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裡奧·塞普爾維達正在聖地亞哥家附近騎馬，突然，那些幫他寫書、拍電影的傢伙們喊他過去開會。我們在聖地亞哥某賓館的頂樓會議室等他。他姍姍來遲，一如既往的「奇異果」髮型，牛仔褲、羊毛外套，滿是泥巴的橡膠靴子。穿騎馬裝的他神情緊張，賓館的門衛和服務員都對他投以奇怪的目光。獲救後的馬裡奧一直很忙碌。聖何塞獲救後一年，媒體的邀約紛至沓來。他被邀請參加智利電視台某真人秀節目，參與人員一半時間生活在「石器時代」，另一半時間在「數碼時代」。他還發起了一項基金活動，為8月5日礦難前因地震和海嘯而無家可歸的人營建新家。女兒斯嘉麗被內華達大學錄取，他也受邀去發表演講，還到過很多其他地方演說。
在最初的訪談中，馬裡奧會哭著講述他和礦友們是如何齊心協力共同度過被困最初的十七天的。但是，在最近的幾次談話中，我們談起了他自稱「絕對領導」一信被公開後的那複雜的八周時間。還有他回到地面後的經歷，以及採訪他的BBC記者竟然可以寫成一本書這些敏感話題。很多礦工都覺得，馬裡奧背叛了大家，而他，反過來也很生大家的氣，尤其是勞爾·巴斯塔斯。
「井下我就想狠踢那個傢伙，但他們都制止了我，」他說，「我現在都沒有機會了。在上面，等哪天，我發誓……我討厭那個混蛋。」他的這些瘋狂的獨白讓我們大開眼界，肯定跟他在避難所裡所說的那些自白相似。他講故事，還表演出來，站起身向我們講述惡魔的呼吸吹到他脖子上時的反應，倒在地上跟我們演示他是怎麼裝死戲弄埃迪森的。最重要的是，他不時會抬高嗓門：大喊、請求、譴責或是開玩笑。他讓我們忍俊不禁，也讓人擔心他的精神狀態。談起勞爾·巴斯塔斯跟其他「敵人」時，他不斷重複那句粗鄙的、關於女人身體某部位的罵人話，完全不考慮在場的妻子、小兒子以及影片製作方的一名女員工的感受。大多數妻子看到丈夫如此暴怒肯定會很擔心，但是埃爾韋拉卻茫然、超脫地看著他，或許她知道，丈夫這會兒憎恨，可過會兒就好了。當所有礦工都被召集來參加集體會議時，這些「敵人」又都變成了朋友。馬裡奧又跟聖何塞的兄弟們同處一室，彼此擁抱、談笑風生，好像從不曾惡言相向過一般。就這方面而言，六十九天的地下生活並沒有改變他，而只是讓他「上一秒愛/下一秒恨」的多變情緒浮出水面，現在不光身邊的人知曉，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去過加州、德國、匈牙利、墨西哥以及其他地方，被稱為「超級馬裡奧」，發表幾句帶有瘋狂色彩的有關智利礦工樂觀精神的演說。在家裡，他收養的狗狗（流浪狗和小狗崽）多達十八條，又購置了一個新的冷藏間（總是裝得滿滿的）。他妻子又生了一個孩子，足月生產，重八磅多的健康男嬰。當智利某法官宣判礦場業主對塌方不負刑事責任時，馬裡奧跟一位當地記者說：「這簡直讓我想鑽到地縫裡去，永遠不再出來。」他得知他的英雄，《勇敢的心》裡的梅爾·吉布森並不會出演他的角色，一位西班牙「萬人迷」演員已經同意參演這個「像狗一樣的男人」角色。
在科皮亞波，玻利維亞移民卡洛斯·馬瑪尼可不是名人。他拒絕了祖國為他提供的一份體面的政府公職，而跟成千上萬的移民一樣，決定在他的第二故鄉智利闖出一片天地。他在一家建築公司謀得一份工作，操作鏟車，型號和構造跟在聖何塞只操作過半天的機器相似。一天，他正用鏟車把土鏟到篩子裡，一團巨大的灰塵雲瞬間將他帶回到8月5日的聖何塞井下。「我又看到了那次塌方，就跟事故剛發生那一刻一樣。」他打開車門，發出一聲尖叫。這恐慌的叫聲將他驚醒，又把他帶回了現實。事故發生已經一年多，卡洛斯也很奇怪，竟然會出現這些閃回的記憶，重新經歷被困那段時間裡的恐懼和孤獨。「當時，最難的部分就是我不認識任何人。」他跟我說。今天，卡洛斯周圍的人都認識他，但有些新同事卻不願看到這個有著異國五官、操著阿爾蒂普拉諾高原口音的玻利維亞人能得到這份好工作。「你不該在這兒啊，為什麼不回到自己的國家。」他們會說。然後，他們就暗示他有錢——「一個有錢的玻利維亞人，很難想像。」——又戲謔說，他應該邀請大伙都去他家吃燒烤。卡洛斯曾遇到過很多次種族歧視，但從未像現在這般帶著嫉妒的意味。這些話讓他很生氣，但他也只是默默地繼續工作。我們見面時，他正開鏟車趕往科皮亞波及其南部巴耶納爾市之間的一片高速路建設場地。他很滿足能靠這份工作掙錢養家，這份聖何塞塌方時他剛開始的工作，只不過現在他操作的是一台沃爾沃150鏟車，更大一些，「更有名氣點兒」，他說。工作結束時，他開著鏟車離開，為自己能為連接智利的兩座城市做貢獻而感到自豪。在這個國家，他成了玻利維亞英雄，他也決定繼續在這裡奮鬥生活。
跟卡洛斯·馬瑪尼一樣，這六十九天帶來的情感危機也在維克多·塞戈維亞身上出現了滯後反應。被救後一年多，他才感覺到孤單和寂寞。他還清了貸款，這讓他感覺自己很有用，可也很渺小，尤其令他困擾的是，沒有一位親友關心他的感情世界。好像他們根本不在乎，他自己認為。他彷彿成了隱士，很少出門。內心的混亂開始體現為身體的病痛，例如，他開始出現手腳腫痛、呼吸困難等症狀。醫生為他開了藥，但剛開始藥量太大，他總感到噁心。後來，劑量終於對了，這讓他感覺好了些。再後來，他又找到了排解內心傷痛的新方法：他重新開始寫作、記日記。他稱其為「我的救贖」。在裡面，他詳細描寫了參加的旅行、遭受的抑鬱情緒等，並插圖闡明所述經歷和故事。
被困之時，胡安·伊利亞內斯通過講故事以及想像家庭工作來保持思維敏捷。回到鎮上的家後，他完成了這些家務，包括在海拔一百零五米睡覺時頭腦中修理了好幾次的排水溝。在聖何塞的三十三名倖存者中，他是第一個重新開始工作的人，在「地質技術」公司效力，正是這家企業的員工和機器鑽探了方案B孔道。「工作就是最好的創傷後壓力緩解方法。」胡安說。研究表明，創傷後壓力的嚴重性與人活在死亡威脅中的時間長度成正比。而胡安，每天去工作、修機器、回家，如此反覆循環，就這樣，被困隆隆大山六十九天的創傷正在慢慢消失。他的工作在科亞瓦西露天銅礦中，靠近伊基克港市，相比聖何塞離南部的家更遠了，得有一千三百英里。他每次上下班幾乎都得坐飛機。他會一直工作十二天，然後再歇十二天。每次輪班、每次往返都將這份傷痛削弱一分。「我學到了很多，也成長了很多。」他提起這份新工作時如是說。
隨著時間的流逝，聖何塞一班的礦工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那六十九天的教訓與成長。勞爾·巴斯塔斯記起，自己和妻子總是在奔波，想找份待遇高點的工作；他半夜喝著威士忌和紅牛，等妻子工作完回家，正在這時卻發生了地震加海嘯。他記起，幾個月後，自己接受了聖何塞的危險工作，只是為了錢。現在，他問自己：我又在追求什麼，為什麼？六十九天的孤獨讓他從焦躁不安中解放出來。家人、家、後院的花園，還有那棵桃樹——在他眼中都染上了一層明亮的光暈，時間流逝得也慢了，似乎也更豐富了。「我們不那麼急於進步和成功了。」他說。年輕礦工佩德羅·孔蒂斯並不喜歡救援後所遭受的「明星待遇」，當這種成名帶來的壓力和期待開始消退時，他也感覺好多了。那些讓他哭泣流淚的噩夢和白日夢都消失了。「你開始想其他的東西，」他說，女兒和自己的學業、以後的新工作，以及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等。「你不再一直抓著那次悲劇不放手。」
達瑞歐·塞戈維亞和妻子傑西卡做起了生意。他們加盟成為一家飲料公司的經銷商。達瑞歐繼續開卡車運送貨物，傑西卡做會計，他們的家就是辦公室，他們每天在這裡與員工們吃早餐。夫妻倆晚睡早起。「不管有沒有拍電影的錢，我們都會繼續這份工作。」傑西卡說。她很喜歡這個叫法：「微企業家」，跟隨著達瑞歐大姐瑪利亞的步伐。
「沒有什麼比自己和面更美妙的事情了，」瑪利亞說，「如果你所擁有的都是付出辛苦得來的，那你會更加珍視。」曾經的「希望營地市長」又回到了安托法加斯塔，繼續在海灘兜售點心。突然一天，她的一個女兒打電話來說：「媽媽，你必須再堅強起來。」她三十六歲的女兒西米娜被診斷患有白血病，病情發展很快，需要轉院到聖地亞哥的特護病房。又一次，瑪利亞·塞戈維亞覺得，自然和命運之力將要奪走家人的生命。她坐上了南下的公車。瑪利亞的女兒快要死了，跟任何母親一樣，她必須千方百計地救她。所以，到達聖地亞哥後，她把電話打給了自己認識的最有權力的人——戈爾本部長。部長在辦公室接見了她，稱呼她為朋友，擁抱了她，並認真傾聽了她的訴說，也流下了傷心的淚水。他承諾說，會聯繫衛生部長，確保西米娜接受最好的治療。後來，戈爾本不僅兌現了承諾，還帶著鮮花和衛生部長一起出現在西米娜的病房裡。西米娜的狀況好了起來。
憤世嫉俗的人可能會說，戈爾本部長肯定要參與總統選舉了吧，他去探望西米娜也是為了在媒體面前裝模作樣——這報道一定會讓人想起戈爾本在聖何塞奇跡中的關鍵作用。他在搜索和救援中所表現出的憐憫之心和堅韌之志使他成為全智利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大多數智利人都對皮涅拉政府感到失望，但戈爾本卻是冉冉升起的保守黨新星，曾對三十三名礦工和親屬全心服務過。救援後兩年，他對獲得黨內總統提名似乎穩操勝券。但他的競選之旅很快就結束了，因為很多爭議浮出水面，包括他在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有一個未經申報的非法賬戶，這完全破壞了他作為人民公僕的形象。
聖地亞哥的一切似乎離胡安·卡洛斯·安吉拉都很遙遠。這位機修組的前組長回到了智利南端湖大地區的家鄉小城，過著低調的生活，給當地的學校做做講座等。他聲音溫柔、舒緩，舉止隨和、自然，他跟小孩子和青少年講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平凡之人也能克服不平凡的險境，以及信念可以在死亡面前賦予你力量。他也是地下三十三人的領導者之一，這並不廣為人知，但同伴們都認可他的所作所為。對卡洛斯而言，這便足矣。一年有兩三次，他會跋涉智利南北一半的距離，去科皮亞波參加集會，因為大家將他選為領導委員會的三位領導之一。他們商討要為貧困礦工們建立一個基金。但是胡安·卡洛斯覺得這樣還遠遠不夠。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件非凡的事情，這幾乎奪去了他的性命，也給了他一次新生。他依然記得井下大家的臉龐，還有困住他們的石板色的「絞刑架」。在避難所寫的信裡，在那些飢餓的夢境中，他們跟家人道別，但接下來，整個國家都在努力，要救他們逃離深暗。胡安·卡洛斯想知道，在成千上百萬的工人中，為什麼單單選擇他來經歷這些事情。「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問上帝這個問題：『我該怎麼做？』」
事故後兩年半，在科皮亞波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卡洛斯·安吉拉和路易斯·烏爾蘇亞宣佈成立一個新的礦工非營利基金會：「阿塔卡馬三十三人」（Thirty-Three of Atacama），旨在幫助該地區的窮人與礦工。事實上，採礦工人的文化影響了三十三人中好幾個人的童年和家庭生活。當天，聖何塞礦難中的大多數倖存者都在場，有馬裡奧·塞普爾維達、勞爾·巴斯塔斯、埃迪森·佩納，還有前礦業部長勞倫斯·戈爾本——他現在不會被指控有直接的政治動機了。這次發佈會在納特依賭場酒店召開，馬路對面就是科皮亞波教堂，那裡有礦工們心中最為神聖的天主教聖像。大家聽路易斯·烏爾蘇亞發表了一段備稿講話。「為什麼我們能在悲劇中倖存？」他問道，「我們每個人應該追尋的使命是什麼？」自從獲得救援後，路易斯就參加過公共演講課程，在地上，他正努力肩負起地下未能履行的責任——三十三人中無可爭議的領導者。他跟我說，他學會跟「大人物」講話，他曾不止一次給聖地亞哥和舊金山的知名律師和製片方們發去言辭尖銳的信件。但是最終，礦友們還是質疑他的行為（就跟在地下一樣），並投票將其開除出了領導委員會。
我最後一次跟路易斯交談時，他對很多礦友都很生氣。但對外人來說，他依然保持著自己在智利採礦歷史中的特殊地位。路易斯能感覺到，礦井塌方和救援的一幕將自己和世界各地的陌生人連接到了一起。在智利，人們跟他說，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聽到三十三人還好好活著的消息時自己正在做什麼。那是個週日，家庭歡聚的日子，正是晚餐的時間。「我們剛坐下準備吃飯。」他們說，他們記得教堂敲響的鐘聲，人們狂奔到街上歡呼的聲音。當全世界十二億人在電視上看到救援成功的一幕時，那些當時身在異國的智利人告訴他，十月份的那些天，作為智利人，會覺得整個世界都在幫助和鼓勵我們。人們紛紛來祝賀我們智利人。
從這些陌生人的話語中，路易斯並沒有感到他們覺得自己是個英雄，或者他們很敬畏自己。他理解了，他和這些陌生人只是共同經歷了一件事情：在這共同的經歷中，他在井裡，而他們在外面。從這些陌生人身上，路易斯明白了，他們只是很感恩，感恩有這麼一段真實、充滿希望的故事，感恩這一永恆的奇跡出現在自己的時代，發生在安第斯山腳下自己謙卑的祖國。
第一次見到阿萊克斯·維加是在他科皮亞波的家中，大概獲救後十一個月。他狀態不好。我問到他的家族史，還有他為何去聖何塞打工。我注意到，他的手都在顫抖。我又跟他聊了會兒，顫抖似乎蔓延到他全身，在南半球春天的暖陽裡，他竟然打起了冷戰。「你看起來有點緊張。」我說。很快，阿萊克斯就說起了他的「傷痕」，如何跟情緒波動抗爭，如何與噩夢作鬥爭。這些噩夢出現得越來越少，卻依舊揮之不去。最讓阿萊克斯困擾的是，他覺得自己就應該孤單，沒了他，妻子、孩子會過得更好。對這個愛家的男人來說，這種感覺很痛苦，令人迷惑，尤其是經過六十九天日夜渴望歸家的經歷之後。
最終，阿萊克斯對這一感情危機的反應就是，更緊地抓住妻子傑西卡，更加依賴她。他意識到，他無法離開妻子進行長途旅行，所以每次去聖地亞哥與其他礦工會面，都是三十三人和傑西卡·維加。這並非因為傑西卡是好事之人，而是如果不帶她，阿萊克斯都上不了飛機、住不了酒店。其他礦工對此並無成見，因為大家都清楚他目前的境況。
每次再見到阿萊克斯——七個月後、一年後——他都越來越好。在阿圖羅普拉特街區的家中，我會見了他的父親和姐弟，也採訪了妻子傑西卡。不久，我就發現，阿萊克斯在井下的很多遭遇傑西卡都不知道。「我能告訴她嗎？」我問。最終，她也會在書上讀到，或許現在我親口告訴她會更好。阿萊克斯同意了，於是，我就跟傑西卡講述了阿萊克斯曾被塌方帶來的一股爆炸波炸飛；在不顧一切想要回家的絕望中，他竟然冒著生命危險試圖從巨石縫隙中爬出；第十六天，他主動提出大家少吃一頓，雖然其他礦工都說他看起來瘦得可怕，飢餓、虛弱。想到丈夫一直在背負著這些沉重、苦痛的回憶，傑西卡哭了，可很快就停了下來。或許，這讓她更深層次地理解了丈夫，好像她一直身處其中的電影劇情突然之間明朗了起來。
聖何塞礦難讓科皮亞波市短時間內成為全世界最有名的採礦城市。之後幾年，那裡的生活很快恢復了正常節奏，人們又回歸了採礦的慣例，天氣和地質也依舊如達爾文日誌中所寫那般異常莫測。八點二級大地震襲擊了阿塔卡馬沙漠。聖何塞三十三人獲救後九個月，一場傾盆大雨洗刷了整座城市。十四年來，科皮亞波河裡第一次漲滿了雨水，河岸被衝垮了，托爾尼尼街區的居民不得不緊急撤離，就跟當年那場將還是孩子的瑪利亞和達瑞歐·塞戈維亞衝出家的暴雨一樣。後來，托爾尼尼的居民被市政府驅逐，沿通道趕往附近河岸的一座新商場內，這也是城市蓬勃發展的一處象徵。這一街區被清空後，那些沒被徹底毀壞的廢墟裡到處徘徊著流浪狗。
大概一百碼遠處，跨越科皮亞波河的高速橋的另一端，聳立著本市最顯眼的雕像，一座鉻金色、手拿和平鴿的女人的高大紀念像，以此紀念「阿塔卡馬三十三人」的成功營救。該雕像由中國政府捐贈，面朝科皮亞波河乾涸的河床，迎接著南部來的車水馬龍和人來人往，包括那些來此地礦場打工的人們。城市外緣，聖何塞礦場，在礦工家屬們聚集建起「希望營地」的地方，豎立著一座十字架紀念碑，很少有遊客會從科皮亞波市區開車四十分鐘來此遊覽。礦井入口被鐵絲網圍欄從頭到腳蓋了起來，門衛不留意的時候，你可以走到鐵絲網處，瞥見那通往坍塌、空洞的山洞迷宮的陰暗斜坡隧道。
最後一次與阿萊克斯·維加和他的家人見面，不是去採訪，而是共進晚餐。我步行出發，在暮色中走進了科皮亞波的一個工人聚居街區，低窪的地面上俯臥著成排的房子。道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我自己。天越來越黑，燈都陸續打開了。後來，我看到微弱的街燈下聚集著一群年輕人，他們莫名地看向一條空蕩蕩的瀝青路。我從他們身邊經過，又路過一片倉庫建築，走過高高水泥牆後堆積的那些木屋和鐵皮房子。又只有我一人，可我感到，這些院牆後面忙碌著一群勤勞的人們，他們在所有土地上蓋滿了房子，堆滿了傢俱和各色物品——但是，這群卑微的人好像只有無人可見時才能真正舒心地享受辛苦所得的成果與繁榮。我拐錯了彎，遇見兩個在斜坡上滾輪胎玩的男孩子，他們幫我找到了路。
找對地址後，我發現阿萊克斯的家和以前並無二致：未完待建中。阿萊克斯還沒有完成他的建築規劃，這也是當初他去聖何塞打工賺外快的原因。還是那間老房子，裡面堆著爐子和桌子，還有一間新屋子，裡面有一張長沙發和椅子。兩座房子之間是一塊等待建設的空地。他跟妻子共同修建的那堵牆變高了，快完工了。他跟我握手，我第一次感覺到，這才是操作工具的大男人的有力手掌。經歷了兩年多的情感折磨後，阿萊克斯採取了好幾個步驟來自我恢復：包括重返職場，找了一份修車的工作。我們坐下聊天時，他告訴我，那些被活埋的噩夢依舊還會出現。「我無法入睡，就告訴自己，『我得面對這些恐懼，得回到礦井裡去工作。』」他問地下採礦的小舅子自己能否和他一起下井，然後整整一周，阿萊克斯每天都去井裡，到地下三百米處。他開車進入下面的深暗之中，在石頭通道裡四處徘徊，然後再開車向上駛出這些陰暗的山洞，重回陽光之下。自那之後，他再也沒做過那樣的噩夢，半夜也不會突然醒來大哭。恢復的下一步，他告訴我，就是舉辦一個所有親友的大聚會，跟大家分享被困地下六十九天的經歷和遭遇。好幾年來，他和周圍的人都刻意逃避這一話題。「我想翻過這一頁，將這些回憶拋之腦後，開始全新的生活。」
阿萊克斯的姐姐普裡西拉和流浪歌手男友羅伯特·拉米雷茲到來後不久，阿萊克斯的弟弟喬納森也來了，聚會的氣氛輕鬆愉快，充滿了歡笑。為阿萊和礦工們寫書的作者也出席了聚會，傑西卡、羅伯特和普裡西拉回憶起當時「希望營地」的情景，那熊熊的篝火、眾多的親屬，還有各類奇怪的角色：有來逗孩子玩的小丑、專門前來拍照的明星、前來鑽探找人的工人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那天晚上，天氣很好，有一些人想要抽煙，於是我們就出去了。
外面的水泥院裡，他的兩個小孩跑來跑去、你追我趕，不時還圍著他轉圈兒。阿萊克斯臉上浮現出滿足、平靜的表情，有一種長途歸家後的塵埃落定感。現在，他知道了，自己的歸來讓身邊的親人倍感寬慰，還傳遞著無窮的力量。在無盡的星空下，我聽他家人講起了更多聖何塞礦場那段時光的事情，尤其是有關8月22日黎明到來前那幾個小時的故事。想想那天晚上，羅伯特說道，多麼神奇啊。阿萊克斯說，他記不得了。大家都笑了起來：好吧，阿萊，當時感覺你就跟我們在一起，雖然你還被埋在七百米的地底下。那是八月寒冷的一個夜晚，但維加家人卻滿懷希望，因為據說方案B通道已經接近避難所，他們相信，它很快就能打通到阿萊克斯所在的地方。幾天前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雨，礦場周圍的沙漠裡鋪滿了密密麻麻的小花兒。大家都記得那晚唱的那些歌，包括羅伯特專門寫的那首有關「鴨仔」阿萊和七十歲老父進山尋子的歌曲。
那天晚上，在遍佈鮮花的沙漠裡，在地下滿是黴菌的山洞內，阿萊克斯和家人共同見證了一個史詩般的傳奇故事，它會永載智利史冊，是屬於全世界的奇跡。同時，這也是一個親密的家族故事，仿若阿萊克斯和傑西卡共同營建的這個尚未完工的小家。對阿萊克斯而言，史詩般的奇幻經歷結束了，生活又恢復了常規的節奏：每天早上濃霧湧入時，他離家去工作；下午，沙漠的陽光將霧氣驅散；如今晚這般的夜間，習習涼風召喚他與家人到庭院裡歡聚暢談。我抬頭仰望這南半球陌生的夜空，跟「希望營地」中阿萊家人那晚所見相似的夜。天空中掛著美麗的鳳凰星座，還有五顆亮星所形成的十字，這些星群也被稱為「南十字星座」。在南半球的星空之下，8月22日黎明之前，他們深信，奇跡很快就會出現。他們齊聲高歌，堅信阿萊定會從深山牢獄之中解脫出來。今夜，他們又唱起了這首歌，為從異國他鄉而來的我，也為了阿萊克斯。
「『鴨仔』定會回來！」
「他會回來！」
歌曲結束時，阿萊克斯·維加看著這群深愛他的人們，看著這群微笑著沉浸在那夜第一次唱起這首歌的回憶中的家人。
他輕聲地說：「我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