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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4 能忍則忍

司科特無意抗拒被驅逐的命運。他跳過了出庭的日子,也沒去找托賓商量。他把所有精力都灌注在找新家這件事上。打完幾通電話後,匿名戒毒者互誡協會的皮托那兒傳來了好消息。皮托跟某些房東有合作關係,他會幫房東修理房子,也會替房東找房客。這會兒他向一名熟識的房東擔保了司科特。這間兩居室在二樓,位於密爾沃基的中偏南部,空間不大,室內一無長物,還有個搖搖欲墜的陽台,淋浴間也暫付闕如。好在房東每個月只收420美元,而且也不做背景調查。

這間公寓還附帶一名室友,名叫D.P.。長著張娃娃臉的D.P.是皮托的外甥,才十九歲,身上已有幾處刺青,耍酷的耳環也沒少打。D.P.最近剛出獄,他坐牢的罪名是非法持有槍械和槍支改造,說得更精確一點,是他鋸短了獵槍的槍管。D.P.混的是眼鏡蛇幫(Cobras),為此他覺得自己需要把槍,因為他們隨時會跟國王幫(Kings)擦槍走火。D.P.趁坐牢期間拿到了高中同等學力,另外還多添了個「重新開始」的刺青。

有一天,皮托從另外一名房東那裡得知有個老人死在附近一座拖車營裡,遺物無人認領。於是他安排讓司科特跟D.P.去清理那輛拖車,有想要的東西就歸他們。老人的櫃子裡有個拉鏈袋,司科特從袋子裡找到了一套燙好的西裝,另外還有一個絲質襯裡的公文包。在浴室,他發現《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雜誌,上頭的郵寄貼紙印著這名已故男性的姓名。不過更能透露內情的,是床邊香煙燒出的痕跡。從這些跡象來看,死者生前應該有吸食嗎啡。在司科特的眼裡,毒品解釋了世間的很多問題:這個男人為什麼「孤獨死」,帕姆跟奈德為什麼從拖車營被趕出去,他又為什麼會在陌生人的家裡撿破傢俱並搬回他的新公寓,將這一切串聯起來的就是毒品。

這對新室友合力將一個五斗櫃和一張沙發扛上了福特F-150貨卡。待到卡車滿載,D.P.發動引擎,大聲放饒舌音樂。司科特其實想聽點別的,他最喜歡的一首歌是英國歌手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的《索斯伯裡山丘》(「Solsbury Hill」),但他並沒有多說什麼。

司科特還在米拉的「零工班底」上,但工作量明顯少了很多。米拉讓手下的工人一天做十二小時,不管是搬洗烘衣機、床墊,還是沙發床,工作很快就消化完了。遇到工人說他們搬不動或腰酸背痛,米拉就會向他們兜售止痛藥。但司科特覺得她賣得太貴了。當他要「輕鬆一刻」時,司科特不會找米拉,而是把海洛因蘇西約出來碰面。

「我想跟皮托做一樣的事情,」D.P.說,「我想要全身乾乾淨淨地出門,乾乾淨淨地回家。我沒辦法想像自己哪天三十歲了,還在幹這種破事。」

在D.P.那個年紀,司科特也沒辦法想像這些事情。

卸完傢俱後,D.P.跟司科特在門階上喝啤酒。這間瓦德街(Ward Street)上的公寓位於當地人簡稱為「KK」的齊尼齊尼克大道(Kinnickinnic Avenue)西側。房子的對面有一塊土地閒置,四周是鐵軌,司科特幾年前租過的舊公寓離那兒不遠,當時他還做著護理師的工作,跟學有專精的年輕人、藝術家和時髦人物在崛起中的灣景一帶比鄰而居。司科特跟D.P.能從門階的最上層看到聖約沙法特大教堂的圓頂。一百年前,當地一些波蘭裔的教友慷慨解囊,傾其所有打造這壯觀的地標,密爾沃基才有了今天這座「小號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1司科特一邊喝著啤酒,一邊開玩笑地說他也要「和神職人員一樣安貧樂道……偶爾讓我買點吃穿,再來點藥嗨就行了」。

D.P.靜悄悄的,一聲不吭。

「要命,」看D.P.沒接話,司科特自己換了個話題,「我脖子跟背都痛得要死。」長期為米拉做的這些工作果然還是有負面影響。

「你幹嗎不去看醫生?」D.P.問。

「看醫生幹嗎,他們會有辦法嗎?」司科特說完頓了一下,好像突然有了什麼靈感,「他們可以幫我開撲熱息痛!不過他們開的量只夠我吃一天就是了。」

所以最後,司科特的維柯丁依然是在拖車營買的。他想拖車營裡應該只有一個成年人沒吸(過)毒,那個人就是米特斯夫人。相反,司科特愛毒品。嗨起來的時候就是給自己放了個短假。

在帕姆跟奈德收到驅逐通知單的前不久,司科特還在跟這對毒鴛鴦一起嗨,拖車裡的沙發、床、櫃子等大件傢俱被擱在一旁。司科特覺得奈德跟帕姆算也算自甘墮落吧,被驅逐也在情理之中。在「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前,司科特可能還會同情帕姆跟奈德。但一路走來,他開始覺得同情只是天真無知的一種變形,是不痛不癢的中產階級在遠處濫情。「他們可以悲天憫人,是因為他們的人生海闊天空。」司科特是說那些不用住在拖車營、自詡心態自由開放的覺醒青年。說回奈德跟帕姆,司科特覺得他們會落得被驅逐,就是吸快克可卡因造成的,簡單明瞭。海洛因蘇西跟他的看法一致。「說穿了,被掃地出門常常出自同一個原因,」她說,「連我有一次都差點被驅逐,房租被我拿去買了『別的東西』。」

無論要走的人是不是癮君子,拖車營的住戶鮮少會對鄰居被驅逐發表意見。在他們的觀念裡,被驅逐是罪有應得,是那些人自己不長進。甚至有人會說驅逐是好事,因為驅逐可以「把人渣清一清」,等於是替園區去蕪存菁。最覺得窮人該死的,往往就是窮人自己。2

在以往,租房者會自認為是一個「階級」,他們著眼於共同的利益跟理念,團結起來與房東們對抗。20世紀初,房客曾經團結一致抗議驅逐與不衛生的生活環境。遇到頻繁漲租或租金居高不下的問題,房客們會冒著被房東驅逐、被警察逮捕、被用錢請來的流氓痛扁的危險,團結起來拒繳租金,在租房外圍統一拉上警戒線。這些人沒有什麼特殊背景,就是普通的為人母、為人父者,他們認為,房東的確有權利享有租金漲幅跟合理利潤,但租客不能任由他們坐地起價,以漲租之名斂財。以紐約為例,租金戰爭在「咆哮的二十年代」[1]烽火四起。州議會在巨大壓力下通過立法進行租金管制。時至今日,紐約州仍是全美租金管制最嚴格的地方。3

請願、警戒線、公民不服從——我們必須從不同的視角檢視這類政治性動員。「對於那些在苦難的土壤上滋生的社會運動,」美國社會學者弗朗西絲·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與理查德·克洛爾德(Richard Cloward)觀察發現,「要打破看似公正合理、不可改變的社會安排,讓民眾知道它們也有可能是毫無公道的、是可以改變的。」4這類情形經常出現在風起雲湧的大時代,因為大規模的社會變遷與經濟波動(比方說戰後的住房供不應求),會從根本上撼動社會現狀。光是目睹這些光怪陸離還不足以動員群眾;要把反對者集結起來,而且必須要讓他們相信,只要團結在一起,就有機會改變命運。對窮人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認同所有的受壓迫者,還必須承認自己也是受壓迫的一員——這點恰恰是大部分拖車營居民不願意做的事情。

在罷繳租金的過程中,租房者們會覺得大伙是「革命同志」,彼此之間有一份道義相聯結。5租房者之所以願意站出來反擊過高的租金與不合理的驅逐,是因為他們的切身利益跟住處、社區綁在一起。換句話說,他們對住所懷有一種歸屬感。而在拖車營內,上述的社區意識可以說是蕩然無存。對大部分的住戶(包括司科特在內)而言,拖車營是他們想要逃離的場所,沒有人要在這裡落地生根或改變什麼。有些人明明已經在此過了大半生,卻仍舊以「過客」自居;當中包括一名帶著三個孩子生活的失業父親,他在偷電供應拖車所需之餘說:「我們不會請親友來這裡玩,拖車營的生活不代表真正的我們。社會底層的人才在這裡度日,而我並不屬於這裡。」曾經嫁給連尼、連同一起嫁給了拖車營的連尼前妻喜歡對人說:「你會忘記自己也曾經愛去歌劇院聽戲。」至於在懷孕期間又吸毒的譚美心中,拖車營「就是間旅館」。

對住戶而言,貧困的社區其實是個寶庫。在拖車營裡,居民會遇見三教九流的人教他們如何偷牽有線電視,告訴他們最值得去的食物廚房何時開放、聯邦救濟金該如何申請。放眼整座城市,就屬住在貧困社區裡的居民最樂於幫忙有賬單急著付、有生活用品不夠用、有車子壞了不動和其他林林總總問題的鄰居。相對而言,比較「優質」的社區裡往往較少人對鄰人伸出援手。6這樣互通有無,滿足了收受者最基本的物質生活;給予者也在贈人玫瑰的同時,手留餘香。

鄰里間的相互幫襯若要順利啟動,大家就必須要把自己的需求公開,也必須坦承自己人生中的種種失敗。

拉瑞恩想跟鄰居借浴室來淋浴,她就不得不先說明自己欠繳燃氣費。而當她頂著沒吹乾的頭髮走回拖車時,所有人都會知道她剛剛經歷了什麼。還有一個叫蘿絲(Rose)的房客,孩子被兒童保護服務局帶走,就在她哭哭啼啼的時候,拖車營的鄰居都在一旁安慰她,讓她不至於做傻事。但也因為鄰居們知道事情的始末,蘿絲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公審」的對象。「這可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道恩這麼告訴她,「上帝把孩子帶走,一定有他的什麼理由。」7

社區在居民們的眼中一旦成了剝奪與罪惡的代名詞、成了「各種觸礁人生」的報到處,他們就會對社區裡的政治能量喪失信心。8在密爾沃基,但凡租房者在社區感受到高強度的創傷情緒——他們相信自己的鄰居曾被監禁、被施虐、有藥物成癮和其他重大的打擊——那他們就不太願意相信可以和鄰居們團結一致,改善生活品質。9社區缺乏信任感,無關鄰里實際的貧窮與犯罪率。與之密切相關的反倒是縈繞在住戶身旁的那種厚重的不幸氣息。當滿目所見都是心酸苦楚時,他們就無法用餘光瞥見社區可能有的潛力。

三不五時,就會有房客八卦房東托賓的利潤,要不就會給他扣上猶太人的帽子,罵他貪心。「那輛凱迪拉克的輪圈還真亮,但那其實也是便宜貨,花不了幾個錢。」「賺錢就是他的興趣。」但整體而言,房客對不公不義是很有忍耐力的。他們會盡可能不去質疑自己跟托賓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也不會問自己花費絕大部分收入為何只能租到老舊的鋁皮拖車。他們會把心思放在具體的瑣事上。聽到維特考斯基議員說托賓的年收入逼近百萬美元,一個在拖車營裡跟司科特同住一區的房客說:「跟我有什麼關係……只要他管好這地方,不要讓我擔心他媽的天花板會塌下來,那我就無所謂。」

在密爾沃基,大部分的租房者寧可相信房東是好人。10畢竟有時間去抗議不公平,倒不如先想辦法把地板上的破洞給補起來,免得女兒的腳又陷進去不是嗎?只要房東願意寬限一點,讓他們有時間可以振作起來,那房東賺多少錢是他的本事,關別人屁事?在拖車營裡,永遠沒有最慘,只有更慘;人生的低點在此沒有下限,向下永遠都有空間。當整個拖車營面臨被集體驅逐的困境時,居民們就已經嘗到了現實的苦澀滋味。如今比克管理公司的人開始代收房租,他們只是重新溫習了一遍那種苦味。11

這周真的是禍不單行。先是弄丟了鑰匙,司科特不得不一拳打穿前窗才進得了家門,然後是他的電沒了,最後是米拉炒他魷魚。米拉不是故意找碴:她另外找到一群癮君子願意接受25美元的日薪,她只是在商言商而已。在匿名戒毒者互誡協會裡,司科特學過促使毒癮發作的「四大天王」是:飢餓、憤怒、寂寞、疲倦,英文簡稱「HALT」——這四樣在司科特身上合體了。被米拉開除之後,司科特用他所剩無幾的薪水去朋友家買醉,還要嗨一下。在這個朋友的家中,他打電話給在愛荷華鄉下醫院當清潔工的媽媽。電話裡,司科特跟媽媽說了他酗酒(但沒提吸海洛因),也說了他因為止痛藥癮被吊銷護理師證照的事情。她原本並不知情,因為這是母子倆一年來的首次對話。

「媽,」司科特哭著說,「對不起,我把自己搞成這樣,是我太沒出息了。」

司科特還沒說夠,他媽媽就打斷了他,她沒意會到兒子是耗盡了所有勇氣(外加十二罐啤酒的作用下),才按完全部的電話號碼,而不是平常那樣按到一半時就掛掉。她解釋說自己現在正在滿載著親戚的廂型車裡,所以暫時不方便講話。她跟親戚一行人是要去密蘇里州的布蘭森(Branson)度週末。「但是司科特,」她說,「別忘了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回來哦。」

司科特考慮過媽媽的好意,但他現在既沒有車可開,又沒有錢買火車票,要怎麼回去呢?而且若真的回到愛荷華,海洛因又要去哪裡買?毒癮只要一天的時間就會發作,然後痛苦會慢慢遍佈全身。此外,回老家還得面對他人同情的眼光。司科特在掛上電話去逛超市的時候想到了這點。他答應海洛因蘇西要用食物券買午餐給她,來交換讓他抽一口海洛因。「我是說,要回家也不是不行,但我他媽的都四十歲了……難道要我現在回去跟大家說,你知道,我把人生搞得一塌糊塗,把自己的前途都毀了嗎?」司科特從來沒有跟家裡人開口尋求幫助。他在腦海裡把親戚們的草坪、工作、孩子,還有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都想了一遍,然後得出結論:「他們根本不知道要從何幫起吧……他們又可以幫些什麼?」中產階級的親戚遇到這樣的問題,作用其實很小。

司科特加入結賬的人龍,並且注意到前面有個男人要買諾比舒咳(Robitussin)。

「你感冒了?」司科特問。

「嗯,對啊,」這位先生說,「而且好像都好不了。」說完繼續咳,好像是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

「來。」司科特說。他掏出筆,在一張廢紙上寫下了:維他命C、鋅,跟紫錐花萃取物(可用於治療感冒)。「我會建議這樣,你試試看。」司科特說。

司科特放棄了回愛荷華的念頭,他決定去戒毒。在要去戒毒所報到的那個早上,司科特天未亮就起床了,他修了鬍鬚,將T恤塞在褲子裡。他想要離開這樣的生活,他很緊張,但已不再猶疑。

早上七點司科特踏出電梯,距離診所開門還有一個小時,但他發現自己已經遲了,現場有十五個人在排隊。這當中有盛裝而來、上了年紀的黑人;有在飆髒話的白人女性,五十多歲了,穿著一雙牛仔靴;兩個年輕的墨西哥男子跪坐在地上用西班牙文禱告;一名二十來歲的黑人男性的褲子掉了;一個眉頭深鎖、心事重重的白人少女撥開遮住眼睛的劉海,袖子長過了她的雙手。司科特往牆上一靠,加入人龍。

排了幾分鐘之後,電梯門又開了,這次走出來的是一名墨西哥裔的老女人。她有一頭全黑的長髮,中間一道灰色。她的腳上打著石膏,視線從厚重的眼鏡上方探出來,那是雙有如洪水般混濁的眼睛。她在司科特身旁找了塊地方,百無聊賴地坐下。

這位女士告訴司科特說她昨天就來過了,但診所只收了四個人。社工開始在玻璃窗後的桌前就位時,她又發表了評論:「他們在打電話給密爾沃基縣,看那邊說今天有幾個人的額度。」

「額度?什麼額度?」司科特有些不耐煩地問。

「給你的額度啊,你來這裡是要接受治療的,不是嗎?」

司科特抬頭看著天花板上的螢光燈,緩緩地、刻意地吸了口氣。說什麼他也要忍下來。「是。」

「你看那個女生,」這女人用身體示意著前面那位陰鬱的白人少女,「她看起來一副快要想不開的模樣,所以我猜他們會把她收下來。你的話可能要睡在這裡才排得到。」

司科特開始用腳敲擊地面。

時間到了上午八點十分,一名戴著金色耳環、身穿絲質上衣的女子來開門,然後宣佈說今天能收的人數是五名。緊接著一名男子拿著手寫板現身。「一號、二號。」他開始數人頭。排隊的人紛紛站起來。司科特朝電梯走去,按鈕準備下樓。他原本可以第二天過來重排的,但他選擇連灌了三天的酒。


[1]Roaring Twenties,是指西歐與北美地區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十年間,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藝術與文化水平都得到了長足穩定的發展。許多都會城市脫胎換骨。內燃機汽車、電話、電影、廣播、電器、航空業等發明和產業從彼時開始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