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同堂的辛克斯頓家（Hinkstons）住在第十八街跟萊特街口一棟棕白色的房子裡，拉馬爾家就在他們後頭。家族中的大家長是多琳，她的肩膀寬闊，腰圍也是。多琳戴著眼鏡，有張大餅臉，膚色稍淡的雙頰上有深棕色的雀斑。從多琳記事起，她就沒有瘦過，每天的生活也是優哉游哉，很少見她為了什麼事情著急。多琳有四個孩子：二十四歲的帕特裡斯、十九歲的娜塔莎（Natasha）、十四歲的C.J.跟十三歲的魯比（Ruby）。外加老大帕特裡斯生的一個外孫兩個外孫女：十歲的米奇（Mikey）、四歲的傑達（Jada）、兩歲的凱拉·梅（Kayla Mae）。這個家裡還養了只叫科科（Coco）的小狗。身形像美式足球員的科科凶起來會咬人，但它對娜塔莎忠貞不貳。
在帕特裡斯收到謝倫娜的驅逐通知單，並跟三個孩子從公寓樓上搬到樓下與多琳同住後，辛克斯頓一家八口（加上科科）算是完成了合體，但他們也發現自己的生活空間又小又擠。帕特裡斯、娜塔莎跟C.J.的因應之道是盡量少在家裡待著，天公作美時，三人會在外頭散散步，天黑了就到家後頭找拉馬爾打黑桃王。只不過到了夜裡，大家還是得擠在一起睡覺。兩間臥房，帕特裡斯佔了當中那間小的，她咕噥著如果要她負擔一半的房租，那至少得要有個房間歸她，就算房間沒門也沒關係。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多琳跟娜塔莎合睡一張床，魯比則蜷曲在椅子上湊合著睡，手腳都無法伸直。米奇在客廳裡跟C.J.分享一張沒有床單的床墊，旁邊就是玻璃茶几和堆得像山一樣高的衣服，髒的乾淨的都有，反正房間裡放不下就是了。帕特裡斯的兩個女兒睡在飯廳一張四角都開花的床墊上，內裡的彈簧跟褪色的海綿都已「臟器外露」。
所有人都沒辦法好好睡覺。娜塔莎睡著後有伸腳踢多琳的癖好，多琳則會習慣性地翻身滾到娜塔莎身上或把枕頭偷過來，假如娜塔莎想要回去，多琳就會直接用枕頭反擊。因為睡不好，年紀較大一點的孩子常錯過清晨的校車，小一點的孩子則一整天困得隨時隨地都可以睡著。有時候多琳從廚房走出來，就會看到他們睡得東倒西歪。頭不是枕在茶几上，就是枕在掉地上的幾件衣服上。
生日的前夜，往往也是睡得最差的一晚。要是你一個不小心睡著了，帕特裡斯一定會溜進房裡，用蛋黃醬或番茄醬把對方的臉塗花。已經六年了，辛克斯頓家都沒有慶祝過聖誕節——他們慶祝不起。但到了生日那一天，當辛克斯頓家的一分子頂著張黏糊糊的大花臉笑著起床時，會看到生日蛋糕赫然擺在桌上。彼此之間喜歡鬧來鬧去算是他們家的傳統。娜塔莎曾經在帕特裡斯的內衣裡撒過胡椒，帕特裡斯專挑娜塔莎負責照顧弟弟妹妹的時間，把魯比偷偷帶出家門，害得娜塔莎在附近繞了好幾個小時找人急得快發瘋。
辛克斯頓家的後門已經從門軸上脫落，牆壁上坑坑窪窪的，浴室裡還有個大洞。他們家的天花板有點塌陷，主要是樓上漏水，因此地板也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黑垢。廚房的窗戶裂了，飯廳有幾扇歪七扭八又缺了幾片的百葉窗。帕特裡斯掛上厚重的毯子，蓋住窗戶，室內因此顯得灰暗。客廳裡，用膠合板做成的櫥櫃上有台小電視，電視旁則是沒有燈罩的檯燈。
在帕特裡斯搬到樓下之後，謝倫娜發現她在偷電。修理電表得花200美元，但只要帕特裡斯還跟多琳住在一起，謝倫娜就不願意花這錢。「我才不出，」她說，「這錢統統要那些黑人出，冬天挨凍是他們的事。」辛克斯頓家後來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攢到200美元。在此期間，房子背面那些房間，包括廚房都沒有電，冰箱裡所有的東西都壞了，一家人終日以罐頭果腹：每晚不是意大利方餃罐頭，就是通心粉罐頭。
面對發臭的冰箱，辛克斯頓家的態度就跟他們面對整間公寓的心態是一樣的：忍就對了。對家中的床墊和小雙人沙發，他們也秉持著同樣的想法。床墊跟沙發縫裡的蟑螂多到不像話，他們希望能在搬家時把它們統統甩掉。事實上，這些蟑螂在辛克斯頓一家搬進來前就已在此「駐紮」了：碗槽、臉盆、馬桶、牆壁，乃至於廚房的抽屜，蟑螂的身影無所不在。「他們就是看哪裡房租便宜就搬到哪裡啊，」謝倫娜這麼講多琳這一家，「他們踩著蟑螂就搬進來了。」
在辛克斯頓家搬進謝倫娜位於萊特街旁的公寓前，他們有七年的時間住在第三十二街一棟有五個房間的公寓。那個家當然不是什麼豪宅，但空間寬敞，房東人也不錯。集所有人之力，他們每個月要付800美元的房租。帕特裡斯在一家快餐店當午餐時段的服務員，而娜塔莎在高中輟學之後也開始賺錢。多琳沒有念完高中，不過多年前她在就業中心受過職業培訓，每分鐘能打72個字。即便十四歲就懷了米奇，帕特裡斯還是念到十一年級，差點高中畢業；可最後為了維持家計，還是輟學做全職工作賺錢。娜塔莎十六歲時就拿9.5美元的時薪，在誇德製圖上班，每天輪12個小時，疲憊時會直接趴在印刷機上睡。公司沒問過她年齡，她也沒主動提。多琳的月收入是1124美元，其中437美元來自州政府的育兒補助，687美元是聯邦救濟金，能拿到這筆救濟金是因為她的腿受過舊傷——八年級復活節那天，她穿著新買的厚底高跟鞋，一不小心摔到了髖骨，骨折後一直無法完全癒合。父親當時沒有立刻送她就醫，而是讓她在家待了好幾天，否則傷口是可能痊癒的。這個老男人非常不喜歡醫生，連後來自己膝蓋不行的時候，也只是鋸下餐桌的桌腳當枴杖。
在第三十二街，街坊鄰居都認識辛克斯頓一家。他們的小孩在鄰居家跑進跑出，而多琳會站在自家門前認識認識街區的其他住戶。她和街坊的奶奶們有說有笑，遇到住附近的孩子欺負流浪貓，她也會吼他們兩句。到了夏天，小孩子會跟某位鄰居買沖天炮，把它們往街上射。多琳時不時會舉辦派對，邀請所有人參加。
2005年8月的一天，多琳打開電視，看到整個新奧爾良都泡在水裡。市區變成一片泥濘，黑人的屍體從那些在屋頂上等待救援的民眾眼前漂過。她二話不說打電話要好朋友范妮趕快過來。多琳跟范妮都被電視上的新聞驚呆了，「真的是太慘了。」多琳記得她是這麼想的。過了幾個無眠之夜後，多琳覺得自己不該只是在家擔心跟禱告，她覺得自己應該為災民做點什麼，於是把家交給帕特裡斯，跟范妮一起搭上前往南方的客運。那年她四十一歲，帕特裡斯二十歲。
「行動派」並不是她的風格，待在自家門廊上哼歌才比較像她。「我喜歡窩在自家門前。」她自己也這麼說。但一路走來，這樣的她也曾選擇放手一搏，豁出去跟時代洪流對抗。像1998年1月的某個夜晚，她連夜打包，一聲不吭地帶著全家搬到了伊利諾伊州。她想要躲的是C.J.跟魯比的生父，一個後來會在密爾沃基北部監獄蹲很久的傢伙。
乘了兩天的長途巴士之後，多琳跟范妮來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市（Lafayette）。她們加入了志願者的行列，幾十個人一起分發毛毯和食物。
跑這一趟，讓辛克斯頓家拖欠了一個月的房租。但他們住那兒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房東也很替他們著想。「他沒有為難我。」多琳回憶道。房東跟她說，有錢再還他就好，於是多琳手頭一寬裕，就一百元一百元地還。她努力上班，但意外總是會一件件冒出來，錢感覺怎麼都還不完。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幾年也過去了。
2008年初春的一個晚上，三十二街上兩名當地少年持槍互射，結果流彈貫穿了辛克斯頓家的前門，窗戶玻璃碎了一地。當時十七歲的娜塔莎正在掃玻璃，警察在那會兒要求上門查看。根據辛克斯頓家人對當時情況的描述，警官們嚴格搜索房屋，想要找到槍支或毒品（帕特裡斯懷疑槍手跟某位鄰居有關，她把事情賴到當時正在辛克斯頓家的三名男性身上：帕特裡斯的男朋友，娜塔莎的男朋友，還有一個男性同輩親戚）。但屋裡並沒有槍支或毒品，警察能找到的只有一堆髒東西：水槽裡成堆沒洗的碗盤、桶裡多到滿出來的垃圾、還有在一旁飛舞的蒼蠅。辛克斯頓家本來就不太愛乾淨，恰好前一晚又舉辦了派對。當然，也有一些不是那麼表面的問題：如果觀察入微，你會發現房東隨便拿膠合板釘在廁所搖搖欲墜的天花板凹陷處。也許是因為這個家實在太亂了，也可能是因為帕特裡斯從凌晨兩點起便對警官嚷嚷，又或者是因為警方認定辛克斯頓家跟槍擊案脫離不了干係——總而言之，後來的發展是：警察打電話給兒童保護服務局（Child Protective Service），兒童保護服務局又打給社區服務部，社區服務部派出房屋檢查員，房屋檢查員下令房東改善，房東則填了張五日的驅逐通知單要辛克斯頓家走人，理由是房租未繳清。原來槍擊案發生時，多琳的欠租只補上了一半。他們從來不覺得這錢得急著還。
房屋法庭的特聘法官一蓋好判決驅逐的公章，就意味著辛克斯頓家得趕快找房子了。說到找房，他們只能靠自己——但他們既沒有車，也沒有網絡，所以能找的範圍有限。他們向社工求助，有位社工給的就是謝倫娜的聯絡方式。約好以後，謝倫娜帶他們看了萊特街的房子，但辛克斯頓家一點也不喜歡那個地方。「就算對方是個瞎子，我也不會推薦這間房子。」帕特裡斯說。但這家人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房子都會比露宿街頭或收容所強，所以還是住了下來。謝倫娜當場就給了多琳鑰匙，外加一張用廢紙草草寫成的收據，上頭記著的是「茲收到租金暨押金共1100美元」。多琳將這收據夾進了《聖經》裡。
被驅逐之後的窘況，往往讓窮困家庭被迫接受非常糟糕的屋況。密爾沃基的租房者在迫遷之後，長期陷於居住困境的幾率會高出一般低收入租房者將近25%。1多琳說她之所以會在謝倫娜的公寓住下，是因為他們家真的走投無路了。「但我們也不會在這待太久。」被驅逐會讓人先搬一次家，緊接著再搬第二次：其中第一次搬家是不得已被迫搬到破落或甚至有安全疑慮的房子裡，第二次則是自發性地想要逃離。2順利的話，第二次搬家也得等上一些時日。
搬進謝倫娜的公寓沒多久，辛克斯頓家又開始找房。這次他們是按照出租傳單上的電話打去問，另外就是翻紅皮書找公寓出租的廣告——紅皮書是指舊城區雜貨店的免費刊物。只不過剛搬完家讓人筋疲力盡，新添的驅逐記錄又對租房不利，所以想找地方並不容易。不久後，帕特裡斯就搬到了二樓，全家一下子多了點空間可以呼吸。到了秋天，辛克斯頓家慢慢習慣了這一帶，但他們仍舊覺得住這兒不是長久之計。只不過想歸想，日子還是要一月一月過下去。這裡跟三十二街不一樣，多琳並不會很努力地想要認識街坊，也不會去留意社區裡的孩子在做什麼。帕特裡斯被驅逐的時候，辛克斯頓家已經搬來十八街跟萊特街口六個月了，但鄰居裡多琳只叫得出拉馬爾的名字，而且也只是知道名字而已。「我都沒再串門了，我以前很愛去別人家的，」多琳對這個新社區有感而發，「以前看到陌生的面孔，我會主動過去打個招呼。但現在我只會在一旁站著看。」冬天一來，多琳一連好幾周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警察的存在固然有其必要，但公共的安寧，包括人行道上的和平與街道上的秩序，能在城市裡得到維繫，靠的主要不是警力，而是人群間一股細微到幾乎難以察覺的自控力與規範，這種內在控制力與規範是民眾自發形成並且推行的。」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寫道。簡·雅各布斯認為這種健康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區的形成有個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有心」住在這裡，要有人願意看顧、守護這裡。事實證明她說得沒錯：只要弱勢的社區鄰居間能相互信任，對社區的發展願景產生共識，那這當中就能生成所謂的「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而集體效能越高，弱勢社區的犯罪率就會越低。3
單單一次驅逐，鬆動的不只是一個街區，因為受影響的不僅是被驅逐家庭所在的那個街區，他們心不甘情不願搬去的那個街區也會一併受累。在這樣的過程中，搬遷會直接「催生」簡·雅各布斯口中的「永久性貧民窟」（perpetual slum），因為當所在社區的流動率升高，日常生活中的憤恨跟淡漠也會隨之爆表。「永久性貧民窟的問題癥結在於太多人能搬就搬；不能搬的也夢想著能早點搬。」4多琳被驅逐，三十二街損失了一股穩定的力量——一個深愛這裡，想要與這裡榮辱與共、以一己之力讓社區變得安全的居民——萊特街卻兩手空空，並沒有相應地增加一位這樣的居民。
魯比、C.J.跟米奇三個都還穿著學校的制服——因尺寸不合看起來很鬆垮的白色T恤與黑色牛仔褲——輪流在臨街的窗前巴望著午餐餐車到來。每週三次，當地的教會會到社區裡發放袋裝的午餐。這一天，眼尖的魯比第一個發現了餐車。「餐車來了！」她忘情地喊了出來，接著就跟其他小孩一起衝到屋外。最後孩子們滿載而歸，他們幫家裡的每個人都領了一袋。孩子們分發起午餐，不過都沒有事先偷看袋子裡裝了什麼，因為看過就不好玩了。拿到青蘋果的會與拿到紅蘋果的交換，拿到Fritos牌薯片的會跟有SunChips牌全穀物薯片的人換，拿到蘋果汁的人會跟有果汁汽水的人交換。
「我給你兩瓶果汁。」娜塔莎對魯比開條件。
「換我一片奧利奧蛋糕嗎？」魯比做確認。但是想過之後她覺得不划算，搖了搖頭。
「魯比你太壞了！」
魯比的臉上閃過一抹露齒笑容，開始換著左右腳跳。她的利他林藥效正在消退，有些晚上在藥效消失之後，她跟米奇會在客廳的床墊上玩後空翻。
娜塔莎不開心地噘起了嘴。十九歲的她比魯比年長六歲，做起事來卻沒什麼大人的樣子，反倒更像個小孩。相對於帕特裡斯十來歲就當起了小媽媽，娜塔莎對小孩其實很反感。「小孩又亂又髒！」她說，「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們生出來會是可愛還是醜。所以，天啊，不用了……自由自在的獨立生活比較適合我！」娜塔莎會去拉馬爾家跟男生們開派對，夏天則會光著腳在家附近溜躂。和與自己同母異父的帕特裡斯一樣，娜塔莎是淺膚色，所謂的「紅骨」（redbone），因為只有一半黑人血統，膚色比較淡。有男人開車經過會放慢速度，伸長脖子想把看娜塔莎看個清楚。有時也會有老太太停下車來，拿鞋子給娜塔莎穿，眼神看起來似乎很心疼這個小女孩。這樣的情景總能惹得帕特裡斯笑出聲來。
教會的女士在白色的袋子裡塞了祈禱文，禱告完後，辛克斯頓家就會開始吃免費的午餐，並聊起那些難發音的單字，「Royal」，「Turquoise」，任何能讓他們忘記屋子裡的沖天臭氣跟凌亂不堪的事，都是好事。廚房和浴室的狀況已經糟糕到多琳考慮要打電話給謝倫娜跟昆汀，而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聯繫這兩人。辛克斯頓一家或許不太想承認，但這兩名房東真的還挺嚇人的。「昆汀脾氣不好、非常挑剔。」帕特裡斯經常這麼抱怨。昆汀每次來，都會批評說屋子裡很難聞。帶工人來修東西，常常不收拾乾淨再走，滿地都是弄剩的材料，多琳跟帕特裡斯都覺得這樣很不尊重人。「他是把我們當女傭嗎？」帕特裡斯說。昆汀會這樣，很難講是不是為了讓租戶即便碰到房子出問題也不敢打電話給他，但這的確奏效了。5
有時候多琳打電話給謝倫娜抱怨房子的狀況，最後反倒自己成了謝倫娜抱怨的對象。「每次我們打過去說房子哪裡有問題，她都會繞一圈把事情怪到我們頭上，說東西根本就是我們用壞的，」多琳說，「我聽得都煩了……所以後來哪裡壞都是我們自己修。」
所謂「自己修」，常常就是「不修了」。第一個堵住的是廚房的碗槽。過了幾天，魯比跟帕特裡斯就開始把碗搬去浴缸洗。但食物殘渣多少會流進下水管道裡，因此沒多久就輪到浴缸堵住了。浴缸裡淤積了水泥色的髒水，於是辛克斯頓一家就開始在廚房用燃氣爐燒水，然後拿海綿蘸著水擦澡。緊接著，有人會把剩下的水倒進馬桶，然後拿搋子去通馬桶，引得一小群蟑螂四處竄逃。拿搋子的人得很用力，一般來說，你得通上整整五分鐘，才有辦法讓水順暢地往下衝。遇到通不了的時候，全家人就得把用過的髒紙巾集中在塑料袋裡，跟著垃圾一併丟出去。
多琳終於忍無可忍，為了管道堵塞的事情打電話給謝倫娜，但怎麼也聯繫不上。在留了一周的語音信箱之後，謝倫娜終於回了她電話。謝倫娜說，她跟昆汀去了趟佛羅里達，所以沒接到電話。他們剛在那兒置產，買了間度假用的三居室獨立產權公寓。至於多琳打來申訴管道堵塞的事情，謝倫娜並沒有直接回應，她只是提醒多琳一件事：讓帕特裡斯母子住在她那兒，已經違反了租約規定。
對帕特裡斯來說，謝倫娜的反應似曾相識。在搬進二樓之前，帕特裡斯也先看過房子的狀況，而她當時覺得那地方「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棉絮般灰色的地毯磨損嚴重且藏污納垢，兒童房的天花板塌陷，陽台門脫落，陽台本身都有種往上頭扔袋麵粉就會垮掉的感覺；而謝倫娜曾答應過要處理。即使房屋違反建築規定，甚至不符合「最低居住標準」，但只要房東願意處理，就還是可以出租。6
既然謝倫娜這麼說，帕特裡斯也就信了。帕特裡斯於是拿了押金加上第一個月的房租，一共1100美元給謝倫娜，但修理房子的進度慢得可以。帕特裡斯家浴缸裡的水已經排不掉了，但謝倫娜還是沒回她電話。那一次她是跟昆汀照慣例去牙買加度年假。「你在牙買加，而我們連在家洗個澡都沒辦法。」帕特裡斯說。她曾經連續兩個月都沒有正常的洗碗槽可用。而且帕特裡斯也曾發現某面牆上有個大洞，但謝倫娜只是拿了本手冊給她，裡頭講的是如何不要讓她的小孩受到含鉛油漆的傷害。甚至於當門的合頁脫落的時候，「她竟派了些有毒癮的人來修理。」帕特裡斯沒完沒了地抱怨起來，最後她選擇攤牌。
「我要找律師告你！」帕特裡斯吼出來。
「要告去告，請便，」謝倫娜笑了，「但你有錢跟我這樣耗嗎？」
「我房租都交了，為什麼東西不修好？」
隔了一個月，帕特裡斯試了個新的策略。她想如果乖乖交房租沒用，那不交呢？不交是不是能逼著謝倫娜對她有所回應？帕特裡斯扣下一半的房租沒繳，說這個月的房租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房子修好再給。房租花了帕特裡斯每個月65%的收入，花這麼多錢住在這種爛環境，她嚥不下這口氣。
結果帕特裡斯的新策略不但無效，還弄巧成拙。謝倫娜告訴帕特裡斯如果不把房租付清，房子她就拒絕修理。對帕特裡斯來說，這真的是挖了個洞給自己跳。準時交租後，謝倫娜就來陰的，月初一過就不接電話；扣住房租，謝倫娜就來硬的，大言不慚地說不修。「我那麼拚命幹嗎，你房租又沒付清。」謝倫娜說。但即便被嗆，帕特裡斯還是沒有要搬走的意思。她喜歡住在媽媽家的樓上，也覺得這地方修一修其實還不錯。但屋漏偏逢連夜雨，她工作的快餐店Cousins Subs削減了她的工時，讓她連原本那一點談判的籌碼都沒了。在收到謝倫娜拿來的驅逐通知單後，帕特裡斯已經沒有補房租的錢了。她跟謝倫娜說一收到退稅，她就有錢可以還，但一切都晚了。原來謝倫娜的好朋友貝琳達打來電話說她有客戶在找房子，而謝倫娜自然不會讓到手的鴨子飛了，她保證只要幾周，帕特裡斯的公寓一定能空出來。
在浴缸不能用、洗碗槽不通，馬桶也只勉強能用的狀況下忍了兩個月，多琳決定自己去找管道師傅。頭一次水管不通時，管道師傅的錢是謝倫娜支付的，而她不打算再花這種錢。在三十二街的教訓之後，多琳也不想把房屋檢查員找來，那是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總之，管道師傅最後收了150美元，成功用像胃鏡般的蛇形器材疏通了水管。師傅說這兒的管道老舊，建議多琳最好別讓任何東西流進水槽。師傅走了以後，多琳第一件事就是放好熱水並在裡頭泡了一個小時。
多琳覺得她自掏腰包的150美元要從房租裡扣才合理，所以即便謝倫娜說只要她這麼做就將她驅逐，多琳也還是扣了。她想說，如果都要被驅逐的話，那這150美元還是留到下次搬家時用好了。7在手頭很緊的租房者之間，有多琳這樣的想法很正常，因為房租幾乎吃掉他們所有的收入，所以很多弱勢家庭不得不主動「促成」一次必要的驅逐，這樣才能省出錢來搬到別的地方。這一頭有房東吃虧，另一頭就會有房東賺到。8
如果非搬不可，多琳也知道她不可能找到比現在便宜很多的新住處，畢竟他們一家八口。在當時，密爾沃基兩居室公寓的月租中位數是600美元，其中月租在480美元或以下的占10%，月租750美元或以上的也占10%。9同一座城市裡最便宜跟最貴的房子，月租差距不超過270美元。而這意味著即便你不追求住在最好的社區，甚至願意犧牲生活品質住到很差的地方，省下的房租也不會多多少。以密爾沃基最窮困、至少40%的家庭處於貧窮線以下的區域來講，兩居室公寓的月租中位數也才比全城平均水準低50美元。10謝倫娜是這麼形容的：「兩居室公寓就是兩居室公寓，搬到東是兩居室公寓，搬到西也還是兩居室公寓。」
這樣的情況，早就不是一天兩天了。19世紀中期，也就是廉租公寓開始在紐約出現的時候，當地最底層的貧民窟租金還要比上城高出30%。到了20世紀的1920與1930年代，密爾沃基、費城或其他北美城市中的黑人區，年久失修的房子租金還是超過白人社區裡屋況比較好的住處。甚至到了1960年代，以美國大城市裡相同的居住條件來看，租金也是黑人付得比白人多。11窮人不是為了房子便宜才群聚到貧民窟裡，窮人（特別是黑人窮人）會聚集在那裡，是因為社會對種種不合理現象的放任與縱容。
降租可以滿足市場需求，也可以避免被欠租並且減少驅逐房客的各種成本，但做底層市場的房東大多不會這麼做。因為想要避免欠租跟驅逐的成本，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對眾多房東來說，比較「經濟」的做法不是維護屋況，而是直接趕人。面對萬年欠租的房客，想在維修費上摳門是有可能的，而高房租就能「確保」租房者永遠處於欠租的狀態。
法律能夠保護的是有辦法正常繳租的租戶。法律的設計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與人道，而有能力繳租的人不僅能光明正大找來房屋檢查員查看屋況，還有權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房子修繕完畢。12但只要一拖欠房租，這些保障就會土崩瓦解。欠租的房客會被剝奪扣住房租或暫時將租金信託給第三方的權利。向房屋檢查員申訴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為驅逐的命運可能會先行上身。低收入的租房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只是維護權利的代價他們負擔不起。
「我在想，叫檢查員來只會讓事情越來越難收拾。」多琳這麼跟帕特裡斯說。
「是啊，」帕特裡斯附和，「把檢查員找來的話，她可以叫我們滾。」帕特裡斯的意思是多琳違約在先：她讓帕特裡斯母子這四名「未經許可的住宿者」（unauthorized boarders）搬進來，所以謝倫娜有理由可以驅逐他們。而只要房屋檢查員現身，謝倫娜就有可能會出此下策。
凡是房客欠租或違約在前，法律的保護傘失效後，房東就可以對租房內壞掉的東西採取放任不管的態度。或者就像謝倫娜對房客說的：「你讓我好做事，那我也不會為難你。」有些租戶會拿自己的尊嚴與孩子的健康去交換一個棲身之所。13在2009到2011年間，密爾沃基近半數的租房者得忍受「嚴重且長期性」的住房問題。14超過1/5的租房者曾苦於窗戶破損、電器故障或家鼠、蟑螂、野鼠為患達三天以上才獲得處理。1/3的曾經忍受水管不通達一天以上，1/10的人至少曾一整天沒有暖氣可用。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非裔的美國家庭，連小孩子的臥室也不例外。但無論租房處的屋況是好是壞，有無上列問題，密爾沃基的公寓租金都不會有太大的差異。15
一旦沒辦法準時繳租，房客們就得勉強自己接受不舒服、不理想，甚至不安全的居家環境。要是不想勉強自己，另一條路就是等著被驅逐。但在商言商，這一整套做法確實有（暴）利可圖。能入住四個家庭的房產（雙聯式外加兩層樓），也就是像多琳跟拉馬爾所住的那種公寓，是謝倫娜手裡最會下蛋的金母雞。她第二賺錢的房產類型，就是阿琳在第十三街住的地方。在謝倫娜的所有投資中，條件最差的房產反而是她投資回報率最高的搖錢樹。16
在多琳對謝倫娜說要扣留部分房租後不久，娜塔莎發現自己竟然已經有四個月的身孕。把這事情跟媽媽說了以後，多琳笑著說：「我就說吧！」面對各種生理變化，娜塔莎一直都是鴕鳥心態，但旁觀的多琳看得一清二楚。多琳覺得這是個天大的好消息。「我又要當外婆了！」她開心地大叫。娜塔莎的男朋友也很興奮。不管是否「合法」，孕育一個新生命仍是喜事一樁——除非你是個想要獨立、自由生活的年輕女人。17娜塔莎的情緒低落，沒心情慶祝。
「也許是個大頭小子！」多琳忍不住開起玩笑。
「我不懂自己到底是怎麼懷孕的，」娜塔莎歎氣，「我不喜歡大著肚子。」
娜塔莎跟馬利克（Malik）交往大概有一年了。他們是在Cousins Subs認識，馬利克正是娜塔莎姐姐帕特裡斯在這間店的同事。馬利克沒娜塔莎高，膚色比娜塔莎黑，辮子頭底下有張驕傲的臉龐。他算是蠻溫和的，雖然年過三十三歲，但這還是他第一次當爸爸。娜塔莎倒是不討厭他，只是她的心還在兩年前因為搶劫失敗遭擊斃的十七歲少年塔耶（Taye）身上。她的錢包裡依舊放著塔耶葬禮的訃聞，上面將娜塔莎列作死者親屬中「特別的女性友人」。魯比對塔耶也很是癡迷，在娜塔莎的慫恿下，有時候魯比會去找塔耶說話。娜塔莎則在一旁靜靜地聽著，微笑著，像個硬要將痛苦往肚裡吞的老人一樣。這些時刻，有如虎鉗擠壓所帶來的「殘酷」力量，橫亙在兩姐妹之間，不斷擴張，逼著娜塔莎迅速長大。18
按照辛克斯頓家的傳統，輪到帕特裡斯給小寶寶取名了。但寶寶的父親馬利克也有自己的想法。娜塔莎跟媽媽、姐姐說馬利克想讓小孩（如果生出來是男生）叫「小馬利克」，但多琳跟帕特裡斯對此嗤之以鼻。「我們家不來『二世』這套，不會給名字裡加上什麼『小』字」多琳說，「上次的教訓還不夠啊，我到現在都還沒原諒自己。」她口中的教訓是C.J.，C.J.就是小凱萊布（Caleb Jr.）。辛克斯頓家之所以叫這孩子C.J.，就是因為他們不想再聽到凱萊布這個名字。
如果非當媽媽不可，有一件事娜塔莎非常確定：她死也不要讓孩子住在這間屋子裡。如今有了身孕，娜塔莎更加擔心這間公寓的情形，也更擔心謝倫娜會不會驅逐他們——到時候他們能去哪兒？但多琳有過一肩挑起全家重擔的經驗，娜塔莎相信要是情況不妙，媽媽也一定靠得住。「我媽媽特別堅強，」娜塔莎說，「以前比現在更糟，但她也帶著我們走過來了。我是說像住收容所、流落街頭，把教會或車子當家之類的。我對媽媽很有信心。的確，我們流落過幾次街頭，但最後她都有辦法搞定。」不過話說回來，娜塔莎這次倒不是很同意媽媽的計劃。知道大家族即將在田納西州的布朗斯維爾（Brownsville）有個聚會後，多琳決意舉家南遷。帕特裡斯覺得這主意不錯，她受夠密爾沃基了。「這裡死氣沉沉，」她說，「到處都是癮君子和妓女。」但娜塔莎則不希望小孩剛出生就離開爸爸。
多琳跟帕特裡斯不覺得這事有什麼好擔心。「反正他（馬利克）也靠不住。」多琳說。但自從知道要當爸爸以後，馬利克變得非常有責任感。他開始一個人輪兩班以便存錢，帶食物來找娜塔莎，還找適合兩大一小三人同住的出租公寓。但事實就是，多琳跟帕特裡斯對馬利克不抱期望，不是因為馬利克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事，而是因為這對母女都吃過男人的苦頭。多琳先是被帕特裡斯跟娜塔莎各自的父親拋棄，然後魯比跟C.J.的爸爸人在監獄。帕特裡斯的三個小孩也不是同一個爸爸生的，而且這些男人全都可有可無。至於帕特裡斯現任的男朋友就更不用說了，他最近還對自己的女朋友大打出手，推她去撞餐桌。19多琳跟帕特裡斯完全不能理解養小孩為何需要男人，更別說給小孩起名了。多琳對娜塔莎說：「你在我肚子裡踢來踢去的時候，我旁邊也沒有男人幫我按摩。」帕特裡斯跟妹妹說的版本則是：「我們從來沒有過爸爸。我的小孩沒有爸爸，你的小孩也不需要爸爸。」
婦產科來了通電話。「他們叫我回去重做超音波，」娜塔莎邊掛上電話，邊跟多琳說了這件事，「他們說之前好像漏看了什麼。」
「漏看是什麼意思？」
「漏看，漏看就是，好像還有一個孩子。」
多琳忍不住叫了出來：「娜塔莎，你肚子裡的是雙胞胎嗎？」
「可是我一個都不想生！」娜塔莎跺腳。
「現在說這個太晚了吧！」多琳笑了。
「夠了！」娜塔莎一屁股坐在沙發上，科科則跳到她的大腿上，「科科，來這裡，媽咪今天不開心。」
多琳不希望娜塔莎不開心。「我保證搬家以後給你個超大的房間，」她說，「跟我以前的房間隔條走廊，說不定讓你住樓下。沒錯，我希望可以找到跟三十二街一樣的房子。」
「能那樣就太好了。」娜塔莎摸著科科附和。
「是啊，那就太好了，」多琳轉頭看著在地板上抱膝而坐的魯比，「魯比呢？你想搬家嗎？」
「當然想啊，」魯比說，「我討厭這裡。」
註釋
1.若要對模型和方法論有完整的瞭解，詳見Matthew Desmond，Carl Gershenson，and Barbara Kiviat，「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Social Service Review 89（2015）：227-62。《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資料庫中被歸類為有長期性（或稱延續性）住房問題的租房者，會在受訪的前一年中遭遇過下列的任何一個問題：（一）（廚房的）爐子或其他家電故障，（二）窗戶破損，（三）房門或門鎖損壞，（四）有家鼠、野鼠或其他害蟲的侵擾，（五）電線外露或有其他電力問題持續至少三天或以上，（六）沒有暖氣，（七）沒有自來水，（八）水管堵塞至少二十四小時。為了評估迫遷對居住品質的影響，我們使用了多個雙重穩健回歸模型（doubly robust regression model），並在模型中應用了廣義精確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的技巧。持租房券的房客也被納入這些分析當中。
2.非自願的搬遷會破壞居住的穩定性，這一點無須贅言。但迫遷對居住穩定性的影響並不會隨著驅逐與緊接著的搬家而煙消雲散。對於驅逐直接造成的（非自願）搬遷與其後續間接造成的（自願）遷離來說，將兩者聯結到一起的是居住滿意度：遭迫遷的租房者先出於無奈而接受次等的屋況，日後再設法換地方來改善居住條件。我們在有關《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的研究中以雙重穩健回歸模型分析了經由廣義精確匹配處理的資料組。結果顯示：相比沒有迫遷經驗的租房者，遭遇過迫遷的租房者短時間內再次被迫搬家的幾率要高出24%。此外，遭遇過迫遷、又自行二度搬遷的租房者裡，有53%的人表示想再搬一次，因為他們希望住在好一點的房子或社區裡。相較之下，自願連續搬家兩次的人群裡僅有34%的人給出這樣的答案。換言之，對比第一次搬遷是自願的人，第一次搬遷是被迫的人在面臨二次搬遷時，將原因歸結於房屋情況和社區環境的可能性更大。窮人原本就佔去了迫遷者的絕大多數，而迫遷又會造成後續居住的不穩定性。參見Desmond et al.，「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3.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61），31-32；Robert Sampson，Great American City：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especially 127，146-47，151，177，231-32.關於公共空間使用的民族志研究，參見Mitchell Duneier，Sidewalk（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
4.Jacobs，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271，強調了我的觀點。
5.昆汀的這種「策略」會有一個問題：租戶要是沒有如實反應屋況，他和謝倫娜的利益就會收到影響。馬桶漏水就是一例。
6.房東有義務在與准房客簽約前告知他們房屋中違反建築法規的部分，City of Milwaukee，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Keeping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Activity Out of Rental Property，7th ed.（Milwaukee：Milwaukee of Milwaukee，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2006），12；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ATCP134.04，「Disclosure Requirements.」
7.在密爾沃基的租戶中，居住問題是搬家的一大動機。此處的關鍵詞是「響應性遷離」（responsive moves）。響應性遷離既非遭到迫遷（包括遭驅逐、建築物被宣告為危樓），也並非完全出於自願（在居住環境上的考量），而是介於這兩者之間。《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顯示，2009年到2011年間，密爾沃基「響應性遷離」最常見的原因就是住房問題。從受訪之日回推兩年，住房問題占「響應性遷離」成因的比例有23%，佔全數遷離原因的比例有7%。響應性遷離的背後不是一股正向的推力（小屋換大屋），而是一種負面的拉力（房屋條件每況愈下，致使人想離開）。參見Desmond et al.，「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8.這個道理就跟房市泡沫化造成房價大跌時一樣，一旦房價低於房貸，數以千計的業主寧可違約，也不願意繼續把錢往無底洞裡扔。Timothy Riddiough and Steve Wyatt，「Strategic Default，Workout，and Commercial Mortgage Valuation，」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9（1994）：5-22；Lindsay Owens，「Intrinsically Advantaged？Middle-Class（Dis）advantage in the Case of Home Mortgage Modification，」Social Forces 93（2015）：1185-1209.
9.《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2009-2011。在這三年間，一居室公寓房租中位數是550美元，三居室則為775美元。
租房市場的專業化和信息技術的普及，都有可能導致城市中房租價格的收緊；這當中還有商業競爭和價格協調機制（price coordination）等在起作用。凡是大型的房產公司，都愛打著「租金創造者LRO」（Rainmaker LRO）、「租金推進器」（Rent Push）或「租金放大器」（RENT maximizer）等名號聳動的產品來輔助日常運營。這些繁複的算法根據數以百計的現行和過去房屋市場的指標，每天甚至每小時調整租金。「租金放大器」在全球範圍內服務著超過800萬個住宅單位，主打能「快速針對市場情況進行調整」以協助業主獲得「更高的收益」（www.yardi.com）。對於凡事喜歡自己動手的房東來說，房地產自學手冊建議房東每個月都要進行市場調查。布萊恩·查維斯（Bryan Chavis）在Buy It，Rent It，Profit！Make Money as a Landlord in Any Real Estate Market（New York：Touchstone，2009）一書中建議：「你可以打電話到附近的樓群或社區，瞭解租金水平，借此確認你本身的租金沒有偏高或過低。」打電話是特別勤快的人會做的事，其實網絡上不止一個網站有現成的資料可查詢一間公寓的租金是高於或是低於週遭的租金水平（www.rentometer.com）。
10.《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2009—2011），加之美國社區調查（2006—2010）的社區層級資料和密爾沃基警察局的犯罪記錄（2009—2011）。另外一項參考統計數據是：在密爾沃基治安最差的地區（暴力犯罪率達到75%或以上者），兩居室房租中位數是575美元。在治安最好的地區（暴力犯罪率落在25%或以下者）則為600美元。
11.Jacob Riis，How the Other Half Lives：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New York：Penguin Books，1997[1890]），11；Allan Spear，Black Chicago：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1890-192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24-26；Joe William Trotter Jr.，Black Milwaukee：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Proletariat，1915-45，2n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179；Thomas Sugrue，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54；Marcus Anthony Hunter，Black Citymakers：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80.
12.在本書進行田野調查期間，根據「社區倡導者」擬定的減租指南（rent abatement guidelines），如果房子少了個門或蟑螂太多，租戶可以扣留5%的房租。馬桶壞了可以扣留10%的房租。沒有暖氣可以扣25%。
13.房東名下的房產若是沒有滿租，也就是還有空房，房租其實是有降價空間的。但有些房東寧可讓房子空著也不願降價。謝倫娜曾經帶一名卡車司機看了某個四戶合住的複合型公寓樓的一樓，那間房子已經空著兩個月了。司機看了看被狗狗摧殘過的地毯，摸了摸搖搖欲墜的櫥櫃門，還用腳在黏膩的廚房地板上擠出了尖銳的聲響。「這種環境比我之前住的差多了，」他說，「要不然算380元一個月？」
「怎麼可能。」謝倫娜心生不悅。
單以那個公寓的條件來說，一個月收380美元絕對強於一毛錢都賺不到——問題是此例一開就會損壞這整棟公寓的身價。這處公寓的另外三間房都收600美元的房租。要是謝倫娜接受了卡車司機的條件，讓另外三戶知道了也會要求降價。如果她統統答應，那四間房各收380美元的總收入，還不如她三間房收600美元賺得多。如果她斷然拒絕，原本那三戶裡就會有人搬家，這樣她空屋反倒變多了。所以謝倫娜最後沒有收那位司機當房客，直接送客鎖門。
14.精確的數字是44%。何謂「長期性」的住房問題，已於本章註解1處提供過詳細定義。《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2009—2011）。
15.《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2009—2011）曾經比較過兩居室的公寓。在1970和1980年代，租金上漲的主因是住房質量提升，參見Christopher Jencks，The Homele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84—89。而在那之後，全美的住房幾乎一直停滯不前——真要說的話，2000年到2009年這十年間還有小幅的退步——但同期租金卻全面飆升。《美國住房研究》的資料顯示，在1993年，大約90.9萬處的出租房存在嚴重的硬件問題。這個數字在2011年上升至了120萬戶。出現嚴重硬件問題的房屋在過去二十年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占所有出租房屋的3%左右）。其他衡量出租房屋質量的指標也一樣：比方說在1993年，9%的租房者表示曾因為暖氣故障而「在24小時或更久的時間內處於極度寒冷的狀態」；到了2011年，這項數據微微上升至10%。到了21世紀，全美供出租的房屋都沒有經歷過大規模的修繕；可與此同時，房租卻一直在漲。
16.一旦這些房子的獲利能力歸零，無論是因為累積了太多罰單或房子狀況差到必須以昂貴的價格進行修繕，謝倫娜就會把它們「放生」，讓它們「回歸城市」。意思是，謝倫娜將停止繳納這些資產附帶的稅費。倘若市政府因為欠稅而要查封這些資產，就任其查封。謝倫娜這麼做不會觸犯稅法嗎？答案是不會，因為她早已為自己設好了防火牆。她將這些房產登記在一間間不同的有限責任公司名下。就法論法，欠稅的不是自然人謝倫娜，而是一間間公司的法人代表。像這樣因為欠稅而被查封的房地產，密爾沃基每年會出現1100—1200件。一旦承接了這些「即將壽終正寢」的爛房子，政府的做法不是拍賣就是拆除。而無論哪一種做法都會減少廉租房的數量。對謝倫娜而言，把這些房子處理掉，既不是什麼錯誤，更不會帶來什麼財務上的損失。這是她「商業模式」中的基本部分，是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凡是我對某一處房產倦了，我就放手，」她親口說，「把大好的錢浪費在劣質的資產上，說不過去，是吧？」開公司對謝倫娜來說並不麻煩，因為一切都可以在威斯康星州金融管理局（Wisconsi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DFI）的網站上完成。威斯康星州金融管理局只會記錄申請人登記的代理者，而不會記錄下每家公司的負責人或威斯康星州的稅務信息（www.wdfi.org）。密爾沃基欠稅遭到查封的房產件數估算是從助理檢察官凱文·蘇立文（Kevin Sullivan）那裡獲取的（個人通信，2015年8月13日）。
很多處理窮人居住問題的政客和學者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踏進過多琳住的那種公寓。按照這些政客或學者的說法，美國在提高窮人居住品質的工作上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亞歷克斯·施瓦茲（Alex Schwartz）曾寫道：「比起房屋的硬件條件或擁擠的問題，今日美國所面臨的更緊迫的問題是住房的『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施瓦茲所言呼應了主流的看法。（Alex Schwartz，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2nd ed.[New York：Routledge，2010]，26）這個看法本身沒有問題，但它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屋況的惡劣與擁擠』是一個問題，『住房的可負擔性』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並且這兩個問題之間沒有直接關聯」的錯覺。有人會認為：既然美國已將廉租房（tenement）夷為平地，也頒布了含鉛油漆的禁令，現在只要專心處理可負擔房屋不足的問題就行了。事實上這兩類問題——惡劣的居住環境和高昂的居住成本——其實是相互交纏的。在最底層的住房市場，這兩個問題有著「相濡以沫」的共生關係。
17.Kenneth Clark，Dark Ghetto：Dilemmas of Social Powe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5），72；Carol Stack，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4），46-47；Kathryn Edin and Timothy Nelson，Doing the Best I Can：Fatherhood in the Inner C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chapter 2.
18.社會學家琳達·波頓（Linda Burton）把這種年輕人過早暴露在成人世界裡的過程，稱作是「童年的成人化」（childhood adultification）。參見Linda Burton，「Childhood Adultificatio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A Conceptual Model，」Family Relations 56（2007）：329-345。
19.我沒有親眼目睹這件事情，但我看到了那張壞掉的桌子，也跟多琳、帕特裡斯、娜塔莎還有帕特裡斯的孩子們討論這件事。按照帕特裡斯十歲兒子米奇的說法：「你知道，人有時候會有壓力、會生氣。他們生氣就是要把壓力發洩出來。」米奇說這件事讓他覺得「很丟臉，因為全家都沒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