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巴嘎家族在札胡度過的最後一年，剛好碰上公立學校開始教英語。「我們從一首歌開始學。」老師說。
約拿坐直了身子，暗自發誓絕對不會翹掉這堂課。英國人說英語。他非常確定，如果懂得說那些英國軍人的語言中的幾個字，一定能讓他在以色列鶴立雞群，就像他的運動外套和網球讓他成為札胡的小酷弟一樣。
「哦，我的達令，我的達令！」雙腿胖嘟嘟的矮老師用男中音顫聲一邊唱，一邊輕輕擺動身體。「哦，我的達令，克莉夢婷！」從我父親唇間滑出的頭幾個英文字，是一首古老的美國西部鄉村民謠的歌詞，歌曲內容婉婉訴說1849年加州淘金熱時，一名山中男子的女兒不幸喪生在水勢洶湧的溪流中，男子滿心懊悔，透過歌聲道盡對愛女的無盡思念。
老師問班上同學，除了英國以外，哪些國家的人也說英語。
班上頓時鴉雀無聲，許久後，約拿怯怯地舉起手。
「美國。」他說。
「小教授，那你跟大家說說美國的事好嗎？」老師繼續問，他顯然非常熱衷挑戰小朋友的知識極限。「你知道美國在哪裡嗎？」他促狹說道，同學們也跟著竊笑。「你真的知道美國的什麼嗎？」
忽然間，約拿心頭掠過一件父親告訴過他的事。「我知道，哈畢布·艾芬迪（Habib Effendi）老師，」他挺直腰桿，大無畏地直視矮子老師說道，「札胡天黑的時候，美國的天還是亮的。」
約拿就像班上其他猶太同學一樣，在六年前從猶太會堂附設的基本學校畢業後，就不再學習希伯來文了。可是現在札胡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家庭都把希伯來文視為一種聯繫工具，不只聯繫遙遠的宗教歷史，更聯繫著未來。它是以色列的語言，若是懂得這個語言，以後他們不只讀起《妥拉》會更得心應手，光是出門找洗手間也會比較方便。因此拉哈明和其他六七位家長很快就決定聘請一位視障的小提琴師兼卡巴拉密宗老師教小朋友學習現代希伯來文。在那段住在札胡的最後時日裡，希伯來文和英文是約拿真正樂於研讀的科目。他那時早已明白，語言是通往伊拉克之後那個未知世界的橋樑。
時間日復一日、更迭復始地流逝。札胡原有的三百一十五戶、一千八百五十名猶太人已有超過一半登記好準備離開了，可是一直沒有消息說要送他們走的專車下次何時會來。根據伊拉克法律，猶太人登記完成後十五天內就必須離開，因此許多札胡猶太人目前等於已經是無國籍人士。一股隱約的恐懼感籠罩著穆斯林人口中的猶太區，各種陰謀論也開始流傳起來。
關於什麼時候能走，情況越來越不確定。猶太人大量賤價拋售住宅，房市嚴重供應過剩。薩巴嘎家的房子在承平時代能賣到三百第納爾左右，但是1951年初他們終於把房子脫手給一對年輕的庫爾德夫妻時，只拿到二十七第納爾。而且比起其他人，他們的運氣已經算是不錯了。
猶太人最後決定派出一團人去找摩西·嘉貝說清楚。嘉貝擁有一座加油站、數十家商店、兩座小型購物中心，在附近村莊還有大片土地。猶太人指責他為了個人利益，不惜壓搾札胡一般百姓。他們指控嘉貝搞鬼，企圖延後猶太人離開的時間，以便有足夠時間處理掉自己手下的龐大財產。嘉貝向來就對窮困的猶太人有戒心，聽到這種指控更是怒火中燒。
無論這些指控是否屬實，無論他是否策劃拖延或只是跟其他人一樣被動地等待，他終究沒有得到好處。1951年3月初，去除國籍法實施一年後，伊拉克國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讓政府凍結去除國籍猶太人的全部資產。去除國籍的猶太人現在失去的不只是公民身份，還有財富——據估計總值相當於目前的二十億至三十億美元。摩西·嘉貝就跟許多札胡的猶太地主一樣，幾乎失去一切，一無所有。
根據歷史學者摩西·加特搜集的數據顯示，伊拉克總理努裡·阿斯－賽義德（Nuri as-Said）在1951年初曾經質疑，「那些人享受了我國的財富，但卻為祖國致力對抗的敵人提供財力支援，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相對的處罰與報復嗎？」
彷彿《羅賓漢》中的情節，當初搶搭首班專車離開札胡的貧窮家庭至少在賣掉房子時還賺了一些錢，而身家豐厚的富裕階層撐到最後才決定遠走，卻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財產被充公。
要是札胡猶太人知道他們在10月份窮人走了以後那段漫長的日子裡想走卻走不了的真正原因，恐怕會央求伊拉克政府讓他們再多留一段時日。實際情況是，以色列沒有足夠的住宅和建材可供同時吸納從四面八方湧入的移民，而以歐裔猶太人為主體的執政階級當然一切全以歐洲同胞為優先考慮。
早在1949年，以色列辦事處移民主任伊札克·拉斐爾（Yitzhak Rafael）就表示，如果以色列希望擁有「較優質的人力資材」，就必須從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區引入猶太人。同年，記者阿里耶·格爾布隆（Aryeh Gelblum）以更不留情的口吻，在以色列主要日報《國土報》（Haaretz）中撰文指出：
這股移民進來的人口屬於我國全然陌生的種族。我們面對的是一群徹底原始的人，他們的知識程度不但幾近絕對無知，更嚴重的是他們的大腦幾乎完全無法理解任何知識性的東西。此外，這些猶太人缺乏猶太教的底子，因為他們完全受野蠻原始的本能主宰。如同非洲人，我們會看到他們賭博、酗酒、賣淫、懶惰成性，而且厭惡工作；該社會元素的一切都充滿危險性。就算屯墾區(1)也不會希望吸收這些人。
截至1950年11月，在大約八萬三千名登記移民的伊拉克猶太人中，以色列只載運了一萬八千人到以色列。許多人離開故鄉以後，被塞進巴格達各個猶太會堂中，使得這些神聖場所儼然成為臨時候機樓，但飛機卻遲遲不來。在巴士拉，猶太人與阿拉伯暴民之間發生的衝突成為媒體經常報道的家常便飯。人們害怕傷寒大規模流行。無國籍猶太人口大幅膨脹，引發政治上的不安。總理努裡·阿斯－賽義德威脅停止空中載運行動，直接將猶太人驅逐到敘利亞、約旦或科威特，或把他們關進集中營。
然而以色列不但沒有提高伊拉克移民的限額，反而想辦法容納來自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移民。這項決定不是沒有原因的：波蘭設定了猶太人離開的最後期限，而羅馬尼亞可能也準備這麼做。幾年前，這兩國的猶太人都才遭受納粹大屠殺的悲慘命運。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微妙的原因：以色列正在盤算各地猶太移民的相對優點。錫安主義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源自歐洲、以解決一個歐洲內部問題為宗旨的方案。錫安主義的滋長茁壯是因循一道非常清晰的歐洲歷史地理脈絡：1881年，俄國各地爆發暴民攻擊猶太區的事件，隨後出現了一連串統稱為「五月法」的反猶太立法；1895年，法國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遭受莫須有的指控，說他向德國人洩露軍機，結果被定罪判刑；1903年到1905年間，俄國又發生一波猶太人遭受集體迫害的事件，造成數以百計猶太人喪命；一九二年代中期，波蘭猶太人成為經濟管制的對象；最後則是德國納粹主義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空前大屠殺。
猶太人融入歐洲主流的夢想一再遭到掣肘，使得歐洲猶太裔知識分子內心憤憤不平，因此他們會高舉猶太建國旗幟完全不讓人訝異。現代錫安主義之父、布達佩斯出生的西奧多·赫茨爾是在為一家維也納報紙擔任駐法特派員期間，在採訪德雷福斯一案之後寫成他的《猶太建國》（Der Judenstaat）宣言。在赫茨爾去世後接掌錫安派的哈伊姆·魏茨曼早年逃離了俄羅斯的窮困，在英國成為知名的生化教授，由於他對英國軍火工業貢獻卓著，因此得以打進英國政治層峰，促成1917年「貝爾福宣言」的頒布，英國皇室透過該宣言正式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而魏茨曼後來也成為以色列的首任總統。戴維·本－古裡安是波蘭鄉下一名錫安領導人之子，他在二十歲時懷抱著民族主義憧憬奔赴巴勒斯坦，並加入英軍旗下的猶太兵團。他創立錫安勞工運動，1935年獲派為世界錫安運動執行單位——猶太人辦事處主任。後來則成為以色列首任總理。
在英國托管以色列的二十八年內，共有四十八萬名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其中九成是歐裔猶太人。在赫茨爾的願景中，未來的以色列應該像是一座約旦河上的維也納城，裡面有馬戲團、劇場、音樂廳，以及咖啡館鱗次櫛比的林蔭大道。這些早期領導人的觀念雖然在東歐得到高度迴響，但札胡的猶太人要是知道這些想法，必定會覺得荒誕不經。
巴勒斯坦比較願意對歐裔猶太人敞開大門不只是源於同胞愛，此舉背後潛藏著一個想法，他們認為米茲拉希（Mizrahi）猶太人——來自伊斯蘭地區的猶太人——有損他們打造維也納式猶太天堂的美夢。學界和政治界高層開始對如何處理這些人展開熱烈討論。
2005年，中東問題分析專家維爾姆塞（Meyrav Wurmser）在一篇刊登於《中東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的文章中，列舉了一些當年普遍的觀點：
總理大衛·本－古裡安將米茲拉希猶太人描述成連「最基本的知識」或「任何猶太教育乃至人類教育的蛛絲馬跡」都付之闕如。此外，他還表示，「我們不要以色列人變成阿拉伯人。我們有義務對抗黎凡特(2)的魑魅，避免個人及社會受到敗壞。」同樣地，以色列最雄辯滔滔的外交官之一——阿巴·埃班（Abba Eban）也指出，「我們的一大憂慮是源自東方伊斯蘭地區的移民大舉湧入，將以色列的文化水平下拉到周邊世界的水平。」……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有一次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是否有能力將這些移民提升到合宜的文明程度？」
來自阿拉伯世界各地區的猶太人在以色列普遍受到歧視，有時甚至有人進一步對不同國籍背景的猶太人進行價值排序。立陶宛出生的出版商、一九五年代擔任世界錫安組織及猶太辦事處主席的納胡姆·戈德曼（Nahum Goldman）曾經說：「來自東歐的猶太人身價是庫爾德斯坦猶太人的兩倍。」
眼看以色列政治圈蔑視伊斯蘭地區的猶太人，派任在伊拉克的摩薩德特工開始恐慌。1950年底，他們忙亂地向上級發送電文，促請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協助伊拉克猶太人撤離，並警告如果繼續拖延下去，將造成可怕的後果。「各位長官為何讓我們欺騙這裡的猶太人？」一名以色列駐伊拉克移民特工莫迪凱·本－波拉特（Mordechai Ben-Porat）向國內的上司寫道。幾個月後，他的憤慨達到沸點。「這種作業方式造成此地猶太人深信以色列不要他們……我們不能不讓人吃麵包，卻妄想餵他們吃下錫安主義。」
以色列國內沒有人特別關注這些特工的看法，直到1951年1月14日傍晚。當天，某人將一顆軍用手榴彈投進擁擠的巴格達瑪斯烏達薛姆托夫（Mas\'uda Shemtov）猶太會堂，造成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以色列的伊拉克猶太人走上街頭進行抗議。美國國務院終於決定介入，敦促以色列採取行動，因為數萬名在伊拉克的除籍猶太人正陷入「敏感而危險的處境」。兩個星期後，總理本－古裡安終於克服猶太人辦事處和勞工部長果爾達·梅厄的反對，放寬了伊拉克猶太人的移民限額。「我們別無選擇。」他表示。
班機開始從伊拉克起飛，形成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載人空運任務之一，一年內有十二萬伊拉克猶太人飛到以色列。這場代碼定為「埃茲拉暨尼赫邁亞行動」（Operation Ezra and Nehemiah）——埃茲拉和尼赫邁亞是聖經中的人物，他們在公元前五世紀將數以百計流散在外的巴比倫猶太人送回耶路撒冷——的運輸行動是後勤和外交作業史上的奇跡，同時也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大騙局。以色列大肆招搖地將載運任務委託給一家過去無人聽說過的美國航空公司「近東運輸公司」，這家公司檯面上的老闆是阿拉斯加航空總裁詹姆斯·伍籐（James Wooten），但以色列航空和摩薩德才是真正的幕後運營者。伍籐先前曾經協助也門猶太人撤離，但這次他只答應出個名字和形象，並沒有實際投入運輸作業。這個詭計的目的是要蒙騙伊拉克民眾，因為他們如果知道是以色列官方負責載運猶太人到那個他們深惡痛絕的新國家，必然會舉國憤慨。
伊拉克領導階層當然知道事實真相，但他們當作沒看到。他們一心只想趕快擺脫猶太人，唯一的要求就是飛機必須先在某個第三地點降落，然後才繼續飛往以色列。而美國外交界成功說服了英國，允許飛機在其殖民地塞浦路斯短暫落地。一小撮伊拉克高層人士甚至設法從這次行動中大撈一筆。近東航空的秘密合作夥伴是「伊拉克旅遊公司」，該公司董事會主席不是別人，正是伊拉克前總理塔伍菲克·阿爾—蘇瓦伊迪（Tawfiq al-Suwa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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