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普珥節(1)那天晚上，約拿·薩巴戈和他的一群中學朋友聚在他們星期六習慣碰面的老地方：一條窄巷中的某個三樓公寓陽台，那裡距離耶路撒冷最熱鬧的心臟地帶——本－耶胡達（Ben Yehuda）街和雅佛（Yaffo）街交叉口——只有短短幾步路。約拿的朋友什洛莫（Shlomo）——一位正等著發跡的吟遊詩人——跟他的父母、三個兄弟、一個妹妹和一個阿姨同住在一間三室兩廳的公寓。他們來自伊拉克南部，經濟條件比住在幾公里外卡塔蒙區的庫爾德同胞們來得優渥些。星期六一到，他們就會豎起睡墊靠在牆上，讓公寓成為一座小舞廳。前來玩樂的客人大都是一些怪胎，跟著家人從各個中東國家移民過來，由於不夠時髦或缺乏自信，他們不敢出現在私立日校學生們出沒的豪華派對。不過他們從什洛莫家陽台往外看到的景致還是會讓所有青少年嫉妒：本－耶胡達購物大街上的咖啡館和酒吧，對街旅館窗戶上偶爾透現的房客胴體，維也納咖啡館裡衣香鬢影的客人，以及季昂（Zion）電影院那燦爛的廣告燈光。
在普珥節派對這天晚上，吸引約拿和他的朋友們注意的倒不是街頭景象或旅館窗戶，而是從公寓門口陸續湧進來的以斯帖皇后們。這些少女各個打扮得花枝招展，頭上戴著廉價商店買來的頭冠，身上繽紛耀眼的禮服是媽媽們用舊絲巾拼湊趕製出來的。
「不知道她們有沒有人會需要皇家伺衛。」約拿心想。他把阿恰須維洛許王（King Achashveyrosh）面具戴在臉上，用橡皮筋綁好。他的黑色波浪捲頭髮油油亮亮，朝上精心梳理成當時最時髦的蓬巴杜（pompadour）髮型，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特地上了美發院。
「喂，你覺得怎麼樣？」約拿的手肘頂了一下什洛莫的胸側問道。
什洛莫扮成波斯貴族哈曼(2)，雖然他只是用那天的報紙折出這位邪惡大臣的三角帽，看起來還是有模有樣。
「分裂而後征服，各個擊破吧，皇上！」
這群男生之所以會湊在一塊兒，是因為他們都上耶路撒冷工會辦的夜校——勞動青年中學。大約二十位白天必須工作的少年每天晚上到學校上四個小時的課，課程包括希伯來文學、希伯來文法、作文、聖經、英文、歷史、數學、物理、化學、以色列地理、公民。另外還有一門比較特殊的課叫「勞工運動史」——由於學校是工會所興辦，這倒也無可厚非。大多數學生一年支付的學費是九十里拉，他們得從自己微薄的薪資中支應。幾乎所有人都是家境清寒，他們的家庭幾乎全來自伊拉克、伊朗、摩洛哥等穆斯林地區。原籍伊拉克的同學們很快就成為死黨。
其中一位就是什洛莫·巴爾－尼希姆（Shlomo Bar-Nissim）。他們家來自伊拉克最南端的大城巴士拉，父親是海關人員，三個哥哥都曾是錫安地下組織的活動分子。1948年伊拉克猶太人富豪沙菲克·阿德斯在一場作秀式的審判之後被吊死，屍體沿著他們家前面的街道被運送到猶太墓園時，他隔著百葉窗看到送葬隊伍。一年多以後，他的父母決定移民，因為他們認為小孩子留在伊拉克太危險了。
多年後，巴爾－尼希姆也移民到了美國。我到他位於新澤西州北部的住處拜訪他，他在喝咖啡時告訴我一些當時的往事。「學校九月開學，但每天有越來越多學生沒來上課，」他回憶道，「有一天我回到家，看到我媽媽在哭。『你明天不必去學校了，』她說。現場還有一個地下組織的人。我爸爸拿了幾件外套和西裝給我，告訴我，『你今天晚上就走。』」
他的父母在離開之前還有一些生意上的事得收尾，所以他們讓那時才十一歲的什洛莫跟一群其他的巴士拉猶太人一起冒險走過河流和沙漠，非法越境到伊朗，接著在當地領取偽造的身份證件，搭機前往以色列。
約拿另一位中學同學叫亞伯拉罕·齊哈（Abraham Zilkha），他來自巴格達，是家中七個小孩裡的老，父親經營一間舊貨商店。他某部分像個書獃子，但同時又帶有莽撞的性格。在他們全家離開伊拉克以前，他親手寫了一封信給伊拉克政府，要求政府正式允許他帶幾樣東西到以色列：一些地理書籍，一本阿拉伯文－英文字典，一張阿拉伯文書法比賽冠軍的獎狀，還有他收集的錢幣。也許某個官員被這個小孩充滿稚氣的筆跡感動，一封蓋有官印的信真的寄來了——他的要求得到了伊拉克政府同意。
對他來說，只有一件事比到法國在巴格達開設的世界以色列聯盟學校（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上課來得重要。「我會跟我媽說我要到同學家做功課，接著走過橫跨底格里斯河的大橋，去看任何一部埃斯特·威廉斯（Esther Williams）演出的電影，」齊哈最近回憶起這件事，「我為她瘋狂，我會跑去買一堆埃及出版的雜誌，只為了在裡面找她的照片。」
約西·埃拉提（Yosi Elati）是這群人裡最安靜的。他是巴格達紡織商人的兒子，家中排行老五。他最早的人生記憶是在法胡德暴動期間，驚恐地躲在閣樓裡，同時在只相隔數棟房子的距離外，暴民正在屠殺一整家猶太人。來到以色列後，他的父母身無分文，於是他去當技工助手，下工後渾身沾著機油和車軸潤滑油就到夜校上課。
「白天工作八個小時後，我們實在都累了，所以在課堂上很難集中精神。」我和埃拉提在耶路撒冷一家咖啡館見面時他告訴我。這句話可以說是幫整群同學說的，因為他們白天做的都是粗活，不是洗衣、種樹，就是修車、搬運東西，一整天下來的確身心俱疲。「有時候，我的頭埋在課本裡就睡著了。下課後，又還得搭一段公交車，再從公車站走上二十五分鐘的泥路回我們住的瑪阿巴拉。回到家，我也沒法洗澡，因為那麼晚是不可能燒熱水的，所以只好一身髒兮兮地上床睡覺。」
老家在伊拉克基爾庫克（Kirkuk）的尤瑟夫·薩吉（Yosef Sagi）是這群死黨裡最愛挑釁的同學，他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喜歡煽風點火、挑起爭端。他沒有和其他人一樣上同一所學校，而是在瑪阿巴拉裡認識了這群死黨中的幾個朋友。
其中最瘋癲的是巴魯赫·吉瓦提（Baruch Givati），只有他跟約拿一樣來自庫爾德斯坦，而且恰好都是札胡人。他父親是裁縫師，1952年就過世了，當時他們全家移民到以色列才兩年。排行老二的吉瓦提當時不過十四歲，但忽然成了一家之主，必須負責家裡的經濟來源，於是他兼了兩份差事，除了賣報，還到一家公司跑腿打雜。
約拿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對知識的好奇心，以及一種猶如變色龍般、能從隨和的好朋友化身為孤僻學究的能力。某個星期他可能跟死黨上電影院或一起吃烤肉包，隔一個星期如果碰上他得準備考試，他就會人間蒸發。有一次我到齊哈位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附近的住處拜訪他（他現在是該大學的希伯來文教授），他挑出一堆掃瞄到計算機裡的五年代黑白照片，其中一張有點模糊的照片是他們在課堂上的情景，照片中戴眼鏡的老師站在排排坐的學生前方，右手正比畫著什麼。他正講述的內容顯然很好笑或很吸引人，因為半數以上學生不是面帶微笑，就是抬頭專心看著。我父親卻沒有。他坐在第一排，老師就在他前面。但他的頭低垂在課桌上方，鼻頭幾乎碰到筆記本，一隻手拿著鋼筆或鉛筆正寫著什麼，另一隻手合攏的手指則壓平紙頁，那模樣就像外科醫生正在進行一場非常棘手的手術。「那就是你爸，」我們研究照片時齊哈對我說，「每個字他都要記下來。」
這些男孩原先在伊拉克的語言、社會階級和教育隔閡，在他們來到以色列後全都模糊了，因為他們全都被以色列籠統地歸類為需要接受文明開化的落後地區猶太人。「我在巴格達從沒看過什麼庫爾德猶太人，也不認識任何庫爾德穆斯林，」齊哈告訴我。「我看到的庫爾德人都是些清道夫、排水溝清理員、挑夫。我看到頭巾就知道他們是庫爾德人，那時一般人的偏見認為庫爾德人就是沒受教育的原始人。小時候我也認同這個偏見。巴格達人自認是精英，所以他們瞧不起其他人。伊拉克有兩個不同的世界，彼此不相往來，但在以色列，不同的世界全混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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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父母縮入保護殼中，緬懷那些名聲與財富都來得比較容易的美好往昔，孩子們則是熱情地擁抱光輝燦爛的未來。約拿在《最新新聞報》（Yediot Ahronot）上看到「青年留聲機」的廣告，於是透過郵購以分期付款方式買了一台。雖然機器上接了一大堆難看的電線，他卻無比滿足。由於他手頭剩下的閒錢不多，沒辦法買唱片，於是他跟朋友們會去美國領事館的免費圖書館，興致勃勃地翻閱一套十六冊的爵士音樂史，聆聽貝多芬和德沃夏克的協奏曲，以及黃金雙人組羅傑斯與哈默斯坦（Rogers and Hammerstein）創作的音樂劇，和圖書館員工練習英語。回到卡塔蒙的公寓後，他們會躺在地板上，聽著借來的唱片播放出的悠揚旋律，輪流閱讀封套上的簡介和音樂花絮。週末一到，他們會衝進電影院看百老匯音樂劇電影：《七對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霸王妖姬》（Samson ＆ Delilah）、《睡衣仙舞》（The Pajama Game）……他們湊錢加入一個「每月一專輯」的唱片俱樂部，並報名參加音樂知識競賽。
週末時，約拿也會到舊書店尋寶，買些英文或法文的漫畫書，以及早已翻得破破爛爛的《三劍客》《白牙》《魯賓孫漂流記》等冒險小說名著。他甚至享有一個安靜讀書的理想地點：廁所。一九五年代中葉，以色列政府把窮困的庫爾德人從瑪阿巴拉遷到卡塔蒙區的國民住宅。薩巴戈家分配到拉什巴葛（Rashbag）街的一間一房一廳小公寓，對這個有五個小孩——很快又會有第六個——的家庭而言，房子實在擁擠不堪。但至少公寓裡有獨立廁所，不必再像過去那樣得用外面的公廁，而且約拿發現廁所是能鎖上的，於是那裡就成了他的私人圖書室。
約拿和他的朋友們正經歷全面的蛻變。他們褪去原有的外表，孕育出新的面貌。他們的父母成為他們與過去唯一的聯結，但那個過去在以色列又還有多少價值？
我父親的朋友們告訴我，他們的雙親並不像刻板形象中那種揮鞭管教、儘管生活窮困，但執意檢查小孩所有功課，要求每科都拿A的典型移民家庭父母。以色列新移民社群中大多數父母不是陷入憂鬱，就是為了五斗米而失去自我，對於下一代的生活，他們頂多只能默默旁觀。
「我們全靠自己，」巴爾-尼希姆說，「沒有人告訴我們該上學唸書，沒有人說長大要上大學。」
巴魯赫·吉瓦提補充說：「我們這群人很幸運。一個人是落在界線這邊還是那邊，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個小小的差別。我們碰巧是落在這邊；但我們認識很多人，他們都沒有機會上學。」這個「小小的差別」成了後來的關鍵：我父親這群朋友長大後各個接受高等教育，享有成功的人生。吉瓦提、埃拉提、薩吉成為律師，巴爾－尼希姆成為合唱指揮，齊哈和我父親則當上教授。那個微小的差異包含幾個元素，一個是個人對企圖心的拿捏，一個是自信心，還有一個是長輩的啟發——像埃弗拉伊姆那樣，相信心靈生命的重要性。
「札胡極少人像我父親那樣，小小年紀就學寫阿拉伯文，」吉瓦提表示（阿拉伯文是中東地區知識階級的共同語言），「所以他可以聽收音機，瞭解各種事物，而後在茶館裡向別人解釋這些東西。他影響了我對教育的看法，我們大部分的朋友都沒讀書，沒上大學。許多人很嫉妒我們，而且因為我們讀過書，他們就認為我們很驕傲。」
不過多數時候，別人也懶得為他們費思量。
「其實我們都是些癟三。」齊哈表示。
我父親非常同意：「我們完全是一群怪人。」
這群人皮膚黝黑，身高毫不起眼，捲曲的頭髮彷彿是一團溶化的奶油軟糖攪拌而成。老照片裡的他們是一群體形精瘦的年輕人，穿著勻整的休閒褲和禮服襯衫，袖子平整地捲了幾折，收在手肘上。這些人不是巴格達披頭士就是庫爾德版凱魯亞克(3)，基本上有點像外星來的怪人。巴爾－尼希姆告訴我，說穿了，他們都只是些「yaldut ashuka——有缺憾的小孩」。不僅物質上有缺憾，連在定位上都有缺憾。約拿·薩巴戈是他那一代移民以色列的庫爾德人裡少數讀高中的人，因為他接受了教育，有些從前的朋友就開始認為他自負而冷淡。他遺棄自己的族人，用自己的成就羞辱了他們。生活在以色列的庫爾德人應該要聚在一起，而不是想著超越別人。可是，如果約拿不屬於庫爾德人圈子，那他又是什麼人？
星期六晚上，約拿和朋友會到耶路撒冷人潮洶湧的步行區逛街，欣賞一個他們永遠不可能打進的世界：那些穿著高尚的阿什肯納茲(4)猶太精英階級子女，他們白天上私立學校，晚上能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伊拉克猶太男生稱他們為「chevra solonit——沙龍一族」。「沙龍一族」口袋飽滿，上時髦的咖啡館吃喝，互相嬉笑怒罵、眉目傳情。約拿還注意到，那些人當中上大學的男生穿的衣服經常是用一種不可思議的布料製作，質感華美的布料上有細緻的溝紋。他聽到人家說那叫「燈芯絨」。在他父親從前開的店裡，他從沒看過這種東西。約拿心想，好美啊，簡直像阿瑟王的長袍。
「我們就坐在那邊，感覺那一切完全遙不可及，」父親告訴我，「有時候我們真的很羨慕，他們擁有那麼多，可以過得那麼自由自在。」
後來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才明白，他們擁有的東西更加珍貴：兄弟般的情誼。2005年我到以色列時，有一天晚上吉瓦提、埃拉提和薩吉請我到耶路撒冷一家餐廳吃飯，席間眾人回顧了他們的年少歲月。他們告訴我，他們一群人幾十年來每星期四晚上都會聚在那裡喝咖啡、吃甜點。移民到美國的三個人——巴爾－尼希姆、齊哈和我父親——每次回到以色列也一定加入。中學時代凝聚的友誼經過五十年的歲月風霜，依然堅實穩固，即使各自的父母早已告別人間，家人也遍佈世界各地，這群「有缺憾的小孩」依然相知相惜，沒有什麼能分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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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那個春天夜裡的普珥節派對很快進入歡樂的高潮。什洛莫一如往常站在陽台邊唱起一首首男高音詠歎調，從抒情動人的拿坡裡民謠《哦，我的太陽》（O Sole Mio）一直唱到澎湃奔放的猶太傳統歌謠《讓我們歡樂吧》（Hava Nagila）。一支臨時組成的樂隊負責伴奏，節拍打得還算不錯。樂隊成員包括：一名俄羅斯鄰居負責曼陀林，一名剛移民過來的美國人負責吉他，還有學校裡一名視障學生哈伊姆·祖爾（Chaim Tzur）負責手風琴，他後來譜寫出知名的以色列民謠《人世三真理》（Al Slosha Devarim）。
約拿完全沒碰朋友遞給他的琴酒通寧，但他的頭已經開始暈眩旋轉。他希望自己能把這個時刻的聲音和感覺全凍結起來，永遠生活在其中。「嘿，薩巴戈！」有人對他喊道，是阿維格多·薛梅什（Avigdor Shemesh），他跟平常一樣咧著嘴笑。某些人習慣像這樣隨時帶著笑臉，彷彿迫不及待要分享什麼驚人的趣事。「我在想，也許我可以到好萊塢去當大明星。」
「真的？」
「是啊，你看我穿這套哈曼裝，夠帥吧？」
「可是你那個名字，」約拿在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必須大聲吼，「我從來沒在電影的片尾名單裡看過像阿維格多·薛梅什這種名字。」
「那些電影明星的名字都是假的，瑪麗蓮·夢露、約翰·韋恩、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這些全都是藝名。他們的原名其實可能都叫阿維格多·薛梅什，或類似的名字。一個人變成明星以後，就得發明新的名字，銀幕上放大看比較醒目那種。」
「對，沒錯，」約拿說，「我印象中彼得·羅爾（Peter Lorre）的本名好像叫拉茲羅·羅文斯坦（Laszlo Lowenstein）。」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他們其實都是猶太人。」
「那你到好萊塢以後想叫什麼名字？」約拿問道。
「簡單，阿維格多·薛梅什變成……噠～噠～嗒噠！維多·詹姆士（Victor James）！」
「優秀。」
「你看吧？連聽起來都像阿維格多·薛梅什。記得自己的根源是好事。你會在雜誌上看到我坐著豪華禮車，身邊圍繞著十五個女友。但我在以色列的朋友會知道阿維格多並沒有拋棄他們。」
「那我的名字該怎麼取，如果我也到好萊塢的話？」
「絕對不能是約拿·薩巴戈。」
要不是約拿還戴著阿恰須維洛許王面具，阿維格多恐怕會看到他臉紅了。
「我們想一下，」阿維格多繼續說，「約拿不成問題，馬上就能變成約翰。不過薩巴戈嘛……哎呀！」
「有了！」阿維格多瘋狂地點著頭叫道，還扯下面具，讓約拿能看到他眼裡靈光乍現的神采，「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隆重推薦……噠～噠～嗒噠！約翰·薩維治！」
「太完美了，」阿維格多瘋狂地點著頭說，「你實在太棒了，薩維治。」
約拿以約翰·薩維治的身份重新登場，在一群群舞客之間穿梭，尋找一位稍早吸引到他目光的以斯帖皇后。
她的名字叫奧芙拉。約拿曾對造紙廠老闆的兒子齊安說過一個夢，那夢裡的女孩彷彿就是奧芙拉。她泛紅的金髮如瀑布般流瀉在臉頰兩旁，天使般的臉蛋有猶和平鴿的羽毛般白皙。他將面具罩回臉上，設法把勇氣冶煉成鋼。「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隆重推薦約翰·薩維治。」他不斷對自己演練這句。
她和一名女性朋友站在門口旁，約拿覺得他如果再不行動恐怕就太遲了。「對不起，公主殿下，」他終於像演員穿越舞台般飛快朝奧芙拉走去，「我能否邀你跳最後一支舞？」在札胡，他一直瞧不起那些跳舞作樂的人，但現在他可是約翰·薩維治，不是約拿·薩巴戈。女孩咯咯地笑，與她的朋友——一位瓦實提王后（Queen Vashti）——交換眼神一番，回過頭看他。
「你真可愛，」她搔首弄姿地側著頭說，「可是很抱歉，我已經有人了。」
「他是誰？」他唐突地問。
女孩眨眨眼，和朋友朝門口走去。
「我在等格利高裡·派克（Gregory Peck）來邀舞呢，」她機靈地回答，旋即消失在外頭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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