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前那幾個月，我在規划行程細節時想到一件事：如果在札胡有人接應，可能會比較放心。某個我們能信任的人，他可以到邊界接我們，把我們保護在他的羽翼之下。雖然大家都說庫爾德斯坦很安全，但我們要去的地方畢竟是伊拉克，我們畢竟是美國人，而且還是猶太人。可是該找誰？我父親告訴過我，他在1992年到札胡時遇到的人大多不是已經過世，就是離開札胡了，其他人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聯絡。我在洛杉磯的父母家中翻過父親那趟旅行留下的資料夾。在一堆文件和剪報數據中，我找到兩封英文信。寄件人名叫蘇萊曼（Suleiman），他在庫爾德斯坦民主黨札胡辦事處的公關部工作。
「我喜歡寫信給你，因為我們庫爾德人很喜歡你和你的民族，」1993年12月那封信的開頭這麼寫著，「我們尊敬、也喜愛你們的感覺，我們喜歡猶太人，因為猶太人痛恨侯賽因，喜歡庫爾德人。」蘇萊曼有點兒狀況外地祝賀我父親聖誕快樂，然後寫道，「我親吻你的眼睛和你母親的手。我也親吻你兒子們的眼睛。」他請我父親寄家人的相片給他看，並歡迎我父親隨時回到札胡，在他們家住一個星期。這封信底下夾了另一封信，是三個月後寫的。「約拿教授，我親愛的兄弟，」蘇萊曼開頭這樣寫道，他再度表達歡迎之意，這次是邀請我父親帶全家人到他們家度假，住多久都不成問題。「跟你的家人說蘇萊曼永遠都是他們的叔叔。」他在這封信的末尾用語法怪怪的句子請我父親「一直寫信給我」。
我不太知道該對「親吻眼睛」這件事做何感想，不過如果蘇萊曼還住在札胡，說不定他能幫上忙。我把信拿下樓，在廚房裡找到父親。他正坐在餐桌旁，邊看著電視邊吃午餐。「這個人是誰？」我問他。
父親說那是1992年他去札胡時其中一位嚮導。他是個黨務人員，負責接待外賓參觀札胡。
「他沒兩下就發現我是個猶太人。」父親說。
「你是說，你沒跟任何人提這件事？」
他說他完全不確定庫爾德人會對他的來訪有什麼反應，因此第一天還特地聲東擊西，找人帶他到一座基督教教堂，以免別人起疑。他一直想著他祖父埃弗拉伊姆的話：保持低調，把身段放低。但蘇萊曼對札胡的歷史瞭如指掌，腦筋又很靈活，所以很快就摸清我父親的底細。
「對了，約拿，我們知道你是猶太人。」有一天吃晚餐時蘇萊曼在人來人往的餐廳裡宣佈。
「我嚇壞了。」父親回憶道。
「他說完這句話有什麼表示嗎？」
「他擁抱了我。」父親說。
☆☆☆
蘇萊曼豪邁的文筆讓我在心中把他想成一個氣宇軒昂、個性爽朗的彪形大漢，身穿隨風飄蕩的長袍，頭上盤著大頭巾，蓄著《瑞普·凡·溫克》裡樵夫瑞普（Rip Van Winkle）般的大鬍子——簡言之，就是有點兒像我的曾祖父埃弗拉伊姆。2005年夏天，父親和我搭出租車來到札胡郊外的庫爾德斯坦民主黨公關部。站在門口迎接我們的人看起來像個美國小鎮教員：他的身材不高，大概一百六十厘米多一些，蓄著髮色花白的平頭，穿著看似來自平價連鎖百貨的短袖正式襯衫，不過整個人的模樣倒是神氣十足。蘇萊曼的外形跟我想像的落差實在太大了，如果我推開出租車門時他沒有主動向我父親招手，我再怎麼樣也想不到那個人會是他。
札胡街道上的碎石在我腳底下沙沙作響，我飄飄欲仙，有點兒擔心想必略顯愚蠢的笑容會永遠掛在臉上。我走向蘇萊曼，緊緊抱住他，彷彿他打從盤古開天就一直是我親愛的叔叔。
「感謝感謝再感謝。」我呼吸著札胡的熱氣和塵埃，直到感覺頭暈目眩。蘇萊曼親了我臉頰一邊，隨後又親了另一邊。他沒有親吻我的眼睛，不過如果他親的話，我完全不介意。
「歡迎光臨。」他接著伸手指著籠罩在薄靄中、一路延伸到山麓的城市，「這個地方屬於你了，你現在是在你父親的地盤上。」蘇萊曼的確是個老師，他在一所當地小學教英語。他說的英語端莊有禮，有點兒像在念課文，彷彿他在課堂之外很少說英語，也很少聽到這個語言。
他把我們的行李丟進輕型卡車後車斗，接著啟動車子，沿著塵土飛揚的易卜拉欣哈利勒路（Ibrahim Khalil Road）往南開了好幾公里，進入札胡市區。我們看到建築團隊正在一塊塊空地上建造一排又一排的辦公樓和公寓住宅。在一個附設迷你超市的嶄新伊拉克石油公司加油站，寶馬、奔馳和其他一些較小的車款正排著隊等加油。在通往札胡市中心的橋上，交通開始變得擁擠。我可能太過天真，原以為會看到滿街髒亂的路邊攤、賣香煙的小販和簡陋的旋轉烤肉鋪。但我眼前所見，卻是一座正在大規模建設的現代化的城市。
「阿爸，你不是說1992年的時候，這裡到處都是很小的食堂和客棧嗎？」我問坐在前座的父親。
父親搖了搖頭。
「這是新的札胡，」蘇萊曼說，「一切都在發展，太快了。」
如今我明白父親說的沒錯。這裡不是他和家人在五十四年前離開的荒涼邊疆前哨，完全不是。這裡也不是父親在十三年前造訪的那個混亂、鬱悶的難民收容區。波斯灣戰爭結束後，伊拉克庫爾德斯坦享有越來越高的自治權，札胡因此欣欣向榮，發展快速，人口變成原來的三倍以上，達到十五萬人。札胡位於距離土耳其不遠的相對安全地帶，如今已成為土耳其通往北伊拉克的貿易大門，每天有數以千計的卡車載運石油和消費物資在公路上呼嘯而過，近來還加上伊拉克戰後重建所需的建材。由於車輛大幅增加，札胡在一年前裝設了第一批交通燈。蘇萊曼告訴我們，此時正在進行的工程包括一座軍校、一個大學園區、一所醫院，以及一些工廠。
為了逃離首都四處瀰漫的暴戾之氣，巴格達市民紛紛前來札胡度假。林立的新旅館讓從土耳其長途開車到伊拉克的卡車司機有了更多過夜休息的選擇。在過去分隔札胡和土耳其邊界的原野上，建起了如雨後春筍般的住宅區，有些取名為「烈士小區」或「新烈士小區」，以紀念在侯賽因政權迫害下喪生的庫爾德人。本地的天然泉水如今已裝瓶出售，在全庫爾德地區的商店都能買到。市中心一家旅行社的玻璃櫥窗上貼滿旅遊廣告，吸引居民前往挪威、德國、英國、澳洲、美國等地度假。隔了幾個店面，有一個上網熱點叫作「札胡咖啡網絡中心」。
那個星期稍後，我們拜訪了已故部族首領宣定阿嘎的兒子奧馬爾·宣定（Omar Shemdin）。在我父親成長的年代，宣定阿嘎是整個地區勢力最大的首領。「札胡從前是個死氣沉沉的地方，」奧馬爾·宣定告訴我們，「邊境被封鎖，除了走私者以外，沒有人會在國界兩邊往來。易卜拉欣哈利勒路當時還是一條泥路，我們甚至會坐在路中間野餐。波斯灣戰爭結束以後情況全變了，侯賽因政權受到孤立，這裡的庫爾德人開始積極興辦事業。」
第一天開車進札胡時，我就知道再也不可能找到父親過往歲月的痕跡了。
「那裡以前是猶太人公墓。」蘇萊曼在車子快要轉進通往旅館的街道時說。
「哪裡？」我問。
他點著頭，轉身將目光拋向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他說，1976年以色列部隊開進札胡，鎮壓一場庫爾德人發起的叛變，侯賽因接著順勢派人把壓路機也開來，把已有千百年歷史的猶太公墓埋在厚厚一層柏油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