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這群被困山下的礦工們決定離開面前的巨石。他們分成了兩隊。第一隊，人較少，共八人，他們決定到礦洞和通道裡尋找出路。一行人朝斜坡道之間打通的煙道走去。這些圓柱形煙道主要用於通風、送水、輸電等等，但裡面也應該安有梯子，可用作逃生通道。理論上，他們只要爬過十幾個這樣的煙道，就能越過塌方被堵的區域。但實際上，只有極少的幾個煙道裝有梯子，他們並不確定能找到向上的出路。不過，他們還是朝最近的煙道口走了過去，步行下坡到海拔一百八十米。
第二隊，統共二十多人，他們一致決定去下面的避難所裡等待救援，於是下坡朝卡車走去。這兩隊分開之際，班裡的二把手、班頭弗洛仁科把喬尼·博瑞斯叫到了一邊，囑咐說：「等到了避難所，千萬看好那兩箱子物資。別讓這幫傢伙吃光了，咱們可能得困在這兒好幾天。」他聲音壓得很低，不想引起恐慌。他選擇告訴博瑞斯，一是因為他年齡大、資歷老，二是因為喬尼是那種會服從命令的人。「喬尼，我信得過你，你必須看住那兩隻箱子。我們回去前，別讓任何人動箱子。拜託了。」
卡洛斯·馬瑪尼，那位玻利維亞移民，也加入了第二隊。現在，他終於知道自己有多需要那落在更衣間裡的礦燈了。幫他在沃爾沃L120裝載機上測試操作的工友還說，不著急回去取，等午飯時間再上去拿也不遲。現在，馬瑪尼得克服對黑暗的恐懼，因為沒有燈，他幾乎時刻與黑暗為伴。大家都在步行下坡時，他發現自己幾乎全是摸黑前進，小心地躲避著地上石塊的暗影兒，不時抬頭尋找其他礦工帽子上傳來的微光。終於，他們走到了卡車那裡，他跳上了後車斗。一行人開車朝避難所駛去。
到避難所後，他們迅速察看了周邊區域，發現所有與地面的連接都中斷了：電、通信系統、水和壓縮空氣的供給等。儘管如此，還有些經驗不足的傢伙以為他們一天之內或者幾個小時後就會獲救。幾個小時慢慢過去了，期間，一兩個人的肚子發出「咕嚕嚕」的聲音，畢竟他們都還沒吃午飯。另外，從礦燈照不到的黑暗深處，不時傳來岩石塌落發出的轟隆聲。為了省電，很多人把燈都關掉了。餓的時候，等著吃飯簡直就是磨難，尤其身邊還有兩箱子食物，而看守這些充飢食物的還是一個膽小、上歲數的老傢伙。喬尼·博瑞斯，這個生活中都無法勇敢面對兩個女人的傢伙，現在得設法阻止二十幾個飢腸轆轆的大男人搶吃這些應急食品。
另一組尋找出路的小分隊也出發了。一名礦工開著巨大的長臂平台升降機朝煙道口駛去。這台機器是用來托舉工人去加固礦頂，或在岩石上鑽孔放炸藥包的。馬裡奧·塞普爾維達爬到升降籃裡，升到了頭頂的煙道口。來自塔爾卡瓦諾港市的機修工勞爾·巴斯塔斯緊隨其後。而在輪班主管路易斯·烏爾蘇亞看來，爬煙道是危險又無用的舉動，他也試著勸他們放棄。「這根本行不通。這些人完全不去考慮安全的問題，這幾個最先爬上去的傢伙都不是專業的礦工。」他後來說。他指的是，塞普爾維達和巴斯塔斯都不是來自礦工家庭，經驗不足。但烏爾蘇亞很快就失去了威信，大家都竭盡全力想要自救。塞普爾維達把頭伸進了直徑兩米的洞口，發現這裡竟然安著梯子，螺紋鋼筋做成的爬梯嵌入岩石內部。他爬了上去，希望能找到出路。可大約一分鐘後，他意識到自己太胖了，但還是繼續往上爬。煙道微呈上坡狀，大概一百多英尺高，穿過就到達上一級隧道。裡面，煙塵和廢氣讓人無法呼吸。他倆後面還跟著兩個礦工，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和二十七歲的卡洛斯·博瑞斯，他還不知道女友懷孕的好消息。這裡濕度太高，道壁上很滑，大家很快就渾身是汗。爬到一半，塞普爾維達手裡抓的一級橫梯突然脫落，正好打在他的門牙上。他滿嘴是血，疼得直搖頭，可還是沒停下來。
勞爾·巴斯塔斯跟在塞普爾維達身後，能清楚地聽到他沉重的喘息聲。隨後，他碰到了一塊大石頭，感到石頭鬆動，他用肩膀把石頭緊緊頂在煙道壁上，朝著下面的兩人大喊：「快下去！快下去！」他用盡全身的力量頂住這塊石頭，防止它掉下去。阿瓦洛斯和博瑞斯匆忙爬下了煙道。等他們安全後，巴斯塔斯一聲呻吟鬆開了石頭。石頭撞了幾次壁後，就撲通一聲掉到了下面的斜坡道上，幸好沒人受傷。很快，塞普爾維達便爬出了煙道。他拿手電快速掃過了四周的黑暗，發現這一級斜坡道裡有更多的碎石。他站起身，等巴斯塔斯也爬上來，再一起沿著坡道向上走去。他們還抱有一絲希望，或許，或許拐過彎兒，就能看到通往出口的道路。但他們的手電照到了一塊光滑發亮的物體上：又是一面閃長巖橫牆，跟擋住下面隧道的一樣。馬裡奧感到，那殘存的希望慢慢溜走，現在他清楚地意識到了殘酷冰冷的現實。他被困深山地下，突然如此接近死亡，卻又堅信命運仍在自己掌握之中。「那一刻，我明白了，死亡會隨時到來，但我決定接受這一事實。」他後來說。他們接著下坡，經過了剛才爬過的煙道口，拐彎後，又發現了橫亙在那裡的大石，如絞刑架一般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他們又找到一個煙道，本想再爬上去，但用手電照了下裡面，發現根本沒裝梯子，只有一根電纜線晃蕩在那裡。
「這個辦法行不通，」塞普爾維達跟巴斯塔斯說，「我們該怎麼跟那幫傢伙說呢？」
「很難，」巴斯塔斯說，「但我們還是實話實說吧。」
他們順著煙道爬了回去，把這壞消息告訴了大家：好幾級斜坡道都被堵住了，根本不可能出去。
大家圍作一圈，都在想：接下來該怎麼辦呢？然後，大家的視線都落在頭兒烏爾蘇亞身上，可他什麼也沒說。通常，他是所有的大頭小頭中最放鬆樂觀的一位，但此刻他看起來也是精疲力竭、垂頭喪氣。他那綠色的眼珠緊張不安地轉動著，不敢直視手下這幫工人。大夥兒都能感到，他此刻真希望自己不是主管，能匿成隱形人，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很多礦工，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人，都覺得在事故發生的頭幾個小時裡，「主管好像憑空消失了一般」。這很是讓人生氣，因為上歲數的礦工們都認為，礦場裡的階層制度有它存在的意義，尤其是災難發生時。被困塌方深山就跟航船突遇風暴一般：船長必須挑起重擔。可是數小時後，據幾名礦工回憶，烏爾蘇亞卻溜到了皮卡車那裡，在駕駛室前座躺了下來，隻身一人。
烏爾蘇亞是這樣解釋的：他是一名受過專門培訓的地形測量員，腦子裡隨時都裝著礦山的地形圖。這讓他清楚地知道，此時做什麼都是徒勞。「作為輪班主管，我很清楚，我們完蛋了。這就是我的問題，」他後來說，「我和弗洛仁科都明白事故的嚴重性，但我們不能告訴任何人。我們完全束手無策。你只能想到採礦工作的一些殘酷現實。」有時候，工人們被活埋，最後就生生餓死，人們也幾乎不可能再去尋找屍體。在智利，還有更殘酷的事：那就是塌方六七天後，如果救援人員還沒有找到遇險者，他們就會放棄搜索。烏爾蘇亞很清楚這一點，而他如果將實情和盤托出，將會引起極大的恐慌。他最近上過一門課：「如何應對採礦中的突發危機」。保持冷靜，這就是他學到的。事故發生時，只能等待——就是等救援人員從地面鑽孔到被埋之地，這可能是獲救的唯一希望。但是，他怎麼能告訴這幫傢伙只能幹等著什麼也不做呢？他不能。這就是他的想法。其實，他已在心裡估算出了鑽孔所需的時間，可能得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他也想說點什麼，給大家打打氣，可他不能，因為他不想撒謊。所以，他什麼也沒說。如果他的職責是保證大家安全獲救的話，他能做的，只能是阻止他們做魯莽的傻事，比如在深坑岩石鬆動、不斷脫落的情況下，竟然想要從通道裡爬出去。保持冷靜，他告訴自己，千萬別讓手下的人看出他的絕望。
後來，大家都安靜了下來，都在等待那或來或不來的救援。塞普爾維達跟主管說，他非常欽佩他重壓下的鎮定自若。「我們的頭兒烏爾蘇亞不善表達，是個沒有激情的傢伙，」他後來說，「但他非常聰明睿智。」烏爾蘇亞已經決定等回到避難所，一班的人員都聚齊的時候，他就會宣佈，自己不再是主管。他們已經被拴在了一起，應該一起想辦法、一起做決定。
對他們此刻所處的險境，塞普爾維達卻有不同的看法。當時，他用一個粗鄙的智利短語概括了自己的想法：tomar la hueva，直譯為「抓住了牛蛋子」。迄今為止，他的一生曲折跌宕，不斷為了生存而奮鬥。從某種意義上說，困境中求生是他最從容最自在的狀態。
馬裡奧的母親在生他時難產去世，他一直覺得自己生來就是為了戰鬥的。他在智利南部城市帕拉爾（Parral）[1]長大，有十個兄弟姐妹；父親是農民，酗酒，對兒子們總是拳打腳踢。而馬裡奧自稱「超級好動」，他父親的怒火大多都發洩到他身上。「十二歲那年，我非常亢奮、極端，人們都害怕我，沒有親人想要照顧我。」如今，這樣的男孩可能會被診斷為「多動症」，並且得服藥來抑制那用之不竭的能量。那時，他父親想把他打好，隨時都會給他一頓皮鞭教訓。幸運的是，當時他還有一位慈祥莊重的老祖父，一名鄉村老牛仔。祖父教他傳承著勤奮、自尊和正直的道德準則。十三歲左右，馬裡奧就到帕拉爾周邊打工；十九歲，他隻身來到聖地亞哥。身後，幾個繼母所生的弟弟還得繼續承受父親無盡的怒火。「我會回來找你們的。」他跟弟弟約瑟、大衛、巴勃羅還有費比安說，後來他也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他在聖地亞哥一家公司謀得一份保潔的工作，並在市郊定居下來。在鄰居們眼中，他好像一個傲慢的街頭拳手，上一分鐘還冷酷殘暴，可轉眼就變身隨和迷人。白天，他打掃衛生；晚上，受約翰·特拉沃爾塔（John Travolta）[2]和他主演的電影《週末狂熱》的啟發，他會穿上西裝、喇叭褲跳舞。他愛上了年輕女孩埃爾韋拉，她喜歡穿著華麗搖滾風格的衣服，就如早期的麥當娜和希拉一樣。在她眼裡，年輕的馬裡奧性情飄忽不定，易怒又很寬容。他多愁善感，也樂於表達感情，這在熱血青年身上真不多見。總之，他擁有一種粗獷的高貴氣質。有句智利俗語恰好能描述馬裡奧的生活方式，而他自己也經常引用，那就是tirar para arriba，字面意思為「直線上升」，經常被翻譯成「克服險境、不斷上進」。現在，馬裡奧的簡歷裡又添了一項新技能：操作重型機器。他一直為埃爾韋拉和孩子提供著富足的生活，雖然這意味著天南海北的四處闖蕩：從北部的阿塔卡馬沙漠到南部的蒙特港（Puerto Montt）——通往智利巴塔哥尼亞（Patagonia）[3]和麥哲倫海峽的門戶。
在生活的聖地亞哥街區，短髮的他有個暱稱叫「奇異果」。但如果他用那雙棕褐色的眼睛瞪視著你的話，好像瞬間就成了惡狠狠的街頭混混。在聖何塞礦友們眼中，「狗仔」塞普爾維達總像著了魔一般——即使平常也如此。而現在，雖然在礦裡沒什麼地位，但生性樂觀、聲音粗啞的他，憑借流浪狗的生存能力和忠誠，正準備勇敢地操起自己和礦友們的命運之繩。
「我最擅長的事情就是生存。」他如是說。
他和隊裡的其他人一起朝下面的避難所走去。可他們並不知道，那裡正在上演著一幕可悲的戲劇。早就過了該下班吃飯的時間，等在避難所裡的二十五個人都已非常非常飢餓了。
「必須得打開！」一個人喊道，「我們餓了。」
「餓了！」
他們圍著的這只箱子裡，裝著可供二十五個人維持四十八小時的應急食物。很多人昨晚就沒吃飯，因為地下的高濕熱和濃煙塵很容易引起嘔吐。大約此時，他們本該到家坐在飯桌前，等著家人端茶倒水、伺候吃飯。也有幾個人說，他們應該等頭兒和其他人回來。喬尼·博瑞斯低沉溫和地說，「咱們得等等，因為不知會被困多久。」有些人脫下了工服，希望能涼快點。可光著膀子還是大汗淋淋，他們又打起了應急箱的主意。
性格溫和的喬尼看得出來，他根本不可能阻止這群飢腸轆轆的傢伙。「人太多了。」他後來說，儘管沒人記得他試圖勸阻過。當時，維克多·扎莫拉和另一個人拿著螺絲刀想要擰開箱子的合葉，弄斷綁著的三根鋁條。
扎莫拉似乎最迫不及待要吃東西：他被碎石擊中了嘴、打掉了牙，脾氣更焦躁了。「iSeimpre ando con hambre」，他邊喊邊使勁開著箱子。「我一直很餓。」
其實，扎莫拉帶頭搶吃應急品這事兒並不奇怪。他一直是邊緣人，兩隻上臂的刺青正表明了他的身份：一隻刺著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4]的肖像，他是拉美貧苦民眾的軍事聖領；另一邊刻著簡單的「ARICA」一詞，「阿里卡」[5]正是扎莫拉成長的城市，十九世紀太平洋戰爭中智利從秘魯奪取了此處。而扎莫拉的膚色和五官都是典型的印加人（Incan）[6]，有幾篇報道都誤稱他為「秘魯人」。一個工友不喜歡他的工友總鄙夷地叫他「那個秘魯傢伙」，儘管明明知道扎莫拉跟他一樣是智利人。
扎莫拉剛八個月大時父親就去世，母親也拋棄了他，「因為她更喜歡跟她的新男友在一起」。他由母親的姐姐撫養，但九歲時就被送到了阿里卡收養流浪兒的收養院，在那裡斷斷續續地一直生活到十六歲。「從小，我就希望有個完整的家，但是我沒有。我知道，好東西都是別人的，而我只能撿剩下的，只能在街上流浪，在橋底下睡覺，吃不飽、穿不暖。」如此孤單辛苦的童年讓他有點狡詐，卻也特別感恩愛的力量。他努力工作脫貧，成年的他愈加自信。他幹過很多體力活兒，比如摘葡萄、在建築工地扛橫樑等，每份工作都做得不錯，還能慢慢升職。更重要的是，傑西卡·塞戈維亞，他兒子阿圖羅的母親，還一直深深地愛著他。這些都讓扎莫拉的自我感覺越來越好。在一次社區聚會中，他倆相遇了。那時他還是個流浪漢，過得跟吉卜賽人似的。在聖何塞，他負責將鋼筋鑽到石牆裡加固礦洞。維克多脾氣火爆易怒，很適合這份工作，因為太累了：工作完回家時，他的那些劣性都被磨耗得差不多了，也沒心氣兒再跟傑西卡發脾氣。
扎莫拉的家在離科皮亞波不遠的鐵拉·阿馬裡亞（Tierra Amarilla）。幾間矮房，有那麼一兩道裂縫的牆面被刷成粉色，小客廳也兼作餐廳，勉強能放下一張沙發和餐桌。每當家庭的重責讓他備受壓抑時，他就會對家人抬高嗓門，這小屋裡也會充斥著他任性隨意的謾罵。他很容易發怒，事後又憎恨自己。他也跟弟弟吵架，而弟弟總會用最刻薄的話來傷害他，「你又不是我親哥，我媽媽也不是你親媽」。當然，這是事實，因為維克多的「媽媽」其實是他姨，而這個「弟弟」也不過是他堂弟。憑著詩人般的感性，維克多將自己的性格總結如下：「吃了槍藥」和「總是失控」。「家庭生活並非全是歡聲笑語啊。」他如是說。
維克多也很愛這個採礦的大家庭，就跟愛自己的家人一般。但此刻，他如此瘋狂地想要打開應急食物箱，根本沒去想這種行為有多傷害自己的兄弟們。螺絲刀沒能擰開合葉，令人很意外的是，扎莫拉接下來做的事情，好像只有當年街頭流浪的阿里卡小伙才能做出：他找到了一把斷線鉗（他之前用來切割鋼筋加固礦洞的），走向前來把應急箱上捆綁的鋁條給剪斷了。
他正準備剪鎖，卡車司機富蘭克林·洛沃斯走上前說：「等等，我有鑰匙。」
洛沃斯比其他礦工都要高大強壯，這體格難免會讓人想起他在足球場上叱吒風雲的英姿。有時，他刻意憑自己的大塊頭來凸顯權威，一改平時謙遜平和的脾氣以表達對這個爛地兒的不滿或氣憤。這時，洛沃斯覺得，跟這群飢餓的傢伙們妥協是他唯一的出路。「我可不想跟六七個人打起來。現在這種情況下，打架完全沒有意義。」很快，這群被困的礦工之間會出現更多的衝突和矛盾，可他們就都會有這種想法：我真想揍這個傻蛋一拳，這個笨蛋；可是，如果把他打傷了或流血了，我還得去照顧他；我才不會這麼蠢呢。
洛沃斯用鑰匙開了鎖，這幫傢伙心心唸唸的應急食品露了出來：袋裝的餅乾。其實，這餅乾是孩子的零食，巧克力和檸檬夾心的，從中間一擰就成兩半，總共幾十袋。「當時看來根本沒那麼多。」扎莫拉事後回憶。在外面，這一袋餅乾賣一百比索，不到二十五美分。每袋裡裝有四塊餅乾——很快就有人分著吃掉了幾袋，但是大多數工人還是選擇沒吃。扎莫拉回憶說，他當時根本沒多想。「就是餓了，到吃飯點了，我覺得吃點也沒啥大不了。」
他們還打開了幾盒牛奶。當時避難所共有二十四人，大概有十個人參與了哄搶吃喝，每人拿了一袋或多袋餅乾，分著喝了兩升的牛奶。
「都是那群北方人幹的，」其中一名來自智利南部的工人後來說道，「那時，他們光顧著填飽肚子。一群菜鳥。他們啥都想吃，完全沒想到我們會被困這麼久。」
後來一名礦工回憶說，他聽到這群搶掠者躲在暗處偷吃餅乾，他們都聚在一個角落裡，頭上的礦燈都滅了，好像對自己的行為深感羞愧，可又忍不住不吃。那些沒參與搶食的工人都能聽到撕餅乾袋子的刺啦聲和嚼餅乾的嘎吱聲。
當路易斯·烏爾蘇亞和探路小分隊無功而返到達避難所時，他們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箱子開了，鋁條也剪斷了。他們收集起空餅乾袋子，一共十個。「就你們吃的這些袋兒，我們本來可以撐三天，」弗洛仁科·阿瓦洛斯說，「好吧，不管誰吃的，希望你們都吃好了……都吃舒服了。」
氣氛突然凝重起來，探路小分隊跟大家說了上面的情況：他們被堵死了，救援或逃脫都不太可能。他們說話的語氣很嚴重、很緊迫，讓避難所裡的很多人都大吃一驚。「你們都幹了些什麼啊？」馬裡奧·塞普爾維達沙啞著嗓子，帶著一種孺子不可教的哀歎，高聲說道。「你們不知道，咱們可能得困在這兒很多天？甚至好幾個星期嗎？」
沒人立刻承認哄搶的罪行，探路小分隊的礦工們也沒再追究。此刻的混亂要在數天後才讓人們搞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接下來的好多天，搶食物的那些人都深受良心的譴責。維克多·扎莫拉，大家公認的首犯，仔細端詳著朋友和工友們的臉龐，也終於第一次理解了剛才所發生事態的嚴峻性。他什麼也沒說，接下來好幾天都是一直沉默不語。
然後，馬裡奧·塞普爾維達和勞爾·巴斯塔斯開始詳細講述他們爬到煙道頂的過程。塞普爾維達跪在地上，畫了一張被堵塞隧道的圖解，還有那沒裝梯子的煙道。他用男人間常用的暱稱「孩子們」稱呼礦友。「孩子們，換句話說，即使咱們超級樂觀，也不得不承認，咱們真是慘到家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堅強、團結、嚴格遵守紀律。」
塞普爾維達說完後一片沉默。然後，烏爾蘇亞上前一步有話要說。考慮到目前的狀況，他說，「現在，我們都平等了。我摘下我的白帽，從此沒有員工和主管之分。」他交出了輪班主管的職責。幾分鐘前，探路分隊的礦工們從煙道處往下走時，烏爾蘇亞就說他要這麼做。儘管大伙都勸他，他還是做了。「我們必須一起做決定、共進退。」他如是說。他想傳達的是，大家需要團結一致，「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但是有些人覺得，他這幾句請辭的演講，還有他低調的行為，只是面對挑戰所表現出的軟弱無能。他們只是覺得，本該肩負重擔的頭兒如今卻撂挑子了。
「有時，路易斯·烏爾蘇亞說話不過大腦。」勞爾·巴斯塔斯後來說。巴斯塔斯感覺到，此時地下的山洞正處於一種混亂、壓抑的無政府狀態。五個月前，他親眼見到海嘯和地震過後，家鄉塔爾卡瓦諾陷入一片狼藉混亂之中，在一家被搶劫的藥店外，他竟然差點被打劫。跟自然災害一樣，礦山塌方也會讓礦裡的秩序與階級分崩離析。巴斯塔斯覺得，很有可能，這裡那些強壯、絕望的傢伙們會趁機欺負弱者，而街頭的生存邏輯也會在此上演，畢竟，他們中還真有因在酒吧鬧事打架蹲過監獄的，這些人都有可能成為「阿爾法狗」（alpha dog）[7]。他想，「如果我們不支持烏爾蘇亞的話，這些人可能隨時就會對他群起而攻之。」
烏爾蘇亞說完後，大夥兒都陷入了沉默。然後，探路小分隊的那些工人們，馬裡奧·塞普爾維達、班頭弗洛仁科·阿瓦洛斯以及合同機修工的組長卡洛斯·安吉拉都開始幫他說話。他們都說，主管說得對。我們必須得團結。安吉拉用威嚴、知情的語氣說道，情況很不妙，但是他們可以未雨綢繆。第一條，他們得保護好地下的飲用水，之前用在機器裡的水，現在可是他們的救命水。顯然，他們也必須合理分配食物，每天吃最少的食物維生，撐得時間越長越好。唯一的問題是，該怎麼做呢？
塞普爾維達統計了應急箱裡的全部食物：一罐鮭魚、一罐黃桃、一罐豌豆、十八罐金槍魚、二十四升濃縮牛奶（八升被喝掉了）、九十三袋餅乾（包括剛被搶吃的那些），以及一些過期的藥品。滑稽的是，箱子裡竟有240副叉子和勺子，卻僅有10瓶水，這也再次證明礦場業主們的不負責任和考慮不周。可是，這幫人應該不會脫水而死，因為礦洞水箱裡裝有幾千升的工業用水。這些水是用來給發動機降溫的，儘管可能有少量的油污，但肯定是可以飲用的。他們必須分了這些餅乾和金槍魚罐頭：每人每天只吃一兩塊餅乾、一勺金槍魚泥，這樣大概可以撐一周左右。他們把食物都放回到箱子裡，又重新鎖了起來。烏爾蘇亞取下了鑰匙，交給塞普爾維達保管。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被困呢？烏爾蘇亞又數了一遍，腦海中也過了一次他手下的礦工名單。「31，32，33……」
「一共三十三個人，」他說道。
「三十三？」塞普爾維達喊道，「耶穌離世的年齡！媽的！」
好幾個人，包括安吉拉和洛沃斯都重複道，「耶穌離世的年齡」。即使那些不信基督的人，也覺得這個數字有些怪異，尤其已經過了這個年紀的人。三十三歲，先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年齡。這個數字和這個名字讓一群人錯愕了半天，無意的巧合，卻也著實讓人恐懼。實際上，礦裡本來只應該有十六七個人，但是或加班或倒休，竟然出來這麼多人。多了一倍多。很多人彼此都沒有打過照面。一共三十三人。怎麼會這麼多？
最終，塞普爾維達發話了，他故意抬高了嗓門，因為他看到了礦友們眼中的困惑與恐懼。Somos treinta y tres。「我們共有三十三人。這一定有特別的意思，」他說，「外面有更大意義的事情在等待著我們。」他說這話的時候，帶著怒氣，就像當年街頭打架時的樣子。同時，帶著一份信念，這個已為人父的男人親眼目睹了塌方的巨石和僅剩半箱的食物，但他絕不相信這會是他生命的終結。
有一群人又去了海拔一百九十米處，他們到巨石附近的煙道和礦洞裡，仔細傾聽救援的聲音，或者試圖製造噪音讓地面上的人知道他們的存活。接下來的好幾天，他們都將忙著搬石頭、點火升煙或做其他事情，根本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當然，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在避難所或附近待著。實際上，有幾個人都害怕離開這裡，好幾天也不敢出去，因為自己在這如爆破般塌方的大山內狂奔逃命的景象至今還歷歷在目。在避難所的鋼門後面或附近，大家休息或睡覺，他們至少可以假裝這裡是安全的。
「還記得那些被活埋的墨西哥礦工麼？」一個工人說道，「他們用石頭堵住了出口，然後對外宣佈：『所有礦工都已遇難。這就是他們的墓穴。』他們甚至都沒挖出屍體。」
「不，你說錯了，」另一個工人喊道，「此時此刻，我們的親人正在上面。他們一定會確保有人來救我們的。」
又有人說，救援人員會重新打通一條隧道來救他們出去。或者，可以從不遠處的兄弟礦場聖安東尼奧打通過來。
「但我們現有的這條隧道都打了十年，」在這裡工作了十年的喬尼·博瑞斯說，「這樣的話，他們要十年才能通到咱們這裡。」
或者，可以從「深坑」那裡爬出去，另一個礦工提議。
不可能，這同自殺沒區別，根本沒用，這就像在石頭亂動亂滾的懸崖上爬山一樣，好幾個人回應道。肯定會掉下來或被砸死。
有位上歲數的老礦工說，唯一的辦法就是鑽孔。幾天就能通到這裡，可以先送下食物，讓他們維生，然後再制訂救援計劃。
那麼，他們一兩天就能找到我們了，有人說，好像又有了希望。
不可能，另一工人回應道。「今天來上班的時候，你看到外面有鑽機嗎？沒有。他們得從別的礦裡弄一台過來，還得專門建個鑽井平台。這些準備工作，至少也得需要好幾天。」
已經過了晚上十點，這群傢伙四散在避難所附近，都找地方坐了下來，或躺了下來。當時也別無它事可做了。幾個人用裝炸藥的硬紙板箱子，或用從通風管中扯下來的軟塑料做成了床鋪。換做平常的日子，他們早就回到了科皮亞波的出租房裡，酒足飯飽地躺在雙層床上；或者，回到自己家中，在妻子、女友和孩子的圍繞下準備入睡了。在地下站著工作了十二個小時後，這個點兒正是他們愜意放鬆、昏昏欲睡的時間。可今晚，他們卻只能躺在避難所的白地磚上或附近斜坡道的砂地上，疲憊不堪、困惑不已，乾巴巴地彼此對望著，像迷路的孩子一般。十年才能建成一條新隧道。好幾天才能聽到打鑽的聲音。或者，只有被遺忘的死寂，堵在隧道上的巨石就成了他們的墓碑。當無話可說時，黑暗中的他們都瞪大了眼睛，忍不住地想，這是多麼殘酷和不公啊，他們怎會身陷此處，怎麼就成了一群汗涔涔、臭烘烘、擔驚受怕的可憐傢伙了呢。
平時，從早八點到晚八點，匆忙的工作節奏中還是有些許慰藉的。進出礦山，上下班之間，這裡豐富的銅金礦石中也有他們微不足道的一小份。現在，他們卻只能幹坐、乾等著，耳邊不時傳來石頭墜落的聲響，難道這就是他們能聽到的所有麼。或許，那所有的辛勞和喜悅，那平淡的生活，都屬於過去了。炎炎烈日、浩浩星空、皎潔月光，都成了過去。那麼多美好的回憶，就在上面的世界：裝葡萄、家庭聚會、跟老友暢飲聊天、到科皮亞波的酒吧放鬆；領了薪水，晚上九點回家，聽到街區路燈下孩子們的聲音，整個科皮亞波都暈染在一片琥珀或翡翠色中。外面的一切都成了過去，因為現在，他們生活在短暫，或許也是永遠的黑暗之中。過去，是露台聚會，男人們在一起討論到底是智利足球大學俱樂部（La U）還是科洛科洛（Colo-Colo）會贏得下個聯賽冠軍，亦或其他輕鬆重要的話題；過去，是窗口放眼望去的後院，燒烤架還有烤裂開皮的香腸；是大肚便便的妻子或女友在客廳和廚房間忙碌的身影，是神奇的大肚子裡孕育著自己基因的小娃娃。
這裡面，有兩個工人正在等待孩子的誕生。一個是艾瑞·泰特納（Ariel Ticona），二十九歲，活潑熱情，之前和妻子已經生了兩個孩子。還有一個是理查德·比亞羅埃爾，高個子的機修工。他家的大肚婆叫達納（Dana），他們住在奧瓦列市（Ovella），距科皮亞波南僅有幾個小時的車程。荒山禿地圍繞的城市，到處是棕櫚樹和小溪水，自詡為智利的「伊甸園」。今晚，他的女友彷彿綠洲中有孕的夏娃。而他，她的亞當，卻身陷礦洞深處，為他們最近的原罪而祈禱。他記得她隆起的大肚子，小寶寶在裡面游來游去。達納牽他的手放到硬硬的肚皮上，他感到了小傢伙踢動的小腳。這些胎動，他現在意識到，或許是他跟兒子最親密的接觸了。理查德五歲時，他當漁夫的父親在智利巴塔哥尼亞地區的湖上打魚時不幸出事遇難。此後，他一直居無定所，十分沒有安全感。青春叛逆期，他跟母親處處對立，最後竟然進了監獄，雖然待的時間不長。那會兒，他憤世嫉俗，厭惡世界不公，才會早早就奪取了父親的生命，讓他甚至連一點兒對父親的記憶都不曾有。好像，他父親是被突來的閃電擊中一般。而如果他也死在這裡，他兒子應該也會有這般感受。這一切都是巧合，是上天惡意的玩笑，因為今天理查德本不該來上班的。他做的是地面上的工作，如果母親看到他的名字也出現在事故失蹤人員名單上，一定會很困惑，因為她根本不知道兒子在礦下工作。一想到自己也會給兒子留下父愛缺席的陰影、一種終生壓抑的痛苦，他就覺得無比抑鬱。
八月五日這一天快要結束了，避難所裡的人在臨時床鋪上輾轉反側，他們知道，自己失蹤的消息可能已經傳到家人耳中——那些對自己愛恨交錯、對自己依賴卻又無奈的親人們。他們再也沒法去保護、去承擔，沒法享受他們的呵護與傾聽，再也聽不到丈母娘不滿的嘮叨，看不到自己青春期孩子們沉默的怒氣。他們不能去參加寶寶的慶生會，也不能再去墓地給父母敬一束花：辛苦撫養成人的孩子們，怎麼就成了採礦工人，怎麼就如此草草地結束了一生呢。
奧馬爾·裡伊加達，鏟車操作工，塌方發生時正在最深處作業。前幾天，他剛去過科皮亞波的公墓。那天陽光很好，他穿過帶頂的大門，走進了滿是破敗十字像和石碑的墓地，不遠處，昏暗的山石若隱若現。他是個鰥夫，在上個歇班周，他去墓地看了看已故的妻子、他孩子的母親、在世時被他拋棄的那個女人。妻子墓碑旁，就是他們的大兒子，在事故中遇難了。另外，在公園的草坪上，胡椒樹和桉樹下，他還去參加了孫子尼古拉斯的七歲生日燒烤聚會。「我的孩子、孫子、曾孫子都在。」他還去了自己長大的巴耶納爾鎮（Vallenar），距科皮亞波南一個小時的車程，去看望自己的兄弟們。上個歇班周，或許是他最後一個歇班周，他做了這麼多事情，冥冥之中好像這一切都有預兆：在他離世前，上帝安排他去跟所有親人告別。想到這兒，他覺得很安慰，卻又萬分沮喪，因為這意味著，自己的一生就在此終結了。
奧馬爾想：上帝啊，如果你現在就要帶走我，請保佑他們找到我的屍體吧。然後，他就哭了。「我可以毫不尷尬地說，那會兒，我總是哭，一想到再也見不到家人，想到他們痛不欲生的樣子，我就淚流滿面。」他不想讓礦友們看到自己崩潰的樣子，所以一般會出去，一個人慢慢地走著。當然，這違反了礦下工作的紀律，那就是不可單獨行動。可是，安全似乎不重要了，紀律也無關緊要了，他一個人朝下走著，沿著礦燈的光，走到他操作的裝載機前停了下來。他鑽進駕駛室，想在那裡靜一會兒。可幾分鐘後，塌方的景象就浮現在他腦海中。大大小小的石頭從上方塌落，可是，「他們竟沒人受傷，連一點劃痕都沒有」。他們三十三人被困於此，承受著恐懼和回憶的折磨。不過，是的，他們還活著。奧馬爾意識到，他們此番意外的存活也帶有一絲命運的因素。在如此深洞中活著，雖然險象叢生、困難重重，卻讓他知曉，上帝確實存在，並且對這些依然活著的礦工們另有安排。於是，他決定回到避難所，跟自己的恐懼宣戰，做一個堅強的老人，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弱者。他想，如果能把力量傳遞給上面的那些兄弟們，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而如果，這真是造物主的安排的話，那他的祈禱、思想和意志一定能衝破這大山的阻礙，讓地面上的愛人和親人們也如他們一樣堅強起來。他們，在地面上黑黑的夜裡，也一定是飽受煎熬，也一定急欲知曉他和另外三十二個人是否還活著。
[1]智利南部城市，智利當代著名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故鄉。聶魯達於1971年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代表小說《郵差》已被譯成三十多種語言。——譯者
[2]美國著名演員。十六歲登上百老匯，後又到好萊塢。1977年和1978年，他先後主演的電影《週末狂熱》和《油脂》席捲全球，掀起世界性的迪斯科熱潮。——譯者
[3]巴塔哥尼亞地區主要位於阿根廷，小部分屬於智利。西抵巴塔哥尼亞安第斯山脈，北濱科羅拉多河，東臨大西洋，南瀕麥哲倫海峽。世界上最長的山脈——安第斯山脈在此凹凸出瑰麗的景致，塔峰群立，雪峰與火山相互映照，冰川與密林交錯，有大量的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譯者
[4]1928年6月14日生於阿根廷，是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醫師、作家、游擊隊隊長、軍事理論家、國際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譯者
[5]智利港口城市。——譯者
[6]南美洲古代印第安人，使用克丘亞語。「印加」意指「太陽的子孫」，主要生活在安第斯山脈中段，中心在秘魯的庫斯科城。——譯者
[7]美國電影，又稱「領頭狗」，根據真實故事改編。他年紀輕輕但「事業有成」（販毒），可惜為了一個癮君子而學會了綁架，綁架了一位15歲的無辜少年，然後殺害了這少年，從而使自己一舉成為美國十大通緝犯。——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