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過去了。我從大學畢業，回到加州，在一個專業樂團裡打了兩年鼓，找到在雜誌社實習的機會，而後又返回美東，開始我的第一份記者工作，僱主是羅得島州第一大報《普羅維登斯紀事報》（Providence Journal）。梅格和我在她父母的農場上結婚，在康涅狄格州租了一棟房子住。
我很少和父親聯絡。他在1992年首次返回他的童年故鄉札胡時，其實我內心暗自感到振奮——他終於動起來進行一場冒險，前去危險荒涼的鬼地方，果然不負他「印地約拿瓊斯」的綽號。可是我一直沒有找到恰當的時機問他關於那趟旅行的事，也沒機會看他在當地拍下的錄像。時間年復一年地過去。
2000年初，母親打電話來告訴我一個消息。當時收視率正處於巔峰的熱門影集《X檔案》（The X-Files）製作單位剛剛打電話給我父親，說他們正在製作一段場景，耶穌在劇情中要以亞拉姆語說「拉撒路（Lazarus），出來！」，製作人想知道我父親是否能幫忙。
那是我在《普羅維登斯紀事報》擔任記者第五年的事。我採訪的新聞包括謀殺案、飛機失事、政治醜聞、貪污事件等；我熱愛我的工作，只要有幾天沒有重大新聞出現，讓我的腎上腺素直線飆升，我就會陷入一種極度鬱悶的狀態。
但最近我搬離了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的公寓，和梅格搬進格羅頓（Groton）的一棟房子，那是康涅狄格州東南部的一座以製造潛水艇為主要產業的無聊小鎮。我們搬到那裡有一個原因：那裡是我上班的普羅維登斯和她上班的紐黑文之間的中間點。我們每天往相反方向開車一個小時去上班。我們在格羅頓沒有親戚朋友。晚上回到家，我們都已經筋疲力盡，簡單吃個晚餐後看點兒書報，眼皮就重得張不開了。我們才結婚沒多久，但卻幾乎沒有時間能好好相處。每天在I-95州際公路上開一百公里的沉悶路途日益加深了我心中的孤寂感。
我彷彿迷失在人生的荒野。有些晚上我回到家，忍不住抱著梅格就哭了起來。
如果當時我人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把母親來電分享的消息當成父親生活中出現的另一個詭異的小轉折，頂多可能是在和朋友喝啤酒時隨口提一下就算了。但在那個誰也不認識誰的通勤郊區，一切關於「家」的概念是如此遙不可及，一種失根的感覺油然而生。於是，在一個週六，我忍不住拿起電話撥給父親。札胡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從小小的家中辦公室望著屋外空寂的街道，開始問他一些問題。有誰還在說亞拉姆語？你小時候知道關於好萊塢或洛杉磯的事嗎？我從他的回答裡開始看到報道的素材，於是我從書桌上抓起便條本。札胡當地有電嗎？如果那裡沒有電影院，你們的娛樂活動是什麼？你在這次之前看過《X檔案》嗎？
我開始跟他聊的時候，說話的語氣跟我為了寫新聞報道而進行採訪時一樣慎重，但後來很快就把持不住了。我也找不到適當的時機停下這場對話。父親的每個答案都會激發我提問其他問題。半小時之內，我已經寫滿一整本便條紙，只好開始在舊的信用卡收據上湊合著做筆記。
洛城酷文化的象徵——好萊塢，和「反洛城文化」的代表人物——約拿·薩巴爾，我的記者本能被這種脫線的聯結吸引。但還有別的事正在發生。父親偶然漂泊到某個時髦的好萊塢專業片廠，這個故事彷彿是我倆父子關係的弔詭譬喻，跟他用洗髮精瓶子裝馬尼捨維茨白酒的情形其實有點兒像，也像他穿著在J．C．Penney平價連鎖百貨買的打折西裝到UCLA教員俱樂部，或在眾人都用Boston Acoustics、Blaupunkt等一流品牌車用音響時，還跑去買手提收音機掛在車內。但此時此刻，我聽著父親說的話，過往心裡那種尷尬、不自在的感覺逐漸轉變成困惑。
對，他告訴我，他小時候確實知道好萊塢。青少年時代，在以色列那個新的國度裡，為了逃離生活中的艱難困頓，他躲進耶路撒冷的電影院。他還記得那些光芒耀眼的女明星在《俄克拉荷馬之戀》（Oklahoma！）和《七對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中唱歌的情景。「跟新移民的困苦生活相比，那些音樂劇呈現的世界是無比的美好，」他回憶道，「小時候我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到好萊塢，就算只是看看也好。好萊塢看起來就像人間仙境。」高中同學們甚至還互取好萊塢風格的化名，於是約拿·薩巴爾就變成了約翰·薩維治。
我笑了出來。「那你覺得《X檔案》怎麼樣？我沒想到你看過這個影集。」
「老實跟你說，阿里埃勒，其實我之前好像根本沒聽過這個節目。」所以他接到節目製作人打來的電話之後，在他的學生間做了小小調查，「他們說，那就像《陰陽魔界》（Twilight Zone）之類的電視影集，一半神秘，一半寫實。」
他說，接過製作人的電話後，他變成繫上眾人熱烈討論數周的話題。「我本來以為這件事沒有人會在乎，可是那些秘書聽到我要上《X檔》都很興奮，」他又習慣性地略掉了一些美國名詞的尾字。「助教在走廊上看到我，會衝過來說『聽說你上了《X檔案》』，是真的嗎？」
我關上門，坐在地板上，身邊一大堆便條紙。「告訴我你那天去片廠的事。」
他說，他到達福克斯片廠時，警衛查了一下記事板，接著招手把他引到一個特定的停車區。
「先生，對，我們在等你。」警衛說。
「等我？」父親問。
「是的，先生，請把車開進左手邊那排車位。」
他把他的豐田Tercel停在一輛菲亞特和一輛寶馬之間。
在寬敞的錄音室中，一名製作人請他以亞拉姆語念出那句耶穌讓死去的拉撒路從墳塚裡復活時說的話。這部分還算簡單。接著製作人請他以亞拉姆語說「我是海象」，這可就難倒他了。劇作家似乎是打算開個玩笑，揶揄一下披頭士的歌迷。(1)我父親在音樂素養上對以色列民俗歌謠的熟悉程度，想必超過《奇幻之旅》，因此他恐怕沒法理解這句話裡的玄機。
「呃，請教一下，」我父親怯怯地說，「『我是海象』這句話跟拉撒路之間有什麼關聯？」
製作人簡短地回說「不重要」。
我父親表示有個小麻煩，由於說亞拉姆語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山區，那裡沒有海象，所以也沒有這個字。
「那有近義詞嗎？」
父親想了一會兒。然後，錄音帶開始轉動，他跟著說出一句他認為在亞拉姆語歷史上可能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句子：「Ana kalbid maya——我是海中之犬」。
後來情況變得讓他更難掌握。製作人請他譯出「goo goo g\'joob」——其實這是這首披頭士的魔幻搖滾歌曲裡的一個擬聲句，模仿海象睡覺時發出的聲音。我父親心想，這裡果然是膚淺的好萊塢，這一定是他們胡亂編造的咒語，準備念了讓屍體浮起來。為了避免讓製作人難堪，他很有禮貌地建議把它譯成一句聽起來具有神聖意味的祈禱詞。
「我認為忠於劇本比較好。」製作人回道。
父親表示，「我猜想那集節目一定是想搞神秘，他們甚至不願意透露任何細節。製作人只要我做我那部分的東西，不讓我知道我到底在做什麼。我只好照著他的意思辦。我問了一兩個問題，不過他都沒有真的回答。」
錄音工作結束時，製作人表示他對我父親的表現印象深刻，問他是在哪裡學會用那麼戲劇性的腔調說話。製作人的讚美雖然讓我父親心裡很高興，但他還是謙虛以對。他說其實任何人只要熟悉電影《十誡》裡上帝對摩西說話的方式，一定也能辦到。
「一般這樣會付多少費用？」製作人問。
我父親對好萊塢的商業運作沒有概念，於是請製作人自己衡量。幾天後，他收到一張五百美元的支票。
父親忍不住笑起來。他告訴我，這可算是加薪了，因為前一次他為好萊塢提供服務時，得到的酬勞要比這個低得多。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問。
那是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他接到《噢，上帝！》（Oh，God！）製作單位的電話。在這部搞笑電影中，老牌喜劇演員喬治·伯恩斯（George Burns）飾演的「無上之神」向約翰·丹佛（John Denver）飾演的熱心超市經理顯靈。在其中一幕劇情中，一個半信半疑的教士團請約翰·丹佛證明全能的主真的會假扮成大聲咀嚼雪茄的八十多歲老人現身在地球上。他們交給丹佛一份「用古老的亞拉姆語寫成的」問卷，那個語言只有上帝能懂。
「你們是要我叫上帝填問卷？」丹佛問。
他們確實要請上帝填問卷，於是我父親寫了那份問卷：宇宙真正的起源是什麼？人類是否因為墮落而失去恩寵，被趕出伊甸園？人類會遭受最後的審判嗎？父親用斗大字體寫出這些亞拉姆文句子，他得到的酬勞則是一百美金外加一組豪華型簽字筆。
晚上九點的《X檔案》就快要播出了，我父母在洛杉磯的家裡開始一陣手忙腳亂。
透過電話，我得知父親事先翻過電視節目指南，發現該集節目獲得九分的評價，直逼滿分的十分。他準備好要用兩台錄像機錄下內容，「我至少要做兩份拷貝，搞不好到時候得同時借給兩個人看。以防萬一。」
我母親開他玩笑。「你平常一直在煩惱退休後要做什麼，現在可有著落了。」
不過一直到節目開演前夕，父親一直擔心內容要不是很尷尬，就是可能褻瀆神聖，惹惱教徒。他內心有個小小的安慰，是製作單位向他保證，在與耶穌有關的內容中，不會出現任何髒話。星期六下午來到，我也開始興奮起來。我在康涅狄格州家裡的電視機信號不良，於是我打電話到附近的公路旅館，問了兩個問題：「你們的房間有附有線電視嗎？」「可以按小時計費嗎？」
當我拿著二十美元到旅館開房間，旅館前台的年長女士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想當然，幾分鐘後，當一名年輕女子開了另一輛車進來，她一定更加起疑了。年輕女子是梅格，她在心理診所值完當天的班後趕了過來。
一個小時後，當我把鑰匙交還給前台的太太時，她的表情還是一副警覺模樣。我很想向她說明我父親的事——札胡的小孩光著腳走路，亞拉姆語學者的工作代表長年都在台下默默耕耘，繫上秘書為他短暫出現在聚光燈下的事興奮不已，他一定會很高興我付了二十美元，聽他用一句話讓拉撒路起死回生。但我終究一言不發地走回漆黑的停車場。
由於時區不同的關係，距離影集在洛杉磯播出的時間還有兩小時，所以我回到家時打電話給我父親。「你是個大明星了！」我開口就說。
「真的？」他的聲音揚了起來。
☆☆☆
隔天我坐在計算機前開始動手撰寫報道。文字輕快地流瀉在頁面上，彷彿我等了一輩子，終於決定說出這個故事。報道於2000年5月刊登在《普羅維登斯紀事報》的社論對頁評述版，標題是《學者老爸進好萊塢：用亞拉姆語說「我是海象」》。我當記者這幾年下來，一篇報道頂多收到兩三封讀者響應，大部分甚至完全得不到響應，讓我有時不禁懷疑是否真的有人讀過我的文章。這次，電子郵件、信函、電話紛至沓來，猶如排山倒海。
「我已經注意你寫的文章好一陣子了，有時你會寫東普羅維登斯校董會行事歷之類的有趣材料，」一名普羅維登斯的醫生寫道，「然後忽然彷彿晴天霹靂，你寫了一篇非常溫暖動人的文章，跟讀者分享你父親研究亞拉姆語的工作，他對好萊塢的喜愛和對永生概念的著迷等等。你對他的感情和尊崇閃現在字裡行間。」
有人說他們讀了捧腹大笑，有人則是非常感動。我父親也收到各種電子郵件……甚至工作提案。佳士得（Christie\'s）拍賣古董部一名員工看到文章以後，希望聘請我父親為他們翻譯一隻公元七世紀陶缽上的亞拉姆文鐫刻。
我非常驚訝地發現這篇文章的讀者來自各行各業。2002年底，我開始在《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上班後，有一次我到五角大樓進行一場壓力超高的採訪，訪問某位資深國防部官員和他的一群副官。採訪結束後我離開會議室，走進一條看似永無止境的走道，這時那名官員的助理——一名面帶爽朗笑容、說話有南方人的拉長口音，工作效率極高的女子——衝出來找我。「嘿，我只是要告訴你，我很喜歡你那篇關於你父親的文章。」
我訝異地站在那裡，那篇文章見報已經是兩年半以前的事了。「我知道你們都會做一些背景調查，」我開玩笑地說，心裡同時也有點兒好奇，我身為一個伊拉克人的兒子，是不是在國防部引起了警覺，「可是我還是——」
「是沒錯，我們的確會做點兒調查。不過我只是想找個話題跟你聊天。你爸爸真的很不可思議。」
最令我驚訝的是我在《紀事報》的一些同事的反應。文章登出幾個月後，某天下午我經過新聞室，一名攝影師把我攔下來。「你沒有繼續寫你父親的事嗎？」她近乎懇求地說，那語氣彷彿是一個驚悚小說的讀者因為作者遲遲不出版續集而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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