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華明農忙時從重慶回去點（種）麥子。聽他說重慶的錢好搞（掙）得很，六塊錢一天，中午用洗臉盆裝肉，隨你吃，飯隨便舀。那時候出來的（人）少塞，聽到（說）飯、肉隨便吃，都跟他說「我要去一個喲」。那次去了三四十個人，浩浩蕩蕩走一qian qian（串串）。背的是化肥口袋，鋪蓋、棉絮、換洗衣服全部塞到裡面，捆了一根索索（繩子），撈起就跑出來了。結果人去多了，另一坨人也來了，做了一天半，被老闆放了。吃了點飯，哪有肉嘛。沒有掙到錢，自己還出路費。回去別人很好奇，你們出去搞錢，怎麼一兩天就回來了。[1]
如果按照時間的線性維度來看，「棒棒」對於自身生存現狀的認識和反思、對都市生活的嚮往和期待，以及對留守與流動利弊的權衡，通常發生在入城之前。這些主觀的考慮是決策的前提，構成入城動機的重要內容。農民身處鄉土社會，他們對都市的判斷必然受到鄉土文化經驗的影響，也會隨著信息的獲得而不斷改變。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他們將從不同渠道獲得的都市信息進行排列組合，建構出一個由鄉土經驗出發的都市模式，這一模式中，想像與嚮往是主旋律，可以用「都市想像」這一概念來概括。
想像是在事實和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感性但並非不理性的形象。[2]相關研究關注點應集中於這些感性和現實的成分以何種方式組合併對主體產生怎樣的影響。[3]由此，都市想像是一種摻和了現實成分的創造，為個體經驗與社會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反映主體對都市的認識和理解。在人類學看來，想像是對「他者」的「先入之見」，著重於由文化差異帶來的對「他者」的想像。[4]差異性是都市想像的源泉。因此，「都市」界定了「想像」之對象（即「他者」）。「都市」是一個對像化的社會空間，對都市的想像必須基於想像主體身處的實際社會文化空間。「都市想像」強調了差異性的認識論意義，也反映了人類學研究的旨趣所在。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都市通常作為鄉村的對立面存在、被感知或被想像。現代都市，由於往往不被理解為鄉村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是在逐漸脫離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都市與鄉村通常在傳統與現代、落後與文明、邊緣與中心等二元對立的思維範式下被認識。在筆者看來，在都市與鄉村二元對立的語境下，鄉土社會的都市想像首先是對於都市的一種主觀理解和評價，然後是在事實和經驗基礎上的主觀加工後最終形成的形象。因此，都市想像是一種摻和了現實成分的創造，是個體經驗與社會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本章將首先考察宏觀背景下城鄉關係變遷過程中的都市想像，凸顯都市想像的制度性背景和社會基礎，然後，考察重慶「棒棒」入城前獲取都市信息的來源，分析其鄉土經驗和城鄉差異對其都市想像圖景形成的影響，探討其想像圖景與現實需求之間的聯繫，特別關注鄉土社會的特質對農民接受信息的程度、想像圖景的差異性的影響，深化這些基於鄉土生活經驗和文化觀念的都市想像如何構成入城動機的問題。
第一節 都市想像的變遷
在不同歷史時期，土地制度存在差異，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也會發生變化；加之由於人口管理制度不同，從農村到都市的遷徙自由度也有高低；此外，由於都市的現代化程度有一個從低到高的變遷過程，在不同階段，城鄉差異水平不同，都市對於農民的吸引力凸顯的內容不同，程度也有高低。因此，從時間這一縱向維度來看，隨著與城市關係的變遷，農民對於都市的想像也會有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
在談及對都市的想像時，秦建良老人回憶：
沒來（進城）之前聽老人說重慶城人來客往，鬧熱得很（很熱鬧），各州縣府附近都有到這兒來的，過往人流特別多，包括官員、商人、學生。那時城市相對於農村吸引力並不大，下力在哪兒都一樣，到城裡比起農村也沒啥變化（不一樣）。那時候又沒啥科技發展、開發呀。土地都是地主的。回去也是下力。農民沒有房子，只有佃地主的房子或者住茅草房子。[5]
新中國成立前人力搬運的主體是農民，而且基本上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城鄉間可以自由遷徙。加之，那時的重慶還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都市，城鄉差異沒有現在突出，都市對於農村人口的吸引力也不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有了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之分，農民入城受到了制度性限制。事實上，當時農民很少有進城謀生的機會。白崖口合川籍61歲的楊某[6]回憶六十年代的情形，「那時候不准農民從農村到城裡。不准外出搞錢，不准做生意。農村鐵匠、木匠、皮匠、裁縫那些五匠[7]出去做一天才一塊二角，還要交百分之七十給生產隊。如果不交，就要扣糧，那時是集體分糧。交一塊錢，就積10分、12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為數不多的進城農民主要從事築路一類的短期重體力勞動，在城裡所得的工錢回來之後要上交集體。因為外出不能參加大隊的生產勞動，無法拿到應得的工分。當時有家室的農民根本不願意進城幹活。入城農民多為單身和流浪者。
據來自南川的包忠福回憶：
我們還沒出來的時候，就聽屋頭的老人說重慶。我們那兒的人天還沒亮，就背雞鴨蛋到重慶來賣，從黃桷埡過河，都是走路，賣了回去（南川）都是晚上12點了。聽說兩江門熱鬧，我後來出來下力就直接到了兩江門。[8]
當時想像中的都市就有了熱鬧的圖景。包忠福從重慶打工返鄉後參加工宣隊，並成為積極分子，本有招工機會，但由於害怕政策變化，擔心進城違法，他放棄了入城的機會。顯然，都市當時的吸引力明顯低於現在。加之當時頻繁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農民對於入城相當謹慎。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農民進城務工的機會依然不多，但農民開始普遍感覺到城市裡的生活水平要高於農村。隨著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城鄉社會和經濟分化沒有通過計劃經濟得到緩解，反而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城鄉在收入、教育、健康、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異越來越明顯。差異性越大，「他者」的特徵就越明顯。八十年代後期農民觀念中的都市越來越「他者化」，鄉土社會的農民對都市社會的想像也愈加豐富。
在以上對歷史情境的追述中可以發現，城市並不是作為美好的、高級的、現代的、文明的地方被農民所嚮往和想像。1949年以前城市在生活水平上比起農村並沒有特別的優勢，城市人比起農民也沒有優越感。計劃經濟時期，在制度性的背景中，農民入城受限。在農村內部，有無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收入的高低。對於大多數無技術農民而言，雖然掙扎在生存線上，但他們有意識形態的支撐，並沒有強烈的通過入城謀生以改變生活現狀的願望和渴望。即使他們也有對城鄉差異的意識，但在強大的意識形態話語下，擁有非常自覺的心理平衡機制。
進入八十年代，依然貧窮的農民清楚地認識到城市相對於鄉村的優越性。當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在財富、利益與道德、意義之間失去了平衡機制，「越窮越光榮」的觀念被打破，「千軍萬馬，要進城」就成為必然。而且隨著制度性屏障不斷被打破，土地下放到戶，遷徙的自由度增強，農民有了一定自主空間，「進城打工」逐步成為農民實現生活理想的必由之路。
第二節 都市信息來源
「棒棒」群體的人口學特徵表明本研究訪談資料可追溯的時間具有局限性。大部分報道人對於都市想像的描述集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以後，特別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普遍施行以來。因此，報道人獲取有關都市的信息的渠道雖存在個體差異，但在某些方面，還是表現出較為突出的共性，與其他農民群體相比具有特殊性。
通常來說，「棒棒」入城前主要通過親戚、鄉鄰，即熟人間的人際傳媒，獲取都市信息，並以「聽打工的人回來說的」、「沒來城市在農村就聽說」、「沒出來的時候，在屋頭就聽別人說」來開始入城前有關都市想像的回憶。由於「棒棒」這個群體的平均年齡在四十幾歲，特別是對於八十年代（那時候農村電視還很稀罕）就出來打工的「棒棒」而言，他們主要通過老人、到過城市的人以及七十年代下鄉知識青年傳遞的有關都市的信息來想像都市。
在人際關係相對穩定的熟人社會中，農民更願意相信鄉鄰、親戚傳遞給他的信息，特別是自己熟人圈子中他人的親身經歷尤其具有可信度。在八十年代外出打工剛剛開始的時候，有過打工經驗的人在農村很受歡迎。說服返鄉者帶自己入城成為當時眾多有著入城夢想的農民入城的主要方式。他們對熟人所傳遞的信息持有的高度信任，勢必導致通過親戚、鄉鄰入城成為一種可以依賴的渠道和策略。不過，返鄉者通常在農村傳遞的主要是關於都市的正面信息，隻字不提在城市遭受的歧視和侮辱。當然，這有避免增添家人擔憂和煩惱的考慮，但還可能存在更為深刻的原因。比如，生活在鄉村這樣的熟人社會中，人們必然有著強烈的「面子」觀念，他們入城打工除了經濟上的考慮外，還可能有通過經濟的改善來光宗耀祖的目的。但是，這可能導致信息接受者對都市的美化傾向，為他們後來進入真實的都市後可能產生的失落感埋下伏筆。
除了人際傳媒外，電視也是一個信息來源渠道。電視的形象性特徵讓農民直觀地感受到鄉土社會與都市社會的差異。但是對於「棒棒」這個群體而言，在他們開始入城打工的年代，電視的影響和可信度不及人際傳播。因此，重慶「棒棒」獲取作為都市想像依據的信息來源以人際傳媒為主、電視傳媒為輔，書本信息傳遞不明顯。「棒棒」的年齡構成、生活經歷和受教育程度限制了「棒棒」獲取都市信息的渠道，這成為考察其都市想像的內容及其入城動機的立足點。
第三節 都市想像的圖景
當「棒棒」從業者通過以上所描述的途徑獲得信息後，還經歷了對信息進行可信度的評價，並將信息重新組合的過程。下面將考察他們有關都市想像的內容，對這些信息的分析有助於瞭解其進入城市前對都市的關注點。具有共性的關注點將成為本文理解「棒棒」入城動機的基礎。
一、對謀生環境的想像：「容易掙錢」
在談及「入城打工前想像都市是什麼樣子」時，報道人那時候都認為都市是一個容易掙錢的地方。相關表述如：「那時候經濟困難，又聽說『棒棒』找錢，一個連一個，一個連一個就出來了。」「曉得（知道）到城市打工，做了事情能得到錢。」「為啥城市不餓飯？因為城市有錢。」以上有關都市的想像圖景中，「容易掙錢」是最具吸引力的內容。
在都市想像的圖景中，有關謀生的內容最為凸顯。都市「容易掙錢」的內容是想像圖景的主題。他們的表述中也隱含著關於如何掙錢、在都市通過哪種方式掙錢的想像，但並不明晰。如報道人李雲華回憶起十幾歲時對都市的總體印象是「沒有思想準備，沒有其他想法，只是覺得錢很容易掙。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後來才知道不付出就沒得搞頭，全憑吃苦下力掙錢」。正是由於美好想像中都市存在巨大吸引力，他們才有外出打工的激情；但是由於想像圖景的模糊性，甚至過度美化，他們在都市適應和融入過程中可能面臨更多由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所帶來的困惑。
二、對城裡人的想像：「城裡人很狡猾」
與在都市「容易掙錢」的正面想像形成鮮明對比，報道人對於都市人的印象卻沒有那麼美好。在對信息進行組合的過程中，他們不自覺地將自己及其像自己一樣的農民與城市人劃分開，並始終視都市人為「他者」。在把我群與「老實」、「憨厚」、「上當」相聯繫的同時，也將「他者」對立為「狡猾」、「欺騙」的形象。應該說，他們對於都市人充滿了不信任感，這是他們未進入、甚至未融入都市前一直都可能存在的對都市人的想像。
在鄉土社會中，有關都市社會人與人關係的信息的傳遞主要依靠人際傳媒進行。利用口碑效應，農民不但能得到關於城市人對農村人的基本態度，而且提高了防範與規避「遭騙」、「上當」、「挨打」、「被整」的意識，學到了「出門不要佔便宜，不要東張西望」、「找不到路，不要去問」、「趕車不要隨便搭白（話）」等如何約束自己行為舉止的方法。
當然，在這個階段，農民劃分「我群」與「他群」的依據通常是外化的，如根據穿著打扮、行為舉止等來區分農村人與城市人，但是它反映了農民作為群體的持久的行為生成。借用布迪厄的「習性」（habitus）概念可以這樣理解，農民的「習性」是其習慣狀態（尤指身體）的一種傾向、素質和偏好，而這當然與地位、身份相關。[9]
在與「他者」比較的過程中，農民有了朦朧的身份意識。「我群」與「他群」的對立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由此產生的社會排斥和社會歧視將成為他們未來都市適應和融入過程中難於突破的屏障。而且，在這個彼此「他者」化的建構過程中，他們對自己身份的建構與「卑微」相關。這些有關「他群」和「我群」的極端化的圖景，以及自我建構的身份認同，將會深刻地影響他們都市適應和都市融入的全過程。
三、對現代都市的想像：「城裡是精彩的世界」
喬從才讀過職業高中，喜歡看書報，有時還寫寫東西。在他眼中，城市是繁華之都，是尋求快樂、實現自我的地方。相比之下，四川安岳籍的耿東（45歲）的表述就很直白：「出門就是為了找錢，第二是想看一下大城市，在屋裡看的天只有簸箕那麼大。」他想像的都市不僅是找錢的地方，而且是增長見識的地方。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農民滿足了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後，其他需求則開始凸顯出來。少部分報道人將都市視為實現「見世面」、「長見識」和「尋找發展機會」的地方的現象也成為必然。
不過，這些為數不多的報道人儘管認為城市是長見識的地方，但一般不會主動具體提及與城市現代化的景觀和生活方式相關的話題。特別是報道人的想像中有關都市便捷生活的缺失，與眾多新生代農民工的想像存在差異。因為，後者想像的城市通常是既能掙錢又能盡情玩耍的地方。而「棒棒」從業者多為低（無）技術的中老年男性農民工，他們多已成家，不少人處於家庭負擔最重的階段。他們想像的都市，是一個能為他們提供找錢機會的地方，而不是尋求安逸生活和消費的地方。他們對自己在城市裡的生活要求很低，對自己個人今後生活、生計方式也沒有具體考慮。
因此，農民在接受這些有關都市的信息時，有一個選擇和重構的過程，這與鄉土生活經歷、自身經濟狀況、受教育水平等生存現狀以及自我意識和期望值等影響因素相關。換言之，鄉土社會的生活經歷、文化經驗與生活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都市想像的圖景。報道人對都市最突出的想像是關於收入和掙錢的圖景，這是因為這些內容與農村經濟的窘迫產生對接，構成了都市最具吸引力的方面。由此，都市在大多數「棒棒」的眼裡是一種經濟指向的、求生存的都市。其次是關於城裡人對待入城農民態度的想像，都市的異質性和排他性，對於習慣了流動程度不明顯的鄉土社會的生活邏輯的農民而言，不免成為產生擔憂和戒備的主要方面。由此，都市在報道人看來也是關係衝突和體現身份差異的都市。最後，它才是長見識的都市。
第四節 需求與入城動機
從上一部分對都市想像的調查分析可見與生存密切相關的收入水平是他們理解和評價都市時首先考慮的因素，也是考慮得最多的方面。因此，很容易理解他們外出的動因就是為了逃脫貧困，是基於生存的考慮。然而事實上，即使在「棒棒」中，入城打工的動機也不一定是單一的。是農村的貧窮所推動？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還是有其他原因促使他們離開農村？推拉理論非常有效地說明了遷徙者的需求與入城動機間的關係。本文欲說明的是鄉村的劣勢或缺失（推力）就是都市的優勢或吸引力（拉力），「拉力」成其為「拉力」恰恰是因為城鄉差異性的存在。城鄉差異性的存在使得在鄉村無法滿足的需求在都市實現成為可能，並構成入城動機的重要內容。
一、基於生存的需求：「掙現錢」
經濟因素是遷徙行為和動機研究都會關注到的重要方面。本研究的報道人也多從物質利益和實際生活質量方面來闡述自己的入城動機，但是他們通常認為八九十年代在農村的基本生活沒問題，就是「缺經濟」、「缺現錢」。這種態度不僅表明他們處於低層次生活需求的現狀，以及對生活的低期待值，而且說明他們所理解的基本的生活開支與「缺經濟」的錢不是一回事。前者取之於土地，包括糧食、蔬菜、雞鴨、蛋類等農副產品，及其用這些農產品換來的基本生活用品；而後者，是現金，是用以支付學費、買家電、增添生活用品的鈔票。而且，農民通過返鄉的鄉鄰、通過媒體已經開始意識到都市是與工商業、商品流通相聯繫的地方，不像在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忙了大半年才看得到收成，而且還不一定變成錢。在農村種莊稼、搞養殖的回報週期長，農產品價格也低。因此，大多數人都將入城打工視為增加收入、提高滿足生活需求能力的一種嘗試。
入城前，他們聽說「在城裡，幫人提提東西也能掙錢」。對於文化程度低、無技術的這個群體而言，城市零散人力搬運行業有助於其實現「掙現錢」的需求。體力是農民傳統農作過程中的資本，在將改變經濟現狀的希望投向非農謀生手段的時候，他們依然期望靠體力在都市謀生。但在城鄉置換的空間中，身體的勞動不再是看不到經濟回報的消耗，而是被商品化的勞動力。因此，體力商品化的概念是他們外出決策必須具備的觀念和意識。報道人普遍表現出將自己的體力馬上變成「現錢」的渴望，因為在他們看來，務農是靠體力勞動，入城打工也是憑體力勞動，不同的是在城裡「下力」可以找現錢。
農村經濟窘迫是不爭的事實，「掙現錢」是本文研究對像入城動機中最為重要的內容。而且，在將都市視為容易掙錢的地方的同時，他們更清楚掙錢的意義。不同時期出來打工的報道人但凡有子女者，都將自己入城打工的直接動因歸於撫養子女，特別是子女教育投入。報道人普遍表示自己家庭所需承擔的教育費用在整個家庭開支中的比例相當高。這與對其他農民工研究的發現並無差別。[10]而且，教育在中國農村傳統中一直被視為獲得社會地位的關鍵因素。[11]農民既沒有做生意的投資基礎，也沒有可提供機會的社會關係，他們只有把希望投向教育。
此外，筆者注意到田野中的很多個案都是沿著修房—打工—修房—拉（欠）賬—打工—還賬—打工的路徑一路走來。在八九十年代農民剛剛解決溫飽的情況下，住房成為衡量農民在農村地位的標準，故修房成為他們生活目標與奮鬥動力，這與其他研究發現相吻合。[12]然而，田野調查還顯示出這樣的變化，即在八十年代以掙錢回農村修房子為目的的農民工比例高於九十年代，而且明顯高於2000年以後出來打工的農民工。
以上分析說明那個為修房掙錢、因修房欠賬而掙錢、掙錢回家修房的信念也是曾經激揚過包括本研究對像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農民的夢想。然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民自身觀念在發生改變。修房作為促成他們踏上打工路的動力越來越弱。究其原因可以這樣理解：一是在國家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農民的基本生存，包括溫飽、住房需求得到基本滿足，他們的需求轉向其他方面，比如購置商品房、培養子女等；二是農民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由於親身經歷過農業與商業、工業謀生方式，體驗過農村與都市的生活方式，在理性的比較和現實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將自己和家人的未來與都市聯繫起來，只不過有的還在徘徊，有的已經做出了決定。當然，這也與「棒棒」群體的特殊性相關。「棒棒」的平均年齡四十幾歲，大部分人入城前有過十幾年的小家庭生活經歷，很多「棒棒」在走出農村從事現在「棒棒」這一行之前都有穩定的家庭和住房，而且大部分「棒棒」現在都是夫妻一同外出打工，甚至將子女也帶到城市。儘管他們經常笑談「高樓大廈，屋裡空起耍」、「地板都生草」，但即使是在城市租房住，也堅信只有在城市才掙得到錢，近期都沒有返鄉的意願，因此在農村修房的意願並不明顯。
本研究調查過外出從事「棒棒」行業比較多的重慶市合川縣隆興鎮天祐村九隊。筆者看到了很多所熟悉的報道人在農村的居所，有磚房，也有土房，有平房，也有兩層高的樓房。但是，有的房子塌陷了，有的磚房免費給親戚住，有的兩層樓房很威風，但樓房旁邊的廚房屋頂沒了，鍋就露著天，灶都長滿了青苔。「農村的虛空化」[13]現象進一步證明了住房在「棒棒」這樣的農民工心目中的地位。不過，呈現在我們面前那一棟棟矗立的房子正是農民曾經的夢想，是歷經打工艱辛實現夢想的見證。那些孤獨、沒有人氣的居所曾經是當年農民外出打工的壯志、情感的依托、回鄉的自豪之所在。
二、躲避計劃生育：「躲娃兒」
2009年4月在白崖口黃桷坪街口，有來自農村的「棒棒」共39人，已婚者38人，子女數為一、二、三個的家庭分別有18、18、2戶，計劃外子女都不是在農村出生的。其中好幾位報道人第一次打工的原因與經濟沒有直接聯繫，而是為了躲避計劃生育。顯然，農民入城有經濟之外的考慮。
照片2-1 垮掉的老屋 照片2-2 沒有屋頂的廚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了躲避計劃生育而出來打工的比例明顯高於九十年代，2000年後出來打工的農民很少談到這方面的因素，當然這與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嚴格程度相關。他們認為，當時「生二娃」就必須外出，計劃外生育是「躲出來」的。都市作為陌生人社會，可以提供很好的隱蔽場所。都市在這個意義上的價值在於其隱蔽性，它是農民為了擺脫熟人、擺脫國家政策強制實施而嚮往的空間。
無論是出於經濟還是生育子女的考慮，從事「棒棒」行業的農民走出農村打工主要是出於對家庭的整體考慮。人力搬運的從業者多為已婚男子。在中國社會，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責任顯而易見。[14]特別是成年已婚男子要承擔對妻子、子女、父母的責任。對於還處於低生活水平線上的農民而言，經濟上的責任感是家庭觀念的重要表現。此外，由於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如何繁衍後代、實現家庭再生產也是已婚男性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考慮到本文研究對像在年齡、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特殊性，就更能理解他們入城的動機與農民家庭責任之間的關聯。
以滿足家庭生存需求為突出特點的入城動機是「棒棒」入城決策的核心，這與中國農民以家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這也意味著「棒棒」群體與其他年齡段的男性和女性農民相比，更傾向於將城市視為謀生的地方，視為靠體力就能掙錢的地方。雖然由於文化水平低，他們對都市的想像和期望存在偏見，不過由於比起其他年齡段農民工的期待值低，這種感性和模糊的圖景並沒有被無限度美化。在想像的圖景中，他們並沒有把都市視為生活的意義和身份的歸屬之所在。他們當時往往是以農村為後盾來思考未來的都市謀生之圖景的，所以並未表現出拋棄鄉土的意圖。
三、外出務工的驅動力：「打工是潮流」
我國近年來對農民數量的統計一般從兩方面進行：一是按戶籍統計，中國的農村人口現在有9.4億；二是按實際居住情況統計，真正長期居住在農村的農民大概是7.5億。[15]數量統計的出入可以通過以下數據得以理解：2008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萬人，其中本鄉鎮以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041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62.3%；本鄉鎮以內的本地農民工數量為8501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37.7%。[16]
數以億計的農民將自己投身於打工的潮流之中，其中近三分之二的農民遠赴異鄉。據報道人提供的信息，他們所在農村的年輕人都外出進廠、學手藝，中老年人中除了要照顧家庭走不開或有手藝者還在農村之外，其他剩餘勞動力都將外出視為增加收入的途徑。三十多年來，外出打工已經成為川渝兩地農民最為重要的謀生策略和選擇，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打工是一種潮流」。報道人將此理解為「非出來打工不可」的驅動力。他們認定做莊稼無論如何比不過打工的收入，而且認為在農村不出來就沒有地位，有的甚至認為不出來打工「不是白癡就是傻子」。
八十年代出現的新名詞「打工潮」不僅表明農民工數量龐大，也有「大勢所趨」的含義，在這個潮流中「不為所動」是很難的。因此，目前中國國內大規模的由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不僅僅是一種勞動力外流，而且折射出農民對農業和農村的觀念的改變。因為打工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是與身份、面子相關的一種符號。他們參照的比較對像不是城市人，而是自己農村生活圈子裡的人。人人都想著外出打工掙錢來改變生活現狀，提升自己和家庭在當地社會中的地位。
本研究的研究對像在日益龐大的打工浪潮中，清楚地認識到是外出打工提升了農民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而且意識到唯有依賴都市這個「容易掙錢」的地方，才能改善生活和實現家庭的需求。當然，不同年代外出打工的報道人的打工原因存在差異，農民的入城動機也隨境遇不同存在多樣性，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教育程度等參數也影響著對都市的期望和入城動機。而且，在更深層次上，鄉土社會的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等決定著農民的現實需求和入城動機。但是，從整體上看，「棒棒」這樣的農民工的入城動機儘管有隨大流的成分，但主要是基於家庭需求的考慮，一方面是基於對留守農民與外出打工者在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異的比較，另一方面是基於對城鄉優劣的差異性比較。在他們看來，都市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這些差異性，而且能滿足他們多掙錢、改善家庭生活和再生產的需求。
小結
從宏觀層面看，土地聯產承包制度的出現、戶籍制度的改革、市場經濟的主導性地位的凸顯，這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不斷演化的制度性背景和經濟環境改變著農村與都市的聯繫，並在個人層面上影響著農民的謀生決策。但是，在這些結構性因素影響下，大多數農民是主動地選擇，而非「本能的逃離」[17]，是「艱難地選擇改變自己生存方式的途徑」[18]。他們在入城的決策過程表現出主觀評判、能動選擇和策略性的特點。筆者認為，結構性分析雖在宏觀上對於都市遷徙研究動因不乏解釋力，但對都市遷徙動機和決策過程的複雜性則關注不夠，其偏向於籠統地從制度和經濟方面尋找對應的影響因素的方法，往往忽略了社會、文化觀念在個體決策過程中的作用。
理性動因分析認為都市遷徙是個人尋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成本的個體決策過程。由於受傳統文化理念的影響，農民工勞動力流動決策過程更多地與家庭利益最大化聯繫在一起，以獲取經濟收入為最直接的目的，並建立起外出家庭決策模型。[19]利益最大化從個人轉向了家庭，但是對農民而言，利益最大化並非根本目的和決定因素。
正如本章研究所發現的，農民的入城動機和流動決策不是單純的經濟理性能解釋的，還受到情感、倫常和文化觀念的深刻影響，特別是他們基於望子成龍的願望、無後為大的恐懼、光宗耀祖的需要、落葉歸根的觀念等文化傳統的理性考慮，使得農民為了子女教育、生育子女、修建房屋而走入都市。不同歷史時期的農民對都市的想像和期待不同，城鄉對立和差異的程度、個體與城市接觸的經歷、社會文化的觀念都在影響著農民對都市的想像。不同於其他年齡段或性別的農民工群體，本研究的研究對像當初並非出於對都市生活和市民身份的嚮往而入城，也並非有著主動離開農村與鄉土習性逐步決裂的「脫根」[20]意識。事實上，他們入城決策過程中的很多考慮都是基於對鄉村生活的考慮和規劃。鄉土性構成了「棒棒」都市想像的基礎，其影響力釋放在此類群體向都市流動的整個決策過程中，即鄉土性對都市想像和入城動機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農民入城前獲取有關都市信息的渠道與熟人社會的口碑效應相關，還表現在鄉土生活的經驗和文化觀念的慣性與都市想像的內容和方式的關聯上。
不僅於此，由於鄉土性影響著都市想像的內容和對都市生活期望值的高低，他們認識到自己的經濟條件，有對都市打工收入高低的心理預期，當他們在都市實踐中發現都市並非掙錢的天堂時，通常會保持「想得開」的心態；他們沒有年輕人那樣明顯的對於都市現代生活方式的想像，當在都市遭受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時，同樣會保持「想得開」的心態。該群體入城前所習得的鄉土社會的生活邏輯和文化慣性明顯高於其他群體（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其對都市這個具有差異性的「他者」的想像及其入城需求和動機的特殊性，將構成理解此類農民工入城後在都市融入過程中的特殊性表達中不可忽視的因素。
[1]報道人：李雲華，男，1970年出生，重慶合川隆興人；報道場景：2009年4月4日下午白崖口李雲華家。
[2]「想像」在心理學中的含義為：「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礎上創造出新形象的心理過程……人類能想像出從未感知過的或實際上不存在的事物的形象，但想像內容總來源於客觀現實。」這一釋意傳達出兩個重要信息，即想像是「感性」的，但其內容來源於「客觀現實」。參見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第1596頁。
[3]如，在社會學裡，「想像的共同體」這一主觀/認知主義的定義「討論的不是『真實與虛構』，而是認識與理解」，而是「掌握了nation作為一種心理的、主觀的『遠景』的意義」。參見吳叡人，《認同的力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6—17頁。
[4]參見〔美〕安德魯·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圖瓦德，《人類學的四個講座：謠言 想像 身體 歷史》，梁永佳、阿嘎佐詩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29頁。與此類似，傳播學使用該詞時強調「文化間傳播」帶來文化衝擊的同時帶來主體對「他者」的想像。參見郭鎮之，《全球化與文化間傳播》，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第6頁。
[5]報道人：秦建良；報道場景：2008年9月6日上午白崖口秦建良家院子。
[6]楊某，男，1947年出生，重慶合川太和人。
[7]農村「五匠」指石匠、土匠、木匠、漆匠、瓦匠等有手藝的農民。
[8]報道人：包忠福，男，1956年出生，重慶南川人；報道場景：2009年2月20日晚沙坪壩區天星橋包忠福家。
[9]〔法〕皮埃爾·布迪厄，《實踐感》，蔣梓驊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第79—123頁。
[10]柳文，《啟動農村消費必須破解三大障礙》，載《中國改革》，2006第6期，第72—74頁。
[11]〔澳〕傑華，《都市裡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吳小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第134頁。
[12]〔澳〕傑華，《都市裡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吳小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第134頁。
[13]嚴海蓉，《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載《讀書》，2005年7期，第74—83頁。
[14]〔澳〕傑華，《都市裡的農家女》，第161頁。
[15]陳錫文，《農民數量正在逐步減少》，2006年2月22日上午10時，國新辦在京舉行新聞發佈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來源中國網。
[16]國家統計局2009年3月25日發佈，來源http://www.stats.gov.cn。
[17]陳壁生，《「他者」眼光的局限—讀傑華〈都市裡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載《開放時代》，2006年第6期，第150頁。
[18]黃穎、張大勇，《外出務工農民工的行動反思與調整：重慶「棒棒」群體城市生存軌跡的社會學思考》，載《農村經濟》，2006年第2期，第112頁。
[19]杜鷹、白南生等，《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第40—51頁。
[20]符平，《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踐社會學研究的發現》，載《社會》，2006年第2期，第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