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早晨7點差10分，天很冷。我站在布盧姆斯堡公共汽車站外邊，看得到自己的呼吸。只有寥寥幾輛汽車出現，後面都拖了一條蒸汽雲。我宿醉未消，幾分鐘後就要爬上一輛公共汽車，坐上五個小時去紐約。哎，我還不如去吃貓食算了。
是我哥建議我坐公共汽車的，因為這就省得在曼哈頓找地方停車了。他說我可以把車留給他，一兩天之後再回來取。在凌晨兩點，喝了許多啤酒之後，這個打算似乎蠻精明的。可現在，站在清早的冷風之中，我發現我真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在美國，只有既坐不起飛機又——這在美國可真算是窮到家了——買不起汽車時，你才會去坐長途汽車。在美國，買不起汽車的人距離大塑料袋子的生活只有一步之遙啦。所以，長途公共汽車乘客主要由下述人構成：活動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危險的持槍者、處於吸毒昏迷狀態的癮君子、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人，要不就是修女。偶爾還能看到一對挪威學生，之所以能認出他們來，是因為他們的臉紅撲撲的，看起來是那麼健康，腳上還穿著藍色小短襪和涼鞋。但是總的來說，在美國坐長途汽車，綜合了監獄生活和越洋運兵船生活的大多數毛病。
所以，當公共汽車停在我面前，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車門打開時，我頗帶疑懼地上了車。那司機本身看上去就不太可靠，他的頭髮讓他看上去好像剛玩兒過通電電線一般。車上大約還有另外六個乘客，不過只有兩個看起來像是患了嚴重精神病的，有一個正在自言自語。我挑了個後面的位置，坐定了準備睡覺。昨天晚上，我和我哥喝了太多的啤酒，而且不妙的是，潛水艇三明治裡的香辣調料這會兒也開始在肚子裡擴散，就像熔岩一樣在裡面衝來滾去，過不了多久，不是從這頭就是從那頭，就要開始往外滲啦。
我感到後面有隻手放在我肩膀上。透過座位的間隙，我看到那是一個印度人[1]——我的意思是說那是一個從印度來的人，而不是一個美國印第安人。「我可以在這個車上吸煙嗎？」他問我。
「我不知道，」我說，「我已經戒煙了，所以對這種事沒怎麼在意。」
「但是你認為我能在車上吸煙嗎？」
「我真的不知道。」
他安靜了一會兒，又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上，不是輕叩幾下而是搭在了上面。「我連一個煙灰缸都沒發現。」他說。
「別逗了。」我機智地應答，沒睜開眼。
「你認為這是不是意味著不准吸煙？」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但是你認為那意思是不是不准吸煙？」
「你要還不把你的手從我肩膀上拿開，我就要往上面嘔吐了。」我說。
他迅速移開了手，沉默了大概有一分鐘，又接著說：「你能幫我找個煙灰缸嗎？」
這才早上七點鐘，而且我還極不舒服。「你能不能別來煩我？」我厲聲喝道，其實只想開個野蠻的玩笑而已。兩排座位後面的一對挪威學生看上去被震呆了。我瞟了他們一眼，似乎在說：「你們這些健康的小屎蛋，也別想造次！」然後又跌進座位裡。今天將是難熬的一天。
我斷斷續續地睡著，處於一種令人不滿的半睡半醒狀態，把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都雜糅進自己的夢中——齒輪的碾磨聲，孩子的哭泣聲，這輛汽車在來回橫穿馬路時的瘋狂轉彎聲，那是司機伸手摸索掉落的香煙或者一時陷入精神恍惚造成的。大部分時間我夢到公共汽車朝懸崖猛衝過去，駛向空中。在夢裡，我們跌落了數英里，在雲層中靜靜地翻著跟頭，只聽到外面空氣呼嘯的聲音。然後是那個印度人對我說話的聲音：「你認為我現在可以吸煙了嗎？」
醒來後，我發現肩膀上有一攤口水，對面還來了一個新乘客。那是一個面容憔悴、頭髮稀疏灰白的婦女，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還打著驚人的飽嗝兒，就是孩子們用來逗樂的那種——味道醇厚、低沉飽滿、餘音繞樑的飽嗝兒。對此，那女人竟然完全處之泰然。她就那麼看著我，張開嘴，一個飽嗝兒便滾了出來，這就夠驚人的了吧，然而還不夠，她會吸一口煙，並在打嗝兒時噴出一大團煙霧，此舉更加驚人。我往後掃了一眼，發現那個印度人還在那兒，看起來非常痛苦。一看到我，他就想探過來再問一個問題，但我舉起一根手指阻止了他，他只好坐了回去。我盯著窗戶外面，感覺糟透了，為了打發時間，我試著想像比這兒更不舒服的環境，可是除了瀕臨死亡或者身處比基斯[2]的音樂會之外，我實在想不起其他的。
我們於下午到達紐約。我在時代廣場附近的旅館裡找了個房間，這個房間一晚上要110美元，卻那麼小，以至於我必須走到走廊裡才能轉過身來。我還從來沒住過一下子能觸到四壁的房間。我做了你在旅館房間也會做的所有事情——擺弄燈光和電視，順便查看一下抽屜，把所有毛巾和煙灰缸放進我的行李箱——然後我就溜躂出去，去看看這個城市。
我上一次來到紐約是在16歲時，我和我的朋友斯坦登門拜訪我哥哥和嫂子。他們那時住在昆斯區一個古怪又恐怖的社區，叫萊福瑞克城。這兒群集著大約12棟高高的公寓樓，周圍是一連串孤獨的方形廣場，廣場上遍地坑坑窪窪，坑裡的雨水總要好幾個星期才乾涸，花圃裡還丟滿超市手推車。估計有5萬人住在此地，真沒想到，竟然有這麼多人擠在一個地方。我搞不明白，在美國這樣一個廣大而又開放的國度，人們為什麼會選擇住在那種地方？但是對這兒的所有住戶來說，這裡就是他們的家。在他們的生活中，永遠沒有自己的後院，永遠不吃燒烤野餐，永遠不會在午夜時分，走出後門到灌木叢中噓噓順便數星星。他們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以為超市手推車是野生的，就像野草一樣。
晚上，我哥和嫂子出去時，斯坦和我就會拿著雙筒望遠鏡，坐下來掃視旁邊樓的窗戶。我們有幾百個窗戶可以選擇，每一個裡面都有一縷電視發出的幽光。我們尋找些什麼呢？當然是裸體女人——可喜的是我們還真看到了幾個，不過這通常會導致我倆為了爭奪雙筒望遠鏡控制權而激烈扭打，等我們再回到那扇窗前時，那女人早就穿好衣服出門了。然而大部分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另一個男人在用雙筒望遠鏡掃視我們的窗戶。
我記憶特別深刻的是走出大樓後體驗到的威脅感。一群群身穿皮夾克、無處可去的半大小子，坐在公寓樓周圍的牆上，注視著每個經過的人。我一直以為，我們一過去，他們就會跳下來，搶走我們的錢，還用他們在監獄工廠做的刀子刺我們。可是他們卻從來沒打擾過我們，他們只是盯著看看而已。即便如此也夠嚇人的啦，因為我們畢竟只是從艾奧瓦來的毛頭小孩嘛。
現在的紐約仍然嚇壞了我。當我向時代廣場走去的時候，又體會到了同樣的威脅感。多年以來，我讀了那麼多關於謀殺和街頭犯罪的報道，以至於現在我對每一個不來打擾我的人都感激涕零。我真想給他們分發卡片，上面寫著：「多謝不殺之恩。」
不過，唯一騷擾我的是那些街頭乞丐。紐約大約有3.6萬名流浪者，在這兩天的閒逛之中，他們中的每一個都向我要錢，其中一部分還要了兩次。紐約人恐怕只有去加爾各答，才能從無所不在的乞討中解脫出來吧。我開始深感遺憾，我沒能生在一個紳士可以用手杖打這種人的時代。有一個傢伙——是我最喜歡的——上來問我能不能借給他一美元。此話令我絕倒。我本想對他說：「借一美元？沒問題。最要緊的，是不是說好收1%利息，然後星期四再到這兒碰頭結算呢？」我不會給他一美元的，毫無疑問——就是最親密的朋友我也不會給他一美元——但我還是往他的髒手套裡塞了10美分，並向他眨眨眼，揭穿了他的花招。
時代廣場真是不可思議。從沒見過那樣的燈光，那樣的擁擠喧鬧。每棟大樓的整整一面都讓位給了閃爍、跳動、飄搖的廣告，彷彿電波海洋上的風暴。大概有40個巨大的廣告引誘你去花錢和消費，除了其中兩個，所有廣告都是為日本公司做的——美達影印、佳能、松下、索尼。我強大的祖國卻只有柯達和百事可樂做代表。「戰爭已經結束了呀，美國狗！」我鬱悶地想道。
紐約最讓人著迷的地方，就是這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就在一星期前，一個婦女被電梯吃掉了。你受得了這種事嗎？她在上班的路上，正盤算著自己的事情，腳下的扶梯突然塌陷，她一頭扎進了機器內部，掉進那些正在滋滋作響的齒輪和傳動裝置裡，結果呢？自然是可想而知。你要是那座大樓的清潔工，會怎麼樣呢？（「伯尼，你今天晚上能早點兒來嗎？聽著，你最好帶個鋼絲刷，多帶些阿佳克斯清潔劑來。」）在紐約，驚人而又難以預料的事情總是層出不窮。《紐約郵報》頭版有一則報道，說的是一個有艾滋病的性變態因為強姦小男孩進了監獄。你能相信嗎？「這是一個什麼城市啊！」我想，「真是一個瘋人院！」整整兩天，我一邊走，一邊看，一邊驚訝地咕咕噥噥。在第八大街，一個高大的黑人從門口蹣跚而出，看起來極不正常，他對我說：「我一直在吸冰！一大碗一大碗的冰！」雖然他什麼都沒要，我還是立即塞給他25美分硬幣，然後迅速離開。在第五大街，我走進特朗普大廈（Trump Tower），一座新建的摩天大樓。一個叫唐納德·特朗普的傢伙，是個開發商，正在慢慢地接管紐約，在城市各處建造以自己命名的摩天大樓。這棟大樓擁有我所見過的最沒品位的大廳——所有那些黃銅色的、鉻黃色的、斑紅色的以及白色的大理石，看起來就像是你在人行道上一見到就會繞開的那種東西，而這裡卻到處都是——地板上，牆上，天花板上，真好似站在一個剛吃完比薩的人的胃裡。「不可思議！」我咕噥著繼續往前走。隔壁就是一個賣色情錄像帶的商店，就在第五大街上哦。我最喜歡的是《猶太人色情藝術》第二部。在這裡面你可能會看到——脫掉褲子的拉比，淫蕩的女人們四仰八叉地躺著，說道：「你已經想幹了嗎？」「棒極了，真不可思議。」我咕噥著，又緩慢向前。
晚上，當我再次沿著時代廣場往回走的時候，眼球被一個艷舞俱樂部所吸引，俱樂部窗口有脫衣舞孃們的照片。舞孃們都是漂亮的女孩，其中一張照片是薩曼塔·福克斯的。福克斯女士現在給《太陽報》這樣的英國報紙服務，向讀者展示她標緻的乳房，每年酬金大約25萬美元。難道她還會在時代廣場一個煙霧繚繞的地下室，給陌生人表演脫衣舞嗎？至少我覺得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我扯這麼遠是想說明這個俱樂部有一點兒欺詐性質。這是一個耍弄好色之徒的低劣騙術。
他們總是在艾奧瓦的州展覽會上跟你玩這套把戲。在車輛後面，脫衣舞孃的帳篷上，會覆蓋著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色情畫，畫上是你曾見過的最美麗的、有著絲一般柔滑頭髮、豐滿的胸脯以及柔軟身軀的女人——她們噘起的濕潤嘴唇似乎在說：「我想要你——對，就是你，長膿包、戴眼鏡的那個。快來滿足我，小鬼。」年方十四又因性慾而發狂的你，會用整整一顆心及周圍許多器官去相信這些畫。你會遞上皺巴巴的一美元走進去，走進一個髒兮兮的、充滿馬糞和按摩醇味道的帳篷，發現舞台上那個疲倦的脫衣舞孃和你自己的母親沒有什麼不同。那是一種你永遠也無法真正釋懷的失望。而現在，我的心轉到了那些孤獨的水手和日本影印機推銷員那裡，他們坐在下面喝著又甜又熱的雞尾酒，正享受著這索價過高的失望夜晚。「吃一塹，長一智。」帶著悔恨的微笑，我明智地評論著自己，然後叫一個乞丐滾開。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慶幸自己沒被搶劫，更為自己沒被謀殺而高興。電視機上有一張卡片，上面說只要花6.5美元，就可以看場室內電影。我記得，一共有四部供我選擇——《黑色星期五》第19集，裡面有個人格混亂的男人用刀子、短柄斧、餐叉和吹雪機，一連串殺了許多正準備沐浴的女人；《猛龍怪客II》，查爾斯·布朗森在裡面追蹤並殺害了邁克爾·溫納；《辣手嬌娃》，西爾維斯特·史泰龍飾演的蘭博在裡面做了個變性手術，然後炸死了許多東方人。此外還有成人頻道播出的《我的小褲褲濕答答》，是一部關於丹麥後現代時期人際關係和社會衝突的敏感作品，作為額外的添頭，還穿插了許多火熱的性交場景。看一點兒最後這部如何？我把玩了一會兒這個念頭——就像新教教派說的那樣，只是放鬆一下嘛——不過我太摳門兒了，實在捨不得花掉6.5美元，而且說到底，我一直懷疑，我若真的按下那個必需的按鈕（我可以告訴你，它已經被磨成片片了），明天就會有一個侍者拿著一張電腦打印單站在我面前，告訴我說，如果我不給他50美元，他就把我房間收據的副本寄給我母親，上面用紅筆圈出「各樣雜費：德芬特·波爾諾的電影，6.5美元」。所以我就此打住，躺在床上看普通電視台。裡面正在重播20世紀60年代的一部喜劇，叫作《艾德先生》，主人公艾德是一匹會說話的馬。從那些笑話的性質上判斷，我猜出該劇是艾德先生自己親自撰寫的。但是最起碼，裡面沒有任何能敲詐我的東西。
就這樣，我結束了我在紐約——世界上最激動人心又令人蠢蠢欲動的城市——的時光。我禁不住反思道，我根本沒有理由覺得自己比20層樓下艷舞俱樂部裡那些孤寂的兄弟高明。我正像他們一樣寂寞孤單。確實，毫無疑問，在這個巨大又無情的城市的各個角落，有成千上萬和我一樣孤獨又無依無靠的人。想到這裡，是多麼令人憂鬱啊！
「可我懷疑，他們有幾個能這樣幹呢？」我一邊自言自語，一邊把雙手雙腳同時伸了出去，一下子就碰上了房間四面所有的牆。
[1]原文為Indian man，既可指印度人，又可指印第安人，故後文作者予以解釋。
[2]搖滾樂壇20世紀70年代的老牌迪斯科樂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