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費城是美國第三大城市。我對它的全部記憶，就是在一個炎熱的七月星期天，駛過似乎永無止境的黑人區，破爛的街區一個接著一個，黑人小孩在消防栓的水柱中玩耍，老人們在街角閒蕩，或者坐在門前台階上。那是我見過的最貧窮的地方。垃圾散落在門口和排水溝裡，整棟整棟的樓都被廢棄。它簡直就像海地或者巴拿馬這樣的外國。整個過程中，我老爸的牙縫裡一直吹著不成調的口哨，每當心神不寧時他都會這樣做。他還告訴我們不要打開車窗，儘管車裡熱得像滾鍋一般。等紅燈的時候，人們往往會冷冷地盯著我們，爸爸的口哨則隨之加快速度，手指不停敲打方向盤，還向每個看他的人滿臉歉意地微笑，似乎在說：「對不起哦，我們是從外地來的。」
當然啦，現在情況已經有了改變。費城不再是美國的第三大城市，在20世紀60年代，洛杉磯把它擠到了第四位。現在，高速公路會讓你直接飛到市中心，你再也不必到黑人區去弄髒車胎。雖然如此，當我開下高速公路找加油站時，硬是對一個最窮的地段進行了不經意的短暫造訪。我還來不及做任何事，就發現自己已經被吸入一條單行道的漩渦，被帶到一個平生所見最骯髒，似乎也最危險的地區。依我看，這兒說不定就是我們多年前經過的那個地區——那些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看起來非常相似——但是它比我記憶中的不知要壞多少倍。我小時候見到的黑人區，儘管貧窮破舊，大街上卻有一種狂歡的氣氛。人們都穿著色彩艷麗的衣服，似乎過得挺開心。這個地方卻荒涼又危險，像個交戰區。每片空地上都丟滿了廢汽車、舊冰箱和燒焦的沙發。垃圾箱看起來像是從屋頂上扔下來的。這裡並沒有加油站——我說什麼也不會停下加油了，在這種地方，就是給我一百萬也不干——大部分店面都用膠合板釘死，凡是立著的東西都被噴漆塗鴉。還有一些年輕人待在門階上和街角里，但是他們看起來都無精打采，還凍得夠嗆——那天天氣陰冷——而且他們好像並沒有注意到我。謝天謝地！這裡明擺著是個為一包香煙就能送命的地方——當我緊張地找路回高速公路時，一直不曾忘記這個事實。在找到歸路的時候，與其說我在從牙縫裡吹口哨，還不如說是在通過括約肌歌唱呢。
這實在是我多年來最不愉快的經歷了。老天爺！要是真住在那兒，每天都得走那些街道，那該會是個什麼樣子啊！你知道嗎？倘若你是美國市區的一個黑人，那麼你被謀殺的概率將是1/19，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殺的機會才不過1/50。在紐約，每隔四小時就會有一起謀殺案。謀殺已經成為35歲以下的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然而紐約卻還不是美國謀殺案發生最多的城市。至少有八個城市擁有比之更高的謀殺率。在洛杉磯，每年光是校園裡的兇殺就比整個倫敦的都多。因此，美國大城市的人把暴力當成家常便飯，也許不足為奇，可我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修煉出來的。
在我去往得梅因開始此次旅行的路上，路過了芝加哥的奧黑爾機場。我在那兒碰到了一個為《聖路易斯郵報》工作的朋友。他告訴我，因為他老闆出事，他最近一直在加班加點地工作。一個星期六的深夜，他老闆下班回家，停在某個紅綠燈前，就在等紅燈的這段時間，右側的車門被打開了，上來一個拿槍的男人。持槍者命令那位老闆把車開到河邊，然後朝他的腦袋開槍，搶走了他的錢。那位老闆昏迷了三周，當時都不知道他是否還能活命。
我朋友告訴我這些，並不是因為它有多麼離奇，而僅僅是為了說明，他最近幹活兒為何非得他媽的那麼賣力。至於他的老闆，他的態度好像是這樣的：若是你深夜開車穿過聖路易斯時忘了鎖車門，那麼好，你早晚有一天腦袋上會挨槍子兒。他這種麻木的態度真是古怪，但在今天的美國，似乎已經越來越習以為常，這令我感覺身處異鄉。
我開往市區，在市政大廳附近停了車。在這棟建築的頂部，矗立著威廉·佩恩[1]的雕像。它是市區的主要界標，全城都能看到，卻被鷹架覆蓋著。1985年，在幾十年的視而不見之後，市裡的當權者們決定在雕像跌倒前對其進行整修，所以他們在上面搭了個鷹架。然而此舉耗資巨大，以致沒有餘錢進行修復工作。現在兩年過去了，鷹架依然待在原地，一丁點兒修復工作也沒做。最近，有個城市工程師一本正經地宣稱，用不了多久，那個鷹架本身也需要整修了。這多多少少地體現了費城的行為方式，也就是說，不怎麼樣。美國再沒有哪個城市像費城這樣，以完全同等的熱情去追求腐敗和無能這一對雙生子，說起蠢驢一般的行政部門，費城可是傲視群雄哪。
想想吧！1985年，一個名叫「行動」的古怪教派把教徒封鎖在城市西郊一所出租房裡。警察局長和市長權衡了可以採用的措施，最終認定，最明智、最能展現他們智謀的做法是把那房子炸掉——真是了不起啊！即便他們明知裡面有孩子，而且那房子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中間。於是，他們就從直升機上向那房子投了一顆炸彈，結果引發了一場火災，火勢迅猛，失去控制，燒燬了這個街區的絕大部分——總共61座房子——還炸死了11個人，其中包括所有困在房中的孩子。
當市政官員不那麼無能的時候，他們喜歡用小小的腐敗讓自己放鬆一下。就在進城時，我從收音機中聽到，因為企圖敲詐，一位前市議員被判處十年徒刑，他的助手則被判了八年。法官將其斥之為對公眾信任的公然破壞。不過他應該知道，就在此時，全城的佈告牌都貼了海報，呼籲撤掉法官的九個同僚，因為他們收受了屋頂裝修協會（Roofers Union）成員的現金。其中的兩個已經因被控敲詐而等待審判。這種事在費城可是家常便飯。幾個月以前，當一個名叫巴德·德威耶的州政府官員也被控受賄時，他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在相機轉動的那一刻，他拔出手槍，把自己的腦漿都打了出來。這引發了當地一個非常好玩的笑話：
問：巴德·德威耶和巴德牌手電筒有什麼不同？
答：巴德手電筒有頭唄。
儘管官員無能，犯罪率驚人，費城仍不失為一個可愛的地方。首先，和華盛頓不同，這兒給人感覺像個大城市。這裡有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還有裊裊蒸汽從人行道的排氣口升騰而出，每個街角都立著一塵不染的鐵皮熱狗亭，還有一個頭戴絨線帽、看來凍得不輕的傢伙在那後面晃來晃去。我漫步來到獨立廣場——實際上它現在叫國家獨立歷史公園——並滿懷敬意地瞻仰了所有歷史建築。其中最重要的建築是獨立紀念堂，《獨立宣言》就在這裡起草，《美國憲法》也是在這裡通過。1960年，我第一次來這兒時，這棟樓前就鋪展著一條長長的隊伍。現在仍然如此——實際上，好像那條隊伍在27年裡從來不曾移動過。雖然我對《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深為尊重，卻不願意耗費一下午的時間去排這個漫長而且不怎麼移動的隊伍。於是我改去遊客中心。國家公園的遊客中心總是那老一套。他們都會把一些展品放在玻璃櫥裡，設法讓它們既無趣味又無意義；肯定還有一個上鎖的禮堂，門外的告示上說，長達12分鐘的免費介紹影片將於下午4點播出（就在快到下午4點的時候，有人會走過來把時間改為上午10點）；還有幾本書和小冊子，題目都是什麼《歷史上的白鑞器皿》或者《老費城的蔬菜》之類，統統無聊之極，讓人連翻都懶得翻，更別說買了；通常還會有自動飲水器和休息室，幾乎每個人都會去利用一下，因為實在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每一位走進這裡的國家公園遊客，都會傻乎乎地在四下裡站一會兒，然後撒泡尿，喝點兒水，再溜躂出去。我現在正是這麼做的喲。
從遊客中心出來，我沿著獨立紀念堂向富蘭克林廣場漫步。廣場上到處都是酒鬼，其中許多都抱著可笑的念頭，以為我會白給他們一個25美分硬幣，而不要任何物品或服務作為回報。我的旅行指南上說，富蘭克林廣場有「許許多多好玩的東西」可看—— 一個博物館，一個還在運營的書籍裝訂廠，一個考古學展覽以及「全美唯一的不掛美國國旗的郵局」（可別問我為什麼）——但我對此卻有點兒心不在焉，因為那些可憐的、髒兮兮的醉鬼一直在使勁扯我袖子。於是我逃回到了費城鬧市區的現實世界中來。
下午的晚些時候，我找到了去《費城調查者報》的路，我有個來自得梅因的老朋友——露西婭·赫恩登，在那兒做時尚版編輯。調查報的辦公室像所有報社辦公室一樣——又髒又亂，垃圾遍地，沒喝完的咖啡杯到處亂扔，裡面還漂著煙頭，就像被污染了的湖中的死魚；而且我非常驚訝地發現，露西婭的辦公桌是屋裡最亂的一個。這也許正是她在報社步步高陞的部分原因呢。在我認識的記者當中，只有那麼一個人桌子是真正乾淨整潔的，可他最後因為騷擾小男孩被逮捕了。隨你怎麼想吧，可是下次若有辦公桌整潔的人邀請你去露營，你可千萬別忘了我的話哦。
我們開著我的車去芒特艾裡區，那兒對我來說比較方便，話說回來，對她也是一樣。露西婭和我另一位來自得梅因的老朋友——她的丈夫哈爾——住在一起。整整一天來，時斷時續又隱隱約約地，我一直在納悶，為什麼哈爾和露西婭會這麼喜歡費城呢？——他們是大約一年前搬到這兒的——不過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去往芒特艾裡的這條路，穿過了我平生所見的最美麗的城市公園。它叫費爾蒙特公園，覆蓋了將近9000英畝起伏不平的土地，是美國最大的市立公園。它沿著斯庫爾基河綿延數英里，裡面到處都是樹木、芬芳的灌木叢以及無比迷人的林蔭地。我們在夢幻般的黃昏中穿過，一隻隻小船沿著河水輕輕搖槳，簡直太完美了！
芒特艾裡位於費城「德國城」之外。這裡給人一種美好的歸屬感，就好像人們已經在此生活了世世代代——露西婭告訴我，在費城確乎如此。這個城市依然到處是那種人人相熟的街區，甚至有許多人幾乎不曾斗膽離開過家門幾百碼。如果你迷路了，發現幾乎找不到一個人能準確指點你去往三英里外的街區，這可一點兒也不稀奇。與英國一樣，費城也擁有自己的專有地名——鬧市區叫作中心城；人行道被稱作馬路——以及古怪的發音。
當晚，我坐在哈爾和露西婭的家裡，吃著他們的食物，喝著他們的酒，羨慕著他們的孩子、房子、傢俱和財產以及他們唾手而得的財富和安逸，感覺自己離開美國真是一個傻帽兒。這兒的生活是那麼充裕，那麼安逸，那麼便利。突然間，我很想要一個能做小冰塊的冰箱，一個淋浴時用的防水收音機；我還想要一個電動橙汁機、一個空氣清新機、一塊讓我隨時掌握生理節律的手錶。這些我全想要。那天晚上我上樓去浴室，經過了一個孩子的臥室。門開著，床頭燈亮著，房間裡到處都是玩具——從一個木箱裡翻倒出來，扔在地板上和架子上。看起來好像聖誕老人的玩具加工車間。可是這些沒有絲毫特別之處，它只不過是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臥室而已。
你應該看看美國人的儲藏室。那裡面總是塞滿了主人昔日的愛物：高爾夫球棒、潛水呼吸裝備、網球拍、運動器械、錄音機、暗房設備。這些東西都曾令主人激動一時，然後又被其他更耀眼、更刺激的東西所取代。這是美國生活中一個極其重要而又誘人的現象——人們總是想要什麼就立即去買來，根本不管那東西對他們有無好處。這種無止境的自我滿足，這種對本能的不斷投合，令人深深為之憂慮，是不負責任的可怕行為。
你們想逃掉自己千千萬的國稅嗎，就算冒著削弱教育的危險？
「哦，想啊！」人們叫道。
你們想看專門製造愚蠢眼淚的電視劇嗎？
「想啊，請吧！」
我們要不要縱情享受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消費狂歡？
「聽起來好極了！咱們快去吧！」
整個全球經濟是以滿足全球2%人口的慾望為根基的。如果美國人突然停止放縱自己，或者用完了儲藏室的空間，這世界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你若問我對此作何感想，我要說，他們簡直是瘋了。
我得聲明，我這些話並不是在說哈爾和露西婭。他們都是好人，生活負責而又適度。他們的儲藏室並沒有塞滿潛水裝備和很少使用的網球拍，而是裝滿了水桶、橡膠鞋、保暖耳套和去污粉這樣的尋常物品。我知道這千真萬確，因為當深夜所有人都睡著時，我躡手躡腳地爬下床，到那兒好好看了一下。
清晨，我到鬧市區——錯了，應該是中心城——哈爾的辦公室看了看。早晨開車穿過費爾蒙特公園和黃昏時一樣醉人。我認為，所有的城市都應該擁有像費爾蒙特這樣的公園。哈爾告訴我幾件費城的趣事：費城花在公共教育上的錢比其他任何美國城市都要多——是城市總預算的1%啊——卻有40%的文盲率。他告訴我，費爾蒙特公園中間那個富麗堂皇的費城藝術博物館，之所以成為本市最吸引人的旅遊景點，不是因為它收藏的50萬幅畫作，而是因為在《洛奇》一片中，西爾威斯特·史泰龍曾經在它的台階上跳來跳去。還真有人乘公共汽車來到博物館，只看看它的台階，甚至連門都不進就轉身離去。哈爾還向我介紹了一個電台聊天節目，由一個叫霍華德·斯特恩的男人主持，而他是這個節目的狂熱擁躉。霍華德·斯特恩對性有濃厚興趣，總是對參與者單刀直入。「早上好，瑪裡琳，」他會對一個打進電話的人說，「你穿著內褲嗎？」咱們得承認，這一招將絕大部分清晨談話節目輕鬆擊敗。霍華德以咄咄逼人的直率和色情的方式質問節目參與者，這一套我以前在美國廣播中還從未見識過呢。
不幸的是，離開哈爾沒多久我就找不著那個台了，接下來的整個早晨我都在找它，但始終找不到，最後只好湊合聽一個競賽類的熱線電話節目。節目特別報道了一個女人，說她是治療狗腸蠕蟲的專家。其主要方法就是給狗喂一些能毒死蠕蟲的藥片，所以沒聽多久我就覺得自己也有點兒像個專家了。一個早晨就這麼消磨過去了。
我驅車前往葛底斯堡，1863年7月，美國獨立戰爭的決定性戰役在那兒打了三天多，人員傷亡超過5萬。我把車停在遊客中心，然後走了進去。裡面有個又小又暗的博物館，玻璃櫃裡裝著子彈、黃銅紐扣、腰帶扣諸如此類的東西。每一件旁邊都用黃字加了說明，比如「來自田納西登山者第十三兵團軍裝上的腰帶扣，由當地農民費斯特斯·T.斯科若賓斯發現，他的女兒馬裡內特·斯通佩夫人捐獻」，能讓你認識戰爭本身的東西極其稀有，這展覽更像是一次尋寶的拾遺。
有個關於葛底斯堡演講的展示櫃很有趣，我看了才知道，原來林肯是事後才被邀請演講的，而且他答應時每個人都大吃一驚。演說只有十句話長，只用兩分鐘就說完了。我進一步瞭解到，他是在戰後好幾個月才發表演說的。我原來一直以為他差不多是仗剛打完就演講了，那時候戰場上還是屍橫遍野，遠處房子的廢墟上還升騰著稀薄的青煙，像斯特斯·T.斯科若賓斯這樣的人還在抽搐的傷員中間竄來竄去，看看還能搾取點兒什麼有用的紀念品。真相，就像生活中常遇到的那樣，總是令人失望的。
我到外面去看了一下昔日的戰場，它綿延3500英畝，多半是平坦的鄉野，邊上就是有加油站和汽車旅館的葛底斯堡鎮。這片戰場具有所有歷史戰場共同的巨大缺憾：它只是一片鄉野。這一片延伸的空地和另一片之間並無太大差別。你只能聽信他們的描述，想像一場偉大的戰役曾在那兒打響。當然了，我得承認，周圍散落著許多大炮；還有，沿著這條路，還能通向皮基特的指揮地，在他帶領下，南方部隊發動的進攻扭轉了北方佔優的戰爭態勢；許多軍團都建立了自己的方尖塔和紀念碑，有些還非常雄偉。此刻我正漫步向那兒走去。透過爸爸的老雙筒望遠鏡，我能清楚地看到，皮基特的部隊是如何從小鎮北面大約一英里處向前挺進，橫掃過漢堡王停車場，繞過塔斯提·迪萊特免下車電影院，然後在雞零狗碎蠟像館和禮品店外面重新集結。想起這一切，著實令人難過，一萬名士兵在一小時內全部倒在那裡，每三個邦聯士兵中有兩個沒能回到自己的出發地。可惜啊——簡直就是犯罪——葛底斯堡鎮上那麼多東西都被穿梭如織的旅遊者給毀了，而這一切從戰場上看來是如此歷歷在目。
我很小的時候，爸爸給我買了一頂聯邦部隊士兵戴的帽子，還有一把玩具手槍，讓我到這片戰場上撒歡兒。我差點兒沒高興死。一整天我都衝來突去，蹲伏在樹後面，向「惡魔洞」和「小圓頂」衝鋒，向一夥脖子上掛著相機的肥胖遊客們開火。我父親也高興得不行，因為這裡是免費的，還有差不多幾百個歷史匾額供他拜讀。可是現在呢，我發現此地已很難再喚起我一丁點兒真正的興奮。
我正打算離開，心中頗感愧疚，因為直到目前，我只想起了過去的某些經歷，並無任何新的收穫。就在這時，我在遊客中心看到一個指向艾森豪威爾故居的指示牌。我竟然忘了，艾克和瑪米·艾森豪威爾就住在葛底斯堡城外的一個農場。他們的故居現在成了國家歷史紀念館，花2.5美元就可以遊覽。想都沒想，我就買了張票走到外面，一輛觀光車正要開動，它將載著我們六個人，沿著一條鄉間小路前往四五英里之外的那個農場。
嘿，這裡真是好極了！我不記得曾在哪個共和黨人家中玩兒得這麼愉快過。在門口，有位胸口插著朵菊花的芳香女士歡迎你，她會大致介紹一下這座房子，告訴你艾克和瑪米多麼喜歡無所事事地坐著看電視和打橋牌，然後她會給你一本描述各個房間的小冊子，讓你自己去逛，這樣你就可以任你所願地小步細品或者大步瀏覽。每個房間門口都用一塊有機玻璃封了起來，不過你可以趴上去把裡面看個究竟。整個房子一絲不苟地按照艾森豪威爾夫婦居住時的樣子保護，就好像他們只是出去隨便走走（在最後那幾年，兩個人都頗善此道），卻再也沒有回來似的。裝飾風格是最典型的20世紀60年代早期共和黨人式。在我小時候，我們家有幾個富裕的共和黨人鄰居，而這座房子幾乎就是他們房子的一件複製品。大落地電視櫃鑲嵌在紅木壁櫥裡；檯燈用一塊塊漂流木拼裝而成；一個真皮襯墊的雞尾酒吧檯；每個房間都配備著法式電話；書架上擺著大約12本書（通常是成套的3套書），要不然就是擺滿了大個兒鑲金邊的華麗瓷器，就是那些同性戀的法國貴族所鍾情的那種。
當艾森豪威爾夫婦在1950年買下這塊地時，這裡屹立著一座200年的農舍。可惜在暴風雨的夜晚，它四處透風、咯吱作響，於是他們拆掉它，用現在這棟房子代替。它看上去很像一座有200年之久的農舍。你不覺得這很了不起嗎？不覺得這恰恰是共和黨人的風格嗎？我完全被迷住啦。每個房間都保存著我已多年未見的東西——20世紀60年代的廚房用具、《生活雜誌》的舊期刊、四四方方的黑白便攜電視、金屬鬧鐘。樓上的臥室就按艾克和瑪米生前的樣子佈置，瑪米的隨身物品就放在她的床頭櫃上——她的日記本、放大鏡、安眠藥片——而且我敢說，如果你趴下看看床底，一定會發現她所有舊杜松子酒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