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份，在廣泛宣傳的迪斯尼樂園暢遊中，聖何塞的礦工們都戴著有黑色米奇耳朵的黃色定制礦工帽。二月份，二十五名礦工拜訪了中東的宗教「聖地」（Holy Land），以色列旅遊局給每人贈送了一頂紋飾有「以色列愛你」字樣的帽子。聖何塞礦工們很感恩迪斯尼公司能提供這次機會，讓他們和家人暢遊這「地球上最快樂之地」；他們也很感恩以色列政府安排他們前往聖墓教堂（Church of Holy Sepulchre）、約旦河以及眾多聖地，向拯救他們生命的信仰表達敬意。在這些環球旅行中，除了感恩之情，他們還感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名人待遇。「就像對待搖滾明星一樣——壓力很大，」參加了兩次行程的佩德羅·孔蒂斯說，「到了迪斯尼樂園後，別人竟然想摸我們，彷彿我們都是上帝，或幾乎是上帝。」前往「奇幻王國」（Magic Kingdom）的一名遊客在主幹道上看到一名頭戴黃色安全帽的人物，自稱為「智利礦工」。這名遊客記起了安全帽人物背後的故事：他從人類歷史上最深的石墓中被救了出來。我們不會經常見到奇跡中的人和物，於是，相機鏡頭紛紛對準了這個黃帽人物，遊客們尾隨其後一睹風采。「是的，我們能活下來確是奇跡。我們感謝上帝，感謝幫助過我們的恩人們。」佩德羅說。「但是，就像是一部關於聖周（Holy week）[1]的電影，大家都跟在耶穌的身後。」陌生人們的這些奇怪表現也出現在了「聖地」中。
回到智利後，佩德羅決定不能再任這種英雄或《聖經》故事人物的感覺繼續發展了，他的生活必須回歸正軌。首先，他買了一輛二手吉普車，並沒有購買被困井下時朝思暮想的黃色卡馬洛。更重要的是，他決定考大學，拿下電子學專業學位。但開始上課後，他又成了校園裡唯一的名人。「我想要放鬆，可一切都跟我作對。」他說。電視新聞報道和長時間的安靜都會令他想起井下的那段時光；看到女友和親人的臉龐，那段遠離親情、被困井下的感覺又會湧現出來。一天，佩德羅哭著離開了課堂，翹了兩天的課。「感覺快要溺水了。」他覺得，自己讓所有的人失望，會辜負所有人的期許。他盡力跟幫助他的專家解釋這些感受。「心理學家也不理解。」他說。
從聖何塞井下解放的頭幾個月裡，維克多·塞戈維亞並沒有做噩夢，也沒出現一無是處的自卑感。但是，他的電話一直在響，都是朋友或親人的來電。他們認為維克多能製造神奇，解決他們的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有神奇的超能力，他們基本都是衝著他口袋裡的錢來的。他們來電說自己遇到各種困擾，提出各種無厘頭的請求。「維克多，我身體出問題了。」「兄弟，我家裡出事了。」「我需要一百萬比索。」「他們要收回我的電視和傢俱，幫幫我！」維克多說，他們簡直把自己當成「銀行」了。「有個傢伙給我打電話，要借一百美元，」他說，「可他連一杯啤酒都不請我喝。」「只是為了撈錢。」他被各種需要幫助的朋友所包圍：最後，親戚的朋友，還有朋友的朋友都開始朝我借錢。後來，維克多終於決定不再借錢給任何人了，可那時他已經借出了大約六百萬智利比索（大概一年的收入），當然大多數都是有去無回。
我跟他們約見那會兒，大家都開始意識到救援後的財富並沒有想像中那般豐厚和持久。跟維克多·塞戈維亞一樣，他們的法卡斯資金消失得很快——一百萬比索並不像過去那般耐花。大多數智利人都覺得，他們賣故事會獲得很多金錢，所以並沒有人響應法卡斯的號召，為每人募捐一百萬美元。理查德·比亞羅埃爾是我私下接觸的第一名礦工，我們在科皮亞波某餐廳的餐桌旁見的面，當時餐廳裡並無他人。他跟我講了很多，比如，他用大扳手用力敲打通下來的鑽頭；他從小便失去父親；以及他大兒子家最近剛生了大孫子等等。然後，他談到了當下和當前的心理狀態，現在他沒有忙著出國旅遊了，他已經回家，那段經歷的重壓感越發明顯。「現在，才是最難過的部分，」理查德跟我說，「我對什麼似乎都不在乎。我變得更嚴肅、更強硬，不會為任何事情落淚。我妻子也注意到了，不管周圍發生了什麼，我好像都不在乎。腦子裡一片混亂。現在，我正跟你談話，可突然間，我就會不知所云。只有你提醒，我才能記起剛才聊了些什麼。」我問他有沒有去看心理醫生或精神病專家。我看過，他說。但是，接待他的專家說：「你沒事，可以走了。」理查德回應說：「我沒事嗎？但是，我感覺自己變了。問我妻子，她會告訴你我從前如何，現在又怎麼樣了。」
去礦工們家裡約見時，好幾名妻子和女友都說過類似的話：走出礦井的這個男人已經完全不是進去之前的那個人了。「我們熟悉的那個阿圖羅還在礦井裡。」傑西卡·奇拉跟我說，在家裡，大家一般稱呼達瑞歐·塞戈維亞的中間名字。現在的達瑞歐·阿圖羅·塞戈維亞成了一個堅忍、呆板、冷漠的傢伙。「你打他，他也不說話。他對所有的事情都麻木了。」甚至他六歲的女兒都說，「他不是我的阿圖羅爸爸了。」傑西卡期望回到從前那美好愜意的日常生活，連輪流接女兒回家都其樂無窮。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麼美好有序。」傑西卡在自己客廳裡對我說道。
「是，有序的生活，美好。」達瑞歐說。
「他還給我做飯。」傑西卡說。
「是。」達瑞歐說。
「現在，他可不做了。」傑西卡說。想到從前的硬漢子達瑞歐充滿愛意地為自己做飯，她就笑了起來。當然，這笑聲還是因為，儘管阿圖羅變了很多，但是她能感覺到，他正在好轉。「兩三個月前，情況更糟糕。」
在與喬尼·博瑞斯同居的家中，蘇珊娜·巴倫蘇埃拉親眼目睹了她的「泰山」所遭受的種種困擾與折磨。每天太陽下山，窗外黑起來後，他就非常沮喪。有時，喬尼會半夜醒來，戴上那頂舊安全帽，然後就在黑暗的客廳裡呆坐著，開著礦燈，好像他又回到了聖何塞的深洞之中，又聽到了遠處隆隆的雷鳴之聲。有時，他還會莫名尖叫，捶打沙發的軟墊。「我不知該如何是好。」蘇珊娜說。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個晚上，後來蘇珊娜打開了客廳的燈，抓住、抱緊了他，說，「醒醒，快醒醒，笨蛋，都結束了。」接著，他又整日整夜地睡，一直睡啊睡，簡直太不正常了。再然後，他就徹底失眠了。蘇珊娜給他做了點心和牛奶，放在托盤上拿給他，還假裝是他的生日，給他唱起了生日歌。「祝你生日快樂……」就這樣，她一直堅持了好幾天，每天都會做生日點心，拿來溫熱牛奶，唱起生日祝福歌。另外，她還讓他再去看精神專家，之後，他才開始慢慢平靜了下來。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第一次來到了喬尼和蘇珊娜家中，在客廳裡跟喬尼交談了兩個多小時。客廳裡，顯眼處擺著幾張喬尼和蘇珊娜擁抱的相片，救援後拍攝的，喬尼在女友的懷抱裡顯得很清瘦、蒼白卻非常幸福。當回憶起塌方和那段忍饑挨餓的日子時，喬尼流了很多眼淚。可很明顯，與人分享這段經歷，再傳播這個故事，是一種精神的宣洩。「我很高興，你來了，他跟你聊了那麼久，感覺好像他終於肯放手了，」蘇珊娜後來跟我說，「他是打算遵守承諾，不跟任何人講述那段經歷的。」
幾個月後，我再次來到了喬尼的家中，是在妻子瑪爾塔起訴了他之後。我跟編劇喬斯·裡維拉（Jose Rivera）和製片人愛德華·麥古恩（Edward McGurn）一同前往，我們跟蘇珊娜問起了她男友的妻子，她建議我們親自去找她。「瑪爾塔就住在旁邊的街區，」蘇珊娜說，「喬尼可以帶你們去。喬尼，去，帶他們過去。」她命令道。喬尼沉默著不想去，蘇珊娜爽朗地大聲笑道：「別緊張，我又不會打你！」
喬尼走到街角，穿過馬路。這個聞名世界的聖何塞「唐璜」，隔著好幾戶人家，給我們指了指妻子的房子，他臉上露出一絲溫和或狡詐的微笑，我根本分辨不出到底是哪種。
我們跟瑪爾塔·薩利納斯談了幾分鐘，她就站在便利店櫃檯的雜物後面。這店還是喬尼貸款買的。瑪爾塔說，她把喬尼從礦井裡寫給她的信賣給了一名美國記者。交談結束時，她問道，「喬尼拿到拍電影的錢了嗎？」
「沒有，女士，」我回答，「還沒有。」
除了這三十三人，很少有人準確知道喬斯·安立奎在井下說過什麼，但全世界都稱呼其為「牧師」。從聖何塞出來幾周後，在聖地亞哥禮堂大小的福音會教堂裡，安立奎給激奮的信徒們進行了一次演講，還有幾位礦友也在場。「我能看到，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的三十二人。」他站在講台上說道，簡單講述了地下他帶領礦工進行的祈禱。「現在，感謝主，我有機會在此證實上帝的偉大能力。上帝在那裡的恩慈無可否認。誰都不能剝奪那份榮耀。這也是我們在這裡的原因。」他說，還挑釁般舉起一個拳頭，就像高尚事業取得重大勝利的勇士一般。在接下來的數天、數周內，喬斯·安立奎很可能會從知名的「牧師」淪落為牟取利益的巡迴演說家，因為三十三人簽署的協議規定，誰都可以談天講話，但絕不能洩露最初被困十七天的關鍵細節。大部分時間，安立奎都在家裡呆著，極力淡化自己的角色和作用。演講時，他也煞費苦心地指出，自己並不是一名真正的牧師。「我覺得，上帝在礦井裡看到了謙卑，正是謙卑才贏得了上帝的恩慈。」安立奎在接受一位基督徒廣播員的採訪時說道。謙卑讓安立奎承認，自己並非牧師，因為這一職業的人必須經歷各種苦難，才能將上帝之言傳達給別人，就跟他的祖父一樣：多年來騎自行車從一處膜拜之所到另一處宗教之地。「我只是一名下井的礦工，看到了事情的後果而已。」
第一個升井的工頭弗洛仁科·阿瓦洛斯拒絕了所有行程邀請，包括特邀他出行的大不列顛之旅。事故週年紀念日，科皮亞波阿塔卡馬地區博物館專門舉辦了有關礦工的一次展覽，他也沒去，儘管有總統發表講話並請求他出席，並且展覽地點離家只有十分鐘的車程。「我對這些事都沒有興趣。」他告訴我。我去過他家三次，聽他講述聖何塞礦井裡的故事經歷。他說話時帶著一種驚奇和感恩，完全不像礦友們那樣被這份記憶所折磨。弗洛仁科已經回歸常規生活，接受了一家礦場的一份地上工作，他的兒子們也照常上下學。「我工作，這樣兒子們就能安心學習了，」他說，「如果我不去工作，他們肯定就不去學校了。」我們就這樣在客廳裡坐著聊著，在科皮亞波中產階級社區他的雙層公寓中。他邀我留下來吃午飯，就在8月5日那天他妻子為他準備好湯的那個餐廳裡。後來，他的大兒子塞爾薩·亞歷準備出發去學校，我看到他吻了吻母親和父親的臉頰後告別離去。在北美，人們不常見到十幾歲的年輕人會這般愛戴父母，但這在南美卻司空見慣。一班礦工工頭跟兒子的溫馨場面讓人很受感動。跟阿瓦洛斯家的所有傳統一樣，在弗洛仁科井下重生後的歲歲年年中，這些舉動都將被賦予更為深刻和豐富的內涵。
當飢腸轆轆、快要餓死時，弗洛仁科想到兒子們會長大成人，各自過著將來的生活，那裡沒有可以親吻的父親。很幸運，這種無法相伴左右的悲劇並沒有發生。
在第三次智利之旅的後期，我已經見過了所有礦工，除了一人。維克多·扎莫拉不僅很難聯繫，他還想從我還有電影製片人那裡多要一筆錢。終於到達他位於鐵拉·阿馬裡亞高速路出口處的家中，我們看到車道上停著一輛撞碎的小車。扎莫拉打開門，走了出來。在從井下送上地面的第一段視頻中，那個向救援人員致謝的自信男人早就不見了蹤影。眼前這個蓬頭垢面、迷茫困惑的人引人無限唏噓。他說自己抵押了妻子的首飾，如今期限已到，可他攢不齊拿回首飾所需的一百二十萬比索。電影製片之一萊奧波爾多·恩裡克斯（Leopoldo Enriquez）是智利較為成功的金融家，他看了眼抵押協議，說：「這屬於高利貸。」他同意幫扎莫拉付清貸款，然後，我們就走進了他擁擠的客廳。
維克多·扎莫拉說，外面那輛破碎的車是他的。他開始做生意，買賣水果（屋外還有一大堆爛水果），得開車各地跑。最近在高速路上，他突然昏了過去，撞上了一輛大卡車。維克多一直在睡眠駕駛。他的潛意識，聽起來荒謬但真實，總想把他拉回到礦井裡：他發動汽車，朝目的地駛進，然後就會陷入暈眩狀態，等睜開眼就發現他正在開往聖何塞的路上。維克多說，大山深處的那些記憶一刻都沒停下對自己的精神折磨。「最讓我困擾的是……我總會看到自己的死去，看到同伴們的慢慢死去。」他告訴我們。同時，在避難所附近，他也看到了礦友們所表現出的人道與脆弱，前所未有的清晰。但這卻讓親眼目睹他們慢慢走向死亡的現實更加艱難和痛苦。「在那些關鍵時刻，你能見證人性的敏感、愛的誕生、團結一致，還有危難時刻的兄弟情誼。」維克多點著了一根煙，邊抽邊說。這根香煙，還有這樣的交談，似乎讓他慢慢地靜了下來，這樣他才能鼓足勇氣跟我們講述自己在井下的經歷，尤其是飢餓難耐的那第一個夜晚。
幾個月後，我正在科皮亞波採訪路易斯·烏爾蘇亞，突然他接到了扎莫拉的來電。他問烏爾蘇亞，「三十三人協會」，烏爾蘇亞領導的非正式團體，能不能借給他一小筆資金。這不是第一次了，烏爾蘇亞說。年輕時的他在街上流浪，靠著旁人的慷慨與仁慈過活。逃離聖何塞後的幾個月裡，他又回到了小時候的狀態，重溫了那種孤立無助的境地——只是如今，他拖家帶口，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最終，他跟家人離開了鐵拉·阿馬裡亞，回到了他曾經流浪的阿里卡市，離智利北部邊境八百英里，二十四小時的車程。在那裡，他找到了工作。
遠離科皮亞波，遠離聖何塞礦井，確實對維克多·扎莫拉大有裨益。一年後，我再次跟他談話時，他已經徹底變了。海灘邊長時間的漫步以及傾聽親友們訴說他們自己的問題，將他拉回到了此時此刻。我跟他在電話中交談，他聽起來又成了視頻中那個自信、自我的傢伙。「有人想跟我聊天，我從不拒絕。」他說。他開始理解，他可以重新塑造那段記憶，激勵自己成為更好的父親和丈夫。「活著的意義還有很多。」他告訴我。
扎莫拉所經歷的那段危機很嚴峻，而深陷抑鬱和酗酒漩渦的埃迪森·佩納則更加危險。「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無事可做，那大把大把的空閒時間害慘了我們。」埃迪森跟我說。然後，他就開始講述自己最低谷的那一刻。自8月5日起，埃迪森似乎旅行了好多地方，比如，深入過深暗轟隆的大山、行走過耶路撒冷的鵝卵石街道。每次回家後，他都會喝酒。「在我的理解中，那些登上月球的傢伙，事後都想去酒吧裡一個人靜一靜。這是最糟糕的事情，一個人買醉。」救援一週年紀念日臨近之時，因過度飲酒和自殺言論，他被監禁在聖地亞哥一間診所內。「為了我自己的安全。」他說，他們不准我離開這個配備完善的小型診所，從外面看，這裡跟智利富人們的別墅差不多。
「我在那裡坐了一小時，我就想死……我開始感到被困的恐怖。」埃迪森告訴我。他忍不住會將精神病院那緊閉的大門想像成礦井裡的那堵巨石牆。「我問他們，能不能讓我出來過獨立紀念日，他們說，『不行，風險太大了。』所以，我的第二個『9·18』，第二個國家獨立紀念日，又在監禁中度過了。」曾有一度，他被捆綁著放進裝滿軟墊的病室，他說，為了避免他自我傷害。
「你被監禁了多久？」我問他。
「想不起來了，」他回答，「也別讓我再想了。我討厭針頭和那裡的一切。」
他的心理崩潰以及隨後被監禁所帶來的屈辱，是又一個需要克服的挑戰，他說，「經歷了那些後，我不知該如何保持好情緒，也不知如何向別人展現自己的積極一面。我覺得，要做到那些，需要喜劇演員的天賦，但我可不是喜劇演員。我確實想過，埃迪森·佩納要給人們展示不一樣的自己，更積極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夠談論那段經歷，要理解這只是生命的一段歷程。很多遭受那般經歷的人都不願往事重談。如果你能說出來，那是一種天賦。如果你能坐下來，跟不太熟的人談話，談論那些經歷的種種，那才是了不起。那是勇氣。是認識自我的過程。」
顯然，埃迪森·佩納很瞭解自己，就跟熟悉三十三人中每個人一樣，但這並沒有讓健康生活變得簡單。跟我談話後幾個月，在阿爾加羅沃（Algarrobo）海灘度假地跟影片製作方進行了一天的會議後，他又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那之後又幾個月，他跟其他礦工們都趕往科皮亞波，參加烏爾蘇亞和協會其他領導召集的一次會議。這次，大家見到了一個不同的埃迪森·佩納，一個從未見過的全新佩納。「他已經不喝酒了。」烏爾蘇亞說。這個鼓起勇氣在井內奔跑、不經準備就跑完馬拉松全程、用陌生的語言給陌生人唱「貓王」歌曲的傢伙，如今正鼓足勇氣戒酒。看到埃迪森爭取清醒生活的努力，比看他在聖何塞深暗中跑步更加令人欽佩。
經過數月的談判之後，政府批准給予老礦工們一筆養老金。年輕礦工也有一筆補助，但根本不夠維生，因此他們都拒絕了。幾個年輕礦工接受了國家銅業公司Codelco提供的夢寐以求的地上工作，雖然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舉家南遷。艾瑞·泰特納，被困時女兒「小希望」降生的礦工，還沒準備好離開生他養他的故鄉。他選擇留在科皮亞波，失業在家。他很少走出家門，但「我不想在家裡呆著，我會對每個人都發怒」。最終，這個一年前全智利最有名的新晉爸爸離開了妻子和小女兒。「我們已經分開三四個月了。每次令她們失望，我都有清楚的意識。我想改變，卻改不了。」他告訴我。經過一番獨處反思後，「我意識到，重新工作才是解藥」。艾瑞·泰特納回到了妻子和孩子身邊，接受了朋友卡洛斯·博瑞斯說起的一份當地工作機會。這份工作需要一名能將鑿孔機工人升起舉高的機器操作員——在一個地下礦井裡。
聖何塞井下逃脫還不到十八個月，艾瑞·泰特納就又開著卡車進入了另一礦山的礦洞之中。「第一天，我覺得有點怪，」他跟我說，「也不是害怕，我也不知道，就是不想呆在那兒。」所有的工人都把他當名人看，這又讓那次經歷多了一份奇妙。「第二天，我開始害怕。聽到鑽機的聲音，我就想起了救援鑽機的砰砰聲。到第三天，我就開始適應了。」之前，他跟醫生和心理專家們談論過很多次有關礦難困後創傷的問題，可如今，他又被迫進入深暗之中。幾小時後，這種地下工作必然的危險性和他克服恐懼的能力（他並沒有恐慌，也沒有逃離）更讓他覺得，或許，這裡才是他的歸屬。當然，令他欣慰的是，這個礦井更好、更安全，「不大也不小，剛剛好」。「第四天，我開始喜歡上這裡。」他說。地下採礦工作回報豐厚，很快他就攢夠了錢，買下了之前租住的房子，並開始進行一系列裝修。
艾瑞·泰特納兜了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點。他冒著生命危險工作，只想為家人提供舒適的生活。被困聖何塞井下那六十九天為他帶來了西班牙直運過來的頂級嬰兒車、各種各樣的國旗和紀念品、智利國會頒發的獎章以及那些旅行的美妙回憶：佛羅里達迪斯尼樂園千載難逢的暢遊、以色列「聖地」的敬畏與觸動，還有馬德里足球場裡那精彩的對決。
對聖何塞曾經的總經理卡洛斯·皮尼利亞而言，礦井的遺址是當地的恥辱。「我不會再在這裡找工作了。」他在科皮亞波的家中跟我說。他也沒再跟任何人說起過聖何塞的那些事情。礦工們被發現都活著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那種幸福超越了我結婚和大兒子出生時的喜悅」。他知道，礦工們都覺得他才是導致這次磨難的罪魁禍首，他在一份國會文書中看到了大家的事故後證詞。在科皮亞波某辦公樓，他遇見了一名礦工，彼此交換了幾句激烈的言詞：皮尼利亞說，他至今還不明白礦井為什麼會塌陷，他也一直不相信8月5日那天會發生塌方。但是，這次事故卻讓皮尼利亞決定改變，尤其是再回到採礦這一行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為人。「我對人更加親和了些。」他告訴我。一小時的訪談最後，他看起來垂頭喪氣。「我不想再成為惡魔老闆。現在佈置工作時，我幾乎一直在說『請』。」
救援後的幾個月，卡洛斯·皮尼利亞在其他礦場裡謀得工作，位於科皮亞波南部二百五十英里遠的奧瓦列市。機緣巧合，聖何塞一班的兩名礦工也在那裡找到了工作：克勞迪奧·阿庫納和喬斯·奧捷達。跟艾瑞·泰特納一樣，他們也在地下工作。路易斯·烏爾蘇亞跟我分享了這些進展，在我看來，這是相當殘酷的命運輪迴：一個礦井在頭頂坍塌，卻又不得不接受另一個礦井的地下工作，老闆就是那個曾經棄你而去、讓你受困漫長六十九天的傢伙。
「這就是礦工的生活。」烏爾蘇亞如是說。
[1]天主教和東正教名詞，指復活節前的一周七天，用以紀念耶穌在世最後一周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