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上午九點，經過整夜四百三十英里的行程後，鑽探工愛德華多·赫塔多奧（Eduardo Hurtador）到達聖何塞礦場。就在戈爾本部長聲淚俱下地宣佈「傳統救援」沒用後幾個小時，赫塔多奧就接到自己所在的特拉鑽探公司（Terraservice）高層的電話，於是前來參加救援。兩小時後，赫塔多奧操作的機器也到了，是一台T685WS旋轉鑽機，由美國賓州西徹斯特的雪姆公司製造。這是一台履帶式移動鑽探裝置，油罐車長短，桅桿液壓鑽進。一般情況下，赫塔多奧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員會在地質學家或地形測量員的指導下使用鑽機鑽孔尋找礦石。「是，我鑽過很多深孔，但只是尋找礦物，」赫塔多奧跟我說，「我還從未找過人呢。」早有其他鑽工開始鑽探了，第一批是週六晚開始的。赫塔多奧走進礦場的小辦公室，找到了礦主亞歷杭德羅·博恩。他看起來又累又頹廢。反而是他的經理，佩德羅·西姆諾維奇（Pedro Simunovic）更警覺，更能提供幫助。赫塔多奧需要一名地形測量員告訴他鑽探地點，但是目前一個人也找不到。「整個現場一片混亂無序，」赫塔多奧說，「根本沒有負責人。」
最終，他找到了測量員，還有一些礦場的工程圖紙。顯然，從正上方垂直鑽進會更快、更準確。而這次，最好就是從避難所旁邊通道的正上方鑽進。為了尋找理想的鑽探地點，他們爬上了這座光禿陡峭的大山，劃出了一片區域。然後，一群工人用推土機推平此處，建起了鑽機安放「平台」。還沒等弄完，就有一位視察的地質學家讓他們住手：他在大山內發現了幾處可疑的裂縫。他們正站在塌方的真空上方。「這兒隨時都會塌陷。」他說。
只好另尋它地，並且也只能斜著鑽進了。週一上午晚些時候，一切準備就緒。赫塔多奧覺得有必要對八個人進行一番開工動員，提醒大家這份工作的重要性。或許，每人都應該為即將鑽探的深孔祈禱一番。「請信賴那乾瘦的傢伙。」赫塔多奧如是說。當然，他是指十字架上的瘦傢伙。大家低下了頭，其中一人說：「嗨，頭兒，咱們牽起手吧。」於是，頭戴安全帽的八個鑽工，手拉手圍成一圈開始祈禱，鑽工尼爾森·弗洛雷斯（Nelson Flores）把一串念珠放在了鑽機上。很快，鑽機液壓機和旋轉鑽頭就開始嗡嗡運行，桅桿呈七十八度角，傾斜對準地下兩千英尺的閃長巖。「難度很大，因為有斜角，」赫塔多奧說道，「根本無法保證鑽進方向，沒法準確控制偏差。」鑽進時，工人們會在鑽桿上安裝連環鋼管進行加長。重力會讓鑽桿彎曲，所以如果他們恰好鑽通到避難所，這就像西班牙足球愛好者們口中的「貝克漢姆射門角度」一樣。偏差可達百分之五，也就是說，等鑽機到達被困工人所在海拔時，鑽頭可能會偏離目標一百英尺，而他們想要打通下去的通道卻僅有三十二英尺。
特拉公司的大鑽機「嚓嚓當當」作響，煙囪裡吐冒的灰塵雲團搖曳升天，周圍流淌著很多廢水。寒冷的夜晚，霧氣籠罩，叮噹的聲響和層疊的塵土依舊繼續著。附近，礦山其他位置，又有更多的鑽機開始工作。很快，週日過去，週一到來，可整個救援行動根本無人負責協調。
週一，當克裡斯蒂安·巴拉（Cristian Barra）到達礦場時，所見之處一片混亂，而他的工作就是防止混亂。受總統之命，巴拉來到這裡維持秩序——他是拉美民主政府的幕後成員之一，他們嚴格嚴厲，有著不說廢話、直擊重點、速戰速決的做事風格。巴拉就職於內務部，一直以來，這就是拉美國家政府最有權力的機構，負責國家的警察機關與安全設施。他在礦場小辦公室裡找到了礦主亞歷杭德羅·博恩和馬塞洛·凱梅尼。這兩個嚴重缺覺的中年人穿著牛津布襯衫，戴著白色安全帽，窗外就是他們擁有的荒涼沙漠之山。他們一直跟別人說，他們覺得礦山是安全的。凱梅尼還說，幾個月前，他跟九歲和十五歲的兩個兒子一起去過井裡。
昨天晚上，凱梅尼和經理佩德羅·西姆諾維奇跟礦工親屬們起了一次簡短、激烈的衝突。憤怒的家屬們發起抗議，強烈要求礦主「出來露面」。在熙攘人群的推推搡搡中，儘管有警察保護，他們倆還是被擠到了一處當地政府建起的帳篷裡。西姆諾維奇承受了連炮珠般的辱罵，只能勉強說幾句話，而凱梅尼則站在他身後，沉默不語，很多家屬甚至都沒注意到他的存在。
救援行動無比緩慢，而礦主們壓根提供不了任何幫助。「不管是心理上，還是情感上，他們已完全失能，完全無法作出任何決定，或規劃下步部署。」巴拉後來說。巴拉是有備而來的。幾小時前，拉莫內達宮（La Moneda）總統府邸處，在總統授命下，內務部長簽署了全國緊急狀態的正式公告。巴拉作為總統的調停者，專門幫皮涅拉總統解決難題，從民族復興黨（National Renewal Party）成立初期開始，他們相識已經二十多年。現在，巴拉接過了聖何塞的爛攤子，他所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調動警察力量，立起圍牆，阻止礦工的父親、兄弟們進入礦山進行唐吉坷德式無意義的救援。
巴拉還制定了一系列協議——進入礦區的權利以及通行的認證等。現在，他帶領一幫政府官員前來援救地下的三十三名受困礦工，不僅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他也是在拯救礦業部長戈爾本。跟智利其他人一樣，皮涅拉政府的高官們也在電視上看到了部長哭泣的一幕，就因他無法告知親屬們該如何救出被困人員。現在，皮涅拉政府攬過責任，給他提供一個救援計劃，這也遭到了一些總統顧問的強烈反對，他們覺得這並非政治上的明智之舉：為什麼要擔此大任，傳統和法律都表明，政府不需要也不應該摻和進去。更何況，這三十三人或許早已遇難。
從厄瓜多爾首都基多（Quito）回國的途中，總統在科皮亞波市短暫停留。他簡單會見了一小撥礦工親屬，還有幾名當地官員，包括西米娜·馬塔斯（Ximena Matas）和幾位國會保守黨成員。當時並沒有左翼立法代表在場，例如社會黨參議員伊莎貝爾·馬塔斯（Isabel Matas）——跟他同名的表哥伊莎貝爾·阿言德是智利暢銷書作家。後來，在聖地亞哥，他在總統府召開了一次正式會議，同意政府接手救援行動。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智利最擅長救援的專家是誰？這人肯定來自智利國家銅業公司（Codelco），世界銅產量最大的公司。很快，電話就打到了Codelco旗下最大礦場，位於首都聖地亞哥以南蘭卡瓜市（Rancagua）的厄爾特尼恩特（El Teniente）銅礦，找到了經理安德烈·蘇格雷特（Andre Sougarret），他是這個特大礦場的工程師兼管理者，礦裡員工多達七千人，救援可以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正在召集一支二十五人的救援隊伍，突然又接到了第二個緊急電話：你最快什麼時候可以趕到總統府？
九十分鐘後，蘇格雷特有生以來第一次踏進智利「白宮」拉莫內達宮。他一身牛仔裝，胳膊下還夾著安全帽。他被帶進了一間辦公室等著開會，卻一直未開。兩小時後，一名官員讓他去地下室。「我完全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他後來說。最後，他被告知：「現在要去科皮亞波。」他坐上了一列車隊的其中一輛，朝聖地亞哥機場附近的空軍基地駛去。到達後，蘇格雷特驚訝地發現，皮涅拉總統也會跟他一起登機。起飛後不久，乘務人員給他帶來午餐。他吃完後，總統和第一夫人從私人機艙中走了出來，坐到他的身邊。總統拿出筆記本，畫了一幅簡圖來闡明他所瞭解的聖何塞概況和礦工被困之地。總統的大意就是，「好了，這就是大概情況。如果動用一切可用資源，將他們活著救出的概率有多大？」
蘇格雷特無法作答，他身邊的另一名工程師也無法給出答案。「然後，總統就問我們是否瞭解別的救援方式，符合當前狀況的方式。」蘇格雷特說。「我們跟他說，一般情況下，你無法預測救援是否會成功。並且，總的來說，壞的結果比較多。」
剛過下午四點，總統專機就抵達了科皮亞波。天氣很冷。一輛客車拉著總統趕往聖何塞，蘇格雷特也在後座上。到達後，他們和戈爾本一起參加了一個簡單的記者招待會。總統宣佈說，政府已經找來全國最優秀的礦難救援專家負責此次三十三人的救援行動，然後他就說到了蘇格雷特，雖然當時，他還讀錯了名字。蘇格雷特設法擺脫了記者們的追問。不需要即刻回答具體救援方案之類的問題，這著實讓他舒了一口氣。
在聖何塞，蘇格雷特會見的第一批人裡就有總經理卡洛斯·皮尼利亞。「嗨，還記得我嗎？」皮尼利亞說道。「咱倆在拉塞雷納礦場（La Serena）見過。」幾十年前，蘇格雷特去那裡實習，皮尼利亞正是老闆。皮尼利亞和其他經理提供的信息給了他一些信心和希望。他得知，井下水箱裡儲有好幾千加侖的水，這就意味著，如果被困人員還活著的話，他們不會很快脫水而死。聖何塞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因此井下有很多以前遺留的通道，這可以保證空氣的流通。實際上，站在出口附近的斜坡道上，蘇格雷特能感覺到氣流進入井下，所以被困人員不會窒息而死。越往下走，蘇格雷特越確信了，「就岩石性質而言，這絕對是個好礦井」。這一發現既讓人放心，又使人擔憂。如此堅硬的閃長巖不應該發生塌陷，可塌方還是出現了，這就說明大山的基本結構肯定已經變形。擋住那三十三人出路的，一定是塊非常巨大的障礙。這一推測很快就被地質學家們證實，他們估計，障礙物是摩天大樓大小的「巨石」。繞開巨石重新開鑿新通道至少得一年的時間。
從來參加救援的醫療人員處，蘇格雷特得知，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身體健康的人可以維持三十到四十天。但是，如果有人患肺病，比如矽肺病等（智利衛生官員們調出了被困人員的醫療記錄，他們發現，下面確有一人患此病），他只能維持一半的時間；而四肢有殘疾或嚴重損傷的人，或許只可維持一兩周。四天已經過去了，他們必須嘗試各種營救方法。蘇格雷特決定，先派一批人加固下面的通道，然後第二批人可以通過煙道尋找被困人員。現場十幾個前來指導的專家都覺得，這種「傳統」的救援方式最有希望。
「非傳統」救援包括九台鑽機同時鑽探，這就像是救援人員朝同一目標發射了九發子彈，希望能有一發命中。赫塔多奧和其他鑽工們曉得，整個智利都在注視著他們。經過三天的鑽探，特拉公司已經鑽進了三百七十米：赫塔多奧團隊暫停了鑽進，撤出鑽機，讓地形測量員來檢測進度。結果不甚樂觀：孔道彎錯了方向。能再彎回來麼，有人問。「不可能，」他回答，「這就好像，我們本來想去卡爾德拉，卻到了反方向的巴耶納爾鎮。」赫塔多奧後來用泛美高速公路兩端的兩個城市舉例說道。鑽探隊裡，有一個人對這次失敗尤為沮喪：就是開始時讓大家牽手祈禱的那個鑽工。「我們的心情很沉重，」赫塔多奧如是說，「這不再是一次普通的鑽孔。」他們又重新開始。每鑽進二百米，地質專家桑德拉·哈拉（Sandra Jara）就會檢測一次鑽探情況。他把設備放進這個直徑四點五英吋的孔道裡：一個回轉儀，根據地球自轉和一些物理定律來確定正北方向。這次，鑽孔似乎找對了方向。六次十二小時的輪班後，鑽機深入到地下四百米，然後五百米。這次的鑽探急切、忘我、悲觀，因為除了鑽頭可能偏離目標之外，還有可能打通之後，卻只能發現被困人員的屍體。這種可能性非常現實，所以巴拉和內務部制定了特別協議：一旦鑽機打通，在蘇格雷特的監督下，放置攝像機進入孔內，但是只有礦業部長和攝像人員可以觀看，因為可能會拍到死人的恐怖景象：好幾具屍體，甚至三十三具屍體。如果被困人員不幸遇難的話，那礦業部長必須負責親自將噩耗告知親屬。
鑽探一直持續了四天、五天、六天，每晚完工後，赫塔多奧都會回到科皮亞波休息。一天，開車返回聖何塞的途中，在C-351高速路和通往礦場小路的交口處，他看到了一個咖啡膚色、非本地長相的女人。她比十幾歲的年輕人大不了多少。她轉過身，對著皮卡車伸出了大拇指：她是礦工的親屬，要搭便車去「希望營地」。赫塔多奧本來不應該跟礦工家屬有交流——巴拉等人制定的多項協議之一——但他還是停車拉上了她。她介紹說叫維羅妮卡·基斯佩（Veronica Quispe），是玻利維亞礦工卡洛斯·馬瑪尼的妻子。他們寒暄了幾句。她說起，科皮亞波家中又斷水了，這種無恥之事經常出現在玻利維亞移民或窮人聚居的地方。他把她拉到了大門處。接下來的日子，他們又見過幾次，開車經過大門時，她還會招手。她坐在遮陽傘下面，沒有像別人那樣的帳篷。然後，他就回到了鑽機旁，心想，這次鑽機是否朝著維羅妮卡·基斯佩的丈夫鑽去了呢。
事故發生後一周，總統皮涅拉宣佈，因未能有效監管聖何塞銅金礦的運營，智利礦業監管機構國家地質—採礦服務局局長以及其他兩名高層官員引咎辭職。對皮涅拉政府而言，礦難救援是一次潛在的公關危機，但也可能帶來難得的好處。總統顧問有責任為總統的任何決定作出風險和收益分析，因此他們開展了一次與礦難和救援相關的人格民意測驗，卡洛斯·維加拉·艾倫伯格（Carlos Vergara Ehrenberg）在他的《聖勞倫斯行動》（Operacion San Lorenzo）一書中如是寫道。皮涅拉和戈爾本得分很高，而聖何塞的業主們成為全智利最不受歡迎的人。
礦主博恩和凱梅尼都住在聖地亞哥。8月12日，他們返回科皮亞波，接受智利最大的兩家報刊的採訪。他們宣稱對事故沒有任何責任，礦工們應該對此事負責。更糟糕的是，在智利政府看來，這倆人竟敢穿著現場救援官員們的紅色公務夾克。「這倆笨蛋算是害慘我們了，」巴拉說，「為什麼非得穿上我們的紅夾克呢？」幾天後，戈爾本犯了一個更糟糕的錯誤，他跟電台記者失言說：礦工們生存的希望很渺茫。戈爾本很快收回了這一言論，但實際上，政府也在做最壞的準備，維加拉·艾倫伯格說。如果找不到受困礦工，政府就會封鎖聖何塞，將其奉為「聖地」，不可再次開採。
男人們還在聖何塞採礦時，女人們是不許靠近這裡的。據說，女人會帶來厄運。但如今，越來越多的女家屬，女友、女兒、姐妹、妻子們都聚集在聖埃斯特萬公司礦場的入口處。早晨的第一縷陽光，透過濃霧照亮了這片向風的坡地，很多女人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景象，尤其是那些從聖地亞哥或更南部來的人，比如卡羅拉·巴斯塔斯。烈日晴空下，礦場的落後立即映入眼簾，這裡與文明沒有絲毫關係。從高速路到礦場大門的瀝青路是那麼狹窄破舊，看起來都覺得可憐。開車在上面駛過，就像到了電影中的偏遠絕望之地，眼前的辦公樓也矮小破敗。她們看著手機，果然跟丈夫或男友們說的一樣，完全沒有信號。有些女人很憤怒，她們不相信自己的男人會在如此偏僻危險的地方工作。她們親眼看到了這裡的原始和簡陋，根本不是想像中或希望中那般安全和井然有序。男人們說，這裡待遇好，比其他工作都好。但是顯然，這礦山創造的巨大財富並沒有一絲用來加強它的安全性。這些採礦的男人們簡直就是搶劫，不是嗎？衝進礦山，開採金子，然後打鑿的隧道就在他們頭頂轟然坍塌。有些女人也生自己的氣，怎麼會被如此輕易地糊弄呢？現在想來，睡在身旁的大男人們其實也暗示過礦裡的真實狀況。但是現在，她們來了。男人們搞砸了以後，她們為了家人的團聚，來到了這裡。當然，造成事故的並非她們的男人們，而是礦山的業主們。現在，每個女人都必須為了她的男人而戰，因為他的孩子，他們的孩子們，需要他們回家，儘管他們會酗酒、很輕浮或是有情緒化的壞脾氣。
有些媽媽們甚至覺得，母親的本能和夫妻的感情會把她們拉到完全不同的方向。馬裡奧·塞普爾維達的妻子埃爾韋拉到達科皮亞波後立即趕到了礦場，帶著兩個孩子，十二歲的弗朗西斯科和十八歲的斯嘉麗。但是，那裡一片混亂，女人們在哭泣、喊叫，警察也吼著讓家屬離開前門。這一切都讓埃爾韋拉意識到，她和孩子們不能在這裡過夜。突然間，斯嘉麗彷彿又成了小孩子，又陷入了受驚絕望的歇斯底里之中。埃爾韋拉向醫生要了藥片才讓她鎮靜下來睡著了。埃爾韋拉要求公司為他們訂了一間賓館房間，面朝廣場，在科皮亞波市中心。晚上，跟孩子們在那裡，她必須要做一個堅強的女人、堅韌的母親，要保護他們不會受任何傷害。母親的本能告訴她，必須讓孩子們相信，他們會再見到父親。但這並非易事，尤其是你親眼見過了吞噬親人的險峻大山之後。
即便如此，開始幾天，埃爾韋拉還是相信馬裡奧肯定會逃出來的，因為他可不是一般人。「我太瞭解他了，馬裡奧不會讓自己那樣死去的，」埃爾韋拉後來說，「絕不會。馬裡奧是那種為了生存會吃人的傢伙。如果，非得吃泥巴，那他也絕不遲疑。」所以，開頭幾天，埃爾韋拉確信，馬裡奧還活著。「如果我覺得沒有任何希望了，會毫不猶豫地轉身回家，因為在這些事兒上，我還是很冷血的。」但是，她會擔心，要是不吃藥的話，那傢伙肯定會情緒失控、會發狂。埃爾韋拉跟他過了二十多年，習慣了「忠誠如狗」的馬裡奧反覆無常的情緒起伏，也習慣了他從南到北一份又一份的工作變動。這些年的經驗就是，馬裡奧總能回家；不管是失業或是抑鬱，他總能振作起來，回家繼續逗女兒笑，繼續當兒子的大英雄。每天晚上，她和孩子一起為他祈禱、祝福。
另一方面，莫妮卡·阿瓦洛斯卻像在礦場扎根了一樣。剛開始的幾個日夜，她幾乎都不睡覺。莫妮卡，據她自己說，要瘋了：她甚至差點丟了七歲的兒子貝倫（Bayron）。她還在礦場，突然意識到兒子不在身邊，後來丈夫的朋友伊薩亞斯過來說，他妻子正看著孩子。「別擔心，他在娜蒂那兒呢。他沒穿衣服，但已經有人給他去拿了。」莫妮卡的大兒子，十幾歲的塞薩爾·亞歷克西斯建議她回家洗個澡，然後睡一覺。可莫妮卡不聽。「我才不在乎洗不洗澡，吃不吃飯。我什麼也不在乎了。什麼也不在乎了。別人跟我說，『莫妮卡，你得堅強，』但不，不，我無法堅強。」第一天晚上，她坐在灰色的石頭上，只睡了幾分鐘；第二個晚上，她找了一塊木板，蜷縮在上面睡了一小會兒，還穿著給阿瓦洛斯做湯那天穿的運動褲。又一晚，她站在星空下的大山上，坐到磚形的石頭上，閉著眼睛，睡著了。醒來之時，卻發現自己到了很遠的別處。她夢遊了，在睡夢中行走在丈夫被困的大山上，潛意識拉著她，一步一步地走過坑窪的大山表面。
與此同時，她十幾歲的兒子塞薩爾卻似乎瞬間擔起了父親的責任，變得勇敢堅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雖然每天往返礦場，卻絕不缺勤一堂課。他正上高三。下午五點，他下課——有時會請求早退一會兒——坐車來到礦裡，有時乘坐科皮亞波市府給親屬往返安排的專車。如果沒趕上車，他就搭順風車。學校裡，開始幾天沒人知道他父親被困了，後來學校管理人員才發現這件事。你可以請一個月的假，他們說。「但是，我不想缺課，我不想落下功課，我會考不好的。」就這樣，塞薩爾·亞歷克西斯·阿瓦洛斯，被埋工頭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的兒子，每天都按時上學上課。當放學鈴聲響起，他就奔到礦場看望母親，看有沒有新消息，然後再搭便車趕回科皮亞波，這樣第二天就能準時到學校。「我知道，我爸爸肯定希望，」他後來解釋說，「我能好好上學。」塞薩爾決定滿足父親的願望，堅持做一個負責、好學的孩子，這是父母一直以來對自己的訓誡。或許，他這麼做，是一種無言的信念。他相信，父親還活著。
此時，需要絕對的信念和堅持才會相信，這三十三人還活著，有朝一日還能走出或被抬出礦井。聖地亞哥一家報紙估計，成功救援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二。其他媒體報道，人只能在地下存活七十二小時，可如今他們已被困將近兩倍的時間。卡門，輪班主管路易斯·烏爾蘇亞那能言善辯、愛好寫詩、有虔誠宗教信仰的妻子，早就聽別人說過丈夫已經遇難了。「當時，主管跟洛沃斯先生都在載人卡車上，往外行駛的時候礦井就塌了。」她剛到這兒不久就有人跟她說。「車被砸了，他倆都死了。」卡門拒絕相信這些，反駁道：「如果被砸死了，他們通過煙道應該早找到屍體了！」但是，這讓她很是不安，因為這些死亡的字詞好像懸掛在礦井入口一樣：他們已經遇難。他們死了。醫院裡那些官員們也一再重複：「他們已經遇難。」也有人跟阿萊克斯·維加的妻子傑西卡說這話，而她直接昏厥了過去。死亡的恐懼似乎要吞噬這些女人，比如夢遊的莫妮卡·阿瓦洛斯，她雙眼紅腫、頭髮凌亂。不，姐妹們，別相信他們的話，卡門說。我們要堅定信念。「我們需要祈禱。」卡門在教會裡教授教義問答課，她拿出了銀色的念珠——「我一直隨身攜帶」——在寒冷的夜裡，跟其他幾個女人圍成一圈，開始祈禱。幾天後，她找到了一個小石膏「黑聖女像」（Virgen de Candelaria）[1]：科皮亞波教堂裡聖像的複製品。據說，那尊聖像十八世紀在安第斯山附近被發現，自此，手掌大小的聖女石像總會神奇地出現。在採礦的北部地區，這樣的石膏像無處不在。現在，卡門和其他女人們決定在「希望營地」建一個神龕，將這尊代表聖母馬利亞的小像供奉起來。現在，政府已經建起了野外帳篷廚房，給聚集的礦工親屬們分發食物。就在派發麵包的地方，這些女人建起了神龕，將一些石頭放在石膏像周圍，並把它放到了紙盒裡，這樣風就不會把許願燭吹滅。「我們弄了這麼個小地兒，人們可以來發洩自己的痛苦，可以來祈禱，可以暫時忘記親人可能已經遇難的殘酷事實。」卡門說。她們跪拜在聖母馬利亞的聖像前，身著厚厚的羊毛衫和大皮衣，頭頂厚厚的帽子，開始吟誦使徒信經《玫瑰經》（Rosary）[2]，然後又反覆吟唱《天父經》和《聖母經》。女人們小聲地合唱著：「你在婦女中受到讚頌。」
山上出現越來越多的神龕，大多建在碎石堆上，為某個礦工祈福，石頭上的許願燭一直流著紅色的燭淚。絕望和終結感越來越強烈，祈禱似乎成為唯一的出路。安德烈·蘇格雷特已經下令讓派去加固通道的救援隊伍停止工作，因為他們在堵住斜坡道的灰色絞刑架上噴漆做標記，發現這塊位於礦井中心的可怕「巨石」仍然還在移動。這塊摩天大樓般的大石頭正在慢慢下滑：隨時可能出現新的塌方。當天晚上，戈爾本和蘇格雷特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該礦場關閉，任何人不許進入，出口永久封鎖。在跟家屬們進行了艱難、殘酷的通告後，蘇格雷特回到了賓館。半夜，他才入睡。剛過十五分鐘，電話響了。愛德華多·赫塔多奧帶領的特拉鑽探隊的第二次鑽孔，在距離地面五百零四米深處打通到一個明洞，但是這離避難所大概還有二百米遠。
就在蘇格雷特開車趕往礦場的途中，鑽探取得突破的消息已經傳開了，所有的鑽機都停止了工作，因為鑽工們需要絕對的安靜才能聽清桅桿裡的聲響。當時，是8月15日週日深夜到16日週一凌晨之間，礦工們被困已經十天。特拉的鑽工們把耳朵貼在最上端的鋼管上：能聽到有節奏的聲響，敲擊聲。赫塔多奧讓一名警察來聽，問：「能聽到嗎？」那名警官說，能。一會兒，蘇格雷特趕到了，也把耳朵貼到了鋼管上。可他無法確定，聽到的聲響是否人力所為。凌晨一點，鑽探隊在鑽孔裡放進一台攝像機。那天晚上，霧特別濃，風也格外大，赫塔多奧覺得這不是好兆頭。早晨六點鐘，攝像機終於到達底部。根據內務部制定的協議，只有蘇格雷特和攝像員能夠看到顯示屏幕。但是很快，蘇格雷特就將自己看到的情況告訴了鑽工們，並讓他們親自去看一下。什麼也沒有。只是一個空空的山洞，顯然已被開採鑿空。那敲擊聲又怎麼解釋呢？「心理暗示的作用，」蘇格雷特如是說，「他們希望那裡有人，所以聽到了本來沒有的聲響。」
一天天過去，悲觀情緒越來越濃，那些最活躍、堅定和樂觀的女人們也都開始絕望起來。蘇珊娜·巴倫蘇埃拉，喬尼·博瑞斯的情婦，在「希望營地」裡聽到喬尼疏遠的親戚們說他或許早就死了。一直以來，蘇珊娜總跟喬尼的妻子瑪爾塔一起去礦場，這其實很尷尬，因為瑪爾塔的家人，包括她嫁給喬尼前生的幾個孩子也都在場。
後來，瑪爾塔去家裡找蘇珊娜，蘇珊娜給她泡了杯茶，她談起了聽到的壞消息。「聽著，蘇珊，」瑪爾塔說，「咱們就到此為止吧。我來是要告訴你，喬尼已經死了，所以，我需要你交出喬尼的東西。」瑪爾塔想要回喬尼的東西，尤其是他的工資單，因為她得用這個去領取礦主和政府提供的死亡補助。蘇珊娜聽她說完，心想，喬尼還沒死，這女人瘋了吧。既然她想要，那就給她唄。這些物質的東西根本不重要，她工作了大半輩子，也有自己的儲蓄和養老金，誰在乎那點錢啊？但是，當爬上樓梯，走進那個屬於她和喬尼的臥室時，她停下了。
「找到喬尼的屍體，我才會給你那些東西，」她說道，「必須向我證明，他確實死了。」
「你還真傻。」瑪爾塔回應。這是蘇珊娜的陳述，因為瑪爾塔否認她倆有過這番談話。「我怎麼把他弄出礦井？我是超人嗎？」畢竟，人人都知道，喬尼是被埋在了大山之中。
「要是他死了，好的，你會拿到屬於你的錢。但是，先交出他的屍體，我得為他守喪。」蘇珊娜說。
「那你去跟他的姐妹們說吧。」瑪爾塔說。又是蘇珊娜的陳述。
「滾出去，」蘇珊娜說，「請離開，別再來煩我了。」
後來，蘇珊娜來到礦場，聽人們說所有礦工都已遇難。她又聽到喬尼的一個親戚談論起他的死亡補助。這就是記憶中那些黑暗的日子：喬尼的親戚們沒人正眼看她，因為他倆的關係已經結束。那個收入高、風流成性的不完美喬尼，於她，已經沒有意義了。或許，喬尼的親人們覺得上帝太公正了：喬尼活著的時候，會受她擺佈，交出自己的愛和薪水；可如今，他死了，她再也沒法佔他的便宜了。但是，蘇珊娜覺得，喬尼還活著。「他就在下面，為了生存而戰。他不帥，但……」她後來說，聲音哽咽，開始哭了起來，「他正在戰鬥。我能看到他在地下，埋……埋在泥巴裡。」她彷彿看到喬尼被灰白的砂石泥漿吞沒，之前每次回家，她都會幫他把衣服和靴子上的砂石泥漿清理乾淨。
「他們都死了。」她又聽有人說。回到家，她趴在地上放聲大哭。「我覺得，自己也快死掉了。」突然，她聽到了一個聲音。「珊娜。」喬尼就是這麼喊她的，「珊娜。」「我發誓，向聖母馬利亞發誓，我聽到了。」她說。她對喬尼的愛如此強烈，家裡的每個聲音、每件物品似乎都有了新的意義，她看到了好幾次神奇的景象，她深信，這些都是聖靈的神跡。比如，她會覺得整個房子都在顫動，去問鄰居是否發生了地震，可別人都說沒有。她給喬尼建的神龕裡的許願燭會突然熄滅，然後又自己燃燒起來。有一天，她從礦場回家，看到門口全是警察。鄰居們說，聽到她家有響動，好像有人在拆房子，以為她被打劫了呢，所以就打電話叫了警察。可當她打開門進去後，卻發現一切都在原位。她深信，那些聲響，正是喬尼的靈魂發出的求救信息：我還活著，珊娜！我還在努力，別忘記我！有時，她會跟過來的心理專家說這些事情，但是絕不會對其他人訴說：「因為我看得出來，他們肯定以為我瘋了。」
其他人也聲稱看到一些怪異超常的現象。一名礦工的手機打到了家中，雖然他和手機都還深陷地下。有人說看到了三十三名礦工的靈魂在北部遊蕩。在科皮亞波市胡安·巴勃羅二世街區，很多玻利維亞移民聚居的地方，卡洛斯·馬瑪尼的一個鄰居說，有一晚她在自家前院裡看到了馬瑪尼。在玻利維亞艾馬拉人的傳統信念中，只有將死之人的靈魂才會在夜間行走。這位鄰居跟馬瑪尼的妻子維羅妮卡·基斯佩和岳母說，她看到卡洛斯坐在她家的庭院裡，他戴著帽子，朝一邊看著，可當她走近跟他說話時，他卻消失了。維羅妮卡和母親非常憤怒，因為對艾馬拉人而言，這就意味著：卡洛斯快死了。你為什麼這樣說，她們問那位鄰居。別再給我們講這些骯髒的故事！
這種死亡的影像和苦難的想像逐漸蔓延開來。瑪利亞·塞戈維亞想像著弟弟勇敢無畏的樣子。安靜的達瑞歐·塞戈維亞，方方的臉龐、堅忍的性格，就像一名勇士露出堅毅的神情。以前，他只是個膽怯的小男孩，需要大嗓門的姐姐來保護。在帳篷裡，她能聽到機器鑽探的聲音，他們正在尋找達瑞歐和他的三十二名工友。現在，越來越多的親屬聚集在此，越來越多的兄弟、表親，從遠遠近近的地方來到這裡：有來自智利南北兩端，也有從附近的巴耶納爾和卡爾德拉來的。這些家屬都知道等待的滋味，他們等待鑽工們鑽探尋找自己的親人。「希望營地」裡，有超過一千名的親屬，祈禱的人越來越多。「那裡就跟耶路撒冷一樣。」達瑞歐的女友和伴侶傑西卡·奇拉如是說。
瑪利亞·塞戈維亞經常站到高處，凝視著不遠處的鑽機，傾聽著鑽探的聲音。她熟悉了鑽機每個裝置的聲音規律，瞭解了每個鑽工的工作習慣：金剛石鑽機會發出什麼聲音，鑽工們會何時停工換班等等。晚上，在沙漠的夜幕之下，每台鑽機都發出一團光暈。這聲響，這光線，還有鑽進的勁頭兒都讓人很安心。但是，幾天後，一台鑽機停工了，又一台也停了。好幾個小時，她都沒聽到任何動靜。於是，瑪利亞又爬上了旁邊那陡峭光禿的山頂，從高處俯瞰礦場，她確認：機器裡沒有煙雲冒出。她爬下山，回到了營地，跟其他家屬分享這一發現。幾個女人衝到警衛棚旁的大門前。「鑽機停了！你們停了！」她們敲鍋打碗，製造盡可能多的噪音。最後，戈爾本來到門前說，沒有，剛才一台金剛石鑽機鑽頭壞了，我們需要替換新的。請耐心等待。接下來的幾天，瑪利亞又不止一次爬上山頂，查看鑽機的情況，看戈爾本有沒有說實話。這位五十二歲的奶奶，在爬山時彷彿變成了十幾歲的童子軍，其他的女人跟在她身後，一起爬上陡峭的山坡。「我們好像美洲獅一樣，在山上來回奔跑。」瑪利亞說。
最後，克裡斯蒂安·巴拉的警署主管們派出警察駐紮在山腳下，想阻止這群女人爬山。但是後來，瑪利亞·塞戈維亞決定，她還得親眼看到鑽工們工作才放心。她又去爬山，警察看了她一眼，就把頭轉向了一邊。她又爬到了山頂，看到鑽機桅桿幾乎豎了起來，煙塵雲團噴湧著升上天空。
她小心翼翼地連滑帶走下了山，返回了三名礦工的家屬聚居的帆布帳篷裡。塞戈維亞和羅哈斯是表兄弟，巴勃羅·羅哈斯、達瑞歐·塞戈維亞還有埃斯特班·羅哈斯的親人們都聚在一起等待。他們有時會睡覺，但大多情況下，都不會安靜過夜。在南十字星下，或迷濛的霧裡，他們會放聲高歌，有時會吟唱一首「智利礦工」的讚美詩。或者，他們會講述有關這三兄弟的故事，他們都四十幾歲，在附近的山谷裡成長起來。他們小時候，科皮亞波河裡還有水流過。
[1]西班牙殖民時期的1583年，政府在玻利維亞小城科帕卡瓦納豎立了一尊「黑聖女像」，據說它曾多次顯靈，令朝聖者趨之若鶩，使這裡成為南美人一處宗教聖地，而「黑聖女」也成了南美很多國家的聖人。——譯
[2]正式名稱為《聖母聖詠》，於十五世紀由聖座正式頒布，是天主教徒用於致敬聖母馬利亞的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