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數千年的庫爾德歷史中，庫爾德人一直能夠維持自己的族群特徵。在那麼長的時間裡，許多其他族群早已完全相互同化，形成單一主流文化。相反地，幾乎所有來到這個山嶽地帶與他們比鄰而居的外族—斯基台人（Scythian）、阿蘭人（Alan）、阿拉米人（Aramean）、亞美尼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庫曼人、土耳其人等——都被庫爾德化到難以辨識的程度。
——梅爾達德.R.伊札迪，《庫爾德人的故事》，1992年
耶和許瓦·凱爾曼（Yehoshua Kellman）對札胡懷有高度期望。年輕的他充滿理想主義的熱情，在猶太人辦事處的安排下來到這塊崇山峻嶺的遙遠土地。猶太人辦事處是在猶太聖地接受英國托管時成立的半官方錫安組織，負責統籌猶太事務。凱爾曼在歐洲服務幾年後，辦事處派他和其他幾個人到伊拉克，希望將猶太人對「法胡德」反猶太暴動的怨氣轉化為大舉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動機。凱爾曼將法胡德視為一個轉折點，他認為阿拉伯世界中人數最多、經濟條件也最好的伊拉克猶太社群可能終將醒悟到「歸鄉」（aliyah）——離散猶太人回歸猶太故土——的急迫必要性。
他瞭解札胡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是庫爾德斯坦的猶太裔生活中心，札胡位居土耳其邊界的戰略位置還使該地有潛力在未來興建通往聖地的地下鐵路時當作關鍵的中轉停留點。一九三年代中期，有些札胡猶太人已經接受召喚，投奔巴勒斯坦，不過其中少數人因為在新的國度中找不到工作，最後還是回到老家。
當凱爾曼在1943年抵達札胡時，他信心十足。這裡的猶太男子粗獷精壯，而且工作勤奮，完全不像他在巴格達看到的那些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弟。巴勒斯坦需要的正是強健的男子漢。幾個人前來迎接他，護送他到札胡猶太社群的非正式領袖、大地主摩西·嘉貝的住處。嘉貝在伊拉克各地都有生意夥伴，他的世界觀也比大多數札胡猶太人要寬廣得多。他對法胡德暴動略有所知，也在書報中讀過關於猶太人重建祖國運動的事。他以巴勒斯坦英國托管總督赫伯特·塞繆爾（Herbert Samuel）的姓氏為靈感，為兒子取了音形近似的猶太名字什穆埃爾（Shmuel）。後來他又把孫子取名為魏茲曼（Weizmann），因為世界錫安組織主席名叫哈依姆·魏茲曼（Chaim Weizmann）。
可是當凱爾曼問嘉貝，他未來是否願意協助他將札胡的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時，嘉貝馬上搖頭。他解釋道，他用錫安領導人士的名字為小孩取名是對成立新猶太國家的運動表達象徵性的支持，但這並不代表他或任何其他札胡居民真的有意移民到那裡。
三天後，凱爾曼垂頭喪氣、雙手空空地離開札胡。
「我不懂。」他回到巴勒斯坦後上司問他。
「他們就……該怎麼說呢？」凱爾曼回答道，「他們對錫安主義的看法跟我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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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德斯坦是一個地區，不是國家。對生活在此的宗教弱勢族群而言，這個事實很可能提供了一種保障。這個位於中東阿拉伯世界北方盡頭、被崇山峻嶺環抱的弧形地理區域面積超過五十萬平方公里，略大於西班牙，略小於法國。它大致沿著托羅斯（Taurus）山脈和札格羅斯（Zagros）山脈的走向，從土耳其東南部及敘利亞東北部往北延伸到接近蘇聯領土的地方，接著再往南伸展到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
這個地區曾發現可追溯至十萬年前的人類穴居遺跡。但庫爾德人的集體認同關鍵主要不在共同的過去、語言、種族史或宗教；數千年來，庫爾德斯坦經歷過太多動盪，教科書上提到的國族凝聚因素在這裡並不適用。庫爾德認同的根源其實在於山區艱困生活塑造出來的某種獨立性格與意識，那是一種邊境心態，其中的榮譽感與兄弟之情的重要性遠大於一個人碰巧相信哪位上帝，或剛好說的是何種語言。庫爾德人的集體意識維繫了好幾千年，在不斷發生的戰爭與侵略中一直屹立不搖。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領土遭到歐洲列強瓜分，雖然庫爾德人的土地被劃入五個不同國家的勢力範圍，卻沒有因此而瓦解。
對生活在這些偏遠山區的人們而言，數百公里外大城市中的宗教狂熱和民族主義運動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歐洲猶太人長期面臨惡毒的反猶太主義勢力威脅，即使在巴格達，猶太人也會受到某種程度的敵視。但庫爾德地區的猶太人幾乎不曾遭遇這種處境。他們工作、生活、向猶太上帝祈禱、說著自己的語言，這個情況在兩千七百多年來未曾受到大幅擾亂。
遺世獨立的環境孕育出手足兄弟的情誼。在這個地區經常會發生的洪水、饑荒與庫爾德部族血腥鬥爭中，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經歷的是同樣的痛苦。如果哪一年小麥、五倍子或煙草的收成格外豐饒，所有族群都能受益於大地的恩賜。在相當程度的意義上，他們在身為穆斯林、基督徒或猶太人之前，首先是庫爾德人。穆斯林在逾越節結束後會送麵包和牛奶給猶太人當禮物。他們喜歡吃猶太人在逾越節時食用的未發酵麵包「馬特佐」（matzoh），並將它稱為「節日麵包」。猶太人在安息日時不可生火，這時他們的穆斯林鄰居就會為他們端上熱茶。有些穆斯林甚至會在猶太教贖罪日（Yom Kippur）那段時間請猶太會堂看守人每天一大早就叫醒他們，因為他們認為在猶太人懺悔的日子裡早起會帶來好運。猶太人對穆斯林也會以相同的包容與尊重回報，例如在伊斯蘭教齋戒月（Ramadan）期間，由於穆斯林不可抽煙，猶太人也會跟著在公共場所禁煙。
在庫爾德斯坦，無論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或蘇非（Sufi）密契主義、巴哈伊信仰（Bahaism）以及古老的庫爾德信仰「耶茲德教」（Yezidism），宗教信仰可謂百花齊放，共存共榮，極端主義幾乎不曾出現。信奉伊斯蘭的庫爾德女性出門不需要戴上面紗，她們可以在市集上買賣商品，也擁有相當的自由，可與丈夫之外的男人說話。猶太男性穿的寬鬆長褲與刺繡罩袍和穆斯林兄弟們一模一樣，唯一的差別是猶太男子特有的穗子（tzitzit）會從他們身穿的襯衫底下探出來。
這也就難怪庫爾德斯坦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會是被稱為「紳士戰士」的薩拉丁（Saladin）。薩拉丁是一名庫爾德總督的兒子，1138年出生於提克里特（Tikrit）。他恪遵伊斯蘭教義，提倡穆斯林聖戰（jihad），並透過外交及武力雙管齊下，統一了從敘利亞到也門的伊斯蘭世界。在那個歐洲接二連三發動十字軍東征的年代，薩拉丁的軍隊在1187年將法蘭克人逐出耶路撒冷，隨後又成功遏阻了獅心王理查德（King Richard the Lionheart）及其率領的十字軍進犯，讓原本信心十足的歐洲基督教國家遭受空前震撼。不過，時至今日，世人記得薩拉丁的原因主要不是他在軍事上的足智多謀，而是他時時展現的紳士風範。理查德王的坐騎陣亡時，薩拉丁立刻派人送了兩匹馬給他作為替代。理查德王在雅法（Jaffa）戰勝後病倒，薩拉丁得知後又差人送上水果和以高山純淨冰霜製成的雪酪給他吃，設法緩解他的發燒狀況。基督教十字軍屠殺了數以千計的穆斯林戰犯，但薩拉丁在贏得勝利之後，卻保護基督徒免於騷擾，平安地撤離耶路撒冷。
基督教軍隊對耶路撒冷進行血腥攻擊遭到薩拉丁挫敗，西方基督徒雖然因此覺得難堪，卻禁不住對薩拉丁產生敬意，縱然他的種種作為反諷地體現了基督教所提倡的價值。但丁（Dante）在《神曲》的《幽冥界：地獄第一關》（Limbo，the First Circle of Hell）中，將薩拉丁描繪成一名充滿德行的異教徒：「我看到偉大的薩拉丁，然他疏離而孤獨。」蘇格蘭歷史小說家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中，將薩拉丁刻畫成令人喜歡的人物。薩拉丁去世後葬在大馬士革的歐瑪雅德（Omayyad）清真寺；十九世紀末，當他樸素的木造陵墓變得破舊不堪時，德國威廉二世大帝（Kaiser Wilhelm Ⅱ）甚至主動派人以華麗的大理石為他打造新的陵墓。「九一一」之後，在美國發動反恐戰爭的高峰期，導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在電影《天朝王國》（Kingdom of Heaven）中鋪陳薩拉丁的故事，挑戰美國假借文明衝突觀點，以過度簡單武斷的方式將人類分成「善良基督徒」和「邪惡穆斯林」的絕對二元論做法。
2007年，伊斯蘭極端主義在伊拉克南部依然甚囂塵上，伊拉克庫爾德地區政府在公立學校課程中加入「宗教比較研究」的學門，內容涵蓋猶太教和基督教等非伊斯蘭宗教。「我們試著為所有宗教相互包容的理想鋪路，」庫爾德人居住區蘇萊馬尼亞的庫爾德斯坦學院講師法德勒·馬哈茂德（Fadel Mahmoud）在2007年底告訴一名美國麥克萊契報業集團（MaClatchy Newspapers）記者，「我們現在沒興趣談論爭議性問題。」
薩拉丁精神彷彿就這樣悄悄地流在庫爾德人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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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胡的居民如今仍然將我父親成長的那個既狹小又凹凸不平的街巷城區稱為「mahala Juheeya——猶太街區」。巴格達的阿拉伯政治高層曾在某個時期將這片市區命名為「解放街區」，但札胡人對這樣的名字並沒有認同感。千百年來，猶太人一直在那些街道上生兒育女、撫養家庭，庫爾德人不會急著抹除這些歷史記憶。
庫爾德斯坦的穆斯林人如果要讓猶太人消失，或至少讓他們失去亞拉姆語和自己文化的根，其實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一九四年代末期，居住在庫爾德斯坦的兩萬五千名猶太人只佔全庫爾德地區約六百萬人口中不到兩百分之一。但是，早在二十世紀末開始出現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之前，庫爾德斯坦就在漫長的歷史中不斷證明，不同文化可以在保有自己鮮明特色的前提下依然兼容並蓄。當然，地理位置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高聳的山嶽宛如堅實壁壘，將行政官僚、宗教狂熱分子和其他各種文化均質化勢力阻絕在外。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是庫爾德斯坦沒有國家地位的事實。當地所謂的「政府」，其實是由一些獨立的部族首領所組成，他們的治理模式首先著眼於自有領地的在地需求，由於各部族的需求經常互相牴觸，因此爭鬥不時出現。對於那些在大學講堂、國會乃至聯合國等遙不可及的國際組織醞釀生成的抽像知識和理論，他們沒有耐心瞭解，況且他們也不容易取得這類信息。
庫爾德人在外形上沒有共同特徵。千百年來，不同種族的人透過入侵和遷徙，在此交融混合。印歐語系的亞利安人、斯基台人和波斯人，阿爾泰語系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等，他們都在種種歷史情境下來到庫爾德地區，讓這裡變成一個民族萬花筒。外貌接近北歐人的金髮碧眼庫爾德人與褐色眼睛、深色肌膚的庫爾德人在同一條街上走動來往。此外，除了在中古時代兩三百年間出現過王朝統治和知識分子對族群認同的思辨，庫爾德人基本上根本不會為自己貼上任何國族認同的標誌；總之，中央機構不存在，這個問題就不會存在。這個情況可能讓庫爾德人後來希望立國時遭遇更多複雜因素的阻礙，但在長久的歷史中，它無疑醞釀出一股驚人的包容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