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的我涕淚縱橫地尖叫，「我—要—去！去—餐廳！為—什麼—我—們—不—能—去！」
我大發脾氣地瞪著身穿背心的父親，他冒著汗珠的臉在激動中顯得古怪難看。「太浪費錢了，阿里埃勒，拜託你。冰箱裡有好吃的雞肉和米飯，是媽咪昨晚才做的。」
「我—討厭—吃—剩菜！」我大聲咆哮，「我—要—吃—中國菜！我—要—去—西蓮餐廳！」
母親人就在附近，她正在我們家位於洛杉磯西區的農莊式住宅車庫裡，焦急地掏出汽車鑰匙，並設法安撫我。「約拿，我帶他去吧。」她對丈夫說。
「你以為錢是長在樹上嗎，阿里埃勒？」約拿又搬出一句陳詞濫調說，「一星期上一次餐廳難道還不夠？」
「不夠，不夠！」我說，「你應該看看安德魯他們家多常到餐廳吃飯。」
「老公，你現在不是住在札胡，」我母親的聲音從車庫傳來，「你當教授的薪水很高，我們偶爾出去吃個飯沒什麼不得了的。」
「神經有毛病！」我叫道，「為什麼不能出去吃！吃個飯有什麼大不了！操！」我的聲音越吼越嘶啞。
阿里埃勒和弟弟伊藍在加州的威尼斯海灘，1979年。
「扣二十五分錢。」母親說。她又搬出那套無聊的罰款方式扣我的零用錢，處罰我罵「三字經」。
「操！我不在乎！」我猛敲著門大叫。
「再扣二十五分，」母親說，「約拿，我帶他和小拉尼去吃，好嗎？」她打開車門，我弟弟和我衝進車裡。
「隨你們便，」父親搖著頭說，他的汗水已經流了滿臉，「隨你們便。」
☆☆☆
我們住在洛杉磯，但我無法忍受我父親不願意融入這裡的生活方式。我在希伯來日校阿奇巴學院（Akiba Academy）有一個同學叫伊凡，他爸爸是個生意人。第一批德勞瑞恩（DeLorean）跑車才剛出廠，他就搶著去買了一台，所以在《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男主角在電影裡讓機翼般的車門啪地往上開啟以前，伊凡的爸爸就已經開著這種車了。另一個同學戴倫的爸爸則是流行演唱會製作人，他有辦法讓我們拿到比利·喬爾（Billy Joel）現場演唱會的搖滾區特別票。艾瑞克的爸爸有超大的泳池別墅，家裡有女傭，後院的噴泉裡養了一大堆金魚。馬修的爸爸車庫裡不只有奔馳，還有勞斯萊斯，他們家住在貝弗利山莊的一幢三層樓別墅，房子裡甚至還裝了電梯。
然後呢，是我。我爸爸開的是被撞得到處都是凹痕的雪佛蘭Chevette車款，車窗還是手搖式的。有一天，車裡的音響出故障了，他跑去無線電音響城買了一台裝電池的手提收音機，用附贈的提帶將它掛在方向燈控制桿上。接下來的十年裡，這部收音機一直維持在同一個頻道。
我的父親不是個搖滾酷爸。有一天晚上，他帶我弟弟伊藍和我到城裡，結果是為了看UCLA學生會免費播放的前衛外語電影，地點位於一間通風不良的講堂。他在家裡自己做好爆米花，用市場給的塑料袋裝起來偷偷帶進校園。人家是在家裡不限次數搭乘私人透明電梯，我的話，要是離開房間還讓燈亮著超過一分鐘，就會被罵浪費電。「燈亮著一秒鐘就要耗費兩便士電費，你知道嗎，阿里埃勒？一天兩天，一年兩年，你知道你可以到中國餐館吃幾盤香菇雞片嗎？」在美發沙龍剪髮可以索價三百美元的洛城，我父親會自己拿剪刀剪頭髮。他的衣櫥裡都是一些趁大減價時購入的零碼西裝，圖案不是方格就是條紋，看起來就像是一九六年代高爾夫球廣告裡的裝束。問題是，他從來沒揮過球桿，甚至任何運動都不玩、不看。
安娜意大利餐館有超棒的帕瑪森奶酪小牛排，而且大塊到能超出餐盤外，可是我爸爸卻要弟弟和我點兒童餐，因為這樣比較省錢。我告訴他，我不要吃雞肉棒或比牙籤大不了多少的比薩條。「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什麼？比薩條好吃極了！你看，菜單上說還附了通心面色拉和紅蘿蔔條，看起來很豐富呢。」
「好噁心。」我說。
「好吧，我有個辦法，」這時父親會靈機一動地說，「你點披薩條兒童套餐，我負責吃，你就從成人菜單裡點自己想吃的東西。」服務生送餐來以後，我們就交換餐盤。每次服務生回到桌邊詢問用餐是否愉快、需不需要什麼服務時，都會瞄一下我們的盤子，似乎在說，怎麼搞的，十二歲小孩吃巨無霸牛排，老爸卻在啃迷你比薩條？
上餐廳吃飯時如果要他點佐餐酒，簡直比登天還難，以他的口頭禪說，就是「想都別想」。為什麼？有一次我放膽問他，他回道：「小小一杯就要三美元唉！」如果將這個畫面轉成靜音，只看他的表情，你可能會以為有人剛要他捐出膝蓋骨作為醫學研究。
接著是最精彩的「旅行用洗髮精瓶」橋段。我父親在最恰當的時間點，通常是剛點完餐、服務生已經走遠的時候，就會開始動手。他彎腰朝漆黑的桌底下伸手，在公文包裡翻找那只稜紋塑料瓶；同時，空著的那隻手會拿起冰開水一口喝掉，隨即迅速地將杯子移往兩腿中間夾住。接著是最出神入化的部分：他彈開洗髮精瓶子的小瓶嘴，朝玻璃杯倒放瓶口，接著擠壓瓶身。一道色澤優美的馬尼捨維茨乳白康科德酒（Manischewitz Cream White Concord）(1)就此注入杯中，酒液敲打杯壁時還會發出小便斗那種「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叮噹聲。
空瓶子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他塞回公文包內，他那杯「冰開水」——現在帶著令人起疑的金黃色澤——悄悄回到桌面上。這時，用餐氣氛從原來的單調乏味忽然變成一場膽小鬼遊戲。每當服務生似乎正拿著水瓶準備前來服務時，母親就會拍一下父親的手低聲說，「老公。」她那揚眉暗示的表情好像在說：小心別被逮了！於是我父親就會緊緊握住玻璃杯，把它挪到胸前。那個姿勢彷彿是一個虔誠無比的信徒正死命捍衛某個聖物，以免被異教徒奪去。
我簡直看不下去。
我的朋友和我會取美國啤酒品牌安海斯布希（Anheuser Busch）的諧音，在背後叫他「約乃斯布什」（Yon-hauser Busch）——雖然我父親約拿一輩子都不碰這個牌子的產品。他還被我們取了一個綽號叫「印地約拿·瓊斯」，不過電影裡那個由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飾演、喜歡穿皮夾克的考古學教授印地安納·瓊斯對時尚很有概念，揮起皮鞭也不輸西部牛仔，這些都是我父親永遠比不上的。
我在內心嘲笑他，對他也越來越疏離。我試著讓自己變成一個酷炫的洛城小伙子，某種電影明星、衝浪者和搖滾歌手的混合體。
可是我無法擺脫他。連我的名字「阿里埃勒」都是他幫我取的，雖然不是「亞拉姆」，可是阿里埃勒也好不到哪裡去，所以我總是成為被人取笑的對象。
「REO快速馬車(2)來啦！」我在週末到附近的運動場溜滑板時其他小孩子會這樣揶揄我。
「奧利奧（Oreo）餅乾！」
「阿里爾（Ariel）不是女生的名字嗎？」
我怪他害我長著滿頭粗硬的頭髮，怎麼樣都沒法變得服帖。在「中東」這個概念的負面含義達到空前絕後的年代，我怨他是個中東人。我們到UCLA的泳池游泳時，我看到他光溜溜的後背就會忍不住倒退兩步。他的背上交叉著一堆凹凸不平的疤痕，有一次他解釋說，那是他小時候生病札胡的巫醫幫他做放血治療後留下的「遺跡」。札胡那種鬼地方，誰想跟它扯上關係？
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成為伊朗最高領袖，許多伊朗人紛紛逃往國外。在我成長的年代，這些人大批湧入我們居住的城區，使得洛杉磯成為全世界伊朗離散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這些移民都是富裕階層，他們開的是車蠟打磨得亮晶晶的奔馳車，穿戴昂貴的奢華衣物和燦爛奪目的珠寶。那年稍後發生了伊朗人質危機，於是小區的巷弄和學校牆壁上開始出現「伊朗人滾回去！」的塗鴉。在某種自我投射的情境下，我居然覺得那些醜陋的字眼是針對我而來的。
當我開始跟父親保持距離時，他在大學裡的學生卻紛紛交出對他讚不絕口的教師評量單；學生們認為他是個充滿耐心、溫暖親切，又謙沖為懷的好教授。
每個人——恐怕我是唯一例外——都在他身上看到值得欽佩之處。約拿，我的父親，在1976年成為美國公民，並在同年獲得UCLA的終身教職。哈拉索維茨（Harrassowitz）這家舉世聞名的德國學術出版機構將他的博士論文付梓。耶魯大學出版社預先支付了版稅，請他撰寫一本關於庫爾德斯坦猶太人民俗文學的書。那本書以約拿瑪莫的照片為封面，《洛杉磯時報》還寫了一篇充滿讚賞的書評。他走了一趟危險行程，到伊朗的庫爾德地區對當地信奉基督教的新亞拉姆語用戶進行語言記錄工作。在以色列求學時期，不到二十歲的他從打工的工會撿來一堆紙，將自己依稀記得的新亞拉姆語字詞記在上面。這些紙片後來成為一項字典編纂計劃的基礎，數據也逐漸擴充成數以千計的索引卡，塞滿一個又一個的鞋盒。到二十世紀後半期，這個連續流傳至少三千年、耶穌所用的語言，在走入最後的「新亞拉姆語」階段後，可能只剩下一兩代的使用者了。我父親喜歡稱這些使用者是「最後的莫希干人」(3)。他與時間賽跑，試圖為也許永遠無法再親耳聽到這個語言的後代學者留下亞拉姆語的翔實記錄。
我在兒時並不知道他在做這些事。他幾乎是單打獨鬥地將新亞拉姆語研究從一種充滿異國情調與邊緣性質的奇特玩物，逐漸轉變成在大型學術研討會中受到重視與矚目的領域。他也逐漸成為研究新亞拉姆語最頂尖的知名專家，經常獲邀到世界各地的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每隔幾年，UCLA就會為他升等加薪，好幾次甚至催促他申請擔任系主任，但他都拒絕了，因為他說他喜歡教學，但不喜歡行政工作。可是光看他的外表，你絕對想像不到這一切。與那些稍微有點錢財或名聲就大搖大擺的洛杉磯人不同，他一直沒換房子，一直和妻子廝守，原來開的雪佛蘭後來雖換成豐田，但一樣省油，而且他依然自己動手剪髮。
☆☆☆
如今我回顧這一切，明白了那是一場冷戰。我從來不曾對父親動粗，不曾離家出走，也未曾告訴他說我恨他。我不曾說我怪他讓我帶著一身橄欖色的皮膚、捲曲的黑髮和奇怪的名字。我從來不曾直接告訴他，你那剪得亂七八糟的髮型和怪腔怪調的英語讓我尷尬。我從來無法用那麼直接的方式面對自己的感受。所以，我的發洩方式是在他面前說髒話，在他背後譏笑他，想辦法避開他，設法凡事都不要像他。
我跟父親之間的關係之所以那麼緊張，真正的原因在於我強烈希望融入加州的主流生活，而我認為他是我唯一的阻礙。但當時的我還不夠成熟，無法走向父親，直接跟他討論這些問題。我想，即使早在那時，某部分的我也已經料到，若真要仔細檢驗我倆父子關係之間的隔閡，我會發現責任在於我其實更勝於在他。但在那個年紀，我不可能認為犯錯的人是我。
從外在上來看，我的行為就像是一般的青少年叛逆。但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我反叛的對象不是足球練習、戲劇教學，也不是母親堅持開四十五分鐘的車程載我去上的可怕小提琴課，更不是學校裡的英文、數學或社會課。激起我叛逆的場合，都是一些我認為延伸自父親所屬世界的東西：我讀了九年的希伯來日校，猶太夏令營，猶太會堂。我叛逆的對象是那一大群希伯來文老師、聖經講師和猶太拉比，他們恐怕永遠不會知道自己遭受到我的心理攻擊。
我在一個父親說希伯來語的家庭中長大，每兩年都會到以色列過暑假。但我並沒有在希伯來文課或在阿奇巴學院日校輕而易舉地拿到好成績，而是在上課時把以色列老師們畫成醜怪的圖像，再不就是說一些下流笑話，讓同學們捧腹大笑、老師無可奈何。
「出去！」最後老師忍不住吼道，「立刻出去！到山德林拉比的辦公室去！」
八年級畢業後，我在離家幾條街外的一所公立學校註冊入學，這時我對父親的敵意更深了。我在阿奇巴日校不費吹灰之力就成功偽裝出來的搞怪模樣，對艾莫森中學的同學而言根本就是小孩子的把戲。我試圖用一大堆發膠把我蓬亂的猶太卷髮整理得服服帖帖，結果卻被他們嘲笑；有人說我看起來像《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中由馬丁·肖特（Martin Short）扮演的那個頭髮用樹脂粘出一條前頂柱的蠢蛋。有一天，我在課堂上轉頭往後看，發現有個同學在畫一幅素描，上面是一張鼻樑高聳和下巴尖細的長臉。他發現我在看時，用手肘頂了一下旁邊的同學，兩個人隨後一副不懷好意的笑臉看著我。我知道那幅畫是在捉弄我，而且畫得正中要害，因為圖上的兩個臉部特徵就是我最不自在的部分。那天吃午餐時，我捧著餐盤在戶外用餐區溜躂，想找一個沒有人會注意到我的角落安靜吃飯。
我現在知道，我的這些感受當初父親完全可以理解。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美國，他一直都必須設法適應週遭讓他感覺自卑、不同，而且孤獨的大世界。但我從來沒想過要告訴他我的感受。我不但什麼都沒說，甚至從某個時候開始就不再稱他「阿爸」。自此，他就只是約拿，一個我不願意跟他一起出門、不願意讓外人看到我跟他有父子關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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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中期，在我升高中時，父親因為某種嚴重的焦慮問題，聲音僅剩一股沙啞的囁音。喉科醫生診斷不出原因，於是他去找心理醫生，醫生告訴他病因可能是心理因素。父親心想，或許心理醫師的診斷有道理。當時他即將升等，但他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因而陷入莫大的壓力，讓他覺得憂鬱不堪，人生毫無意義。「在下意識中，」他最近告訴我，「我大腦的某部分跟我說，『你辦不到，因為你不配。』」他的聲帶緊縮，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沙粒在沙漏中滴流，他非常擔心自己永遠無法再執教鞭。
心理醫生給他開了抗抑鬱劑；喉科醫生的處方則是早晨的發聲練習，他要父親以不同音調反覆朗讀經文。他最喜歡念的經文之一是《詩篇137》，「在巴比倫諸河畔，我們緩緩坐下；淚水悄悄滴落，我們憶起錫安……在陌生的國度，我們如何以歌聲讚美天主？」
失去聲音。這是流放生涯的詛咒之一。我父親從很小就知道，溫柔慈悲的歲月會毫無預警地徹底結束。札胡曾是他的伊甸園。在那裡，小男孩可以飛越屋頂，整個下午在河裡戲水，從會跟天使說話的祖父那裡學習讚美詩。在那裡，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會互相扶持。約拿·薩巴嘎離開札胡時年紀還小，不會用任何其他眼光看待斯土斯人。
拉哈明幫兒子舉行受戒禮是在他滿十三歲之前將近一年，距離他們前往以色列只隔一個星期。他為什麼這麼決定似乎令人想不通，除非他當時就感覺到如今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約拿的童年在他離開札胡那天就結束了。
孩提生活的奇妙情景歷歷在目，天使、惡魔、鬼魂跟哈布爾河的滾滾流水一樣，構成了札胡千古流傳的文化脈絡。但那些過往的碎片都在他從以色列飛往美國的途中逸失了。在洛杉磯西區巨大的猶太會堂前，紳寶轎車與奧迪跑車開進停車場搶著卡位，手提名牌包、渾身香水味的貴婦坐到會堂前排吸引眾人目光。在這裡，札胡早已無影無蹤。
父親每星期六都會謹守本分地上會堂做禮拜。但相較於他的祖父在神秘的教義中找到寄托，有一個東西似乎讓他得到更大的慰藉：書店中的心靈類書籍。他的咖啡幾上會同時擺出《亞拉姆語中的阿卡得語影響》和美國鄉村音樂歌手娜奧米·賈德（Naomi Judd）的《娜奧米的個人突破手冊：二十個改變你人生的選擇》這種通俗作品。全美國可能只有他一個人會有這樣的休閒閱讀組合。
最近我到洛杉磯拜訪父母，又發現一堆超市圖書區等級的心靈提升書籍，甚至還看到浴室鏡子一角塞了一張紙，上面是父親親手寫的一句話：「就在今天，活出精彩！」我總是很驚訝也很尷尬地看到那些自我療愈大師的陳詞濫調會讓他那麼感動。父親最近讓我看一大沓他歷年來從艾比夫人專欄（Dear Abby）、猶太會堂通訊、飛機雜誌上剪下的心理咨詢文章。對我來說，「聰明投降的藝術」「和你的恐懼和解」「在人生的餐檯上盡情慢食」這類標題不但無聊，甚至有點兒荒謬。對我父親而言，那些卻是……滋潤庫爾德人心靈的上等雞湯。我非常清楚這點，因為他多年來在那些剪報資料上寫了許多給自己看的筆記，記錄下他的種種恐懼和憂慮——這些主要都源自他一直深信自己有所不足。
他會寫，「我們絕不可能永遠都是對的，不可能永遠都完美、有效率。」他也會把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詩文改寫成心靈筆記：「幸福就像一隻蝴蝶，你越是追逐它，它就越是離你而去。但如果你將注意力轉移他處，它就會飛來停在你的肩上。」
他內心的焦灼從來不曾延燒到外表。他在UCLA的同事告訴過我，每當系裡出現危機，我父親都能為大家帶來一股安定力量。「約拿非常真誠的特質能把眾人凝聚在一起，」當年聘請他到UCLA、如今已是榮譽教授的亞敏·巴納尼這麼說，「某些時候系裡有人處不來、搞鬥爭，教授們這時常會請約拿裁奪，因為他們認為他是個公允、沒有偏見的人，不會偏袒任何派系。」
他比較親近的同儕認為他之所以不願意加入派系鬥爭，是因為他那種習慣迴避公開衝突的庫爾德人背景。他們說，為了維持關係的和諧，他情願放棄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與其和系主任談兩分鐘的校園政治，他寧可跟系所的資訊工程師或管理員閒聊十分鐘。
「他比較平易近人，不是那種精英主義者。」幾年前我到資深希伯來文講師南希·艾澤（Nancy Ezer）的辦公室拜訪她時，她這麼告訴我，「他跟系辦或信息部的人講話的方式，跟他對學術高層講話的方式一模一樣。大學是一個階層分明的地方，他這種行為可說是鶴立雞群。而且那不是因為他天真，而是來自於他的價值觀。」
「什麼價值觀？」我問。
「他的文化裡有一個重要之處，就是不要過度彰顯自己，那是他的一種謙卑表現。要跟惡魔打鬥的話，私底下打就好，否則就變成一種暴露狂。西方文化是成功導向的，成功者就能得到財富、權力和地位。在中東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受人喜愛。」
我父親遭受挫折時——比如當他的書被拒絕出版或演講被取消，他絕不會去大吵大鬧，一些想鼓動他奮力爭取權益的同事因此大失所望。「在他的思考架構裡，一個非常基礎的元素是假設人性本善，」艾澤告訴我，「比如說，他提出的經費申請沒有通過，這時他會說，『我是在妄想什麼？我有什麼理由需要這筆經費？這是上帝的決定。』他會以一種很民間的智慧來化解問題。」
父親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鮮少和我談起他的工作。不過，有時候他會一言不發地把學生填寫的評量單拿給我看。學生在那些不具名的表格上畫一堆泡泡，寫一堆東西，評鑒老師的教學能力。他的學術研究性質或許不是特別具有魅力（有一天竊賊打破他那輛豐田Tercel的車窗，把車裡的東西全部搬光，唯一留下的是他那本庫爾德猶太人民俗研究專書），所以我現在有點好奇，當時他讓我看那些評量單，會不會是一種希望我認同他的方式，想讓我知道有一些跟我年齡相近的人也會喜歡他？
最近我挖掘他的檔案數據時，看到一些我印象中非常典型的評語。「在我有幸跟隨過的所有教授中，薩巴爾教授是最親切、最溫暖，在知識上又最能激發學生的人之一，」一名大四學生寫下這句話，「他的人格特質令人如沐春風。」
「我愛薩巴爾教授這位老師和這個人，」另一位學生寫道，「如果世界上有更多像他這樣的人，生命一定可以成為永恆，因為我們可以跟完美的人生活在完美的人間天堂。」
最近有一次我在洛杉磯跟著他來到他的課堂，親自體會到為什麼有那麼多學生特別喜歡他：他能跟學生打成一片。那些學生正努力掌握一個新的語言和文化，就跟我父親自己的人生經歷一樣。我看到他以那種感同身受的心態引導學生理解困難的段落，我看到他不斷為學生鼓掌，即使他們只是回答了一些很簡單的問題。我看到他經常就會請教學生關於英文的問題，讓他們覺得彷彿他們也有很多東西能教老師。比方某個時候他問學生，「英文裡是不是也有『老爺鍾』的說法？」
無論在課堂上或是其他地方，他都能與背景和他的童年有天壤之別的人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在此之前不久，他剛被升到UCLA正教授九個職等中的最高一級，這個等級只頒授給對研究領域有卓越貢獻、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教授。他經常被邀請到世界各地最頂尖的大學發表論文，可是當你走進他的課堂，會發現他看起來就像個年紀稍微大些、知識稍微淵博些的學生，只是因為教授有事離開而暫時站上講台。
「我教完書以後心情就會不一樣。」下課後我們走回他的車子時他說。
「你為什麼覺得會有這樣的改變？」
「我在心理上知道那是一個我知道該說什麼、別人也會聽我說話的場合，」他邊繫上安全帶邊說，「在其他的社交場合，行事規則不見得那麼單純。」車子開出停車場，我們駛入耀眼的向晚陽光中，「在課堂上，我是把一些關於過去的東西傳授給未來，」他繼續說，「那個過去是我的一部分。但那個未來並不真的屬於我。」
「你的意思是？」
「我在美國有時還是會感覺不自在。不是什麼東西我都能瞭解。大學課堂是我覺得這種衝擊最小的地方之一。」
我恍然大悟，原來對我父親而言，課堂像是一處避風港，就像札胡的猶太會堂為他的祖父提供了精神支柱一樣。
我們開著車，沉默無語地開離校園，沿著綠樹成蔭的街道回到我成長的老家。
「我想教學是一座橋樑，聯結了我的過去和現在，它讓我在美國的存在多了一個維度。就物質而言，人在這裡什麼都能得到，可是在精神層面上——」
他的手伸向遮陽板的位置，按了一下車庫大門的遙控器，還沒說完的句子也就此打住。
☆☆☆
九年級快結束時，我開始在午餐時間跟兩個姓邁克的坐在一起。他們兩個都是金髮、愛笑鬧的麻煩製造者，家裡非常有錢，喜歡做一些違法的小勾當。他們之所以接納我，是因為我們在我還在阿奇巴日校上課時，會一起出現在小區運動場溜滑板。由於我有車可開，他們便讓我進入他們的世界。
如今回想起來，那段日子是我年少歲月中最沉淪的時期。這兩個邁克跟我有一個默契：只要我提供代步工具，他們就帶我去見世面。於是我開車載他們前往洛杉磯南郊的康普頓（Compton），到一個名叫胡安的毒梟家中，然後我像上診所看病那樣坐在沙發上等著，兩個邁克則是拿出一沓鈔票，交換一包大得像哈密瓜般的大麻。我推斷他們是要拿到學校賣，不過我從來沒問。我載著他們在我們自家城區的街上四處打轉，讓他們找機會侵入停在路邊的車，竊取車內的錄音帶和可拆取式音響。
他們回報的方式是把我引進一個我不可能接觸到的洛杉磯。他們那些人總有辦法找到某個死黨因為父母剛好週末出遠門，房子空了下來，於是可以辦起美女如繁花、啤酒如水流的狂野派對。我通常會縮在某個角落或坐在泳池邊的椅子上，看那些酷帥的衝浪男孩泡妞兒，心裡暗想，如果找到機會跟漂亮的女孩接觸，我該說什麼。
雖然我在這個新圈子裡沒有混得轟轟烈烈，參加那些派對的結果倒也提升了我的「社會地位」。我變成學校先修班裡生活多彩多姿的酷哥。我交了新朋友，上三角函數課時還有女同學會傳紙條跟我打情罵俏。
有一天，我告訴兩位邁克我決定不再提供司機服務，他們聽了聳聳肩。
「隨你便，小老弟。」其中一位邁克說完就掉頭走人。
那是一場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許久之後我才明白自己當初多麼懦弱可恥。在那個時候，我唯一想到的是：呦呼，我打進去這個圈子了。我的呆老爸，他的爛髮型，他的怪口音，他渾身上下那詭異的猶太調調，彷彿那些在我的生活中都不曾存在。
高中畢業舞會結束後，我的女朋友夏梅和我前往位於日落大道精華區的蒙德裡安旅館。身材高挑、外貌出眾的夏梅有一半的瑞典血統，跟我一起上過幾堂先修班的課。她的朋友中有一大群夜店族，那是一個我本來以為永遠不會有交集的族群。凌晨四點半，我們終於抵達蒙德裡安旅館。她的幾個朋友正傾著身子在咖啡桌上，以捲成小管的旅館便條紙吸食白粉。
一個我在學校裡見過、但還不認識的男學生坐正了身子，正抹去鼻孔下方的殘餘粉末。「阿—裡—埃—勒！」
「嘿！」
頭髮精心上了膠、一臉笑面虎模樣的小毒仔上下打量我，而後下巴對著夏梅一揚。「這妞有一套喔，兄弟。」他笑著對我說。
「閉嘴，死鬼！」夏梅罵道。她轉身對我說，「別聽他胡扯。」
「是啊，別聽我胡扯，」小毒仔眨了眨眼睛，「反正我只是供貨商。你們到底要還是不要？」
就這樣，在一間旅館的豪華套房，一九八年代地道的洛杉磯公民資格終於在對我招手。我只要坐下去，加入吸白粉的陣營，就算正式歸化了。但我做不到。我看到一個失去意識的女孩趴在浴室地板上，還有一個同學身上的燕尾服已經被扯破，正瘋瘋癲癲地笑著倚靠在九樓陽台欄杆上。我明白，這裡也不是我的歸屬。
我父親要我申請加州大學，因為本地人可以享有學費優惠，也就是他口中所謂的「打折」，但我拒絕了。我申請進入一所新英格蘭地區的大學，正好在加州對角線的另一端。
☆☆☆
大學二年級時我認識了梅格（Meg）。她的家境不富裕，母親是康涅狄格州某個小鎮的圖書館員，從荷蘭移民來的父親則是一位農民。為了支付大學學費，梅格在學生餐廳打工，她頭戴白色廚師帽，站在一大排菜餚後面，幫學生舀上雞肉白醬意大利面和烤鱈魚片。她很務實，很古怪，很性感。我愛上了她。
當我透過電話向我父母說她的事，他們耐心地聆聽。
「跟這位梅格小姐交往一下沒關係，聽起來她是個聰明又很好的女孩子，」有一次我放假回洛杉磯時，母親在吃早餐時這樣說，「可是阿爸和我聊過這件事，我們希望你不要太認真，因為她不是猶太人。」
父親一直低頭吃著他手中那碗葡萄乾燕麥粥。
我看著他，感覺某些過去的怨氣又衝上來了。我現在已經是個大學生，學校和加州隔著一整個美國的距離，可是我竟然還因為他的出身背景，而被要求得去做某些事和放棄某些事。
「太遲了，」我說，「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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