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在位於科皮亞波的智利社會保障局的會議廳裡，胡安·伊利亞內斯帶領著六名礦工同事經歷了生命中第一次正式的新聞發佈會。他們坐在一排麥克風後，因之前被困地下十周，他們的膚色還有些病態般的蒼白。三十二名礦工已經出院——除了維克多·扎莫拉，他因牙齒腐爛還得留院醫護——成群的記者守候在他們家門口。馬裡奧·塞普爾維達被秘密護送著離開醫院，為避免記者的圍攻，他頭上還蒙了一條毯子。現在，伊利亞內斯請求記者們尊重他們的隱私。「請給我們留出足夠的空間，這樣我們才知道如何答覆你們。」他說。他還要求媒體不要試圖毀壞礦工的整體「形象」，尤其不要詆毀像喬尼·博瑞斯等人的形象，他已經成為很多低俗故事的主人公，人們戲謔取笑他的感情糾葛。「請考慮一下他的精神狀態。」伊利亞內斯說。在拉丁美洲，跟其他地方一樣，媒體總是先塑造英雄形象，然後再以摧毀這些形象為樂，尤其當英雄們選擇不再跟明星體制合作時。伊利亞內斯能感到，面前這群提問的記者可能很快就會將矛頭對準自己。他回答了一些極度質疑的問題，比如為什麼竟會有人願意在這危險的礦井中工作——「我需要錢」——他回答說。但是，他拒絕回答與地面取得聯繫前十七天的任何問題。他們簽署了沉默協議，並同意共享任何書籍或電影的收益，所以他們不會講述那十七天的經歷，伊利亞內斯說。從發佈會上以及在礦工家門口蹲點的記者的提問中，媒體都在暗示對方給出一些高尚或荒誕的素材。他們認為，這些故事就在面色蒼白的礦工們的舌尖上，呼之欲出。你們之間是否發生過內訌？有沒有想過性生活？有沒有見過上帝？有沒有想過吃人？其實，智利的媒體已經在暗示，聖何塞的這些英雄們可能並非如表面那般光鮮高大。顯然，這些人是有分歧的。有報道說，當馬裡奧·塞普爾維達乘「鳳凰號」救生艙升井離開時，救援人員無意中聽到一些人說：「太好了，終於擺脫那個傢伙了！」
記者們一直圍在維克多·塞戈維亞的家周圍，在以礦物命名街區的黃銅街上。一次，維克多穿過記者方陣的圍攻走到前門處，他發現還有一些記者已經設法進到了家裡，其中有智利較為出名的媒體人士聖地亞哥·帕夫洛維奇（Santiago Pavlovic），智利《特別報道》（Informe Especial）節目中戴著眼罩的主持人。還有記者正在廚房和他的母親談話，有的記者從亞洲遠道而來。維克多想去後院喝杯啤酒，可那裡也有記者。他的親戚們都說：「快告訴他們，讓他們離開吧。」與此同時，維克多還在盡力寬慰七十七歲的老父親。老塞戈維亞生病了，記憶力越來越不行，可當第一眼看到十周未歸的兒子時，他卻哭了起來。「我以前從未見他哭過，」維克多說，「他一直很堅強。」最重要的是，維克多無法理解家人對待自己的方式，好像他成了名人、很有錢一樣，他們看自己的目光都充滿了敬畏與憎恨。他們對他沒有耐心，總希望看他笑，一直在問他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畢竟現在他不用再工作了，因為智利所有人都知道，一個大富豪曾說過，他會讓維克多和其他三十二名礦工都成為百萬富翁。甚至多年前拋棄維克多的前妻也突然露面致歉，希望獲得他的寬恕。這一切都很怪異，跟夢境一般，就像戴眼罩的主持人怎麼會莫名其妙地從電視裡來到自己的客廳中盯著他問：「我們能談談嗎？」
媒體愛極了這三十三人——也開始憎恨他們。智利新誕生的民族英雄竟是一群平凡的勞工，他們竟敢蠻橫地無視記者們提出的緊迫問題，因為他們計劃自己斬獲這些故事和經歷的版權收益——不是在聖地亞哥，而是要搬上好萊塢的大銀幕。有些礦工為了或大或小的金錢誘惑，講述了一點點故事——「他要了五十美元，但總感覺他有所保留。」採訪過一名礦工的日本記者說。如果不是智利媒體必須塑造英雄的話，他們可以輕易地詆毀、搞垮這群礦工，讓他們成為平民主義嘲笑的對象。首先，有幾家媒體報道指出，國家為實施救援耗費了巨大的財力：政府估計至少有兩千萬美元，包括接送現場技術專家的交通費用、海軍建造「鳳凰號」的成本費用六萬九千美元、國家燃油公司為各種鑽機和卡車所提供的接近一百萬美元的燃油費用。10月19日，智利小報《第二日報》（La Segunda）的報道還加上了礦工們的禮物成本費用：每人「度假、服裝、募捐等」的費用超過三萬八千美元，包括每副價值四百美元的歐克利太陽鏡（Oakley）、蘋果公司捐贈的最新版觸摸屏Ipod播放器，以及前往英國、牙買加、多米尼加、西班牙、以色列以及希臘等地的計劃旅行（礦工們受各級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邀請前去拜訪）。其實最後並非所有旅程都成行了，也只有少數幾人參加了所有旅行。但是，路易斯·烏爾蘇亞感覺得到，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第二日報》的那篇報道後，人們開始覺得，我們是在撈錢。他們都戴上了有色眼鏡。」不過短期來看，人們還是很熱衷贈予他們禮物。《第二日報》的統計發表後幾天，川崎重工（Kawasaki）智利分公司就給三十三人每人贈送了一台新摩托車。這是我們最昂貴的型號，公司總經理說（每台價值三百九十萬比索）。「關鍵是，這些礦工們值得擁有這些摩托車，」公司執行總監跟電視台記者說，並設法將自己的品牌與礦工們聯繫在一起：「這些人代表著勤勞、奉獻、堅韌以及克服險境的能力——這些也是日本最重要公司之一，我們川崎重工所體現的品質。」富蘭克林·洛沃斯代表工友們接受了這份禮物，並且說了自回到地面就反覆闡述的話：「我們不是人們所說的英雄。我們只是受害者。我們不是影星，不是好萊塢明星。」
幾天後，艾瑞·泰特納跟妻子和女兒「小希望」出現在馬德里，接受西班牙某訪談節目主持人的提問。我們要送給你一份禮物，主持人說。這時，穿緊身連衣裙的年輕女孩從後台走了出來，推著一輛全新的折疊式嬰兒車。艾瑞西班牙之行的下一站就是聖地亞哥伯納烏球場（Santiago Bernabeu），世界足球的聖地、皇家馬德里俱樂部的主場。跟其他三名礦工一起，艾瑞享受了一番VIP待遇的巡遊，在電視台攝像機的全程跟蹤下，去球場裡走了一趟。「這是我迄今經歷的最美好的事情。」艾瑞透過歐克利眼鏡的鏡片仰視著那八萬五千個空座位說道。那時，艾瑞的笑容裡有種奇妙的天真，當他轉身看向這一切時，臉都笑開了花。
從聖何塞深暗山洞中出來後的頭幾周裡，三十三名倖存者站到了公眾媒體讚譽的閃光舞台上，可同時，他們的內心卻充斥著那任憑大山擺佈的凶險十周的回憶。埃迪森·佩納也跟其他人一樣沉浸在媒體的聚光燈和溢美之詞裡——這個在井下跑步鍛煉、高唱《傷心旅館》（Heartbreak Hotel）[1]的傢伙，似乎成了力量和人類樂觀精神的象徵。在隆隆的大山內堅強存活下來後，埃迪森·佩納看到，地上發生的現實依然殘酷，太多人開始干涉他們的「正常」生活。埃迪森的思想是滯後於身體的：他的思想還在深暗的大山之內，還能看到塌方反覆出現，還被困囿在絞刑架巨石之後。作為智利「大使」、採礦和慢跑文化的代表，他在世界各地巡遊之時大山也如影隨形，跟他前往東京、密西西比州圖珀洛（Tupelo）[2]等很多地方。而回到聖地亞哥，這些痛苦的回憶更是經常縈繞於心頭。「所有平淡的生活、輕鬆的經歷，都會讓我很吃驚。」埃迪森說。「看到人們正常的生活，我很震驚，我會忍不住說：『嗨，我呆的地方可不這樣。在我們那裡，每天都要跟死亡決鬥，掙扎著存活。』我出來後，發現了『平和』這個怪物。這完全嚇到了我，嚇到了我們很多人。」井下，埃迪森用跑步來忘卻所處的困境。而現在，在地上，他也跑步，想要擺脫平靜的狀態。10月24日，被救後十一天，埃迪森·佩納參加了聖地亞哥舉行的三項全能比賽中的一項，跑步十點五公里。「醫生們，還有心理專家給我制訂了嚴格的養生和體能計劃，」埃迪森在競賽前對某電視台記者說，「我覺得有點不正常。」埃迪森也私下或公開跟別人坦白說，覺得自己情緒不穩定，但他依然接受邀請去觀看了紐約市舉辦的一場馬拉松比賽。在紐約時，他在《大衛·萊特曼秀》（David Letterman show）[3]上唱了一首「貓王」的歌，比賽開始前又出席了記者招待會。為什麼在井下跑步，有人問。「我在跟礦井示威，『我肯定跑得過你，我要打敗命運。』」埃迪森回答說。事故前，比起慢跑，埃迪森更喜歡騎自行車，但他不願只做紐約馬拉松比賽的觀眾，他也要參賽，並且會盡力跑完全程。醫生和邀請他的當地跑步俱樂部的幾個人都勸他說，未經訓練就跑馬拉松簡直是魯莽之舉。但是，埃迪森執意如此。果然，大約一小時後，他的膝蓋就開始酸疼，後來他還堅持步行了十英里，在兩名墨西哥裔賓館服務員和幾名跑步俱樂部人員的全程扶護下，埃迪森最終跑完了全程（耗時五小時四十分鐘五十一秒）。「我與自己鬥爭，也跟疼痛對抗。」後來，幾名工友們都說，紐約之行對埃迪森·佩納很不利：正是在那兒，他開始嚴重酗酒。「如果我們真正團結，就會照顧埃迪森，而不是眼睜睜看著他崩潰頹廢。」年輕礦工佩德羅·孔蒂斯說。在紐約，埃迪森跟女友為是否應該旅行的問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但每次有人邀請他都無法拒絕。「好像成了木偶。我們都成了任人擺佈的木偶。被帶去這兒、帶到那兒。『這樣站。這邊，那邊。燈光下。』我們想從井下出來，想改變世界。我們經歷了重生，啊啊啊……那第一年——我不知該怎麼解釋，反正很難捱。收拾好行李，排好隊。做這個，做那個。做做做！我心想，真的——我們好像都沒有了生命。」一月份到達孟菲斯「雅園」趕上「貓王」的誕辰紀念日後，埃迪森更是快速地墮落了。在另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埃迪森用帶口音的迷人男中音唱起了《你的奇跡》（The Wonder of You）中的幾句歌詞。「我做什麼都是錯/你卻給我希望和寬慰。」在「雅園」，他全身心地演繹了一個生活在布魯斯音樂憂鬱世界中的男人。在完全不知埃迪森所遭受折磨的情況下，還沒等他唱完，好幾個聽眾就發出了感同身受的尖叫。
最初的幾周，礦工們向心理治療師傾訴。「女友說，我會在半夜裡驚叫著醒來。」卡洛斯·布古埃諾告訴心理治療師，他之後要靠服藥幫助睡眠。「整夜整夜，所有的回憶都在我腦海裡盤旋不去。」佩德羅·孔蒂斯說。而在白天，周圍雖是長久的沉寂無聲，腦海裡伴隨的卻是巨大的嘈雜。佩德羅和另外五名礦難倖存者登上一輛廂式貨車，竟然全被引擎點火啟動的聲音嚇得癱坐在地。布古埃諾、孔蒂斯與為數不少的倖存者一起，在科皮亞波的智利社會保障局診所裡參加了一項群體治療項目。每當治療師出於保護隱私的考慮關上診所門的時候，好幾個人會應聲站起準備逃離。「你把我們鎖在這裡面了！」其中一個喊道，「別把我們關起來！」封閉的空間，加上周圍面孔都是當時一起被困的礦友，這讓他們幾個又重回被困地下時的情緒狀態。「我們會走過去把所有窗戶都打開，」孔蒂斯說，「因為壓力實在太大，他們沒辦法把大家都聚在一起開展治療。」他們以單個到訪的形式繼續心理治療師的課程，但大多數人僅堅持了幾個星期。
心理學家伊圖拉非常不贊同以這種方式對倖存者開展災後心理疏導。他認為，應該讓他們先休假一到兩周，然後回歸到全新的中等強度工作環境中（當然，這些工作都應該是地上的）。然而，他的多數建議都未被採納。與此同時，大多數人繼續坐在家中，等著享用自己聲名遠播帶來的果實。對於被邀約參加各種以他們的名義舉辦的官方或非官方活動，他們感到責無旁貸。「他們成了紀念品，成了某種代表。」伊圖拉說。硬讓一個人去代表能力或權限範圍之外的東西，這無疑是將他推到無法認知真正自我的邊緣。「最糟糕的莫過於所有人都稱他們為英雄。」一位倖存礦工的妻子說。那個竭盡全力解決了這一史無前例技術性難題的政府，那個殫精竭慮營救出三十三條普通人性命的政府，同樣應該意識到，這些普通人在被救之後將要面臨的心路歷程也是史無前例的。然而，他們所經受的那些顯而易見的折磨，多數都展現在自己家庭的私人空間中，沒有任何官方機構走上前來勇敢地承擔起幫助他們重建正常心理的責任。
取而代之的是，10月下旬，三十三人被邀請參加在拉莫內達總統府邸舉辦的一個公眾慶祝活動。這次活動之後，弗洛仁科·阿瓦洛斯還有其他幾個人再也不想出現在這種場合了。「我去拉莫內達宮是因為之前從沒去過那兒，而且一直以來總想去看看。但那次活動之後，我再也沒有去參加類似活動了。」三十三人還被智利政府授予二百週年紀念勳章，表彰他們的英勇行為鑄就了智利共和政府二百年來最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他們聽了總統的演講，那次營救活動被描述成皮涅拉在任期結束前希望達成的一個具有隱喻性質的活動。總統先生在講到建設一個沒有貧困的國家、讓勞工們享受更好待遇的時候說，那個七百米深的營救通道是「由我們的工程師和技師們」精巧打造的，並成了「連接生命、信念、希望和自由的橋樑」，它不會是智利完成的最後一個傑作。
對聖何塞礦場的三十三人來說，他們應該像智利這個國家一樣，對未來充滿憧憬。12月，他們前往聖地亞哥拜訪律師事務所，他們又被抬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一系列的推薦之後，礦工們選擇了這個國家最大的法務公司，卡利（Carey）律師事務所，委託其將礦工們在地下達成的口頭協議轉換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卡利的專家團隊還將作為他們的代表，通過與在紐約和洛杉磯的人才機構、美國政府和阿倫特·福克斯（Arendt Fox）法律公司聯繫，談判電影和書籍的出版權。卡利在提供一切的同時要求他們集體前往其公司的新辦公地點參觀，那是在當時智利最高建築鈦合金塔的第四十三層，坐落於聖地亞哥風頭十足的街區——「聖哈頓」。
卡利委派了十名律師起草協議，他們都是這個國家最優秀的律師，個個聰明能幹、胸懷壯志，他們掌握多國語言，在智利、歐洲和美國的不同法律學校和機構接受過專業培訓。當終於面對聖何塞的礦工們時，這些最優秀的人才也肅然起敬。「當你看到他們，你能感覺到一種勢不可擋的愛國熱情。」其中的一位律師說。看著這些智利普通人的眼睛，就像看著智利的國旗，就像看著安第斯山脈，然而這種敬畏感在他們一坐下來談論正事的時候就消散無蹤了。律師們準備了一份二十頁的協議，還有一份幻燈片演示，而礦工們很快就對在智利和美國如何執行知識產權這些細節問題失去了興趣——一名年輕礦工甚至坐在後面玩起了手機遊戲，看上去十分幼稚，一位律師指出。
演示結束之後，律師們起身離開會議室，由礦工們自行討論決定是否同意這份協議。那間談判用的會議室位處四十三層，是整個拉丁美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房間之一，它因面對著安第斯山脈的「曼克胡阿峰」（Manquehue）而被稱作「曼克胡阿房」。討論簡短而實際，但幾位礦工對馬裡奧·塞普爾維達非常不滿，因為他接受了BBC一名記者的訪談，而從這名記者寫的書裡礦工們拿不到一分錢。此外，馬裡奧還單獨跟一名拉丁美洲的電影製作人談判了電影版權，那名製作人承諾支付一筆天文數字的巨款。與卡利公司的協議建議創建一個新的機構，名為「礦工知識產權股份有限公司」（Propiedad Intelectual Minera， S.A.），而這份協議只有在所有三十三名礦工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生效，這三十三人當然包括馬裡奧·塞普爾維達。馬裡奧，這個像狗一般的傢伙，是智利時下最受歡迎的人之一，他完全可以說走就走自己去簽協議。「馬裡奧非常清楚自己具有怎樣的影響力。」一名律師說。他甚至跟律師吹牛說自己可以打個電話，「今天下午就跟總統一起喝茶」。
馬裡奧·塞普爾維達迫於同伴的壓力，預想到他如果一意孤行可能會在媒體面前挨揍，最終也同意了這份協議。「礦工知識產權股份有限公司」就此誕生，而這些8月5日進入全智利最不堪的地下洞穴工作的人，由此可以在全智利最高塔裡體會片刻身為公司「大咖」的感覺。這座摩天高樓的高度甚至不足聖何塞礦井深度的三分之一，然而從它的會議室窗口放眼望去，阻擋視線的只有聖地亞哥南半球夏季的輕霧。整座高樓光線充足，礦工們身處半空望去，可以看到馬波丘河（Mapocho River）畔正在修建的一條高速公路，這是象徵著智利躋身「一流世界」的巨大工程。一個新的智利正在誕生、前途無限，正如這些礦工們一樣。就像總統先生說的，他們象徵著這個國家不屈不撓的精神。國會還給他們每個人都頒發了勳章，鑄就這些勳章的礦石，正是那些在智利山脈下吃苦賣力的人們開採得來的。
[1]美國搖滾樂史上影響力最大的歌手「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一首歌曲。——譯者
[2]「貓王」出生之地。——譯者
[3]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此前知名的晚間脫口秀節目。——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