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兩點，正在歇班的礦工巴勃羅·拉米雷茲（Pablo Ramirez）接到了一個電話，這本身並不新鮮。但這通電話是聖埃斯特萬總經理卡洛斯·皮尼利亞的秘書打來的。「礦裡出事了，」秘書說，「斜坡道的問題。卡洛斯先生讓通知你過來，看來你們夜班只需要幾個操作人員就行。」當時，拉米雷茲正在科皮亞波的家中，悠閒地享受上班前的這段休息時光。當礦裡一班的工人們結束白班後，作為輪班主管的他就會跟烏爾蘇亞交接工作，開始他們的夜班工作。但這怎麼也得五個小時後才開始啊。從秘書那淡定的語氣中，拉米雷茲猜測，肯定是深坑裡又有石塊塌落。下礦救人很常見，卻也很費勁，需要幾個機器操作工來清理斜坡道上的石塊。又損失了一天的產量。
開車去礦場的路上，拉米雷茲就是這麼想的。他並沒有非常擔心被困山中的那些人，其中他認識一大半。白班班長弗洛仁科·阿瓦洛斯是他的好友，他的兩個兒子喊他「叔叔」。他們兩人都三十多歲，年輕機智，在礦裡發展得不錯。此刻，拉米雷茲還在想著，稍後他倆得坐下來喝一頓。下午四點半，巴勃羅到達礦場，可眼前的景象讓他開始擔心起來。礦山的出口，有且僅有的唯一出口，正在向外噴湧塵土。其實，有塵土冒出來並不罕見，但是拉米雷茲從未見過如此滾滾翻騰的塵霧雲，「像火山噴發一樣」，從洞口升騰而出。另外，山裡還傳出各種噪音：岩石塌落的爆炸聲、反覆再三的隆隆聲等等。但這其實也並不算很少見，因為礦山一直會發出各種聲響，例如工人們在山內爆破時，如雷般的轟鳴就會沿著隧道穿越出來。但是，這次，轟隆聲一直沒停，洞口的塵土也沒見少。大概五六點鐘，洞口冒出的塵土還是非常濃厚，人根本無法進入。時間慢慢過去，礦工們、礦主們都聚集在外面，都有點不知所措，卡洛斯·皮尼利亞也在其中，戴著他那象徵階層的白色安全帽。之前，他曾兩次試圖進入礦中，可只下到海拔四百四十米就不得不退出來，因為隧道內的煙塵太濃厚了，根本無法通行。
大約五點鐘，南半球冬日的黃昏快速降臨，皮尼利亞又帶領一隊人進到礦中：巴勃羅·拉米雷茲以及其他兩位主管。
他們坐著皮卡車進去，比較順利地駛過了幾個彎道，到達海拔四百五十米，他們在斜坡道的地上看到了一個兩英吋寬的裂縫。這塊「好」石頭上鑿出的隧道，進出礦場的唯一隧道就這麼開裂了，裂口之大拉米雷茲前所未見，他就在此刻意識到了事故的嚴重性。又往下開了會兒，順著卡車的燈光，拉米雷茲覺得隨時都會看到塌方的巨石。可是，直到海拔三百二十米，從入口開車四點五公里後，車燈光束才照射在一塊平滑的灰色巨石上，他們見到了這個巨大障礙物。斜坡道，從上到下，都被這一整塊巨石堵住了。拉米雷茲覺得自己已經見過很多次的塌方，實施過很多次的營救，可從未想像過如此這般的可怕景象，好像有人拿刀把礦山一切為二一樣。幾個人下車，站在塌方巨石面前，匪夷所思地望著這塊本不可能在此的堅硬石牆。
「完蛋了。」有人不知不覺地重複說。這詞兒，那些被巨石困在四百二十五英尺下的礦工們也說了無數次。我們完蛋了。拉米雷茲一直自豪地認為，自己能應對礦裡出現的每個問題，可如今，他也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助。不管是他還是老闆，都沒法救出大石那邊的三十三名礦工。最後的一絲希望就在那些通風道上，可這需要專門的特警隊，配備專門的登山工具才能攀爬通過。
站在這龐大的巨石前，頭戴白色安全帽的皮尼利亞目瞪口呆。他是聖何塞管理權利最大的人，他是塌方前匆忙離開下屬的焦躁老闆。可此時，他卻哭了。「他通常都是個蠢貨，面對這些事故都表現得很男人，」拉米雷茲後來說，「可那會兒，他卻立馬就哭了起來。」
「我覺得，不對，我確信，肯定有人被砸死了。」皮尼利亞後來說。下午一點四十五分，塌方事故發生的時間，卡車應該正在上坡的路上，拉著工人們出來吃飯。而那些合同機修工們當時更不應該在礦裡，很有可能，他們也正準備出礦吃午飯。皮尼利亞想像著斜坡道被壓垮的瞬間，他們都葬身石下，也忍不住想：我就是那個派他們下去的混蛋。
他們開車回到了地上，找到了等在外面的礦主、戴白帽的馬塞洛·凱梅尼和亞歷杭德羅·博恩。他們必須請求援助，別無他法。凱梅尼和博恩開著卡車往高速路方向行駛，去尋找手機信號——礦上本來有電話線，但沒有啟用。傍晚七點二十二分，塌方發生後五個多小時，聖何塞的礦主們才第一次打通電話向政府請求支援。
電話打到了當地消防局，然後轉到國家地質與採礦服務中心（National Geology and Mining Service），最後消息到達智利內務部防災辦公室，這裡負責監管全智利的警察與安全部隊。一小時後，智利警察特別行動小組派六人帶著攀爬工具趕到這裡。他們乘皮卡車進礦，沿斜坡剛到海拔四百五十米，經過那處裂縫時，車爆胎了。皮尼利亞和拉米雷茲開車跟在後面，他們看到這個裂縫又大了一倍。
要是警隊知道這裂縫是新的，並且兩小時就擴大了這麼多的話，他們就會明白礦山此時非常不穩定，會中止援救行動。於是，根據拉米雷茲後來的陳述，當他們下車換備胎時，皮尼利亞把手指豎在唇邊，示意他別吱聲。拉米雷茲立刻心領神會，沒告訴他們這個越裂越大的可怕縫隙。其實，這是個警告信號：還會再次發生塌方。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三十三個人就這樣被困在這塵霧與巨石之中，可聖埃斯特萬的管理層卻並沒有立刻打電話通知家屬。「在一些礦場，發生塌方時，第一本能是盡可能長時間地掩蓋事故。」一名智利官員後來說。下午三點，他們本該打電話說礦裡發生塌方，救他們出來需要時間，別等他們回家吃晚飯了。傍晚七點，他們本可以說，情況比預期的嚴重，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救出他們，但就目前情況看來，他們都很安全。但是，出事八小時後，到了週四深夜，甚或週五凌晨，公司法人還是緘口不語。後來，通過廣播和電台的公告，那些通常是含糊、不準確或散佈恐慌消息的電台公告，事故的消息才傳到了科皮亞波以及其他城鎮，傳到了妻子、父母與子女們的耳中。
最早得到消息的女人是從可靠來源瞭解到聖何塞的事故的，可她的名字卻並沒登記在任何礦場的檔案中，也沒有獲悉個人信息的合法權益。她就是喬尼·博瑞斯的情婦蘇珊娜·巴倫蘇埃拉（Susana Valenzuela），一個臉頰紅撲撲、整天樂呵呵的高個子女人。
蘇珊娜的姐夫也在礦場上班，就在科皮亞波附近的彭塔銅礦（Punta del Cobre）。消息在礦區傳開了，說聖何塞需要救援，於是他就打電話告訴了他妻子，蘇珊娜的姐姐。而姐姐晚上七點就趕到了科皮亞波的妹妹家中，問她：「喬尼在這兒嗎？」
「他不在啊。」蘇珊娜說。
姐姐打通了丈夫的電話。「今天下午兩點，礦山發生了塌方，礦工們都被活埋了，」他在電話那端說，「絕對不可能逃脫。」
「他就是那麼跟我講的，『被活埋』、『不可能逃脫』，」蘇珊娜後來說，「礦裡工作的人都知道這麼說是什麼意思，所以我感到很絕望。」
蘇珊娜和姐姐一起到了智利國家警署在當地的分局，去找那些高大威風、正直高效、手持卡賓槍的警察們。可是，警局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正當姐妹倆在那兒的時候，事故消息傳來了，她倆看著警車匆忙朝聖何塞奔馳而去。快去醫院吧，警察告訴她們，可是首先，她倆得回街區，把消息告訴瑪爾塔（Marta），喬尼的妻子。
跟蘇珊娜比，瑪爾塔年齡更大，也更矮小一些，是一個嚴肅正經的女人。過去幾年，喬尼總在兩家之間竄來竄去，所以這兩個女人也彼此認識。蘇珊娜跟喬尼還是在瑪爾塔家裡認識的。蘇珊娜跟瑪爾塔提到說，她需要人幫忙打點傢俱。「我家那醜陋的老男人自己做的那些傢俱，」瑪爾塔說，「我煩透他了。」然後，喬尼就從屋裡出來了，「從他被關押的『牢房』裡出來」，蘇珊娜是這麼說的。瑪爾塔還說，她已經忍了他的輕浮好幾年了。可蘇珊娜心想：這傢伙一點也不醜。他那略帶傷感、落寞的笑容裡，會有那麼一絲狡猾、吸引人的感覺，就像是個受傷男人想要對你吐露心聲一般。只要你跟他走，跟他單獨相處，他就會立馬敞開心扉。「所以，我就把他帶到我家，我很喜歡他，」蘇珊娜如是說，「我給他做了午飯，然後我們就睡在了一起。」那傢俱也根本沒打成。而如今，這段喜劇般的小軼事竟揭開了這位深埋地下的輕浮男人的大悲劇。當從情婦口中得知丈夫出事的消息後，瑪爾塔冷漠地說：「你跟他就此了斷吧。現在，該我管了。去給我拿結婚證。」結婚證（libreta de matrimonio）像一種銀行存折，由民政局官員簽發，可以用來申請各種政府補貼，也可獲得配偶探訪權（比如，去醫院或驗屍房等）。這證一直是喬尼保管，放在蘇珊娜家中。
蘇珊娜順從地回家取回了她情夫的結婚證，然後，她跟喬尼的合法妻子一起趕到了醫院。
科皮亞波市，卡門·貝裡奧斯在公交車上，司機正用無線電台聽歌，全車人都被迫一起聽這快節奏的墨西哥音樂。她今天回娘家探望父親了，現在正趕回家，為丈夫路易斯·烏爾蘇亞和兩個孩子準備九點半的晚飯。突然，吵鬧的手風琴聲被廣播員的聲音取代。「號外，號外，號外，」這電台播報的簡訊難免會帶一絲歡愉的意味，「聖何塞悲劇！礦山發生塌方！」就播報出事兒了，然後就又開始放墨西哥音樂。可對卡門而言，喪夫的消息和歡快的民謠是如此奇怪的組合，殘酷且讓人無法忘懷。
「司機，廣播裡說的是什麼？」她問道。實際上，卡門也不太確定丈夫路易斯在哪裡上班。幾個月前，他剛換工作，而她還從未去過這個新礦場，所以也不太確定廣播裡的那個礦場就是路易斯上班的地方。那一會兒，這一絲小小的懷疑成了她希望的源泉。「你能換個電台嗎？」她請求司機，「或許，還有別的消息呢。」
「就這些了，」司機回道，「就是個號外。可能稍後才有進一步消息吧。」
她回到家，從電台聽到了更多的新聞：有礦工受傷、遇難，現在她完全確定那就是路易斯工作的礦場。「就像突如其來的噩夢，我們都無法確定是否真實。」客廳裡的鐘錶滑過了九點半，可路易斯還沒回家。他們的兩個孩子，都在上大學的一兒一女，正在安靜地學習，並沒有意識到晚飯晚點了。十點半，她把孩子們喊了過來，然後說，「我們得開個家庭會議。電台廣播說，你父親上班的礦場發生了事故。」她給他們打開了收音機，裡面傳來了各種傷員被運往科皮亞波醫院的報道。可是，卡門決定，她必須去一趟礦上，她得確認塌方時丈夫到底有沒有在裡面。她女兒的朋友開卡車載她前往，還得用GPS定位，因為她沒去過，根本不知道路。
漆黑的夜裡，到處都是形狀怪異的山丘暗影，卡門·貝裡奧斯坐在車裡，回想起她最近做過的一個夢：路易斯被埋在地下了，可夢中，他逃了出來，坐著巴士回到了地面上。卡車駛下了高速路，開到了通往礦場的小道上，遠處的礦山到處是晃眼的光亮。到了前門，過了哨崗，她下車走進了干冷刺骨的寒夜中。那時，已將近午夜。
科皮亞波，中等中產階級的街區，班長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的家中，妻子莫妮卡·阿瓦洛斯正在縫衣服。她手裡拿著十六歲兒子的運動衫，正在給他收緊一點，同時，廚房裡還給弗洛仁科煮著湯。她丈夫非常愛喝湯，莫妮卡今天為他煮了豐盛的牛雜湯，她記得弗洛仁科就喜歡這口兒。誘人的香味兒瀰漫在整個客廳以及旁邊的小餐廳裡，他們一家四口每晚都坐在這裡吃飯。莫妮卡沒開電視，也沒聽廣播，兩個兒子在自己房間裡，她就喜歡這種安靜的感覺。現在，唯一陪伴她的就是客廳裡的大鐘了，滴滴答答，快到九點半了，弗洛仁科快到家了，而她也準備上飯了，這個點兒正是南美人習慣吃晚飯的時間。
突然，電話鈴響了，是她姐姐。「聽著，我不想讓你擔心，但是礦裡出事了，是一次大塌方。就是弗洛仁科工作的地兒，聖何塞。他到家了麼？」
「還沒，但他隨時可能進門。」掛斷電話，很快就九點半了，然後是無限漫長的等待。幾分鐘後，弗洛仁科的餐椅還是空空的。突然，莫妮卡記不清丈夫到底在哪裡上班了。是聖何塞麼？她隱隱記得他說過，是以另一個聖人命名的礦場：聖安東尼奧。是安東尼，不是約瑟夫，她就這麼想。她上樓又下樓，又上樓又下樓，彷彿陷入一種狂躁和恍惚，時間離九點半越來越遠。七歲的兒子正在自己房裡看電視，他總是跟父親聊工作，肯定知道他父親到底在哪個礦場上班。突然，兒子衝進了客廳，大聲呼喊著：「媽媽，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
「不會，不會的，」他母親回應著，「你怎麼知道的？」
「別騙我了！」孩子高喊，「電視裡都播了！」
樓上，小兒子的房裡，電視機前的莫妮卡暈了過去。大兒子塞薩爾·亞歷克西斯（Cesar Alexis）過來鎮定地喚醒了母親，瞬間就擔起了父親的角色。今年，亞歷（Ale）十六歲，恰是當年弗洛仁科和莫妮卡懷上他的年紀。就這麼突然的，他變得異常平靜、堅強，彷彿父親弗洛仁科正在冥冥中給他傳輸著力量。
「冷靜一點，」亞歷跟他媽媽說，「冷靜。」他們決定先去巴勃羅·拉米雷茲家裡，因為他也在那裡上班。如果有人知道真相並能如實告訴他們的話，那肯定就是巴勃羅了。莫妮卡和兩個兒子到了巴勃羅家，敲門的他們完全不會想到，巴勃羅正要進入塌方的礦山，尋找弗洛仁科和其他三十二位礦工。他們敲了十五分鐘都沒人應門。終於，巴勃羅的妻子走了出來說：「巴勃羅不在家。他去礦裡了，好像出事了。」莫妮卡喊上了弗洛仁科的另一個朋友伊薩亞斯（Isaias），他們一起開車趕往礦場，出城後還迷了路。後來，他們終於到了，空曠的暗夜中，她看到出口處來來往往的人，戴安全帽的、穿制服的，他們都不知道在忙碌些什麼。
塔爾卡瓦諾市，卡羅拉·巴斯塔斯（Carola Bustos），這個剛剛跟丈夫一起經歷了一場大地震和海嘯的女人，決定先不把父親出事的消息告訴兩個孩子。她肯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會聲音哽咽、淚流滿面，而孩子們看到這般脆弱的自己，一定更會不知所措地恐慌。為了不傷害孩子，她決定先把他們放到自己父母家中，在那裡他們會更安穩些吧。而她，沒告別就悄悄地溜了出來，去趕北上的航班，把解釋自己不告而別的責任交給了外祖父母：「媽媽去聖地亞哥找工作去了，她很快就會回來的。」
塌方大概十七個小時後，聖地亞哥市，「狗仔」馬裡奧·塞普爾維達家裡，電話鈴響了起來。剛早晨七點，埃爾韋拉，親友一般稱她「卡蒂」，接起了來電。
「卡蒂，礦裡發生了塌方，馬裡奧也在裡面。」朋友如是說。
有那麼片刻，這聽來好像惡作劇一般。「不可能。」埃爾韋拉說道。聖地亞哥的這個朋友怎麼可能知道馬裡奧發生了什麼事兒，這兩個地方離著好幾百公里呢。
「我沒跟你胡扯，」這朋友說道，「打開電視，第七頻道。」
埃爾韋拉打開了電視，看到了科皮亞波的報道。幾分鐘後，馬裡奧出現在屏幕上，礦場工作證上的相片照得不太好：四十歲，鬍鬚刮得很乾淨，紅眼睛，看起來不太開心。他的全名大寫在相片下：MARIO SEPULVEDA ESPINACE。新聞報道了其他細節：塌方發生在昨天下午，礦工被埋在幾百米的地下，所有通訊中斷。當完全瞭解事故的嚴重性後，她終於有時間來想像，丈夫到底在承受什麼樣的困境：在那封閉的小空間裡，狂躁如他要怎樣存活呢？他需要四處走動。他肯定受不了。
至於事故本身，埃爾韋拉並不吃驚，因為馬裡奧或多或少都預測到了。上班前，他經常提醒她，如果他在礦裡發生意外的話，她還能獲得社險和保險補償。他經常憤怒地說起聖何塞即將坍塌的糟糕狀況，這種焦慮甚至讓他十八歲的女兒斯嘉麗頻做噩夢。幾個月前的一天，斯嘉麗夢到父親被砸死了。她醒來，驚叫著：「爸爸死了！」任誰也說服不了她這只是個夢。她一直顫抖，還嚎啕大哭，母親只能把她送到了醫院。直到後來，馬裡奧下班回家，給家裡打通電話，對她說：「斯嘉麗，是我，是爸爸。我還活著！我沒死！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只是去上班了……」這事兒才算過去。
現在，馬裡奧真的被埋山底，埃爾韋拉不禁覺得，女兒的夢簡直就是個預言，只不過大家都沒在意。她想：我該怎麼跟兒子解釋他父親被埋了，我們還無能為力呢？弗朗西斯科今年十三歲，跟同齡孩子比身形要小得多。懷孕剛五個月，他就早產了，當時只有二點四磅重，出生後的前六十九天，他都在醫院的保溫箱裡度過。父子倆非常親密，這種關係從孩子出生就形成了。那十周左右的時間，馬裡奧眼睜睜看著兒子躺在保溫箱裡，他的小胳膊小腿那麼瘦，眼睛閉得緊緊的，只能靠試管餵養，粉嫩如花苞的小小拳頭也緊緊地握著，彷彿正在戰鬥，正在努力地活下去。後來，在兒子成長的過程中，馬裡奧也用最多最多的愛來呵護他。他簡直就是兒子的專屬啦啦隊長、喜劇演員，還是牧師。他會跟他一起去戶外探險，跟他一起侃侃而談電動機器的奇妙，還會探討餵馬養狗要費的心思。當然，他還一定會談起塞普爾維達家族的「牛仔」（huasos）傳統，他們從骨子裡都是善騎馬、披斗篷的酷牛仔。她不止一次看到父子倆一起騎馬、踢球；一起坐在電視前，反覆看一部有關父愛、忠誠和戰爭的影片，馬裡奧的最愛：《勇敢的心》。馬裡奧是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的超級影迷：「因為我跟我兒子個子不高，梅爾·吉布森也是矮個子。」這部奧斯卡獲獎影片，用西語寫做「Corazon Valiente」。「你的心是自由的，」影片說，「勇敢地去追隨它吧！」
馬裡奧告訴兒子：「我就是你『勇敢的心』。」而現在這位礦工的勇敢之心真的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上。首先，是他工作證的照片，然後在一段視頻中，他談笑風生，是工作中的「狗仔」。
我們唯一能看到的礦工們的影像，就是馬裡奧·塞普爾維達錄製的視頻，電視裡這樣報道。馬裡奧很喜歡攝影，電視裡，他正在拍錄出租房裡的那些雙層床，他和其他外地工人們輪班期間所住的地方。
埃爾韋拉趕去機場，要飛到這個素未謀面的城市。下午晚些時候，她和兩個孩子就飛過了阿塔卡馬沙漠的南部邊緣。期間，兒子一直在哭，不停地說他想爸爸。還有他們的女兒，她曾因為深陷噩夢無法自拔而一度住院，而現在，夢中的景象真的在現實中出現了。當她走下飛機，踏進這寒冬中的沙漠時，周圍的電視、廣播正反覆播放她夢中的一切：馬裡奧·塞普爾維達·艾斯皮納斯，兩個孩子的父親，恐在聖何塞塌方中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