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被埋礦工取得聯繫後的頭幾天裡，智利醫療救援隊的專業精神救了這幫工人的命。衛生部長傑米·馬納裡奇（Jaime Manalich）召集醫療隊做出了一個關鍵決定：必須克制「把食物塞進孔道」（一名NASA醫生的表述）這一「完全可以理解的慾望」（各級官員和鑽工的表達），不能立即給下面飢腸轆轆的礦工們食物。如果人超過五到七天沒有進食，身體就極度缺乏磷酸鹽和鉀，無法吸收碳水化合物。沒了這些化合物，盡情的飽餐會引發心力衰竭。這是二戰後期得出的經驗教訓，那時美國大兵給集中營倖存者們提供了很多C-口糧[1]和巧克力條，卻無意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智利醫學界的權威們也咨詢過NASA專家以及世界各地的醫療機構，採納了他們的一些建議。現在是「慢了又慢」。剛開始幾天，每天只給礦工們提供五百卡路里的能量，主要是喝一種能量飲料，裡面混合了鉀、磷和硫胺素，一種飢餓狀態下身體可以吸收的維生素B。在沒有硫胺素的情況下，進食可能會引起韋尼克-科爾薩科夫綜合征（wernicke-korsakoff）[2]，這是一種神經功能紊亂疾病，會引發嚴重的肌肉失調。智利醫療隊還送下了尿液試紙，跟NASA用來監控宇航員健康狀況的試紙相似，主要測試「尿比重」值（脫水指標）、尿酮值（飢餓指標）以及肌紅蛋白（肌肉分解時產生）。三十三人中，有十六人肌紅蛋白呈高陽性：肌肉組織的分解已經引發了早期的腎衰竭。他們給這些人送下了額外的水，還有一些簡易床，這樣就不用睡在堅硬的地上了，因為在不平整的石面上睡覺也會導致肌肉分解。（智利政府發出公告，尋求適合「白蘭鴿」孔道大小的可移動、可組裝簡易床，後由一家當地公司提供。）很快，這些面臨腎衰竭危險的礦工們都開始恢復起來。智利政府完全「按照教科書模式」來應對最初的治療階段，NASA醫師詹姆斯·波爾克（James D. Polk）事後會說，「而正是因為這樣……在所有的三十三名礦工中，沒有出現任何一例併發症。」
為進一步評估礦工們的健康，醫生還送下去一個體重計。這是一個用帶子和線繩巧妙組成的稱重裝置。把它綁到加固通道時用的摘櫻桃籃子裡，升起籃子，他們坐在帶子上，懸在空中，然後另外一名工人就可以幫忙稱重了。他們個個都像臉色慘白的巨大標本一般。瘦小的阿萊克斯·維加發現自己瘦了16公斤，現在只有46公斤重；高一點兒的富蘭克林·洛沃斯也吃驚地看到自己瘦了18公斤，下井時他重約86公斤。
醫生又問烏爾蘇亞，下面有沒有人有注射針劑和量血壓的經驗。他跟大家商討這個問題，然後有人記起，喬尼·博瑞斯好像說自己做過這些事兒。
「我們需要你給大家注射。」烏爾蘇亞告訴喬尼。起初，喬尼不同意。「這傢伙很頑固，但最終我們說服了他，這工作只有他能做。」電話裡，喬尼對地面的醫療隊說，他一生之中只給人打過一針：十四歲那年，給他當護士的母親注射過。但是，他知道怎樣量血壓，因為蘇珊娜就是高血壓，他經常給她測量。太好了，他們說。你就是下面的護士了。很快，拉美媒體就把他稱為「豪斯醫生」，取自在當地很受歡迎的一部美國電視劇名。NASA還告訴智利醫療隊，長時間在沒有陽光、封閉、緊張的環境下生活——受困井下或空間站工作——會導致維生素D缺乏和一種叫做「潛病毒復活」的症狀。喬尼必須給大家注射維生素和肺炎、破傷風、白喉疫苗。注射時，他溫和平靜，這也是生活中他的女人們仰慕他的地方。
送下救命疫苗的管子裡還有更多的私人信件，回頭時也會把礦工們的回信送到地面。維克多·塞戈維亞寫了一封充滿絕望的信。「我不會欺騙你下面的情況了。我們都很糟糕。周圍全是水。大山還在轟隆作響。這裡如地獄一般，我快要瘋了。我試著堅強起來，但是睡著時，我會夢到在燒烤，醒來後卻發現，自己在這漫漫黑暗之中。每一天都精疲力竭。」親人們讀到這封信後決定告知心理學家。
但是，在他的日誌中，維克多寫下了其他礦工們信裡讀到的好消息。「其中一個工友被告知，萊昂納多·法卡斯給我們名下的賬戶裡打了五百萬（比索）。」法卡斯，他寫道，正在籌措捐款，要讓大家都成為富翁。「這樣，我們就再也不用工作了。」
在礦工們請求總統將他們從「地獄」中救出後的兩天，救援隊就降下了一台攝像機，這樣外面的人都能看到這裡如「地獄般」的樣子了。弗洛仁科·阿瓦洛斯拿著攝像機，光膀子的馬裡奧·塞普爾維達做導遊，鬍子拉碴的阿萊克斯·維加當助理。大家拍攝了大概三十分鐘的視頻。當晚黃金時段，有八分鐘的視頻面向公眾播出。
播出的視頻中，馬裡奧先介紹了路易斯·烏爾蘇亞，他坐在白色皮卡車裡，正在給地面的救援隊繪製地圖。然後，鏡頭逐漸向避難所走近，兩名看上去非常疲憊的工人，奧斯曼·阿拉亞和裡那恩·阿瓦洛斯，正坐在那曾被打劫的應急食物箱上。「這裡，我們有兩名重要的礦工正在看守『白蘭鴿』。」馬裡奧用脫口秀主持人那般歡快的語氣說，他似乎想要緩和那倆傢伙陰沉的表情。他們倆站了起來，打開箱子，裡面有上面新送下來的五瓶純淨水。「無論如何，」馬裡奧說，「我們盡量認真地整理，所以，這裡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視頻切到了豪爾赫·加利古洛斯，馬裡奧叫醒他時，他立馬坐直了身體，目光冷淡、茫然。旁邊還有一個張著嘴巴在睡覺，攝像機的光線打到他身上都沒有醒來。克勞迪奧·阿庫納坐起來，擠出了一絲微笑，並跟家人打了個招呼。接下來，到了避難所裡，馬裡奧稱之為「我們的餐廳」。埃迪森·佩納直視著鏡頭說：「請快點救我們出去，拜託了。」馬裡奧帶觀眾到一張桌子前，五個人圍聚在那裡，正在玩多米諾骨牌。「這裡是我們每天開會的地方，我們在這裡規劃各種事宜，」他說，「這裡，我們還每天祈禱。三十三人聚在這裡，一起做決定。」然後，馬裡奧走近維克多·扎莫拉，來自智利和秘魯邊境的阿里卡城鎮的孤兒。「我們沒法確定他到底是智利人還是秘魯人。」馬裡奧開玩笑說。大家都笑了起來，扎莫拉也露出了大孩子般的笑容。被困的第一晚，扎莫拉就帶頭哄搶了應急食品，當然了，地面上看視頻的人對此並不知曉。他對著鏡頭說話，看起來、聽起來比其他人都要鎮靜。他點點頭，安慰家人說，「照顧好自己」，還說，「我們都會出去的」。然後，他對救援人員說：「必須要感謝你們，沒有拋棄無助的我們，感謝你們的勇氣。」扎莫拉說話語氣非常平和，他似乎已經完全接受了當前的困境，就像一名無意闖入礦井的哲學家或勵志演講者一樣。「感謝你們在外面的努力，」他對著看不見的救援人員們說，「而且，你們知道嗎，夥計們？我們要給你們報以最最熱烈的掌聲。」他周圍的礦工們都開始鼓掌，然後視頻就剪到了大家高喊「智利—智利—智利」的場面。後來奧斯曼讚頌了上帝，大家齊聲唱起了國歌。
視頻最後，馬裡奧·塞普爾維達站在屏幕中心，光著膀子，做了一段激情澎湃的陳述。「親愛的朋友們，一百五十年前，礦工的大家庭成立，可如今我們已大不相同，」他說道，「今天，礦工們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可以坐下來，進行深層次的交流。今天，礦工們也可以挺胸抬頭，在智利的任何地方坐下交流。祝福所有的智利人。」
這一視頻引發了強烈的國民自豪感。首先，人們都被這個滿臉煤塵、食不果腹的馬裡奧·塞普爾維達所感動，他那近乎瘋狂的流利言辭，身處潮濕、黑暗、髒臭之地時所表現出的非凡勇氣，感染了拉丁美洲的每一個普通人。接下來幾周，智利和世界各地的報紙和網站文章都稱他為「超級馬裡奧」。他那充滿激情的演講形象已經飛越了智利的邊境，樂觀、普通的他成為這一戲劇性事件的中心人物，這種瘋狂的正能量將全世界的人們團結到了一起，這種沙啞的樂觀精神也再次證實了人類精神之偉大。這些深陷兩千兩百英尺地下的大活人，他們不是神話中的人物，儘管他們的故事有著史詩般的神奇。人們以為被困大山中的他們已經遇難，但這個視頻證明了他們的生命力。在水花四濺、陰沉黑暗的深井下，他們活得如此真實、如此髒污，看來絕望、聽來卻希望滿滿。這些令人難忘的形象被反覆播放著，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這三十三人的神奇故事被再三地轉述著。電視和電腦關掉後，他們的故事還在傳頌，在私人談話間，在公共場合裡。你聽說了麼，南美洲的那些礦工們？你看到他們的視頻了嗎？沒有設備能監控人們的集體潛意識，也沒有全球範圍的心靈地震儀或測量器來跟蹤人類夢境的波動。但假如這種設備存在的話，在八月份的最後幾天裡，它們設定在山洞、墳墓、通道等黑暗可怕之地的噩夢和美夢的數值一定會大幅升高。
對那些認識那三十三人的人們而言，這八分鐘視頻帶來的感觸卻大不相同。傑西卡·奇拉，與人生伴侶和孩子父親達瑞歐深情長擁的她，在看到視頻後陷入了一種焦慮哀傷的狀態。視頻中的達瑞歐·塞戈維亞已經完全不是她認識的那個男人了。從他黯淡的眼神中，從他揉太陽穴和避開攝像頭的動作中，她能看到他正在承受無限的折磨。他姐姐瑪利亞，「希望營地」的「市長」，看到了視頻中的他，心想他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擁抱。大多數礦工都不似從前。認識奧斯曼·阿拉亞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虔誠自信的福音教會信徒；可視頻中，他看起來很謙恭、很受傷，而在讚頌上帝之時，他也明顯在克制自己的眼淚。「野貓」巴勃羅·羅哈斯有一個側面鏡頭，光著膀子坐在地上，看起來精疲力竭，整個人都小了一圈，好像他人到中年的大頭移到了小孩的身體上一樣。豪爾赫·加利古洛斯在家人眼中是一個高大、強壯、驕傲、固執的傢伙，可視頻中他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在厚厚的煤塵和真菌皮炎的遮蓋下，家人幾乎都認不出他了。
如果他們看到政府剪掉的視頻部分，這三十三人的家屬以及全智利都會更加焦慮不安——一則新聞報道就暗示了救援人員所見到的礦工們的真實情況，其中五人患有嚴重的抑鬱症，根本不願意在視頻中露面。在未公開的鏡頭中，馬裡奧·塞普爾維達撲哧撲哧走過泥漿，給觀眾展示了破敗的衛生間。視頻快結束，在總結當前狀況和情緒時，他開始失控了。「我們會出去。我們不會一直在這兒。家人需要我們。」他說，「我們很感恩，兄弟們……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別讓他們看到這裡的濕熱和糟糕。」他還提到了死亡，這近在咫尺的終結。「這裡是勇士們的天下。如果我們必須為祖國奉獻生命的話，我們會毫不遲疑，在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請轉告家人，我們愛他們，非常感謝。我們的背後有很多很多好人。」然後，他又提到了家鄉帕拉爾，他在聖地亞哥居住的街區以及參加的運動俱樂部等等。他說道：「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心就如此大小，」他用雙手在胸口前比劃出一個圓，「我要將這顆心掏出來，給上面需要的人。我會一直戰鬥，直到最後一刻。」
最後，跟很多其他人一樣，馬裡奧也覺得需要對家人講話。「弗朗西斯科，」他開始了，儘管剛說起兒子的名字，他就痛哭了起來。咳嗽了幾聲，他又繼續說道：「我的宣言：狗。勇敢的心，牛蛋。梅爾·吉布森，牛蛋。爸爸會永遠保護你，我的小大人。我向你發誓，我會一直在你身邊。」說完這些，「超級馬裡奧」就完全無法控制情緒了，從攝像機前扭開頭，示意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別再錄了。當礦業部長和其他救援官員看到這一視頻時，他們一致同意尊重塞普爾維達的願望：只截取播出了部分視頻片段，這完整的錄像以及其中令人不安、悲傷的影像都被存入了政府檔案館內。
心理學家伊圖拉在研究了下面送來的這段長視頻後，完全有理由樂觀地看待這三十三人的精神狀況。他又進行了一些電話咨詢，評估了井下和地上的初期對話，伊圖拉宣佈，下面三十三人全都狀態不錯。「他們很正常。」他說。救援隊中有幾個人覺得這醫生肯定是瘋了，竟然這樣說，但臨床證據表明確實如此。「從心理學角度來說，他們都很健康，」他後來說，「他們很害怕，是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害怕是正常的。但是，他們並沒有尖叫著要求出來。」除了別的之外，心理學家很感動於這群礦工對他人表現出的關心——在跟部長的第一通電話中，他們問詢了卡車司機比利加斯的情況；視頻中，塞普爾維達和扎莫拉都記得向救援人員表示感謝。這群傢伙沒有向恐慌屈服，他們還保持著一定的組織性，這讓伊圖拉很是驚喜，因為根據對大批男女的大量研究結果表明，長期受困狹小空間的人往往會變得暴力、殘忍，甚至連牆上都會濺滿鮮血。伊圖拉的專業理論是建立在美國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3]的人本主義理念之上，因此他相信，他完全可以治好下面的那些礦工。「這是一次合作，我們必須共同努力，直到你們獲救之日，」伊圖拉在電話中對礦工們說，「我會陪伴你們直到最後。」被發現之前的十七天裡，不管發生了什麼，他都不感興趣，他說。「我不是來判斷是非對錯的。那肯定都是萬不得已之舉。」
伊圖拉手裡有這三十三人的很多案卷文檔，由智利的醫療權威機構和社會服務組織收集而來。在這些記錄中，他看到，很多人之前就一直在承受採礦業特有的折磨，也飽受智利工人階級常見的家庭和背叛等問題的困擾。其中一人曾有自殺傾向，兩人患有癲癇，還有一人被診斷為躁鬱症——而根據觀察，他知道，好幾名礦工都養著情婦，在「希望營地」這臨時小鎮裡，妻子們第一次知曉了或確認了這些女人的存在。伊圖拉是一名專門研究採礦人員的心理專家，所以這些事情並沒有蒙住他的雙眼，因為他清楚，礦工們的生活中除了壓力和苦痛，還有採礦業的超常男性文化所賦予的不屈不撓、兄弟情誼以及自我價值。但是，伊圖拉或智利任何人都從未治療過被隔離如此之久的患者。如果真得到聖誕才能獲救，他們被困地下的時長將是空前的，得有之前最長時間的兩倍。他們就像在大山太空站裡執行任務的宇航員，或是無人星球上的漂流者。如何在這種封閉、孤立的環境中生活呢，伊圖拉通過郵件請教了NASA的專家們。很快，航天局的心理學專家阿爾伯特·何蘭德（Albert W. Holland）就從休斯敦乘飛機趕來，同行的還有NASA的兩名醫生和一名工程師。何蘭德在郵件中對伊圖拉說過，他必須讓礦工和家屬們做好長期戰鬥的準備，他稱之為「長時程思維」。「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場馬拉松戰役。」他告訴伊圖拉。很快，馬拉松這一比喻就從智利心理學家那裡傳播到礦工和家屬們中間。
在國際空間站（ISS）上，宇航員們每週都會跟家人進行視頻交流，而智利救援隊伍也為被困礦工們準備了相似的設備。目前，地面和礦井之間尚沒有視頻鏈接，所以，救援隊讓每個家庭錄一段短視頻送到下面去。心理學家要求他們傳達些正面的信息，最好別提家庭的困擾。顯然，阿萊克斯·維加的五個家人對此是牢記於心，他們在大山腳下的一塊篷布下開始錄製問候視頻。
「你好，親愛的。」阿萊克斯的妻子傑西卡說道。阿萊上班那天早上，她賭氣沒親他，從那時到現在，這是阿萊第一次看到妻子的臉龐。她說話的聲音自然、溫柔，刻意掩飾著過去三周的種種煎熬與苦痛：最開始幾天，她努力安排孩子們正常入學，裝作什麼也沒發生；後來大多數人都已放棄、認定他們已遇難之時，她依然執著地掛念著、等待著。「我在這裡，希望能帶給你力量，我的愛人。孩子們都很好，他們也帶給你很多吻。」她溫柔含蓄地說，等他出來，他們要「好好慶祝一番」。她坐在一面國旗前，國旗中間貼著阿萊克斯的一張肖像，乾淨、帥氣，跟電影明星一樣。接下來講話的是流浪歌手羅伯特·拉米雷茲，他寫過一首紀念阿萊克斯的歌。羅伯特是阿萊克斯姐姐的男朋友，他喊阿萊的暱稱，鴨仔。「瘋狂的鴨仔，你可真是嚇壞我們了。等你出來，我要跟你比賽喝龍舌蘭。」姐姐普裡西拉用歡快的語氣說：「小弟，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一次教訓。希望你看得到，我們肯定能經受住上帝的考驗。這次也不例外。」她開玩笑說，視頻裡蓄起鬍鬚的他就跟「狼人」似的。阿萊克斯的父親喬斯，當時曾試圖下井救兒子，他頭上戴著一頂白色的礦工安全帽。「兒子，我要問候你，還有你的同伴們、兄弟們，他們不再只是一般的同事，他們和你一起經歷了這次艱難又偉大的行程，他們是你的兄弟。」四十多個親人都聚集在帳篷周圍，喬斯說，只是視頻中擠不下這麼多人。然後，哥哥道歉說，沒有什麼要說的，因為「我們維加人都不善言辭」。一個表哥又說：「阿萊克斯，因為你，維加家族前所未有的團結。」鏡頭前的大家都紛紛點頭。最後，大家唱起了被發現那晚他們唱的歌，期間，羅伯特分別指向阿萊克斯的父親、家人，還有國旗上他的肖像，借此說明這首歌就是為他和家人而作。歌曲結束時，普裡西拉開玩笑地舉起拳頭，大家齊聲高喊：「鴨仔會回來！」
8月28日，礦井內，三十三人圍在攝像機的小屏幕前觀看視頻。二十三天來，第一次瞥見外面的世界。路易斯·烏爾蘇亞看到了妻子卡門，她看起來疲憊、沮喪。稍後，他寫了封信，讓她振作起來。但是，有三個人並沒有收到視頻信息——至少看起來如此。「他們都非常失落，尤其是喬斯·奧捷達，他的視頻文件就在裡面，但是播放時出錯了，」維克多·塞戈維亞在日誌中寫道，「他特別沮喪，當後來再打開時，他甚至都不想看了。」
加利古洛斯家人的視頻裡還有一個驚喜：跟豪爾赫疏遠的二十六歲兒子米格爾·安吉爾（Miguel Angel）也出現在屏幕上。
事故發生前，「我們之間出了問題。他非常抗拒、牴觸我，」豪爾赫說，「我們沒有很多聯繫。」對任何男人而言，當父親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但是，在豪爾赫的一生中，當一名礦工父親的意義發生了巨大變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豪爾赫成長過程中總是看到父親一人進入小礦井工作。那時他大概六歲，父親在井裡幹活，他就在外面玩耍。黑暗的地下，父親拿釘子鎬敲鑿；外面的陽光下，豪爾赫也挖小洞，再用木板蓋住，玩起了「礦工」遊戲。十二歲那年，他就開始打工掙錢，往馱獸背上搬一百磅重的麻袋；後來，（跟達瑞歐·塞戈維亞一樣）他也用狼皮袋子從礦井裡往外搬運石頭。幾十年的地下工作讓豪爾赫變得很強硬、很頑固。你若問他為什麼快六十歲了還在礦下打工，他或許會說，「因為這裡是勇敢者的天堂！」他工作很賣力，這樣孩子們就可以免受這種艱辛和危險的折磨。可他的回報就是，一個兒子根本不理解父親的粗魯和怒氣。8月4日，踏入劫數難逃的聖何塞的前一天，豪爾赫給兒子米格爾打電話，他們最近剛生了一個小男娃。幾年前，加利古洛斯的第一個孫子出生不久就沒了，但這個新生的男寶寶很健康。
「我問米格爾小寶寶的事情，他就說，『關你什麼事？』」
「那你小閨女還好嗎？」老加利古洛斯又問道。
「怎麼了？」他兒子怒氣沖沖地回答。就這樣，他們之間的最後一次對話結束了。那十七天裡，豪爾赫一直在想，那會是他跟兒子的最後一次對話，兒子生硬無禮的態度充斥著他痛苦的回憶，過去的生活還有那麼多未完未了之事，他對這一切都無法釋懷。
但是，送下來的第一封家書中，米格爾·安吉爾就說了些支持的話。現在，視頻中，豪爾赫·加利古洛斯看到攝像機前站著或坐著的兄弟們、小姨子、巴耶納爾來的侄子——還有他的兩個兒子，一邊是小豪爾赫，另一邊是米格爾·安吉拉。8月4日那天，對父親粗率無禮的他，如今卻滿是鼓勵支持的話語。「老傢伙，照顧好自己，」他說，「請一定要堅強起來。」
看完視頻，「我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喜悅，一種強烈的感情，」豪爾赫說，「但是稍後，我就開始噁心，很抑鬱。這種感覺很難描述。」一生中，他最渴望兒子的認可，如今這一夢想實現了，可他卻陷入了長時間的恐懼中。他很難解釋具體的原因。或許，他意識到，只有被活埋，兒子才肯原諒他，才能釋懷莫名的怒氣。又或許是因為現實的殘酷，他無法與兒子在一起，也不能看到他的小孫子，而他的家人們卻團聚集合在地面上。「我非常渴望回到他們身邊。」他說。
在長期的採礦生活中，豪爾赫不得不勇敢堅強。十二歲那年，第一次勇敢地下礦打工；快六十歲了，肌肉沒了，肺也壞了，卻依然堅強地繼續工作。但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勇敢和堅強：兩周的飢餓和濕熱已讓身體極度虛弱，完全靠別人的餵食維生，看得到家人的愛卻無法回應。突然間，這些本該讓他感覺良好的東西卻令他無比痛心。幾天前，他迫不及待地想吃東西，可如今，上面救援人員送下的巧克力營養液卻在肚子裡翻江倒海。「那些壞牛奶開始報復我們了。」他說。
牧師喬斯·安立奎喝了他的那瓶營養液後也開始噁心，還差點昏過去。佩德羅·孔蒂斯看到後，就把自己那瓶給了別人。很多人開始了新一輪的胃腸和泌尿系統紊亂，接下來的好多天，他們都會備受折磨。好幾個人需要排尿，可卻尿不出來，最後大家都難受得厲害。馬裡奧·塞普爾維達就跟「護士」喬尼·博瑞斯說，下次再跟上面的醫生們通話時，一定記得要些治療藥物。豪爾赫·加利古洛斯更是無力應對這些症狀。他腿腫得厲害，走幾步都疼痛難耐，一種真菌性皮炎長滿了全身。在每天的聚會上，他經常無法站起身，大家都站在他周圍，祈禱他快快康復。
自鑽機打通發現三十三人之後，維克多·塞戈維亞的日誌裡也不全是喜悅。「克勞迪奧〔雅尼茲〕整天睡覺，醒來就是指責，簡直太掃興了……〔達瑞歐〕塞戈維亞差點跟富蘭克林打起來。」他在8月24日寫道。「大家的情緒都很糟糕。援助到來之前，一片平靜，大家每天一起祈禱……可現在，有了援助，我們非但沒有更加團結，反而整天打架吵嘴……」每隔一天，維克多都會寫下大山隆隆的轟鳴之聲，這總會讓人記起困住他們的那次塌方。逃離這耳邊的折磨似乎很容易，但是目前，他能做的只是等待救援——等待食物。「現在，我知道籠中困獸的感受了，一直需要依賴人類來餵養。」他寫道。幾乎每一天，日誌中都會記錄一次新爭吵。可8月28日那天，看了第一批視頻後，他的情緒很高漲。「一切都很有秩序……今天，大家的精神都不錯。我們都很開心。」穿了好幾周汗涔涔、濕乎乎的衣服，他們也都脫了，現在幾乎都光著膀子。上面送下來一批新的尼龍T恤，跟國足的紅色球衣一樣的顏色。很多人都穿在了身上。
8月28日傍晚，這群穿上新制服的國家英雄們又聚在一起開了個會。「我們談了一個出去後的私人問題，」維克多在日誌中寫道，「我們是唯一知道這段經歷的人。我們一定會適時地將其公佈於眾。」這次會議的主題就是他們切身的經歷。從前，他們是一群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冒著生命危險在這爛糟糟的礦井中謀生，可現在，他們談話的對象成了總統和部長，還有一位人人愛戴的智利偶像——足球明星伊萬·薩莫拉諾（Ivan Zamorano）。這位球星跟富蘭克林·洛沃斯進行過一次簡短的電話交談（他倆曾做過兩年的隊友）。這種成名的感覺很有傳染力，對馬裡奧·塞普爾維達的影響尤其顯著，他一直在喧嚷他們的故事能賣一大筆錢。孔道裡也會送下報紙，大家看到有則報道將他們與被困安第斯山的烏拉圭橄欖球隊[4]相提並論；文中，這群烏拉圭人將故事版權賣給了一家影視公司和出版社。胡安·伊利亞內斯說，聖何塞裡的故事屬於大家，他們必須共享，這是明顯的事實，無可爭辯。伊利亞內斯又說，他們應該遵循之前一致同意的「沉默協議」，對事故和後果嚴格保密。維克多·塞戈維亞一直在寫的日誌也是這次抗爭的記錄，也應該屬於大家。所有礦工一致同意：維克多成了正式的記錄者。
第二天，維克多用新送下來的筆和本子開始記錄。馬裡奧·塞普爾維達過來跟他聊天。維克多的日誌是一件「聖物」，馬裡奧說，這可能就是講述這段故事的那本書，會給他們帶來很多很多錢。維克多思索了片刻，寫下：「寫這日誌的初衷，是為了生存，並非出書……我並不覺得，這有多了不起。」五年級就因打架退學的維克多從沒想過，寫東西會讓他感覺良好，會讓他有一天成為作家。他從未走出過科皮亞波附近的沙漠城鎮，但是，地下，他記錄的故事有一天卻會傳遍全世界。
聖何塞礦場地面上的拖車和平房裡，救援負責人們建起了臨時工作間，全世界都在注視著事件的進展，都在關心支持著這三十三人。「我們可以跟任何國家請求援助任何東西，並且人們一定會盡力幫我們送到。」克裡斯蒂安·巴拉說。全世界的鑽探專家和鑽井技術員都朝礦場趕來：他們來自約翰內斯堡、柏林、賓夕法尼亞、丹佛、科羅拉多，以及卡爾加裡和亞伯達[5]，甚至還有人來自美國駐阿富汗的軍隊前線作戰基地。智利人正在重演採礦史上最偉大的救援活動——2002年賓夕法尼亞礦坑危機（Quecreek）的奇跡營救——這當然也需要全世界的參與。
在美國那次煤礦礦難中，工人不小心爆破了地下水，九人被困井下。救援人員打通了垂直深度二百四十英尺、寬三十英吋的井道，用鋼筋籃子將受困人員升井救出。這次，智利必須鑽比那深八倍的孔道。於是，他們從國家銅業公司位於智利第五年夜區（Fifth Region）的安迪納分部（Andina）找來了智利最大的鑽機設備，澳大利亞製造的Strata950天井鑽機。跟之前打通三個斜孔的小型鑽機不同，這台三十一噸重的機器只能垂直向下鑽進，將於8月30日在之前被斷定不穩定的區域開工，就是三周前愛德華多·赫塔多奧帶領的特拉鑽工隊想要鑽第一個洞的地方。這台大鑽機得到十二月份才能打通孔道，但是還沒等開工，其中一個鑽探隊裡的機修工人伊戈爾（Igor Proestakis）就跟領導們提出了另一種方案。為什麼不能用更大型號的鑽機直接加寬第三個孔道呢？就是通到工作間的那個六英吋孔道。幾天後，安德烈·蘇格雷特同意了二度鑽孔的提議，稱其為「方案B」。該方案分兩步進行，第一步將孔道加寬到十二英吋；第二步，再度加寬到二十九英吋。
可是「方案B」有個問題：在智利，從沒有人從側面鑽探過二十九英吋寬的孔道，更不用說當下的深度需求。鑽探如此大號的斜向孔道，最有效的機器就是雪姆T130XD。很快，這樣一台裝置就從科皮亞波以北六百英里的科亞瓦西銅礦（Collahuasi）[6]運了過來。在徵詢了世界各地採礦公司的建議後，蘇格雷特鑽探隊決定，為了加快鑽進速度，他們接受賓夕法尼亞州中心岩石有限公司（Center Rock Inc.）的援助，使用他們提供的一種群集鑽機：其實就是四個排球大小的鑽頭連接到同一根鑽桿上。這一重約兩萬六千磅的設備用來進行方案B第二階段的加寬。UPS速遞公司同意免費運輸：首先用卡車裝載連夜從賓夕法尼亞送往邁阿密，然後空運到聖地亞哥，最終再用卡車送到科皮亞波，計劃於9月11日到達。當然，智利也有很優秀的鑽工，但是這一孔道的深度和斜度需要鑽工進行設計外的操作，因此智利決定向堪薩斯州萊恩勘探公司（Layne Christensen）的鑽探專家們求助。誰最擅長操作雪姆T130呢？公司電話打給了傑夫·哈特（Jeff Hart），當時他正在阿富汗給美國部隊鑽挖水井。
很快，方案A和方案B就開動起來，但是這兩個方案都會挑戰鑽機的設計極限，失敗的概率很高。於是，蘇格雷特決定再準備一個方案C：一台大型的石油鑽機，光組裝就得好幾天，可一旦開工，實際上要比方案A還快。加拿大精密鑽井公司（Precision Drilling Company）正好在智利南部有一台閒置機器：三十七輛卡車才能將這台421型號設備從一千公里的工作現場運來。所需技術和人員來自南非建築工程管理服務公司（Murray & Roberts）。
在一連串的通話中，蘇格雷特給烏爾蘇亞概述了這三種鑽探方案。當然，哪種最先打通並不重要。都解釋完後，好像方案B會最快。
智利政府正在整理來自各種不同機構的資源，好幾個高層官員都駐紮在礦場或附近，包括兩名皮涅拉內閣成員。整個援救行動就像是智利的登月發射計劃，跟外太空探索一樣，這次行動也需要一個名字。衛生部長傑米·馬納裡奇給總統皮涅拉打去電話，建議以採礦保護神的名字命名，稱其為「聖勞倫斯行動」（Operacion San Lorenzo）。
可是據維加拉·艾倫伯格的幕後消息說，總統不喜歡這個名字「Lorenzo。」總統重複道。不行，這聽起來太像Lawrence，就跟說勞倫斯·戈爾本一樣。在拉莫內達宮，總統顧問們一直進行著有關救援的民意測驗，最近的結果卻令人憂慮：儘管總統支持率依然很高，可戈爾本部長更高。之前在皮涅拉內閣中不起眼的戈爾本如今卻成了救援的形象代言人，有點讓「老大」相形見絀。
「就叫『喬納斯先知行動』（Operation Jonas the Prophet）吧。」總統說。可這名字一直沒有流行起來。相反，救援現場的男男女女們早就接受了「聖勞倫斯行動」這一稱呼，而聚集在礦場的智利人和全球媒體也都逐漸開始用其來指代營救受困礦工的救援行動。
隨著「聖勞倫斯行動」的開展，為了保持地下工人的高漲情緒，也為了避免彼此攻擊，心理學家伊圖拉找到了一個帶來快樂的設備：可以通過電話連接，聽到親人們的聲音。8月29日，妻子、兄弟、母親、姐妹、父親、兒子、女兒們被領著一個個穿過列隊的警察和防護欄，來到一個金屬的小通訊棚裡，大約六乘八英尺大小，就在離打通孔道幾步遠的砂土堆上。那裡有一台攝像機和話筒，跟井下通道裡的攝像機和話筒相連接。為了這一刻，心理學家還給被困礦工們專門寫了一封信。其中，他特意告訴那些有兩個家庭或別處留情的工人們，在這些視頻電話中，他們應該優先考慮自己的妻子和家庭。「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早就看到了營地裡因女友而起的衝突，」他後來說，「並且，我還告訴他們，那樣做更簡單：因為畢竟情人和女友比妻子要更寬容一些。」
不管怎樣，有些女友甚至連進入營地都有麻煩。喬尼的女友蘇珊娜·巴倫蘇埃拉說，法卡斯資助之後不久，喬尼的妻子瑪爾塔就「背叛」了我，有警察過來護送我離開了新建起來的為家屬提供隱私、躲避媒體的「希望營地」。8月28日，美聯社拍到一張蘇珊娜的相片：她站在營地外，手舉牌子，上面寫著大字「存在的勇氣」，還有一張喬尼的相片，以及小號的字「送給你，我的愛人，你的珊娜」。這張特寫照傳遍了全世界，蘇珊娜被稱為喬尼的「妻子」。但是幾天後就真相大白了，因為救援行動裡的社會服務工作者們意識到，喬尼實際上跟營地裡的另一個女人成婚，他們跟地下的喬尼本人確認後知道，他好幾年都沒跟妻子居住了。瑪爾塔也被拍到手舉海報在營地裡，上面滿是喬尼的肖像。於是，記者們便開始用想像力推斷——並作為事實報道——事故後，瑪爾塔才與蘇珊娜在營地裡相見，也才知道她的存在。但事實上，她們倆已經認識很長時間了。
蘇珊娜很堅決也很狡猾，為了進入封鎖的營地，她不惜像間諜那般喬裝打扮。她看到一堆魚和蔬菜正被運到給家屬和工人們做飯的大廚房。「我穿上圍裙，拿起一條魚和一個洋蔥，逕直從守衛那裡穿了進來，」她說，「記者們看到我進入，問我是家屬嗎，我回答說，『不是，我是廚師。』」就這樣，蘇珊娜還設法進到通訊棚裡，跟喬尼通了話，儘管心理專家強烈反對。
不管怎樣，在這次通話中，礦工和家屬們並不能聊很多，因為伊圖拉將通話時間限制為十五秒鐘左右；下一次通話大概是一分鐘。伊圖拉考慮的是礦工們不得不面對的心理馬拉松，就跟食物的供應一樣，開始階段小劑量的親情會更明智一些。「十五到三十秒之間，你無法傳遞信息——只會是見面的問候。只是相見了，」他說，「你會說『我愛你，有我在』。也就這些。你不會有時間說『你父親很傷心，奶奶病了，兒子也不上學了』等等。」
這是NASA給的建議，但是伊圖拉忘記了，這三十三人並非宇航員，也不是自願困在山洞好幾個月。幾次太短的通話後，礦工們開始覺得自己被當成了孩子。這完全可以理解。讓我們跟妻子、孩子說話吧，他們說。我們是大男人，不是什麼也不懂的孩子。心理專家們的家長式作風在地面拍攝的視頻中清晰可見：一名礦工的妻子正在棚子裡跟丈夫通話。
「你好，我的愛人。」這位年輕的妻子怯怯地說。
伊圖拉坐在一邊，看到女人剛要開始失控，他就厲聲地對她說，「振作！」
「大家都很好。」女人繼續，聽起來樂觀了些。她說了一些親人的名字，然後又說「我想你了」，聲音又開始有些絕望的痕跡。
「振作！」心理專家又命令道。然後，這位年輕的女人又努力開心起來，幾秒後，專家說，「準備結束吧。」
即使在救援人員於井下和地面之間建立起永久光纖鏈接後——包括電視信號輸入和不間斷的通話連接——心理專家依然將礦工與家屬的接觸時間限制在每週八到十分鐘之間，這大約是NASA給宇航員們規定的時間。（最終，維克多·扎莫拉帶頭向心理專家進行「罷工」抗議，他們反身背對著攝像頭，拒絕跟家人談話，除非他給大家批准更長時間的視頻通話。）跟外部世界的接觸會「讓你脫離現實，」伊圖拉說，「會讓你進入一個束手無策的世界。」伊圖拉正努力保護礦工們免受這種無助感的折磨：在下面，他們可以幫忙救援，但是他們沒法回家當好父親或好兒子。外面，家人需要他們，他們富了、有名氣了，孩子們也需要撫養和保護。但是，這些人還無法回到這樣的世界啊。儘管伊圖拉盡力保護，但他們還是被拽了進去，因為沒人審查或監控下去的私人信件（雖然礦工們對此嚴重懷疑）。通過「白蘭鴿」送下去的信件，扎莫拉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學校很受欺負：「你爸爸出不來了！他被石頭砸死了！」富蘭克林·洛沃斯得知，他前妻也在地上，孩子們希望他倆能復合。還有其他人獲悉，他們生命中的女人聽到了上帝的聲音，決定要邁出下一步，要嫁給他們。在埃迪森·佩納收到的一封信中，他的女友安傑麗卡·阿爾瓦雷斯（Angelica Alvarez）提出了結婚的問題，而埃迪森回答說：「我不懂你為什麼要嫁給我……最近這些時間，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搞砸的事情，以及你因此而遭受的痛苦……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去找別人，我想讓你幸福，儘管我從來只會讓你痛哭。」
不知怎的，這封信就出現在馬德里的《國家報》（El Pais）上，很快埃迪森的表白就傳遍了整個西語世界。或許，這些礦工們並非完全不能幫到家人——至少在電話裡，他們能夠下達命令，監控事情進展——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完全無法對抗媒體的攻擊。有些記者願意付錢給家屬，以獲得礦工信件的內容。但是，大多數記者只是花言巧語把信騙到手，很快，智利多家報紙都在重印地下礦工信件中的話語。這些信件有時又會流通回地下：雖然礦工們表示懷疑，但伊圖拉和救援行動負責人決定不審查送下去的報紙。
地區辦公室負責選送閱讀材料的工人們只是把聖地亞哥報紙捲起來，就塞進了「白蘭鴿」管道中。第一次打開這些記錄外面世界痕跡的報紙，礦工們看到自己出名了，他們的相片出現在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是的，地面上一些過分拘謹守禮的工人會把穿著暴露的女人相片和廣告剪掉，但沒人阻止8月28日版的《第三日報》（La Tercera）下到井下。裡面，有篇關於某礦工的專題文章。文章引用了他在礦井裡寫的一封信。當其他三十二名礦工讀到這些文字時，他們不經意地瞥見了馬裡奧·塞普爾維達內心不為人知的一面。
[1]一種罐裝預制的濕式口糧，最早是由美國陸軍提出的。當新鮮食物A-口糧和包裝好的非熟食B-口糧難以取得或條件過於惡劣使戰地廚房無法展開時食用，以及在緊急口糧（K-口糧或D-口糧）短缺時食用。——譯者
[2]一組主要由維生素B1缺乏引起的腦病，一般多由長期飲酒過度所致，也可由於其他原因引起的維生素B1缺乏致病。——譯者
[3]美國心理學家，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從事心理咨詢和治療的實踐與研究，並因「以當事人為中心」的心理治療方法而馳名。——譯者
[4]指的是1972年的安第斯山空難。1972年10月13日，一架載有四十五人的客機遇上風暴墜毀在三千九百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脈上。機上四十五名乘客中包括烏拉圭的橄欖球手及其家屬，二十一人當場喪生。其餘二十四名倖存者中，八人在逃生時被雪崩奪去生命，十六人於同年12月22日之前陸續走出雪域生還。倖存者為了在冰天雪地的惡劣環境中存活，被迫以遇難者的人肉果腹。該事件也被搬上銀幕，這便是電影《劫後餘生》。——譯者
[5]卡爾加裡：加拿大西南部城市；亞伯達：加拿大西部的一個省。——譯者
[6]位於智利北部、伊基克港東南一百八十公里處，海拔四千米，歸斯特拉塔、英美資源集團等所有，在智利礦難救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