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沙坪壩）巖口買了房子。四千幾一個平方，有72平方，32萬。首付6萬，按揭每月1800左右，15年。剛買的，下半年才交房。主要是為了娃兒，娃兒以後不可能回去做莊稼了，我們這輩子辛苦點，讓娃兒那輩輕鬆點，以後就在城裡了。我在不在城裡頭養老要看娃兒有沒有這個能力。莊稼沒做了，田土都是荒著的。如果娃兒能幹，我就不回去了。如果他也很辛苦，我就只好回去。[1]
前一章集中考察了在城鄉固有二元區隔的大背景下，面對社會不平等的現實狀況，處於社會底層的「棒棒」對社會地位的感受和認同，展現了他們應對和紓解負面情緒時的思維模式和理解方式，由此發現鄉土性的延續對適應過程所產生的促進或阻礙的作用。這是在前面有關「棒棒」在生計方式、社會結合中體現的鄉土社會特質的基礎上，從更深隱的家庭觀念、倫理道德等價值取向的角度對農民的「根性」在都市中延續的體察。以上努力，為本章從情感表述的視角進一步考察「棒棒」社會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礎。
本章將集中考察與身份認同和身份歸屬密切相關的情感表述，同時挖掘這些情感表述背後的文化觀念等本質性的內容，揭示鄉土性如何構成精神的支撐和超越苦難的動力。[2]第一二部分將呈現「棒棒」在都市交往中的情感表述，分別從與都市人的交往和與同行的交往兩個側面來體察他們的內心世界；第三部分從流動模式著手，考察「家」在打工決策和都市適應過程中的作用。還將關注「棒棒」對「伸縮自如」的「家」的情感，以及「棒棒」在親情維繫上的特殊性表達；第四部分將呈現「棒棒」對鄉土的複雜情感，分析這種不確定性如何與情感的歸屬和自我身份認同發生聯繫，揭示「棒棒」在對固有身份認同的基調下，所展現出來的迷茫和嚮往。
第一節 與城裡人的交情
一、「有親切感」
（我）2004年進入社區後，參加黨員組織生活。我這幾年在社區過組織生活，幫社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們瞧得起我，很信任我，比如搬運東西、參加活動、佈置場地等，給報酬我一般都沒要。他們對我那麼關心，我把他們這個社區和天星橋街道當成我的第二故鄉，當成了我溫暖的家……
今年（2008年）進入社區夜間巡邏隊，任隊長。剛開始，居民並不理解我的工作，不滿意讓一個外來人當隊長……雖然我能力不是很強，但盡我的力量把巡邏隊搞好，把轄區的治安工作搞好。我們的職責一是協助社區盤查民事糾紛；二是對轄區治安工作起到防範的作用。現在隊員有「棒棒」1個（周建強，53歲，在天星橋蘇大姐火鍋店那一帶攬活），補皮鞋的1個，居民2個，做小生意的農民工1個。
有時社區安排活動，他們（隊員）不願來，我就給他們說：「社區活動畢竟少，有些活動我們還是要參加。」其實農民工、城裡人都不願意做為大家服務的公益事情。社區喊他做什麼事，都是三心二意的。昨天街道拔河比賽，我們隊員抽了4個去，我把老婆（擦皮鞋為生）也抽去了，因為要女的塞，比起城裡的，她力氣要大些。我們第三名。輸了心裡很不好受，回來我總結，第二年如果還有比賽的話，要組織好。我建議下次人員要調整，姿勢也要調整，這關係到集體的榮譽。
遇到困難我可以找社區，他們經常給我說不要有顧慮，有事找社區領導。但困難的事沒有找過，高興的事與他們分享。比如娃兒這次高考，考了573分，他們也很高興……
我租的是一個小間，租正屋的那家把老闆慫起，想把房子都租過來，再租給他親戚。我都繳了半年房租了，就嚥不下這口氣。我去找一個朋友，他原來是燃料公司的領導。他跟那家老闆關係不錯。後來就擱平（解決）了。這是我唯一的城市朋友。五十七八歲，開黨委會認識的。[3]
范順發的上述敘述傳達了「棒棒」在都市社區生活中的某種感受。他對社區的情感是顯而易見的，這既與其政治身份歸屬有關，也形成於其作為農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兩難狀態。在以下的段落中，將對他與其他報道人的感受進行比較，討論范對社區和城裡人的情感是否具有典型性，並試圖理解這些不同表述所展現的「棒棒」與城市人交往的不同方式和態度。
大多數報道人都提到入城打工後，特別是「撈棒棒」後，對攬活場所或生活區域經歷了從不熟悉到熟悉的過程。由於生活區和攬活區重合程度不同，他們的表述所呈現的感受和情感成分也各有差異。超市門口的「棒棒」，白天在相對固定區域攬活，晚上回出租屋，他們在談到與城裡人的交往時，內容主要集中於老主顧如何照顧他們的生意方面。而在像白崖口這樣生活和攬活區域完全重合的「棒棒」，他們會更多地流露出與當地社區和居民交往的感受。其中，他們的表述有城裡人對他們的信任，如：「有個開火鍋館的很信任我，他搬家，把鑰匙給我，很放心，價格也不會虧待我。」有的則表達了對自己在當地居民中「很出名」的自豪：「到這邊街上，你說『伊拉克』（鄒忠超），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曉得。」有的表達了成就感，如：「白崖口這些大活路，都是我們這幾個做。得行（能幹）的指小李、我、（陳）波娃、『高人』等七八個。」還如：「白崖口這些樹都是我們栽的，這棵黃桷樹，八個人，挖個洞，放進去，搞了將近一個小時，得了20塊錢。」如果說這些感受還停留在業務謀生的層面，小李以下的表述則傳達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情感。
你沒有看到我們頭頂烈日、腳踏熱土的時候，一步一個腳印、汗水。拉上坡是惱火！一個人拉起，旋過去旋過來，沒有人推，確實是孤立無助。有時候差一點點力，其實輕輕推一下就上去了，但就差那麼一點，就拉不上去。你只有退下來，我們那時候拉板車，拉泥巴除渣，拉到晚上兩三點鐘才回來。說老實話，十一年了，白崖口每個角落都有我們留下的腳印。有時候拉一千多斤。如果舊城改造，這些地方拆了，我們「棒棒」恐怕就生存不了了。[4]
照片8-1 「我們是社區夜間巡邏隊隊員」
將以上的表述與范的表述比較，我們發現其他報道人很少流露出對於社區的情感，只有對於某個謀生地的情感。范的表述為什麼表現出這樣強烈的歸屬感呢？他所在的社區有何特殊性嗎？還是他個人境況具有特殊性？在走訪相關部門後，我認為這與當地政府針對入城務工人員開展的宣傳和工作有關。沙坪壩天星橋街道社保所周所長這樣介紹：
我們根據每個社區的不同情況開展對農民工的服務工作。如天星橋區把農民工作為城市的主人進行宣傳教育，而且在實際的工作中讓他們參加社區的管理活動，讓他們體會到作為主人的權利。比如，把進城的務工農民（如「棒棒」）組織起來參加社區的巡邏活動。他們穿著制服在夜間巡邏，也體會到作為城市管理者的主人公地位……總之，每個社區根據自己的特點來展開適合自己地區的工作，內容也就相當豐富。[5]
范所在的正是天星橋社區，該社區將農民工組織起來參與社區活動，這是針對農民工普遍歸屬感不強的現狀而展開的專項工作。一街之隔的柑子村社區朱書記對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有如下的理解：
我們社區位於沙坪壩的第二商貿中心。流動人口較多。用身份證在社區登記造冊的有514個農民工。我們在2005年開始關注農民工。他們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樣，人文風情也不一樣，和城裡面的各方面有一些隔閡，壓抑、自卑，自己感覺語言也比城裡人土氣。針對這些現象，我們開展「三解決，一填補」的工作，「解決壓抑心理、解決自卑心理、解決封閉心理，填補空虛心理」。通過開展這些活動，培育他們的社區意識，實質上是關心他們，免費為他們開放圖書室，晚上在社區看電視。[6]
在中國的城市中，社區作為政府意志體現的末梢，是直接接觸農民工的城市基層組織。一部分社區工作者已經開始關注農民工，認識到農民工在城市融入上的心理問題，希望通過開展有針對性的活動增強農民工的主人公意識。比如，柑子村社區針對農民工健康意識薄弱的現狀，與沙坪壩第三人民醫院一起為本社區農民工每人免費進行體檢，建立了健康檔案；此外，還組織了人力搬運協會。當朱書記談到如何結合「棒棒」的職業特點開展活動時，認為在策劃職業技能比賽時，應將搬運技能也納入。「比點技術性的東西，不僅要挑得重，還要挑起不蕩、不灑，要使巧勁，既然是技能，就不能只使蠻力。」當時，我以為他只是說說而已。一周後筆者在梨樹灣農民工聚集區調查時，有報道人提到「昨天柑子村社區搞活動，有個『棒棒』掰手勁、扭扁擔，掙了120塊錢，拿了兩個一等獎。」他表示很遺憾，應該去試一試。
照片8-2 社區農民工服務工作 照片8-3 「我也瞭解一下」[7] 通過對相關背景的調查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范的個案的確有些與眾不同，因為其他個案對於社區的情感遠沒有達到那個程度，其獨特性顯然與政府開展的農民工服務工作有關，而這些背景則折射出當前農民工都市融入程度的普遍現狀。
不過，范的表述也隱含著農民工對於城市人的情感。比如，他提到與唯一城市朋友的交情，這在其他「棒棒」中也是比較普遍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楊明高家裡和楊一家聊天，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不時跑進來玩，楊的愛人見他調皮，乾脆把他抱在懷裡。楊解釋：「這是我的乾兒子。隔壁鄰居的外孫不好帶，就抱（養）給我。他是城鎮戶口，爸爸媽媽在石橋鋪上班。」後來我在黃桷坪街口經常看到楊的愛人抱著乾兒子去買菜，看來兩家走得很近。像這樣與城市人建立親密關係的「棒棒」家庭並不在少數，往往是由於雙方關係很好，對方主動提出認「干親」。李書說：「那時候我喜歡打牌，在茶館和當地人接觸多，認識的都是白崖口本地人。像她（二女兒）乾媽就是這兒的人，她硬要認乾女兒。她老公在開出租車。」這種建立在一個城市家庭和農民工家庭之間的情感是單純的，沒有業務的因素，唯一的基礎是「耍得來，感情好」。這種感情在女性「棒棒」或男性「棒棒」的配偶中更為普遍，因為對於女性而言，相互之間更容易建立親密的關係。比如陳定祿的愛人任蓉就表示與某些城裡人有相當深厚的感情：
照片8-4 「棒棒」個人健康檔案
照片8-5 柑子村農民工協會人員名單
照片 8-6 柑子村社區力工基本情況調查表
和城裡面的人交往一般是一起幹活的人。有幾個城裡人，我還是和他們有感情，但是對我好的已經死了。她是這裡的人，叫羅曉燕，她對我特別好。她穿得漂亮，不合適的漂亮衣服就給我穿。上次我頭痛，到人民醫院去檢查說是腦血栓。我和她開玩笑說，我們肯定都活不了多久了。我就說我們反正都是一年（出生）的，你就先去，我後面肯定跟著也就來了。結果她死了。她死了之後，我把她送給我的那些衣服全部都扔了。我不是怕死人，是我老想她，看到了衣服更放不下她。我也對得起她。她得癌症，擴散了之後全身痛，我買東西去看她，還照顧她。自從我跟她燒了香之後，從來沒有夢見過她。和社區的人也沒什麼感情，因為城裡面的人不喜歡和農村人交往，一進家門就把門關了，也不串門耍。瞧不起我們的人也有，對我們最好的都是這裡的老年人。[8]
此外，也有因在業務往來中認識，進而發展為私人關係的個案。他們相互之間也許還談不上有很深的感情，但由於「棒棒」與他們相處時沒有被瞧不起的感受，所以「棒棒」往往會把他們當朋友看待。女性「棒棒」苗復碧深有體會：
城裡面也有些朋友，恆鑫花園那個呂姐，她很能幹，開有公司。她對我很踏實（好），比我大點兒，喊我小苗。她星期天喊我擔東西，我們經常擺龍門陣。她擺（談）她老太婆如何對她呀。我還勸她，畢竟她兒（呂的丈夫）有本事，就要順著老人的意思。我覺得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也覺得跟她合得來。她經常關心我。原來還有那個陳老太婆，她死了，也是旁邊的居民，我們也很談得來。那個賣酸奶的，我跟她女兒做清潔，她就請我吃了頓湯鍋，看得起我。[9]
「棒棒」在都市普遍被排斥，像這樣「合得來、談得來」的城裡人並不多，因此，即使沒有經濟的資助或業務上的關係，當他們與這些城裡人相處的時候，也會感覺到溫暖。被城裡人「看得起」，是「棒棒」暫時擺脫自卑心理的外在因素。特別是當遇到「有素質」[10]的城裡人或者是比較善解人意的主顧時，他們這方面的感受特別明顯，如「老闆對我們豁達，遞煙抽呀，我們做起（幹活）就高興」。由於受到了起碼的尊重，他們對這些經歷都記憶猶新，回憶時還表現得很激動。
那天給小李子搬家，100塊錢一天，搞到晚上12點鐘，結果拿了160（元），老闆訂的席給我們吃，這些「棒棒」都歡喜得很，酒拖兩箱來等你喝。歡喜慘了！錢也搞得多多的。我們國慶節抬轎子，先沒跟他講價，本來以為半天給50（元），結果一人給了100（元），還有4個紅包，每個2塊。吃得很好，有鯰魚、龍蝦，從來沒有吃過。10個人一桌，起碼500多一桌。吃了飯有專車送我們回來。[11]
同樣的情況，我在對其他主顧的訪談中，也得到了印證。「我請的『棒棒』都是熟人，都不斤斤計較，碰到中午吃飯，就叫著一起吃。」這在一些城裡人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棒棒」看來卻傳達了一種尊重，所以他們自然會獲得心理上的安慰。
由於大多數「棒棒」通常在一個固定地方攬活，會與當地居民有多年的交情。秦孔宴這樣以為：
我們在這兒待了這麼久，還是有親切感，很熟悉了。這兒的住戶，百分之六十都認識。只是姓什麼，不完全清楚。我們給他搬過東西的，出來碰到都要跟我們打招呼。還有就是跟別人建立關係的。你這個人做事老實，留下電話號碼，以後有事就會經常喊你。有時有困難，比如有什麼法律上的搞不懂，就咨詢他，他就會跟我解釋。[12]
有時這種業務上的關係可能為「棒棒」提供其他方面的幫助，甚至能解決實際問題。李雲華到政府機構辦事感到無助時，體會到業務上的一面之交解燃眉之急的好處。
我到國土局，問哪個收件（資料），根本沒得人理睬。有人告訴我，沒有預約，見不到。因為房子是大事，去蓋手印，那天我們一家人都去了，李磊請的假。結果到國土局說不得行。還好，我遇到一個以前在白崖口的人。她看到我們李鵬，乖sāng sāng（非常可愛，討人喜歡）。還抱我們李鵬，她說她帶我去找人。她說話別人就買賬，她說我是她「老鄰居」……我一大沓材料，都是我一個人跑下來的呀，我一直都在努力。只要有點消息，我馬上把事情擱在一邊。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茫茫人海，走到哪兒問哪個都不曉得。不過在哪兒，只要有一面之緣的，幫你說個話都好。[13]
「棒棒」在都市中普遍表現出無助感與無力感，因此要談他們對都市、對社區的歸屬感尚早，在個人境遇中感受到的「合得來」、「談得來」、「耍得好、有感情」等微觀的情感體驗都是基於地位身份的被「瞧得起」的判斷。在普遍存在自卑心理的「棒棒」群體看來，城裡人對他們的平等相待和尊重，哪怕是些許的認同，都足以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和欣慰。
二、「以心換心是少有的」
在熟悉的社區生活多年後，「棒棒」會有一定的感情。但與在都市融入過程中遭受的羞辱和尷尬相結合，就構成了「棒棒」這樣的認識，即都市只是自己謀生、棲息和實現夢想的地方，而不是最終的歸屬。一般情況下，他們普遍表現出對城市、對社區的冷漠，是城市發展的旁觀者。就此問題，我與小李有過這樣的對話。
問：比如重慶要修好多公園，人居環境更好了，你關心嗎？
李：我管都不管！我不關心那些。我只關心我這房子拆了，是要錢還是要房子。房子遠了，我就不干（要房），我就要錢。拿到錢，我就又在白崖口買二手房住。
問：比如又要修大橋了？
李：不去管那些，不關我的事。城市人要關心，我不關心，我是外來務工的。我不可能在這兒生活一輩子。我不管你房子修得再高，公園修得再多，管他哪兒堵車，哪兒不堵車。現在我家沒人開車，有人開車了，我就要關心油改稅、停車費。
問：公共設施，比如公園？
李：不關心。我又沒得時間去耍。我那次和我哥哥去楊家坪動物園耍，走得疲沓嘴歪（很累），還不如我撈一天棒棒，我心頭還踏實點。去動物園，門票都遭（花費）25（元）一張。
問：重慶空氣質量關心嗎？
李：不關心！對空氣污染沒得意識，沒得恐懼。想都不想那些。我關心莫地震了，把房子震垮了，只關心自己的安危。那些事對你們是國家大事，對我們是雞毛蒜皮。
問：你對城市的便捷、發展的看法？
李：城頭公路便捷，確實比在農村方便。在農村怕下雨，不好走路。我們只考慮自己的出行方便，不會考慮更遠大的城市交通那些問題。只管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會考慮國家，不會考慮公眾。不光是我，你問一百個「棒棒」都是這樣的。[14]
都市在他們看來，只是謀生、獲取物質保障的地方，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並非表明他們不嚮往城市生活，不希望盡快融入都市。恰恰是因為社會結構性的壓力的存在，他們儘管生活在都市這個空間之中，但並不是都市的主人。他們將都市視作難以接納他們的地方，與都市彼此成為「他者」。這一點是李雲華帶給我最強烈的體會。與鄉土社會中的人與人關係對比後，他的表述和意識顯然形成於這樣一種認知，即他們在都市謀生和生活過程中有對都市的情感，但現實證明農民並不為都市所接納。他毫不隱諱地將自己與都市的「感情」定位為「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
問：這裡留下了你的腳印和汗水，那你對這兒有無感情？
李：我留戀我老家，對這兒沒得好多感情。這個地方是爾虞我詐的。有朝一日如果我在屋（農村）裡待久了可能會想到在這兒付出了十幾年的感情。（想了想）對這個地方沒得感情！
問：只是利用這個地方找錢？
李：你這句話確實說得非常對。這個地方沒得人情味兒。在老家有人情味。比如誰家種的菜先長好，就先吃誰家土裡的。那才有感情，這個地方哪有感情喲，是互相利用的「感情」。[15]
從以上的對話，我們看到「棒棒」在對都市或都市人情感中的兩難。一方面，他沒有完全否認對都市的感情，特別是對居住地的感情；另一方面，都市人的冷漠，如同一扇鐵門擋住了他們對都市的認同和情感的歸屬。小李認為其根源在於，「『棒棒』所接觸的人也是冷漠無情的，所接觸的就是做事、拿錢、走人。幾乎都是這樣千篇一律的事情。有啥子感情嘛，拿錢走人。我跟你做事，你給我錢。要想換心那種是少有的」。這是報道人對都市社會中人與人關係本質的認知性評價。這構成了「棒棒」在都市適應過程中所面對的新的感知對象的重要方面。他們對此的理解和態度也成為都市感知的重要內容。
總的來說，「棒棒」有和都市人的交情，有對生活環境的親切感，有對某些細節或片段的感動和情懷，但在充滿異質性和排斥性的都市，特別是以工具理性為主的都市社會關係中，尋找鄉土社會的道德情感化的人際關係並非易事。
第二節 同行的情誼
在考察「棒棒」社會結構及其內部關係時，筆者關注的是合作方式和生計技能本身，並沒有給予「棒棒」相互間情感的聯繫和表達以足夠的重視。當時分析認為，「棒棒」始終處於情感與工具理性的糾葛之中，「棒棒」社會內部的社會關係受到人倫道德、文化觀念的道德情感因素的影響，也有將血緣、地緣這些傳統資源工具化的傾向。
然而，這只是傳統鄉土社會的情感在都市生計中的延續，「棒棒」之間在經歷長期的交往和合作後是否培養了某種情感？當然「同行生嫉」是不爭的事實，但「合得來」不僅是能力上相當，還有性格上「合得來」的未盡之意。而且事實上，在生計過程中他們有著很多必須共同經歷的場景和可以分享的體驗。比如身體上的配合和共同擔當、受傷時的互助和幫忙、共同面對苛刻主顧的場景、協作完成一筆大業務的歡欣、一起玩樂的開心……這些日常生計過程中的慣常體驗是否有助於增加「棒棒」成員間的情感？中老年農村男性為主的「棒棒」群體成員間的情感是如何表述的？這種情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消解「苦難」，提升都市適應能力的作用？
一、情感的溝通：「擺龍門陣很快樂」
大多數「棒棒」的生計節奏都是「自由」的，他們「耍」的時候就是彼此溝通的機會。因此除了跟著他們搬家、下貨、挑貨、拆牆、清理化糞池、除渣或者到家裡訪談……我都是在街口、路邊與他們聊天，或者是他們聊天的聽眾。因為，等待業務（攬活）的間隙是相互間信息頻繁交流的時刻。還記得在合川隆興天祐村見到返鄉的李安明時，他就談到：「回農村不習慣，留戀白崖口的生活，如果不是因為那事，還是想回去。在重慶怎麼也可以掙點錢，還留戀和老朋友聊天吹牛的生活。」[16]第二天，他就放棄回家務農的打算，回到了白崖口。聊天是「棒棒」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們對此有一種特殊的情感。
「棒棒」沒事時經常聚在攬活地點「擺龍門陣」。有的隨地而坐，有的坐在棒棒上。連附近副食店、停車場、煙攤的人都表示「他們一天好耍得很」。而「棒棒」自己對此有這樣的感受：
我們沒得事，就吹牛、擺龍門陣，聊的都是關於自己遇到的事情。談平時做了什麼活路，哪個人怎麼樣，你給他做了活路，他拿了好多錢，他大方不，給大方點的人做活路，就要做好點。財（吝嗇）點的老闆該拿10塊的只給6塊，而且還挑三揀四，下次他喊到我，那個活路該10塊，我就要喊30，說得攏就做，說不攏就不做，反正我就不打算做他的活路。以後那種財的老闆就出名了，沒得哪個願意去做。還有就是說屋頭的房子空起（沒人住）。在城頭買根棒棒要兩三塊，在屋頭，把樹子砍下來，要做好多根。平時吹（聊）看電視好不好看，遇到什麼古怪的事情。講如何防騙算得上事情。我們在這兒沒得孤獨的感覺，久了大家都混熟了。在一起擺龍門陣，好耍得很，時間也混得快。反正有活就去做，沒事就聚在這兒耍。[17]
「擺龍門陣」是「棒棒」沒有活幹的時候打發時間的方式，是幹活之餘的休閒方式。從以上表述來看，聊天內容既涉及業務，也包括生活，甚至包括城鄉生活的對比。在這樣的場合，他們互通信息，比如主顧的為人、如何防騙、哪兒有出租屋等。「棒棒」通過這樣的交流，增強了對都市的瞭解，加強了生活適應能力及規避麻煩的能力。他們普遍認為「擺龍門陣是最快樂的時候」，而且，「擔重了很惱火，心頭煩躁，擺龍門陣說點笑話就要好點了」，「做活時有什麼不高興的，說了以後心裡要好受些」。因此，「擺龍門陣」是消解身體勞累和煩惱的一種方式。參與其中的每個成員在聊天時都是快樂、輕鬆的，相互之間的關係是融洽和諧的。
心中的煩惱通過「擺龍門陣」得到適度紓解的原因何在？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身份、共同的地位，而且有著相似的遭遇、經歷、愛好和生活方式，有著共同關注的話題。可以理解為他們在「接受著同一的意義體系」，「同樣的刺激會引起同樣的反應」。[18]
「棒棒」並不一定都住在一個地方，但每天攬活之餘就聚在一起「擺龍門陣」，這是一個最能獲得職業身份認同的場合。在其間，每個人都是「棒棒」，沒有城鄉的差異和排斥，正如他們所言「再能幹也不過是『棒棒』」。大家感覺都是平等的，相處起來很自然，沒有壓力。如果說在都市生活中他們沒有傾聽者，但在這兒他們會有很多聽眾。「擺龍門陣」是他們在都市中與人交流、溝通，獲得身份認同的有效方式。
白崖口的報道人在談到聊天時還將話題歸類。「沒做活路的時候一般都在聊天。我們聊天話題多得很，隨時都在轉變。第一談搞錢，如哪個找錢最多。第二談女人。」「擺龍門陣」往往涉及最私密的話題。比如評價女人（包括過路的女性）、交流性消費的經驗。相互之間的玩笑與調侃是消解疲勞和煩悶的途徑，用他們的話說是「苦中作樂」。
大多數「棒棒」很節約，但有了大業務或過年這樣的機會時還是會聚在一起花點兒錢。比如，「像做了大業務，高興，我們還是要到大館子吃飯。每個人就扣二十塊錢去吃飯。還是有捨不得的，就不去。吃了還請人唱歌，三塊錢一首，一人點一首」。李雲華平時非常節約，在外地做業務，湊錢「吃館子」，他都捨不得，但2009年春節他居然有過這樣的想法：「去年過年我要是不回農村，我們就一起過年。一個人拿幾十塊錢，『私章』（王明高）、『伊拉克』（鄒忠超）、楊軍娃（楊軍）都要參加。尤三娃（尤光權）、滿娃（程澤貴）不得干，他們捨不得錢，我起碼喊得了（能約）十幾個人去。」
在小龍坎霧都大廈一帶攬活的「棒棒」，大多住在探礦機械廠附近的農民工聚居地。他們除了白天「擺龍門陣」，晚上也常常十幾個人串門聚在一起吃飯、喝酒。朋友之間也相互走動，「一般送100（元），基本上吃火鍋」[19]。
更具典型性的是，有些報道人由於經常在一起攬活、幹活，關係很密切，雙方家屬的感情也很好。我在石碾盤碰到的李姐與劉姐就以姊妹相稱，他們的丈夫（分別為賴廷光和王雲林），都在石碾盤車站一帶攬活。
照片8-7 「擺龍門陣」 照片8-8 快樂的「棒棒」 二、難言的「患難情」
2009年初當筆者再次回到田野時，「棒棒」們告訴我瞿廣乾因腦溢血去世了。他的愛人是白崖口的居民，有精神上的疾病。其婚姻令「棒棒」們費解。不過，大家普遍認為他是為了「吃低保」才和這個有病的人結婚。結果，他轉為城市戶口「吃低保」不到半年就過世了，大家很同情，都感覺「太不值了」。
李雲華經常提到經濟條件比他差的同行。其中一個是任太平，他是陳定祿的妻弟。他不善言辭，見到生人，臉紅，雙手不停地搓。後來由於撈棒棒難以維持家用，他去商店「打（舂）糍粑」，偶爾也回來撈棒棒。2008年8月底小李告訴我，任太平的老闆又在喊他回去，還說任太平打糍粑手都打變形了。旁邊的尤光權說：「老闆要人就要人，不要人就把人放了，這叫做老闆看不起人塞。」不過沒過幾天，就聽說他還是去了。他們有過這樣的議論。
李雲華：任太平老婆瘋了，好慘。他現在下（裝卸）啤酒，1200元（包吃）每月養不活一家人，昨天才出來撈棒棒。他最慘了。生第二個，又是女兒。把娃兒甩在床上，她又不鬧，好像智力有問題。（倒）霉得很！
陳國偉：他就不該帶二娃，他沒得這個能力。
李雲華：太平，我想幫，怎麼幫嘛，除非有錢。[20]
李與陳的對話盡顯對任的同情。後來，小李在電話上又提到任的近況：
老婆前段時間出走了，後來又回來了。兩個娃兒沒人管，太平只有回去務農了。我上次回農村看到他買把鋤頭，21塊錢。背個背兜，買菜秧回去栽。很悲哀！聯產地也要明年上半年做，下半年才有收成。我們那些地方都是水稻為主，要到明年秋分才吃得到（糧食）。現在只有買（糧食）吃。回農村，鍋碗瓢盆都難得制（購置），還有買豬崽、小雞來喂，都要花錢，娃兒也還要用錢。他苦得很！[21]
表述中反覆使用「很悲哀」、「慘得很」、「霉得很」、「苦得很」這類的詞語，一方面凸顯了「棒棒」個體境遇的艱辛，另一方面以非常感性的方式表達了報道人對同行同情但又愛莫能助的矛盾心理。就此，小李有過非常動情的表述：
對於在一起做事的「棒棒」，發自內心地說，我有能力我確實要幫助他。上次在歌樂山過，路上一塊石頭落下來砸到楊小書腿上，開了一條口子，耍了好多天。他妻子又不好（生病），開刀遭（花費）了幾萬，說實話我是相當想幫助他，我要是有錢的話我甩幾萬塊錢給他，手長衣袖短。我有錢的話我還不是可以獻愛心、上報紙。對於城裡的人我就不管了，他們本來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好的環境裡面。我們這麼遠過來，都能建立起一個溫暖的家，如果他們還不能生存的話，那就是他們個人的問題，不值得同情。[22]
報道人在表達同行間的感情時，不自覺地在進行「我群」與「他群」的劃分。面對都市人，他們具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因此，同為都市的「他者」，他們之間有互助的意願與情感。相比之下，都市人本來就擁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和謀生條件，「不值得同情」。
2009年陳國懷從樓梯上摔下來受傷，休息了一個多月。小李很同情他，想到當時他還介紹自己買房子，所以送錢給他，以表心意。「他死活不要，我們像打架一樣，我三次把錢放在他包裡，他堅持不要，我也沒得辦法。」雖然經濟資助鮮見，但田野觀察發現互助還是經常發生的。比如王明高愛人犯病，李雲華和楊軍一起幫忙送到醫院，楊給錢，他們怎麼也不收。瞿廣乾腦溢血發作，也是同行冷二將其送往醫院。特別是一起幹活的，如果某人受傷，同夥都會趕緊背著送到醫院。2009年9月郭華權腳部骨折後，李雲華一直背他到醫院。小李後來還開玩笑：「去年你送我去醫院，今年我背你去醫院。」看似玩笑，但「棒棒」之間的互助很普遍，同行之間的感情是存在的。
雖然作為「大老粗」的「棒棒」不善表達情感，但相似的處境和困惑呼喚出人性深處的同情。他們感性的表述和互助的行為反映了朝夕相處的同行之間的情誼。為了進一步求證報道人對此的感受，我與小李有如下的對話：
我：「棒棒」間有兄弟伙的感情嗎？
李：當然喲。「棒棒」間有嫉妒，巴心不得別人不好，但拋開那些，還是兄弟伙（朋友），還是患難之交。
我：其他「棒棒」有無這種同患難的感情？
李：都有喲。我們曾經邀約過，「『伊拉克』，以後老了，到我們這兒（合川）來耍。我們到你們墊江去耍。」就像曾經當兵戰友的感情，朝夕相處的分別後一種依依不捨的感情。嫉妒和這個各是各的（不是一回事），不是永遠的嫉妒，只是當時的感覺。曾經一起做活路，值得留念。[23]
來自不同地方的農民工在一個地盤上撈棒棒，往往會建立朋友般的感情，甚至在多年後還留戀。訪談發現，「棒棒」普遍用「朋友」、「兄弟伙」表達他們之間的關係。然而，我的報道人並不會將他們之間的相互的同情、理解視為感情。一提到感情，部分報道人會直搖頭。其中李雲華對於「棒棒」之間關係的理解與他的行為表現存在差異：
我們喜歡擺龍門陣，比如「又沒有搞到錢」、「人又遭不住（太累了受不了）」。但所受的歧視，很難受的事情不得說，其他人知道了反而要嘲笑。「棒棒」一天沒得事，沒得話找話說，沒得事找事做，嘴巴閒著的，就要說。不得管別人的感受。往往抓住別人的痛處說，還故意打擊你。「棒棒」間沒得真心，明知道別人的痛處，就要說，不過我還是不去揭短。有些人好像說別人的短處是他的樂趣。「棒棒」之間沒得體諒。你今天（一）分錢沒搞到，他巴心不得。他巴心不得你闖禍、賠錢。這些人正中下懷，會想「你搞這麼多錢，也有今天!也有賠狗兒（賠錢）的時候。你冤枉搞這麼多錢。賠死你！」我曾經說過好多回了，「棒棒」是一盤散沙，沒得組織，沒得紀律，沒得同情心，沒得憐憫心，沒得號召力，是散的。「棒棒」不可能組織起來。「棒棒」從來沒有團結起來、統一起來。「棒棒」之間純粹沒得幫助。你遭難（遇到麻煩），連句同情的話都沒得。哪個同情你嘛。「棒棒」之間太冷酷了。你有時聽過有關心的話，那都不是真心的。哪個真心嘛？不曉得，「棒棒」這個群體怎麼這樣？[24]
他的表述中呈現了「同行生嫉」的一面，而且在這樣的情感基調下，他用「沒得同情心，沒得憐憫心」等非常感性的詞彙來描述人情的冷漠。在同一個田野點，從其他「棒棒」那兒也得到了「七爺子八條心」、「沒得耿直人」、「沒得同情」、「狗來了各顧各」、「願人窮，不願人富」和「吃裡扒外」等表述，諸如此類的詞彙將「棒棒」之間的關係刻畫為十足的冷血和無情。李雲華也在問自己「棒棒」為啥就是「一盤散沙」，不能團結起來。他後來理解，這是因為平時接觸的人都是利益關係，人與人之間關係冷漠。
總的來看，「棒棒」之間的交往，對成員個體而言，是得到了「有意義的社會交往模式的支持」[25]的。「棒棒」之間無所拘束的相處使他們在都市中獲取人際和情感支持的基礎，對不幸者的同情也是他們情感中真實流露的一部分，特別是他們「共患難」的情誼令人動容。但人性的溫暖與利益爭搶的無情共生。人倫的、價值取向的觀念與「掙一分錢是一分錢」的理性和算計的生存現狀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棒棒」之間人際關係中情感與工具理性的雙面性。
第三節 家的眷戀
農民工是中國農業勞動力從農村向都市流動的產物。城鄉空間的轉換帶來農民工實際居住地和居住模式的變遷，進而引發家庭關係和情感等方面的新特點。已有研究關注到農民工家庭模式上的特徵以及維繫家庭關係的主要因素，發現農民工家庭模式以分居為主要特徵。在有的分析中，經濟被理解為維繫家庭情感的重要紐帶[26]；在有的分析中，分居為感情波動、家庭破裂的根源。[27]農民工群體內部差異性很大，加之中國農民工流動已經歷時30年左右，個體受都市生活方式、價值觀、婚戀觀影響的程度也存在差異。隨著家庭成員之間空間距離的改變，家庭成員與家的固有聯繫在發生著變化，農民工事實上家的某些要素（如家庭流動規模、居住模式、家的形式、家的規模和家的構成等）的變化對家庭成員之間溝通方式、情感表達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而且，由於「棒棒」在生計方式和社會地位方面的特殊性，其對「家」的維繫和情感表達上較之其他農民工群體又有著怎樣的特殊性呢？本節擬考察「棒棒」的家庭遷徙模式，分析其影響因素，透過他們在夫妻情感、親情等方面的表達方式，呈現在都市融入的過程中該群體內隱的家庭觀念和生活信念的現狀，探討「家」如何構成這一都市底層群體的情感支撐和精神動力。
一、事實的家：家庭遷徙模式及其影響因素
（一）舉家外出的流動趨勢
「棒棒」多為中老年男性，擇偶和成婚多在入城從事零散搬運之前，對像一般為當地人。偶有現在三十出頭的人，到重慶主城從事人力搬運業前曾外出打工，經介紹或自由戀愛與外鄉人結婚（白崖口黃桷坪有2例），但配偶也幾乎是農村戶口。用他們的話來說，「『棒棒』對象都是農村人，在城裡找對象的只有『奪窩雀兒』[28]」，「現在兩地分居的少了，像我們黃桷坪的『棒棒』都帶了家屬的，都是成雙成對地出來的」。該田野點的家庭結構整體情況如表8-1所示。
表8-1 白崖口黃桷坪「棒棒」家庭結構情況表 （2008年10月數據）[29]
說明：
1. 主幹家庭中有2戶為入贅家庭，女方老人住在農村，在城裡的家庭結構實為核心家庭；其中2戶是老兩口在田野點，沒有分家，但兒子一家在其他地方，在城裡的家庭結構實屬核心家庭。除了只有一戶主幹家庭報道人的父親長期在城市居住，其他主幹家庭在城市的家庭結構僅包括夫妻和子女。以核心家庭型方式居住的家庭數應大於現比例，以主幹家庭型方式居住的家庭數應小於現比例。
2. 6個輪值家庭中3戶家庭的老人定期到城裡居住，其餘3戶家庭的老人住在農村，由其他子女照顧，但在城裡打工的子女按規定支付贍養費。
3. 「其他」為由一對無子女夫婦構成的家庭。
4. 白崖口黃桷坪街口此攬活點40個個案，非城市戶口個案39名。有2戶家庭分別涉及2個個案，所以農村戶口「棒棒」的總戶數為37戶（包括一戶未婚者）。
這些數據表明「棒棒」目前的家庭規模和居住模式的核心化傾向。36戶家庭（排除未婚者家庭1戶，有35戶夫妻健全家庭和1戶鰥居者家庭）共有49名子女。有未成年子女家庭16戶。3戶家庭有未成年子女在農村（其中1戶家庭1子女與母親在農村，2戶各1子女隨婆婆爺爺在農村）。其他13戶家庭的未成年子女都隨父母在白崖口，學齡兒童在白崖口小學或附近中學就讀。有2戶家庭的成年子女當過「棒棒」，現都已改行。成年子女共36名，其中14人在外地打工，22人在重慶打工，多數與父母住在一起。36戶家庭中32戶有子女隨父母同住。該田野點絕大部分家庭在都市以核心家庭的模式居住。這與八九十年代農民工孑然一身外出打工形成鮮明的對比，以核心家庭為主的家庭流動和居住方式已成該田野點「棒棒」外出流動的主要方式。
與該田野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兩江門碼頭「棒棒」的流動方式和在城市的實際居住模式。兩江門碼頭的「棒棒」有一半以上無配偶陪同。此田野點「棒棒」在水運旺季入城，淡季返鄉，具有典型的季節性流動特性。白崖口「棒棒」的攬活區域屬於居民社區、商業區，社區內的成員活動的季節性特徵遠沒有受制於氣候因素的碼頭業務那樣明顯，能代表重慶主城大部分場所「棒棒」業務的狀況。其他場所的調查資料都呈現出與白崖口「棒棒」流動類似的趨勢，即由家庭分居型過渡到家庭子女分居型，再到全家外出型。
（二）影響流動模式的因素
大多數「棒棒」採取了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的流動方式。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外出家庭決策模型」是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結果。[30]誠然，選擇舉家外出時，他們有經濟的考慮，夫妻共同打工有利於增強經濟收入，節省家庭開支，正如他們所言，「一個人是一碗菜，兩個人也是一碗菜」。此外，他們也認識到都市謀生的收入遠遠高於農業收入，如果將城市打工的錢用來資助農業是「極不划算」的做法。因此，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逐步徹底放棄了農業。「棒棒」從業者打工的目的就是為了掙錢，而且大部分是為了滿足生活需要和家庭正常開支。但是，在進一步考察了「棒棒」配偶收入現狀後，筆者發現夫妻外出打工的規模與收入並不一定有著必然聯繫。
如果遷徙決策只與家庭最大化利益相關，田野中一些普遍的現象就很難解釋。比如，一些年齡偏大的女性配偶到都市裡來是為了照料丈夫生活；有些中年女性在家帶小孩。還有一部分報道人的子女在重慶主城區就讀，費用比在農村時高出幾倍。如果只是出於經濟考慮，孩子留在農村會更經濟。由此可見，提高經濟收入不是「棒棒」舉家外出決策的唯一原因，流動的決策也並非只出於對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舉家外出決策通常出於「一家人在一起有個照應」的考慮。這多少帶有對「小家庭」的責任和對溫馨家庭的追求。李雲華就曾明確表示，當初把他愛人（楊智華）也帶到城裡打工，想到兩個人都掙錢能更好地改善家庭生活。但現在他回過頭想，認為「經濟只是一方面，現在能存錢買房子，還是因為一家人在一起，心才定下來。心裡踏實，少了顧慮，家裡有人照料，我才能夠專心掙錢」。
筆者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夫妻兩地分居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都春林解釋道：「比如男的在外頭，女的在家裡頭，別人在你老婆面前說你在外頭這樣那樣，就很有可能吵架。你如果不信任他，就最好不要讓他出去，或者一起出來。」事實上，部分報道人在女性配偶進城前有過獨自在外打工的經歷，且部分有過性消費行為，但在配偶隨同打工後性消費次數明顯減少。
其實，這種擔憂和不信任也是雙方的。李雲華的配偶楊智華曾當著筆者的面抱怨小李：「當時我在農村，他都是晚上突然回來，有不放心我的意思。」如此看來，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毅然舉家外出的決策過程中，有對家庭的責任、生理和情感等需要的考慮。
二、情感的家：夫妻情感的表達
像「棒棒」這樣的近距離流動群體近年來逐步摒棄了單身外出的流動方式，放棄「兩頭兼顧」的生計模式，呈現出以全家外出型流動為主的特徵。單身外出的農民工，與傳統家庭居住模式所不同的只是農民工個體週期性地往來於農村和都市，呈「鐘擺」狀態[31]，其家庭生活的地理位置、社會空間和情感寄托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舉家外出打工的「棒棒」的家庭生活則在都市中進行，而且實際生活的空間、居住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事實上的「家」從農村移到了都市，情感上的「家」也有了新的特點。
陳定祿的愛人任蓉大大方方地講述了自己的愛情和婚姻生活：
我第一次到重慶來看他，他們七八個「棒棒」吃住在一起，只吃點兒鹽巴飯，我看著眼淚水都包不住。兒子初中讀住讀，我就進城了。以前陳定祿活路最多，一天三頓飯都要等。我想他是個勞動力，他餓了怎麼辦，做活路做久了，我到處去找。第一，我擔心他和別人吵架打架，我就要去看，看到他就放心了。第二，他捨不得吃，我怕他餓、口乾，我去找他的時候就要提一瓶水，有時還要煮雞蛋拿去。他還是好，我不舒服都是他背我去看病……到城裡來後，我把床、家務弄得乾乾淨淨的，對自己的老公有一個溫暖，感情比在農村好一些。農村和老的在一起，說點話都不方便。兩個人都有點感情的話……我把手腳跟他洗剪得乾乾淨淨的，拿出去別人不會笑話。出去老公不低於誰！[32]
當時，在一旁的楊智華告訴筆者：
不像任蓉他們，他們兩個在外頭還要拉拉扯扯的。我們都是各人走各人的。我們從來沒有像任蓉他們那樣一起去買衣服、買菜、逛街、散步。我還是羨慕別人，我們也一起出去走一下，才好呀。他（小李）才不得這種，好像不體貼女的一樣。我當時在重慶一個食堂打工，吃住都在那兒。就我一個女性，我跟他說我很害怕。他回答我，「有門關著的，怕啥子嘛？」我又不好說需要防備（食堂）老闆的事情，農村男人很保守，怕說了，他還多心。[33]
楊智華在工廠當車工時，手、臉、手臂、腳背經常燙爛，有時鐵屑轉到衣服裡去，胸口全被燙爛了。楊姐埋怨小李不會心疼人，也不會說句關心的話。他做活路不得向楊姐叫苦，楊姐跟他叫苦，他說：「哪個找錢不惱火嘛。」筆者很好奇他們是不是比起在農村要親密一些。楊智華說，「都差不多，二娃晚上鬧得很，他就睡外面。他出去得早，白天累，晚上讓他休息好點。他休息不好，萬一做活路，哪點不對頭，就麻煩了。現在他是家裡的棟樑，像上次摔了在家休息，一點（收入）都沒得。夫妻之間的那些事有也過，沒得也過。」
在筆者接觸的大多數報道人中，夫妻之間表達情感都很含蓄。像小李這樣在「棒棒」中最為擅於表達的人，對夫妻情感的表達也依然很傳統。他認為電視劇中的「棒棒」毛子向小芬表達愛[34]就太直白了，他說「棒棒」都沒得這麼大的膽子，電視太「一針見血」了。「我和你楊姐沒得啥子甜言蜜語，平平常常。」這與《鄉土中國》中對鄉下夫妻間日常情感表達的描述是一致的，正如夫妻間「用不著多說話的」、「實在沒有什麼話說的」[35]一樣，大多數報道人的家庭生活的確如此。小李告訴筆者：「做業務時遇到的麻煩、內心的恐懼不能讓老婆知道。我是當家人，要做楷模，不能把壓力給家人，我不願意看到大家都緊張。俗話說，『話有三不說，鑼有三不響。』」
小李是家庭的頂樑柱，他不願將心裡話告訴愛人。他說：「她不得（會）給（跟）我講，我也不得給她講。說了也沒用。」可見，夫妻之間言語上的溝通是有限的，直接涉及浪漫情感的話語更少。他們之間普遍少於情感的溝通，並不是說他們相互的感情淡漠，女性的幸福感更多地來自丈夫對家庭的責任和成就，這在楊智華的感受上表現得很明顯。而在小李這一方，他除了在外幹活掙錢，就是回家抱小孩。他告訴筆者，「中午、晚上我不回去抱著二娃，你楊姐飯都吃不安寧。」他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表述：「廝守我的結髮妻子，終老一生。」事實上這是小李對妻子情感的表白。
筆者認為，像「棒棒」這樣的農民工入城打工後，夫妻情感更為親密，雖然在兩性關係上依然「矜持和保留」[36]，在情感表達的方式上不一定通過甜言蜜語、拉手、擁抱、性行為等外在的行為，而是體現在夫妻雙方，特別是丈夫對家庭的責任及其日常生活的相互關心和體貼上，這些不易察覺的情感融入生活的細節之中，成為生活的常態。在田野中，妻子給生病的丈夫送傘、陪在忙碌的丈夫身邊、抱著小孩去看正在幹活的丈夫……此類溫情的場景並不少見。在蔬菜市場用板車運送蔬菜的「夫妻檔」「棒棒」需要半夜「排輪子」，丈夫總是自己先排隊，讓妻子多睡半個小時，而妻子又不放心丈夫一個人拉著板車走下坡路，也會緊跟著趕過去……
雖然說「棒棒」中對於夫妻情感表達方式的認識和評價有差異性，但他們對離婚的態度卻高度一致，受到都市婚戀觀和高離婚率的影響不明顯。幾位女性報道人都談到老公在外「亂來」的痛苦。然而，她們都沒有想過離婚，多是從顧全面子、子女和家庭及其生存保障的角度來考慮。在男性看來，「我們這坨『棒棒』，沒有第三者，這個職業決定了，你是個下力的，沒有能力養活二奶」。有的人還批評都市人離婚、結婚太隨意。有的說：「我們到城頭來後，感情還一樣。不管再窮、再醜，都沒有想到要找一個更有錢的、更美麗的，都還是想到自己兩個人好好過，都沒得其他想法。我們就是想如何找錢，怎樣把家搞好，怎樣讓娃兒把書讀出來。」[37]顯然，對於「棒棒」而言，堅守一份踏踏實實的情感，夫妻倆多掙錢改善家庭生活，把子女培養好，才是他們生活的主題。
三、家的信念：對子女的期望
重慶「棒棒」是以重體力勞動謀生的農民工群體。《伐檀》中有對超越苦難的勞動精神的讚美。「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38]中伐木聲音、清清河水和習習和風，傳達了勞動者暫時陶醉於勞動創造的輕鬆與歡愉的心境。然而，歌者「把沉重留在了腳後，把希望留在前頭」[39]的信念是什麼呢？「棒棒」那被汗水染白的衣衫，那被陽光烤黃的肌膚，那被重物壓塌的身體，和著深沉渾厚的號子聲在彰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精神之外，應該還在呼喚著一種支撐堅毅身軀承受苦難的力量和信念。
筆者曾試探性地與小李談及信仰。他這樣回答：「我不信教，我沒得信仰。只要生活安寧，身體好。我的信仰就是家庭，關鍵是子女。所以說前人強，不如後人強。我們就這個樣子了，就指望子女了，能夠出人頭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也許由於筆者笨拙的設問，他首先將信仰理解為宗教，在發現難以將自己與宗教勾連後，他隨之以生活的目的作答，於是馬上表達了人生最樸實的對健康、對平安的嚮往。然後他又意識到信仰要高於一般的生活目的，應該具有穩定性、超越性和終極性，所以將答案由家庭縮小到子女，並在後面的解釋中明確信念即子女。信念有著將來時態的取向，但這個將來不是在自己的未來，也不是在自己的來生，而是在對下一代的期望。言下之意，自己的所有付出無足輕重，自己是否能實現生活現狀的改變並不重要。他們寄希望於子女，並盡可能地為給下一代實現這種期望打下更好的基礎和創造更好的條件。這表現在為子女而外出打工、不惜支付比在農村高得多的費用讓子女在城市入學、幫助子女謀得體面的職業、傾其所有為子女在重慶購房、操辦婚事等方面。
在對子女未來的考慮上，「棒棒」較之其他農民工，有一點很大的區別，即他們都表示「絕不得讓娃兒撈棒棒」。重慶零散人力搬運業的社會地位低下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由於從業者清楚雖然自己在都市的生存空間極為有限，但這個行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他們對生活的預期，所以儘管在都市生活過程中承受著勞累和艱辛，甚至羞辱和難堪，他們依然堅守這份職業。但也恰恰是考慮到重慶零散人力搬運業的社會地位低下，他們堅持一個信條，不會讓子女干自己的老本行。同時，他們也認識到這些80後、90後的年輕人回農村務農也不現實。其一，這些年輕人從未幹過農活，也吃不下這份苦；其二，現代生活方式影響著「棒棒」，更影響著他們的下一代，子女的未來在都市而不是在農村。所以，他們希望子女的歸屬在都市，在都市體面地生活。因此，他們盡一切可能幫助下一代在都市站穩腳跟。對於這個群體來說，通過體力勞動多掙錢以增加家庭收入，是改善家庭生活的唯一途徑。對子女未來的期待就成為他們雖然面臨生活的困頓、社會的歧視和排斥，依然「想得開」的情感動力和精神支撐。事實上，「棒棒」通過艱辛的付出在都市中獲得了比農業更高的收入，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有了在都市生活的基本物質條件，這使得他們讓子女過上都市人的生活的理想有了實現的可能。
「對於中國人而言，人生的終極目的，既不在現世的榮耀與富貴，也不在來世的寄托，卻在於對下一代的期望裡。」[40]中國父母千百年來對子女的感情在「棒棒」這個群體上依然延續和保持。然而與傳統農業社會不同的是，傳統農民只有固守著土地和微薄的收入，而當代農民工有了更多的能動性。他們在打破制度性壁壘的過程中，在擺脫家庭的、文化的某些束縛後，為了信念，努力用自己的汗水為子女的未來創造更好的條件。這是農民工與傳統農民在對子女的情感表達方式上的不同，正是他們勇於走出山村，靠自己的打拼爭得了改變子女生活軌跡的基本物質條件，這是當代農民的偉大之處。對於重慶「棒棒」而言，從農村到都市的流動改變了他們對子女的期待的具體內容，甚至情感表達方式，但子女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沒有改變，反而成為其超越苦難的精神動力和信念。
四、伸縮自如的家：不捨的親情
以上部分考察了家庭流動的核心化趨勢，分析了夫妻情感、子女前途在流動決策時所發揮的作用。如果說農民工遷徙決策與家庭利益有某些關係，那麼這個家庭是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的。以上分析表明入城打工後「家」的流動賦予「家」新的內涵和意義，以子女為中心的家庭關係得到了凸顯。那麼父輩居於何種位置？都市謀生經歷是不是徹底地顛覆了傳統意義的家，如果不是，在都市的家又如何與生養自己的家有著怎樣的聯繫呢？
表8-2記錄了一年半來李雲華一家返鄉（包括父母來重慶）的情況。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報道人所言的「沒得事不回去，但有事都要回去」的規律。事實上，李雲華不管是與其他「棒棒」聊天，還是在家與妻子談話，都時時提到父母的近況，而且經常處於「回還是不回」的矛盾之中。從小李回農村的原因和頻率可見父母在小李心中的位置，也可見由於「棒棒」這個職業「自由」的生計方式，「棒棒」在親情的維繫方式和表達方式上較之其他農民工具有獨特性。由於「棒棒」業務比較鬆散，能兼顧家裡，這個特點在攬活區與生活區重合的「棒棒」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因此，父母一方過世後，「棒棒」通常會將父親或母親接到重慶來一同居住。
表 8-2 李雲華一家在沙坪壩與合川間往來記錄表 （2008年8月—2010年2月）[41]
說明：
1. 此表根據2008年8月到2010年2月期間李雲華一家（核心家庭成員）返鄉，以及其父母來渝情況的記錄整理所得。
2. 楷體表示從合川到重慶沙坪壩。
在一年多的田野中，筆者經歷了兩次秋季農忙，瞭解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自己沒有種莊稼了，但農忙還是要回去幫父母，以盡責任。比如楊軍、馮家兩兄弟、都春林、都忠超等夫妻倆都在城市打工，早就不種莊稼了，但每年農忙都要回去幫父母。因此，他們返鄉的頻率很高。「棒棒」入城後，家庭居住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維繫家庭情感的孝道沒有改變，只是表達情感的方式有了新的特點。
「棒棒」對親情的重視，還表現在與農村的親戚之間的聯繫上。由於「棒棒」可以自由安排時間，農村親戚「買房子、滿十做生、結婚」時，他們都會抽時間回去。在白崖口田野點，筆者遇到馮勝康（楊智華的妹夫）過生日。在席間，楊智華一大家商量週末回去參加她二姐的兒媳婦30歲生日。她大哥不愧為長兄，他說：「都回去，長安車我包了，座位不夠，坐汽車的錢我出。」很多報道人都表示即使回去不了，都要帶禮錢回去，一般一百、兩百不等。總之，由於親情在，即使「人不到心意也要到」。
農忙時，有些「棒棒」會放下手裡的活，抽出時間回去幫兄弟。在權衡經濟收入和親情的矛盾心理時，不捨的親情溢於言表。李安明入城打工近20年，每年農忙都要回去幫兄弟收割谷子。2009年小李由於業務繁忙，沒能回去，托人帶了300塊錢給他大哥，還因沒能回去一直深感內疚。
因此，雖然「棒棒」入城打工後，生活環境、家庭結構、居住模式都發生了改變，但他們對父母的責任、與兄弟親戚的人情、夫妻的感情和對家庭延續的關注依然構成其生活意義中最為凸顯的部分。「在中國農民的社會生命中，最能使他們保持穩定的是對『家』的顧念。」[42]從家庭在中國社會的特殊意義上來看，這正體現了中國幾千年來家的傳統強大，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家的一部分，無論處於怎樣的環境，家對於中國人具有永恆的意義。「伸縮自如」[43]的家依然適用於對「棒棒」與父母、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和情感的分析。
以上研究表明對於游離在都市與農村之間的「棒棒」而言，事實上「家」的某些因素的改變使得他們情感的「家」有了新的特點。因為都市謀生的收入使其物質條件得到了改善，他們改善家庭生活的期望成為可能，而且通過物質表達對父母的孝敬更容易實現；隨著生活方式的局部改變，他們中的少部分人表達情感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內涵。比如：夫妻之間有了更多親密的空間和對浪漫的需求；由於對社會地位和身份的感知發生了變化，負面的情緒更有賴於親情的情感支撐；雖然外出打工，但有賴於「棒棒」生計方式的特殊性，他們中大部分人與傳統的家的聯繫依然頻繁……
情感表達作為與依戀、溫情、快樂、愛戀相關的個體微觀表達，因為「棒棒」群體的整體性「他者化」，而凸顯為一個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層群體的集體表述，這些情感表達也是內隱的價值觀的一種外顯。這些通過情感表述凸顯出來的人倫關係、家庭觀念，特別是他們對家的理解和對「伸縮自如」的家的成員的態度，充分展現了「棒棒」這類群體在從農村到都市的空間置換過程中對「家」的堅守。雖然情感表達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的修正，但孝道、家庭責任、親情並沒有發生動搖，它們不僅是社會支撐、情感互助的重要資源，而且也發揮著信念的作用，幫助「棒棒」們克服生活的困惑、戰勝社會地位和身份的卑微感。因此，重慶「棒棒」對「家」的情感是該群體都市適應過程中一種意義追求的表達。
第四節 迷茫的鄉土
「鄉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解讀中國社會的基本概念。在宏觀上，鄉土是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的根基；在中觀上，鄉土是農村這個特定社會空間中的社會構成和文化體系；在微觀上，鄉土是農民的「根性」所在，是內化在中國農民血脈中的秉性和倫常。可以說，鄉土的深層意義在於她意味著家、意味著歸屬。本研究在從農村到都市轉變的空間背景中來討論「棒棒」社會的特點，是一項側重於都市化背景中農民「根性」的微觀層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需要回到對這個特定農民工群體的身份歸屬和未來走向的關注上。事實上，為了消除城鄉差距和二元對立，政府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改革戶籍制度、如何建立和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如何實現城鄉統籌等問題。在這樣的制度性背景下，筆者希望以時空為線展現他們對鄉土的「主位」理解和感受，進而探討該群體的「鄉土」在哪兒，即隱藏在深處的有關身份歸屬和身份轉換的問題。
一、記憶之鄉土：「感覺好自在！」
雖然在重慶「棒棒」對過去農村生活的回憶中，對中國農村貧窮生活的感受是一條有力的主線，但即使如此，他們對鄉土生活都有非常正面的思考。由於「棒棒」將記憶中的鄉土與自己在城市所經歷的自卑、恥辱、憂慮和艱辛相對比，鄉土在他們的記憶中成了一個充滿愜意和幸福的地方。
對那兒的一草一木都是有感情的。夢中會夢見細娃兒（小時候）的時候在那些地方跑，在草地上滾；在田背去挑折耳根，挖蒲公英，農村的野菜很好吃；在河溝摸魚、捉螃蟹、逮黃鱔、捉青蛙、樹上掏麻雀窩。修房子、打仗呀……還是很好耍。在農村，幾個一起長大的，耍得好的，無話不談。在這兒，只能說假話、騙人的話。[44]
就連節衣縮食的苦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也有快樂的成分。在陳國偉家中，李雲華指著陳的孫女說：「我像他孫女這麼大的時候（七八歲），他（陳國偉）到我屋頭來就一兩塊錢一天地搞（掙錢）了。我們那時候想巴不得來師傅，我們就能吃好的。」陳當時是裁縫，他說：「像小李他們那種大家庭，一做要做三天。一人一套，一年去兩次，熱天一回，冬天一回。」
重慶「棒棒」在入城後的生計過程中彼此間有著同情與互助。然而，「棒棒」之間的關係絕非僅僅源於業緣關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是一起玩耍長大的。鄉土社會共同的生活經歷，其實是童年時代的趣事，往往對現在的情感生成產生影響。在小李的童年回憶部分，就有眾多同行的身影：
（任）國輝老實得很，我還記得藏貓兒，我還偷了他兩角錢。那時候土地還沒下放到戶，下放到組。白天收的谷子，晚上一起在組上打。我們八九個娃兒，包括尤森林、尤光權、任國輝、任太平，他們現在都跟我一起當「棒棒」。等二道夜（吃宵夜）吃了才去睡，圖好耍。還有一次我在黃豆籠籠（叢）裡，撿到五角錢，比我現在撿到五十塊錢還歡喜。我就去買了糖精，混到麵粉裡做成粑粑，好甜喲。我又兌（沖）成糖水，兩分錢一杯，結果沒開福（賣出去）。農民那時都捨不得錢。[45]
2009年春季，暖洋洋的陽光中，筆者在兩江門六碼頭與「棒棒」們一起等候因天氣原因遲遲不到的游輪。有報道人若有所思地說：「這個時候農村好耍，空氣好，花都開了。」這些正面的思考是他們到都市生活前未曾體會到的，在都市生活方式和現代「返璞歸真」的審美和價值取向的影響下，他們才發現自己熟悉的鄉土竟是「世外桃源」，對熟悉的鄉土有了新的認識。當然這些情感有建構的成分，但也不排除在城市的喧鬧、憂慮、被排斥的艱難經歷後對家鄉的懷舊情緒。
此外，他們對農村節日氣氛、鄰里之間的互助和往來等方面的回憶也很突出。在他們的記憶中，鄉村充滿了人情和親情。有報道人認為：「在農村過年過節有濃郁的氣氛，在城裡沒得那種熱鬧的感覺。搞集體熱火朝天的，下雨天幾個人聊天吹牛，那種和諧。不像城裡各走各的。進進出出的都各是各的。」也有報道人說：「農村親情和友情比這兒濃得多。城裡人沒有人情味，我說的是肺腑之言，都是各顧各，在城市就是親戚走動一下。」而且，「在農村大寒小事（紅白喜事）、修房造屋還要相互幫助。在農村哪個困難，吃不起飯了，燒了房子了，雖然沒有經濟資助，但要砍竹竿、樹棒棒支持你。在城裡，都關著門，沒有關心。」他們對鄉土社會人與人關係的回憶，顯然明顯地受到對都市人際關係感知的影響。
對於在農村的生活方式，他們也是充滿了懷舊的情緒。李雲華經常感歎「在農村趕一下場呀，舒服得很」。他說：「在農村，過了端午，中午吃了飯就睡到半下午。」[46]儘管「棒棒」這種生計方式為他們在都市生存提供了最大可能的自主空間，但他們畢竟是在現代都市的夾縫中生存，隨時面臨著多變的生計場景和激烈的生存競爭。儘管其能動性不可否認，但對於大多數報道人而言，他們始終都處於尋找更多回報更豐厚的業務的「緊張感」之中，也始終忙碌於生計的勞作之中。因為，他們是將都市視為謀生的場所，他們的時間是用來掙錢的，而不是用來「耍」的。其他受訪者也有類似的回憶：
在屋頭種莊稼，自由。還是留戀。那是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感覺好自在！雖然在農村做活路比在這兒辛苦，但自在。在農村，不怕哪個塞。在這兒，時刻都擔心碰（撞）到別人，怕損壞了別人的東西，惹麻煩塞。在農村，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沒得心理上的壓力。[47]
這種鄉村生活圖景的描述與中國鄉土研究的主流觀點是符合的。這種對家鄉、對農村、對過去的回憶，對其中快樂、自在的依戀之情的表達，當然並非是「棒棒」所特有的。不過，有關鄉愁的研究集中於更為感性的群體，如打工妹。[48]而且，由於與其他農民工相比，「棒棒」在身份認同上有著特殊性，其城市融入過程更為艱難，因此，他們的回憶總是基於城鄉對比而表述出來的。記憶之中美好的鄉土隱喻著鄉土的淳樸與親近，相比之下，城市對他們的態度是排斥和歧視，都市所帶來的負面感受更加激發了他們對鄉土的眷念。
二、身後之鄉土：「土地是退路」
農民工流動的方式有很多，離鄉不離土、離土不離鄉、離土離鄉是從生計方式和生計空間上進行的劃分。像「棒棒」這樣的都市勞動力群體，由於內部的個體差異性，很難斷言他們屬於哪種類型。但是有一個共同的事實，即他們居住在城市裡謀生，在都市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居所，他們的流動方式不同於其他近距離流動的農民工有活就入城、沒活就返鄉。也可以說，他們在城鄉之間並非頻繁地往返。此外，與工廠制的農民工比較，他們的勞動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季節性，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通常只在農忙時節（一年一兩次）才返鄉。「兩頭兼顧」的「棒棒」、「『掙錢』與『種地』兩不誤」[49]的農民，雖然他們一般都存在念土與離土的矛盾情結，但是，當他們在都市攬活從業期間，土地會被暫時留在身後。「棒棒」曾經賴以棲息、生存的土地現在狀況如何呢？是如何被處置的？他們對之又有怎樣的態度呢？
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土地對農民來說是頭等重要的，這使得農民形成了濃厚的重本輕末的土地依賴意識，以及安土重遷的社會心理特徵。本研究顯示：處在社會大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民，其土地依賴意識已經急劇減弱，儘管他們對在重慶這樣的大城市裡生存還抱有這樣或那樣的顧慮，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對外出打工表現出了堅定的意向，這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已經不再依靠土地的產出。在對農業投入產出和打工收入的比較之中，他們更清楚地意識到孰重孰輕。糧食價格低、種糧投入成本高、收入週期長是促使他們離開土地的根本原因。報道人普遍認為種莊稼不划算。有的報道人更堅定地認為要放棄農業，收入才能提高。
兩頭兼顧的那種（人）劃不著（不划算）。要單一化，不能多種化經營。一會兒農村，一會兒城市。現在有那種只種田不種土的，和老婆兩地分居的，在外頭找錢，農忙又回去。我們剛開始也是兩頭奔波，找點錢拿回去一花就沒有了，錢花完了又到重慶來搞兩個錢。搞到錢又農忙了，又回去，又把錢投入進去，搞空了又出來。我們現在是專業稱職的「棒棒」。[50]
可見，「棒棒」歷經三十多年的發展，其從業者對土地和農業的態度表現出從兼顧到放棄的趨勢。在將從事「棒棒」的收入與務農的收入進行理性比較之後，他們堅定了在都市謀生的信心。因此，他們往往將土地送給親戚種植甚或拋荒。「農村草像人那麼深，那些小路人都走不過了。」對於這種情況，他們也表現出擔心，「以後回去開荒好麻煩」。但在經濟現實面前，他們將土地置於身後。儘管這樣，在「棒棒」們的談論中，有關誰家房子要垮了、土地是否繼續拋荒等諸如此類的話題仍佔據重要的位置，可見他們中的部分人雖毅然將土地留在了身後，但並非沒有牽掛。
當筆者拜訪他們的「身後之地」[51]時，正值十月。青苗少，地荒得多，所以鄉村一片清冷、蕭條的景象。雜草叢生的地裡，柚子結滿了枝頭，沒人摘采。小李告訴我，以前爭田爭土，現在荒起的田土很多。他一路上給我介紹這是他家的田土，那是他家抽水的池塘。
我們那個院子都是吃「井淹田」的水，我從小擔水，從小半挑開始挑，到半挑、一挑，就是這樣擔出來的。我們的每塊田土都是有名字的。比如我的田有「綁綁田」（坡坎邊的）、「嵐崖田」、「二槐花」、「河溝田」、「落腳田」（地勢最低）、「夾心田」（泥巴帶沙）、「半截田」、「張家坡那塊田」等；比如土，有「童子土」、「大土」、「高幹土」……有的沒得名字，就叫「墳山的土」、「沈家的土」、「大青土」等。我對每塊田土都有感情。現在我有時候想像，我的土別人在做，做得好不好，草不知道有好深了。[52]
有的家庭對是否繼續種莊稼意見不統一，因為他們「捨不得那點莊稼」。報道人雖然人在都市，但「想起土地有一種親近的感覺，一般休息時會想到，這是什麼季節、該種什麼了」。「棒棒」聊天時，經常談論農活。他們自己也承認：「我們『棒棒』之間擺龍門陣，還是研究屋頭好久（什麼時候）栽什麼，好久該做什麼。比如農村這段時間栽苞谷，做什麼菜。我租房子那兒有一個荒坡，我還種了很多菜，這些菜有些吃不完還賣。」
農民不再堅守千百年來「直接向土地去討生活的傳統」[53]，因為土地已經不足以供給他們生活所需，更不能帶給他們生活條件的改善，很多人都表現出對土地的「離棄」。然而上述的表述又表明土地曾經對於農民的意義，尤其是對於養育自己和自己灑下汗水的土地，他們表現出了無比的親近。剛入都市處於兩頭兼顧狀態時，他們很在乎家裡的土地，「剛開始來做夢都還要夢到田土，都夢到我的田坎垮了，那時屋頭莊稼還做起的」。然而，「現在淡忘了。現在想都不想這些，我做夢都不想。說老實話，現在不夢到屋頭了。一門心思往錢眼子鑽。確實沒得好多依戀的感情了」。
雖然當下他們對於土地的情感遠不及過去，但大部分「棒棒」有這種想法，「找不到錢的時候，大不了回老家去，還有幾畝土地做著的」。「農村人老了如果娃娃靠不住，還有土地。」城市戶口的「棒棒」對農民工的這個退路很是羨慕。總的來說，「棒棒」現在年富力強，不依靠土地，但認為老有所歸，到時可能還會指望土地。土地對於他們意味著「退路」。因此，「土地是退路」表明了他們對土地的情感是永恆的，但土地的工具性作用不在當下，而是在過去和將來。過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是他們未來生活的保障，是他們在都市不能謀生存時「不得已」的退路。
「棒棒」對於土地的態度還有一個國家農村政策的背景，具體而言與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住房制度、用工制度、醫療保險政策、社會保險政策等因素有關。2010年8月15日，重慶開始允許在主城區務工經商5年以上或購買了商品房的農村居民自由落戶城鎮，並在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方面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待遇和權利。顯然，如今農民工在城市落戶並不難，重慶市還鼓勵農民將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但是，報道人並非都願意把戶口轉入城市。他們擔心轉戶後，宅基地退了，土地沒有了，以後老了即使有補償款和保險，也難以維持生活。儘管重慶市針對農民工的種種顧慮，設計了一個退地過渡體系，允許轉戶的農村居民，在最長3年內繼續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權及收益權，退地後給予補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是持觀望態度，通常只是將子女的戶口（為了在城市入學）遷入城市，或者將配偶的戶口遷入城市，自己則堅守農村戶口，「一有風吹草動就『打回老家去』」[54]的考慮是存在的。正如有報道人所言：「娃兒在城頭，我在農村。娃兒如果混不住，至少可以回農村。至少吃米沒得問題嘛，可以把米拿到城裡來嘛。吃的不愁嘛。」
三、未來之鄉土：「走一步算一步」
就目前看來，「棒棒」返鄉意味著收入來源的終止。有報道人表示：「我們走一步算一步。只要不生病，國家政策不變，就沒有打算回農村。在這兒也是吃飯，屋裡也是幹活吃飯。當『棒棒』比農村收入強得多。」但問題的另一面是，一旦零散人力搬運的就業空間壓縮，或者從業者身體不能勝任體力勞動時，在都市生存的基本保障從哪裡來？
這首先涉及「棒棒」在都市的就業空間問題，這也是勞動經濟學關注的問題。因為中國農民工以「就業型」遷徙為主，重慶「棒棒」更是如此。重慶低端勞動市場的需求會直接影響「棒棒」的未來走向。「棒棒」的主體為中老年人，從業者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退出此行業，而新生代農民工無論是自身的條件和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都與此生計方式差異巨大，不願意從事該行業。這樣一來，退出與加入此行業的從業者在數量上很懸殊。隨著時間的推移，「棒棒」缺口越來越大，零散人力搬運市場供不應求的現象將逐步突出。儘管重慶電梯房比例越來越大，現代物流越來越發達，但在山城重慶，至少在未來幾年裡，勞動力市場對零散人力搬運的需求依然會很大。[55]
其次，「棒棒」是靠體力勞動謀生，該行業對體力要求很高，使他們都必然面臨年老無生活來源的困惑。事實上，報道人普遍表現出了對未來生活保障的憂慮。儘管現行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和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在大力推進[56]，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社會轉型以來「拆分型」[57]的再生產模式下農村養老的壓力。即使是在這些制度性的背景下，「棒棒」群體的未來之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醫保、養老是包括「棒棒」在內的農民工的共同難題。受訪者們幾乎都購買了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一年個人出30塊錢，遇到大病每年最高可報銷3萬元，有了一定保障。但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沒有買社保，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養老保險的費用太高了。因此，養老依然是這個群體也是所有農民工最發愁的一件事。
鑒於以上考慮，「棒棒」中的一部分人明確表示計劃返鄉，或回到農村附近的鄉鎮居住。經濟條件較好的王開榮擔憂：「沒有特長技術，終究留不下來，就終究要回去。以後動不了，在城市什麼都要錢。在農村，喝水不要錢，種點菜，也能過。所以不嚮往城市。」他表示對都市不嚮往，其實主要是對未來生活保障的擔憂，由於他沒有城裡人那樣的退休工資或同等的社會保障，而在商品化的都市中，沒有經濟來源就意味著無法生存。因此，經濟條件有一定改善者，趁身體還能支撐，就要多掙錢為子女打算，為未來規劃。他打算，「回華鎣（廣安），可以擺個攤攤，把自己生活維持走」。
尤其是那些夫妻分居型（多為兩頭兼顧）的「棒棒」，「搞得到錢就找，搞不到就回去做田土」。對於他們而言，家的意義一直在農村，生活的歸屬也在土地上，都市對於自己只是驛站，自己也只是城市的過客。而且對於那些大約年過五十歲的「棒棒」而言，他們靠體力謀生的時間屈指可數，經濟地位未得到較大程度的改善者，往往認為長久留居城市不現實，很多都表示「以後動不了還是要回去」。正如有的年長者所言：「沒得啥子想法。我們這個年齡還想做其他的？！這個年齡多走幾步梯坎，兩個腳都軟了。坐起就想睡。如果有病的話，走幾步就氣喘喘。」
大多數報道人對於「以後有何打算」的問題，普遍表示只要國家政策允許，在城裡還有活幹，他們就會幹到幹不動為止。至於是否希望留在都市，他們都表示這不是他們能決定的，只是順其自然。言下之意，如果條件許可，他們中的一部分也希望留在城市。有報道人這樣說：「關於以後的打算，有能力買房子，沒得能力就回家種土。」有四十幾歲的受訪者表示年齡再大點，換一個輕鬆一點的職業。不過，對於長遠的打算，都表示：「以後做不動，沒人請了（沒有業務），還是要回去。」
這些表述主要出於對收入的考慮。他們中有的人明確表示要返鄉，是基於對自己經濟現狀理性認識上的考慮；有的仍然在徘徊，如果有在都市生活的機會，他們還會繼續為之努力。收入如能得到保證，或者社會保障能跟得上，一旦擁有都市生活所必需的穩定經濟收入和居住條件，他們對於未來生存的無奈和顧慮可能會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