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倫娜決定了，她要驅逐阿琳。喪禮費用跟後續社會福利救濟金的縮減讓阿琳的房租越欠越多，總共累積了870美元。謝倫娜覺得是時候「對阿琳放手，好迎接下一位房客了」。當月早些時候，她整理好了必備的文件。等著接開庭通知，已是12月23日，算是趕上了驅逐法庭在聖誕節前的「末班車」。謝倫娜知道這個時節法庭的「生意」會非常好——不少做爸媽的租房者都寧可跟房東賭一把，也不願在聖誕節的早上兩手空空的面對孩子。1一名新來的房客已經問過謝倫娜能否先把一部分的房租還她，好讓她可以給孩子買禮物。謝倫娜回了她一句：「房子都沒了你禮物要放哪兒……十一個月前你就該知道現在會是聖誕節吧。」
謝倫娜跟阿琳出庭的前一晚，外頭下雪。第二天一早迎接所有人的，是一座埋在雪中的密爾沃基城。身穿厚重羽絨外套，頭戴針織帽的路人在人行道上步履蹣跚。裹得嚴嚴實實的孩子依偎在母親身上，一起在公交車站的頂棚下等著，重心時而壓在左腳，時而切換到右腳。城市裡的煙囪吐著煙霧，在蒼白的天空中有如厚實的棉花。節日的裝飾品：黑人版的耶穌、在一塊廢棄土地上微笑著的雪人等，點綴著密爾沃基的北部。
謝倫娜在密爾沃基縣法庭（Milwaukee County Courthouse）前停下車。法庭建於1931年，從外型設計來看，它好像矗立在這裡很久了。環繞法庭的是比橡樹更高、更粗的古希臘科林斯式圓柱，撐起的高聳屋頂足以睥睨市區。這無疑是座壯觀的作品，氣勢懾人的石灰岩立面上刻有建築師題的拉丁銘言：VOX POPULI VOX DEI——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謝倫娜在想阿琳會不會來。大部分時刻房客不會來，而那就正中謝倫娜的下懷。她的經驗是，都到了這個份上，你之前對房客有多好都不重要了。在法庭上，「那些事情就跟沒發生過一樣」。謝倫娜帶過牛奶跟生活用品給阿琳，甚至還讓工人從空房搬了一個沒人用的爐子給她。但她知道只要來到法庭，阿琳會講的只有壞掉的熱水器或窗戶上那個昆汀至今未修的洞。儘管如此，謝倫娜那天早上還是打電話給阿琳，提醒她今天記得出庭。她本沒有義務這麼做，但說到阿琳，她總是會有一點心軟。此外更讓謝倫娜擔心的是那些委員，她總覺得這些委員內心比較同情租戶，所以老是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來為難房東。謝倫娜有過一兩件申請案被駁回的記錄，原因都是書面資料上出了差錯。一旦遇到這種狀況，謝倫娜的驅逐工作就得全部從頭來過，而時間就是金錢，謝倫娜因此又會少收一個月的房租。但若是順利，謝倫娜也有可能在十天之內就讓治安官的驅逐隊集結在房客門前。
通過安檢之後，謝倫娜的目標是位於400號房的密爾沃基縣小額索償法庭（Milwaukee County Small Claims Court），堪稱威斯康星州最忙碌的法庭。2她的步伐在大理石地板上卡嗒作響，迴盪於圓拱屋頂。一路上她與律師們擦身而過，他們身穿大衣，眼睛盯著地板的同時也不忘對著手機說上兩句。年輕的父母帶著小孩，一副目瞪口呆的觀光客傻樣。法庭裡擠得水洩不通，男男女女不是被擠到長長的排椅上，就是沿著牆壁站成一列，體熱讓法庭內的溫度都升高了。謝倫娜找好位子坐下，然後跟熟識的房東同行揮揮手。
在法庭的後方，不少房東正在跟租戶「溝通」，希望他們能在最後一刻簽約和解，也就是只要租戶能把房租給補上，他們願意既往不咎，把驅逐的事一筆勾銷。這當中有一位穿著皮外套的白人房東，剛在幾個月前上過地方報，原因是他違反建築法規的件數累計有好幾百筆。一名房客朝他走去的同時，他正跟自己的年輕女助理聊天。租戶是名黑人女性，看上去大約五十來歲，穿著一件又破又舊的大衣，肩膀很高，不知是否塞了墊肩。
她將手伸進皮包裡，掏出要拿給房東的700美元，全部是現金。
「我是在想……」她開口說，但房東打斷她。
「想沒有用，寫支票比較實在。」
「再給我兩周，我可以補你600美元。」
房東要她簽下和解的協議，當中載明，遲繳房租要多罰她55美元的滯納金。她沒有異議，接過了筆。3
在法庭前一個特定的區域裡，擺著幾張桌子跟一堆空椅子，裡頭坐的是身穿淺細條紋西裝、打著「權力領帶」[1]的大律師。這些人是房東請的。他們面前放著一大疊文件夾，有些人為了打發時間，不是看報紙，就是在玩填字遊戲。還有些律師跟法警有說有笑，但聊著聊著，有些法警會停下來要求房客們在室內脫帽或小聲一點。專區的律師與法警全都是白人。律師面前擺著一張大木桌，對著人群，木桌的兩端各坐著一名女性，負責當日的案件傳喚並做成出席記錄。只不過大部分的名字念了也是白念，大約70%的房客即便被傳喚，也不會大費周章地前來驅逐法庭。在其他的大城市，情況也幾乎相同。在某些城區的法庭，租戶的出席率低到只有1/10。4至於租戶不來的理由：有些是因為工作不能請假，有些是小孩找不到地方照看，有些是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甚至有些人覺得爛命一條無所謂了，當然也有人是因為覺得丟臉不願意來。5遇到租戶不見人影而出庭的只有房東本人或代理時，傳喚人員就會在檔案上連蓋三個章——意思是缺席的租戶已經默認接受驅逐。一旁的檔案文件像蓋房子般，越疊越高。驅逐法庭裡常有幾十個人在同時歎氣、咳嗽、低語、跟孩子說悄悄話，當中穿插著高低跌宕的點名、停頓與三次重重的蓋章聲，最後合奏出一曲柔和的嗡嗡聲響。
法庭前台後側，兩根雄偉的木質圓柱之間掛著一大幅畫。畫上摩西帶著還未損壞的十誡石板走下西奈山，俯視沙漠中的以色列人圍著金牛犢跳舞。傳喚人員的木桌兩側各有一條門廊，分別通往專員的辦公室，也就是實際召開聽證會的地方。當自己的案件被傳喚時，房東跟租戶就會走這兩條門廊去見法官，一般只在裡頭待幾分鐘而已。
一名聆訊剛結束的黑人女性牽著孩子的手，重新回到房間。她包著頭巾，一直沒脫下身上厚重的藍色冬衣。她一路從400號房的中央走道穿過，與貌似貧血、帶著文身的白人男性、坐輪椅且穿著睡褲跟Crocs洞洞鞋的白人女性、還有一名膝蓋上擱著頂軟帽子的盲眼黑人男性、一名身穿「為我們禱告」，腳踩工作鞋的拉美裔男子擦身而過——他們全都為了驅逐案件在這裡等候傳喚。一般而言，租房的都是窮人，而且幾乎沒有例外都是因為沒有按時交租而遭法庭傳喚。他們大部分人把半數的家庭收入花在房租上，其中1/3的人更得把收入的80%以上繳給房東。6每六名出庭後遭到驅逐的房客中，只有一名馬上可以入住收容所或親友的公寓，不至於落得前途渺茫。剩下的會在大馬路上安家落戶。絕大多數人無法找到一個容身之處。7
身穿藍色冬衣的那名女性發現某排椅子的末端，坐著另外一名黑人女子，二人四目交匯。於是經過的時候，她彎下腰來對這位非裔同胞小聲說：「別緊張，親愛的，幾分鐘就結束了。」一如往常，法庭內是黑人女性的「天下」。通常，在一個月裡，出席密爾沃基驅逐法庭的黑人占總人數的3/4，而黑人中，女性又佔3/4。黑人女性在驅逐法庭的數量超過其他群體的人數總和。8她們的孩子各個年齡段都有，一個頭上彷彿用了整盒髮夾的小女孩安靜地坐著，夠不著地板的雙腿在椅子下方蕩啊蕩；一個皮膚黝黑的男孩身穿大兩號的有領上衣，坐得直挺挺的，表情一本正經；旁邊可能是他妹妹的小女孩正在打瞌睡，一隻手臂彎著蓋住眼睛，一隻手抓著小狗造型的毛絨玩具。
在密爾沃基最貧困的黑人社區，驅逐已經是家常便飯，女性遭到驅逐更是見怪不怪。在這些社區，每十七名女性租房者中就有一名會被法院判定驅逐，這一比例是同一社區中男性的兩倍，更是密爾沃基底層白人社區中女性的九倍。來自黑人社區的女性僅佔密爾沃基人口的9%，但在所有被驅逐的租房者中，她們所佔的比例卻高達30%。9如果說貧困黑人社區裡男性的日常生活是進出監獄，那黑人女性過的就是被驅逐的日子。黑人男性照例被關，黑人女性習慣被趕。10一名委員從側邊的門廊走出來，從傳喚人員那裡拿走一個檔案。謝倫娜一隻腳不停點著地板，等待自己被點名。月初時，她就已經為了八件驅逐案出庭，當中也包括帕特裡斯的案子。只有一名租戶出庭，那就是獨腿裡基（Ricky One Leg）。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謝倫娜面前抱怨：「把我拖來這裡幹嗎？」裡基講話聲音有點尖，又有點沙啞。在他一呼一吸間聞得到啤酒的味道，木頭義肢是他二十二歲的「生日禮物」，那天他的腿上中了四槍。
「怎麼？要我揍你另一條腿？」謝倫娜回擊。她雙手握拳舉起，裡基則作勢要用枴杖去刺她的腳。
打鬧一番後，謝倫娜說：「愛你呦，裡基。」
「我也愛你啊，寶貝。」
「你知道的嘛，形式上還是要跑一下。你總不能到雜貨店裡白拿東西，然後說：『嗯，這些東西我要了，但我沒錢付你喔。』」
「我懂的，寶貝。今天要是我當老闆，我也會在商言商……我老爸也跟我說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恩將仇報。」
終於輪到他們，謝倫娜跟裡基朝著排椅前的木桌走過去。因為驅逐的案子是按照原告（房東）來分的，所以傳喚人員要先點名，看謝倫娜所有要驅逐的房客是不是都到齊了。
「西塞爾·克萊門特？」咚、咚、咚（蓋章聲）。
「帕特裡斯·辛克斯頓？」咚、咚、咚。
沒有出庭的帕特裡斯人在Cousins Subs端盤送碗，因為她既不想失去這份工作，又找不到人換班。要知道Cousins Subs的店長已經對她的A級輕罪[2]（開空頭支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對她來說，在Cousins Subs工作只有通勤這點好處：她可以安安靜靜地坐一個小時的公車，道路兩旁儘是磚房跟斜掛的美國國旗。
「去她的（謝倫娜），去她的法庭，」帕特裡斯後來說，「我媽有去出過庭，結果那個法官特別粗魯。」開庭未到，意味著帕特裡斯的「租房生涯」將以一次驅逐記錄開場。但對此她沒想太多。「我發誓，一堆我認識的人，扣掉白人朋友不算，幾乎人人都有驅逐記錄。」帕特裡斯知道，倘若真要跑去出庭，那可不只是損失工時跟惹毛店長那麼簡單，她還得在那些學歷比她高、法律懂得比她多、在法院比在家裡還自在的人面前一爭高下。當然有些房客可能更慘，他們得跟房東的律師大眼瞪小眼。
而且帕特裡斯還得再踏進那棟古老而雄偉的法院，但她並不想。帕特裡斯這輩子待過最講究的建築是豐迪拉克大道上的莉娜食品超市（Lena』s Food Market）：那裡有購物推車，耀眼的日光燈，還有打過蠟、磨得珵亮的亞麻地板。在她白人朋友的口中，莉娜超市就像貧民窟的雜貨店，但這在密爾沃基北部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在莉娜超市裡，帕特裡斯從來不會覺得自己來錯了地方。大凡密爾沃基市裡會讓她覺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她都盡量不去。帕特裡斯的住處離密歇根湖岸有四英里：去那兒走路需要一小時，公交車半小時，開車十五分鐘。但她一次都沒有去過。
「謝倫娜。」有人輕輕叫了一聲。謝倫娜轉過身，看到阿琳把頭探進400號房。
謝倫娜走出房間，來到外頭的走廊，接著走向將臉藏在紅色帽T裡的阿琳。「親愛的，」謝倫娜說，「我要麼得讓你搬走，要麼得把錢要回來。我說的是實話……我也有賬單要付。我現在就可以拿賬單給你看，你看了一定會嚇到眼珠子要掉出來。」
謝倫娜把手伸向她的檔案，抽出一張市政府已經宣告為危樓的房地產稅單遞給阿琳，上頭列出了逾期未付的雨水費與疏通下水道的費用、封房的費用，還有一些雜項，加起來是11465.67美元。阿琳茫然地盯著賬單，她一年也賺不到這麼多錢。
謝倫娜抬起頭問：「你看到了嗎？我的狀況……這或許不能怪到你的頭上，但……」她揮了揮夾在食指跟拇指間的賬單，「我也不好過。」
講完這些，謝倫娜回到400號房坐下。她還記得第一樁驅逐案，緊張又不知所措的她事先把書面資料來回看了幾十次，所有的流程也都很順利。一回生二回熟，沒過多久，她就申請了第二次、第三次。在填寫法院表格時，謝倫娜學到了幾招：要在租戶的姓名後頭加上「等人」的字眼，這樣驅逐判決的效力才會覆蓋到租房處的所有人，包括她不見得認識的那些人。文件上問估計的損失金額時，要回答「不超過5000美元」，也就是法定上限；經驗告訴她，委員們不認同超過55美元的滯納金；並且花89.5美元的手續費把拖欠房租的租戶拉到法庭上是划得來的，因為一旦這麼做，很多租戶就會努力把錢生出來，再說這手續費只是墊付的，之後她還是可以把這一條列到租戶的賬單上。
阿琳對驅逐法庭也不陌生。十六年前她才二十二歲的時候，就走過一遍驅逐的程序。從滿十八歲起，阿琳粗算了一下，她租過不下二十個地方，意思是她跟孩子差不多每年都得搬次家——要是次數多了就意味著她們那年曾被驅逐。但話又說回來，阿琳的驅逐記錄並不如想像中那般「滿江紅」。這些年下來，她在跟房東交手時用過不少化名。她沒有取什麼亂七八糟的假名，只是把真名稍微動點手腳，改一兩個字母讓「阿琳·貝爾」變成「阿琳·畢爾」或「厄琳·貝爾」，而這些名字也真吃下了不少驅逐記錄。主要是忙到一個程度，法院的職員跟不少房東一樣，不會那麼認真地要求出示證件。阿琳記得早年在密爾沃基，驅逐會在聖誕節前後喊停，那是一種慣例。但那是1991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名房東狀告非營利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該組織便開始主張這種暫停驅逐的做法是有違公平正義的宗教慶祝活動。11老一輩的有些人不知道是人太好、習慣了，還是沒人告訴他們，總之有些人會因為聖誕節暫時不趕人，但這不包括謝倫娜就是了。
時間繼續向前推進。律師一個個都已經回家了——因為他們的案子會優先叫號處理，於是400號房門前只剩下法警跟傳喚人員在場。這天的法警是一名嬌小而有點暴牙的白人女性，閒得發慌又沒人講話的她開始找那些租戶的碴。「手機不想被沒收的話，就給我關靜音！」早在一個小時前，兩位傳喚人員就哈欠連天，連遮都懶得遮。「別堵在走廊上！」女法警喝令一聲。小孩子的鞋底在座椅上踩啊踩的。「要討論案子的到外頭去講。」女法警又補了這句。
最後，阿琳抬起頭來，看到謝倫娜走進門廊，手握著半開的門把說：「輪到我們了。」
等了兩個小時才被叫到。謝倫娜抽到的特聘法官是勞拉·格拉姆林·佩雷斯（Laura Gramling Perez），這名白人女士有著軍人般挺拔、端正的身姿，穿著深色西裝，戴著珍珠項鏈，露出線條輪廓。格拉姆林·佩雷斯法官一開口便先請阿琳在她辦公室前候著，她另外有件事情要先跟謝倫娜處理。謝倫娜於是跟著特聘法官來到辦公室內。這是間頗為大氣的木質辦公室，四壁點綴著法律著作、裱框證書，還有家族合照。這名特聘法官在偌大的硬木桌前坐下，並問：「發票有著落了嗎？」
謝倫娜已經連續兩天來這間辦公室了，昨天她來是希望特聘法官能核准她向另一名從危樓中驅逐的房客索討5000美元。拿民事訴訟來說，每筆驅逐申請都可拆成兩部分來看，其中「第一請求」（first cause of action）專門處理「租戶是否應該被驅逐」的判定，再來的「第二、三請求」（second and third causes of action）則處理應當付給房東的款項，包括：欠繳的房租、開庭費用、其他損失賠償項目。12換句話說，多數租戶在驅逐法庭上會被起訴兩次：第一次要求歸還房子，第二次要求上繳欠款。這也意味著他們得出庭兩次。前面說過很少人來的是第一個出庭日，至於第二個出庭日，可以想見會來的就更少了。也正因為第二次出庭的租戶少之又少，在庭上就容易演變為房東說多少就是多少，沒有人跟他們唱反調。通過起訴房客來討回欠租跟法庭費用，一點都不麻煩。房東可以合法要求房客支付欠繳的租金、法庭核定的滯納金，還有租約終止後滯留期每日兩倍的租金。但要是說起房屋損壞賠償款項，那可就是一筆爛賬了。有時，謝倫娜在來法院的路上還在猶豫不決。「後門應該算多少錢呢？150元？200元？」有時，她會多算一筆除蟲的錢，但其實這一條昆汀可以自己處理。總之只要金額別太誇張，傳喚人員都會咚咚咚地讓「第二、三條請求」快速通關。要是金額大到讓傳喚人員愣住，那他們就會把資料上呈給特聘法官把關，這就是格拉姆林·佩雷斯在做的事情了。她跟謝倫娜要發票，是希望她能提出憑據來證明前租戶有必要賠到5000美元的上限。
「我跟她要這點錢根本是零頭好嗎？她把我的房子弄得亂七八糟。」謝倫娜一邊回復法官，一邊拿出了滿目瘡痍的房間照片和她剛剛給阿琳看過的賬單來佐證。
格拉姆林·佩雷斯仔細看過照片跟賬單，但她的結論仍是：「證據不夠。」
謝倫娜嘗試再爭取一次，但依舊徒勞。「反正事情就是不能順我的意。」她終於被激怒了。
「嗯，恐怕是吧，」專員說，「那麼……」
「這樣真的很不公平！都沒人管管這些租戶。每次都是房東咽苦水。這個制度真是有問題……隨便，反正這些錢我橫豎拿不回來了，這些人本來就是社會上的廢渣！」
格拉姆林·佩雷斯把謝倫娜的索賠金額從5000砍到1285元，月初那八筆驅逐案一共判了10000多美元。謝倫娜當然知道判賠不等於錢進口袋。除了把租戶的押金沒收之外，房東其實沒有太多渠道可以拿錢。謝倫娜可以嘗試扣押租戶的薪水，但那也得在前租戶有工作、生活又不在貧窮線以下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她可以扣押銀行賬戶，但是很多前租戶根本沒有賬戶可扣。就算有，房東也不能碰州政府發放的社會福利補助，而且永遠要在賬戶裡留1000美元，不可以扣得一乾二淨。13
即便如此，謝倫娜和許多其他的房東還是前仆後繼地發動「第二、三請求」。這會對房客帶來不良影響，因為金錢判決（money judgements）會登記在驅逐記錄上。驅逐記錄上積欠的租金是200美元或2000美元會讓房東的感受天差地別。另外金錢判決也有可能事隔多年又重新落到遭驅逐者的頭上，尤其當房東將這些判決結果納入法庭正式記錄的話。金錢判決一旦被法院正式記錄，房客的信用記錄裡就會被烙上一個印記，十年內他／她只要在密爾沃基縣境內置產，該筆金錢判決就會跳出來對這筆房產享有「優先權」，而這將大大限制新業主利用重貸或變賣房產進行理財的空間。14對房東來說，將金錢判決納為正式記錄是放長線釣大魚，房東賭的是未來。畢竟誰都不知道或許某年某月，某個房客會突然想要振作起來恢復信用，會自己跑回來把賬結清。到時候房東還可以要求「連本帶利」還，因為金錢判決累積的年利率會讓所有投資人艷羨不已：高達12%。對於大半輩子都窮到趴在地上、早就沒什麼信用可言的最底層人來說，金錢判決有沒有登記在案，只是地獄十七層跟十八層的差別而已。但對於那些後來找到了不錯的工作、遇到好對像走入婚姻、申請學貸想讀書、或買了人生第一個家，總之希望能再拼一次看看的房客而言，這就像是原已崎嶇不平的安定之路上出現了難以跨越的天險。
謝倫娜一直想著要請像「追回租」（Rent Recovery Service）這類的公司，來幫忙她把「第二、三請求」的錢給拿到手。這家自稱是「全美最大也最有進取心」的追租服務公司，會向三家全國性的信用管理機構舉報欠錢的房客，然後將房客資料輸入到覆蓋全美的追蹤系統裡。有了這個系統，追租公司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掌握前房客在財務上的一舉一動，從此前房客無論是想要借錢、求職，還是要去銀行開戶，都不可能瞞過追租公司。就像把金錢判決列入正式庭審記錄的房東一樣，這些追租公司的眼光也非常長遠，他們等的是有一天房客能「通過賺錢自力更生」，到時候他們就可以開始收賬。「追回租」公司自稱「只要債務還在，檔案就不會關」。15這當中有些檔案裡的債務金額經過合理的計算並且賬目一目瞭然，但也有些檔案裡的「第二、三請求」被嚴重誇大，或者利率高得離譜。但既然法庭都認證過了，「追回租」公司也不會管這麼多、分這麼細。
終於輪到處理她的案子，阿琳在特聘法官的桌前坐下，她決定就坐在謝倫娜身旁。兩個女人互相對視了一會兒，不知情的還以為她們是老朋友甚至是姐妹，只不過其中一個人的命比較好罷了。謝倫娜還在為剛剛的5000美元犯嘀咕，特聘法官閱讀阿琳的檔案，頭也沒抬地問：「房東太太說你欠繳房租要驅逐你，所以你沒有按時交租嗎？女士。」
「是。」阿琳答道。
才講一個字，她這案子就已經輸了。16
特聘法官看向謝倫娜：「你這邊願意和解嗎？」
「不願意，」謝倫娜回答，「主要是她欠得太多了。上次她的好姐妹過世時，我有給過她方便，她那個月的租金就沒繳全，現在又過了一整個月，算起來她足足欠了我870元。」
「好，好，」特聘法官要她打住，然後將目光轉向阿琳，「所以房東太太的意思就是要你搬走。」
「好。」
「你家裡有未成年的小孩嗎？」
「有。」
「幾個？」
「兩個。」
法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多一個孩子要撫養，就要多給被驅逐者兩天的時間緩衝。法官們有時候會給這麼一點點「優惠」，格拉姆林·佩雷斯也是其中一位。
「我跨年前會搬走，」阿琳說，「最晚新年當天。」
「等等，但這樣就卡到下個月了，那又是新的租期了。」謝倫娜反應。
「那要是她可以在1月1日前搬走，你願意提個和解方案嗎？」特聘法官還沒死心。
「可是，」謝倫娜連僅有的耐性也沒了，「還有一票人在排隊，想在1日搬進來。」
謝倫娜看似堅定，但特聘法官看到了突破口。她知道阿琳是走定了，她只是希望阿琳盡可能不要留下驅逐記錄的「污點」。抱著這個想法的法官再試了一次：「如果她願意在12月31日離開，我是說她自己乖乖走人，你能不能得饒人處且饒人？」
「我要饒她什麼？」謝倫娜冷冷地問道。
「比方說你要不要把驅逐判決撤銷？」
「那她欠我的錢怎麼辦？」驅逐判決撤銷，就代表金錢判決也一併撤銷。這麼辛苦地透過法庭來驅逐房客，謝倫娜為的就是要取得金錢判決，即便對方是靠社福度日的單親媽媽也在所不惜。
「嗯，我想說的是，你要是願意少拿阿琳兩三百美元，一月入住的房客就可以保住。」法官這麼說是因為她知道謝倫娜可以沒收阿琳的押金，這樣她實際上少收的租金只有320元。「交換的條件是她不會擋著你……」
阿琳突然打斷法官：「我並沒有要擋她的財路。」她說得非常用力，臉上掛著受辱的表情。阿琳看出來了，眼前這位戴珍珠項鏈的白人女士說個不停，但她顯然沒有能力發號施令。
一直若有所思的謝倫娜挺起身。「我什麼都不撤銷。我就是不想……我真的受夠了，不要每次都要我吞下去……」她一邊說著每一個字，一邊開始敲桌子。
阿琳看著特聘法官說：「我也沒有想賴著不走。我知道她說的意思，那畢竟是她的房子。」
「我瞭解。」特聘法官說。
「我沒有硬要待在那兒。」
「我瞭解。」
特聘法官沒再繼續說下去，只是自顧自地翻起了資料。在三人的靜默之中，阿琳稍稍地轉守為攻。她想起了破掉但沒補的窗戶，還有時靈時不靈的熱水，以及骯髒的地毯，於是她說：「我也有理由可以責難她，只是我不願意提，算了。」這就是她僅有的辯護詞。17
特聘法官看著阿琳說：「女士，條件是這樣，你要在1月1日前自行搬離……要是做不到，1月1日你人還在那兒，那房東太太就有權直接回來法院領驅逐令，不需要再另行通知你，然後治安官就會出動。」
謝倫娜跟阿琳走出法庭，輕柔的雪仍舊在下。謝倫娜依約要載阿琳回去。進到車裡，謝倫娜馬上先揉了揉脖子，阿琳則把臉整個埋進手掌裡。她們都很頭痛：謝倫娜是因為上法院，她還在為了格拉姆林·佩雷斯砍了她的金錢判決而耿耿於懷；阿琳則是餓到頭痛，她一整天都沒有吃飯。
「我也不想讓你們母子天寒地凍時沒地方住，」謝倫娜一邊跟阿琳解釋，一邊開車在融雪的泥濘道路上緩緩前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些房東私底下亂來，跟土霸王一樣想幹嗎就幹嗎；但也有像我這樣照規矩來的房東，我們會去法院，讓像剛剛那樣的女法官說得天花亂墜，畢竟法律就是這樣規定……她也知道這個爛體制有問題，但她就是偏袒。」18
隔著車窗，阿琳瞅見雪無聲地落在黑鐵燈柱上，落在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的華美圓頂上，也落在耶穌教堂（Church of the Gesu）的哥特式雙尖塔上。
「有些房客真的髒到一個境界，」謝倫娜自顧自地說著，「他們一來，蟑螂也跟著來，老鼠也跟著來。除蟲的錢誰付？像那個多琳·辛克斯頓，她把吃剩的泡麵都往洗碗槽倒，又一直打電話說水管堵住……結果變成我要打電話找管道工來。不然就是吃完炸雞把油往洗碗槽裡倒，他們倒得很開心，要叫管道工的還不是我。」
轉進中央街（Center Street），車子行經教會，感恩節或聖誕節時阿琳會來此領禮物籃，籃子裡裝著食物，還會有御寒衣物。她一直希望有天她也能在教會裡做這些事情，她想當發禮物的人。
「所以說啊，阿琳，」謝倫娜把車停到阿琳位於第十三街的家門口，「你可不要哪天想不開來當房東，這是一份難賺錢的苦差事，出了什麼事永遠是房東吃虧。」
阿琳下車，轉身對謝倫娜說：「聖誕快樂。」
[1]Power ties，傳統上以紅藍色為主的保守條紋領帶。對打著權力領帶的人會有這樣的刻板印象：他們身穿西裝、手戴俗氣的勞力士表，身上古龍水味濃得嗆鼻，握起手來出奇地用力。
[2]A misdemeanor，美國刑法中將重罪分成A到E五個等級，輕罪則分為A和B兩級，其餘則算是更輕微的違規。輕罪中A級輕罪的關押時間不超過一年，B級輕罪的關押時間則不超過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