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國慶
總結費孝通先生一生的學問，我認為可以簡單概括為「三篇文章」：漢民族社會、少數民族社會、全球化與地方化。從費先生的學術歷程看，以江村為起點一直到全球社會，都圍繞著流動性、開放性和全球性展開討論，如江村的蠶絲通過上海經過加工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及其晚年倡導的「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理論。可見，費先生一直關注著中國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流動性與跨界性。當今世界的跨界流動的現象越發頻繁，延續費先生的學術脈絡，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跨界的人類學」中豐富的意涵。我想，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對「跨界的人類學」與文化田野的理解和認識。
一、「跨界的人類學」將成為人類學學術的重要方向
今天，人類學家在關注文化、歷史、結構、過程以及研究對象的行動時，經常要穿越村社、地方、區域乃至國家的邊界。近年來，從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看，僅僅試圖賦予某個「個案」獨立的意義已難成功，甚至當以類型學的手段進行個案分析時，我們也難以概括不同個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性內涵。此外，雖然「跨國主義」、「跨境研究」等系列概念也在試圖回應全世界普遍發生的「流動」狀態，但仍然是不夠的。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單位是立體的、多層次的，對任何一種社區單位層次的簡單概括都不足以分析當代世界體系中複雜的交叉性特徵。即使是東方、非洲與南美等發展中區域，世界體系也早已將它們深深捲入其中。
「跨界」這一概念，要比「跨國」「跨體系」「跨境」「跨社區」等具體性的概念更具有理論意義。跨界不是否認邊界，而是試圖重新認識「邊界」。在一定程度上講，我們區分村社、區域、國家的邊界時，實際上也是在強調它們之間的聯繫紐帶，比如，兩個社區之間最為緊密的聯繫區域恰恰最可能產生在所謂的「邊界」之中。因此，當人類學以跨界的視野去認識研究對像、研究區域時，所秉持的方法論，就不能僅僅是內部性的擴展個案研究，同時更要是內外兼顧的擴展個案研究。
今日，各種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攪和在一起，造成邊界的重置與並存，跨界本身成了一種社會事實，其中尤以人口跨國流動為甚，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與文化的重重界限被流動人口的活動所打破。跨國生活過程將不同社會的多種邊界並置於一個空間，我們在不同社會研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知識被連接起來，形成了一種「模稜兩可」的場域，即一個地點兩套（甚至多套）知識體系互動的局面。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跨國流動關注政治界限的跨越和協商，但這只是多面體的一面。實際上，在這個環境中，多個社會中的民族、階級、政治，參與到同一個邊界運作過程中來，形成了一個由政治、經濟與文化多重邊界所構成的多面體。另一方面，這不僅是一個從多方面重新劃界的過程，也是一個協商與抵抗的過程，是由政府、社會、企業與個人參與其中的互動機制。因而全球化，或者說跨國流動所帶來的這種銜接部位並不存在固定的方向，這是一個各種力量相互摩擦的互動地帶。
中國人類學與世界的對接點可能就在於「跨界」的人類學。流動的概念很可能會變成全球人類學的核心。比如，廣州的流動現象反映了全球體繫在中國如何表述的問題，廣州的非洲人作為非洲離散群體（African diaspora）的一部分，以移民的身份進入中國這個新的移民目標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形塑了人們之間的行為邊界及行為內容。又如中國的技術移民—工程師群體，當他們移居到如新加坡等國後，他們的家鄉認同、國家認同以及對新的國家的重新認同，都反映了流動、遷居所帶來的多重身份認同。
流動、移民和世界單位，這幾個概念將會構成中國人類學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礎。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中國人類學有什麼東西可以脫穎而出？我們雖然說已經有許多中國研究的作品，也嘗試著提出自己的理論，但像弗裡德曼那樣的研究還無法構成人類學的普適化理論。我覺得，新理論有可能出自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跨界地帶。如東南亞、南亞、東北亞、中亞等過渡地帶。在這些區域，如果以超越民族國家的理念，把研究提升到地緣政治和區域研究的視角，進行思考和討論，應該會產生經典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同時，不同民族的結合部，在中國國內也會成為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出新思想的地方。其實，費孝通先生所倡導的民族走廊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多民族結合部的問題，我們今天一般用民族邊界來討論，但結合部，在中國如蒙漢結合部、漢藏結合部等，還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內涵。
不管是著眼於國內的流動還是跨國的流動，一個全新的領域—跨界的人類學（筆者語）將成為21世紀全球人類學的核心。人類學研究也必須與世界背景聯繫在一起，才能回答世界是什麼的問題，才能回答世界的多樣性格局在什麼地方的問題。
現在，海外中國研究對於中國的民族研究有兩種取向。一種偏文化取向，例如對西南民族的文化類型進行討論；而另一種偏政治取向，將藏族等大的民族放到作為問題域的民族中來討論。不論採取什麼取向，我們首先要強調：任何民族研究都應當在民族的歷史認同的基礎上來討論，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某個民族是政治的民族，而要回到它的文化本位。相當多的研究者在討論中國的民族的時候，強調了民族自身的特殊性與獨立性，卻忽視了民族之間的有機聯繫及之間的互動性和共生性。也就是說，將每個民族作為單體來研究，而忘記了民族之間形成的關係體，忘記了所有民族皆處於互動的共生關係中。這恰恰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多元不是強調分離，多元只是表述現象，其核心是強調多元中的有機聯繫體，是有機聯繫中的多元，是一種共生中的多元，而不是分離中的多元。我以為，「多元一體」概念的核心，事實上是同時強調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共有的公民意識，這應當是多民族中國社會的主題。
關於海外中國研究，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海外研究本身應該被放到中國對世界的理解體系中來看待，它是通過對世界現實的關心和第一手資料的佔有來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其次，強調中國與世界整體的直接關係。比如，如何回應西方因中國企業大量進駐非洲而提出的中國在非洲的「新殖民主義」問題？人類學如何來表達自己的聲音？第三，在異國與異文化的認識方面，如何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認識世界？近代以來聰明的中國人已經積累了一套對世界的看法，如何把這套對海外的認知體系與我們今天人類學的海外社會研究對接？也就是說，中國人固有的對海外的認知體系如何轉化成人類學的學術話語體系？第四，海外研究還要強調與中國的有機聯繫性，比如杜維明提出過「文化中國」的概念，人類學如何來應答？近五千萬華人在海外，華人世界的儒家傳統落地生根之後的本地化過程以及與有根社會的聯繫，應該可以說，這恰恰構成了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基礎。我們可以設問，如果沒有文化中國，中國經濟能有今天嗎？
另外，海外研究還要重視跨界民族。這一部分研究的價值在於與中國的互動性形成對接。此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人在海外不同國家中的新移民的問題。不同階層的新海外移民在當地的生活狀況值得關注，如新加坡的技術移民生活過程可以被視為一種在自由與限制、體面與難堪之間掙扎的過程等。同時，不同國家的人在中國的狀況其實也是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我覺得海外民族志應當是雙向的。國內的朝鮮人、越南人、非洲人，還有在中國的不具有公民身份的難民，也都應該構成海外民族志的一部分。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海外的，另一方面又是國內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不應局限於國家，要有多樣性。
二、關於文化田野
自從人類學家告別古典時代「安樂椅」式的工作方式，開始遠足到萬里之外的異域和真正的「他者」打交道後，人類學這門學科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馬林諾夫斯基在南太平洋小島無奈下的調查，開啟了人類學的新時代，他以建構「文化科學」為理念，給學科的方法論起了個「科學」名稱—「田野工作」（fieldwork）。由此開始，人類學的田野被賦予了文化的主軸。
馬林諾夫斯基文化科學的方法，是指研究者自身在原住民中生活，以直接的觀察、詳細充分地驗證的資料為基礎，參照專業的規範來確立法則進而論證這一民族生活的實態和規律。時至今日，田野工作對於專業的人類學研究者來說，較為理想的狀態是研究者在所調查的地方至少住一年，以特定的社區為中心，集中、細緻地調查這一社會。以田野工作的方式獲取資料，在田野的基礎上討論問題，成了人類學專業的行規。
田野中出現的問題有幾個趨向。一是田野的倫理價值判斷問題。如果田野討論實踐、討論行動的問題，那麼田野的學理意義會受到質疑。二是很多田野沒有觀照社會學調查，只是一個社會調查而已，忽略了田野調查對像中人們的思想和宇宙觀。田野本身是作為思想的人類學而非資料的人類學得以成立的。許烺光很早就在《宗族·種姓·俱樂部》裡提出，社區研究是發現社區人們的思想，不是簡單的生活狀態，因為之所以產生這種生活狀態，背後一定有一套思想體系的支撐。第三個問題是接受後現代人類學，忽略了人類學傳統的田野經驗，把田野中的資料過度抽像化，抽像到田野已經不是田野本身，而是研究者的一套說理體系。但如果把當地人的觀念簡單抽像化，這種田野是還原不回去的。
在一定意義上，人類學傳統的社區研究如何進入區域是一個方法論的擴展，用費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擴展社會學。人類學到了一定程度如何來擴展研究視角，如何進入區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也涉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得去，還得出得來」，拓展多點民族志的比較研究。
與方法論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民俗的概念如何轉化成學術概念。20世紀80年代，楊國樞和喬健先生就討論過中國人類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的本土化問題。本土化命題在今天還有意義。當時只是討論到「關係、面子、人情」等概念。但是，中國社會裡還有很多人們離不開的民間概念需要研究。又比如日本社會強調「義理」，義理與我們的人情、關係、情面一樣重要，但它體現了縱式社會的特點，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這如何轉換成學術概念？民俗概念和當地社會的概念完全可以上升為學理概念。
田野，從一開始，就跨越了人類學家為其界定的概念邊界。田野工作的本質，跨越了獲取資料的技術手段，成為了對異文化的思想關懷。田野的目標，跨越了對某些事項的描寫，成為人類學家超越時空進行思想交鋒的平台。田野工作的意義，在「寫文化」之後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內涵。隨著極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逐漸退去，經過深度反思的人類學已經不再迷信單一的理論範式，更放棄了科學主義的表述方式，然而學科共識卻變得模糊了，人類學分支學科大發展的背後，是問題域的碎片化。面對困惑，人類學家還是紛紛回到田野裡尋找答案。
此時的田野中，只有解答人類多元文化時迸發出的五彩繽紛的思想火花，而早已不見了單線、蒼白的刻板界限。在非洲的人類學家，從隨著部落民一起進入城市開始，問題意識也從找尋宗族的平衡機制轉向貧民窟和艾滋病的治理方式；在拉美的人類學家，走出了原始森林蔭蔽下的大小聚落，將目光轉向民粹主義領袖的政治宣傳策略；在東亞和歐美的一些人類學家，紛紛回到自己的家鄉展開田野工作，不無驚異地發現自己對「本文化」的解讀可以如此深入和多元。
當然，我們這種內外兼修的「跨界」人類學方法，仍然應以關注文化為核心的民族志田野來完成。當我們發現文化模式的共生與衝突、社區網絡的連接與重組、習俗規範的形成與解構、行動意義的理解與實踐等等議題時，實際上就是在討論「跨界」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核心議題仍是「文化」，人類學的看家本領—田野與民族志是理解跨界與文化的基礎。我們的田野是文化的田野，它既不是沉浸於過去的歷史回顧，也不是走馬觀花的現狀調查。對歷史、數據、哲學、政策等等時髦議題的關注，是在文化田野之中的，而不能替代文化田野本身。正如費孝通先生曾在生前希望出一套「文化田野叢書」，但叢書未果，後來我看其寄語感慨萬千，也見此次叢書加上「文化田野」的表述，以紀念先生對於人類學的巨大學術貢獻。費先生在寄語裡寫道：「文化來自生活，來自社會實踐，通過田野考察來反映新時代的文化變遷和文化發展的軌跡。以發展的觀點結合過去同現在的條件和要求，向未來的文化展開一個新的起點，這是很有必要的。同時也應該是『文化田野叢書』出版的意義。」本套叢書在學理上也秉承費先生的這一寄語。
文化在田野中，才能獲得最為鮮活的解讀。文化田野，早已越過了社區的界限、族群的界限、區域的界限、國家的界限。如衝破傳統上城鄉二元的限制，進入到城市的農村人口，他們跨越城—鄉，融合了「鄉土性」與「都市性」，是城鄉一體化的典型例證，他們因跨界，因流動而形成的文化風格甚至成為現代都市生活中有生機活力的創造性成分。他們在城鄉之間消費自己的勞動、憧憬著家庭的未來，這是中國社會內部流動性的一大特點。除了內地漢族社會的流動性之外，民族地區的流動性與跨界性也是一大特點。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對於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嶺民族走廊的中國三大民族走廊進行研究的民族學人類學意義。這三大民族走廊最大的特點就是跨界性與流動性。
20世紀80年代費先生提出了依托於歷史文化區域推進經濟協作的發展思路。「以河西走廊為主的黃河上游一千多里的流域，在歷史上就屬於一個經濟地帶。善於經商的回族長期生活在這裡。現在我們把這一千多里黃河流域連起來看，構成一個協作區。」[1]因此，這個經濟區的意義正如費先生所說：「就是重開向西的『絲綢之路』，通過現在已建成的歐亞大陸橋，打開西部國際市場」[2]。
對於南方絲綢之路，費老在1991年，曾在《瞭望》雜誌上發表《涼山行》，其中就提到關於藏彝走廊特別是這一區域內和外的發展問題：由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與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開發區，以此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經攀西及雲南保山在德宏出境，西通緬、印、孟的「南方絲綢之路」，為大西南的工業化、現代化奠定基礎。
1981年的中央民族研究所的座談會上，費先生把「南嶺走廊」放在全國一盤棋的宏觀視野下進行論述與思考，之後又強調把苗瑤語族和壯傣語族這兩大集團的關係搞出來。[3]這個論斷，其實暗含了類型比較的研究思路。如南嶺走廊的研究對於我們認識南部中國的海疆與陸疆的邊界與文化互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逐漸形成的，並且與南中國海以及周邊省份、國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有內在聯繫的區域。從歷史與現實上看，與東南亞毗鄰的南部邊疆與南中國海及周邊陸上區域，不但在自然的地理空間上有相鄰與重合，而且在文化空間上形成了超越地理意義上的文化網絡和社會網絡。中國南部陸疆與海疆區域與東南亞之間的經濟聯繫歷史悠久，明清時期發展成為具有一定全球性影響的經濟區域，到今天，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也是世界三大區域經濟合作區之一。在這一背景下，這一對話和聯繫的基礎離不開對這一區域的文化生態與社會網絡的人類學思考，如山地、流域、海洋等文明體系和區域文化的研究。
費老強調的南方絲綢之路的理念，對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戰略，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全球化的今天，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體系越來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區域問題、地緣政治與發展等問題，不斷在超越傳統的民族國家的界限，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文化的同質性、一體化的理想模式，受到了來自地方和區域的挑戰。因此從區域的角度，來探索全球性的問題和現象，是認識「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的出發點。
面對這一大的戰略轉移，人類學、民族學對於跨國社會研究的經驗和基礎，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重新認識和理解「一帶一路」的社會文化基礎和全球意識。我們的研究重點將會突出通過海路和陸地所形成的亞、非、歐之間的交通、貿易、文化交流之路。這種跨境的文化交融現象在現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將會越來越多，原本由國家和民族所設定或隱喻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社會和文化的「界線」，不斷被越來越頻繁的人員、物資和信息流通所「跨越」，形成了複雜多元的社會網絡體系。今日的世界日益被各種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攪和在一起，帶來邊界的重置與並存，因而跨界本身成為一種社會事實。
國際合作背後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交流、溝通與理解。只有理解他國、他民族、他文化，才能夠包容接受、彼此尊重，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價值觀的多樣性，才能建立人類文化共生的心態觀，創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
本叢書的著作力圖把社會、文化、民族與國家、全球置於相互聯繫、互為因果、部分與整體的方法論框架中進行研究，超越西方人類學固有的學科分類，擴展人類學的學術視野，形成自己的人類學方法論。同時本叢書也會出版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特別是以流動性為主題的人類學作品。中國人類學進入海外研究，這是與中國的崛起和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
本叢書也會遵守學理性和應用性的統一。我記得在1999年，日本「東京新聞」採訪20世紀對世界貢獻最大的社會科學家，在中國採訪的是費先生，當時我做翻譯。我印象很深的是這位記者問費先生：「您既是官員又是學者，這在國外是很難想像的，您一直強調學以致用，它會不會影響學術的本真性？」費先生沒正面回答他，他說作為人類學和社會學學科，它的知識來自民間，作為學者就是要把來自於民間的知識體系經過學者的消化後造福當地，反饋回當地，服務於人民，而中國本身的學術也有學以致用的傳統。費先生所追求的核心問題就是「從實求知」和「致富於民」。本叢書在學理和實踐的層面會以此為指導，使本叢書真正成為「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重要園地。
在文化田野中，我們可以看到的「跨界」實在太多，本套叢書也希望成為一個開放式的平台，特別強調高水平的人類學跨區域研究以及民族志作品，使之成為一個品牌並發揮長期效應。
[1]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東亞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頁。
[2]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東亞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頁。
[3]費孝通：《深入進行民族調查》，費孝通：《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73—4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