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坐車看到高樓，車子都開過了，腦殼（頭）還歪起數樓層。在想到底有好高，怎麼上去。想房子這麼高，怎麼沒得好久就修起來了。修這麼多房子賣給哪個，肯定很貴，哪種人才買得起呀。現在看到高房子我都忍不住要數。看到一棟樓比其他樓高，數清楚了心裡才踏實。[1]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棒棒」是通過何種渠道獲得有關都市的信息，經由何種方式生成都市的圖景，他們都是將都市視為謀生的場所、改善生存現狀的夢想之地，並沒有「扎根」都市的動機。作為「外來者」，「棒棒」從「想像」到「進入」都市空間中所產生的「都市直感」將是本章關注的問題。都市直感是憑直覺和經驗所得的直覺感知，一般比較生動和感性。[2]在中國，此類認知體驗最集中地體現在農民工都市入城的初期。「都市直感」勾連了農民入城前後兩種狀態，而且鑒於「都市直感」無論在時間序列上，還是認識都市的程度上，其相對於整個都市感知過程都是基礎性的，因此，都市直感開啟了都市適應的漫漫長路。
本章將清晰地闡明，想像的都市如何成為實踐的都市。通過展現「棒棒」對都市環境和都市人的初步感受和評價，考察「棒棒」在都市適應初期的特點，筆者將追問「棒棒」這樣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安頓」下來之前，是如何評價和感知都市，他們感知都市的方式是否受到鄉土經驗的影響，進而呈現該群體在入城震撼期的總體性特徵，並分析導致此類特徵的原因。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考察農民初入都市面對都市景觀的感受；第二部分考察城鄉巨大差異的衝擊對他們都市感知的影響；第三部分揭示農民入城後的擔憂和主動的規避意識；第四部分考察農民離鄉背井初期與家在情感上的聯繫。
第一節 都市景觀直感
農民離開熟悉的村莊，踏上了入城打工的征程。「我們剛出來的時候，沒得啥子感覺，就像是傻子，大腦裡是木（麻木）的，看得眼花繚亂，慢慢才知道紅綠燈那些東西。」該表述再現了「洗腳上田」的農民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初次面對繁華都市時的茫然與無措。撲面而來的都市環境的刺激，使他們「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不知所措」、「懵懵懂懂」……農民工在視覺上的炫目感，印證了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觀點：「與農村生活相比，大都市引起了有辨別力的動物—人類更多的注意。」[3]有學者認為個人接受刺激的感覺器官並非具有同等的優先權。[4]其中，居「統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5]「棒棒」對於城市景觀的炫目感與西方視覺主義的這一理念吻合。而且，受訪者面對都市的茫然也印證了林奇（Kevin Lynch）在理解城市景觀與心靈的關係時的觀點，他認為人身處都市景觀之中，可能會有「失去方向感」之類的「心靈反應」。[6]
農民從鄉村進入高度流動和異質性的都市，都可能產生這種茫然感，這種感覺是對都市景觀的切身體驗中最為直接的感受。但是，在接受景觀刺激的同時，景觀所蘊涵的現代、時尚、品味、美感等都市元素是否也構成「棒棒」入城初期直觀感受的一部分呢？訪談中，他們對此少有表述。因此，儘管現代都市景觀對剛入城後的他們刺激很大，也最直接，但由於他們在年齡、受教育程度、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以及保持鄉土性的程度和入城的動機上具有特殊性，他們對都市的瞭解程度、瞭解內容也都有別於其他農民工群體，其認知世界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這方面，他們不同於新生代農民工，那些青年從小就不自覺地接受都市文化的熏陶，對都市文明的現代元素極為敏感。
在談到猛然面對都市後的茫然感受時，大多報道人都會用「很稀奇」來表述當時對諸多從未見過的都市景觀的直觀感受。有報道人表示：「看車就像城市人看農村騎馬一樣，稀奇。」都市人看農村人「稀奇」，農村人看城市也「稀奇」，正是「稀奇」[7]一詞道出了農村人在真實世界中面對城鄉差異時的直觀感受，這是農村與城市彼此為「他者」的現實在農民心理上的投射。
有報道人回憶：「坐車舒服，喜歡坐車。剛到重慶，公交車一塊錢，不坐到終點站不划算，我寧願坐到終點站，再走回來。」有的報道人說：「第一次坐電梯，也很稀奇，不會按，剛開始坐還有點頭暈。」還有的報道人第一次坐電梯，感覺很神奇，坐上去又坐下來，反反覆覆地坐著玩。
報道人還表示自己經常歪著頭數樓層、數道路上的車輛。比如：「最喜歡看車子的標誌。那時候我只認識奔馳，別人告訴我三個角的是奔馳，管（值）一百萬。每次有車開過，我都在想開這種車的是啥子人呀，他啷凱（怎麼）買得起這種車呀，不曉得他有好多錢？」這是他們對於城鄉富裕程度的差異性意識。
此外，他們還對都市裡的「高科技」深感「稀奇」，並表達了自己的理解。有報道人回憶：「我從來沒有見過輪船，到重慶看到後稀奇得不得了，當時我想『這是鐵做的嗎？像個大房子，怎麼不沉下去？』」面對新鮮事物，即使反思，也如此生動，這正是「棒棒」都市直覺思維的特殊性表現。
這種帶有反思但表現方式極為感性的表述非常生動。如：「八幾年時候也來過重慶。從楊家坪坐到沙坪壩三分（錢）還是五分（錢），記不得了。他們說是電車，我在想它怎麼會跑，可能是搭著電才跑得動，我還是理解不帶電就不叫電車了。」再如：「第一次出來看到城市的建築是很新鮮，什麼都沒有看到過，覺得心情很舒暢。在農村趕場才看到一兩層高的房子。在這兒幾十層，我在想這麼高是怎麼弄上去的，建築科技好發達喲。看到高樓，我會想那棟樓才修得高喲，好漂亮喲！」
報道人幾乎都談到車子稀奇、高樓稀奇、電梯稀奇、廣告牌稀奇。每位訪談對像在對第一印象的表述中都涉及對城市的高樓、公路、車輛、熙熙攘攘的人群的直觀感受。由此看來，他們對都市的感知有一個不自覺的選擇過程，不是所有的現象都能引起他們強烈的主觀感受。接受外部刺激的強度取決於他們以前生活環境和現在生活環境的差異度。因此，作為現代化都市符號的建築物、交通工具等，就首先成為「棒棒」感興趣的事物。也可以這樣理解，在人進入一個新環境時，注意力往往停駐在與他以前生活經歷對比之下差異性最大的事物或現象上，與他們所熟悉的鄉村比較，充斥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物質景觀就取得優勢。如果不是從農村來，而是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關注的往往就不是樓有多高、電梯有多快，而也許是建築外牆裝飾檔次和風格、道路綠化程度、道路是否暢通、人們的生活節奏等比城市硬件設施更富於內涵的內容。當然，入城前的經歷也包含著受教育程度和年齡的因素。[8]個體經歷的差異性還包括性別的因素，男性與女性關注的對象是不同的，「打工妹」對服飾、消費的印象特別深刻。[9]由此可見，一個人的生活經歷、體驗會影響主體對感知刺激物的接受強度，即個體對感知來源有一個不自覺選擇的過程。「稀奇」凸顯了入城者在感官上產生的對都市的強烈震撼感，是差異性感知的基礎。
按照人類的認知規律，進入一個新環境的主體必然面對新環境生態特徵的刺激，不過，主體的認知還受到前經驗和預期內容的影響。因此，報道人的反應不僅與都市生態的直接刺激有關，還與傳統的、文化的、身份的、社會地位的背景相關，與入城遷徙的預期和目的、意圖有關。「懵懵懂懂」的感性的直覺是「棒棒」認知都市世界的基礎，然而他們又不同於都市的旅遊者。雖然都為都市的「外來者」，重慶「棒棒」是將都市視為謀生的場所，而且能意識到自己注定要在某些層面「介入」其中。這些以直覺性感知為主的感受和感覺，感性成分居多，但它成為以後進行比較、判斷的基礎，可以說，感官的感覺是農民工們認識都市世界的基礎，而在初入都市這個階段，他們的都市感知以感性認識為主。
正如中國入城打工的農民工，在新奇和忐忑中湧入了城市，成為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都市的「風景線」一樣，在這些剛剛進入都市的群體的眼中，都市景觀也是他們的風景線—中國的都市與入城打工的農民工，彼此相依，互為對方的風景線。如果說對於都市景觀的第一印象，「棒棒」們懷揣的是好奇、希望，甚至還有點欣喜和安逸，那當他們進一步涉入都市這個社會空間時，他們又有怎樣的感受呢？當實實在在面對城鄉差異的時候，他們又有著怎樣的感受呢？這些直覺感受如何影響他們與農村的聯繫呢？帶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筆者繼續展開對他們入城初期感受的進一步考察。
第二節 城鄉差異直感
面對都市景觀撲面而來的感官刺激，「棒棒」表現出了人本性中對新鮮事物的好奇，這是農民體認新事物的方式，體現了他們對都市的認知過程中最初的直觀感受。這種新鮮感源於鄉土與都市環境的差異，及其更深處的鄉土社會與都市社會的對立。
他們以切實的生活經歷，親身觸摸都市社會的肌理，他們所理解的城鄉差異直接影響著他們認知都市的方式和內容。[10]如果說景觀直感，是他們在差異性強度的影響下，無意識地選擇性地接受的感官的刺激而形成的感覺，那麼有關城鄉社會差異的感知，則是他們有意識地將自己眼前的環境與鄉村對比後的判斷。筆者在研究過程中訪問的報道人對於城鄉差異的感知集中體現在對城鄉生活環境、社會環境方面。
一、生活環境的對比：「很不同」
在對都市整體氛圍的感知上，他們普遍認為都市比農村明亮。有報道人說：「剛來時，這些地方的路燈亮起，也睡不著。在屋頭黑不溜秋（黑暗中）搞慣了的。農村『落雨天旱晴天，到了擦黑（傍晚）就怕鬼』。」
由此可見，由對城市景觀的「稀奇」到對生活環境的適應過程中的感知，視覺依然佔有「統治」地位。這些來自視覺差異的感知，不再是面對城市地貌、建築景觀的「稀奇」，而是在城鄉差異對比下的主觀感受，是面對「很不同」的都市生活環境時的自主反應。
對於導致這樣感覺的差異性刺激，他們不曾思考過原因，因為在他們看來，明亮是都市必然的特點。的確，都市作為經濟、娛樂、消費的中心，是與「燈火輝煌」、「不夜城」等符號相關聯。但事實上，都市的亮與農村的黑之間的差異，不僅體現了都市景觀和生活氛圍的差異，它折射了兩個生活方式的不同，其背後有一整套現代都市生活理念、品質的概念。「棒棒」雖然只是感受到了城鄉明暗的差異，但正是這樣的直觀的差異性感受，標誌著他們都市實踐的開始。
在對都市整體氛圍的感知上，居於第二位的是對聲音的感受。生計方式的特殊性決定了「棒棒」整天穿梭在重慶的大街小巷，對城市的「熱鬧」感觸最深。守在超市門口的「棒棒」們說：「農村安靜。感覺這個城頭一天都吵吵鬧鬧的。剛來的時候覺得很熱鬧、很新鮮，待久了，就覺得城市不好了。」有受訪者對兩種生活環境中的聲音有過非常形象的比較，
感覺區別很大。特別是晚上城市比農村嘈雜多了。農村晚上出來狗不叫，雞不叫的話，清靜得很。就像上課老師喊默讀時一樣清靜。在農村，好睡覺得很，好清靜嘛……城裡哪裡都鬧嚷嚷的，睡不著覺，我來了一個禮拜後才習慣。現在有時回到農村，覺得農村安逸得很，好睡覺，一晚上做幾百個夢都不曉得。[11]
以上有關聲音的感受描述了兩個典型性的圖景，一是只有水聲、雨聲、風聲、犬吠、雞叫、蛙鳴、蟬鳴的靜謐的農業社會；一是充斥著汽車喇叭、機器轟鳴、叫賣聲、人聲喧囂的現代工業化、商品化都市。而且，不同於其他工作場所的農民工，比如工廠工人、建築工天天聽到的是機器聲，甚至音樂，感受的是工業化氛圍，[12]蹲守在街邊、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棒棒」接觸到的是市井之音。
那麼，以聲音環境的改變為主要內容的生活環境的轉化，會引發個體怎樣的體驗和感知？他們往往用「不習慣」、「不舒服」來表述自己對「太嘈雜」的反應。「不習慣」表現在生活習慣上，比如「睡不著」、「睡不踏實」等等。在完全不同於村落的都市裡，聲音中有悅耳的、也有刺耳的刺激。「棒棒」對此有愉悅、有興奮，也有煩躁、焦灼與無奈。為了在城市裡實現掙錢的夢想，他們主動或被動地接受著這些聲音的刺激，並在這樣的聲音環境中開始對都市生活的適應。其間也表現出無奈：「一天坐在這兒車多，很鬧，剛開始來不習慣，慢慢就習慣了。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坐，但又守不到業務，還是要在這兒坐起才有人喊你。鬧起很不舒服。」
需要指出的是，「棒棒」所處的聲音環境在他們還沒進入都市前就真實地存在，構成「棒棒」必須適應的內容之一。顯然，這不同於井口淳子觀察的楊家溝，那裡的聲音環境是逐步變化的，環境中的人在聲音環境中經歷著靜謐小山村時代的、政治的、歷史的發展，而不是適應這種變化。[13]
對亮度和聲音的感知是「棒棒」表述中較為集中的方面，但他們表達的感知其實遠不止此。在談及初入城時對都市生活的感受時，「棒棒」對農村和城市生活條件的差異都進行了對比。
就這方面的內容，他們主要偏重於對都市正面的感知，如：「還是城頭好些。在城裡吃東西要方便些，在農村有些想吃的東西沒有，離街很遠。城頭的人世（周圍的環境）也好看些，懂的東西要多些，在農村就是看那些土坡坡，喜歡看到這些新鮮事件。」這裡面的「方便」對應著農村的「不方便」，城市的「新鮮事件」對應著農村的「土坡坡」。
「看到這些樓房肯定比農村好塞，沒來城市的時候就想到農村肯定比城頭差，城市條件各方面要比農村好些。在城市出門鞋都乾淨些，在農村出來下點雨，泥巴弄得一鞋都是。」這些入城初期就能感知到的都市的優越性，其實與他們想像中的都市是相符合的，只不過「眼見為實」的都市生活體驗產生的直覺更強化了都市想像中對城鄉差異感知的內容。還比如：「還是城市環境好得多，是有規劃的，像修房子，環境、交通都搞得很好。農村現在都在挑水吃……感覺區別很大。」這樣的表述凸顯了個體對都市生活習慣、衛生習慣、城市規劃、生活設施和道路設施等的直觀感受。不過，在城鄉差異感知下的表述並非總是看到都市的優勢，「城市條件好，但農村水、空氣、蔬菜好」，則暗含了個體在城鄉生活經歷對比後表達出對都市負面的感受，只不過這不是直接對都市的否定，而是在強調農村的優勢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感受。
在談及對入城初期有關城鄉差異的感受時，他們通常使用描述型的語言，並不自覺地將鄉村與都市比較。比如「黑魆魆」與「明亮」、「清靜」與「嘈雜」、「空氣好、水好喝」與「污染嚴重」、「下雨到處都是泥巴」與「不好走路」、「到處都是草草籠籠（草叢），蚊子到處jū（咬）人」與「沒得什麼蚊子」、「燒柴黑魆魆的」與「燒氣燒電乾淨」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極為感性的表述呈現出報道者在感知過程中將農村與都市環境彼此「他者」化的傾向。
二、感受「他者」：「城裡人跟我們很不同」
報道人表述多集中在以上對都市物質景觀和生活方式等感受的描述上，但是也包含了對都市人與農村人的對比性表述。不過，入城初期關於人的認識的表述在廣度上沒有對環境感知的內容豐富。有報道人說：「感覺城裡人就是各顧各找錢，沒得憐憫之心。感覺那些人也高傲，真的是深不可測，高不可攀。」有的說：「感覺你們城裡人有文化些。」這些表述只描述了作為「他者」的都市人。而「我們長得黃皮刮廋（又瘦又黑）的，別人一看就知道是土農民」、「我們說的都是土話」、「還是我們農村人有親情些」、「我們能吃苦」等表述只描述了作為「自者」的農民。這些描述性語言呈現了「城裡（人）跟我們很不同」的具體內容，與此對應的描述用詞不言而喻。
報道人以感性的方式表述城裡人與農村人差異的表象，這套表述不同於學術、官方、主流的話語。[14]「棒棒」表述的零碎性和不完整性，與文化中「不言而喻」的認知方式相關。因此，對「自者」和「他者」的差異性描述，是入城打工者，特別是「棒棒」直覺的呈現。這是一種將城鄉彼此「他者化」的直覺，體現了報道人對「我群」與「他群」彼此互為「他者」的感性認識。
當然，以上的表述以評價性的語言居多，是「棒棒」對城鄉差異最直接的感知。他們把自己作為這兩類概念的連接點，按照自己的分類標準，將「自者」與「他者」分開，將「自者」的環境與「他者」的環境區分開，形成對「我群」和「他群」的整體形象的認識。這種主觀上的區分不僅受到「棒棒」城市體驗的直接刺激，而且為入城前的長期社會關係實踐、鄉土生活經驗過程中形成的文化觀念所影響。此外，這種差異性的感知甚至直接與他們對都市的想像和期待相關。為什麼會不自覺將「我群」與「他群」截然分開？在入城初期，他們少有反思和疑問。因此他們對於鄉村和都市之間差異的感知類似於「瞬間頓悟的直覺能力」[15]。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直覺與佛教的「直覺」、道家的「直觀」一樣都是不通過推理、思考的認識過程，但來源於佛家的「直覺」講究覺悟、頓悟，來源於道家的直觀講究「以物觀物」、「以天下觀天下」，故二者都是理性的直覺（直觀），而此處討論的「棒棒」的直覺是基於文化背景而不是基於理性邏輯，與理性的直覺相比，「棒棒」對於城鄉差異的直覺是以感性認知為主的，但它又是在其鄉土文化知識體系的基本結構與其個人生活經歷結合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主觀感受和判斷。從深層次來說，這是一種身份意識的啟蒙。在這個意義上，「棒棒」對城鄉差異的感知實質上是一種身份直覺。
上述經由城鄉差異的身份直覺形成的都市感知，特別是其中關於身份感知方式和內容的部分，可以說明，身份直覺是「棒棒」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的行為表現、感受、情感和心態的根源。只不過在初入都市階段，以感性為主的直覺，對於心態和行為所提供的理性支撐尚未明確顯現。
第三節 入城初期的擔憂
在談及剛入城時有無擔心這個問題時，「棒棒」往往使用與「怕」相關的表述。
一、陌生的環境：「怕人生地不熟」
都市景觀和社會環境總是影響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心靈感受。[16]李安明說：「到城市，一是怕過馬路，二是怕騙子。」陳國懷有類似的表述：「剛到城市怕城市人罵人、打人，只要不惹麻煩。」這兩位訪談人的年齡都在55歲以上，他們的「怕」是不是與年齡有關呢？是不是特定年齡組「棒棒」的典型性感受呢？我們來看看其他年齡段「棒棒」的表述：
陳定祿（38歲）回憶：「看到車子來了莽起（趕緊）跑，生怕被壓著了。看到車來，要不人趕緊跑過去，怕遭車子撞，要不隔很遠，等車子先走。在農村不是喲，車站喇叭一叫，人跑很遠。」李雲華（38歲）也有同感：「到城裡來，剛開始，過馬路都怕。瞻前顧後的。經常遭jue（被罵），比如我看到一個車過去了，我就準備過馬路，結果又來一個車，他就罵『你不想活了』。」可見對車的「怕」並非特定年齡組的感受，不是人老了而怕過馬路，而是他們面對都市景觀時共同的不適應反應。人對自己沒見過的事物有新鮮感，但當自己必須親身參與時，就可能有畏懼的感覺。
耿東（45歲）談到對城市人的提防方面時也有類似的擔心：「剛來的時候膽子要小些，怕被別人騙，不認識的人不敢說話。」李雲華同樣擔心：「別看我們大大咧咧的，其實內心還是怕當地人吃詐。在城裡，出了事情，又沒得人出面幫我們解決。」「怕」，沒有年齡差異，而是研究對像中普遍存在的與都市人交往過程中的擔憂。因為有這樣的擔憂，他們普遍採取了有意識規避的策略。
都忠超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種心情背後的原因。
因為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人生地不熟，怕。這兒都是城裡人的天下，哪是我們農村人的嘛。我們是到了別人的地盤，就莫去惹是生非。在城市，言行要文明些。別人說什麼，都老老實實的，不去惹別人。在農村該吵就吵，該罵就罵，甚至該打就打。在城市就收斂些。你打，也沒有兩個兄弟伙（哥們兒、朋友）（幫忙）。[17]
因為「陌生」、「不熟」，報道人對都市心存畏懼，再加之在都市環境中的無助感，這些都會促使他們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以避免在新環境中可能出現的麻煩。
苟春林對初次入城時的心情還記憶猶新：
初次出來是有點怕，擔心找不到路。抽支煙都要被抓，走在街道上都怕兮怕兮的。怕吃了（東西）亂甩、甩了煙頭要被罰款。當時覺得好像那些人專門注意農村人，一下子便緊張了……我八幾年和別人一起在下頭做了點小生意，一起打（從農村收）菜來賣。在路上遇到人把貨搶走了，第一批貨沒有掙到錢，又做二批。第二次，把貨拉到觀音橋，結果那兒的貨多得很，又拉到學田灣，在路上遇到一夥兔崽子，他硬要我們的貨，不給他又怕他，結果低價給他們了，又沒有賺到錢。[18]
頻繁出現的「怕」字，體現了入城農民由於對自身行為習慣、言談舉止的不自信而產生的膽怯與畏懼。報道人早年入城「被宰」的經歷強化了對城市生活的擔憂。
農民入城的目的是打工掙錢謀生存，入城初期他們都有過經濟上的困惑：「那時候一是人生地不熟，害怕做了拿不到錢。二是耍起（沒活幹）就焦（著急）得很，找不到錢慌。」強調「那時（候）」，顯然當時的心態與現在的心態是有差異的。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游刃有餘」來形容現在的生計狀態，那他們初入都市時的確是「有了上頓，怕沒有下頓」，而且謀生手段也頗為生澀，收入的不穩定性和風險性必然是他們擔憂的主要方面。報道人現在侃侃而談，正是基於對這種變化的深刻認識。當時不熟悉都市環境，不熟悉「棒棒」行業，不懂市場需求，更不懂業務技巧，現在這些方面的理解和認識在不斷加深，相關的擔心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緩解。
研究還要考慮到性別的因素。對於女性「棒棒」或男性「棒棒」的配偶而言，她們入城打工時還「怕欺負」。為了規避麻煩，她們在行為上自我約束和控制，形成了應對城市生活的策略。
如一位女性報道人回憶：
在食堂打工時，晚上我把房門都關得死死的，又沒得風扇，好惱火嘛。我就是害怕呀。不關睡不著，鑽一個人進來都不知道。像我才下來，也不瞭解城裡人。你說不防別人，還要防老闆。在那兒洗澡也是，一個爛門，拉起搖晃，沒有鎖，洗起澡都怕。[19]
二、身份的差異：「怕被看不起」
除了對陌生生存處境的「怕」，報道人還有對自我身份的擔憂。
那時候自己都感覺要低人一等，走路、穿著跟城裡人都不一樣。自己把自己看得很低賤。因為在農村走路，直衝直衝的。在城裡走路就不能再走得很土（土氣），要看別人怎樣走，自己跟著學。背打直點，走路走慢點，舉止不能粗。怕被看不起。[20]
說鄉下人「土氣」，帶有「藐視的意味」[21]，本是城裡人對鄉下人「棒棒」的偏見。由於受到社會、文化、媒體對農民的表述的影響，加之自己在生活方式、行為習慣、言談舉止、外貌長相等方面與城裡人有差異，故「棒棒」不自覺地將自己和都市人已經進行了二元的劃分（這在城鄉差異直感部分初步討論過），而且認同自己很「土氣」，從而產生了因「農民」身份而帶來的卑微感。
「棒棒」的身份直覺來源於對城鄉生活習慣差異的感知。比如小李告訴我：「我一頓要吃一盆面，還要吃一大碗飯。」由於飲食沒有油水，又是重體力勞動，身體消耗大，需求也大，這些飲食習慣的差異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卑微感很強的入城農民看來，「吃得多」是與身份相關的生活習慣，而生活習慣也是銘刻身份的標籤。因此，「不好意思」、「腳手都找不到地方放」就絕不只是對於社會交往的擔憂，而是由於身份差異導致的有關自尊的心理層面的感受。
「棒棒」在都市生活初期所言的「怕」，往往根源於都市想像中的負面內容，對城市和城市人的負面印象強化了入城後的膽怯、擔心和畏懼。「不踏實」的擔憂、畏懼的心理都被標上一個「怕」字。所以，「棒棒」「怕」的感受，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懼怕」、「懼感」等非常強烈負面的情緒體驗，它在內涵上更接近於擔憂。不過擔憂的程度有強有弱，在某些情景中，它也會轉化為內心的焦灼、恐懼。
這些生活世界的社會交往感受，以及與農民緊密相連的生活習慣，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本身認同農民卑微身份的「棒棒」在都市生活中側重規避社會交往的原因。
從表面看，「棒棒」面對新的社會情景與規範表現出來的擔憂和規避，是在關係、情感、價值支撐這些固有的安全感和熟悉感喪失後的主觀感受和行動策略。[22]但進一步訪談發現，入城初期，鄉土社會的關係紐帶並未完全消失，甚至可能得到了強化，以便緩解入城後的陌生感。正如小李所言：「剛來對人對環境都陌生。只認識老李，有什麼話就跟他說，其他沒得親近的人。」這說明原有的鄉土社會中的社會關係，在「棒棒」的都市適應過程中實際成為一種情感力量，連接著關係中的個體。
第四節 家的慰藉
「棒棒」多來自重慶主城周邊農村，大多為近距離的流動。他們與農村的家保持著較為緊密的聯繫，這種聯繫不僅是一種特殊的生計策略，而且是其固有的鄉土性在都市生活中的延續，並作為一種獲得情感撫慰和精神力量的方式，以雙向的情感需求表達出來。
一、家庭責任：「就想掙錢拿回去」
從「棒棒」入城初期的返鄉規律來看，農忙時節是固定的歸期。這不僅是出於生計的考慮，也是作為一家之主對家庭的責任。因此，他們通常精心安排農活和外出打工的時間，以做到兩不耽誤。正如楊富貴的描述：
那時候老家莊稼做了的，我不放心屋頭的（家人），栽秧打穀就要回家。正月二十幾把秧田做了下來。我打電話喊老太婆（妻子）把秧田趕（平整）好，做好後我回去栽就行。栽下去就不怎麼管，到夏至，把田里的水放了，過後把水關（蓄水）一寸就行了，肥料一次性就放（施）了，喊她看到谷子黃了再撒點魚子蛋（一種肥料），然後就等著打（收割）谷子再回去。[23]
再如小李的表述：
那時對城市一點都不留戀，一心想回去。城市只是找錢的工具。回家才是我的歸屬。那時候一個人出來打工，呵護不了屋頭的（家人），心裡擔心。一家之主，就想掙錢拿回去，比別人過得好。把錢拿回去，面子上也好過些塞。掙錢都拿回去支農。剛開始就是想多掙點錢屋頭輕鬆些（好些），把賬還了，娃兒拉扯大，把莊稼做好點，吃的要有吃的，用的要有用的，趕場要有錢用。多生雞蛋趕場去賣，賣了就買東西回來了。那時候心思在農村。還有就是城頭的東西拿回去都稀奇。好點的東西都往農村搬。在城裡看到繃子床，屋頭還沒得，還安逸！花205（元），我和李書一個買一床回去。那時候還買貨票，費不完的力才弄回去。[24]
以上表述表明從「棒棒」入城初期的消費行為來看，他們對於城市的期望是基於鄉土社會的家庭價值的文化導向，消費也主要受制於家庭對他的期望和他本人對家庭的責任。他們往往把錢存起來，花到建房、子女教育上，這對於提高家庭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家屬這方，有報道人表示：
錢拿回來了，很高興！不想他走，走了不習慣。他在屋裡，我不想做了，可以喊他做。擔不起，他可以做。他不在，什麼重活都要自己做。他寫信回來，問莊稼、雞婆（母雞）、娃兒。屋頭有什麼事，也不告訴，怕他擔心，不安心做事，怕出事。[25]
剛入城時，報道人們普遍沒有在城市長期生活的預期，在都市沒有「安頓」下來之前，「只想多掙錢回去」。「城市只是找錢的工具，回家才是我的歸屬」是他們在對家人表示依戀和愧疚時，流露出來的高度理性的認知。反思性評價通過如此理性的語言表達出來非常鮮見，這說明他們對於城市之於自己的意義具有清晰的認知。他們獨自外出打工，並沒有放棄家鄉的土地和生活資料，近距離流動正好滿足了「兩頭兼顧」的生計方式和情感需要。他們的一系列行為表現，比如好東西都往農村搬、農忙回家務農、掙到錢就資助農業等，都說明「棒棒」打工初期的生活目標和重心都在農村，都市只是謀生存、掙錢的一隅，是生活的「驛站」。初入城市，都市生活帶來的強烈不適應感，也因為這種富有策略性的生計方式而有所緩解。
二、家的溫暖：「還是家裡舒服」
「棒棒」打工生涯的初期，往往是獨自外出。即使是夫妻外出，子女也留在農村，舉家外出的情況並不多見，家庭的重心仍在農村。所以，有報道人表述：「不行了就回去，舒服了又再來。」據小李回憶：
還是家頭（裡）舒服，回家有家庭的溫暖。一個人在外的時候，中午白開水泡冷飯，刨（吃）兩口就出去了。回去（回家）有兩口熱飯，自己不得（可以不）洗衣服，有老婆洗好。對家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依賴感覺，根本不想出來。經常拖兩天才下來（到重慶），給自己找借口。「哎呀，把屋頭什麼事做了才下來。」對家人的體貼，有相互間的依賴，有一種精神的依托。對小家庭的依賴。家人噓寒問暖，比如「不要累著了，不要一味掙錢，還要注意身體呀」。聽到了很溫暖。回去能得到家庭的安慰。在外就沒有家的感覺，有家（沒家）就是不一樣。[26]
就家屬這方，她們通常擔心：「他莫出事，擔重了。莫被壓著。擔心生活，吃得勻淨（有規律）不。萬一有什麼（病痛），誰來照顧你嘛。」
「棒棒」從業者進入都市後，由都市景觀和都市社會文化氛圍帶來的巨大震撼所產生的不適應會激發對家和家人的思念。他們通常會用「想家得很」、「就是很想家」、「就想往屋頭跑」來表達外出打工初期對家的依戀。有的是由於當時收入不高，「三心二意的，隔一個月就回去耍幾天再來」。「沒得錢心慌，就想往屋頭跑。」如此看來，「棒棒」面對陌生的都市時，其對家庭溫暖和安慰的渴望和依戀不容忽視。有過跨省打工經歷的報道人，談到第一次外出後回家的感受時其急切心情溢於言表。特別是女性報道人，面對都市生活的不適，會不自覺地產生對家、對子女的強烈思念。如楊智華回憶：
哎呀，剛下來就是不習慣，很想回去！很想回去！就想家裡有事，（有借口）回去了就安逸喲。我是（農曆）二月間下來的，那三四個月，簡直度日如年！真的，熬呀熬呀！又想娃兒!（李磊在農村讀一年級。）直到那年，李磊放假了，把他接下來，才好些了。[27]
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棒棒」與家如何彼此撫慰和調節入城初期的強烈不適應感。一是「棒棒」對家庭的撫慰。由於遠離親人，有對家和家人的歉疚，也有對家裡的不放心和牽掛，報道人會將這種責任和掛念轉化為實際行動，如農忙回家幫忙、好東西拿回家等。這些理性支配下的行為，不僅履行了對於家庭的責任，而且是對家人情感的一種補償。掙錢體面、回家修房、改善家庭生活，對家人的撫慰是他們對家的責任和情感，這些構成了支撐「棒棒」應對都市不適應的精神力量。二是面臨陌生的都市，家的舒適和溫馨喚起了他們對家更強烈的思念和對家的撫慰的期待。不定期返鄉的行為方式揭示了他們面臨強烈不適應期的心理平衡模式，即家庭是「棒棒」的依托，心理平衡機制通過家人的撫慰來實現。換言之，家與家人撫慰著身處都市的心靈，引領他們走過艱難的第一步。
小結
「棒棒」進入都市初期，還未「安頓」下來之前，經歷著城鄉差異的巨大衝擊，有著強烈的不適應感，處於遷徙過程中的震撼階段。在這個階段，「棒棒」認識都市的方式以直覺感受為主。對景觀的直感、對城鄉差異的直覺都表達為看似印象型的感性認知，但正是他們對城鄉在景觀、社會氛圍、行為方式、文化規範上的差異性的感受，凸顯了城鄉在社會、文化上的二元對立。這是他們身份意識形成和強化的直接反映，想像中的都市是「先入之見」的「他者」，而在真實的都市中，農民與都市彼此為「他者」的對立狀態更為明顯。
本章敘述表明，生於斯、長於斯的村民離開熟人社會，進入城市這樣一個異質性和流動性都極強的陌生人社會時，會具有強烈的不適應感。這在一定程度也確證了老一輩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傳統鄉村社會特質的諸多分析，尤其是費孝通對村民的「土氣」與「不流動」的熟人社會之間關係的精彩描述[28]。我們若不想僅僅停留在驗證這些論述的地方，則有必要進一步細化分析，農民固有的鄉土性，在一個高度流動的社會中是否依然發揮著作用。如果有，鄉土生活的經歷和文化經驗又將如何影響農民都市感知的方式和都市適應的過程。
若從鄉土性對農民初入都市時的不適應感的影響來看，我們不難發現鄉土生活經驗和文化觀念在都市中延續的一系列表現。農民入城前生計環境、生活方式的經驗和家庭倫理等文化觀念，影響著他們對都市感知刺激物的不自覺選擇和反應強度，成為他們感受城鄉差異的基礎。因此在欣喜面對陌生的都市的同時，他們有對陌生環境的擔憂，有因為身份差異而產生的自卑感。這些感受成為他們進入都市後面對都市性與鄉土性衝突的主要困惑。城鄉在外貌、行為方式、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形成了他們進行社會建構和農民自我身份認同的要件。由此，鄉土性「尷尬」遭遇都市性的局面必然出現。
不過，鄉土性不僅導致農民初入都市的不適應感，它同時還成為「棒棒」入城初期消解不適應感的情感支撐。這主要體現為他們在以家庭責任為支撐的入城動機下，擁有對家強烈的依戀，無論如何經歷都市的衝擊和震撼，都可以回眸身後的故土和親人，始終獲得情感的支撐。對於「棒棒」而言，如何謀生掙錢最為緊要。這既是生存的基礎，也是履行家庭責任和實現情感滿足的需要。在「兩頭兼顧」的生計方式中，打工收入對農業的「反哺」[29]不僅本身成為一種生存的策略，而且表達了他們對鄉土的堅守。
[1]報道人：李雲華；報道場景：2009年4月4日下午白崖口李雲華家。
[2]「都市直感」是指個體在經歷從鄉村到都市的空間置換後，憑直覺和經驗所得的感知。確切地說，是都市的「他者」從都市之外進入城市之後，面對城市與鄉村在景觀、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差異性而直接產生的認知體驗。換言之，長期生活在都市裡的人，缺乏城鄉空間、社會、身份的差異，不會經歷這樣的體驗。都市直感的內容非常豐富，既包括對都市景觀、整體空間的直感，也包括對都市社會氛圍的初步感受，還包括與不同對像打交道時的第一印象，等等。
[3]〔德〕格奧爾格·齊美爾，《大都市和精神生活》，郭子林譯，載孫遜、楊劍龍主編，《閱讀城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第21頁。
[4]〔美〕麥克爾·赫茲菲爾德，《什麼是人類常識：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人類學理論實踐》，劉珩、石毅、李昌銀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第271頁。
[5]〔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第154頁。
[6]〔美〕凱文·林奇，《城市意象》，項秉仁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第95頁。
[7]「稀奇」是一種非常口語化的表達，往往用來形容兒童的天真與好奇。還有一種用法就是「看稀奇」，不過「看稀奇」的人一般都是在街頭無所事事、愛看熱鬧的人，不用於見過世面的成年人。在重慶話中表示新鮮、好奇，也意味著興奮、激動，甚至些許應接不暇、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感受。
[8]在對入城年輕農民的研究中就發現，調查對像除了對城市景觀感興趣，還對城市人的時尚、時髦的觀念特別感興趣。參見符平，《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踐社會學研究的發現》，《社會》，2006年第2期，第136—158，208—209頁。
[9]朱虹，《「土氣」與「洋氣」：打工妹的城市適應》，《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17日，第8版。 朱虹，《身體資本與打工妹的城市適應》，《社會》，2008年第6期，第153—175頁。 朱虹，《身體資本與身體的城市化—一項有關打工妹的社會適應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7年11月22日，「全球化、亞洲婦女、亞洲婦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0]（農村/城市）城鄉之間的差異歷來被看成「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之一，但國家話語下的城鄉差異的消滅主要是在如何解決民生，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上下功夫。學界理解的城鄉差異是制度性歧視下的不公平以及鄉土社會與都市社會、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差異。迄今為止，這些討論和關注主要是以都市的視角和假設、以學術的理性、以政策的權力優勢在整個社會經濟和結構性差異下來理解城鄉差異。農民眼中城鄉的差異、農民自我感受到的城鄉差異究竟是什麼卻鮮有關注。
[11]報道人：耿東，男，1962年出生，四川安岳人；報道場景：2009年8月10日下午沙坪壩區都市花園西路燕渝苑門口。
[12]潘毅,《中國女工：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第151—165頁。
[13]〔日〕深尾葉子、井口淳子、栗原伸治，《黃土高原的村莊：聲音·空間·社會》，林琦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20頁。
[14]如傑華曾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對有關城鄉差異的詞彙做了列舉，反映了社會傳統和正統意識形態對農民和農村負面的符號化標籤。〔澳〕傑華，《都市裡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吳小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52頁。
[15]莊孔韶，《中國人類學的直覺主義理解論》，周星、王銘銘主編，《社會文化人類學講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328頁。
[16]林奇幫助我們理解城市景觀與心靈的關係。他所言的「愉悅」和「緊張、不安，失去方向感」等心靈反應，正是人對都市的切身感受。在對「感覺親切、適意和從容」的城市環境的美好嚮往的同時，面對都市環境表現出來的不適應、尷尬、壓力也是很常見的。〔美〕凱文·林奇，《城市意象》，項秉仁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第95頁。
[17]報道人：都忠超；男，1969年出生，重慶墊江人；報道場景：2009年4月30日上午黃桷坪街口。
[18]報道人：苟春林；報道場景：2009年4月29日下午盤溪蔬菜市場苟春林家。
[19]報道人：王智華；報道場景：2009年4月4日下午李雲華家。
[20]報道人：苟春林；報道場景：2009年4月29日下午盤溪蔬菜市場苟春林家。
[21]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6頁。
[22]有論者認為農民工在都市「必須面對新的社會情景與規範」，「與舊有的關係的疏遠，失去長期以來所建立的網絡的支持，同時喪失他所熟悉的社會價值的支持。」參見周大鳴，《渴望生存：農民工流動的人類學考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第131頁。
[23]報道人：楊富貴，男，1947年出生；報道場景：2008年10月13晚沙坪壩勞動路楊富貴家。
[24]報道人：李雲華；報道場景：2009年4月4日下午李雲華家，妻子楊智華也在場。楊智華，女，1970年出生，重慶合川隆興鎮人。
[25]報道人：楊智華；報道場景：2010年2月10日晚李雲華家。
[26]報道人：李雲華；報道場景：2010年2月10日晚李雲華家。
[27]報道人：楊智華；報道場景：2009年4月4日下午李雲華家。
[28]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7頁。
[29]1986年，費孝通提出了工業對農業的「反哺」理論，他認為鄉鎮工業的興起，靠的是農業的積累，但工業一旦初步成長以後，就會對農業不斷地支援，「補農」、「建農」，促進農業的現代化，也就是「反哺」。後來在《蘇南行》文中，他進一步說明了城鎮如何「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反哺」作用。參見費孝通，《費孝通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第137、3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