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本－古裡安將外來移民視為需要塑造的客體。對那些急於將移民吸收同化的人而言，新到者豐富的文化傳統沒有任何意義。
——得佛拉·哈科恩（Dvora Hacoher），《動盪中的移民》（Immigrants in Turmoil），2003年
伊扎克·本－茲維（Itzhak Ben-Zvi）和大衛·本－古裡安有時被稱為「雙胞胎」：他們一起在君士坦丁堡修讀法律，走類似的文學路線，一起成立哈修莫（Hashomer，守衛者）民兵，後來又並肩在政府最高層服務——本－古裡安當上總理，本－茲維則是總統。但在以色列的中東移民問題上，兩人的看法卻一直保持對立。
對本－古裡安而言，以色列是一個大熔爐；他鼓勵新來者讓自己故鄉的文化溶解在爐內翻騰的大雜燴中，讓一個新的以色列認同從逐漸凝結出來的灰色物質裡形塑而出。他認為猶太人離散在遠方的這兩千多年來培養出的各種奇異傳統就像是外來的病毒，威脅著這個新國家的整體性。此外，某些移民需要「再造」的程度遠超過其他移民。「摩洛哥來的移民完全沒有教養，」他被人引述曾經在一九六年代說過這句話，「他們的風俗習慣跟阿拉伯人沒兩樣。他們愛老婆，但卻會打她們……或許等到第三代的時候，這些東方(1)猶太人身上會出現不一樣的東西，但目前我還看不到。」另有一次，他又被引述說過這段話：「我們不要以色列人變成阿拉伯人。我們有責任對抗黎凡特的鬼魂，因為它正在讓個人和社會變質。」
本－茲維的性格較為低調謙遜，與本－古裡安敲桌揮拳的好戰態度形成鮮明對比。他在當時的以色列似乎是唯一有膽量挑戰大熔爐理論的人。在他當上以色列第二任總統，與本－古裡安在以色列勞動黨（Mapai）陣營中並肩治國之前，年輕時的本－茲維對一些鮮有人知的猶太社群和宗派的歷史產生極為濃厚的興趣。出身烏克蘭的他是個自學有成的史學家，雖然沒有受過正統的歷史訓練，卻寫出許多引人入勝的書籍和手冊，描述撒瑪利亞人、卡萊特人（Karaite）、薩巴泰人（Shabbatean），以及也門、埃及、衣索匹亞、波斯、印度、阿富汗及庫爾德斯坦的猶太人。本－茲維以充滿幻想詩情的筆調，將庫爾德猶太人描寫為「被遺棄的猶太部落」，說他們是一支「堅韌剛強的山地族群」，「在他們身上可約略看到第一聖殿時代(2)末期的猶太民族身影」。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流散與救贖》（The Exiled and the Redeemed），這本書收錄了他歷年來所撰寫的關於東方猶太人的論文，已被翻譯為六國語言。
對本－茲維而言，如果要發掘猶太人的共同過去，最好的方法絕非借由消弭差異性，而是透過不同的次文化反射出的光芒，從中窺探出歷史的真相。他不認為歐洲文化能解救中東地區的猶太文化，反而認為前者的影響會威脅到後者的活力。就他所處的年代而言，政治家要抱持這樣的立場，必須有非常大的勇氣。「當這些國家沒有受到歐洲影響，而且生活在那裡的猶太人能繼續根植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他們的創造力就不會受到損害，也能得以繼續對猶太文化做出可觀的貢獻，」他在1960年寫道，「然而，由於猶太人在經濟和政治上處境艱難，隨著歐洲文化滲入，他們受到特別強大的吸引，於是在十九世紀期間，這股創造力便停滯了。中東猶太人揚棄了自身傳統的泉源，同時卻未能更加深入理解歐洲文化；他們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停留在表面層次，因此整體文化水平就降低了。沒有健全且紮實的文化基礎，他們很容易就受到週遭黎凡特地區的環境影響，採納一些距離猶太教和高尚異國文明同等遙遠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對伊斯蘭地區的猶太人進行精細的研究，「應該有助於更有效地瞭解整個猶太民族在流散前共有的歷史過往。」本－茲維表示，這個工作具有絕對的迫切性，因為隨著不同背景的猶太人每天更進一步地融進以色列的新文化內，他們原有的認同也會逐漸變得模糊難辨。
本－茲維試著讓自己過著如他筆下所描述那些人一樣簡單的生活，這使得他在經常趾高氣揚的阿什肯納茲同儕間成為謙遜的榜樣。他和妻子拉謝爾·雅奈·本－茲維（Rachel Yanait Ben-Zvi）「有許多年都住在耶路撒冷雷哈維亞區一棟以焦油紙鋪蓋的簡陋木屋，」《紐約時報》在他的訃聞中如此寫道，「他當上以色列總統後，官邸是一幢只有三個房間的預鑄式住宅，跟政府在各地村莊蓋給移民家庭住的房子沒有兩樣。」
1947年，本－茲維在希伯來大學支持下創立了中東猶太社群研究中心。六年後，這個機構更名為本－茲維學院。這所坐落在校園內的學術單位設定了三個目標：第一，針對「東方猶太社群」的歷史，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數據庫；第二，積極刊登運用這些資料撰寫出的學術論文；第三，「鼓勵青年學子進入該研究領域，提供相關協助指導以及研究成果的刊登管道」。這些提案在當時可說是相當激進。1956年，學院內一名資深官員指出，「雖然東方猶太社群對猶太教乃至全世界貢獻卓著，在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卻依然沒有與這些社群有關的課程。」
到了一九六年代，學院人員已經走遍紐約、英國、荷蘭、俄國等地的各大圖書館，對所有相關數據進行複製，包括聖經註釋、彌賽亞詩文，以及各式各樣的戶籍登錄數據、演說稿、商業信函等。他們很快就累積了將近五百萬頁的微膠卷數據，以及數千冊的珍本和原版手稿。
在堆積如山的資料中，有一組古代手稿讓學院的學術主任梅厄·貝納亞胡（Meir Benayahu）百思莫解。貝納亞胡個性急躁，行事像個獨裁者。他把學院當作個人采邑，把中東猶太史所有領域都視為自己的轄區。然而，這其中卻有這麼一大沓紙張，顯然是十七世紀期間在伊拉克庫爾德地區一處小村莊寫成的，但他沒有任何線索能理解這些文件的內容。那到底是什麼？是數百頁以希伯來字母寫成的東西，但卻不是希伯來文。在伊拉克那個偏遠的地區，主要由農夫和小商販組成的猶太人向來被認為是不識字的一群，但一批看起來像是猶太書文的豐富史料卻在某個時候從中迸現而出。那或許是某種形式的亞拉姆語？但大家都說亞拉姆語——至少就其書寫形式而言——早在公元1600年之前的數百年就已從地表消失。
這一切著實令他摸不著頭緒。
「庫爾德小伙子在哪兒？」
那是1963年的事，約拿上大學的最後一年。某天下午，梅厄·貝納亞胡悄悄來到波洛斯基的課堂，坐在後門邊的位子上等著。當波洛斯基宣佈下課，身穿筆挺西裝、腋下夾著費多拉（fedora，大帽簷硬頂猶太禮帽）的貝納亞胡從洶湧離去的學生人潮中擠到講堂前面，向波洛斯基簡單點個頭打招呼。
「是哪一個？」
波洛斯基沒有正面回答，而是抬起他紅通通的臉，稍微讓眼光停留在第二排那個消瘦的學生身上。這個學生每次下課後總要拖個好幾分鐘才離開，似乎是在整理剛剛寫下的筆記。
貝納亞胡猶似鬼魂般地悄悄飄到約拿旁邊的座位，從皮質公文包中拿出幾頁乍看像是符咒的古代文書。他幾乎是偷偷摸摸地把這些文件放到約拿打開的筆記本上，約拿嚇了一跳轉過頭去。
「我有功課給你，」貝納亞胡邊說邊露出隱約的笑容，他那細如鉛筆的小鬍鬚也隨之在嘴唇兩端往上翹，「你看得懂這個嗎？」
「我可以試試看。」約拿回答。他其實不太知道眼前這個人是誰。
幾天後，約拿坐在本－茲維學院圖書館的長桌邊，凝視著同樣那幾頁文件。他覺得自己彷彿是透過失焦的相機鏡頭觀看那個東西；他希望能看到清晰的輪廓和鮮明的原色，但他實際看到的卻只是朦朧的形體和模糊的粉彩色調。他在札胡的同胞所說的新亞拉姆語是一種口說語言，鮮少被拼寫出來。在札胡，一個人如果會讀書寫字——這種情況基本上很少出現，他用的會是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但會不會有人真的曾經把亞拉姆語寫下來？他必須承認，如果是的話，那看起來很可能會像眼前文件上的這些東西。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約拿覺得視力似乎逐漸敏銳起來。他現在看到，那些古代文字應該和他兒時說的話有關係，可能是一個比較古老的形式。某些字拼讀出來其實是一樣的。還有一些似乎帶有多餘的字母，如果讀出這些字母，就會是不同的字；如果不讀這些字母，這些字的主體就又和他所說的語言裡的某些字相同，或至少非常類似。約拿想到他讀過的莎士比亞作品裡所用的英文也有類似情況：一些多出的字母，一些曲折跳躍的語法結構，有時有些字在英文-希伯來文字典中找不到，經常有些關於人物和地名的陌生指涉。但如果將這些元素從中抽離，那個骨幹毫無疑問就是英文。
隨著書桌上的紙張越堆越多，他逐漸明白自己正在研讀的古代文件都是一些傳說故事、宣道寓言，或關於《出埃及記》的註解，字裡行間充滿強烈的卡巴拉密宗色彩：天輪、偉大預言、聖靈、馬車旗幟、顯名……這些指涉經常出現。
長久以來，學者一直臆測十六世紀後半葉的庫爾德斯坦拉比應該曾受到西班牙卡巴拉密宗的影響，如今文字證明出現了。這些文書最可能是希伯來文、古亞拉姆文、甚至猶太-阿拉伯文文獻的新亞拉姆文譯本。令人驚奇的是，它們並非照本宣科地以新亞拉姆文復刻拉什（Rashi）、拉達克（Radak）或其他一些地位崇高的聖經詮釋者歷來的撰述。約拿後來又發現，這些文字無法歸於某個單一的特定來源。手稿寫作者們似乎是從不同來源的文字數據中擷取靈感，然後從他們的角度塑造全新的故事，有幾篇布道文看起來完全像是原創，其他一些則好比十七世紀的好萊塢改編劇本。
有一名作者翻譯出塔木德經的盎克羅（Onkelos）傳說(3)，他在譯文中鉅細靡遺地描述羅馬軍隊的統御結構——「阿格裡帕為阿比費歐拉提燈，阿比費歐拉為杜卡斯提燈，杜卡斯為赫傑蒙提燈，赫傑蒙為柯瑪提燈……」，並編造出如下這段經裡未曾出現的對話：「喔！你們這些西澤的笨蛋，你們到底知不知道門柱聖卷的好處？」「不知道！」「噢，真是一群大笨蛋」。
這些改編版文字令約拿匪夷所思。聖經註解的譯者何以如此恣意走筆？難道這樣做不會貶損原作、不會有褻瀆的意味嗎？然後某一天，約拿在某頁文字上方看到一行作者標注，像是一條簡短的宗旨陳述：「請以日常語言誦讀，使一般人能夠理解。」
為大眾撰寫的密德拉許（midrash，詮釋文）。約拿想到這點時覺得很有道理。在這些文字出現以前的八個世紀，亞拉姆語幾乎徹底從世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邊的希臘語和東邊的阿拉伯語。但這位作者一心要把偉大聖經詮釋者的智慧帶給庫爾德斯坦的猶太人，不管這個族群的人數多麼少，居住的地方又是多麼偏遠。伊拉克北方山區裡的農夫和小販沒有足夠的知識水平能理解希伯來文或古亞拉姆文原著，他們對羅馬軍隊的認識恐怕就像對伽利略運動定律那樣付之闕如。因此作者決定以日常使用的地方語言撰寫，並將乏味的段落加油添醋，摻入誇張俗濫的劇情。
這種做法難免有點譁眾取寵的味道，但話說回來，上帝不是愛他所創造的一切嗎？
約拿讀到第一份手稿最後一頁時，感覺自己的手指彷彿觸了電：作者在這裡留下一篇個人說明，不只標明自己的名字和完成日期，也約略提到家族歷史，令人不禁充滿好奇。他在文件末尾寫的是：「謙卑的阿卜杜拉，希巴爾之子——願他安息。本文完成於安息日之後三天，伊扎克誕生之月第十一日，這也是我們祖先從埃及的奴役生涯中被救贖出來的月份。」
在這些字句後面，約拿看到了一個人的靈魂，一顆跳動的心；那個人犧牲睡眠和家庭生活，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孜孜不倦地埋首寫作，就為了完成這份神聖的工作。伊扎克想必是這位阿卜杜拉的兒子；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誕生被聯結到人們傳統上在那個月份會讀的妥拉經文段落。約拿的父親拉哈明在札胡時也是用這種方式在他隨身攜帶的破舊祈禱書上標注出約拿的出生日期。
約拿強烈感受到某個人在那個遙遠的過去埋首書文的情景，於是他忍不住拿起另一本手稿，直接翻到最後一頁。果然，又是一個作者的說明——他的教授常以「版本記錄」這個學術字眼稱呼這種個人標注。這次的年份是1669年：「這篇針對《放行篇》(4)所寫的詮釋文完成於安息日之後兩天，以祿月（Ilul）第十三天。我在內爾瓦完成本篇——我是依茨霍克（Yitzhok），阿布杜勒之子，願他多子多孫，長命百歲。阿門。」
這兩份手稿的年份對應和人名間的相似性引人聯想到一些奇妙的問題。這個阿布杜勒之子，會不會是早些年問世的那篇手稿作者阿卜杜拉提到的兒子——伊扎克？在阿卜杜拉振筆疾書之後二十二年，他的兒子是否承繼了父親的志向？名字拼法是有些不同，而本－茲維學院是在截然不同的地方找到這兩份手稿，一份是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另一份是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國家圖書館。但這一切看來顯然不只是巧合而已。
那「內爾瓦」又是怎麼回事？約拿從沒聽過這個地方。他查閱學校的地圖典藏，手指掠過土耳其東南部、敘利亞東北部、伊朗西北部一個又一個以小點標示的村莊地名，但就是找不到內爾瓦。起初他跳過伊拉克北部地圖，因為他心想如果那裡有個地方叫內爾瓦，他應該早就聽過才對。後來他終於回去查那張地圖，結果發現自己錯了。內爾瓦村確實位於伊拉克北部，距離札胡只有一百公里。約拿發現，他跟古文書的作者幾乎是跨時代的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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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亞拉姆文撰寫的《出埃及記》詮釋文。內爾瓦（Nerwa），伊拉克北部，1669年。
依茨霍克在個人提銘結尾題獻了一行文字：「致夏姆蘇爾·班·薩普托。願上帝賜福給他和一千個如他的人，讓他們可以讀到本篇。」約拿看到這個名字時忍不住笑了出來，他在札胡時就認識好多個夏姆蘇爾和薩普托，這都是一些如同美國的傑克、湯米之類的通俗名字。他覺得很滑稽，這件事原本看似那麼神秘、莫測高深，現在卻忽然變得如此熟悉親切。
接著是第三份手稿，日期是1670年，也就是第二份手稿寫成的來年。要不是依茨霍克也在這份手稿上簽了名，約拿絕不會料到兩份文件竟出自同一人之手。依茨霍克寫下第二份文稿時的字跡非常工整，幾乎沒有任何字拼錯，而且是從著名書文中將故事詳實翔寫出來。但第三份手稿卻是亂七八糟，不但筆跡潦草，拼字也一塌糊塗，原著內容被胡亂修改。那年發生了什麼事？依茨霍克喝了太多亞力酒嗎？作者的版本記錄內容提供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他在前一篇中祝福自己的父親長命百歲、多子多孫，但完成這篇文字時，他顯然已經在服喪：「依茨霍克，阿布杜勒之子，願他長眠伊甸園。」他父親很可能突然過世，例如意外災難或突發的疾病。
約拿現在看到，如果將這些手稿擺在一起，版本記錄可以串連成一個故事。十七世紀初期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某個小村落裡的一名父親將聖經詮釋書文翻譯成亞拉姆語方言，用當地居民能夠領會的人物角色編寫出扣人心弦的傳奇故事。他的兒子繼承父親衣缽，而且顯然非常尊敬這位父親。而後，父親無預警地過世了。兒子試圖繼續翻譯經文的志業，但他辦不到。約拿想到有一個因素能解釋兒子的撰寫成果為什麼變得如此邋遢、悲傷。悲傷讓他難以工作，於是手稿無論在文字或內容詮釋上都錯誤連篇。還有一個可能更為合理的解釋：第二篇文稿是在父親鼎力相助下寫成的，父親幫兒子校訂，甚至可能幫他代筆。父親走了以後，兒子也就失去了靠山。
「我開始讀那些文稿時，感覺自己像是在與某個遙遠的過去通靈，那是一種非常心靈的體驗，」父親不久前告訴我，「我想到某個人在某個偏僻的角落寫下那些銘記和題獻文字。他是否曾想過，三百年後有人會去讀它？」後來我請父親告訴我，當他終於揭開那些手稿的神秘面紗時有何感受。「我覺得就好像跟自己的曾曾曾祖父見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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