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獲勝後，舉國狂歡，所有電台都在播放《金色的耶路撒冷》，人們在街頭高唱這首描述猶太人兩千年來渴望歸鄉的流行金曲，彷彿那是以色列的新國歌。1967年夏天，約拿和史蒂芬妮夫婦來到耶路撒冷度蜜月，原本約拿將此行視為將來在以色列生活的「試營運期」，但他的希望之情很快就被鬱悶取代。他注意到新婚妻子對當地狹窄的生活空間、難以忍受的燥熱和你推我擠的人群有了負面反應，這個反應很隱微，卻很真實。當庫爾德法師在一個驅除惡靈的卡帕拉（kappara，犧牲）儀式中拿著活雞在她頭頂上揮舞，她本能地縮起身子，這是不是在害怕？「我很喜歡這裡。」史蒂芬妮向丈夫保證。但有一天深夜，他們參加完一場婚禮後搭上一輛沒有頂蓋的卡車回家，司機忽然緊急剎車，史蒂芬妮急忙撐住身體，座椅的金屬支架在她左小腿肚上劃出一道開口。她在耶路撒冷一家醫院待了將近一個月，做了好幾次整形手術之後才能夠慢慢走路。
回到紐黑文後，他們全心投入課業。我母親每星期搭好幾次火車到紐約市的耶什華大學修讀社會工作碩士學位課程。約拿把自己關在耶魯大學的閃米語係數據中心，日夜鑽研亞拉姆語和庫爾德斯坦猶太人的相關研究。耶魯在古代書籍和手稿方面的龐大收藏開啟了令他屏息的壯闊視野，讓他看到他過去以為是無人之境的研究領域竟然已經有了那麼多前人的足跡。
現在他明白了，早在他之前就已經有許多前輩投入這個工作了。但他不確定他們的方法夠不夠正確，動機夠不夠真誠。在過去許多個世紀中，少數幾個勇敢或瘋狂的猶太旅行者就算遠征到庫爾德斯坦的山區，也經常對當地猶太人的知識水平嗤之以鼻。最尖酸刻薄的批判者無疑是十三世紀西班牙猶太詩人猶大·阿爾哈里吉（Judah Alharizi），在他以押韻散文體寫成的著名旅行見聞錄《塔克摩尼書》（The Book of Tahkemoni）中，他描述自己在某個星期五晚上來到摩蘇爾的一間猶太會堂，結果看到一群丑角般的信徒，還有一個愚蠢的合唱團領唱員被自己的祈禱披肩絆倒。
在該書的一個英文翻譯版中，我們可以讀到，「領唱員的激狂之情水漲船高，他也隨之犯下無以細數的錯誤。他該唱的是『尊揚讚頌你的聖名，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義務』，結果他居然唱成『鱒魚葬送你的聖名，是我們責無旁貸的遺物』；他該說『恭祝天主，我們的神』，結果他說『攻擊天主，我們的神』；他該說『敬頌主，哦我的靈魂』，但他說成『急送豬，哦我的靈墳』……他的離譜錯誤不勝枚舉，最後我只能後悔自己去了那個地方；哎呀，羞憤哪！我不禁伸手緊緊掩住灼熱的臉頰。」
然而，那些信眾——「各個有如傲骨建成的高塔，人人挺著大肚皮，背脊如巨人般聳立，潮漲般的大鬍子凌亂擺盪」——他們卻相信自己正聆聽著天堂的聲音。
「有些人乖乖坐著，有些人則躺在地上，睡得如同死豬……又有一些人逃掉了，他們離開祈禱堂，沒再回來……只剩下四隻蠢驢，他們跟著領唱員尖聲亂叫，還以為自己是優秀歌手。」
六個世紀以後，二十七歲的羅馬尼亞猶太青年約瑟夫·以色列·班傑明（Joseph Israel Benjamin）放棄伐木工作，前來尋找傳說中那個「失落的部族」。他走訪庫爾德斯坦，結果卻以類似的態度鄙夷當地的一切。他在巴爾贊（Barzan）時寫道：「我們在這裡的猶太同胞是難以言喻地無知，他們甚至無法好好背誦一段祈禱文。我必須以無比痛苦的心情坦言，我從不曾在任何地方看到猶太人下賤到這般程度，在道德上如此墮落。」
另一位十九世紀的造訪者是立陶宛猶太拉比戴維·德貝思·希勒爾（David D\'Beth Hillel）。熱衷雲遊四海的他不辭辛勞地旅行到札胡，結果卻悶得直打哈欠。「我對這個城鎮實在沒什麼特別想說的，」他寫道，「它非常古老，房子是以粗陋的石板砌成的，看起來破爛不堪，街道和市集都非常狹小……大約六百戶猶太家庭住在這裡……他們無論對希伯來的語言或風俗都顯得極其愚昧。」
庫爾德斯坦猶太人被描繪成對猶太習俗和歷史幾乎一無所知的原始山地人，這樣的主題充斥在歷代撰述中，就連如埃裡克·布勞爾（Erich Brauer）之流的二十世紀初期學者也不出其外。「一位學界同僚與庫爾德猶太裔信息提供者相處的經驗跟我的感覺一樣：沒有任何一個人對猶太先祖的歷史有任何瞭解。」布勞爾在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的民族學研究專書《庫爾德斯坦猶太人》（The Jews of Kurdistan）中寫道。這本著作深受推崇，不過布勞爾本人並沒有到過庫爾德斯坦。早期的造訪者都不會說當地語言，而且約拿現在知道了，他們與當地猶太人相處的時間也不夠久，對這些人的風俗習慣認識淺薄，因此只能寫出一些嘲笑諷刺的膚淺文字。
曾經試圖掌握新亞拉姆語的西方人又是另一個奇特的族群。約拿歸納後發現，這些人可以分成兩種類別：狂熱的基督教傳教士和留著長鬍子的德國語言學家。
先來到庫爾德斯坦的是傳教士。他們急於翻譯聖經，並透過當地語言宣教，因此有一批基督教福音傳道者——美國人、英國人、道明會聖職人員、法國遣使會會員——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庫爾德斯坦地區設營進駐，開始研究各種當地方言。第一位認真鑽研亞拉姆語的西方學人是戴維·塔潘·斯托達德（David Tappan Stoddard），他出生於馬薩諸塞州的北漢普敦（Northhampton），早先就讀於耶魯，後來獲授任為牧師。1843年，他加入美國設在波斯國歐魯米耶（Orumīyeh）的布道組織，在聶斯脫裡教派(1)信眾間傳播福音，並經營一所男子學校。他認為如果要成功打入當地社會，絕對要能說流利的「敘利亞克語」——這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古代猶太社群所說的亞拉姆語方言。「斯托達德先生自己表示，他總覺得自己『舌頭打結』，無法把當地語言說得溜。」一名傳記作者在1890年出版的《傳道路途上的美國英雄》（American Heroes on Mission Fields）中如此寫道。
他帶著福音來到，但卻沒有能用以傳佈福音的媒介……歷經一年的辛勤研讀，他終於開始能勉強以敘利亞克語布道。布道地點位於一名傳教士的住所，大約有四五十名婦女和小孩前來聆聽。說起當時的過程，他表示，「當然那只是一個小小的付出，不過我確實非常努力，而且我打算再接再厲。有了上帝的祝福，明年夏天我就可以更順利地布道。我還無法用這個語言祈禱，但我是該認真學了。」
1885年，也就是他在因為斑疹傷寒病逝的前兩年，斯托達德研究亞拉姆語的正式著作《現代敘利亞克語文法，以其今日於歐羅米亞、波斯和寇德斯坦的口說形式為準》（A Grammar of the Modern Syriac Language，as spoken in Oroomiah，Persia，and in Koordistan）獲刊於《美國東方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這本小小的文法書是史上首度有人試圖讓世人接觸這個過去鮮有人知的語言，瞭解它的結構和文法特性。」一名十九世紀評論者如此指出。然而這個努力畢竟還是不夠的，「在那些早期時日裡，進行傳教活動的迫切需求讓人難以投注時間進行純粹的語言研究。在這位耶魯大學優秀校友的開疆闢土下，這個領域原本前景無限，可惜他英年早逝，這個世界無疑也因此失去了進行更成熟研究的良機。」
不過，仍有一些人後續走上這條研究之路。那個年代最偉大的東方研究者——德國學者提奧多·諾德克（Theodor Noldeke）在1869年出版了一本《新敘利亞克語語法》。另一些同樣留著引人側目的大鬍子的德國語言學家，包括萊比錫大學的阿爾貝特·佐欽（Albert Socin）、柏林大學的卡爾·愛德華·扎豪（Karl Eduard Sachau）等人，也對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語言展開研究。不過第二個真正在這個領域邁開大步的還是一位傳教士，這次是個英國人。阿瑟·約翰·麥可林恩（Arthur John Maclean）牧師原是劍橋大學的高才生，畢業後不久，他就獲選擔任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旗下大名鼎鼎的「敘利亞東部傳道任務」的總負責人。「在他之前，調查研究場域遼闊而蒼茫，」本傑明·拉巴裡（Benjamin Labaree）牧師在1899年出版的《美國閃米語言和文學學報》中寫道，「在歐魯米亞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的土地上，存在著巴別塔般種類繁多的語言，造成許多研究上的困境。但主任牧師麥可林恩透過無比的學術熱誠、細緻的觀察方法和明確的研究目標，為這個領域帶來新氣象，並有效整理了不同部族之間的語言差異。」在庫爾德斯坦待了五年以後，麥可林恩牧師對亞拉姆語已經有了充分掌握，並在1901年編纂出世人所知的第一本新亞拉姆語辭典。約拿在耶魯大學當研究生時，有一天在圖書館裡仔細看著這本字典的封面，忽然發現它的微妙之處。字典副標題顯示它的內容不只包括基督徒所說的方言，也「從札胡猶太人的方言中舉證」。
針對這個某些學者起初完全否認存在的艱澀語言，傳教士和語言學者無疑做出了值得嘉許的貢獻。那些不相信亞拉姆語確實存在的學者認為，在第七世紀穆斯林征服阿拉伯世界，使得阿拉伯語成為整個中東地區的共通語言之後，一個原有的地方語言是不可能長久生存的。但他們的研究只能算是觸及表面。傳教士有其他的工作職責，因此他們在語言上的探究經常較為簡略。他們不太重視亞拉姆語不同方言間的差異性，而是設法找到某種「亞拉姆語版的世界語」，讓神職人員在整個庫爾德地區都能用它來宣教。德國學者則是將研究奠基在僅僅一兩個用戶提供的語言樣本上，讓人不得不質疑其調查結果的有效性。他們的研究幾乎都只針對該地區基督徒使用的方言，造成猶太人使用的語言繼續處於無人探索的混沌狀態。有些人將他們的調查研究視為純粹的知識演練，甚至連在字面上都不隱瞞自己對其研究對像和文化的輕蔑態度。以諾德克為例，雖然他是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最受尊崇的閃米語言學家和伊斯蘭學者，但他在一段惡名昭彰的文字中，曾經表示他研究東方種族的結果，只讓他更確信西方文明的優越性。「身為研究東方的學者，」他在1887年寫道，「我的研究工作反而成為反向強化的工具，提高了我的親希臘主義傾向。我認為所有人如果在懷抱開闊心胸看待東方民族本質的同時，又能對其進行嚴肅深入的研究，必然會得到跟我相同的體會。」
庫爾德猶太人的歷史被忽略的情況也很類似，甚至更糟的是，它經常遭到誣蔑。當約拿在書裡看到其他地方的猶太人早在十三世紀就對自己在庫爾德斯坦的同胞表示輕蔑，他不禁一陣心寒。這時他明白，原來歐洲猶太人的偏見並非近代的事。那天下午，他在耶魯大學的圖書館裡查閱那些歷史典籍，當他從書頁中抬起頭仰望窗外天空，他感覺自己的職志忽然更加堅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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