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國慶
初次聽到「棒棒」這個詞，是在20世紀末的電視記錄片中，片中對於這一群體的生活做了非常有趣的展示，那種西南官話的調子至今還在腦中迴旋。秦潔考上我的博士生後，我聽她常和幾位來自重慶、四川的同學用重慶話交流，那種語境，讓我馬上聯想到電視片中的「棒棒」的語言。當時我就覺得如果讓她來做這一群體的研究，應該會找到人類學的感覺，特別是從一位女性的視角來做研究，會做得更加細緻入微。我提出這一想法後，她很快就接受了。秦潔是地道的重慶人，當她帶著人類學者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去觀察她生活的世界時，身邊的「他者」—重慶「棒棒」帶給了她強烈的震撼。重慶「棒棒」是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底層群體，作為一名女性學者，她深入該群體，勇敢地邁入了人類學這一廣闊的文化田野，開展了一年多的田野調查，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題為《都市感知與鄉土性—重慶「棒棒」社會研究》的博士論文。論文答辯時，受到好評。取得博士學位後，她又持續跟蹤調查，整個研究長達六年多。我們可以想像一位年輕的女性，整天跟著底層社會的男性「棒棒」跑上跑下，還要在他們有暇的情況下，進行調查訪談，需要克服的困難可想而知。由於她的學術勇氣和不懈努力，該民族志通過女性學者特有的細膩眼光，以豐富紮實的第一手資料呈現了一幅現代都市貧民生活的生動畫卷，系統地刻畫了「棒棒」群體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探討了中國農民工城市融入和適應的特殊性問題，深化了城鄉關係中有關都市性和鄉土性的討論。
重慶「棒棒」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處於重慶低端勞動力市場、以搬運服務為主、具有山城區域特徵的農民流動務工形式。該群體在人員構成上屬於農民工的一部分，但是又不同於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的工廠體制內的農民工，具有流動的散工性質。同時，作為一個行業，「棒棒」又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傳統行業—「苦力」（如碼頭工人、人力車伕、轎夫、腳力、挑水夫）的延續。關於「苦力」群體，在1949年之前，有很多前輩學者，特別是社會學者進行過深入的調查和研究。秦潔在中山大學圖書館裡，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從當時不同的雜誌中，找出有關這一領域的調查和研究論文，為自己進入田野調查和建立學術意識，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基礎。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該民族志研究不僅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研究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民國以來底層社會（如底層職業群體）研究的延續。
一
該民族志研究的副標題「都市感知與鄉土性」，揭示了該研究的分析工具和研究主題。在人類學研究傳統中，無論是側重於個性的「情緒」、「慾望」、「動機」，還是側重於共性的「人觀」、「文化心態」、「民族心理」，都是以「感」為基礎的。感知是個體心理過程、情感體驗、認知模式的基礎，經由個體的「感知」可有助於通達群體「心態」。以「感知」為起點，不僅可探知包括情感、道德感等內容在內的主觀感受，而且能明瞭行為實踐背後的動力機制和理性決策過程。作為女性研究者，秦潔對於直覺的現象，有很多感覺。在研究中，她緊緊抓住「感知」這一主線，以此基礎發掘「感知」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可以說，她為底層社會的民族志研究建立起了自己獨到的分析視角和框架。比如，作者提出了「都市感知」這一分析概念，並將之充分應用到此項研究中。這一概念對於其他地區的類似研究，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她細緻考察了重慶「棒棒」都市感知的特點和內容，揭示了在中國快速都市化的背景中，重慶「棒棒」所固有的「鄉土性」所呈現的狀態、所發生的變化、在該群體城市融入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問題。
她是基於城鄉二元關係以及人口流動的大背景來展開調查和討論的。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動」成了全球人類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國社會的人類學研究也越來越關注動態的群體。我們知道中國的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在1958年定型；此後，未經官方許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受到嚴格的禁止和管制。1978年改革開放後，這些限制對由經濟因素引發的人口流動的阻礙越來越明顯。在此背景下，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形成了多種發展模式。恩師費孝通先生，從20世紀改革開放政策實施時開始，就倡導城鄉關係的協調發展。我在北大跟隨先生讀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城鄉社會學」。眾所周知，費先生當年所提出的「小城鎮、大問題」、「小商品、大市場」以及不同區域的發展模式，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長效發展。如其概括的「蘇南模式」的特徵是「離土不離鄉」，那裡發展起了眾多的鄉鎮企業；而「溫州模式」則是「離土又離鄉」，這是指當地有數以十萬計的遍佈全國市場的小商品推銷員；後來，大家習慣性地把農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稱為「離土又離鄉」。而對近三十年來形成的中國農民工浪潮的調查和分析來說，費先生早年的研究，是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術起點。目前對於農民工的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熱點之一，相當多的研究集中於農民工在不同區域和過程中生產、生活以及維權等方面，而對於有著特殊歷史傳統的特殊流動的農民群體，如「棒棒」群體之類的研究，相對較少。秦潔認為，「今天在重慶隨處可見的『棒棒』，正是在供需、價格完全由市場調節的背景下，自20世紀80年代逐步形成的處於低端勞動力市場、以搬運服務為主、具有區域特徵的一種農民流動務工形式」。在城鄉對立、人口流動的大背景下，對「棒棒」這樣的「都市中新的社會階層—農民工中的特殊群體」展開研究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費先生的研究框架中，特別強調社會和文化的延續性問題；秦潔在她的研究中，一直秉承這一研究傳統，既要回到「鄉土範疇」，同時還要「破土而出」。
針對重慶「棒棒」長期流動於城鄉之間這一特點，她提出該群體是傳統文化（鄉土性）和現代文化（都市性）的溝通者。她關注了這樣的一個群體堅守「鄉土性」的現狀及其與城市融入的關係；討論了都市化過程中中國農民工如何在「鄉土性」與「都市性」之間游移，如何選擇性地保留其「鄉土性」、選擇性地適應「都市性」的問題。她將人類學「鄉土性」這一經典論題置於都市化過程中來討論，反映了中國城市本身還是打著中國鄉土社會的深深烙印。這一思考，在某種意義上使她從城鄉二元對立的學術強勢話語中跳了出來，沒有落入俗套。她注重挖掘鄉土性在都市融入過程中的延續及其新的特徵，在調查中很有意思的發現之一，就是在與都市這個「陌生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棒棒」之鄉土文化資源對他們適應城市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一從鄉村來到城市的群體，他們的社會是如何構成的呢？在討論中，我希望作者一定要關注「棒棒」社會中社會結合的紐帶以及「棒棒」社會的鄉土範疇、親屬關係、人倫傳統和文化慣性的關聯性問題。我在六年多前出版的《永遠的家》一書，副標題就是「文化慣性與社會結合」，當時我也希望她能講出「棒棒」社會的這個道理來。她在調查研究中深入「棒棒」的基層生活，發現了這一社會結構中「坨」的社會文化特徵。用作者的話來說，「坨」這個詞是來量化或指稱社會內部的某個群體，可以將其視為「棒棒」社會中最小的結構單元，他們也以此來形容「棒棒」的聚集狀態。這揭示了重慶「棒棒」這一分散型散工社會特有的社會結合方式。在此基礎上，作者特別強調「關係」在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坨」是重慶「棒棒」按照以「己」為中心的人倫差序格局形成構建「棒棒」社會的基本單元。當然，這種社會結合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鄉土社會中原有關係為紐帶的，但並不排除工具性和實利化傾向，反而展現了中國農民善於靈活利用資源追求目標的實用理性。這個以關係為紐帶、兼具人倫和理性色彩、極具伸縮性的社會關係體，可以概括為「強關係、弱組織」的社會群體。這一群體是個體性與團體性融為一體的社會。個體的特殊性表現也是「棒棒」社會的特徵之一。該研究在通過社會結合的特質來剖析文化傳統的特質、功能的過程中，也凸顯了類比與關係的研究，特別是類比中的關係對中國社會結構研究的重要性。
我們知道社會生活中個體的重要性不斷提高並非一個新現象，它是費孝通先生提到的「三級兩跳」社會（具體指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並存的社會）的一大特徵。個體與社會的關係在古典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和韋伯的理論中已經具有核心的地位，到現代社會理論中依然不變。
費孝通先生認為，對「社會」歷來有兩種基本上不同的看法。一是把社會看成比生物群體高一層次的實體，另一種則是把社會只看成是人的群體的生活手段。他所理解的潘光旦先生關於「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則是一種把人和社會結成一個辯證的統一體的看法：一方面，要承認社會是實體；另一方面，能行為的個人是活的載體，是可以發生主觀作用的實體。因此，社會和個人是相互配合的永遠不能分離的實體（費孝通：《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為什麼「棒棒」會比城市居民更加傾向個體與團體的結合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長期的城鄉二元制度安排讓農民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即從先前深嵌於其中的原有的集體制度中獲取不多，因而在經濟改革中具有強勁的脫嵌動力。當今改革時代，以「棒棒」為代表的體力勞動散工群體依然游離於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體系之外，他們必須依賴於原有的社會網絡如家庭、老鄉、熟人圈等以自我保障。因此，「棒棒」社會雖然有其個體的選擇和自由，但原有社會網絡關係是其在城市中生存的基礎關係之一。當然，隨著城市社會組織特別是第三部門的興起，這些城市中的「棒棒」群體是否會納入城市社會管理與福利體系之中呢？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在對於傳統的農民群體進入都市之後，依托鄉土資源所從事的「業」，有很多研究，如「同鄉同業」。比如，吳重慶教授認為這個概念「準確地反映了經濟活動與特定社會網絡之間的相互嵌入關係」。吳重慶教授研究福建沿海偏鄉孫村的金銀首飾加工業如何依托鄉土社會網絡，以「同鄉同業」形式興起並遍及全國。孫村該行業的交易成本和生產要素成本遠低於其他同行，競爭力和擴張力很強大，也是由於「打金業」的經濟活動與在地社會網絡緊密相嵌的原因。（參見吳重慶著《孫村的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而譚同學的研究發現，在全國範圍內經營數碼快印業的湖南新化人群體，以親緣和地緣關係網絡為基礎的社會因素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加上技術上的優勢，從而在市場中具有更強勁的競爭力，這說明了社會與市場具有契合的一面。（譚同學：《親緣、地緣與市場的互嵌—社會經濟視角下的新化數碼快印業研究》，見《開放時代》，2012年第6期）
在吳重慶和譚同學的研究中，無論是金銀首飾加工還是數碼快印，都有技術支撐的背景，而秦潔所研究的「棒棒」群體，則沒有工藝和工業的概念，是一種以出賣體力的直接勞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以身體的付出為手段而形成的特殊的勞動力群體，但在鄉土資源的利用上具有與「同鄉同業」群體一定的類似性。
二
如何來從學理上分析「棒棒」群體的身體付出呢？人類學的身體研究的視角給這一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視角。我們知道身體研究的興起與197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高漲對人類身體的衝擊和商品化過程密切相關，受此思潮影響，身體研究多針對女性身體展開，探討主題也多圍繞身體政治、生育性身體、身體規訓等。但是，一方面男性身體在研究中缺失或低度顯影，另一方面對身體的商品化過程探討也較少。而秦潔的研究恰恰彌補了上述兩方面的不足。特別是她將身體感知納入對重慶農民工群體的研究中，並以此來討論人如何使用物質性的身體，如何經由感知的渠道，主動地獲得身體技術和運用身體技術的問題，更是值得重視。
山城「棒棒」以重體力支出為其顯著的生計特徵，其身體既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又是體驗「痛」、體驗「累」的物質性存在，也是銘刻社會文本意義的載體。山城「棒棒」以體力支出為特徵的生計過程，可以被視為身體技術生成和展演的舞台，是身體經驗的獲得與實踐的典型呈現。作者從身體經驗的視角考察「棒棒」生計過程中的身體經驗與身份意識的關聯性，揭示出「棒棒」的身份意識是身體經驗的產物，也是社會意識形態制約的結果，即「棒棒」的身體經驗和社會二者共同建構了「下力」的身體和低下的身份。重慶「棒棒」的研究，也是對身體經驗研究理論的延續和拓展，而且豐富了身體商品化過程的實證研究。
在身體商品化的過程中，「棒棒」的內心世界如何？特別是該群體在融入城市過程中，心理上的困惑和感受如何？作者從「羞」與「忍」等關鍵語中，提煉出了核心概念。在人類學中對於關鍵詞的解讀，構成了學科研究的一大特色。本書中「棒棒」豐富的「羞」與「辱」、「辱」與「忍」的情緒，展現了「棒棒」在都市生存中，對其社會地位和身份的情緒感受，也是其身份歸屬複雜性和特殊性的表現。同時，我們也看到他們在如此的壓力之下尋求心理平衡的策略。最後作者的結論是，他們不是「問題農民」，雖然焦灼和掙扎，卻依然從容和自得其樂。這一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的向上心態，構成了這個社會的「正能量」。
提到「心態」研究，我聯想到費先生晚年在很多講話和文章中，都強調過「心態」的問題，比如《孔林片思》一文，就強調了人類的「心態秩序」。他在晚年最後一篇長文中還指出：
「心」的概念，以其獨特的思考維度，也成為闡釋人際關係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範疇，比如「心心相印」、「心有靈犀」、「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用「心」來陳述人際關係，著眼點不在這些「關係」本身的性質和特徵上，而是在於當事者的「態度」，其背後的潛台詞似乎是說：不管什麼樣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人的態度，是「態度」決定「關係」……這種以「態度」為重點的人際關係理念，不是抽像思辨推導的結果，而是千百年社會實踐的總結，是自有其內在的寶貴價值的，很值得我們今天的社會學家加以關注和研究。（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棒棒」在面對很多「辱」的時候，採取了「忍」的態度，這一態度決定了他們在城市中得以生存的基礎，是他們對自身的社會實踐的總結。書中相當多的內容涉及心態，綜合起來可以概括為，從心態的角度來考察身份認同，由此看到「棒棒」在都市融入歷程中的感受和心態，反映了他們生計方式的特殊性與社會地位的關係；「棒棒」在都市生存過程中對社會地位和身份的情緒感受，為他們對身份歸屬的特殊性表達找到了一個較新的角度，又揭示了這樣的群體被置於都市社會底層的現實。作者進一步指出，傳統的勞動方式既增強了「棒棒」的謀生能力，又成為其負面情緒產生的直接來源；鄉土社會原有的生活習慣、衛生習慣成為適應都市的直接障礙；而家庭觀念、倫理道德和身份歸屬等鄉土特質對其都市適應則發揮著正面促進的作用。身份意識和身份歸屬是鄉土性在都市適應過程中的表達，這構成了鄉土性在都市適應過程中依然延續的根源。
三
從本書作者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本書自始至終堅持把人類學的「社會研究傳統」與「文化研究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使「棒棒」「社會」研究與「棒棒」「文化」研究互為手段和目的。一方面，通過「棒棒」之社會結合特徵來剖析「棒棒」的文化特質；另一方面，通過對「棒棒」「根性」的揭示來剖析「棒棒」的社會構成。該研究通篇所關注的「鄉土性」，特別是在「都市性」與「鄉土性」互動過程中中國農民的當下的「根性」，體現了入城農民的生活邏輯、文化性格和生活方式，具有強烈的文化研究傾向。事實上，該研究基於豐富的田野資料，發現並提出重慶「棒棒」是一種精神或生活方式的都市性與鄉土性「共生」現象的載體，強調鄉土性與都市性的共生狀態不是空間（農村與都市）意義上的，而是更接近於文化意義上的連續體。
而且，該研究關注民生，具有現實意義，對政府有關部門的決策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是，該研究發現鄉土性對提高「棒棒」長期的生存能力和尋求心理平衡方面發揮著促進作用，這為思考如何保護和尊重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層群體固有文化觀念中的價值取向和人倫道德，幫助他們堅守、重歸或獲得身份的歸屬感和情感的支撐提供了參考。這也再次強調了都市化過程中如何保留或傳承鄉土文化，現代化過程中如何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問題。而且，該研究也提出了重慶「棒棒」的未來走向這一嚴峻的現實問題。因此，如何改善「棒棒」群體的生存處境，創造平等公正的社會環境，值得政府、學界的高度關注。我在近五年前曾撰文強調社會公平是社會建設的核心。社會公平是社會資源的分配能夠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系統裡，滿足屬於該社會人們的心理、物質、政治、法律、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等方面權益的一種社會尺度。對於社會公平，過去人們主要是從倫理、價值的層面去理解的。自著名教育家、哲學家羅爾斯提出「作為社會公平的公正」以後，社會公正落實到了經濟利益調節和補償、社會差距的縮小和社會機會的平等這樣一個更具體的可操作的層面。羅爾斯通過對公平問題的探究，提出了公平的三條原則：（1）每個人都能獲得最廣泛的、與其他人相同的自由；（2）一個人獲得的不均等待遇，如地位、職業、利益等應該向所有人開放；（3）如果起始狀況（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同，處於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就應該用「補償利益」的辦法來保證公平。在都市中的「棒棒」社會如何受到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公平待遇，也是考驗一個城市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水平所在。
當然，像「棒棒」這一靠出賣體力的群體能維持多久？特別是在當代技術不斷進步的今天。這讓我聯想到，早在1925年，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車伕之生活情形》一文中，就提出「人力車必須廢止，社會中不能再容有非人道之運輸工具。但迄於今日，其他新式之交通器尚未設置，吾人亦即不能貿然將人力車完全廢止。將來北京人民或政府有敷設電車之決心，或一旦公用汽車或電車能馳驅於北京之通衢之上，此數萬失業之人力車伕，依然為社會之重大問題，須吾人設法解決」。（見陶孟和：《北京人力車伕之生活情形》，載《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30頁）人力車伕已成為歷史，然而今天存在的「棒棒」一旦失業，不是也同樣面臨90年前陶孟和先生所擔心的問題嗎？他們在城裡真能「破土而出」嗎？
圖0-1 重慶城區位置圖[1]
重慶市沙坪壩區「棒棒」分佈圖說明：
1. 本地圖中的聚集點和人數根據2010年2月數據製作。
2. 根據「棒棒」實際分佈情況，考慮到地圖版面，本地圖範圍西起歌樂山麓的新橋，東至土灣，北起雙碑，南至西物，主要包括沙坪壩中心片區。雙碑以北井口鎮主要為農村，只有井口街口、先鋒街口有「棒棒」聚集點。西物以南上橋街口有一聚集點。位於沙坪壩西部的青木關鎮、鳳凰鎮、回龍壩鎮、陳家橋鎮、曾家鎮、虎溪鎮、西永鎮、土主鎮和中梁鎮主要以農村為主，與城區一山（歌樂山）之隔，少有「棒棒」聚集現象。
圖0-2 重慶市沙坪壩區「棒棒」分佈圖
[1]由於行政區劃和城市建設的變遷，重慶城區的範圍在發生變化。當地人對城區範圍的認識有兩種取向。一是主城九區，包括渝中區、沙坪壩區、江北區、渝北區、南岸區、九龍坡區、大渡口區、巴南區和北碚區。二是主城六區，包括渝中區、沙坪壩區、江北區、南岸區、九龍坡區和大渡口區。由於這六區基本上連成片，且不包括農村，所以本研究中的重慶城區範圍為主城六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