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哈明跟兒子見面的時間非常少。約拿早上四點就起床，彎身趴在桌上做功課，六點鐘準時出門，離開他們在瑪哈巴拉的小屋到工廠上班。傍晚他拖著疲憊的身子回來，匆匆吃了母親做的晚餐，五點半又再出門，前往夜間授課的「勞動青年中學」。拉哈明有時會刻意晚睡，煞有介事地查核賬目或閱讀晚報，但在蠟燭越燒越短的深夜裡，他其實是想和兒子共度一些親子時光，盼望透過兒子年輕的雙眼，以色列種種令他不解的謎題能變得清楚些。他還希望那雙眼睛能透露出一點別的訊息：他對爸爸依然尊敬。但約拿晚上十一點才從學校回家，一進門就累得倒在睡墊上，像一袋從卡車上摔落地面的笨重哈密瓜。
「Lila tov，motek——晚安，寶貝。」拉哈明一邊說著，一邊把兒子的頭髮都摸亂了。
「Lila tov.」約拿說。他的聲音彷彿被消了音——因為他已經用被單蓋住頭，遮掉還在晃動的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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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回顧祖父最後幾年的人生，我不禁訝異於他面對失意時表現出的執著。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經驗會逐漸磨蝕夢想。時間讓我們看清自己的能力與極限，我們學會調低期待。降低標準是人類的一種基本防衛機制，讓我們能夠為了一些小小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它在我們終於明白有些希望永遠遙不可及之前，先獲得必要的心理保護。這也是所有移民必須接受的生命折衝：犧牲自己擁有的曾經，成就下一代可能享有的未來。
但如果一個人固執地堅持到底，我們該如何理解？應該為他鋼鐵般的決心拍手叫好，還是以悲憫之心看待他的癡愚？倘若拉哈明拉低自己的抱負，沒有人會責怪他。但他從未這麼做。當他最後終於把身段壓低到接受為別人效力時，他對自己承諾，那只是暫時的事。他相信老闆們一定會注意到他的生意頭腦，讓他擔任管理職務。如果他做得巧，甚至可能很快地成為公司總經理。
但這樣的事情從來不曾發生。他與弟弟一起經營的整地公司關門後，他在一家書籍裝訂廠找到一份勞力工作。裝訂廠的業務是為以色列政府機構印製官方文件及書冊，單調重複的工作使得他長期背痛，手指滿是被紙張割傷的痕跡。下班時，他會在廢紙簍裡搜尋零碎的紙張，拿回家充當衛生紙。
他知道自己的情況並不是最糟的。他在裝訂廠附近的街角看到一些打零工的庫爾德人，那些可憐的傢伙在那兒等上半天，只為了偶爾有人需要他們把鋼琴、床或其他的笨重物品抬上狹窄的公寓樓梯，借此賺幾個子兒。拉哈明至少是處理印刷物，不是搬運沉重的行李。當他把一沓沓紙張從一台機器移到另一台機器時，他想到一些增加效率、提升工人生產力的辦法。他心想，有朝一日，他也可以負責管理這樣的地方，只要他能得到老闆的注意就行了。
拉哈明對老闆羅特貝格（Rothberg）先生頗為敬畏，他是一個穿著考究的德國猶太人，能言善道，砂色的頭髮梳理得光潔體面。拉哈明心想，如果他能甩掉一些自己的庫爾德特質，用羅特貝格那種模子重新塑造自己，那麼他在以色列一定很有機會出人頭地。有一天，他鼓起勇氣找老闆談。
「你是個老實的好人，」羅特貝格說。他拍著拉哈明的背，指引他到辦公室坐下。「如果我們公司能有更多人像你一樣就太好了，哈比比(1)。」
拉哈明覺得受到了鼓勵，他開始向老闆描述他們在老家庫爾德斯坦開的各個商店，「我們的店可都是全札胡經營得最好、也最賺錢的呢，」他向羅特貝格誇口。接著他說，他還在以色列觀望，看是否有好的投資機會。「如果你需要新的合作夥伴的話——」
羅特貝格打斷他，只差沒有捧腹大笑。一個只是負責把裝滿紙張的推車從一台機器推到另一台機器的低薪勞工，會搬出這樣的提案也真夠狂妄了。「你是個好人，拉哈明，不過還是把你的錢留在銀行吧，你有那麼多小孩，最好別輕易冒險。」
可是一年以後，公司經營不順，債主紛紛開始打電話來討債。羅特柏特這時找了拉哈明過來，說他願意向他貸款，同時讓他當公司裡的領班，如果表現良好還能繼續陞遷。「我們公司正在擴大業務，」羅特貝格睜眼說瞎話，「這可能是你的大好機會。」
拉哈明把所有剩下的存款幾乎全借給羅特貝格，金額是六千里拉，相當於今天的五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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