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ohn Gurda，The Making of Milwaukee，3rd ed.（Milwaukee：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2008[1999]），174.
2.根據我的經驗，弱勢社區裡鮮有「抗爭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的存在。或者說，那裡顯然缺少了這樣一種文化。
3.Robert Fogelson，The Great Rent Wars：New York，1917-1929（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85，86.
4.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9），12，4.
5.Fogelson，Great Rent Wars，88.
6.我將負二項回歸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2009—2011）的完整樣本上，從而有了這項發現。為了衡量「社區支持」的強度，我向受訪者提問他們有沒有向現居社區裡的鄰居提供過以下的幫助：（一）付賬單或買生活雜貨，（二）找工作，（三）修房子或修車，（四）給予情感支持，（五）幫忙照顧小孩。至於「鄰里劣勢」的衡量，我使用了包括中位數家庭收入、暴力犯罪率、低於貧窮線家庭比例、十八歲以下的人口、未具高中學歷居民比例、接受政府補助居民比例、房屋空置率等因素在內的量表。在我與安衛華（Weihua An）聯合作完成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鄰里劣勢」與「社區支持」間存在正相關，且不受收入、教育程度、居住流動性、種族、年齡、性別、就業狀態和人脈組成等因素影響。就算有部分住在弱勢社區的居民與家境優渥的有產者或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私下有交情，他們願意與鄰為善的程度也不會跟少了這些關係（或教育背景）的人有任何差別。我們還發現，鄰居間交換禮物的情況在弱勢社區相當普遍。這一行為也沒有受到居民的人脈影響。參見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Sociological Science 2（2015）：329-50。
7.貧困鄰里中的支持體系有助於居民填飽肚皮、因應變局。但它也會讓窮人暴露在重度的創傷經驗和偶發的暴力事件中。Bruce Western，「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2015）：14-30.
8.Harvey Zorbaugh，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70.
9.我將定序邏輯回歸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2009—2011）的完整樣本裡。結局變量（outcome variable）是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我向受訪者提問：「社區的居民有沒有可能組織起來，聯手改善社區環境和生活品質？」選項則包括：（一）完全不可能，（二）有點可能，（三）還算可能，（四）相當可能，（五）非常可能。解釋變量（explanatory variable）是居民主觀感知到的「鄰里創傷」（neighborhood trauma）。受訪者被問及：在本社區居住的期間，你是否有鄰居曾（一）被驅逐，（二）入監服刑，（三）遭受家庭暴力，（四）藥物或毒品成癮，（五）未成年兒女被社會服務機構帶走並安置，（六）有親友遭謀害身亡。我匯總了受訪者的答案。完整的模型顯示：在控制政治參與經驗、在社區的居住時間、社區的貧窮程度、犯罪率和若干人口學因子後，政治能力與「鄰里創傷」之間仍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參見Matthew Desmond and Adam Travis，「Perceived Neighborhood Trauma and Political Capacity，」unpublished manuscript，Harvard University，2015。關於社會失序遠比失序本身重要的觀點，參見Lincoln Quillian and Devah Pager，「Black Neighbors，Higher Crime？The Role of Racial Stereotypes in Evaluations of Neighborhood Cri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2001）：717-67；Robert Sampson，Great American City：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10.我們在對密爾沃基地區租戶進行調研的過程中，向受訪者提問：「你會如何形容你的房東？」兩名獨立作業的程式員會給受訪者的回答賦值，最低是1分，最高是10分。像「貧民窟的土霸王」（slumlord）與「混賬東西」（asshole）這類的字眼一般只給1分，而像「無可挑剔」（excellent）、「很有愛心」（loving）這樣的讚譽就可以拿到10分。如果是比較隱晦的批評或誇獎，就給它們中間的分數。將兩名程序員得到的分數做平均處理後，就會產生整體的評價。密爾沃基大部分的租房者會擁有一位「6分」的房東。居住支出負擔處於極端值的房客並不會因此特別討厭或喜歡房東。但房子住起來問題重重的房客確實會以較為負面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房東。
11.房客知道在拖車營有閉園危機的時候應該團結起來，畢竟這是他們的「非常時期」。而風頭一過，園區的一切又回歸了常態。大夥兒開始得過且過，任房東予取予求，還無視驅逐事件中隱含的政治論述（和政治能力）。他們怨的不是房東，反而是議員。他們確實針對某些事件寫過請願書，但這份請願的訴求是要讓某位製造麻煩，還打小報告的女人搬走。「我們希望驅逐車位編號S12的喬伊（Joy），以免日後生出更大的事端……」請願書裡這麼寫著，「若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得趕在別人私底下出手前請她走人，我們覺得事情沒必要搞到那種地步。」這份後來被稱為《喬伊問題請願書》（Petition Against Joy）的文件獲得了40名房客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