育觀念等文化觀念共同構成了以生存目的為主的入城動機；受文化觀念的影響和自身條件的制約，他們對於都市的想像主要集中在對謀生掙錢條件的關注上，並未對現代都市的其他吸引力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而且並沒有表現出像其他農民工群體，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那樣對身份轉化的渴求。
其次，鄉土性是造成他們初入都市的不適應感的主要原因，但同時又是消解不適應感的有效途徑。在「棒棒」入城初期，他們對都市感知刺激物的不自覺選擇和反應強度都明顯受到鄉土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的影響；城鄉景觀、社會氛圍上的差異是「棒棒」產生都市直感的基礎；農村人與都市人在外貌、言談、行為舉止等方面的差異成為他們進行「我群」與「他群」劃分的標準；在這一時期，「兩頭兼顧」的生計方式、對家的責任、對血緣、地緣關係的依戀在緩解其都市不適應感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圍繞生計而展開的都市適應過程中，鄉土性的延續是該群體都市適應的具體表現，並主要體現在生計方式和社會結合等方面。
「棒棒」生計方式與傳統生計的關聯主要表現如下：「棒棒」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在生計方式上與傳統農業勞作有著相似性；一部分報道人至今堅持「兩頭兼顧」的生計方式，與土地的聯繫從未中斷；雖然「棒棒」從事體力勞動，但這一行業高度依靠與人「打交道」的能力。「面對面」的服務和現金報酬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使「下力掙錢」得到了保證，而這正滿足了農民規避經濟風險的訴求；「棒棒」「自由」的生活方式，工作時間與休閒時間無明顯區分的特點，使該行業成為最容易與鄉村傳統勞作和生活方式習性一致的行業；他們對現代制度化管理表現出了抗拒態度，即使忍受羞辱，他們也堅持從事「棒棒」行業的選擇。這不但有經濟上的考慮，也有選擇不受約束的生活方式的因素，這體現了他們對「無為政治」的崇尚，也反映了他們以鄉土性應對現代性的努力。
鄉土性在社會結合方式上的延續主要表現在以鄉土社會中原有關係為紐帶方面。他們「一個帶一個」的入行方式、生存空間合法性獲得的過程、非正式權力的實際運用以及合作的原則，都與血緣和地緣發生著密切聯繫；這種以「親戚」間的血緣和「同鄉」間的地緣紐帶為主的社會結合方式構成了「棒棒」社會內部關係實踐的基礎；按照以「己」為中心的人倫差序格局形成的「坨」，成為「棒棒」社會的基本單元。這個以關係為紐帶，兼具人倫和理性色彩，極具伸縮性的社會關係體，是中國強關係、弱組織社會的典型表現。它雖然也與「棒棒」職業場域緊密相關，但以傳統鄉土社會的關係為基礎，並突出地表現為這些傳統資源不僅是一種情感表達，也作為流動過程和生存實踐的一種策略而被工具化。
在生計過程中，鄉土性還表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平均分配原則、對「無訟」的訴求、類似於熟人社會的信任等都體現了早期傳統鄉村社會研究中發現的鄉土特質。此外，傳統鄉土社會的長老統治在都市雖發生了變化，但非正式權力的實際運用對於生存空間的獲得和對行業內部的秩序維護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棒棒」體現在擇業、合作、生存空間的合法性獲得，攬活和討價還價等生計環節中的策略是他們都市生存經驗的積累，在都市適應過程中，鄉土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成為提升都市適應能力的關鍵。
第四，鄉土性在都市適應過程中通過身份意識和身份歸宿有力地表達出來，這構成了鄉土性在都市適應過程中延續的根源。
「下力」（體力）的勞動方式既增強了「棒棒」的謀生能力，又成為他們都市感知中負面情緒（羞和受辱）的直接來源，並影響著社會對於「棒棒」的身份建構和「棒棒」對身份的自我建構。「棒棒」面對都市的排斥和社會的不平等，其作為農民的身份意識成為產生負面情緒的重要因素。但是，最終幫助他們尋求到心理平衡的卻是對農民身份的認同，其身份歸屬、倫理道德和價值取向對「棒棒」都市適應發揮著正面促進的作用。他們大多只是將都市視為謀生掙錢的地方，在都市面臨羞辱也被認為是「暫時的」，「忍忍就好了」。他們的「根」依然在農村，雖歷經困惑，「衣錦榮歸」才是目的。
最後，鄉土性是都市適應過程中獲得情感支持的重要來源，鄉土性充分體現在「棒棒」對家、親情和鄉土的依戀上。具體而言，一方面表現在「棒棒」對家的理解、對子女的信念、對健全家庭的珍視、對父母的孝道、對親情的守護等方面。比如他們延續了傳統農民的情感表達方式，這在夫妻情感的表達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們與農村的密切聯繫，充分體現了濃郁的親情。另一方面，還表現在對待土地的情感和態度上。「棒棒」既有對土地的「不離不棄」，也有將其視為「退路」的基本態度。親情、土地、鄉村在他們的心中始終是最寧靜和終極的情感寄托，構成他們都市生存過程中可以依賴的精神支撐。入城打工收穫的物質基礎，成為親情、鄉情、友情得以實現的保證，這是鄉土性特質在都市以一種新的方式得到延續的體現。
以上都市適應過程中鄉土性的體現，凸現出中國農民的倫常觀念、價值取向等文化觀念的延續。從入城動機看，在進入城市之前，他們為擺脫無後為大的困境選擇入城，反映了傳統的生育觀念的延續；在打工潮流的驅動下入城，他們身處熟人社會，更在乎鄉鄰的評價；在對未來的想像和規劃中，與家庭觀念相關的責任感始終是一條有力的主線；在有關擇業的理性考慮中，農民求穩怕變的心態得到體現；在謀生策略方面，「人情」、「面子」、「回報」的意識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延續；「棒棒」社會的結合方式和關係紐帶，則體現了人倫差序以一種更為工具化的策略在都市中得到延續；在具體生計過程中，「棒棒」吃苦耐勞的本性在身體的經驗中得到表述；在都市交往過程中，他們與市民之間信任感是熟人社會中人與人關係的延續。以上這些文化觀念層面的鄉土性與「棒棒」的「骨氣」、「忍」的韌性和「根」的意識構成了鄉土性在都市得以延續的基礎。
本研究揭示了都市底層「棒棒」群體社會結合和行為方式中的鄉土性，討論了其深層次文化觀念中農民「根性」的表現。此外，在借助都市感知這一工具考察「棒棒」社會特質的過程中發現，「棒棒」認知都市世界的方式也呈現出與鄉土性相關的特徵：在入城初期，他們對城鄉差異的直覺、對「我群」與「他群」的直覺分類，不僅受到「棒棒」的城市體驗和合作的直接刺激，而且受到其入城前在社會關係實踐、鄉土生活經驗過程中形成的文化觀念的影響；在合作過程中對人與人親疏差異的直覺，則基於他們在熟人社會中的感悟能力。特別是「棒棒」體現在合作與衝突過程中的直覺判斷，進一步證實了倫常和道德觀念對「棒棒」社會結合和秩序維護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通過對「棒棒」社會鄉土性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的具體表現的研究，可以認為「棒棒」社會是帶有明顯鄉土性延續的群體。無論是對「棒棒」社會的生計方式、社會結合方式、身份歸屬和情感表達，還是內隱的文化觀念和認知方式的分析，都可見農民的鄉土性在都市中得到了延續。鄉土性不僅影響著都市感知的方式和內容，伴隨都市適應過程，而且直接作用於「棒棒」社會的構成和成員間的關係。因此，鄉土性延續的特點，正可以合理解釋「棒棒」社會所具有的獨特形態。
（二）鄉土性的延續之於城鄉關係
從「棒棒」社會看，鄉土社會的特質在都市得到了延續，並在都市適應的過程中得到了保持。有理由認為，「棒棒」是在接受或排斥都市性的過程中保持或堅守其鄉土性的。因此，「棒棒」群體鄉土性的延續之表現，並非意味著「棒棒」社會只承載了鄉土性，而是反映了鄉土與都市兩種文化之間的連續狀態，或者說是鄉土性與都市性共生的狀態。由於主題所限，本研究側重於對鄉土性在都市中延續的表現形式的考察，這是容易被城市化研究忽視的一個領域。而對於都市適應研究都會關注到的都市性，本研究沒有將其列為重點。根據「棒棒」目前的職業方式，他們能否有機地融入都市，能不能具備都市性，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都市性，這些問題本文都只是淺嘗輒止，還需要以後深入討論。但在都市適應的過程中，「棒棒」作為流動群體，一頭是農村，一頭是都市，他們在城鄉的關係中處於何種狀態，是我們思考城鄉關係時可以嘗試的一個視角。
歐美學者對中國城鄉關係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城鄉關係史研究學者普遍認為他用西方的標準將中國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忽略了城鄉間的密切聯繫。[2]事實上，城鄉二分法主要是基於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並不適用以鄉土性為整個基層社會特質的中國。在都市社會與俗民社會的「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雷德菲爾德主張典型鄉村到典型城市可以排成一個連續譜。他認為在各種區域社會都混合著城市性要素和農村性要素，按照其中程度的差異，一極是有著許多農村要素的社會，另一極則是具有大量城市要素、城市性很強的城市社會，各種區域社會分別處於這個「城鄉連續體」的不同的位置之上。[3]雖然測定農村要素和城市要素的標準還存在局限，但它所提供的文化間的延續關係對本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需要強調的是，路易斯·沃斯（Louis Worth）在界定和討論都市性這一理想模式時，特別指出城裡人與鄉下人的個性類型之間發生的並非是「突變、斷裂的變化」[4]，而且還強調「都市生活，或構成都市獨特生活方式的綜合特徵……並不僅限於實體和人口統計意義上的城市地區」[5]。因此，從理論上講，作為一種精神或生活方式的都市性和鄉土性之間的關係絕非斷裂的，都市性與鄉土性只不過是兩種理想化的類型而已，中間還存在一系列的相互關聯。
在本研究中，筆者指出像「棒棒」這樣的群體在城市融入過程中延續了鄉土性，「棒棒」社會具有對於鄉土文化特質的延續，體現了鄉土性與都市性共存的關係。不過，筆者強調的鄉土性與都市性共生狀態不是空間（農村與都市）意義上的，而是更接近於文化意義上的連續體。由此，鄉土性和都市性都不應局限為地理空間或社會空間的範疇，而應被視為一種生活邏輯、文化性格或生活方式。
儘管本研究也發現城鄉在很多方面存在差異，城市對待「棒棒」甚至有嚴重的排斥和歧視現象，但該群體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的確保持著鄉土性這一本質特點，這至少可以說明在中國社會中，鄉土性並不會因為都市化的進程而斷裂，也確證了鄉土性並非總是作為都市性的對立面出現，二者完全可能共生。而「棒棒」群體正好處於鄉土性與都市性的連續狀態之中。作為傳統文化（鄉土性）和現代文化（都市性）的溝通者，該群體長期游移於城鄉之間，在城鄉二元結構中保持一種非二元的狀態，對這一現象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為反思城鄉關係的相關理論提供實證。此外，該群體城市融入的特點提醒我們，在推進城鄉統籌的過程中，除了考慮戶籍、土地等制度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外，還要重視中國傳統鄉土文化在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中的作用。
二、都市感知：能動性的體驗
重慶「棒棒」在城鄉置換後的都市空間背景下，必然面對新的感知對象。在這個意義上，「棒棒」的都市感知是都市適應過程中的感知，它是都市適應的體驗過程，也決定著都市適應中的態度和行為表現，是都市適應在心理和認知上的準備。
（一）都市感知的表現形式與本質特點
本研究提供的經驗材料確證了重慶「棒棒」在城鄉置換後的都市空間背景下，其都市感知經歷了從想像、直感、對生計和行業的感知、身份感知等不斷融入都市的不間斷過程。
從都市感知的表現方式來看，「棒棒」在都市感知過程中的感受、理解、決策和情感的表述，看似很隨意，但卻很精彩。精彩，是因為他用感性、直觀的話語說出了深刻的道理。「棒棒」群體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他們對城市的認識並非一開始就找到了理性的、邏輯的表現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感知是膚淺的。事實上，他們往往能依靠一種敏銳、一種直觀來把握世界的本質。看似直觀感受的認識，當它久而久之形成一種觀念的時候，所表述出來的話語既精彩又準確，這其實就是理性的認識。因此，「棒棒」的都市感知主要是以感性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的本質是理性的。可以說，農民工認知都市的獨特性就在於在理性之中滲透著感性，感性中有著深刻的認知。
從對都市感知的過程分析中，我們可以理解都市感知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來的特點。都市想像是對作為「他者」的都市的空間想像，這個階段的感受雖然以感性為主，但為理性做了準備，是都市感知的預期和鋪墊（第二章）；都市直感是指個體在經歷從鄉村到都市的空間置換後，憑直覺和經驗所獲得的感知。不過，當「棒棒」以直覺方式感知都市時，並非只停留在對陌生都市的感性認識上，他們對都市想「介入」，但還未「介入」的狀態，為後面的決策做了感性的調查，是整個都市感知的基礎（第三章）；緊扣「掙錢」為主的行業感知，「棒棒」有對生計方式的認識、理解和評判，有對社會內部結構如「坨」這樣的特定社會空間的感知，而且在擇業和生計策略上還表現出鮮明的能動性，這些都是都市感知的重要表現形式（第四、五、六章）；特別是他們表現在身份感知上的心態，回到了「棒棒」對身份、地位的反思這一命題上。在社會觀念的影響下（第一章），「棒棒」的身份感知構成了該群體都市感知中最為突出的特殊性（第七章）；在都市感知過程中的情感表述同樣是基於「棒棒」對身份的感知而不自覺地尋求寄托和依戀的過程，這主要體現在有關身份認同、身份歸屬和身份嚮往的情感表述上（第八章）。
顯然，都市想像與直感、生計感知、身份感知等構成了都市感知的表現形式。需要說明的是，都市想像有廣義和狹義的用法。狹義的用法特指「未入城」、受到了吸引「想入城」的階段，關注的是想像如何產生，側重於考察信息源。把都市想像放在「棒棒」都市感知的歷時性過程的最前面，是為了突出入城前農民工的主體感受和想像，是一種有距離的感知，有別於都市適應過程實踐中的感受和認知。通過都市想像的感知性表述來考察「棒棒」入城的動機，但這並不意味著都市想像只囿於入城前的地理空間所限，它其實瀰散在農民工融入（身份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等）城市之前的整個過程之中。同時，我們無法排除農民有過多次入城或入城打工的經歷的可能性，此處的界定只是為了明晰想像在整個都市實踐和感知過程中的位置，突出都市作為「他者」的典型性。事實上，都市想像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絕不只發生在入城之前，只要這個「他者」還存在，想像就不會停息。對都市「他者化」的程度越高，想像就越模糊、越感性；都市融入程度越高，對都市的想像就越清晰、越理性。與都市想像一樣，感知的其他表現形式也並非局限於時間或階段性的限制，而是在整體上體現了從都市直感、都市覺知到都市認知的三個層次。
從都市感知的層次來看，都市感知的這三個層次體現了從感性到理性認識逐步深入的認知過程。雖然為了分析方便，本研究從理論上對都市感知進行了分層，但事實上它們之間是不可割裂的，只是側重不同。比如都市直感層次的感性成分較多，理性成分較弱；都市認知層次理性成分較多，但也有感性成分。本文雖以「棒棒」表述所構造的歷時性過程為主線，但「棒棒」研究的經驗資料表明，都市直感、都市覺知、都市認知並不是彼此代替的關係。比如都市直感雖以直感為主，但並非沒有覺知和認知的成分。「棒棒」都市生活的每一環節都產生都市感知，隱含著都市適應的每一步都有感性和理性認知，在整體上經歷了從感性到理性的深入的過程。
如此看來，「棒棒」進入都市雖然是在感受一個陌生的社會空間，而且表現認識和情感的方式也極為感性，但「棒棒」入城決策、從業選擇、生計策略、身份歸屬等決策和判斷都具有高度的理性。即使是通過美好的想像、溫存的感情來撫慰心靈，決定最終判斷和選擇的還是理性的支撐。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感和覺知為認知作鋪墊，二是認知有賴於直感和覺知的支撐。因此，「棒棒」都市感知的關鍵是理性決策。
本研究反覆強調的理性主要指反思性的評價，是與感受、感覺等感性認識方式相對應。此處的理性不是經濟學以個體「最大利益化」為目的的動機，而與人類學的「有用性」相關。[6]在一定意義上，反思性評價的標準即是根據「有用性」而判斷的。有學者認為：「需要和利益總是被文化界定的，因此要將這樣的概念應用於一個獨特的社會，我們必須參與解釋學的研究，以此來揭示地方的需求標準是什麼。」[7]按此理解，理性包括了經濟、政治、傳統、倫理、道德和情感等成分。在這背後是人類廣義的價值（經濟的、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有用性）及其價值體系，人類在這個價值體系中對目的本身進行判斷和取捨。這個價值取向不一定是個人主義的，也不一定是經濟的，可能是社會的、精神的。因此，「人並不是完全由因果關係決定的系統，而是基於需要、願望、信念、規範、價值觀和世界觀而採用行動的。」[8]而對需要、願望、信念、規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理解、判決和決策就可以理解為理性的認知。由此可見，感知的過程負載著文化價值觀，而以價值、信念為核心的觀念文化又在塑造感知、判斷和抉擇的過程。在本研究中，鄉土性對都市感知的塑造過程也確證了以上分析。
（二）理性與城市融入的能動性
「棒棒」並不是因為嚮往都市的生活、尋求在都市的歸屬而入城，他們在入城前和入城初期，適應都市、融入都市的意識並不明顯。但即使只為多掙點錢回農村，也不可避免地對他們提升在都市的謀生能力提出了要求。事實上，他們理性地認識到要在都市生存，就需要增強謀生能力，適應「棒棒」行業所需要勞動力的需求，成為受歡迎的都市底層勞動力提供者。同時，他們也不可避免地與都市人接觸，並在這個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採取適應性的策略以增強謀生能力。
在入城初期，「棒棒」有意識地規避麻煩和尋求心靈撫慰是能動性的表現；「棒棒」對該職業特點的理性認知、在入行時借助血緣地緣等傳統資源的流動策略、謀生合作過程中的工具理性的體現以及生計過程中的增收策略和技巧，都是「棒棒」有策略的選擇性行為，體現的是基於對都市的理性認識和評價上的能動性；特別是在身份感知上表現出來的心理平衡機制和情感依托凸顯了都市認知的理性認知和適應過程中的能動性。
在從直感到覺知到認知的模式中，都市感知中的理性支撐作用與都市適應中「棒棒」高度的能動性相關。以理性為支撐的都市認知是都市感知的關鍵，同樣也是都市適應的關鍵。因此，都市感知在認知過程中所經歷的從直感、到覺知、到認知的過程，可以與入城動機、逐步適應、適應性策略的都市適應過程密切關聯，而在這個適應過程中，最為突出的是「棒棒」作為「他者」在融入都市化過程中的都市感知的特點。
從都市感知的不同面向來看都市適應，可見都市與「棒棒」一直彼此作為「他者」而存在。從都市感知看都市適應，就是從都市感知來看適應過程中「他者」角色的獨特意義，而這在身份感知的內容上體現得尤為突出。由於充分認識到自身文化、年齡等條件的局限，他們清楚地將都市定位為謀生的場所、掙錢的機會，而不是將都市視為最終的歸屬。他們有著非常明確的信念，即為子女、為改善家庭生活而千方百計多賺錢。這是理性支撐為主的動機。雖深感入城從事體力勞動身份卑微，他們還是毅然堅持，因為在他們看來，「卑微」較之改善家庭生活的美好現實而言，並不是最重要的。這裡有理性的支撐，雖然也不排除情感的因素。其實，他們對子女、父母的情感，也主要是以家庭的責任為主的理性認知為基礎。因此，他們「犧牲」自己，忍受「暫時」的羞辱，是基於對家庭的情感，也是基於生存和身份歸屬的理性支持。所以，「棒棒」雖位於底層，但並非「被動」的底層。在與都市這個「他者」互動的過程中，在漫漫的都市適應之路上，他們始終以能動性的姿態經營著自己的生活。
三、「動」：流動的底層社會
本項城市融入研究是都市化背景下的底層群體研究，由於以鄉土性為特色的底層群體具有能動性的特點，這個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層群體的案例引發的是對傳統底層研究的反思。
（一）都市化過程中的底層
歷史地看，底層社會研究經歷了「從結構解釋轉向文化解釋」[9]的過程。社會分層研究中的「底層」概念強調「底層」被排斥、被剝離特徵，特別是在政治、經濟上處於弱勢的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特徵，因此，「底層」是結構性的宏觀概念。[10]而在人類學著作中，印度社會的「階序人」、中國傳統社會的「下九流」主要為文化視角下的「底層」，其身份地位與生俱來，具有血緣或職業的延續性，且與傳統制度文化和觀念對該群體的束縛有關。比如印度種姓制度下的底層與血緣繼承性緊密相連[11]；傳統賤民研究中的蛋民，雖然其作為水上居民的活動區域是流動的，但其社會地位和身份由血緣而世代繼承[12]；同樣，世僕、墮民等底層社會與主流社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對資源的控制能力的不同，他們對於大戶人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決定了身份的代際延續性；[13]樂戶、天橋藝人、雜技藝人、剃頭匠等賤業與主流社會的區隔在於職業身份的差異，而且這些「下九流」的職業也具有明顯的代際延續性；[14]此外，乞丐、性工作者的價值觀與主流價值觀存在巨大分歧。[15]由此看來，傳統底層社會是按照血緣、職業來劃分的，且具有世代延續性，少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換言之，人類學脈絡中的傳統底層社會具有代際延續的特徵，這樣的底層社會缺乏流動的渠道，可謂「靜止」的底層。顯然，無論在哪種解釋框架下，傳統的底層似乎沒有選擇性和能動性，這樣的「底層」呈現相對「靜止」的形態。
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層社會，卻可能呈現出與傳統底層社會不同的特徵。城市是在不斷吸納外來移民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城市底層的內涵和範疇的演變也與移民現象密不可分，如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中的黑人區、唐人街、猶太區、小西西里、拉丁區等外來人口社區。甚至可以說，貧民窟是都市勞動力的蓄水池，在一定意義上是都市發展的活力來源。現在在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有關貧民窟的研究方興未艾。考慮到貧民窟的主體為從農村進入都市的農民，他們能否適應都市，不僅關係到都市的發展，而且涉及底層社會的面貌問題。因此，農民「流動」的原因、規律、策略以及流動過程中的狀況等研究構成了遷徙研究關注的主要領域。這些研究本身也說明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層社會具有明顯的「流動」的內涵。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從社會學分層理論的視野下來看，還是從社會延續的文化特性來看，重慶「棒棒」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社會底層。這個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層社會，其特性在於：一方面，在鄉土和都市空間轉換之前，他們在當地社會並非位於底層；另一方面，對於保持著鄉土性的「棒棒」群體而言，鄉土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身份和情感的歸屬；此外，他們具有較強能動性的適應能力為這個底層社會的未來提供了多樣化的可能。
像「棒棒」這樣帶有明顯鄉土性延續表現的都市底層，其流動性更為明顯，因為他們不僅有向上流動的可能，還有回歸鄉土的退路。土地制度是導致當代的農民工與中國早期城市研究的流民和遊民差異性的根本原因。[16]那時，農民沒有土地使用權，流入城市的貧民沒有回農村的退路。而現在，制度性支撐使像「棒棒」這樣的都市底層群體退回農村成為可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鄉土性是他們在都市適應過程中能動性策略的基礎，是獲得身份歸屬、情感支撐和心理撫慰的堅忍力量。這樣一個「有根」的、有文化人格和精神支撐的都市底層人群，較之其他社會底層群體，必然有著明顯的差異性。
本研究描述了「棒棒」對生活的滿足感和苦樂交織的生存現狀。如何保護和尊重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層群體固有文化觀念中的價值取向和人倫道德，幫助他們重歸或獲得身份的歸屬感和情感的支撐，是都市底層群體研究的現實關懷的出發點，並可以為思考重慶「棒棒」這樣的農民工群體未來的走向問題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
（二）底層的行動者與實踐者立場
「棒棒」社會研究所揭示的都市感知中的理性決策成分、都市適應中的能動性表現以及底層的「動」的特徵都反映出底層在生存實踐中不僅是社會文化的遵循者，而且還在這一過程中重構著規則和結構。
在傳統的底層社會研究中，研究對像往往被定位為被動的角色，研究的重點或是社會分層中的制度背景，或是底層社會本身的社會構成和文化邏輯，少有對實踐中人的關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實踐」與「行動者」成為人類學理論界關注的對象。[17]在這樣的視角下，觀念、行為規範被放在具體行動和策略中來理解，它不再是一套既定的系統，而是行動者在實踐中構建出來的並不斷被實踐所選擇和重構的行為。
「棒棒」研究展示了他們在觀念、規範的制約下，利用資源和策略在生存實踐中對規範和結構進行重構的過程。進而言之，底層的「動」的特徵並不僅僅適用於都市化過程中的群體，在一定意義上，「動」也可以成為研究其他底層社會的角度。而感知研究則可以打破「被動的」底層群體的形象基調，轉向從行動者實踐的立場來關注行動者本身，考察他們在實踐中表現出來的生存策略及其在這個過程中對社會文化邏輯的感知、選擇和重構。
事實上，「棒棒」社會的運行與血緣、地緣或業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與歷史上以血緣、地緣或職業區隔為顯著特徵的「底層」相比，並無本質區別。只不過，都市化的「流動」性凸顯了處於城市融入過程中的「棒棒」群體的能動性。除非站在實踐者立場上，否則我們的眼中只有結構性的「屏障」和文化的「桎梏」，以及受制於這些力量的被動的底層。因此，「棒棒」這個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層群體的案例不僅應引發我們對傳統底層研究的反思，而且對於思考作為實踐的文化也應具有啟發意義。
四、「棒棒」與重慶區域文化特質
「棒棒」成為重慶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僅是因為市民需要「棒棒」所提供的勞務，而且緣於都市對「棒棒」更為廣泛的接受。目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工作，主要是由政府來推動。但是在重慶，「棒棒」在總體上得到了市民的接受和認同。該群體同時具有都市性和鄉土性，其都市性意味著他們在適應都市，也意味著都市在適應他們。不過，一般研究常關注具有鄉土性的群體如何適應都市的過程，而沒有看到都市如何包容鄉土性的過程。本研究主要從主位視角展開的研究，雖對市民對「棒棒」的態度有過關注，但也並不充分。不過，就目前的研究發現而言，重慶和重慶人對「棒棒」的包容還是極為明顯的。
由此，把「棒棒」研究放在一個更大的視域中來看，雖然「棒棒」所保持的鄉土性構成了都市異質性的一部分，但一個現代化的都市為什麼能夠接納這麼一群富有鄉土性的人群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延續鄉土性的群體如此大規模地存在於重慶，大概與重慶的區域文化特質有關。這至少可以從下面兩方面理解：其一，這個社會本身具有的開放性可能與重慶傳統的碼頭文化有關；其二，重慶成為直轄市後，擁有廣大的農村，較之其他大都市，重慶這個城市本身的鄉土特質可能更明顯。由於論文主題所限，有關重慶城市文化研究無法展開，還需要通過大量更深入的研究來探討。
在重慶，「棒棒」雖然社會地位很低，但又與其他社會底層群體不一樣。他們吃苦耐勞，特別是其勤勞自立的精神，得到了重慶市民的認同，甚至成為重慶的非正式名片。[18]事實上，在重慶的多重城市形象中，重慶「棒棒」的形象總是揮之不去，因此，有政府官員、學者和市民甚至將重慶「棒棒」譽為重慶城市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19]
有關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的研究，將城市的文化特質作為解讀區域社會的一個視角。比如海派文化所孕育的「海納百川」的城市性格展現了上海區域社會文化的特質；[20]比如茶館就是成都區域社會的特質的具象化，是成都文化獨特性的表現。[21]重慶城市精神「登高涉遠，負重自強」[22]中就有重慶「棒棒」的身影，這體現了重慶人對與「棒棒」精神密切聯繫的吃苦耐勞等共同價值的認同。對「棒棒」社會的研究，將為重慶區域文化特質研究提供一個較新的視角，並為進一步反思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城鄉關係研究，較為全面地深化重慶城市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德〕馬克斯·韋伯，《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的類型學》，《中國的宗教 宗教與世界》，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2]史明正，《西方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十三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85—97頁。
[3]Redfield, Rotert，Tepoztlan－A Mexican Village－A Study of Folk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
[4]〔美〕路易斯·沃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趙寶海等譯，載孫遜等編，《閱讀城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第4頁。
[5]〔美〕路易斯·沃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趙寶海等譯，載孫遜等編，《閱讀城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第7頁。
[6]有關價值的論述參見〔英〕布勞尼斯婁·馬林諾夫斯基，《自由與文明》，張帆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第84—92頁。
[7]〔美〕李丹，《理解農民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的案例研究》，張天虹、張洪雲、張勝波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第293頁。
[8]〔美〕李丹，《理解農民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的案例研究》，張天虹、張洪雲、張勝波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第296頁。
[9]周怡，《貧困研究：結構解釋與文化解釋的對壘》，《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3期，第53頁。
[10]參見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9頁；孫立平，《資源重新積聚背景下的底層社會形成》，《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1期，第2、20—21、24頁； 李強，《第七章 社會分層》，載李培林、李強、馬戎主編，《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第211頁； 何平，《透視中國的弱勢群體》，《科學咨詢》，2002年第9期，第21頁。
[11]〔法〕杜蒙，《階序人：卡斯特體系及其衍生現象》，王志明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12]蛋民研究可參見陳序經，《蛋民的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伍銳麟，《粵海虞衡卌一秋：伍銳麟調查報告集》，何國強編，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5。
[13]世僕、墮民相關研究參見黃淑娉、龔佩華，《廣東世僕制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俞婉君，《紹興墮民服役權「門眷」的田野調查》，《民間文化論壇》，2004年第6期，第79—83頁。
[14]賤業研究參見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岳永逸，《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人的生成與系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喬健編，《底邊階級與邊緣社會：傳統與現代》，台北：立緒文化，2007。
[15]相關研究參見何肇發，《廣州市乞丐的個案研究》，《社會經濟研究》，1951年第1期，第131—150頁； 於秀，《中國乞丐調查》，北京：中國工商聯出版社，1999； 〔德〕羅蘭德·吉特勒，《維也納紅燈區：社會學調查》，鄧仁娥、李士成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
[16]參見池子華，《中國近代的流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17]Ortner, Sherry，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In Nicholas B. Dirks, Geoff Eley, and Sherry B. Ortner（eds.），Culture/power/history：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388. 李霞，《依附者還是構建者？—關於婦女親屬關係的一項民族志研究》，《思想戰線》，2005年第1期，第82—87頁。
[18]在2009年中國重慶城市形象代言人評選活動中，市民票選結果顯示重慶「棒棒」群體入圍前50強。
[19]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城市航標：重慶城市精神探尋》，重慶：西南大學出版社，2010。
[20]熊月之主編，《海納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1]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22]田野期間走訪過重慶市委宣傳部有關政府官員。根據他們提供的有關重慶精神確立過程的相關細節，可以明顯看到「棒棒」是作為重慶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考慮的。當時，「登高涉遠，負重自強」是否確立為重慶精神的標準表述，還在徵求意見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