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伊拉克的穆斯林與猶太人基本上一直相安無事，因此1941年的巴格達法胡德暴亂起初令人百思莫解。事件結束後，親英派的君主政權取代了狂熱的民族主義領導階級。蘇聯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批盟軍開進伊拉克領土，為包括許多猶太人在內的巴格達商業大亨們帶來天外橫財。1945年德國投降，阿拉伯意識形態者有如遭到致命一擊，因為他們的民族主義理想必須在納粹勝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發揮。
巴格達的猶太人小區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猶太人建造新學校，擴建自己的房子，並在逐漸發展起來的郊區蓋起新住宅。商場大佬們像從前一樣神氣十足地前往豪華的辦公室上班，屠夫、水果販、鐵匠們也紛紛回到猶太區核心的希努尼（Hinnouni）露天市場，在老地方重新開張。夜裡，虔誠的信徒一如既往地靠在窗戶旁睡覺，免得沒聽到夏瑪許請大家起來晨禱的呼喚聲。大家都熱切地盼望猶太人在這片摯愛的土地上的生活已經完全回歸正常。
可是，1947年11月29日，情況徹底改變了。聯合國大會以三十三比十三的票數通過《一八一號決議案》，將巴勒斯坦分成兩個國家：一個猶太國，一個阿拉伯國。英國承諾在次年以前結束托管，讓兩個新國家順利接管治國任務。猶太人熱情地擁抱這個計劃，將之視為聖經預言和錫安主義理想的實現，同時也認為在歐陸發生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之後，猶太人建國具有實際的必要。但是阿拉伯人斬釘截鐵地反對這項規劃。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也門在表決結束後憤怒地衝出聯合國會場。《一八一號決議案》在整個阿拉伯世界被抹黑為外國勢力竄取權力的企圖，阿拉伯人也普遍認為，中東在受帝國統治數百年之後，這樣的做法嚴重打擊了他們建立自主強權的夢想。英國人撤離後，暴力迅速在巴勒斯坦全境蔓延，造成數以百計的民眾死亡。錫安派猶太人游擊隊攻擊戴爾亞辛（Dayr Yasin）村，屠殺兩百五十名阿拉伯村民。幾天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採取報復行動，埋伏攻擊一個正前往耶路撒冷哈達薩（Hadassah）醫院的醫療車隊，殺害七十七名手無寸鐵的猶太醫生、護士和醫學院學生。
伊拉克政府毫不隱藏自己對阿拉伯民眾的同情與支持。它關閉了基爾庫克通往海法的輸油管，減少猶太學校裡的猶太籍教師人數，並禁止大多數猶太人離開伊拉克。富有的猶太人因為一些假造的指控遭到逮捕，只有在付出高昂的賄賂金後案子才會被撤銷。在巴格達，「打死猶太人」的叫罵聲響遍街頭，一群憤怒的示威者褻瀆了一座猶太會堂。在政府的鼓勵下，伊拉克志願者加入泛阿拉伯輔助民兵組織——阿拉伯救世軍，前往巴勒斯坦對猶太人作戰。
逐漸高漲的緊張局面暴露出存在於猶太社群內不同年齡層間的代溝。法胡德暴亂發生後才成年的年輕巴格達猶太人紛紛與巴勒斯坦的錫安組織接觸，開始醞釀地下活動。他們在出入口有人警戒的地下室舉行秘密集會，著手策劃武裝訓練、錫安主義教育和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的途徑。在成長過程中發生的那次慘烈暴動讓他們的世界觀與上一輩截然不同。親友被殺害的記憶歷歷在目，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展開報復。下次阿拉伯暴民膽敢再侵犯猶太人的生命、財產和尊嚴，他們組成的「救世青年」「陣線」等團體絕對會還以顏色，就算動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可是老一輩的伊拉克猶太人社群領袖將這些年輕運動人士視為威脅伊拉克猶太人未來命運的危險邊緣群體。伊拉克猶太裔的實質領導人沙遜·卡督理拉比繼續宣示猶太人向伊拉克政府效忠，並表態支持阿拉伯社會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有些猶太人甚至捐款給阿拉伯戰士。但這類行動很快就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在一般伊拉克民眾眼中，猶太人和錫安主義者已經完全畫上等號。
1948年5月14日，英國駐巴勒斯坦最後一任高級專員大衛·本－古裡安（David Ben-Gurion）來到特拉維夫博物館，站在一幅錫安主義創建人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肖像下方，向群情激昂的民眾宣佈以色列正式建國。
「以色列聖土是猶太子民的肇始之地，」滿頭白髮的本－古裡安高喊。他是一名出生於波蘭的錫安主義者；1906年時，年僅二十歲的他就決定前往巴勒斯坦發展。「猶太人民被逐出祖國，顛沛流離，但在流散的歷史中一直以故土為信念根源，從未停止祈禱，期待有朝一日能重回聖土，在那裡重新恢復政治自由。」
針對此一發展，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阿札姆·帕夏（Azzam Pasha）通過電台呼籲組織泛阿拉伯聖戰。「這將是一場殲滅戰，一場驚天動地的屠殺行動，後世必會將它與蒙古人大屠殺及十字軍東征相提並論。」
數小時之內，埃及、黎巴嫩、敘利亞、約旦河西岸和伊拉克部隊就已經集結在剛成立的以色列國界外圍。對伊拉克軍隊而言，1948年這場以阿戰爭原本應該代表勝利的一刻，那是他們建國後首度派兵出征國外。但大軍很快就被擊潰，僅有六萬人的以色列部隊將缺乏協調的阿拉伯五國軍隊打得落花流水，伊拉克士兵很快就像戰犯般被一車車運回國內。
對內部已經紛擾不斷的伊拉克而言，這場失敗是一次充滿羞辱的打擊。伊拉克以戒嚴法為借口，對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和其他異議分子進行鎮壓。司法被交付給軍事法庭，南部出現一個個大型看守所，羈押政治犯。民族主義派系報紙刊登社論，批評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方式，伊拉克穆斯林則開始以懷疑心態打量猶太裔的鄰居和朋友。7月，伊拉克國會立法將錫安主義視為罪行，通過刑法第五十一條修正案，將錫安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同時定義為叛國罪，違反者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警方伺機拘捕富有的猶太人，主要目的是為了逼迫他們繳納高額賄款以換取釋放。根據一項統計，截至1948年10月，伊拉克官員向猶太人勒索的金額已相當於兩千萬英鎊。秘密警察對郵件進行過濾，清查伊拉克猶太人與其在巴勒斯坦親友間的書信往來。凡是寄發或收到這種郵件，甚至只是名字在信中被提及，都可以「戰時通敵」的罪名遭到逮捕，數以百計的人因此鋃鐺入獄。8月，財政部長撤銷猶太銀行的外匯交易許可。公開反猶太人的新任國防部長薩迪克·艾爾—巴薩姆（Sadiq El-Bassam）以國家安全為由，命令政府遣散所有猶太員工。政府不再頒發醫師執照給猶太裔醫學院畢業生，並設定高中和大學錄取猶太學生的名額上限。
伊拉克政府實施這一連串反猶太措施，其實是為了替自己在巴勒斯坦節節失利的窘境尋找代罪羔羊。但這些舉措也是為了安撫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這些人認為猶太人不應當接收英國殖民統治者留下的資產，而且將全體猶太人視同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戰爭中的「第五縱隊」。
當時伊拉克政府掌握的權力非常脆弱，因此它沒有本錢激怒批評者，也不敢冒著法胡德重新上演的風險。它知道錫安地下組織正在壯大，但警方無法掌握錫安分子變化快速的行動方式，更無力防止他們從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Mossad）方面獲取資金和指導。因此伊拉克政府決定對猶太人採取一種以色列學者摩西·加特（Moshe Gat）所稱的「控制性壓迫」政策。
在伊拉克的大城市中，焦慮的猶太人守在收音機旁收聽最新消息，並且竭力成為隱形人。他們因為害怕被捕，紛紛銷毀祈禱書、聖經和帶有大衛之星符號的衣物。但是再怎麼奢望和解之日終將到來的人，在1948年9月23日這一天也無法不徹底幻滅。伊拉克境內最富有的猶太人沙菲克·阿德斯（Shafiq Ades）向來與伊拉克國王和商界關係密切，但當局卻捏造理由，指控這名非宗教界人士援助以色列。這一天，他在位於南部大城巴士拉的自宅門口，在圍觀群眾的歡呼聲中被以吊刑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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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他是誰嗎，約拿？」沙比（Sabi）問，「他曾經是伊拉克最偉大的猶太人。」
那天下午，約拿剛幫雜貨店老闆記完賬，正準備離開，隔壁織品鋪子的猶太裔老闆沙比拿了一份阿拉伯文報紙給他看。報紙在札胡是稀有物品，這份報紙是一名受過教育的商人從摩蘇爾帶回來的，上面刊登了一張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
「他們把他給吊死了，」沙比指著那張可以看到沙菲克·阿德斯癱軟的屍體懸吊在絞刑架上的黑白照片，觀察小男孩的臉上有什麼反應，「他們不是吊他一次，而是兩次。兩次哪！一次居然不夠。他們把他殺了，約拿，接著又羞辱他。真可惡啊！但願他精神長存。有些人甚至還打算把他綁在吉普車上拖在街上示眾。那些殺人魔竟然這麼狠毒！」
「他做錯什麼事了？」約拿頓了一會兒問道。
「他是個猶太人，就只是這樣，」沙比說，「一個猶太大人物，有錢的猶太人。在現在的伊拉克——我幫你直接翻譯報紙上寫的：『凡是猶太人都是國家的敵人。』」
約拿彎下身，仔細看了報上的照片。
「可是，我們不也是猶太人嗎？」他忍不住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