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頓遲來的晚餐之後，父親和我才從旅館的餐廳走到外頭燈光昏暗的街道上散步。幾個男人坐在人行道邊，手中的煙頭襯在暗黑的夜色裡，燒出星星點點的橙紅色微光。商店此時已經打烊，店員正忙著拖地。剛從土窯出爐的烤扁餅飄散著誘人香氣，混雜在地上的食物殘渣發出的腐臭氣味裡。夜幕深處隱約傳來迷濛的丁零聲，遠處的汽車喇叭發出嘀嘀的鼓噪，大卡車駛過柏油路面轟隆作響。距離旅館不遠，我們來到一座橋，我聽到一陣拍打聲，像是玩具飛機螺旋槳發出的聲音。我抬頭一看，數十隻蝙蝠正在我頭頂上空盤旋；它們的形體模糊不清，接著整群一下子瘋了似的飛進哈布爾河邊一棵樹的枝丫間。
在黑夜的溫柔擁抱中，父親沿著橋踽踽而行，開始沉浸在記憶中。「我夢過很多次自己又走過這座橋，結果都被警察擋下來。」他說。
「為什麼擋下你？」我問。
「他要我背誦《古蘭經》，如果背不出來，就不讓我過橋。」
我們轉身循原路返回，經過一間小鋪子，小時候的約拿·貝赫·薩巴嘎會到那裡買一把糖果抓在手裡吃。就像方才一樣，他要說的故事不是他對這個地點的童年回憶，而是它又如何出現在夢境裡。「我也會夢到從前在這邊的糖果店，」他指著那間店面說，那裡如今已經變成通信行，櫥窗裡擺滿五彩繽紛的手機外殼，「在夢裡，我必須在土耳其糖果或約旦杏仁之間選一樣，因為我的零用錢只夠買其中一種。不過有時候店老闆會大發慈悲，把兩種都給我一些。」
我現在想起來了，在我父親顛沛流離的人生中，夢一直都是他的避風港。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在美國的第一年，曾經夢到自己人在紐約，獨自在中央車站徘徊。忽然間火車門全部打開，札胡所有的庫爾德人都衝上月台。夢是歲月的碎片得以完整拼湊起來的地方。我們到札胡的第一天所看到的景象，跟他出生時的札胡已有天壤之別。二十一世紀初的札胡是個繁忙的城市，成長快速，到處一片欣欣向榮，努力衝向美好未來。但那天夜裡，當父親讓自己的頭陷進柔軟的枕頭中，我相信他在夢鄉裡看到的會是那個自由不羈、無畏無懼、在猶太區的屋頂之間當空中飛人的小男孩。
猶太區就在我們下榻的旅館後方。那裡已經沒有猶太人了；所有猶太人早在一九五年代初期都已經離開，其中大多數都是前往以色列。在伊拉克原有的十三萬五千名猶太人中，只有極少數留下來，主要是在巴格達。但札胡居民依然把這個城區稱為「瑪哈拉猶希雅」——猶太區。隔天上午，蘇萊曼帶我們到那裡參觀，在迷宮般的擁擠住宅區裡走過一條條車轍斑駁的巷弄。猶太區現在是全札胡最貧窮的地方，在逾四十度的高溫中，到處瀰漫著令人作嘔的氣味。管道從粗陋的水泥屋伸出，將廢水直接排入巷道，腐爛的食物和各式各樣的廢棄物就這麼流進哈布爾河中。
看著小孩子們光著腳丫在污泥裡奔跑，我難過得心裡一陣緊揪。不過我父親彷彿還處在自己的夢境裡，他面帶微笑地停下腳步，從塑料公文包裡抓出綠箭口香糖，分給逐漸圍聚過來的小朋友。
「Chawani Amerikai？——美國人，你好嗎？」一個笑起來很甜的小男孩問。兩隻褐色的小雞跟在他身後，跑到泥土路上來。
「Chawani Zakholi？——札胡人，你好嗎？」父親接著他以庫爾德語回道。
新舊雜陳的猶太區是古老與現代碰撞激盪的最佳辯證。平坦的屋頂上，嶄新的圓盤式衛星天線就搭在生銹的老床旁邊。一名用拇指撥弄念珠的駝背男子身上穿的是傳統庫爾德長袍，頭上卻戴著墊有海綿片的卡車司機帽，帽上印有「耶穌愛我」的字樣。一位正前往市集的農夫領著一頭羊穿越四線道馬路，在熙來攘往的車陣中，試圖用一根聖經裡描述用來趕牲口的棒子，催促那只毛茸茸的動物勇往直前。在一間歐洲品牌鞋店前面，一位頭髮斑白的老頭子正在叫賣盛裝在柳條簍中的杏桃。放眼望去，這裡到處都是科技與傳統的雜糅，地球村與在地群落的交會，二十一世紀與十九世紀的衝撞。倒是二十世紀——諸如自來水與排水管道系統——似乎完全被略過了。
庫爾德地區自從波斯灣戰爭結束後實施自治這十三年來，札胡已經甩去侯賽因政權時代殘留的痕跡。上一次我父親回到札胡時，還看得到建築物上彈痕纍纍的巨幅侯賽因肖像海報，但如今那些東西早已消失。戰爭結束後驚慌失措地聚集在札胡的難民不是已經融入這座城市，就是回到了原來的村莊。
我們跋涉在一條狹窄的巷道，父親這時忽然在一棟有小院子的水泥房子前停下腳步。「這裡好像就是我們家。」
我們向現在的屋主德爾辛·雷札吉（Dersim Rezazi）自我介紹。雷札吉是個二十四歲的工人，態度恭敬，他請我們喝杏桃汁。他讓我們參觀主要的房間，並把正在睡覺的小孩子噓趕出去。他和他當油漆工的弟弟以及另外八個親戚一起住在這棟房子裡。這裡幾乎沒有隱私，四間沒有門的小房間直接面著庭院。大部分日子裡，家人睡覺的地方是沿著兩間臥房邊緣擺放的一排薄睡墊。當酷熱的夏季來到，他們就改睡在屋頂上一張咯吱作響的四柱床，就跟我父親一家人多年前的習慣一模一樣。
我父親四處觀察之後說了一句，「什麼都不一樣了。」
「對，」雷札吉用庫爾德語告訴我們，「幾年前我到這裡的時候，這一帶都是土屋，現在都變成水泥房子了。」
我帶父親爬上一段階梯，走到平坦的屋頂上，環視四周的街區，看到一堆尚未完工的煤渣磚牆、波浪鋼板屋頂、圓盤式天線，晾衣繩糾結地盤雜在一起。我呼吸著帶著微微清香的暖和空氣，想像父親小時候從這個角度瞭望市區的情景。
「這裡一定就是你們老家的房子，沒錯吧，阿爸？」我急著想問他各種問題，把所有細節記錄在筆記本裡。
「老實說，阿里埃勒，我不太確定，」父親溫柔地說，「一定是在這裡的某個地方。不過是不是這棟，我不知道。」
我漸漸明白，記憶的坐標不見得能與現實世界的方位吻合。
我們向雷札吉道謝，走回車轍痕跡滿佈的巷子。兩座猶太會堂依然聳立著，粗糙斑駁的石牆道盡歲月滄桑，不過這些會堂現在都成了民居。一位戴著藍色頭巾、笑容可掬的婦人帶我們進到「大猶太會堂」，她和當建築工人的丈夫以及四個小孩住在那裡。會堂裡的浸禮池過去是我祖母和其他猶太女性在月事期間淨身的地方，但現在早已鋪上水泥，變成一間小臥房，角落裡擺了一架電視機。庭院對面原來是「聖所」，過去曾經存放著妥拉經書卷，還有為猶太嬰孩行割禮時用的「以利亞之椅」（Elijah\'s chair）。現在，聖所成了一間普通的儲藏室，一具小朋友騎的木馬掛上牆面，角落裡的紅色草坪椅上擱著一個沾滿泥污的足球。
我們抬頭仰望會堂的拱頂。「光線會從上面那些小窗戶射進來，」父親告訴我，「照耀在妥拉經書卷上。」我想到曾祖父整晚坐在那裡，與他的祈禱書和天使們相伴。我看到那些窗框還在，但窗戶開口已經被磚塊封住，室內因而變得非常陰暗。
再轉個彎，我們來到「小猶太會堂」。聽到我們的敲門聲，一名身穿桃紅色連衣裙的年輕女子面有慍色地打開金屬門。我認出我在父親1992年時拍攝的照片中看過的那座中庭；中庭裡綠蔭環繞，中間種著一棵挺拔的無花果樹。在父親的照片裡，有一塊刻有希伯來文的石碑，是原來矗立在那裡的古代神廟的遺物。石碑倚靠在中庭牆面上，被一根巨大的Y字形樹枝簇擁著。父親帶我走近看那塊石碑上的希伯來文銘刻，結果當我們辛苦地穿越庭院裡的野花野草，卻只看到那根Y字形樹枝，而且已經倒落在地，覆蓋在一片荊棘中。
父親問那女子是否知道石碑的下落，女子轉身而去，喃喃地說她不知道。父親歎了一口氣，瞇著眼睛凝視透過無花果樹枝丫灑落下來的陽光。
幾天後，我們在城市另一頭的一個穆斯林家裡找到五塊石碑。那家人在小猶太會堂裡住了三十年，幾年前才搬走。前任屋主的長子魯夫提·穆罕默德（Lufti Mohammed）告訴我，他們家在重建工程期間把那些九十厘米高、六十厘米寬的石碑移走，暫時保存下來。
「我們知道這些石頭以前屬於猶太人，所以有朝一日可能會有人感興趣。」我們在他們家庭院旁的一個房間吃西瓜時他這麼說。但這些石碑擺在家裡其實讓他們很害怕；他稍微放低音量說，侯賽因對所有猶太人的東西都非常敏感。即使在1992年戰爭結束後，當他們賣掉猶太會堂的住所，搬到比較富裕的街區，他們依然保持謹慎。穆罕默德說，他和兄弟們把希伯來文石碑藏在運糖的大袋子底下，趁著夜黑風高用推土機偷偷運到新家。他們家人從那時起就非常確定這些東西可以用好價錢賣給國外的博物館。我請他們讓我看看石碑，於是另一位兒子——他說自己曾經在美國德州的酒吧跟人打架，拿刀刺了人家，結果鋃鐺入獄——帶我爬上屋頂。就我看來，即使那些石碑曾經可能會吸引某個博物館的興趣，但時機也早已過去了。沉重的石塊猶如屍體般地堆放在屋頂一塊木頭板上，任憑風吹雨淋、艷陽暴曬，碑上的希伯來文銘刻早已完全無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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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札胡猶太會堂的希伯來文石碑碎片。札胡，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