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高高的朝天門喲，掛著「棒棒」的夢。
長長的十八梯喲，留下「棒棒」的歌。
爬坡上坎，腳下的路，一根「棒棒」求生活。
累了抱著「棒棒」睡，渴了端起大碗喝。
傻由他說，土由他說，
日子在「棒棒」上梭哦，
有鹽有味有鹽有味不寂寞。喲呵呵……喲呵呵……喲呵呵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1]
一、城市融入：論題及其研究路徑
城市融入是全球性的重大理論。外來移民群體進入城市後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反映了深刻的城鄉關係問題，構成了城市化研究的經典命題。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成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引發了各界對中國城鄉關係的反思。同時，有關城鄉關係的主流認識又影響著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進程。
目前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多運用現代性、社會化、社會整合、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等五種理論，主要涉及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制約因素以及如何改善這三個內容。城市融入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從理論上來說，從以上任何一個理論體系入手都可以發現城市融入所面臨問題的某些方面，並揭示其背後的城鄉關係。本書則不囿於某單一理論，而是專注於城市融入過程中的鄉土性這一主題。這一主題何以成為城市融入研究的突破口呢？這需要從鄉土性問題對於社會文化研究，特別是對於中國社會研究的重要性談起。
（一）人類學經典論題：鄉土性
在西方，鄉民社會受到人類學家的青睞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並在「二戰」後成為繼原始社會之後的又一重要研究領域。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認為，鄉民社會的文化是有別於都市化文明「大傳統」的「小傳統」。[2]而艾瑞克·沃爾夫（Eric R.Wolf）打破簡單二分法，認為鄉民是「介於原始部落與工業文明之間的社會」的成員[3]，把鄉民社會視為人類演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他強調鄉民社會不僅區分於原始部落社會，也區分於商業農場，並將鄉民社會的特質歸納為對家庭制度的重視、人際關係的維持以及保守和安土重遷等觀念。[4]謝林（Salin）將鄉民的特質歸納為「家庭農場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具有多功能性；耕種土地和豢養牲畜是主要的生活手段；傳統文化與鄉村小社區的生活方式密切結合；多向地聽命於外人的權勢」[5]等四項特質，並列舉了變遷的因素以說明「瞭解鄉民社會是一個過程，而非一種形態」[6]。
較之西方人類學對鄉民社會的界定及對其特質的分析，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研究對鄉土社會特質的研究相對靜態。這不僅與中國兩千多年不間斷的農業文明有關，而且與鄉土社會的特質，也就是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質相關。費孝通最早提出鄉土本色是傳統鄉土社會的基本特質，並從鄉下人的土氣、差序格局、維繫著私人的道德、血緣和地緣、長老統治、無訟和無為政治等方面對傳統鄉村社會的鄉土性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他將「土」歸因為「不流動」[7]，詳細地對這樣一個高度不流動的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社會行為、道德規範和文化觀念的主要特徵進行了描述，並將之統一在「鄉土性」這一概念之下。在總體上，他側重從親屬結構與文化因素相結合的角度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特質，展現了一種內在的生活邏輯和文化觀念，並對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特質做了最系統的分析。
早期中國鄉村研究的學者從不同角度進一步發現和揭示中國鄉土社會的基本特質，極大地豐富了「鄉土性」的內涵。在總體上，其他中國鄉村研究的學者，基本上是在費孝通所描述的鄉土性的框架下，針對中國鄉土社會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特質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或理論探討。
儘管鄉土性是費孝通針對高度不流動的社會內部社會文化特徵的描述，但是他也關注到人口流動和更大範圍社會交往的變化問題。在《江村經濟》中，他考察了蠶絲業的發展和手工業對江村經濟的影響；[8]在《雲南三村》中，他展開對了土地經營變遷的分析。[9]這些考察和分析都展現了鄉土社會如何在一個更大的市場中發生勞動關係和社會生活變遷的問題。此外，他發現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10]，而在嵌入新的地域後的「血緣和地緣才能分離」[11]。這些結論，一方面雖然確證了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特質相對靜態，但也說明無論是在縱向還是橫向上，中國傳統農村社會還都呈現出動態的傾向；另一方面也說明，他不僅關注了人地關係的變化，而且對鄉土性在人地關係發生變化後的延續和變遷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這對於我們研究流動過程中的社會極富啟發意義。
（二）城市融入過程中鄉土性居於何處？
中國當代最大的遷徙群體—農民工群體正是從一個理想型的鄉土社會進入一個與之對立的都市社會的特殊群體。在一個高度流動的都市化背景下，「鄉土性」呈現怎樣的狀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城市融入研究不可迴避的話題。就此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重在鄉土性對城市融入的消極作用。具體而言，有兩種認識：有研究明確認為鄉土性是農民城市融入的障礙，所以只要有可能，農民都很樂意放棄「鄉土性」[12]，此類觀點在以現代性和社會分層視角進行的研究中尤為突出[13]；還有學者發現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出現了「認同模糊化」、「認同內卷化」及「認同困境」等現象，表現出「過客心態」、「遊民化傾向」以及「雙重邊緣人」等種種狀態，易成為「問題民工」[14]，他們表達了對處於喪失鄉土性而都市性還未建立狀態的農民工的心理危機的擔憂。這兩類主張都認為鄉土性與城市融入不相容，欲融入都市必須拋棄鄉土，即使要以經歷身份認同的嚴重困惑為代價。此外，還有研究在關注農民工經濟、社會和心理層面的城市融入時，將經濟收入、住房條件、基本權益保障、城市就業和生活滿意度、與市民關係、身份認知等作為融入評價指標。這一廣泛應用的指標體系實際上反映了城鄉二元對立的觀點，中國農民所固有的鄉土性往往依此被歸為與都市性、現代性截然對立的範疇。不過，以上這些滲透著城鄉二元對立觀點的研究發現很難解釋在中國社會中為何廣泛存在游移於二元之間、既是市民也是農民的大量人口。
第二種觀點注意到鄉土性在都市融入過程中的延續及其新的特徵，並對傳統鄉土社會的鄉土性的某些內容進行了新的闡釋。有學者關注到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等為紐帶形成的社會認同和關係網絡對於城市生活的積極作用[15]；有學者提出「城市版『差序格局』」[16]。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學界普遍只看到鄉土性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負面作用的傾向。此類研究主要基於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的視角來研究鄉土性的作用。如何從更寬泛的理論視野（如身份認同、文化延續）來研究在高度流動的都市化背景下，鄉土性在城市融入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還需進一步深入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農民的鄉土性是與中國農民的「根性」緊密相連的，所以「鄉土性」揭示的不僅是社會關係和生活邏輯，也與生活態度、認知傾向、處世哲學和價值觀等相聯繫。城市融入過程中鄉土性的現狀和作用這一主題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心態研究。這種「根性」與城市融入過程中的體驗和感受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融合為一種中國農民工特有的都市感知。從此視角出發，研究一個在城鄉間長期處於游移狀態的群體所承載的鄉土性，能為我們從理論上打破城鄉二元對立結構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局限性提供實證。
（三）「都市感知」與城市融入研究
一般來說，都市感知可以理解為生活邏輯、認知傾向、處世哲學和價值觀指導下的體驗和感受。鄉土性與都市性的互動，決定著城市融入的進程。因此，通過都市感知可以透視城市融入的過程和特點。
1.「都市感知」概念的界定
都市感知是因社會空間的變化，都市外的群體進入都市後，其所經歷的由城鄉在景觀、人文生態、生計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所引發的實際認知、情感體驗以及心態的變化。目前被學術界廣為接受的「感知」這一概念源於英文的perception，是以「感」為主的知，而且統攝感覺、知覺和表象。[17]「知」不僅應該理解為覺知，更準確地應理解為認知。為此，「感知」不是純粹的感性認知，它在表象上以感性認知為主要表現形式，本質上表達的卻是一個合感性與理性為一體的認知方式。鑒於「感知」這一分析工具具有明顯的認知內涵，同時又涵蓋了一些情緒和情感體驗的因素，因此，從都市外進入都市內的群體在流動之前對於都市的想像，流動過程中可能經歷的自卑、羞辱、疏離感等，都可置於「都市感知」的概念體系中。
「感知」強調生動的形象思維，但它是一種通過感知的形式表達，且融感性和理性為一體的認知方式。以中國農民工對都市的體驗為例，他們從熟悉的鄉村社會進入陌生的都市社會之後，其語言表達往往比較感性直觀。即使是非常理性的認知，也是通過極其感性、直觀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感性的表達，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影響，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所保持的在「熟人社會」中養成的直覺主義的思維方式。因此，「感知」的研究視角尤其適用於受到深受鄉土社會濡染的農民進入都市後的城市融入研究。
2. 「都市感知」的內涵
因為空間上的移位是都市感知的客觀先決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都市感知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概念。「空間」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概念更說明了都市感知的空間不僅是地理的，更是社會的、文化的。
在中國鄉土文化中成長起來的農民「洗腳上田坎」進入都市後，面對的是鄉土/都市、傳統/現代、落後/文明等帶有深刻文化標籤的二元對立和衝突。一方面，在艱難的都市融入過程中，個體面對來自傳統的、制度的、社會的歧視、排斥，表現出自卑、恥辱、忍受等情緒和心態；另一方面，由親屬關係延續的父子、夫妻等親情引發的責任感、幸福感在與都市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了強化和昇華。實際上，鄉土傳統觀念中的人地關係、人倫關係等都隨著生計模式的變化而發生著變遷；此外，最為深刻的家庭倫理、生育觀念、生活信念等文化觀念、生活哲學和價值取向也在發生變化。由此可見，這些主觀感受和表達是不同文化規範衝突、共同作用的結果。文化不僅是感知的主要內容，而且「塑造了感知的過程、信念的形成以及判斷本身」[18]；反過來，價值判斷、事實判斷又通過感知表現出來。無疑，感知是一個負載著文化和意義的認知過程，尤其是當信仰、價值觀、道德規範、倫理、文化意識形態等觀念文化與社會結構緊密聯繫時，感知必定被打上社會/文化的烙印。
社會成員的整合與歷史文化、社會體制有關，而且後者正在建構並鞏固這些新的身份認同。[19]在從農民到農民工的身份轉化過程中，主體不可避免經歷遊走城鄉的漂泊、都市生活的艱難融入和身份認同的痛楚。如何尋求身份歸宿、實現身份認同、獲取情感歸依和本體性安全構成了都市感知在身份感知方面的具體內容。因此，都市感知的根源是身份的問題。事實上，固有的農民身份、「邊緣人」身份、「過客」身份及其農民工特定群體的職業身份一直都處於被建構或自我建構的過程中。他們對於身份認同、身份歸屬和身份轉換嚮往的感知就是身份感知。身份感知既包括如何感受身份，也包括對身份的理性認知。社會身份研究一方面是從制度—結構方面，考察正式制度、法律規則、習慣民情如何以強制的途徑達成秩序；另一方面是從社會成員的主動選擇方面，認識他們對於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認同，亦即他們如何進行身份建構和選擇。[20]社會成員的能動性直接體現了主體對自我身份的理解和踐行，甚至體現了特定制度、文化強加給他們身份的理解和態度。這是農民工群體都市感知中最深刻細緻的內容，最能揭示主體主觀感受、情感體驗的社會根源。在具體研究中，我們應該關注他們如何選擇並選擇哪些要件來構建身份，比如用哪些形容詞來表述自己，如何排斥外界強加給他們的「標籤」及其他群體對他們的負面看法。通過這樣的關注，我們可以發現當下都市社會中特定農民工群體的基本處境到底是什麼，他們眼中的自我邊界以及他們對自身所在群體的看法究竟是什麼。
3. 「都市感知」的層次
雖然「感知」強調生動的形象思維，但並不否定理解和評判的過程。事實上，農民工在都市適應的過程中並非總是被動的，也並非總是「懵懵懂懂」的，其都市適應本身就是一個建立在動機基礎上的、體現了策略的、高度能動的生存實踐過程。農民工對都市的感知有感受的層次、認知的層次，也有評判選擇的層次，它經歷了從模糊的直感性認知到理性選擇判斷的認識過程。但是，理性認識離不開感性認識，感性認識也離不開理性認識。
雖然為了便於分析，本研究從理論上對都市感知進行了分層（都市直感、都市覺知和都市認知），但事實上它們不可割裂，只是側重不同而已。比如，在都市直感層次，感性成分最多，理性成分最弱；在都市覺知層次，感性成分比第一個弱，比第三個強；在都市認知層次，理性成分最強，但不排除感性成分。因此，都市直感、覺知、認知三個層次統稱都市感知，但在特定情況下，都市感知可能就指都市直感、或覺知、或認知。或者說，某個過程側重於直感、或覺知、或認知。總之，都市直感、都市覺知、都市認知三個層次之間並不是彼此替代的關係，而是體現了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的都市感知從感性到理性認識逐步深入的過程。
4. 「都市感知」作為研究進路的意義
採用都市感知作為研究進路的意義可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
其一，情感和心態研究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感知是個體情感的基礎，是群體心態的研究途徑。一方面，情感是都市感知的表達；另一方面，都市感知是心態的微觀體現。「都市感知」概念有助於揭示行為決策背後的認知特點和心理過程，而這正是情感和心態背後的主觀感受和感性認知的內容。「感」是一切思維、情感、意志和認知的心理基礎。以「感知」為起點，不僅可探知包括情感、道德感等內容的主觀感受，而且能明瞭行為實踐背後的動力機制和理性決策過程。無論是側重於個性的「情緒」、「慾望」、「動機」，還是側重於共性的「人觀」、「文化心態」、「民族心理」，都以「感」為基礎。而且，以「感知」為視角的研究與不同理論範式可以兼容，比如，從權力話語對弱者的研究，從行動者的立場對特定群體及其文化的研究，都能通過「都市感知」所獲得的資料和呈現方式得到更好的實現。
其二，我們把都市感知界定為由都市直感、都市覺知和都市認知所構成，而且揭示了三者逐步深入和普遍化的關係。感知的獨特性就在於它即使融合了感性和理性認知，也仍然是通過感性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認知方式。感知強調「感」，但支撐「感」的是理性的認知，而且隨著感知的不斷深入，理性決策的成分越來越多。因此在人類學研究中借用感知這一概念，不僅有助於情感和心態的研究，而且對於文化闡釋和動機研究都大有裨益。
以都市遷徙研究為例，目前主要有以下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關注經濟和社會的力量，從都市遷徙的結構性因素來考察都市遷徙的原因和方式。這方面最有影響的理論有推拉理論、劉易斯（W. A. Lewis）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舒爾茨（J. W. Schultz）的「三態論」、錢納裡（H. B. Chenery）和塞爾昆（M. Syrquin）的「多國模型」論等。這些理論都從宏觀層面為農民工流動動因研究提供了有意義的啟示，但沒有給予遷徙群體內部的差異性以應有的關注。另一種研究取向從宏觀結構性分析轉向理性動因分析。該研究取向主張，農村人口的外出或轉移不僅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礙或推動，也並非簡單地只是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選擇，而是二者結合的過程。它突出了個人的能動性和差異性，為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但考慮到遷徙行為和適應過程本身不僅受到社會結構性因素的制約，而且個體在能動性地適應城市生活和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還存在如何實現自身社會角色、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的問題。而從「感知」切入，通過社會文化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將會比單純的經濟理性分析走得更遠。
再如，經濟學研究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往往排除其他因素，把人看成勞動力市場的理性交易的一方。但像「棒棒」這種身處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不是經濟學意義上勞動力市場上談判的一方，他們是以其特殊的方式感知城市，再用感知的經驗所獲得的信息，來決定某個生意能否做、怎樣做、在哪兒做。以感知為切入點可以更為豐富地理解他們在勞動過程中的選擇。當然，影響他們勞動過程和都市適應過程中如何選擇的因素還與他們進入都市前的文化經驗即鄉土性有關，而這正是本研究的主題。
其三，心理學者大多將感知、情感、情緒看作個體的心理和認知特質，從個體感知本身來探討情感、情緒等產生的動機、需求、類型、構成的各種維度並對其進行量度，著眼點是從最微觀層面通過大量的試驗研究方法來分析個體情感、情緒選擇的心理過程，進而揭示人類心理過程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規律。雖然以實驗心理學為主的研究是定位於行動的微觀考察，但心理學從個性到共性的研究路徑與人類學研究路徑有異曲同工之處。事實上，感知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作為一種突破個體的關係而存在的。都市感知研究，一方面能夠呈現個體生動活潑的主觀感受（情感體驗），另一方面也能夠反映特定群體相對穩定的認知特點和心態特徵。這對於揭示特定群體的文化邏輯和文化觀念具有深遠的意義。這表明，「都市感知」的確具有將個性與共性結合起來的作用，可以協調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之爭。在一般性上，「都市感知」是探索更好地把個性維度與共性維度結合起來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在特殊性上，是尋找一種能夠恰當地用於刻畫都市移民群體及其成員（特別是「沉默」的群體）對都市的獨特感知、情感體驗、認知方式、心態特徵和行為模式的新的解釋工具。
以上三點表明，「都市感知」概念的確有助於建構起我們所期待的將個性與共性結合起來從事人類學研究的路徑。它不僅為人類學社會文化的解讀提供了有力的解釋工具，而且為民族志書寫提供了研究對像「自我言說」的文本，呈現出更真切的微觀故事。當前，心性的研究越來越受到人類學的重視。我們從都市感知切入，可以將微觀的主觀感受與群體心態研究相結合。這樣就繼承了人類學「主位」研究的學術傳統，為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一個比較容易深入到「心態」研究的分析視角。
總而言之，鄉土性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解讀中國社會的基本概念。這一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理想概念，原本囊括了一個高度不流動的社會中有關社會結合方式、人際關係、倫常道德、秩序規範等方面的特質，成為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鑰匙。然而，在中國的都市化進程中，大批農民工進入城市，在其城市融入過程中，其本身具有的鄉土性與城市的都市特點間會形成何種關係？鄉土性這一中國農民所具有的特性將扮演何種角色？本書希望通過「都市感知」對重慶「棒棒」這一特殊底層群體展開民族志研究，在農民工城市融入的背景中來探討中國農民「鄉土性」的現狀及其與城市融入的關係，以討論都市化過程中中國農民工如何在鄉土性與都市性間游移，如何選擇性地保留其鄉土性，選擇性地適應都市性的問題，從而探討中國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特殊性問題。
二、走進「棒棒」：田野與方法
我從小生活在較平坦的璧山[21]縣城。璧山四面為青山，山的東面是重慶城區，與沙坪壩區、九龍坡區比鄰。上大學第一次離開家，扛著行李到了山的那邊，每每放假背著行李去長途車站擠車，見到扛著竹棒「晃蕩」的農民，我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反而把包拽得更緊。留在市區工作後，經常有傢俱、蔬菜、生活用品和行李搬上搬下，便有了與這些扛著「棒棒」的農民的接觸。他們隨處可見，隨叫隨到，肩上都扛著一根竹棒，棒子上繫著兩根青色的「索索」（繩子），主要從事搬運工作，而且擁有一個跟他們的工具一樣的名稱—「棒棒」[22]。
（一）相約「棒棒」
接觸人類學後，其都市研究中對貧困、棚戶和城中村等問題的關注令我隨時都聯想到重慶的「棒棒」，眼前經常浮現出他們黝黑皮膚上滲出的汗珠和沉重的步履，耳邊迴盪著他們爬坡上坎時喊著的渾厚號子……進而也對他們的生存問題產生了好奇：「棒棒」何以在山城存在？他們以體力謀生的收入能夠維持家用嗎？他們的社會保障在哪兒？人力搬運在現代都市的發展餘地和生存空間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政府和社會也有過思考。比如在某些區採取過由企業投資、政府給予優惠政策的方式修建「棒棒公寓」，但受惠的面很小，真正能提供給「棒棒」群體的公共產品還極為有限。雖然，大部分場所已經停止對「棒棒」收取管理費，但「棒棒」的收入狀況和生存壓力依然嚴峻。特別是從發展趨勢來看，「棒棒」行業以及從業人員何去何從的問題更令人擔憂。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棒棒」在重慶再普通不過了。他們在為市民提供方便的過程中，已經成為重慶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代表著非常正面的吃苦耐勞、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總體上，他們與都市社會無明顯衝突，相對於拖欠農民工工資、農民討薪、農民工職業病和生產安全事故等社會焦點問題，「棒棒」的生存現狀和發展問題還難以進入政府和社會關注的視野。
「棒棒」是農民工群體的一部分，其生活習慣、文化觀念、社會身份等方面的共性在整個農民工群體中具有典型性意義。而作為特殊的農民工群體，「棒棒」在社會構成、行為方式等方面又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對重慶「棒棒」群體的研究有助於增進對農民工生存現狀的整體性理解和差異性認識。
人類學傳授給我並真正內化到我心靈中的學養是對「他者」的關注。人類學的整個歷史就是發現「他者」的歷史，隨著這個「他者」形象的日益本土化，我們身邊的都市底層、邊緣群體就成為這個沉默「他者」的主體。人類學「慣於做邊緣化的社會調查研究」[23]，如何向主流群體發出來自底層和邊緣的聲音，關係到人類學學者的學術使命和職業期許。把看似熟悉的「棒棒」放在學術的觀照中，他們就不再是想當然的都市共生者，而是與都市中的其他群體有著差異性的群體。於是，我將田野點放在大街小巷滿是「棒棒」的重慶主城，希望通過對山城「棒棒」的民族志研究來展現這個都市底層群體的生存現狀。
學術的思考和關懷豐富了我的視野，但底層研究的苦難敘事和表述方式也讓苦澀的味道撲面而來。即使「棒棒」就生活在周圍，但即將以研究者身份走近他們時，我的心情也不免沉重。我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只是對研究對像群體苦難生活的證偽；更不願意自己的研究成果成為「承受他者痛苦的作品」[24]。令人欣慰的是，進入田野後，我對他們遊蕩街頭、居無定所的貧困生存現狀的印象得到了修正。大部分「棒棒」都有閒適的生活節奏、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和健全的家庭。即使是低收入者也表現出「想得開」、「不慌」的心態，對社會也無明顯怨恨情緒。
從田野資料獲取得最多的信息就是報道人對人、事、物的感和評價，其中包括對都市環境、都市社會和自我身份的主觀感受和評價（本書用「都市感知」一詞來統稱）。進一步的調查發現，「視覺主義」[25]的偏好使我的感覺經歷了一次次的錯亂。因為在現實的都市生活中，「棒棒」不僅面臨諸如收入不穩定、居無定所、疾病纏身、養老無保障等生存的困境，而且在從農村到都市的過程中其內心還經歷著難言的陌生、畏懼和尷尬，甚至還遭遇過刻骨銘心的酸楚、痛苦和屈辱。而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些原本與苦難敘事一致的負面感受背後，卻有著令人動容的快樂與溫情、令人欽佩的堅韌和毅力以及我可以與之分享的信念與追求。我也逐步意識到，道義的、人文的關懷是不夠的，同情和可憐更不是他們所期望的。他們需要的是關注，是理解，是被重視，是被聆聽。
在田野中的那段日子裡，筆者與調查對像一起或駐留在街頭，或隨汽車奔跑搶業務，或成為他們幹活時的「累贅」。跟他們一樣盤算著如何攬業務、如何講個好價錢，一同分享掙錢的喜悅；幫助女人們帶小孩，「東家長西家短」，成為他們談論夫妻關係和私人生活的理想聽眾；感念他們那份平實的夫妻情感，分享他們與父母兄弟重逢的快樂，體驗為人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從報道人的話語、表情、肢體中捕捉信息，我流連於苦樂交織的「棒棒」世界；在靜默的觀察、真心的聆聽、平等的交流中，筆者體察到親情與嫉妒共生、尊嚴與自卑相伴、依戀與夢想並存的內心。正是在這樣的田野經歷中，筆者越發真切地感受到研究底層社會離不開對成員個體內心世界的體察，特別是對於城鄉空間置換過程中的農民工群體而言，「都市感知」是切入「棒棒」群體整體性研究的合適工具。
重慶當地人普遍認為「棒棒」出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但對於「棒棒」的相關回憶卻絕不止於此。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碼頭幹過「苦力」[26]的劉開貴老人介紹，「一直都有『棒棒』，只不過新中國成立前叫『腳力』，新中國成立後叫『扁擔』。土地下放後農民工進城才叫『棒棒』」[27]。他的一席話引起了我的思考，重慶「棒棒」與苦力有著某種聯繫，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在國家政策和經濟轉型的結構性變化之下，重慶「棒棒」才得以大規模發展。「棒棒」是被放置到從鄉村到都市場域空間置換背景中的特殊農民工群體。同時，考慮到「棒棒」行業與傳統人力搬運行業的某種關聯性，筆者產生了對以下兩個問題的關註：其一，「棒棒」社會的主體是農民，對於從一種社會（文化）進入另一種社會（文化）的群體而言，適應是一個自覺或不自覺的過程，「棒棒」群體在這一方面的現狀如何？其二，「棒棒」作為特殊職業群體，相對於其他農民工群體，其本質性的特徵是什麼？
在此後的田野調查過程中，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隨著研究的細化與深入，我逐漸明晰了這樣的觀點：「棒棒」作為農民工中的特殊群體，與其他農民工一樣都面臨如何適應都市的問題；但是，由於謀生方式特殊，他們每天遊走在重慶的大街小巷，與形形色色重慶市民密切接觸，這一切，使得他們對都市生活環境的變化、不同生計方式的認識、不同人群的社會構成、社會關係和身份地位等具有特殊的感知途徑，並在這一特殊感知過程中逐步適應了重慶當地社會。因此，其都市適應具有特殊的內涵。這種都市適應的特殊性與來自鄉土社會的文化觀念、價值取向密切聯繫，不僅體現在「客觀」的生計場景之中，也表現為主觀感受性的體驗和評價。前者是可觀察的，但對後者的把握卻非一個所謂「中立」的觀察者能夠實現的學術理想，它有賴於對一種體認與體驗，即人類學家對「參與」的期許。由此，如果以「棒棒」對都市的感受和認識為起點，考察其都市適應的特點，將會對「棒棒」社會的獨特性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二）我與田野
2007年9月，我進入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攻讀博士課程。2007年10月到2008年5月，三次利用假期返渝的機會，我對重慶「棒棒」進行了預備調查，瞭解了「棒棒」在重慶城區分佈的基本情況，並初步獲得了進入「棒棒」社會的途徑。
在對「棒棒」的聚集場所、服務對像和貨運種類有了基本的瞭解後，2008年7月初到同年10月底，重點調查了渝中區的兩江門碼頭和沙坪壩的白崖口街區。選擇這兩個田野點是基於如下思考：第一，上述田野點分別代表著「棒棒」活動的兩種區域，即碼頭和非碼頭。前者由於受到長江航運的季節性變化影響，與後者相比，其業務呈現明顯的季節性差異。因而兩個區域的「棒棒」在與農村的聯繫方面也有明顯差異。第二，上述兩個田野點的「棒棒」群體，其內部組織方式在整體中具有代表性，「有組織」（兩江門碼頭）和「無組織」（白崖口）這兩種組織類型的比較研究有利於揭示重慶「棒棒」社會構成的普遍性。第三，兩江門碼頭作為旅遊碼頭，只是「棒棒」的工作場所，在此從業的「棒棒」居住地分散，不利於展開對其生活現狀的調查；白崖口則是融商業區和生活區於一體的街區，居民流動性不大，在歷史上，它曾經是重要的碼頭，且有部分碼頭搬運工健在，這有利於歷史追蹤，更重要的是，自2000年初，該街區納入古鎮旅遊規劃範圍之內，區域內舊房得到較為完整的保護，並成為大量外來打工者的聚居地，因此，「棒棒」的居住地與攬活區域基本重合，為展開現代民族志意義上的參與觀察提供了便利。兩江門碼頭在歷史上一直是重慶的重要碼頭，因此成為我田野調查的選定之地，但由於碼頭上的「棒棒」群體內部管理嚴格，通過當地「進城農民就業服務中心」（簡稱「農民辦」）、交通局的多方努力，我都未能介入。最後我終於在一位上級領導（當時已轉業到地方）的幫助下，通過某公安分局的引見，正式訪談了他們的「老大」。我後來才得知，如果沒有「老大」打招呼，我到兩江門「擅自」打聽「棒棒」的事，馬上就可能被「驅逐」。
照片0-1 白崖口碼頭微型復原雕塑 照片0-2 在戲台下第一次訪談李雲華 白崖口進入我的視野純屬偶然。陪外地朋友遊覽白崖口時，我結識了李雲華（本書中的「小李」），通過他認識了白崖口所有「棒棒」，並在他的陪同下走訪了該田野點上的大部分「棒棒」的住所。儘管這樣，開始時我也有過被婉言拒絕的尷尬。不過，幾個月後，「棒棒」們逐漸理解了我的調查意圖，都樂於跟我聊天。小李也逐漸明白了我關注的問題，主動替我留意他身邊發生的事情。每當我陪他們一起幹活時，他都會主動告訴滿面疑惑的主顧，我是關注「棒棒」並進行「跟蹤調查的」，並向他們介紹我在重慶的工作身份，以取得他們的信任，打消他們的顧慮。他很健談，遇到當地老人，會幫我打聽誰幹過搬運，或當過碼頭工人。這期間，我還隨小李一家回到農村，對流出地的概貌和家庭情況進行調查。此外，當我需要瞭解白崖口以外「棒棒」的情況時，該田野點上的「棒棒」都會想辦法利用他們的老鄉、親戚關係幫我聯繫報道人。
我在沙坪壩區政府一位領導的幫助下認識了該區「進城農民就業服務中心」的負責人。該中心一位工作人員的母親就是該街區的戶籍警。這位區領導還引見了白崖口街道負責人，並通過他走訪了街道城管主任、規劃辦主任、轄區內社區書記、居民組長、城管隊員和社區居民。
在後期，我根據「棒棒」聚集和分佈的特點，按照從業範圍的不同，將調查範圍繼續擴大。因為火車站、批發市場、裝飾建材市場、超市、菜市和住宅小區等場所為「棒棒」活動的主要區域，根據這樣的分類，我分別補充了兩江門綜合批發市場、龍頭寺火車站、沙坪壩火車站、江北盤溪蔬菜批發市場、新世紀凱瑞商都超市、沙坪壩天星橋菜市、公交石碾盤站（港城花園）、都市花園燕渝苑住宅小區和馬家巖建材市場等田野點。我還走訪了重慶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各區勞動力就業市場、進城農民就業服務中心、綜合治理辦公室、城管執法大隊和各派出所等相關部門，與主要負責人進行了溝通，獲得了政府對「棒棒」進行的相關調查所掌握的數據。這一階段的材料內容較廣，涉及「棒棒」的生活經歷、生計現狀、社會構成等諸多方面。2008年11月初，我返回中山大學，對於前期所掌握的田野調查資料進行梳理，確定了以都市感知為研究切入點的研究思路。
2009年1月中旬，田野調查進入第二階段，歷時九個多月。自此，調查不再局限於重要田野點，而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展開了對重慶主城「棒棒」的全面隨機調查，主要涉及渝中區、沙坪壩區、江北區和渝北區。我擴大調查範圍、增加訪談對像數量，以期對於重慶「棒棒」全貌進行整體性把握。同時，依賴與報道人已經建立的信任關係，獲取了「棒棒」對都市生活的有關感受、心態和情感的口述材料，並希望通過對研究對像內心世界的體察，來認識「棒棒」社會的內在特質。
2010年7月博士畢業之後，我進入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嘗試從科學哲學的視角研究人類學方法論，在博士研究的基礎上深化對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反思。次年，此項以重慶「棒棒」為例的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正式被教育部立項。這是一項基礎與對策相結合的研究，明確地將我對重慶「棒棒」的田野調查推進到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我重視在新的歷史時期中重慶「棒棒」的現狀和未來走向，並自覺將自己博士後期間有關方法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田野實踐之中。
從2007年10月開始關注重慶「棒棒」到今天，已經六年有餘。除非看過我發表的文章，同事、朋友不會將我與「棒棒」聯繫在一起。同事、朋友知道我的調查對像後，一般會笑問我是否也跟「棒棒」一起擔貨物，跟他們生活在一起。說實話，我體驗過扛重物的感受，但與他們一起站在街邊攬活時從來沒扛著棒棒。「棒棒」大多居住在租賃房裡，一間屋子既是臥室又是廚房，有的還「三世同堂」。我原本計劃在某個「棒棒」聚集點租房，但是「棒棒」分散於全城，我需要在多個田野點間穿梭，故放棄了長期固定於某一田野點的計劃。
在調查對像看來，我在性別、文化、職業、社會地位上與他們存在明顯差異。有鑒於此，縮小與他們的差距是我在田野中必須排除的障礙。我在穿著上盡量樸素，操著「最地道」、「很土」的重慶話，跟他們一樣隨地而坐，與他們一鍋吃飯。隨著與他們交往的加深，至少在進行過深入調查的田野點，我與報道人已經非常熟悉，他們會主動關心我的家庭，會體諒我調查的艱辛。對於他們來說，我不僅僅是學者，也是一個朋友、一個擁有他們羨慕的社會資源並願意為他們提供實際幫助的當地人。由於我是當地人，因此與「棒棒」、市民、當地政府溝通渠道比較暢通。而且我也不是每天都專程去某個田野點，我生活的重慶到處都是田野。
誠然，我生長在縣城，對農村的最初瞭解是通過農村親戚的隻言片語得來的。「象牙塔」裡的求學經歷，導致我對於無穩定收入人群的真實生活知之甚少。田野調查的經歷，使我對社會現實問題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我有幸能用六年多的時間來關注一個人群，並通過田野工作看到了、觸摸到了、感受到了我身邊的「他者」的生活現狀和內心世界，這一過程中的體驗、感受及傾注的情感注定了該群體為我終生的牽掛。更為重要的是，重慶「棒棒」這片寬廣、豐富的田野，成就了該群體的首部民族志，其間的歷練也構成一名人類學學者學術生命的重要一環。
（三）研究方法
研究考慮到「棒棒」行業是傳統人力搬運行業的延續，有關「苦力」的社會記憶是社會觀念的形成的必要因素，特別是該傳統行業（群體）的結構性地位的變遷對於分析處於都市底層的「棒棒」社會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研究尤為重要。因此，本研究收集整理了大量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對該行業的歷史變遷進行了梳理，輔以對社會記憶的訪談調查，以盡可能豐富地呈現「棒棒」生存的社會歷史背景。
本研究主要運用人類學民族志方法開展研究。在田野點的選擇上，為了便於從整體上把握該群體城市融入的特徵和影響因素，本研究在重慶主城選取多個有代表性的「棒棒」聚集點為田野點展開參與觀察。選點涵蓋碼頭和非碼頭、居住地與攬活區域重合與非重合，以及不同「組織」方式的多類型「棒棒」聚集點。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本研究以「都市感知」為切入點展開深度訪談，考察研究對像群體內心的主觀感受、評價、情感和心態。當然，這一方法必須在訪談者與報道人相當熟悉、交心後方能有效採用。建立在相互信任、真誠理解基礎上的交流，能跨越時空，甚至能進入私密空間，走入內心世界。其次，「滾雪球」式的擴大研究個案和隨機攔截訪談。接受調查的「棒棒」中，年齡最大的63歲，最小的22歲。訪談個案共156個，其中女性11名。[28]再次，加強對非「棒棒」群體（如當地市民、政府工作人員、其他農民工、親屬、鄉鄰等）等相關群體的調查，並在「棒棒」流出集中的多個村落展開調查。此外，將深度訪談與半開放型的問卷調查相結合，盡可能點面結合，多維度輔助，增強田野資料的信度。
三、回到書齋：內容與結構
（一）主要內容
第一，「棒棒」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處於低端勞動力市場、以搬運服務為主、具有區域特徵的一種農民流動務工形式。它是農民工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一個行業，又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傳統行業—「苦力」的延續。故本研究將概括地梳理重慶近現代人力搬運史，分析「棒棒」群體存在的自然和地域文化因素；追蹤與「苦力」社會地位相關的社會記憶，進而分析這些觀念與當下「棒棒」處於社會底層這一事實的關聯。
第二，本研究微觀考察鄉土經驗和文化特質（如家庭責任、道德倫常、生育觀念等）如何形構「棒棒」對都市想像的內容和方式，分析影響「棒棒」入城決策的動機，證實以中老年人為主的「棒棒」群體入城前有無像其他農民工群體，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那樣強烈的「脫根」意識。
第三，「棒棒」在街頭巷尾為市民提供勞務，較之其他農民工更全面地感知和經歷著都市生活。本研究考察「棒棒」對都市與鄉村間差異的直觀感受，呈現入城初期農民固有的鄉土性的表現，揭示這些鄉土特質的延續與「棒棒」入城初期不適應之間的聯繫及其在這個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第四，「棒棒」的生計方式和社會結合方式是該群體城市融入特徵的最集中體現。本研究考察他們在擇業、入行、合作、生存空間的合法性獲得、攬活和討價還價等環節中的生存策略，分析鄉土性在該群體都市生存經驗的積累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特別關注血緣、親緣和地緣等鄉土資源是否有助於提高該群體在都市中的生存能力。
第五，城鄉二元對立導致了「棒棒」的身份困惑，與勞動觀念相關的職業歧視強化了「棒棒」較之其他農民工群體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更為卑微的現實。本研究考察處於雙重壓力下的「棒棒」的心態，關注鄉土性在該群體身份認同和歸宿上的表達，特別是其在「棒棒」尋求心理平衡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揭示鄉土性在城市融入過程中延續的根源。
第六，通過考察該群體對家、對親情、對鄉土和對未來的態度，本研究揭示該群體的情感支撐何在，生活意義何在，進而為該群體的未來走向提供可借鑒的學術思考。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以一個特殊的農民工群體—重慶「棒棒」為研究對象，以「棒棒」所固有的鄉土社會的特質—鄉土性為研究主題，從都市感知的視角切入，考察「棒棒」群體都市適應的特點。探討中國農民的鄉土性在該群體都市適應中的體現，分析「棒棒」所延續的鄉土性對其都市感知和都市適應過程的影響，揭示「棒棒」社會保持鄉土性的本質特點，並由此來討論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底層社會的特質。需要指出的是，「棒棒」群體的都市生活本身就是一個都市性獲得的過程，但本書重點不是探討「都市性」的具備，而是探討鄉土性的停留，以及鄉土性對城市融入的影響與作用。
（三）結構安排
本研究以「都市感知」為研究路徑，是考慮到感知以感性認知為主要表現形式，但卻是融感性與理性為一體的認知方式。「都市感知」不是純粹的感性認知，只是「感」與「知」在不同階段側重不同而已。在總體上，都市感知經歷了從模糊的直感性認知到理性選擇判斷的認識過程。因此，「都市感知」不僅是本研究的視角，而且是獲取和分析材料的工具，對都市感知的層級分析，也就成為構成本書謀篇佈局邏輯順序的基礎。也可以說，本研究是從都市感知的視角，按照「棒棒」入城後對都市認知的歷時性順序，對一個從農村到都市且位於都市底層的「棒棒」社會的民族志研究，並特別關注了中國農民的鄉土性如何在「棒棒」城市融入過程中延續和發揮作用的問題。
本研究在概括梳理人力搬運的歷史，分析「棒棒」大規模存在的制度性、社會性背景（第一章）後，逐次對「棒棒」的都市想像（第二章）、都市直感（第三章）、生計感知（包括擇業、入行、生計策略）（第四、五、六章）、身份感知（第七章）、情感表述（第八章）等不同面向的都市感知形式進行考察，並關注都市感知的方式和內容所呈現的「棒棒」都市適應的特點，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農民所承載的固有的鄉土性的現狀，及其鄉土性對於都市感知和都市適應過程的影響。
都市想像部分，考察鄉土經驗和文化特質如何形構都市想像的內容和方式，如何影響入城的動機。都市直感部分，通過「棒棒」對城鄉差異的感知，考察入城初期農民固有的鄉土性的表現，揭示其與入城初期不適應之間的聯繫及其在這個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生計感知部分，考察鄉土性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的具體表現，特別關注其對都市適應能力的促進或阻礙作用。身份感知部分，關注鄉土性在「棒棒」身份認同和歸宿上的表達。最後，情感表述部分，考察鄉土性如何構成「棒棒」的「根性」，並發揮情感的支撐作用。
鄉土性是本書的研究主題，鄉土性對進入都市的農民工而言具有何種意義，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是本書試圖通過「都市感知」在「棒棒」這一典型群體身上尋求的答案。研究表明，鄉土性體現在「棒棒」社會的生計方式、社會交往、身份歸屬、情感之上，瀰散在都市適應過程之中，並通過「棒棒」感知都市的獨特方式表現出來。因此，鄉土性在都市延續的表現，必然通過都市感知和都市適應的特點得到呈現。由此，本研究的目的，將在由「都市感知」所確立的分析框架中，通過對都市適應過程中對農民鄉土性的延續的實證研究得以實現。
在本書結語部分，筆者將對「棒棒」社會在都市感知和都市適應過程中所體現的特點做一概括性的總結，探究處於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層社會的現狀，進而討論作為從農村進入都市的底層群體的「棒棒」社會所承載的社會文化特徵，如何可以成為反思城鄉關係和區域文化研究的典型性個案。
本研究的主題是鄉土性在都市空間中的表達，而都市感知也是城鄉空間置換後的感知。同時，由都市感知所確立的研究框架與都市適應的一般性歷程相吻合，具有歷時性。這些都構成了本研究的時空內涵。故本書將在時間的坐標中，以對重慶這個都市空間的歷時追蹤為開端，踏上探尋「棒棒」社會特質之路。
[1]電視劇《山城「棒棒」軍》片尾曲《「棒棒」之歌》，張魯、王光池詞，黃金偉曲。
[2]Redfield, Robert,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3]〔美〕沃爾夫，《鄉民社會》，張恭啟譯，台北：巨流圖書，1983，第7頁。
[4]〔美〕沃爾夫，《鄉民社會》，張恭啟譯，台北：巨流圖書，1983，第83—124頁。
[5]〔美〕沃爾夫，《鄉民社會》，張恭啟譯，台北：巨流圖書，1983，謝林，《鄉民經濟的本質與邏輯》，第164頁。
[6]〔美〕沃爾夫，《鄉民社會》，敏司，《鄉民的定義》，第145頁。
[7]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7頁。
[8]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141—150頁。
[9]費孝通、張之毅，《雲南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0]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70頁。
[11]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71頁。
[12]殷曉清，《農民的傳統特徵在解體》，見《現代化與鄉村社會變遷》（筆談之二），《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4—20頁。
[13]蔡志海，《流動民工現代性的探討》，《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第5期，第65—69頁。
[14]王春光，《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問題研究》，《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107—122頁。 唐斌，《「雙重邊緣人」：農民工自我認同的形成及影響》，《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S1），第36—38頁。 周明寶，《城市滯留型青年農民工的文化適應與身份認同》，《社會》，2004年第5期，第4—11頁。
[15]王春光，《社會流動與社會重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10—12頁。 項飆，《社區何為：對北京流動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6期，第54—62頁。
[16]張繼焦，《差序格局：從「鄉村版」到「城市版」—以遷移者的城市就業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50—59頁。
[17]史忠植，《認知科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8，第62頁。
[18]〔美〕李丹，《理解農民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的案例研究》，張天虹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第61頁。
[19]張靜，《身份：公民權利的社會配置與認同》，載張靜主編：《身份認同研究：觀念、態度、理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頁。
[20]張靜，《身份：公民權利的社會配置與認同》，載張靜主編：《身份認同研究：觀念、態度、理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頁。
[21]璧山，重慶市的一個行政縣。
[22]「棒棒」為重慶方言，原意「棍子」。當地習慣以此借指在重慶扛著一根竹棒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人。「棒棒」可指個體，也可指群體。「棒棒」也用於指稱以竹棒為主要工具從事體力勞動的行業。此外，當地還用「撈棒棒」來指稱該職業，以及從事該行業的行為。「撈」實為「扛」之意。
[23]〔美〕麥克爾·赫茲菲爾德，《什麼是人類常識：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人類學理論實踐》，劉珩、石毅、李昌銀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第6頁。
[24]Das, Veena，「Introduction」, in Kleinman, Arthur, Das, Veena, and Lock, Magratet，Daedalus，1996，125（1）, xi-xx．
[25]視覺主義強調視覺作為所有經驗的唯一媒介。有關視覺主義與人類學參與觀察方法的論述可參見麥克爾·赫茲菲爾德（2005），第39—43頁。
[26]人力肩挑者構成「苦力」的主體。有關「苦力」的界定參見秦浩《「苦力」：民國時期城市底層社會研究》，載《開放時代》，2010年第3期，第142頁。
[27]報道人：劉開貴，男，1928年出生，重慶沙坪壩白崖口人；報道場景：2008年9月16日上午白崖口茶館。
[28]參見附錄一：本文主要報道人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