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擔著東西，喊很多次，他不但不讓（路），還說「你不要把氣管炎吼發了」。他覺得自己是城市人，不得了。在農村「人不求人一樣大，水不下灘一樣平」。我們從農村到城市，處處都在人家的地盤上，覺得人家有優越感，再加上城市人要大勢點，我們就要軟弱些塞。我們農村人看到那些人，都要走遠點，惹不起，我讓得起，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實際每樣事情（東西）都出自農村人手頭，像城市建築都是農村人建的，城市人哪樣會做嘛，他倒還看不起農村人。這麼多年，最大的感想就是多掙兩個錢超過他，才不會被人瞧不起。[1]
前三章基本上以時間為序，緊扣「謀生」，探討了「棒棒」在都市空間以「掙錢」為主的都市感知特點。自此，經由「棒棒」的「職業感知」而考察到的「棒棒」行業的生計、「棒棒」社會的結構、其關係實踐的特點已得到彰顯。筆者還探討了在這種職業相關的社會關係網絡中的「身份感知」。
本章將展現「棒棒」的內心世界，特別是他們在都市融入過程中心理上的困惑和感受。第一部分，筆者將考察「棒棒」的身份意識，分析他們對自我地位的判斷和標準，以及社會觀念對此的影響；第二部分，將考察他們面對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時的心理體驗，以及反映在其中的有關社會階序的身份感知；第三部分，將分析他們在城市生活中面對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時的應對心態，揭示在城鄉二元結構下這種心理平衡機制對於「棒棒」這樣的都市底層群體的意義和內涵，探討農民工在與都市人的群際衝突語境中應對心態背後的身份認同問題。
第一節 感知「卑微」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農民工中的特殊群體，「棒棒」有農民工群體的普遍特點，但作為都市底層勞務群體，又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本節通過考察「棒棒」群體與生計方式緊密相連的身份感知，在把握研究對像有關身份認識和評價的基礎上，分析圍繞「下力」的感知和觀念背後的社會建構成分，探討「經驗之身」在身份意識形成中如何受到社會觀念的影響，如何糅合社會文化進行自我身份的建構，最終回到「棒棒」對其社會身份的感受上。
一、身份意識：「比叫花子好一點」
為了考察「棒棒」身份意識形成的社會因素，筆者對與「棒棒」相關的群體，比如普通市民、政府官員等進行了訪談。其中比較典型的表述是，「『棒棒』是勞動者」、「沒有貴賤之分」。在社會共同的價值評價和道德觀念下，人們對一切合法的行為都賦予道義的美化，比如「勞動光榮」、「人無貴賤」。但有的受訪者直言不諱「一個字：髒」，道出了「棒棒」的社會形象。而「苦，無固定居所，無常人的正常生活」是市民對「棒棒」生存現狀的評價。「處於社會底層」則是對「棒棒」社會地位的評價。其實無論是在學術話語中，還是在政府、市民的觀念中，按照職業和收入標準來劃分，「棒棒」都處於社會的底層。非「棒棒」群體表述中極力掩飾的地位歧視雖然不言自明，但身份意識終歸是心理和觀念層面的內容，他們閃爍其詞的評價還不足以深刻地揭示「棒棒」身份意識的內容和形成特點。
身處社會底層的「他者」有著不為人知的坎坷和尷尬，這是底層敘事的基調。研究對像究竟有著怎樣的感受、負面程度有多深，卻不得而知。在關於「你認為『棒棒』的地位如何？」的訪談中，「棒棒」大多會用「社會的最底層最底層」、「重慶什麼都缺就不缺『棒棒』」、「低人一等」、「『棒棒』要矮一截」、「我們『棒棒』是最低檔的」、「比叫花子好一點」、「在農民工中也算最低檔的」等表述來表達他們對自己所處社會地位的認識及其身份感受。這體現了自我評價與社會評價的高度一致性，但隱含在「棒棒」表述中的身份意識真的那麼悲觀嗎？
筆者繼續追問：「你是如何感受的？」一位年過五旬的女性受訪者這樣告訴我，「『棒棒』是最下等的活路。我想到自己是一個女娃兒（女性），找不到好活路，做這個好下等，好下賤喲，不好得。妹兒，你不瞭解我們情況嘛，說起都沒有臉！」其他相關的表述有，「不好意思」、「低賤得很」、「丟人現眼的，沒得身份，丟臉得很」、「很自卑」等。在使用這些情緒化的詞語時，他們通常會詳盡地描述初入「棒棒」行業時「不好意思」的具體表現；有的「棒棒」甩在這邊，人站在那邊；有的「把棒棒放在屋頭，有活喊，才出去」。有的「把棒棒藏在衣服裡才出去」；有的「才出來（入行）的就跟在後面，由老『棒棒』撈（拿）棒棒」；有的「走中間，像怕鬼一樣」。諸如此類的表現，「棒棒」談起來繪聲繪色。這是他們從業初期就有的感受，是在對「棒棒」行業還無切身的身體感知之前就有的關乎身份的典型意識，所以對身份意識之建構成分的強調無論如何都不過分。
二、勞動觀念與身份意識：「下力好髒人」
「棒棒」對自我身份有著明顯負面的判斷。他們雖用詞不同，但有一條共同的身份意識主線，即「棒棒」作為農民工，特別是作為城市苦力的「卑微」的身份特質。農民工都面臨是否被都市接納或是否能夠融入都市的問題，但「棒棒」更容易成為被邊緣和被他者化的「卑微」群體。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棒棒」為何認同這樣的社會地位？他們如何接受這樣的價值評判？隱藏在社會階序中的「卑微」者衡量「卑微」的標準是什麼？在關於「為什麼覺得撈棒棒低賤」的問題上，受訪者的回答凸顯了「棒棒」不同於其他農民工群體的感受，因為一路下來，儘是他們對「卑微」的理解。他們對自我身份的認識往往與行業特徵緊密相連，而且直接歸因於「下力」的身體。在他們理解，從事「棒棒」行業是他們在都市社會中「被瞧不起」的根本原因。由於身體是他們謀生的本錢，為了生存就不可能改變身體的現狀，生存的無奈和客觀現實不容他們放棄這個職業，因而，他們接受和認同社會的分層和價值評價，並形成「下力好髒（羞）人」的情緒和感受。此處的「髒」並非與乾淨相對應，而是表達「丟臉、不好意思、羞」之意。
由於體力是唯一的謀生資本，雖然「棒棒」抱著「在農村下力，在這兒也下力」的意識入城打工，但謀生的經歷使他們深刻地感受到「下力低賤」。入城前，憑一身勞力謀生再正常不過了。特別是在集體經濟時代的農村，全勞力就能拿滿工分，那是很自豪的資本。不過，雖然「祖祖輩輩都是下力，在屋頭種莊稼下力是為了敷嘴（吃飯），在外頭撈棒棒也是為了敷嘴」。但進入都市後，艱辛的從業過程使他們逐步意識到都市並不缺少「力氣」，進而發現下力「低人一等」。這折射出「棒棒」的身份意識與「下力」的社會文化意義之間的聯繫，背後其實是一個勞動觀念的問題。
如果說在西方體力勞動的目的為培養謙卑，是帶有宗教色彩的懲戒項目。[2]在中國的傳統勞動觀中，對勞動的價值評價則一直模糊不清。勞動的神聖性被讚美的同時，體力勞動者卻被歸類於社會地位最低的群體。自出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這種矛盾就伴生在歷史的進程之中。古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3]之說就鄙視體力勞動，並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區別為社會分工和統治尋求合理的解釋。當然，勞動觀念不僅根植於中國傳統觀念中對體力勞動的體認，還先後經歷了馬克思主義勞動觀、去意識形態後商品經濟社會中勞動觀的洗禮。都市社會對專業勞動力的需求加速了體力勞動者淪為傳統的、落後的、邊緣的「他者」的進程。同時，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勞動力需求的本質區別也促使「棒棒」逐步接受和認同社會主流的勞動觀念。
「棒棒」作為謀生手段的身體，尤其是農村中老年男性謀生的身體，被壓在整個勞務資源的底層。他們或有過進工廠，或有過到建築工地打工的經歷，都是以從事最髒、最累、最重的「下力」活為其謀生之道。「棒棒」生計的資本是身體，體力的大小是決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正如他們的說法，「『棒棒』身體要強壯，要沒得病，身體是找錢的本錢。一說『棒棒』就是下力的，找不到pā he錢（容易掙錢）。除了體力，其他不會做。除了流血流汗，沒得其他法。我們生下來就是下力的，在農村也是下力的，沒有想過搞其他。」報道人的表述凸顯了工具性身體對於生存的重要性，而且往往將「下力」的身體的生物性感知與「卑微」聯繫起來，以至於形成「下力就下賤」的觀念。正如有報道人這樣認為，「我始終覺得『棒棒』要矮一截。『下力』這個名字就沒取得好。反正下力就低賤，我也說不清楚為什麼。」
在從業過程中，身體無時不在經受重量、烈日、暴雨、飢渴、骯髒、危險的考驗。這些看似最直接的生物性的感知，不僅本身在認知世界、感受社會的方式上受到社會觀念的影響，不僅是糅合了生理的、社會的、文化的成分的身體經驗，是經驗之身建構社會身份的過程，而且也是溝通「棒棒」與社會的渠道。
三、底層服務行業與身份意識：「像聽人使喚一樣」
「下力」之身的社會地位雖因為社會觀念的建構和從業者的自我建構而得到了凸顯，但還應該注意到一個事實，即「下力」也是將「棒棒」作為工具的身體轉化為具有服務能力的身體的過程。受訪者對此有這樣的理解：「撈棒棒，別人一喊，就一窩蜂跑去搶，喊你東西搬過去搬過來，聽他使喚一樣，下賤喲！而且別人喊你做什麼活，就得做什麼活。喊你這樣那樣做，你還得做！」此類表述說明，除了基於「下力」的身份意識，報道人對「棒棒」行業服務性質的體認也是構成「羞」的情緒的重要內容。
由於「隨叫隨到」的行業特徵，「棒棒」在日常生計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套洞察業務機會的經驗，用他們的話說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對主顧招呼「棒棒」的聲音特別敏感，而且隨時處於「奔跑」的狀態。在田野考察中，我屢屢看到跑出去的「棒棒」尷尬而歸，等待他們的是「你想錢想瘋了，沒見過錢呀」、「你想錢想瘋了喲！」「你等著這點錢買米下鍋喲！」的嘲笑。報道人表示這種事情經常發生。
比如有人喊「胖胖」，聽起來就像「棒棒」，我趕緊跑過去，結果喊的是一條狗，這是最大的羞恥。我不好意思折回來，就只有朝一個方向走一段距離，等其他「棒棒」淡忘一點了再回來。你試想一下，二三十個「棒棒」在那兒，別人會嘲笑。再如，有時別人在公路對面招呼羚羊車（重慶出租車的主打車型），把我們「棒棒」盯著，我們還以為喊「棒棒」，幾個人跑過去，結果別人招呼出租車。我跑得快些，槍打出頭鳥，羞愧得很，當然不好（意思）回來喲！我就轉一圈，走到他們目光看不到的地方，隔個半個小時回到原來的位置。[4]
「召之即來」的行業特徵使他們難免誤將喚狗的、招呼出租車的聲音和手勢理解為在喊「棒棒」，每每遇到這種尷尬，他們都表現出極大的「羞愧」。
此外，「棒棒」行業的底層性還與「棒棒」從事最髒、最累、沒人願意幹的活的客觀現實相聯繫。比如清理化糞池、裝廣告牌、背病人、背醉漢、背死人、給死人穿衣服等。這些無論在社會主流，還是在「棒棒」看來，都是「低賤的活」。
喬健在對山西樂戶的田野考察的基礎上，指出「非生產性行業」是中國傳統底層社會的基本特質。[5]當然，這是基於中國傳統社會分層的論斷，但傳統服務業的底層性在當代「棒棒」身份意識的形成過程中也得到了明顯體現。「棒棒」所言的「隨叫隨到」、「召之即來」、「隨便使喚」、「隨意打發」、「像要錢一樣」的服務方式，說明「棒棒」行業與中國傳統底層社會的特質有類似之處。
作為工具的身體被任意支配，而且往往被置於社會觀念中的低賤服務場景中。因此，「下力」過程中的這種「像聽人使喚一樣」的身體經驗不再是單純的生物性感知，而是糅合了職業聲望的社會評價。這種特殊的服務方式強化了「棒棒」對「卑微」身份的認同。在日常生計中，他們從都市人的神情、話語和態度中看到了自己身份的卑微。感官知覺的強化、社會觀念的影響、自我身份的建構將身體經驗和身份意識連接起來，而這個過程也離不開物質性身體與社會性身體的互動。
四、身體標籤與身份：「人又生得醜，下力莽起吼」
「棒棒」的服務型「下力」的身體，是文化、階層、地位、身份的載體。既然身體有社會性的一面，那身體景觀本身是否也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身體的外在特徵與「下力」是否也有聯繫呢？
「棒棒」往往自嘲，說城裡人認為「棒棒」「人又生得醜，下力莽（大聲）起吼」。該表述不僅體現了「棒棒」聲音、長相方面的特徵，而且使人自然聯想到體力從業者面貌黝黑、皮膚粗糙、言談粗獷、舉止不拘小節的特點。受訪者用「黃皮刮廋」、「說話大聲大氣」、「不講究」來形容自己，用「肥頭大耳」、「白白淨淨」、「細皮嫩肉」等來形容城裡人。這隱含了「棒棒」對自己的身體在都市中的差異性和「不協調性」的認同。
「棒棒」多為重慶、四川人，都說西南官話，但帶著明顯的口音和土話，這些語言特點往往是城市人和農村人相互辨認的重要依據。
我們一說話，別人就知道我們是合川的。我問他憑啥子，他說「你說吃gā了，來gā了，走gā了，這個凼（地方），那個凼，就是合川的」。我們不願意別人lōu（學口音），會刻意避免，否則別人抓你的辮子，重複你的口音你好煩嘛。比如說價的時候，別人學你就把話題轉移了，該說的沒說。別人明明曉得你是鄉巴佬，你還帶這些口音純粹是不打自招。但我們自己擺龍門陣的時候，鄉巴佬的話就出來了，那時候口無遮攔。我們以前拉板板車的時候，還故意說「來gā了！」那是喊人讓開，我下力人就是來gā了。[6]
此外，「棒棒」日常語言中偶爾也夾雜著在城裡人看來粗俗的言辭。事實上，如果深入「棒棒」的日常生活則會發現，他們語言中的很多習慣用語與對生活的關注點相關，比如「搞到著沒得？」「今天走桿了喲！」（今天搞到錢了喲）「現在球gā了」（糟糕）就與收入相關。此外，體現在勞動號子中的黃段子在他們看來是「要有罵人（黃色）的話，要開玩笑，幹活才提得起勁」。
「在今天，穿著和社會認同並沒有完全分離，並且穿著仍是性別、階級地位和職業身份的符號工具。」[7]即使與非「棒棒」的農民工相比，報道人也認為：「哪怕都是農民，只要是去上班，看起來衣服都要穿得乾淨點，就要比我們高等一點。」而且，「別人一看就知道我們是『棒棒』」。他們不僅意識到自己與城裡人體現在身體上的差異，而且也有趨同都市人觀念的願望，但普遍表示「要『下力』就不可能講究」。「下力」過程中接觸得最多的是大宗貨物、化糞池、下水道、垃圾，用他們的話來說是「想愛乾淨，想穿乾淨點，都不得行」。當然，他們也承認這些特徵與長期鄉村生活形成的生活習慣有關。
可見，面貌、皮膚、語言、穿著、氣味是都市人識別「棒棒」最明顯的標籤，也是「棒棒」因社會評價而認同「卑微」身份的最直接渠道。
有論者認為「流動於城鄉之間的農民工群體的身體象徵標記提示了城鄉二元區分」[8]。而「棒棒」身體的象徵意義不僅與鄉村社會/都市社會的對立相關，還與初級勞動與專業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不同的社會意義相關。「經驗之身」經由感知的途徑，在社會建構的強大力量下，不自覺地進行著自我身份的建構，與此同時，這些觀念和評價也融入了身體經驗的方式和過程。因此，「棒棒」深切地感覺「羞」（他們有時也表述為「不好意思」），取決於他們對其社會身份的認同，以及在這一身份認同過程中主動的經驗和感受。
人力搬運，本質上是服務型的勞務行業，雖然不同時代對於體力勞動的主流價值觀念有所差異，但都無法完全擺脫對其「卑微」特質的認定。需要說明的是，「棒棒」的自卑感有主動感受和社會建構的成分。都市融入過程中的感知強化了這種自卑心態，並促使主體產生「羞」的情緒。「棒棒」身份意識的形成又被日常生活中的被鄙夷、被誤會、不信任等遭遇所強化，因此，這種對底層地位的認同和卑微身份的意識形成也是被社會建構的「被動」的承受者之主動體驗的結果。
第二節 「羞辱感」體驗
以上研究顯示「棒棒」往往以「羞」[9]來表達自己在都市生活中的複雜心理感受，「羞」的本質在於自卑的心態，確切地說，是一種基於身份認同的自我感受。這是他們作為社會底層，將自己在都市生計過程中遭受社會排斥和歧視的感受，與原有鄉土生活經驗基礎上產生的自卑感結合而成的情緒和情感，是一種對自己卑微身份地位的認同和感知，有著明顯的社會建構和主動感受的內涵。這種情感的特質雖然與心理學的「恥辱感」（stigma）[10]的內涵接近，但考慮到「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內涵，以及社會學恥辱（污名）的社會偏差行為內涵，所以本研究認為「棒棒」對身份的感受準確地說應為「羞」，而不為「恥」。
此外，「羞」不僅是一種基於自卑的主動性感受，而且也是一種對外界有意或無意「施辱」的反應，即造成「羞」這種情緒的原因在於「受辱」。在這個意義上，「棒棒」是作為「受辱者」，即「施辱」這種行為和態度針對的對象而存在的。因此，「棒棒」對「施辱」這種行為和態度產生的「羞」的感受更確切地說應該稱為「羞辱感」。
因此，儘管「棒棒」在主動感知都市，但大量的認知都市世界的素材都來源於他們作為承受者所經歷的「遭遇」。他們如何感知和應對這種「遭遇」，將是理解「棒棒」這個特殊的農民工群體認知都市和應對都市這個「他者」的重要內容。本節將側重考察「棒棒」感知「羞辱」的途徑和內容，分析他們對此種心理體驗的理解和反思，以及反映在其中的有關社會階序的身份感知，探討造成此種心理體驗的社會觀念、制度性因素和文化差異。
一、「受辱」的主要途徑
報道人普遍表示「在城市，好像什麼惡習、缺點都針對我們」。大多數報道人都遭遇過「提醒」。如，「『棒棒』，你莫挨著我喲。你這麼髒，莫把我弄髒了。」「咦咦咦，你這個是啥子腳喲？你（恐）怕幾個月沒有洗過腳！」有報道人描述「別人認出你是當『棒棒』的，會刻意走遠一點」，「有的故意把臉轉到一邊，把嘴巴蒙（捂）起來」。「棒棒」在都市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遭受過類似的「待遇」，都市人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厭惡情緒，在他們看來，莫過於對自己最大的羞辱，成為自身身份意識形成的素材，也是他們感知「受辱」的直接途徑。
再如，在生計過程中，當「棒棒」擔東西到主顧家後，主顧說：「『棒棒』，你不要把手放在牆上，等一會我洗不掉！」在電梯裡，一同乘坐電梯的人會說：「『棒棒』，你不要挨著我了，棒棒不要打著我了。」在商店裡，售貨員可能說：「『棒棒』，你那個手不要到處摸。有手指拇印印（印跡）。」給人提菜時，主顧說，「『棒棒』，你不要把袋子放在地上，地上髒得很（很髒），一袋一袋地放在我手上」。實際上，主顧接過手也可能把口袋放在地上。擔東西時，主顧說：「『棒棒』，過來過來，前面有垃圾桶，你眼睛瞎了呀！」攬活時，「棒棒」問人是否有東西挑，別人回答：「不挑，我都是『棒棒』。」講價時，主顧喊「搶人喲！」「傻子，還要錢呀，擔不擔了？」當主顧不信任時，會說：「東西不要搞爛了，撞壞了要賠。」甚至更有仗勢欺人的主顧可能吼：「你做不做？」「你想不想在這兒混了？」「信不信喊你滾出去！」諸如此類的話，「棒棒」再熟悉不過了。
通過這些歧視性語言和表情，「棒棒」感知到城裡人對待「棒棒」群體的普遍態度。一般受辱的場合大致有兩大類。第一類發生在生計過程之中，是因衣服骯髒、與主顧產生力錢分歧、主顧不信任、被誤會偷竊等原因，「棒棒」遭受的「羞辱」；因為勞動力低廉，而感知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產生的「羞辱感」；最極端情況是，由於主顧的蠻橫、強迫和無端生事而受到的羞辱。第二種發生在非生計場合之中，由於歧視性稱呼而受到的羞辱，比如在非謀生場合當路人問路時被稱呼為「棒棒」；由於生活方式差異遭受的羞辱，比如因橫穿馬路而招致謾罵，因服裝、長相和體味在公共場所遭受的鄙夷；因農民身份而遭受的羞辱，比如因戶口不在重慶主城，子女入學遭受的尷尬，等等。由此可見，受訪者在生計場合和非生計場合都有過被「羞辱」的經歷，「受辱」不僅是他們作為體力勞動者的遭遇，也是他們作為都市「他者」，即農民工的遭遇。無論是作為中國農民工的一部分，還是城市零散人力搬運的從業人員，他們的「受辱」經歷加劇了其身處都市社會底層的痛楚與辛酸。
二、「羞辱」的主要內容
在與「棒棒」相處的日子裡，筆者經常耳聞受訪者所遭受的羞辱，以及他們所表達的抱怨和不滿。在他們看來，自己遭遇的「羞辱」往往與城裡人對自己的偏見有關，這些偏見往往與事實不符。借用歐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11]概念，如果我們將某種偏見視為一種「污名」，他們經常談及的「羞辱」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身體污名、道德污名和能力污名等三個方面。
（一）「髒」：身體污名
報道人常常向筆者抱怨，「有人說農民來了，髒兮兮的，影響市容」。在某些窗口場所（如旅遊景點），他們會不定期地受到所謂的規範管理。報道人告訴我，這些規矩一般包括，「有重要領導人到，要求避讓」、「不能在標誌性建築下坐著等業務」等。他們對此不能理解，很委屈地說：「遊客都可以坐，為什麼『棒棒』不准站在這兒？又沒有明文規定。我們不是人呀！為什麼我們就影響市容了？」
通過走訪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等相關機構，筆者瞭解到雖然某些場所限制「棒棒」進入，但並無相關的法律規定。唯一可能適用於城市零散人力搬運從業者的規定是《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但是，「棒棒」不同於街頭占道經營者，他們的謀生方式與街頭「擦皮鞋的」[12]有本質差異。「棒棒」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上拿著的一根竹棒，還算不上經營物品。他們屬於「三無」：無經營物品、無經營行為、更無占道，故城市管理部門無法從制度法規上對其進行現代意義的規範和管理。相關管理人員認為，對零散人力搬運「棒棒」的管理並不是該條例能夠規範的，更不是城管人員「教育宣傳、勸其離開」就能見效的。[13]
執法依據的欠缺，為零散人力搬運這種傳統行業在現代都市的持續存在提供了空間，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就受到城市的歡迎，或者城市的接納。有關當代歐洲城市的研究顯示：排斥常具有空間維度。人們雖然可以合法地出入於一個城市，但會有些微妙的或明確的信號、跡象指示某些群體的成員是不受歡迎的。[14]「棒棒」與現代都市不和諧的身影在繁華都市中穿梭，但為現代城市管理理念所不容，相關的城市職能部門對該行業的活動場所沒有成文的限制，但不成文的規定比比皆是。這在「棒棒」看來就是不公平，是排斥，「我又不需要擺攤設點，就拿著一根棒棒走動，不應該受到限制」。他們的理由也正好擊中了政府職能部門對其規範管理的軟肋。
報道人普遍表示「要『下力』就不可能講究」。「下力」過程中接觸得最多的是大宗貨物、化糞池、下水道和垃圾，用他們的話來說是「想愛乾淨，想穿乾淨點，都不得行」。當然，他們也承認這些身體特徵與長期鄉村生活形成的生活習慣有關。面貌、皮膚、穿著和氣味成為「棒棒」有別於都市人的最明顯的標籤，也是「棒棒」感受「羞辱」的最主要內容，因為這種外顯的長相特徵和氣質儀態作為「下力」生活經歷的刻寫，被放置在社會身體之上，身體成為被賦予了象徵意義的標籤，並影響著身份的建構。當然，身體污名背後隱含著體現在文化、生計、慣習等層面上的鄉土性與都市性、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對立與衝突。
（二）「小偷小摸」：道德污名
田野期間，一位報道人晚上打電話給筆者：
今天，我幫一個老太婆通廁所。幹完活，她和她兒子說抵門槓（抵門的木棒）和盆子不見了，是我偷了。我說「我沒偷，我不可能偷」。我家都在這兒，我偷了東西又跑不了。我敢當著寶輪寺賭咒發誓。他兒子說「說你們偷，就是你們偷的。你們農村人素質低，見到哪樣就要拿」。我說「我都三四十歲了，是兩個娃兒的老漢（父親）了」。我不敢和他們吵，只有自己辯解。他還說「你相不相信，我把你打出白崖口」。我說「我沒偷，我摸著良心說我們農村人也不是見什麼拿什麼」。後來東西找到了，那人還是罵罵咧咧的，一點都沒有歉意，好像我們掏化糞池的就是賤民，就該遭罵。應該說我們為他們排憂解難，他們不但不感謝我們，還誣陷……哎呀，比這過分的事還多。[15]
顯然，「羞辱」的內容中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往往與道德品行相聯繫。訪談過程中，報道人都提到過城市人對農民「小偷小摸」的偏見。陳國懷說：「農民剛到城市，城市人說農民是賊娃子，其實哪是嘛。事實上我們『棒棒』手腳乾淨得很，從來不拿別人的東西。」也有人說：「電視劇上說『棒棒』偷這樣那樣來賣。一般百分之九十八的『棒棒』都是下力掙錢，幹得下來就干，幹不下來就不幹。素質差的人有，但是極少。」
經常受到冤枉的小李這樣理解：「城裡人覺得農民進城，給他們帶來很多麻煩。大量的民工流入城市，有些不好管理，偷搶那些事都是農村人幹的，對我們出來打工的，不太歡迎。如果只是城裡幾個人，他好管理些。」事實上，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必然給治安、公共衛生等帶來巨大的壓力和考驗。
區或市一級的治安違法、犯罪統計中無法確定農民工的具體職業，但是社區戶籍警察對轄區內的農民工的職業相對而言更為瞭解。在本研究的一個重要田野點，戶籍民警頗有權威地告訴我：「在我們轄區內，『棒棒』違法犯罪的只有百分之零點幾，一般是偷電線、交通設備、鐵或者井蓋等。他們通常會說：『隨便偷點城裡的東西有什麼的，城裡人那麼有錢。』」一個社區的情況雖然不能涵蓋整個重慶，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棒棒」違法犯罪率很低。重慶市就業服務管理局某負責人就說過：「農民工真正扛起『棒棒』吃苦耐勞的不會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這兩位直接否定了政府對「棒棒」群體違法犯罪，有認識上的偏見。看來，這種偏見並非來自官方。一段田野經歷加深了筆者對此問題的理解，因為筆者「參與」了「棒棒」一筆「不光彩」的業務。
白崖口正街為一條商業步行街。為了美化環境，白崖口街道辦事處出資在步行街兩邊放置了一些大花盆種植桂花樹。步行街上有商家嫌桂花樹放在店舖前影響生意，就出錢雇李雲華等把花盆挪開。
凌晨12點剛過，小李等八人出發了。我跟在後面。小李對我說：「待會你走快點，萬一有啥子（事）。」陳波滿不在乎：「有啥子嘛？又不犯法。」我問他們花盆不見了，街道會追問嗎？他們告訴我這又不是偷，只是稍微挪個位置。都忠超擔心：「街上都是攝像頭。」尤光權說：「這個又不違法亂紀。」
步行街黑乎乎的，只有幾米寬，有兩個行人走過來，小李故意對同伴們說：「晚上來抬？白天抬多好嘛。」行人說：「這是偷，哪是抬嘛！」我屏住呼吸，很緊張。小李又自言自語：「哪個想晚上抬嘛，耽誤瞌睡。」其他「棒棒」都不說話，繼續用繩索套槓子。
花盆和桂花樹總共大約4米高，真像「抬八人大轎子」……大約走過50米，小李說：「聽到（注意），放的時候悄悄咪咪的。」他們停下來嘀咕把花盆放在哪兒。小李：「這是關鍵時候。」這時狗叫了，一婦女出來罵「啷凱（為什麼）擱在這兒喲，不行，擋住晾衣服了」。眾人不敢說話。「不行，搬走！」狗叫得更厲害了。眾人不作聲，把花盆向前又挪了大約四五米，放下，離開。[16]
這是一次驚險的參與觀察，還真有「共犯」的緊張感。小偷小摸並非群體共性，他們中絕大多數人不偷不搶，堅守道德底線。但是，為了掙錢，他們也從事不太光彩的「業務」，比如違規亂倒渣滓、替票販子買火車票，這些處於違規、違法邊緣的業務構成「棒棒」業務的一部分。他們認為「只要不偷不搶，接這些業務沒有不心安的」。而在這次抬花盆的過程中，行人不經意的「這是偷，哪是抬嘛」的判斷，正體現了社會觀念對農民的偏見。
就連擁有城市戶口的「棒棒」對農村「棒棒」都有這種偏見：「農村的『棒棒』有農民小意識的思想，改變不了，你要承認。下力就下力，不能偷雞摸狗，不能沒有道德。他們素質低，一般就是順手牽羊，老闆不注意就被偷了。」可見，城市人對農民的道德評價不再是傳統的勤勞、誠實，而是奸猾、喜歡佔小便宜。誠然，有一部分「棒棒」在業務過程中，特別是在為主顧搬家過程中，很在乎主顧是否有東西送給他。甚至有些「棒棒」嘴很甜，總是主動請求主顧把不需要的東西送給他，但這種人「做到太過分了」，在其他「棒棒」看來是「漢奸」，有損「棒棒」的集體形象。報道人們通常認為除非別人主動給東西，他們絕不會「低三下四地求人」。
有關「棒棒」違法狀況的考察使筆者想到一位學者曾講過的故事：一個東北農民因入城打工找不到適當工作，沒錢買吃的，便像在農村吃別家園子的水果蔬菜一樣在一家飯店隨手拿了一捆蔥。當警察抓他的時候，他並不認為自己在偷東西。由此看來，農民對偷竊的概念有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斷。[17]在田野中，受訪者到工地「拿」點河沙，把路上「撿」到的東西帶回家的例子並不鮮見。
農民生存的物質條件極為有限，他們想盡辦法獲得物質保障。更為重要的是，如前分析，這與農民對民間社會秩序和傳統正義觀的理解和闡釋有關。事實上，當地社會中很少有「棒棒」借口搬運貨物偷東西的事件發生。相反，在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有關「棒棒」擔著貨物盡力尋找主顧的事例。雖然信任構成了市民之間互動的基礎，但無論怎樣，城市人往往將這些負面的形象賦予農民，自然也強加給了「棒棒」。
（三）「傻農民」：能力污名
報道人普遍認為自己在城市人心目中是「奸猾，要價高」的形象。在我與重慶市民的交談中，也有人提到有的「棒棒」漫天要價的情形。一位市政府官員坦言：「對『棒棒』多是同情，一次幫我服務，說是為孩子上大學而為，我付給他多一倍的工錢；但是要價高，刁難時，我也罵過『苦下力的』。」這說明在現實中，「棒棒」不合理要價的情況還是存在，它無疑也打破了都市人對農民誠實、淳樸的想像。
但凡有過「棒棒」從業經歷的人在求職過程中會有意識地隱瞞這段經歷，正是基於這方面的顧慮。與重慶市某區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就業局負責人談到「棒棒」到勞務市場找工作是否填報前職業時，她告訴我：「一般不會填，因為企業對『棒棒』的印象不是很好，農民都會說自己剛從農村出來的，這樣給老闆一種很單純、老實的感覺。這種出來混了幾十年的『棒棒』已經很油（滑頭）了！」顯然，用工單位不僅有對勞動力技術方面的要求，也有對求職者「單純、老實」的要求。都市人對地道農民的想像往往與勤勞、老實相聯繫，他們對「棒棒」的偏見則無論是不是有據可依，都發揮了都市對農民形象進行再造的功能。實際上，在融入都市的過程中，「棒棒」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套處世方式和行為準則，呈現在都市人面前的也不再是老實、憨厚、聽話的形象，而都市希望的農民是傳統意義上的，是不能比他們更精於算計和更能幹的人。
城裡人一方面認為「棒棒」「奸猾」，這是與馴服或憨厚相對立的一種負面的評價。另一方面，城裡人也認為，與城裡人相比，農民終歸是農民，在能力上是比不上城裡人的。有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在重慶，農民與城裡人發生衝突時，經常被罵為「傻農民」。這是我的報道人最不能接受的稱呼。
報道人認為這是因為「城市人從骨子裡看不起我們」。他們不服氣，「我在重慶幹過種花、修枝，『棒棒』還是很多事情都會做，不是像電視上說的我們是『傻「棒棒」』。我們是窮，但我們不傻。只是說我們不會那些高科技，因為我們沒接觸過。一目瞭然的事，我們『棒棒』看到別人做一次，我們就會了」。因此，有報道人說：「喊『傻農民』是在作踐我們。」
「棒棒」在山城家喻戶曉，無論是以「棒棒」為主題的電視劇還是網絡視頻，無論是在媒體中還是文學作品中，都不鮮見「棒棒」的身影。「棒棒」中識字的也經常撿報紙來看，但大多喜歡看電視。他們認為電視媒體有時候在醜化他們，而且為此展開的評價主要集中在某些戲劇化的劇情上。比如有受訪者感言，「拿兩塊錢喊『棒棒』把狗兒哭上山（送葬），是說我們農村人沒得錢，把狗兒當祖宗去哭。自己的爸媽死了才可以去哭。真以為我們農村人沒得那兩個錢活不下去！這是在醜化我們農村人。其實，隨便你拿好多錢，都沒有人去哭（喪）。」[18]類似的影視作品突出「棒棒」的「土味」，是將之放到重慶的地域文化中進行的藝術加工，但這些影視人物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負面影響，進一步固化了主流對「棒棒」的偏見，加劇了「棒棒」被污名化的程度。
都市對「棒棒」的身體污名、道德污名和能力污名集中呈現了「棒棒」遭受偏見及其「羞辱」的主要方面，同時也揭示了身體所銘刻的不同階層間的文化差異，以及社會觀念如何建構了重慶「棒棒」低下的社會地位。
三、「羞辱」的歸因
重慶「棒棒」在身體、道德和能力上遭受的偏見展示了該群體被「羞辱」的主要內容。然而，這並不能揭示該群體對其遭受「羞辱」的原因的認識。事實上，作為農民工，他們很清楚城鄉差別性對待的存在，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被都市接納的歷程並不順利。受訪者對此類問題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局內人」對「羞辱」之歸因的理解。
（一）社會不公正
重慶「棒棒」感知的城鄉不公平待遇有宏觀層面的，也有微觀層面的。
有報道人這樣表述：「農民始終受氣，養老保險、福利保險、醫療保險都沒法與城裡人相比，一旦生大病，就只有死了。」此外，報道人理解的不公平和差異性還集中在戶籍制度、子女就讀等方面。他們對於前幾年深夜敲門時的慌張還記憶猶新，用「睡到半夜查暫住證，雞飛狗跳的」來形容當時的情形和感受。李雲華大兒子讀小學二年級時轉到白崖口小學，當時一個學期四百元塊錢的借讀費。鄧勝康兒子在重慶主城某中學就讀，由於該校不是農民工學校，兒子戶口不在重慶主城，就讀三年繳了四千借讀費。當筆者快離開田野時，他兒子即將高中畢業。由於高考還未實現異地參考，兒子必須回合川高考，他正犯愁又要給兒子轉學。由此可見，受訪者有對現存社會保障制度的抱怨，有對戶籍制度改革、教育公平的期待。宏觀的制度性屏障成為受訪者理解他們「受辱」之根源的重要切入點。
該群體都市生活經歷中所感受到的微觀層面的不公平待遇更為普遍。報道人一聊起這些，就憤憤不平。
甲：上電梯不能提（拿）棒棒，有人說是不安全。
乙：在他的眼中，「棒棒」是下等人。你如果把棒棒給老闆拿著走，就不會干涉你。如果是我們拿起，他就惡凶凶的，「罰五塊」。確實是欺負人。如果是看到有點錢的，如果是你（筆者）拿，就不得干涉你，不得罰你的款。
丙：他們認為我們是農村人，那保安也是從農村來的。
乙：但保安是有單位的。我們算個啥子。狗眼看不起人。[19]
一般來說，商場、客運電梯、賓館都不允許「棒棒」進入。如果說某些場所不讓他們拿著工具進入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是出於安全的考慮，可以理解。但事實是，如果主顧拿著一根棒棒就沒人干涉，農民長相的人拿著就不行！這是問題的關鍵，也是報道人感到「不公」的怨憤所在。
2009年春節剛過，我到沙坪壩新世紀超市購物，剛到門口，一個女性「棒棒」（我不認識她）就拿著一大沓收銀小票，請我幫她到禮品兌換處換幾包洗衣粉。我壯著膽子去了，結果工作人員說，必須是同一張消費卡上的收銀條累積起來才可以領取獎品。我失望地走出來告訴她，她抱怨這規定就是針對她們「棒棒」。[20]且不談商場促銷行為及其規定的合理性，但有意思的是「棒棒」對此的態度和評價。「棒棒」對不公平待遇有著強烈的敏感，無論事情本身是否合情合理，他們在直覺上就認為城市對待農村人與城裡人是有區別的。
（二）社會排斥
在調查中，有一個普遍現象：收入高的「棒棒」往往隱瞞自己的收入。當王運林如實告訴我他一年的純收入時，在一旁的愛人趕緊插話說：「你不要這樣說！上面（政府）知道了，會說農民收入高，搶城裡人的飯碗。像我們農村還有很多人很窮，穿補巴（補丁）衣服。」言外之意，都市人對農民工收入高是不滿意的，甚至以「搶城裡人的飯碗」為由排斥農民。
她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有的城裡人甚至認為「你是農民，到這兒來幹啥？回去挖泥巴！」在都市低端勞務市場，這種觀點很普遍。城市下崗職工，特別是無穩定收入者，對農民工的排斥主要源於雙方爭奪就業機會的矛盾。我在街邊與賴廷光聊天時，有「面的」（以重慶長安車載客或運貨的人）和「摩的」（以摩托車載客為生的人）司機加入，於是有了如下的對話：
「面的」：其實農村人和城市人都是一樣的，但農村人進來後把價格殺得很爛（低）。我們原來生意做得還好，現在只掙點稀飯錢，除了做點朋友的（業務），其他的都遭（被）農民做完了。他價格低。
筆者：你意思是說農民工進城搶了你的飯碗？
「面的」：嗯。當然農民進來了也有好處，比如賣菜的，都是農村人，城市人哪個去賣菜嘛。關鍵是農民不能把哪樣都做了。你看現在哪樣不是農民工打主力。
「摩的」：別人25（元）要拉（載客載貨），你25為啥就不拉。
「面的」：那是行規問題，曉不曉得。農村人進來，不曉得行規。你是「摩的」，摩托車起步3塊，你2塊走不走嘛？
「摩的」：要走，看走哪點。
「面的」：面的起步都要30元，這是行規問題。統一都是這個價，你們要來殺價。
賴廷光（「面的」司機走後）：城市的人吃不得苦，只會找點手邊（容易找）的錢。農民到城市就不怕吃勞苦。[21]
類似「面的」司機這樣的城市低收入人員，將自己收入的減少歸因於農民工殺價，並認為農民工應該安心城市人不屑於從事的行業，不能超越底線而靠廉價勞動力掙錢。雖然，在此種情形中，都市人所排除的主要是農民工中「能幹」的一部分人，而事實上，部分「棒棒」也在他所指的「能幹」之列。在「棒棒」看來，城市人，特別是低保戶，沒有就業機會源於「又窮又懶，怕苦，拉不下面子」，而不是農民工搶了他們的飯碗。
此外，報道人還有這樣的理解：「農村人入城打工，城市人多了，水呀、電呀，什麼都用得多，有人說房子都是農民買貴的，炒高了的。」這也反映了「棒棒」如何認識都市人看待農民工入城的態度。他們認為都市人將社會治安的惡化、公共資源的匱乏、甚至房價的上漲都歸咎於他們，從而排斥他們。
由於政府和社會所提供的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還跟不上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城鄉二元結構又難以在短時間內徹底打破，都市有限的生存空間必然排斥作為「他者」的農民工，這是當前像重慶「棒棒」這樣的農民工遭受「羞辱」的結構性原因。
四、「羞辱感」：一種身份感知
重慶「棒棒」都市生活中的「羞辱感」體驗，源於都市對農民工的排斥。誠然，對農民的排斥是都市的本性，氾濫的排斥凝縮了城市生活實踐中的社會不公正，使「棒棒」的「羞辱感」成為其有關社會階序的身份感知中最凸顯的一部分。但是，本研究注意到，該群體共性與差異性並存，重慶「棒棒」對於社會身份和地位的感知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由此產生的羞辱感的程度也存在差異。對差異性的分析為我們理解重慶「棒棒」的身份感知的特殊性提供了啟發。
身份感知的敏感度一般與年齡有關。年齡較大的人有較固定的生活模式、更豐富的生活經驗，更重要的是他們較之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更多的鄉土特質，他們不一定追求對都市的歸屬，對於都市的期望沒有年輕人高，所以由身份、社會地位帶來的羞辱感，包括擔心別人瞧不起而拒絕交往、對別人的態度敏感、隱匿自己身份的慾望等就相對較輕。而且因為從業時間較長，報道人逐漸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事實；對該行業的熟悉程度和適應能力的增強，特別是收入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羞辱感。此外，在其他因素沒有顯著性差異的前提下，女性從業者的羞辱感程度明顯高於男性。
需要強調的是，感知是一種社會經歷。故「棒棒」的身份意識是逐步形成的，「棒棒」對於身份、地位的感知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都市想像階段，對身份的感知非常模糊；進入都市後，由於景觀對視覺的第一刺激是異常深刻的，「棒棒」也經歷了身份歸屬和情感上的巨大衝擊。特別是剛入行時，他們經歷了一個被排斥的高峰期，大多會用「不好意思」、「好髒人喲」回憶當時的感受。這個時期的自卑感並非完全來自於外來排斥的刺激，也有一些來自自己固有觀念的慣性影響。「不好意思」的內涵，即是身份自卑導致的「羞」和「辱」。這是對自我身份的反思性評價，是都市感知過程中最深刻、最概括性的認知體驗。
有過多年從業的經歷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會經常說「習慣了就好了」。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理解。一方面，「棒棒」的羞恥感、受辱感為暫時的情緒，從事該行業並不會帶來恆定和長期的羞辱。一旦離開受辱場域，羞辱感通常會減退或消失。我訪談到的向上流動或者返鄉的個案，當事人都表示不會因從事過「棒棒」行業而永久性地背負羞辱。這正是「棒棒」這個底層社會群體「底層性」的特殊性所在。另一方面，「羞辱感」強弱的變化也因為他們主動採取了應對的措施。可以認為「羞辱感」的減弱，在一定意義上標誌著他們有了更有效地應對的心態和方法。「棒棒」在都市化體驗中不斷修正對身份的認識和評價。他們對固有農民身份的認同程度與對當下職業身份的社會地位的感知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他們具有特殊意義的應對心態。事實上，身份感知中負面的情感和心態不是無限制地積聚，而是在不斷消解和化解，否則當下不可能還有那麼大規模的「棒棒」群體活躍在山城。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將在下一節展開。
以上研究的關注點不在於排斥或歧視的主體，而側重於被歧視一方的遭遇和體驗，我們應特別關注一個個活生生的農民工面對由社會的不公正、城鄉的差異所帶來的社會歧視時所經歷的獨特心理體驗。他們對社會排斥的認識，與城鄉差異背景中的都市底層群體體現出共性。不僅於此，人力搬運，本質上是服務型的勞務行業，雖然不同時代對於體力勞動的主流價值觀念有所差異，但都無法完全擺脫對其「卑微」特質的認定。從當下「棒棒」的身份感知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棒棒」對於這樣的職業身份和社會地位所產生的「羞辱感」的深刻程度是有別於其他農民工群體的。因此，「羞辱感」這一心理體驗使得「棒棒」在社會結構性壓力下、城鄉兩種文化的縫隙間、森嚴的社會等級中處於底層的生存狀態得以呈現，揭示了由制度的、觀念的、文化的原因造成的社會不公正、社會歧視的問題。「棒棒」身份感知過程中的「羞辱感」體驗是他們都市感知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此類體驗有助於理解「棒棒」這個特殊的農民工群體是如何認知都市和應對都市的。
第三節 「忍」與身份認同
「棒棒」對卑微地位的感知及其羞辱感體驗，是其都市融入過程中來自心靈最深處的關乎身份、地位的情感體驗，由於其普遍性，它成了「棒棒」群體心理體驗最為突出的一面。在訪談的過程中，很多報道人每次講述完受辱的經歷、表達出憤怒與無奈之後，往往會採取自我安慰的態度。在生活的常態中，這群以入城農民為主體的都市底層職業群體表現出來的也主要是「想得開」、「沒得啥子」、「習慣了就好了」，甚至是「沒得歧視」。這究竟是安貧樂道的傳統人格和農民短視行為的延續，還是入城農民這種邊緣化的地位已經可怕地演變成為一套理所當然的秩序，進而剝奪了他們對社會排斥的感知意識呢？
梳理與他們在一起的點點滴滴，筆者發現他們的負面感受和情緒真實地存在，但他們已形成了比較穩定的應對心態，甚至發展出一系列的心理平衡機制來紓解這些負面情緒。本節將考察「棒棒」在城市生活中面對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時的應對心態，揭示在城鄉二元結構下這種心理平衡機制對於「棒棒」這樣的都市底層群體的意義和內涵，探討農民工與都市人的群際衝突語境中此種應對心態背後的身份認同問題。
一、忍：應對與都市人的衝突
作為都市零散人力搬運群體，重慶「棒棒」憑一身好「氣力」在都市中謀生存。在這個過程中，「下力」的身體經驗對「棒棒」身份意識的形成作用重大，此外，社會意識形態也建構了「棒棒」「下賤」的身份意識，城/鄉、腦力/體力、潔淨/骯髒、土氣/時尚等二元對立共同建構了「棒棒」低下的社會地位。在城市生活中，歧視和排斥體現在城裡人對待「棒棒」群體的態度上。「棒棒」主要通過歧視性語言和表情感知這種態度所反映的社會的不公正。由於城裡人對待「棒棒」群體的普遍態度包含了「羞辱」的成分，使得「羞辱感」成為重慶「棒棒」城市生活中人際實踐中一種重要的心理體驗。當然，面對「羞辱」，每一個正常人都會產生憤怒情緒。憤怒是人們感到不滿時的一種情緒反應，往往伴隨一些發洩的行為，以達到發洩憤怒的目的。
憤怒的情緒訴求因文化、個體而不同，發洩方式可能為身體暴力、語言暴力、訴訟、自殺、群體暴動等，但也並不總是引起疾風暴雨式的衝突，經常會有一方做出形式上的妥協。比如布須曼人、因紐特人認為表現出憤怒是令人可恥的，因為他們的文化認為憤怒使人失去自我控制，淪落到動物層面。此外，包括日本、中國、越南、朝鮮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其民族性格的特點都強調在激惹和困境面前的自製和忍耐。[22]中國人往往將通過自抑以避免衝突作為一條行為準則，提倡「小不忍則亂大謀」、「讓三分心平氣和，退一步海闊天空」，不一定非要「匹夫見辱，拔劍而起」。這正如某些學者的觀點，忍往往有力地平衡了「氣」，實現「以忍御氣」。[23]
重慶「棒棒」遭受社會歧視和羞辱時，其心中的憤怒情緒呈現怎樣的狀態呢？其內心的「氣」及其相關負面感受和情緒是否能夠或者如何「釋放」、「平衡」或「消解」呢？筆者所有的報道人在描述入城打工後經歷羞辱的體驗時，都會頻繁地用「忍」或類似於「忍」的詞彙來表達面對羞辱的無奈與無助，以及抑制憤怒過程中的焦灼與痛苦。
表7-1 「忍」的表述用詞一覽表[24]
「忍」意味著退讓、寬容、無助或無奈。有關「忍」的詞彙成為「棒棒」城市生活心態的表述中最為突出的語言現象。人會對經常感受到的情感賦予多樣化的表達，因此報道人的表述中關於「忍」的豐富表達，印證了重慶「棒棒」在從事零散人力搬運的經歷中所遭受的尷尬和羞辱是其城市生活中極為重要的心理體驗，他們對此的應對態度構成該群體城市生活心態中濃墨重彩的一部分。「忍」可謂他們在城市生活中人際實踐的一條基本準則。
顯然，「棒棒」群體應對羞辱、「消解」盛怒的「忍」並非道德修身的手段和非人格高貴涵養之體現的「德性之忍」，而是為了避免衝突的「人際之忍」。而且，都市底層人群「忍」不同於諸如村落社會這類熟人社會內部的「倫理之忍」，後者「忍」的基礎是倫常、人情、面子和關係。重慶「棒棒」的「忍」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被欺凌的弱者面對強者的無可奈何的忍，是位於社會底層的弱者處理、應對與強者的衝突的處世哲學。[25]
然而，筆者以為對重慶「棒棒」「忍」的理解應不止於此。因為重慶「棒棒」此種無奈之忍並非發生在「棒棒」之間及其親戚或同鄉之間，而是發生於城鄉二元結構中的都市人與農民工之間。農民工從農村進入城市從事人力搬運後，依然背負著「農民」的標籤，並被貼上「下力」的符號，成為都市排斥的對象、「施辱」的承受者。在這個過程中滋生的衝突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不具有特定關係的個體之間的衝突，而應定位為群際間衝突。由於群際間衝突，特別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歧視和排斥往往涉及群體成員的身份問題，所以重慶「棒棒」對都市人的「忍」無法迴避與身份認同的關聯。當然，身份認同是「忍」研究的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它往往與農民工入城的現實目的以及生活實踐中的處世方式交織在一起。
二、忍的目的：為何而忍
一般來說，「無奈之忍」不是自覺的選擇，而是被迫的承受[26]，主要是基於自保的本能。心理學主張，「忍具有目的性：忍是一個目標導引的心理歷程」。[27]筆者對此表示認同，並堅持即使是弱者的無可奈何之忍也有目的性。就重慶「棒棒」而言，雖然「忍」的用語豐富，但「忍」的動機高度一致。重慶「棒棒」「忍」的動機集中於避免麻煩和掙錢兩個方面。最具典型性的表述為「出門都是求財，哪是求禍嘛！」「為了生存就不顧面子了！」「我受到恥辱沒有關係，只要拿錢回家。」
無論是德行修養的忍，還是人際之忍，「忍」都是為了避免衝突，即使只是暫時地迴避正面衝突。只不過「忍」的具體目標因「忍」的內容而有所差異。比如：德行修養的「忍」有其超越性的目的，它可能「並不總是為了個體的利益，更多的是為了他人或公眾的利益」[28]；基於儒家的禮治倫常的人情、面子、關係的「忍」是為了無訟、息事寧人；而「忍而後發」之「忍」的目的在於「不忍」，工具性非常強烈。就「棒棒」而言，他們避免衝突的目標是為了掙錢，這容納了重慶「棒棒」通常表述中「忍」的動機的兩個方面，其中，避免衝突是手段，掙錢是避免衝突的目的。
到都市謀生，增加收入，以改善家庭生活，是「棒棒」普遍認同的入城動機，他們「忍」的動機與入城動機是一致的。也可理解為，因為有了這樣的入城動機才有這樣的「忍」的動機。這一重合強化了「棒棒」在都市實踐中能忍己所不欲的羞辱的可能性。所以，儘管農民從農村到都市的空間置換意味著他們與都市人之間必然產生互動，有被都市人歧視和排斥的可能，但是由於他們堅守入城的目的，他們就會在這一現實的利益訴求下採取「忍」的對策。
值得注意的是，「棒棒」特別看重能否「掙錢拿回家」。較之家庭生活的質量和家庭的未來考慮，暫時性的羞辱並非不能忍受。「家」在中國人生命中的地位，在「棒棒」倍受羞辱，卻以「忍」應對的心理歷程中得到表達。
簡言之，重慶「棒棒」的「忍」是無奈的、被迫的，但也是理性的。它既是出於自保的本能，也與小農的理性計算相關聯。「忍」不是苟且，而是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在弱者、「他者」或「邊際人」與強勢群體互動的人際實踐中發揮著作用。
三、忍的策略：何以能忍
社會心理學家指出：「在（忍）這樣的心理歷程中，個人必須選擇適當的策略，以有效且順利地執行自抑的心理機制或歷程，去做己所不欲的行為或承擔己所不欲的痛苦。」[29]對重慶「棒棒」的深度訪談資料顯示報道人能夠忍不能忍之羞辱，主要有賴於他們在與都市的互動過程中能夠適時轉換思維方式，尋求自己在與都市人對立衝突中的優勢和正義平衡感。
（一）認識優勢
前一部分研究發現現實的利益訴求構成「棒棒」「忍」的動機。同理，如果他們能夠在與都市人的互動過程中佔據經濟利益上的優勢，也必然極大地幫助他們實現自抑。
重慶「棒棒」是體力勞動者，具有農民和低階勞動者的身份重疊而生成的職業身份。由於處於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底層，「棒棒」的選擇性、能動性極為有限。但是，在他們看來，自己能夠靠重體力支出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一定的經濟報酬，而且在生計中也有選擇、講價、談條件的空間，因此經常流露出因為收穫到比預期更多的收入而產生的愉悅與自豪。
金錢是衡量人的身份的重要緯度，消費能力是自我滿足感的一把標尺。「跟那些城裡一般的人相比，我們過得還比他們好點。」「棒棒」對城市低收入人群表示不屑。「那些人一個月七八百塊錢，最多一千塊錢一個月。那麼一點錢，我們還花不出手。」「棒棒」在與都市人對立衝突過程中滋生的不平衡心理，往往在發現自己的優勢後得到緩解，儘管參照的對象並不一定帶有普遍性。
李雲華曾自豪地告訴我：「經常有人在我背後指指戳戳地說，『你莫看他撈棒棒，房子買起很大一棟』。我心裡頭樂滋滋的。」儘管人力搬運從業者身份卑微，但他們認識到這一行業卑微身份背後的利益所在，較之周圍城市低收入者的經濟收入，他們頗有經濟成就感，這無疑是協調心理不平衡的關鍵所在。在他家駐留期間，筆者經常見他逗兒子：「搞不搞我這個，掙得起錢喲，可以按揭買房喲。」
有報道人認為：「沒到城市來之前，認為城市人都精靈（聰明），來了後發現城市也有傻子，比農村還多些。」因「賺了城裡人的錢」而產生的愉悅感對於「棒棒」而言是其與都市人互動過程中佔據優勢的集中體現，這表明他們具有與城裡人這個「他者」互動過程中的能動性。除此之外，「棒棒」認為自己還擁有都市人無法企及的優勢，這與重慶「棒棒」獨特的生計方式有關。
重慶市民有這樣的感歎：「撈棒棒自由。我們還想撈棒棒。做其他的，還要受管。」有小商店老闆毫不客氣地對筆者說：「他們比你上班的還自由，一天都在耍。沒得責任，又單純。」他們無不表示對「棒棒」貌似「好耍」的生活方式的羨慕。事實上，這也成為在經濟成就感的基礎上，重慶「棒棒」對自身優勢的進一步認知。
報道人常說「幹這一行，比誰都自由」。所謂的「自由」主要指進出該行當從事人力搬運「沒人管」、生計過程中勞動力節奏的把握上「沒人管」、時間安排上「沒人管」、業務接受與否的決策「沒人管」。也就是說，他們所言的「自由」在更大的意義上是指他們不接受任何機構、個人的管理。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完全的自雇職業者，不受制於僱主管理和制度的規訓。
重慶零散人力搬運業以其「自由」吸引了眾多從業者，因為「自由」在快節奏、強壓力的現代都市中的確很難得。農民入城從業一段時間後，對其生計方式、行業內部社會關係、謀生空間和自身社會地位有了更為深切的感受和理性認知，他們依然不願意進工廠當工人、到建築工地打工、進餐館當服務員、進物業公司當保安……他們寧肯被人瞧不起、承受侮辱，也要繼續從事這份社會地位卑微的工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不願受制於別人的安排、接受制度化的管制。「棒棒」生計方式的這一特點迎合了農民對現代制度化管理和快節奏的都市生活方式的抗拒心態，對自由的珍視是他們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堅守。都市人不敢奢望的無人管理、不受約束的「慢生活」，在人力搬運從業者看來並不稀奇，所以當與都市人發生衝突時，他們往往因為自己比都市人更「自由」而備感欣慰。
總之，「棒棒」認為在與都市人的互動過程中並非一直處於劣勢，特別是他們對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加入城市競爭的這一認知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即使一部分「棒棒」的經濟成就感不強，由於不受制於現代制度化管理，他們也認為自己比都市人生活得更為閒適。可見，「棒棒」這些有關該行業收入狀況和生計方式的認知有力地促使其實現自抑的心理歷程。
（二）反唇相譏
身處都市社會底層，重慶「棒棒」在與都市人互動交往過程中往往轉換思維方式，並通過以反譏（反唇相譏）的形式達到對都市人無理之處的反駁，進而尋得心理的平衡和慰藉。這一「武器」的使用體現在其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重慶當地社會中，「棒棒」與重慶市民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這種依存關係使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價值」。馬家巖臨江裝飾城附近的都謀表達了這樣的心理：「瞧不起我有啥子嘛？在這個地盤，你再有錢都要喊我給你搬。」[30]在一次交談中，李雲華提到他的一位同行受到鄰居的辱罵而不反駁的事情，這位同行當時在一旁補充：「過後，有活他還是要喊到我。我以為他不喊我耶！」
由於「棒棒」所承受的羞辱有些來自作為農民所遭受的排斥和歧視，所以「棒棒」對自身價值的認識，不僅體現在都市對人力搬運行業的需求上，而且還體現在都市對農業的依存上。有報道人說：「有些城市人瞧不起農民，我還瞧不起他，我們農民不產出糧食給他們吃的話，他還搞不成。」類似的表述還如：「沒得農民，你吃啥？」「沒得我們你（城市人）還不得行（沒有辦法）」，等等。
具有反譏意味的是滕大文的表述：
你吃的東西都是農村產的。城市人吃的都是農村吃不完的，吃的菜是我們踩了又踩，踏了又踏的，是我們不吃餵豬的。白菜到了二三月間我們餵豬都喂不完的，漂兒白（白菜）我們吃都不吃。城裡人吃得尚好。我們農村吃的菜沒打農藥，你們吃的菜全是農藥保出來的。我不僅這樣想，還當著（城裡人的面）說。[31]
在現代人追求健康、綠色、環保的潮流中，人們嚮往的無公害蔬菜、清新空氣、未污染水源、放心豬肉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棒棒」看來並不足為奇，是自己生活環境和物質保障中最普通的東西。反譏的效果在於通過「你稀罕的我早就享受了」，「我擁有的，你卻沒有」的心態來實現心理的平衡和超越。報道人的有些表述儘管不雅，但對都市人的蔑視達到了極致，比如：「在城市死了又不佔位置，拉到安樂堂去，燒了骨灰還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在我們農村，人死了還是全屍。」
在這樣的心態下，農民適應城市生活環境的能力也成為他們反譏都市人的理由。有報道人說：「城裡人到農村不習慣，農村人到城市就習慣。農村有蚊子要咬他龜兒子，路上有草，全身起疙瘩。」
一位女性報道人的表述更現實地表達出這種蔑視：
他是下崗的，就是瞧不起我們。我和他吵，我說我有錢佃房子，你沒得錢佃房子，相當於國家養孤兒、養五保戶。你到我農村看一下，我農村兩層樓住起的，豬牛都是住的兩層樓，你住的房子還比不上我喂的豬住的（房子）。[32]
她將自己在農村的物質條件與城市低保人員相比較，來尋得優越感和心理的平衡，因為農民有農村為退路。其他報道人也表述「當城市人瞧不起農村人，我就想城市人沒得錢的時候一樣惱火。農村沒有錢，但有糧食」。
此外，針對都市人對農民的歧視性態度，「棒棒」會通過對都市人與農村的固有聯繫的理解來進行反譏。如滕大文的表述：「城市人說話，很大勢（好強），隨時欺我們。我就問他老人是不是埋在農村。他就沒得話說了。」也有「棒棒」表示：「喊我『傻農民』。我說，『你不是農民呀，你還不是農民出身！』」
「棒棒」的農民身份是其遭受都市人歧視的根源。然而，「棒棒」在應對羞辱的時候，卻往往基於對農村與都市的差異的認識，特別通過尋求農村較之都市的優勢來尋求心理平衡。因此，「棒棒」對都市人的反唇相譏依賴於思維方式的轉換，而這種思維方式的轉換則基於他們對城鄉差異的認知。
（三）尋求正義
人類社會存在一些不同文化、不同階層都認同的普世價值。當遭受不公正待遇帶來社會無力感時，人們可能強化某種價值，這種強化表面上並不構成對施辱者的反抗，但在實踐中可以幫助他們順利實現自抑，而且甚至可能喚醒公眾普世價值，以此尋求到所謂「常識性的正義衡平感覺」[33]。
在重慶，很少出現「棒棒」偷搶主顧物品的行為。絕大多數報道人堅守「窮要窮得硬走（有骨氣），餓要餓得新鮮」[34]，頗有「不受嗟來之食」的豪氣。為了堅守「骨氣」，他們「憑能力找錢吃飯」、「靠氣力掙錢」、「不偷不搶」，認同「勞動光榮」的社會共同價值，也希望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認同。這與其他學者對沿海零散搬運工的調查發現一致。[35]報道人談到自己是「棒棒」時都有一種儘管無奈但卻自立的自豪感，而且還往往以此來蔑視城市低保人員對國家福利的依賴。在他們看來，這就是「懶惰」，應該鄙視。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光榮」這一共同價值發揮著強大的精神支撐作用。在中國的勞動觀念中，儘管對勞動的價值評價一直模糊不清，但吃苦耐勞，較之好吃懶做，必然是正面的價值取向。在此等社會共同價值的支撐下，「棒棒」擁有了自尊，這也是構成心理平衡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於其實現自抑的心理機制。
不僅如此，他們往往還通過喚起對正義的認同，來尋求本來己所不欲的對公正的期待。正如下面的表述所示：
我們兩個人跟一個老頭搬家，搞了一上午，我問他多少錢，他說五塊錢，我說你這是欺負人。他想了一下，拿了兩塊錢出來，「啪」地一聲放在桌子上，凶神惡煞地說你們兩個人一人一塊，拿了錢快給我滾。我說我們是窮人，我們窮得起，這兩塊錢送給你，我們不要了。結果那個老頭跑出來跟我倆吵起來了。當時有二三十個人圍觀，我把道理一五一十地講給人家聽，後來他拿了20元錢無地自容地走了。[36]
他們也通過喚起衝突中對方的正義認同感來尋求公正。正如報道人所述「上次我跟一個政府的工作人員擔東西，一兩百斤，還是有點遠，他拿6塊錢，我說你是不是拿少了，他就說髒話。結果我把他教育了一番，現在他看到我都不好意思。我娃兒在合川當老師，我都57（歲）了。」[37]顯然，這位報道人利用中國文化中「尊老」的美德來尋求正義感，並在與都市人的衝突中佔據了優勢。
此外，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也力圖在自己的正義天平上佔據優勢，獲得心理的平衡。比如由於主顧不給工錢或剋扣工錢，有的「棒棒」即使面對經濟上明顯比自己有優勢的對方時，有氣度不收工錢反而挖苦對方。這種經歷並不少見。如：
那天那崽兒（蔑視的指稱）喊我和都忠超去抬單車，一輛一塊錢，我說一塊錢，我送給你。現在哪有一塊錢的生意，一塊錢買菜都買不到。你說好聽點，我不要你那一塊錢，算我幫你。你是糟蹋我們塞。你說我沒拿錢，又拿了錢。你不拿錢，還欠我一個人情。[38]
綜上所述，「棒棒」在為了避免群際衝突而努力實現自抑的心理歷程中，往往通過認識自身優勢、轉換思維方式來消解自卑，通過堅守和喚醒他人的社會共同價值來尋求正義感。這些人際實踐中的策略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卑感、羞辱感和憤怒感等負面情緒，而且能幫助他們承受己所不欲的痛苦以避免與都市人的衝突。
四、身份認同：何以能忍的關鍵
在心理學看來，「忍」是一種自抑的心理機制。在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看來，「忍」是中國人人際實踐的準則，與面子、人情、關係相關。然而，重慶「棒棒」的人際實踐並非發現在閉塞的村落社會，而是在異質性極強的都市社會。他們的「忍」是群際衝突下的心理體驗，而群際關係研究涉及的是身份認同和歸屬的問題。鑒於「棒棒」的負面情緒主要來自都市對他們的歧視和排斥，在城鄉二元對立的背景中，他們採取何種身份認同的取向勢必影響其城市生活的心態，關係到自抑的順利與否。
（一）對「農民命」的認同
「棒棒」面對羞辱表現出的「忍」，是弱者無力的表現，也是他們理性的處世之道。在前面的策略缺失或不奏效，都無法使自己實現情緒的抑制時，他們往往以對「農民命」的認同來安慰盛怒之下備感羞辱的自我，並以此對自己的「忍」進行合理性的解釋。有報道人這樣表述：「遇到羞辱還不是自己忍著。有啥子事情，遇到不順心，也不會衝動。只有安慰自己，回去想一想，自己就是農民命。」
古語有「安之若素」，今人則說「天生就是這樣的命」、「人不跟命爭」或「認命」。這些說法均蘊涵著：「命」標誌著人或人力的限度或邊界。也就是說，這一意義上的「命」標誌著人本身—人的可能性—的某種限度或邊界，邊界則意味著對種種超越慾望的限制。[39]「農民命」規定了農民出身的農民工外出打工、提高生存能力和幸福的極限，同時也限制了他們的慾望和追求。既然無論如何只能是個農民，當在都市中遭遇痛苦和羞辱時，縱然「想不通」，也沒有必要不滿和怨憤，因為付出再大的代價也無法達到提高生存能力的預期。顯然，對「棒棒」而言，如果接受「農民命」，放棄與「農民命」不相符的慾望和奢望，煩惱、痛苦和羞辱都可以消解。
承認自己「命不好」而「逆來順受」、「隨遇而安」的心態一般被稱為認命。然而，「棒棒」從農村到都市、從務農到外出打工本是出於改善家庭生活、提高生存能力的勇者之舉，是不安於貧窮的生活現狀、為實現夢想和慾望的努力和嘗試。如果有可能，他們何嘗不希望生活在都市為家庭謀得更為方便的生活，為子女謀得更好的教育環境？然而，他們一方面與「農民命」抗爭，一方面又認同「農民命」。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的心態呢？
報道人普遍表示：「對城市的生活，也想（嚮往）。想不到（實現不了），就算了。我們認命。有好大個能，做好大個事。」由此，「認命」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逆來順受」或「隨遇而安」。「認命」是人們在努力改變現狀的過程中，在遭受挫折的人生境遇後，意識到因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社會資本等因素的制約無法實現願望並接受現實或順其自然的心理。具體而言，就是將由於自我內在和外來的限制所造成的生存機會選擇性匱乏的遭遇歸於「命」。「棒棒」認同的「命」並非單指先天的稟賦和天賦的階層和地位，也包括後天教育、能力、人際等綜合資本。因此，「認命」有一種「超越日常意義上的積極與消極這一對立的積極含義」[40]。這樣就不難理解「棒棒」既然在都市中遭受羞辱，為何不回復到入城前的生計方式之中，何必在都市忍受羞辱的疑惑。
「棒棒」對「農民命」的認同，是他們面對挫折時的自我安慰，是應對羞辱之平衡機制。事實上，「棒棒」為了消解負面情緒，將對「農民命」的認同作為權宜之計的同時，在行動上從未放棄與「農民命」的抗爭。
（二）「疏離」都市人
「忍」是一種心理經驗，但是，「忍」並不意味沒有任何作為，有時不為也可以同時是另外一種作為。在村落社會中，村民們在忍讓的同時，常常孤立使自己無法實現期待的正義衡平感的人。[41]「孤立」通過拉遠人與人空間距離來伸張本來己所不欲的正義。當重慶「棒棒」「忍」的時候，他們也經歷過類似的空間位移。這些行為可以細分為三類。
在第一類情形中，「棒棒」在「忍」的同時，對侮辱性的語言表示沉默，以避免進一步受辱或激化衝突。如，「我惹不起你我不惹你，就當沒聽到，只要沒打我」。再如，「我兒（粗話）還理他半句，我當（假裝）是聾子，我又不得罪他」。
在第二種情形中，「棒棒」在「忍」的同時，不僅通過沉默，而且通過改變人際距離以避免進一步受辱或激化衝突，如他們所言，「惹不起，我躲得起」。
在第三種情形中，「棒棒」在「忍」的同時，拒絕為向自己施辱的人提供勞務，進而完全規避受辱和衝突的升級。他們通過這種實實在在的懲罰，找回了心理上的平衡感。如：「遇到傷（我）自尊心的（人），我不給他做（業務）。」
伴隨「忍」的這三類避讓行為在空間上讓「棒棒」與都市人拉開距離，就如同特定文化的人們對身體距離的感知一樣，這種空間距離是社會性的。這三類行為在規避衝突能力上的強弱程度不同。第一種情形中的「忍」主要是「無為」，無奈的程度最高；第二種情形中的「忍」有了實際的空間位移，更為有效地拉開了社會距離；第三種情形中的「忍」有了對施辱者意願的違抗，雖然看似默默地走開，但其規避衝突的能力很強，實為弱者的反抗，然而鑒於他們謀生的現實需求，這種方式的出現頻率在三者中最低。
本書擬借用「疏離」[42]一詞來表述伴隨重慶「棒棒」「忍」的行為。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學使用的「疏離感」，是歧視與自卑心態的反映，它側重於關注主體在空間疏離上的身份感受、情感體驗。
然而，「棒棒」的「疏離」及其感受不僅呈現了他們在都市融入過程中基於身份的自卑感，同時凸顯了負面感受下的身份認同及其能動性策略。特別是在社會歧視與排斥的衝擊下，他們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歸屬有著明晰的認識，並不斷地生成適應性策略，主動迴避羞辱和衝突。這種主動、積極的「疏離」意識和行為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除了找你們的錢，我不和你們（城裡人）來往」。這已經成為大部分「棒棒」與都市人交往的基本準則。「疏離」是由社會經歷中的體驗積累起來的經驗和策略。都市底層為了維護自尊，在必要的時刻採用「疏離」的方式，不失為一種都市適應過程中的自我保護策略，從底層群體的角度來看，不完全是消極情感，它相對於無奈之忍有了能動性和自主性，是難能可貴的。
顯然，「棒棒」在「忍」的同時，疏離使自己受辱的都市人，這一行為的基礎在於他們有著「我群」與「他群」之間社會距離的意識，這種距離是不同社會階層間的距離，體現了群際間的區隔、對立與不平等，而該意識的本質在於身份歸屬。
（三）以農民為參照群體
在實現自抑的過程中，報道人有將農村的優勢與都市的劣勢相比的心理，但這些比較都並非意在比出高低，而是為了獲得心理平衡而採取的策略。但是當「棒棒」在遭受都市人的羞辱，憤怒至極的時候，他們會更多地表示「我不和你比，你狠（厲害）」。這種現象可以理解為他們在都市社會裡很難有優越感。較之城裡人，他們更願意與同行、親戚、同鄉往來和互相比較評價。「我不和你比」是另一種尋求心理平衡的策略。這種心理評價策略涉及比較對象的選擇，承載了有關文化觀念、身份歸屬和情感依托的命題。因此，「我不和你比」並非僅僅是一種尋求心理平衡的自我保護策略，而是人倫、傳統觀念、固有身份與現實地位等因素結合之下形成的複雜心態。
計較與嫉妒往往發生在「棒棒」之間、「棒棒」與親戚之間、「棒棒」與同鄉之間。報道人更在乎與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的評價，也更願意以這些人為參照對像來評價自己。小李經常流露出羨慕之情：「比如方太亮，整天陪著老闆。過年回老家，他老闆開車一起回去的。好風光喲！我二爸那家把他奉為上賓。我們就自歎不如。」[43]他希望：「我哪天風風光光開個小車回去，而且還有個駕駛員，回去別人說『哎，這是李娃開的車』，那個才光榮喲。冠冕堂皇的！」當我與他走在合川隆興鎮華僑路上時，他指著路碑說：「別人出資40萬修一條公路，這才叫風光。」因為，「鄉」依然是「『衣錦榮歸』的去處」[44]。
較之融入都市過程中的艱辛和坎坷，「棒棒」更在乎在鄉土社會中的社會地位，他們極不希望農村同鄉知道自己在都市的謀生方式。有報道人說：「回到鄉里，都不願意說自己是『棒棒』。回去別人問你在城裡幹啥子，只說打工。」有的甚至認為：「只要不是當『棒棒』，哪怕是沒掙到錢，風風火火地回來，別人會認為他找到錢了。」李雲華每次回農村都待在家裡，忙著幫父母做事，不願意串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