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難所裡，達瑞歐·塞戈維亞，那個跟女友深情擁別的工人，從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幾乎都沒說一句話。他粗糙的臉上傷痕纍纍，面部表情很是豐富：比如，他瞇起眼，就表明很堅決；而眉頭緊蹙，則說明很擔憂。被困地下的這頭二十四個小時裡，他濃濃的眉毛皺得緊緊的，顯然是在說，我很困惑也很恐懼。他一向少言寡語，他姐姐瑪利亞（Maria）可以證明。瑪利亞的童年都用來照看這個小弟和另外四個弟弟妹妹了，他們家人都喊他的中間名字，阿圖羅（Arturo）。十幾歲時，達瑞歐·阿圖羅·塞戈維亞就開始下礦工作，用套在胸部的皮袋子運送礦石。他像老牛一般欣然地接受了這份重體力活兒。親戚們都嘲笑他的蠻勁兒，都叫他「皮袋子」。
小時候在阿塔卡馬長大的達瑞歐沉默寡言，而他姐姐瑪利亞卻恰恰相反，她口齒伶俐、能言善辯。父母無暇照顧他們，瑪利亞便負擔起了保護弟弟妹妹的重任。如今，塞戈維亞家的孩子們都人到中年，五十歲左右，但矮矮胖胖的瑪利亞，終日戶外工作曬得黑乎乎的瑪利亞，卻依然是出事兒時掌控大局的人。今天也不例外，雖然她人在沙漠另一邊，離科皮亞波三百英里之遠。當時，她正在智利北部港市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的市政大廳，跟達瑞歐下礦打工的目的一樣，她也是為了戰勝生活，給自己贏得尊嚴。從記事起，她便是如此。九歲那年，她就開始照顧六歲的達瑞歐，那時他們家在沙漠裡的聖菲利克斯鎮，住在山谷中用石塊、木條和電線圍搭起的房子裡。那裡的山谷因為附近的畜欄而得名「鹿圈峽谷」（La Quebrada de los Corrales）。天氣常年乾旱，可一旦下雨就慘了。雨水敲打著油布做的房頂，很快屋裡就水流成河，淹沒了他們睡覺、吃飯的地方。湍急的大雨淋倒了石頭堆砌的牆壁，沖走了他們的全部家當。後來，十四歲的瑪利亞懷孕生子。如今雖然只有五十二歲，她已經幸福地當奶奶了。但是這些貧窮的回憶，這雨水沖壞家園的經歷，讓她變得非常強悍和難纏。如果有人惹到她，她絕對不會善罷甘休。
好幾年來，瑪利亞·塞戈維亞一直不厭其煩地出入市政大廳，想要申請營業許可證，以便正大光明地推童車或鐵皮車到街頭、海邊去兜售冰激凌和肉餡卷餅。如果證件不齊，警察隨時會逮捕你，瑪利亞可是知道這種因賣烤餅而被抓入獄的滋味兒。她正在排隊等著換新證，這時手機響了，是弟弟帕特裡西奧（Patricio）的妻子。
「喂，瑪利亞，帕特裡西奧給你打電話了麼？」
「沒有。」
「你知道阿圖羅的事兒了麼？」她弟妹問道，用的是達瑞歐的中間名字。
「不知道。」
「你還是給你兄弟打個電話吧。」
幾分鐘後，帕特裡西奧把噩耗告訴了她：達瑞歐·阿圖羅在礦裡出事了。他被困在下面了。
瑪利亞掛了電話，覺得必須知道更多信息。幸好，市政廳這裡有公用電腦。於是她上網搜索，看到了一篇報道，發現受困人員的名單裡有達瑞歐，更令人難過的是，他的大頭照同時出現在了電腦屏幕上。達瑞歐很小就在礦裡工作，現在她站在那裡，盯著弟弟的臉，想著這次事故一定很嚴重，沒法輕易逃脫——否則達瑞歐肯定能設法回家。
幾分鐘後，瑪利亞走出市政大廳，直奔公交車站，準備坐長途車南下。好幾個小時後，車才穿過阿塔卡馬沙漠，於下午四點到達科皮亞波。她直接趕到醫院，那裡聚集等消息的妻子、孩子和女友們。當然，還沒有任何消息。瑪利亞覺得她得到礦裡去，跟弟弟離得越近越好。但是一名醫院工作人員告訴她，「他們不讓任何人靠近那裡。都封鎖了。你必須在這裡等消息。」他們反覆說，「你必須在這裡等消息……必須在這裡等。」但他們越強調，瑪利亞就越想盡快趕到弟弟身邊。她給住在科皮亞波的兒子打了個電話。
「當然了，媽媽，我帶你去。」兒子說。他先帶著媽媽回了自己家，給她穿上一件厚厚的外套，帶了幾條毛毯，因為兒子說，「媽媽，礦場那邊很冷。」她準備了一下，又帶了一壺咖啡，還有一些三明治。她知道，她必須在那兒等著，並且很有可能，這又是一次對耐心的大考驗。生活教給瑪利亞的經驗便是如此：想要捍衛自己的權利，你得耐心、得堅決，得讓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聽到你的聲音，因為只是看你破爛的衣服、結滿老繭的雙手、飽經風霜的臉龐，他們會輕視你、把你當下等人對待。
渾身裹得厚厚的，瑪利亞就跟兒子一起趕到了聖何塞。那時已經接近午夜，塌方後近三十六個小時。她看到有家屬圍坐在火邊，有的在滿是灰塵的地上來回走著；有的坐在切片麵包大小的灰色石頭堆上，滿面愁容與擔心，無助地盯著躍動的火焰；還有的雙手插兜站在燈柱下，昏黃的燈光似乎要被阿塔卡馬無限的黑暗吞噬一般。整個礦區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悲傷和無助感，就像感染了疾病的疫區。「整個場景看來可怕極了，」瑪利亞·塞戈維亞後來說，「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種觸目驚心、那種悲傷、那種胃裡翻騰作嘔的感覺。當然還有擔心，我跟弟弟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他正身處可怕的深洞之中。」
那裡有消防車、幾個警察，但是沒有營救行動，暫時沒有。她看到了警官羅德裡格·博傑（Rodrigo Berger），他人很禮貌隨和，但知道的也不多。大家都在等待新的營救人員，好集合進入礦洞。他們大多從其他礦場趕來，聖埃斯特萬公司並沒有自己的救援隊伍。幾十個戴安全帽的人在入口處徘徊，而家屬們只能等待。等待，等待，等待，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大家都深陷哀痛之中。雖然誰也沒說，但很可能，被埋的工人都早已遇難，或處於瀕死邊緣。一直以來，他們已很擅長否定這種可能，可如今這一切突然來到了，並且那麼真實，就連入口那些久經沙場的救援礦工都不願踏足進去。
地下深處，達瑞歐·塞戈維亞就在避難所裡，依舊沉默寡言。地上，寒冷的夜裡，姐姐瑪利亞相信弟弟還活著。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她還會像從前那般站出來保護他，一如小時候生活在聖菲利克斯那個逢雨成災的陋室裡。很快，她就開始說話，告訴那些家屬們她的想法：「皮袋子」達瑞歐·阿圖羅·塞戈維亞和其他那三十二個工人都還活著，他們需要我們行動起來，為他們而戰。
喬斯·維加（Jose Vega）七十歲，瘦高精幹，煙褐色的皮膚，鬢角捲曲。十幾歲開始，他就在礦裡打工，四個兒子也都從事這一行。幸運的是，8月5日礦難發生時，三個兒子已經遠離這份危險的工作。只有阿萊克斯這一個兒子還在堅持。
「我們得去救他，」喬斯跟兒子喬納斯說，「備好裝備，咱們進去找他吧。」
喬斯找出了工作時留下的一些裝備：指南針、GPS接收器、測量深度的裝置，還有應急氧氣罐。他的兩個兒子都要跟他一起進去，這就意味著，維加家裡三個不再從事採礦工作的人又會再度進入礦場，去救這一個因固執或缺錢而不願離開的親人。到達聖何塞時，他們發現那裡聚集了警察、消防人員，還有其他礦裡趕來營救的工人。參加救援的人，六人一組進入礦洞，可突然有人說，「事故家屬不能下去救人。」輪到他登記時，喬斯·維加用了假名，但被告知得等幾個小時才能進去。當時喬納斯看起來很疲憊，喬斯就讓他先回家休息一會兒。「等輪到咱們進的時候，我再打電話喊你。」週五下午四點，喬斯接到通知，說很快可以下礦。他並沒有給兒子喬納斯打電話。「我一個兒子已經困在裡面，」他後來說，「我們三個也要下去，那礦裡有太多姓維加的人了。」
其他救援小組正從礦洞裡出來，他們看起來憂心忡忡。喬斯跟米奇拉銅礦（Michilla）來的救援工人聊了起來。米奇拉在此以北三百英里，位於安托法加斯塔附近。他們描述了裡面的景象，滿含淚水。大山還在動，他們說，隧道牆上不斷有石塊脫落，而且腳底下和頭頂上都有許多大裂縫。米奇拉銅礦的救援組長說，「誰都不能再進去了！」但是外面一片混亂，好像根本沒人負責整個救援行動，也沒人要阻止包括阿萊克斯·維加的父親在內的下一組人進入。
下午的陽光消失了，傍晚來臨。這一行人剛從洞口進入不久，喬斯·維加就意識到情況的嚴峻了。「說實話，一切都太可怕了。」他們接近斜坡道被堵塞的地方，就是卡洛斯·皮尼利亞和巴勃羅·拉米雷茲前一天所到之處，巨石前堆滿了石頭。喬斯跟另外一個人，加利古洛斯的親屬，商量了下，他們決定去找最近的煙道。找到後，組裡一名較瘦的年輕礦工同意下去。被拴著降下去又拉上來之後，他說，下面可以看到一條暢通的隧道，可以通到另一個通風煙道，或許再到下一個隧道，就能找到那群被困礦工了。但是喬斯說，他們不能再繼續往下走了。於是，他們爬出了洞口，跟下一組準備進礦的專業救援人員匯報了情況。
智利礦業部長勞倫斯·戈爾本（Laurence Golborne）於週日凌晨兩點到達聖何塞。他也看到了圍在篝火旁的男男女女，看到了他們的困惑和悲痛。他還穿著前一天去厄瓜多爾進行國事訪問所穿的西裝。幾個家屬攔住了他，詢問他們聽到的傳聞：「他們都死了，是不是……」作為智利的政府官員，跟拉美其他地方一樣，人們都覺得你的工作就是提供錯誤信息，試圖操縱平民；他們覺得，從你入職那刻起，人性和道德就都被棄之不顧了。越貧窮的人，越覺得政府如此。「告訴我們實情吧，部長先生。」可事實就是，現有的信息都是支離破碎、不準確的。據戈爾本得到的消息，受困工人有三十七個。或者，三十四個。他還被（錯誤地）告知，礦工中有幾個秘魯或是玻利維亞來的非法移民。
迄今為止，戈爾本的職業生涯中並沒有很多礦業相關經歷，這次事故簡直讓他措手不及。他是一個富足的商人，開著自己的公司，有市政工程學位，輔修化學，之前從未在政府任職。就職礦業部長後，他對複雜的礦業領域還不如對南美的高級料理熟悉，因為他在聖地亞哥貴族街區開有自己的餐廳。他在採礦業的唯一經歷就是，二十幾年前做過礦場行政人員，和數據打交道。他來科皮亞波的旅程也是漫長曲折的。當時他正隨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在厄瓜多爾進行國事訪問，接著乘商務機經濟艙飛回聖地亞哥，又坐上智利空軍飛機趕赴科皮亞波。經歷了二十幾年的左翼統治後，如今智利政府的領導人們大都是商務人士、政治家、思想家等等，而戈爾本作為其中一員，此時此刻引人注意的並非只有他的西裝革履。在絕對擁護左翼的地區，他是保守黨的高層官員，而且此次現身礦場也非同尋常，因為以前一直都是礦業公司自己來組織和實施救援行動。
「當時，那裡的人們的態度就是，『噢，你來了啊』。他們沒有明顯的敵意，可也不是特別歡迎。」戈爾本後來說。他看著救援人員聚集在礦場入口，他們來自彭塔銅礦、埃斯康迪達銅礦（Escondida）以及其他礦場等。午夜剛過，他們就穿過鋸齒狀參差的洞口，消失在黑暗的隧道裡了。
這支救援隊主要由警察和當地礦工組成。礦工救援分隊的隊長叫佩德羅·裡韋羅（Pedro Rivero）。他頭上紮著染黃的馬尾辮，採了一輩子的礦，救援經驗非常豐富。不上班在家時，他喜歡穿異性衣服，這在當地男性主導的礦區裡無人不知。可儘管如此，他還是深受礦友們尊重，因為毫無疑問，他是個非常英勇果敢的救援專家。他帶領的小分隊裡也有一個聖何塞的工人，巴勃羅·拉米雷茲，夜班主管弗洛仁科的朋友。這一行人在礦裡開了四點五公里，到達堵塞隧道的花崗岩巨石前。他們組裝好設備，可以下到更深處，希望能到達二百八十五米下的避難所。他們帶著繩子、滑輪、滑輪組和木板，在煙道口上搭起了平台。煙道有二米寬、三十米深。
裡韋羅、拉米雷茲，還有其他五個救援人員向下穿過了好幾個煙道，從海拔三百二十米被堵之處下到了海拔二百九十五米。裡韋羅從未來過這個礦場。只見眼前的情況越來越糟。越往下走，溫度越高，碎片、瓦礫鋪滿了隧道，石牆上開始出現許多裂縫。每條隧道裡都有那塊灰色的巨石擋路，他們停下來，朝著被困工人們的大概方向大聲喊叫，用礦工間常用的稱呼：「老苦力們！在哪裡？（iVuejos culiados！Donde estan？）」每往下一級，危險就更大。他們就像在攀登喜馬拉雅山一樣，只不過方向正相反，目標是「攻下」山中央而非山頂，空氣越發稠密，溫度也越來越高。海拔二百九十五米，他們停下來弄了個基地營，組裝起更多的繩索，準備繼續沿煙道下行，下到海拔二百六十八米。
拉米雷茲一個人先出發，剛降下幾米，就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煙道壁上也出現了裂縫，在那塊從上而降的摩天巨石的擠壓下，它們正在慢慢開裂。又一次，他朝下喊叫了幾聲，可還是沒人回應。快到煙道底端了，但他完全看不到下面海拔二百六十八米的隧道。相反，所見之處堆滿了碎石，像懸掛的石牆一樣，好像隨時都會坍塌，封住出口。「誰要從那裡通過，」拉米雷茲後來說，「都會有被埋的危險，因為那些石頭全都搖搖欲墜。」這樣行不通，我們根本過不去，他心想，這裡很快就要塌了。想到這些，拉米雷茲突然覺得很有挫敗感。他想起了卡車司機馬裡奧·戈麥斯，還有那些機修工人。跟皮尼利亞一樣，他也確信，他們肯定被塌方壓死了，因為當時正是午飯時間，他們肯定正開車往上走，也就在這位置附近。但是，其他人可能在更深處，還活著，拉米雷茲又想。在聖何塞，大多數加固工和重型機器駕駛員根本不會準時出來吃飯，他們不是提前就是推後。「礦場裡就是如此。你總能避開命運的安排，」他說道，「當礦工就有這點好處：奇事怪象會隨時出現。」
此刻，奇怪之處就是，或近或遠的石頭不斷墜落，大山隆隆響個不停。他朝煙道頂部的裡韋羅喊了起來。
「你們這群混蛋，快拉我上去！」
上面，裡韋羅和其他人也聽到了周圍雷鳴般的隆隆聲。突然，一大塊石頭塌落下來，切斷了跟地面的通信設備電纜，附近好像有炸彈爆炸一樣。裡韋羅大喊：「紅色警報！紅色警報！」
他們正使勁把拉米雷茲拉上來，可煙道的牆壁開始塌陷，有幾塊石頭壓住了綁在他們身上的繩子。本來他們準備順著繩子，跟著拉米雷茲，從煙道爬下去的。有那麼一會兒，大山像是要把他們吞噬一般，落石拉著繩子，要將他們拽到煙道裡去。拉力非常大，裡韋羅失足倒在地上。他跟同伴一起，一邊奮力避免被拖下去，一邊使勁向上拽拉米雷茲。當拉米雷茲的頭從煙道裡冒出來時，他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了出來。同時，有人從靴子裡拿出一把小刀，切斷了所有的繩子。那一刻，他們才安全了一些。
這群人開始返回地面。裡韋羅注意到，拉米雷茲很是悶悶不樂，他肯定是為下面的朋友和工友們擔心。裡韋羅想，一切都結束了。下午三點，裡韋羅和拉米雷茲一行人返回地面，走進了阿塔卡馬的烈日之下。再次塌方的消息已經傳出來，傳到了聚集在外的救援人員那裡，包括喬斯·維加，阿萊克斯的父親。「裡面有成千上百萬噸的石頭，他們不可能還活著。」附近一個救援人員說。
「他說完後，一片沉默。」喬斯回憶道。
當時，戈爾本也在那裡等著救援隊出來。看到他們的樣子，他很震驚：挫敗的表情，紅腫的眼睛，還有抹得黑黑灰灰的臉，好像他們在裡面跟怪獸大幹了一仗似的。「我無能為力了。」裡韋羅說道，語氣中透著凝重的終結感。裡韋羅或其他「常規」的救援隊伍根本無計可施，現在該輪到戈爾本去通知那些等在外面的家屬們了。
作為現場職位最高的官員，戈爾本到來幾個小時，莫名其妙地就當起了代言人，儘管他在礦裡並不具備任何法律權力，準確說來，他這算是侵犯個人財產。但礦主們對媒體或親屬都三緘其口，記者只好都圍住這位英俊又有教養的部長。家屬們已經焦灼地等待了兩個小時，現在只見戈爾本離開了礦場入口，走到停在大門處的救護車旁。他站到旁邊的一把椅子上，拿起了喇叭，電視台攝像機全程直播了他的講話。
「救援很不順利。」他說道。救援隊剛準備下到海拔二百三十八米就發生了巖崩。礦山又塌方了，救援人員不得不逃離。聽到這裡，好幾個家屬都倒吸了一口氣。「我們正在尋找其他辦法，制訂其他方案。」戈爾本說，但說這話時，他低頭看到了卡羅琳娜·洛沃斯，前足球球星富蘭克林·洛沃斯的大女兒。她滿臉悲痛和無助，眼淚止不住地流，好像怎麼也流不盡。（戈爾本當時就是這種感覺，怎麼可能流那麼多眼淚呢。）他停了下來，低頭看著人群，又把目光移開。突然，他感覺「喉嚨發緊」、鼻子發酸，幾秒後他才能勉強說話。「我們會盡快跟大家匯報消息……」他又停了下來，因為這太難了，要跟這麼多善良的好人，這麼多妻子、兒女們說，他們的愛人、父親被埋在下面了，而他卻不知如何營救，也不知是否能救出他們。「我們也得保證救援人員的生命安全。」他又說了幾句，然後覺得自己又要哽咽了，只好轉過身背對著人群，放下了喇叭。
「可以看到，部長先生已經失控，他顯然非常震驚。」智利國家電視台TVN播音員凝重地說。整個智利瀰漫著深深的震驚和悲痛，因為部長們一般不會在電視直播時痛哭，而眼前這一幕讓成千上百萬民眾感受到了此刻的真實與艱難。肯定發生了特別悲劇、痛楚的不幸，否則那麼堅強的大男人怎會如此難以自已。
戈爾本從椅子上下來，被記者們圍住。他們提了很多問題，他只能含糊地回應，要去研究「方案、方法」。他說話的時候，喇叭裡傳來了一個女人，或者說很多女人痛哭的聲音。從煙道下去救人的「短期」方案應該行不通，戈爾本咕噥道。
附近一個男人大聲回應：「部長大人，我們都看出來了。請告訴我們實情！你們能救出他們麼？我們都還蒙在鼓裡！我們已經在這兒等了五十個小時了！五十個小時！」
戈爾本說：「我們要抱有希望，但也得實事求是……不能散佈不現實的樂觀。」
聽到這些，塞羅內格羅（Cerro Negro）礦場的一名礦工兼親屬怒吼道：「大衛殺死了歌利亞（Goliath）[1]！他只用了一塊石子兒！」
「你不能就這樣垮掉！」一個女人說。「你是大部長。你是權威啊。你得挑起大梁啊！」
此刻之前，戈爾本只是一名優秀的斯坦福大學及西北大學畢業生，有著出色的個人簡歷。但他從沒有認為自己是人民之子，也未真正地體察、體恤過民情，甚至根本不曾想過，作為人民公僕，人們期待他臨危不懼的同時，也質疑他能否從容應對。
在瑪利亞·塞戈維亞的記憶中，接下來的幾小時是這樣的：下午逐漸消逝的陽光下，她跟其他親屬眼睜睜看著所有的救援人員胳膊下夾著安全帽離開了這裡。消防車也駛離了礦場入口。她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跟大多數其他家屬一樣。他們都在哭，她也在哭，但是最終，瑪利亞停了下來，開始想：哭有什麼用。後來，她找到了有線電視網（CNN）駐智利的記者，說：「不，不能就這樣放棄了。」她說到了救援人員的撤離，她的憤怒和傷害。「被埋在下面的不是狗。」她說。「他們都是大活人啊。我們不能放棄，我們得尋求幫助。必須救出他們來。」她給總統打電話說，請求其他國家的援助，我們必須把這些人救出來。
接下來的日子，瑪利亞·塞戈維亞還有其他女性家屬都認為，她們必須發聲和抗議。警察要求她們撤離礦場入口，把她們趕到山下，趕出了大門外。「我們就像狗一樣，夾著尾巴撤了出來。」一位女家屬回憶道。瑪利亞和其他親屬得不到消息，他們就聚到大門外，開始敲鍋子、打盆子。只能如此。萬不得已，他們還會堵路、擋大門，一次不行就多次。每次他們發動這些抗議，都會有警察站成一排，阻止他們進入礦場。「我們有知情權！」這些女人們大喊。「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出來！」稍後，一個官員出來，跟他們談話。卡門·貝裡奧斯，路易斯·烏爾蘇亞的妻子，看到礦場的業主之一亞歷杭德羅·博恩從旁邊經過，她上前質問他：「你連個秘書都沒有麼，你怎麼就不打電話通知我們出事兒了呢！我竟然只能在公交車上聽到信兒！」他咕噥著，走開了。
瑪利亞·塞戈維亞很快意識到，要想幫助弟弟，她就得呆在這兒，呆在礦場這兒。「我們必須在這裡住下來。」她告訴其他女人，母親、女友和孩子們。「我們必須堅守在此，直到最後一刻。」瑪利亞在離大門最近的地方搭起了帳篷，其他家屬也在周圍安頓了下來，很快人們就把這稱為「希望營地」（Campo Esperanza）。這座希望的營地引起了很多慈善組織和好心人的注意，他們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更遠。他們紛紛驅車來到這如月球表面一般乾涸死寂的沙漠。他們帶著愛心捐贈：木柴、防水布、食物等等。科皮亞波市政府提供了帳篷。一座小教堂也拔地而起。最終，政府甚至建了一所學校，讓跟父母一起駐紮此地的孩子們有地方學習。
瑪利亞·塞戈維亞並非唯一的負責人，也不是唯一決定常駐聖何塞的人，但她離大門最近，是最常代表大家發言的那位。一輛拉著柴火的卡車來了，司機問：「把這些東西卸哪兒？」「那邊，」瑪利亞說道，「我們確保每人都會分到柴火。」那些來跟親屬談話的政府官員也常常先去見瑪利亞。他們往往會被瑪利亞的決心打動，還有她對弟弟的愛，以及不屈不撓地維護那群被埋礦工尊嚴和人格的鬥志。很快，這個在海邊賣冰激凌、糖果和餡餅的女人就開始跟一些國家重要官員熟絡起來。「別忘記我弟弟，別讓那些人活埋在這裡，」她告訴他們。她身邊的親屬和救援人員越聚越多，瑪利亞作為代言人，被大家暱稱為「市長夫人」（La Alcaldesa），她成了「希望營地」的「市長」。
但是，這一切大多發生在之後。短期內，就在三十三位被困礦工家屬讓礦業部長痛哭流涕、開始敲鍋打盆抗議後的一兩天，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瑪利亞和其他家屬站在聖何塞大門前的營地上，他們看到一輛奇怪的車隆隆開來。
[1]《聖經》故事中人物。非利士人與掃羅和以色列人爭戰，前者派出巨人迦特人，旗開得勝四十日。後，派出耶西放羊的小兒子大衛，他輕裝上陣，僅帶彈石的機弦和五塊石子前去迎戰，一石即擊中巨人歌利亞額頭致其死亡，成為典型以弱勝強的代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