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蘇萊曼跟我父親幾乎沒有共同點。他是在猶太人大舉離開札胡那年出生的，因此他比我父親小十二歲。在1974年的庫爾德人起義行動中，他加入對抗伊拉克政府軍的行列，並且兩度帶著家人，跟其他人一起逃難到毗鄰土耳其國界的崇山峻嶺中。後來我逐漸發現，蘇萊曼其實可以算是我父親的翻版。如果父親當年沒有被迫離開札胡，他可能也會變成今天蘇萊曼的樣子——一個受過良好教育、通曉多種語言的人，出身卑微，但忠貞虔誠、態度莊重，因而獲得地方領導人器重，負責接待來訪的外國貴賓。
他們兩個人的父母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他們也都是家族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兩個人都擁有高學歷；蘇萊曼在摩蘇爾大學取得英文碩士學位，在札胡一所學校任教。他們都會在襯衫口袋裡放一支筆和折起來的寫字紙。他們說話同樣溫文有禮，謙遜的態度獲得他人尊崇。兩個人或許也都有些太過浪漫地相信人類的兄弟之情，認為人性的共同本質能讓人類跨越信仰與族群的隔閡，成就天下一家的理想。或許是因為他們緩慢而柔和的說話節奏具有某種神奇力量，他們能將充滿啟示含義的哲學氣息注入一些家常便飯的道理——例如「時間會讓一切改變」或「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家人」。
除了油錢以外，蘇萊曼拒絕收取任何費用，並且每天都向我們強調札胡人對猶太人的尊敬之意。雖然猶太人已經離開很久，札胡的民俗文化裡依然充滿他們的影子。蘇萊曼告訴我們，當他父親想要教導子女某個非常重要的道德觀念時，他會開宗明義地說：「這是猶太人說的。」
在我們參觀札胡的過程中，蘇萊曼和我父親展開了一場奇異的競賽，兩人爭相比較誰能向對方說最友好甚至最濫情的話。
「你擁有領袖魅力，不像我，」我父親說，「我現在就想任命你當札胡市長。」
「啊，原來教授大人是這麼想的，」蘇萊曼回道，「那麼你也具有非凡的領袖氣度，你既英俊又有過人的學問，所以呢？你是全人類的寶藏！」
「有你這樣的朋友真好！」父親說。
「不對，」蘇萊曼故意擺出受傷的表情插嘴，彷彿他的自尊心無法接受別人頒授給他一個他自認為還沒有資格享有的頭銜，「不對。你才是我的良師益友。」
我們離開被房屋陰影籠罩的擁擠猶太城區，走到幾乎被太陽烤焦的河堤。河堤下方，一名全身裹著長袍和面紗的婦女正在發青的河水中搓洗一捆捆羊毛，六七個小男孩在激流裡尖叫著玩身體衝浪。
父親停下腳步凝視他們。我走下河堤，用相機拍下那些玩水的男孩，他們看到我拿著相機，紛紛滑游到岸邊，笑嘻嘻地擺姿讓我拍照。我爬回河堤時，父親依然沉浸在他的思緒中。六十年前，那個正在搓洗羊毛的婦女可能就是他的母親，而那些男孩，可能就是約拿·貝赫·薩巴嘎和他的死黨們。
「我覺得自己像是一棵被連根拔起的樹，」父親的目光終於從河流移開，轉頭告訴蘇萊曼，「樹可以重新種在其他地方，但永遠都不一樣了。」
隔天，父親的神色有了天大的轉變。我從來沒見過他那麼孩子氣。我聽到他的聲音變得強而有力，彷彿札胡的空氣讓他的呼吸更加順暢，在他體內灌注了一股平常難以掌握的自信。
我們在旅館餐廳用早餐時，他告訴我西爾提克（sirtik）——類似希臘羊奶奶酪——是他吃過最美味的奶酪。他說服務生倒在沙漏形玻璃杯裡送上來的茶，是無論哪裡的茶都比不上的。札胡人到底在裡面放了什麼，讓茶變得那麼好喝？當我大膽假設可能是因為茶裡加了三小匙糖，父親馬上駁斥，「絕對不是，阿里埃勒，別傻了！」我們吃著起泡的酸優格朵烏（dow）時，他特別強調在美國任何一間中東餐廳都吃不到這麼好的質量。「超級美味。」他煞有介事地說。有一道用西紅柿和甜椒燉煮的涼拌牛肉也讓他讚不絕口：「這道喀裡塞克（qaliserke）跟媽媽做的一模一樣，大熱天我回家時，她常會做這道菜讓我吃得高興。」
他的英語忽然出現退化現象。他會忘掉一些字，句子也變得比較短、比較簡單。他的腔調變重了，發音也出現一股「澀澀的」的味道，比如together被他說成togezer。我記得他早年在洛杉磯時也有類似的口音，經過好些日子才勉強甩掉那種好像剛下船的外國移民說的蹩腳英文。我注意到他開始在說話時摻入一些我沒聽過的擬聲效果，比方某個時候他說「gish gish gish gish」，好像小孩子拿玩具槍假裝掃射時發出的聲音。在札胡這個不需要說英語的地方，他的英語居然退步得那麼快，我不禁想到他在客居美國時，究竟得花多大力氣，日復一日地設法讓美國人瞭解他說的話。
他幾乎會跟所有人招手說「恰瓦尼」，不管是幫我們清理房間的年輕孩子或旅館餐廳裡鄰桌的客人。他不再是那個羞澀的外國佬，每次在UCLA的餐廳裡為了要不要跟某個同事共桌吃飯都會猶豫得直冒汗。在札胡，父親泰然自若。這裡的社交規則比較簡單，他也變得容易打開話匣子。
父親向來習慣淡化不同文化、宗教、民族，甚至時代之間的差異，而他這種傾向在札胡變得更加明顯。在一次次的談話過程中，他反覆提到人類雖然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大陸，但人性的立足點是相同的。他對一位札胡居民說，今日叛逆的美國少女會在鼻子上穿洞戴上金屬環，這其實跟許久以前的伊拉克婦女按照某種傳統習俗戴上飾品的情況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沒有什麼是絕對原始或絕對現代的。」他告訴奧馬爾·宣定。奧馬爾是從前札胡部族領袖宣定阿嘎的兒子，他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畢業後定居美國，但每年都會回老家的房子住上一段時間。
每當有小孩看著我父親，我都能感覺到他的內心立刻變得很溫柔。他會在公文包裡翻找，拿出事先裝在美國的外賣食物袋裡的各種椒鹽卷餅、蜂蜜腰果、杏仁脆餅給孩子們吃。他把搭乘英航班機到伊斯坦布爾時得到的牙刷組轉送給一位小男孩。小孩拿了禮物以後非常開心地跑開，像是要趕快讓其他同伴看看那個「亞美利加人」送了什麼奇特的東西。
看到父親這麼快樂，我非常感動。
在接下來的五天裡，我們走過札胡最著名的內摩德拉勒橋（Nemo Delale Bridge），四處品嚐烤羊肉串和包著現烤扁餅吃的烤雞片，還遇到一位乾癟的老水手說他記得我曾祖父的染布鋪子。在我祖父和曾祖父當年開店的狹窄巷道裡，我們和現在的店家聊天。他們說，那個地方從前叫做「黑暗市集」，因為商攤設置得非常密集，陽光很難照射進去。
有一天，父親在蘇萊曼的輕型卡車上告訴他，「我在美國走路很辛苦，不是背痛就是腳痛。可是來到這裡啊，一身的病痛好像都消失了！」
隔天下午，蘇萊曼開車帶我們到札胡附近的丘陵地帶。那些緩緩起伏的山巒有如圍繞著札胡的巨大沙丘，佈滿乾燥的草原，還長著許多野生穀物。我們在一處觀景台停車，看到一群人正聚在那裡慶祝一場婚禮。蘇萊曼走過去不知說了些什麼，結果我們就被邀請參加他們的活動。DJ台傳出節奏強烈的傳統庫爾德音樂，我們在橢圓形水泥地邊緣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水泥地早已化為舞池，一長排穿著閃亮服裝的女子圍成一圈，用手打著節拍，隨著音樂熱情地跳舞，同時不斷有人加入。每位舞者的姿態都像是握著韁繩騎小馬，跳舞的陣容則越圍越大。
返回車子的路上，我們信步踏入山坡上深及膝蓋的草原。在迷濛的向晚天光下，札胡在我們腳下延展開來：哈布爾河閃動著粼粼波光，猶如青綠色的緞帶纏繞著棋盤式的由街道與平屋頂房舍構成的市區，市區逐漸融入暗褐的平原，平原一路蔓延到遠方的重重高山。
我看到父親眼角泛著淚光，自己也禁不住百感交集。
「就算在我最狂野的夢想中，」他似乎是在對著札胡說話，而不是對我，「我也想像不到我會跟我的兒子在這裡參加一場華麗的婚禮，一起欣賞札胡的景致。這是上帝從天堂賜給我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