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像是遭到了傳染病的洗劫，空蕩蕩的，一片死寂。只有幾個「穿戴體面」的囚犯在營房間散步。
當然，我們首先得沖澡。集中營的負責人和我們見了面。這是個體格健壯的男人，身材挺拔，肩膀寬闊，有公牛一般的脖子、厚厚的嘴唇和一頭鬈發，看上去挺和善，灰藍色的眼睛裡不時閃現一絲笑意。我們這批人當中有幾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這位軍官對他們很感興趣，命令拿東西給他們吃。
拿到新衣服後，我們被安頓進兩頂帳篷裡。接下來我們會被編進不同的勞動組，然後分進某個營房。
晚上，囚犯們從工地上回來了。點名之後，我們開始找尋熟人，打聽哪個勞動組最好，應該爭取進哪個營房。所有囚犯的回答都一樣：
「布納是個很好的集中營。還算能堅持下去。最關鍵的是要避免進入建築組……」
就好像選擇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負責我們這頂帳篷的是個德國人，長著一張屠夫的臉，肉嘴唇，兩隻手就像狼爪子。看來他充分享受了集中營的食物，胖得幾乎走不動。他和集中營的負責人一樣，很喜歡孩子。我們到了之後不久，他就叫人給孩子們拿來麵包、湯和人造奶油。（實際上，這份慈愛絕非出於無私。我後來才知道，在這裡的同性戀中間，孩子是可以交易的東西。）他對我們宣佈：
「你們在我這裡待三天，隔離檢疫。之後開始勞動。明天進行體檢。」
他的助手——一個眼神猥褻、面目凶狠的孩子——走近我說道：
「你想進好一點兒的勞動組嗎？」
「當然。只是有個條件，我想和我父親在一起……」
「好的，」他說，「我可以安排。不過我想跟你做個小交易，我要你的皮鞋。我可以另外給你一雙鞋。」
我拒絕了這筆交易。這是我唯一的財產了。
「我還可以給你一份麵包和一塊人造奶油……」
他很喜歡我的鞋子，但是我不肯讓步。（後來我的鞋子還是被拿走了，只是沒有換到任何東西。）
清晨，人們露天接受體檢，三個醫生坐在一條凳子上。
第一個醫生幾乎沒怎麼給我聽診。他只是問我：
「你還好嗎？」
誰敢說自己不好？
牙醫則比較認真，他讓我張開嘴巴。事實上他找的並不是蛀牙，而是金牙。有金牙的人會被登記在冊。我有一副金牙套。
頭三天很快就過去了。第四天一早，我們站在帳篷前，牢頭出現了，來挑選自己中意的人：
「你……你……還有你……」牢頭用手指指點點，就好像在挑選牲口或商品。
我們跟著自己的牢頭——一個年輕人。他讓我們在第一間營房前停下來，就在集中營大門旁邊。這是樂隊的營房。「進去。」他命令道。我們都十分驚訝：「我們和音樂有什麼關係？」
樂隊重複演奏著同一首進行曲。幾十個囚犯踩著節拍走向工地。牢頭喊著口令：「左！右！左！右！」
黨衛軍軍官手執羽毛筆，記下走出營房的人數。樂隊一直在演奏，直到最後一個勞動組通過。樂隊指揮停下他的小木棒，演奏戛然而止，牢頭叫道：「列隊！」
我們五個一排，和樂隊成員一起走出營房。沒了音樂，我們仍然踩著節拍：我們的耳邊一直迴盪著進行曲。
「左！右！左！右！」
我們和身邊的樂師交談起來。他們幾乎都是猶太人。於列克是波蘭人，戴著眼鏡，蒼白的臉上掛著玩世不恭的微笑。路易來自荷蘭，是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抱怨這裡不讓演奏貝多芬，因為猶太人沒有權利演奏德國的音樂。漢斯來自柏林，非常詼諧幽默。領隊是波蘭人，叫弗拉內克，以前是華沙的大學生。
於列克和我解釋說：
「我們在電子元件倉庫工作，離這裡不遠。活兒一點都不辛苦，也不危險。但是牢頭伊戴克經常發瘋，最好躲著他點兒。」
「你的運氣不錯，小傢伙，」漢斯微笑著說，「你碰巧掉進了一個不錯的勞動組……」
十分鐘後，我們來到倉庫。一位身為德國僱員、身為「公民」的「主人」，過來帶我們進去。他對誰也沒多瞧一眼，就好像一個商人面對著一堆破布。
同伴們說得很對，工作並不辛苦。我們的工作就是坐在地上數螺帽、燈泡或是小電子組件。牢頭跟我們詳細解釋了這項工作有多麼重要，警告說，如果有人膽敢偷懶，有他好看的。我的新同伴安慰我說：
「別害怕。他這樣說是因為『主人』。」
這個組有很多波蘭平民，還有幾個法國女人。她們用眼神問候音樂家們。
領隊弗拉內克把我安排在一個角落裡。
「別太累，也別著急。但是注意不要讓黨衛軍抓住。」
「領隊……我想和我父親在一起。」
「好的，你父親也會在這裡工作，就在你身邊。」
我們的運氣不錯。
兩個男孩加入了我們組：約西和第比，兄弟倆來自捷克斯洛伐克，他們的父母死在了比克瑙。這兄弟倆完全是為了彼此而活著。
他們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他們參加過一個猶太復國主義青年組織，會唱很多希伯來語歌曲。我們有時一起輕輕地哼唱，唱約旦靜靜流淌的河水，或是耶路撒冷莊嚴的神聖。我們也經常談論巴勒斯坦。他們的父母也是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沒能鼓起勇氣變賣財產，移民國外。我們下定決心，如果能夠活到解放，決不會在歐洲多待一天。我們要一起搭乘第一班船去海法。
阿基巴·德魯邁爾仍然沉浸在卡巴拉的迷夢中，他發現了《聖經》中的一段經文，轉譯為數字之後，預言在未來幾個星期內我們將會得到解脫。[1]
我們從帳篷遷進了樂師的營房，可以拿到被子、臉盆和一塊肥皂。營房的負責人是一個德國猶太人。
猶太人來做我們的負責人總是好的。他叫阿方斯，是個年輕人，但是有一張蒼老得令人吃驚的臉。他全心全意地維護「自己的」營房。只要辦得到，他一定會安排為年輕人、病弱的人，為所有渴望加餐勝過渴望自由的人燒一大鍋湯。
有一天，我們剛從倉庫回來，有人把我叫到了營房秘書身邊。
「你是A-7713？」
「是的。」
「吃完晚飯去牙醫那裡。」
「可是……我牙齒不疼。」
「吃完晚飯。不得有誤。」
我去了病人待的營房。有二十來個囚犯在門口排隊。不久我就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召集到這裡了：他們要把這些人的金牙拔掉。
牙醫是一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有一張死人般的臉。他一張開嘴，就露出一口黃牙，爛得一塌糊塗。
坐上扶手椅之後，我謙恭地問道：
「您打算做什麼，牙醫先生？」
「取下你的金牙套，很簡單。」他冷淡地答道。
我靈機一動，裝出很不舒服的樣子。
「您能不能等幾天再取，牙醫先生？我不太舒服，正在發燒……」
他皺起眉頭，想了一會兒，測了下我的脈搏。
「好吧，小傢伙。等你感覺好一點兒了，再來找我。但是不要等到我叫你！」
一個星期後我去找他，用的還是那個理由：我仍然感覺不舒服。他似乎並不吃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我說的話。看見我恪守諾言，自己來找他，他似乎挺高興的。他同意再緩上一段時間。
幾天後，牙醫診所關門了，牙醫進了監獄。他會被絞死。有人證實，他利用囚犯的金牙為自己謀利。我一點也不同情他。我甚至很高興，因為我保住了自己的金牙套。有一天它也許會派上用場，換點救命的麵包什麼的。我只對每天喝的湯，還有那塊不新鮮的麵包感興趣。麵包、湯——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成了行屍走肉，甚至比行屍走肉還不如，只是一隻餓極了的胃。只有胃能夠感受到時間的流逝。
在倉庫勞動時，我身邊經常站著一個法國姑娘。我們沒有交談過，她不懂德語，而我也不會法語。
我覺得她是猶太人，儘管她裝成是「雅利安人」。她是被送來強制服勞役的。
有一天，伊戴克又發瘋了，而我正撞在槍口上。他像一頭凶殘的動物般撲向我，拳頭落在我的胸口和頭上。他把我扔在地上，又拽起來，下手越來越狠，直到打得我渾身是血。我緊緊咬住嘴唇，不讓自己叫出聲來，他大概把我的沉默當成了蔑視，於是更加瘋狂地揍我。
突然，他停手了，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他打發我回到崗位上，就像我們剛才玩了一場遊戲，而我們的角色同樣重要。
我拖著步子回到角落裡，渾身上下都在疼。這時感覺一隻清涼的手覆在我流血的額頭上。是那個法國姑娘，她臉上露出哀傷的微笑，往我手裡塞了一小塊麵包。她盯著我的眼睛。我覺得她想和我說點兒什麼，但是恐懼扼住了她的喉嚨。有好一會兒，她就這麼站著，接著她的臉上煥發出光彩，用幾乎可以算是準確無誤的德語對我說：
「咬緊嘴唇，小兄弟……不要哭。把憤怒和仇恨保留到來日，保留到以後。總有一天，但不是現在……等著吧。咬緊牙關，讓我們等待……」
多年以後，我在巴黎的地鐵裡讀報紙，我的對面坐著一位非常美麗的夫人，一頭黑髮，有夢幻般的眼神。我確信自己見過這雙眼睛——是她。
「您不認識我了嗎，夫人？」
「我不認識您，先生。」
「一九四四年，您在德國，在布納，是嗎？」
「是的……」
「您在一個電子元件倉庫工作……」
「是的。」她有些困惑。沉默了一會兒，她說：「等等，我記起來了……」
「伊戴克，那個牢頭……那個猶太小兄弟……您溫柔的安慰……」
我們一起下了地鐵，坐在一家咖啡館的露台上。那個晚上，我們沉浸在回憶裡。分別之前，我說：
「能問您一個問題嗎？」
「我知道您要問什麼，請說。」
「什麼？」
「您想問我是不是猶太人……是的，我是猶太人，來自一個虔誠的猶太家庭。德軍佔領期間，我搞到了假證件，偽裝成『雅利安人』，因此被編進了義務勞動小組，送去德國，避開了進集中營的噩運。在倉庫，沒有人知道我會講德語，那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和您說那幾句話，應該說我非常不謹慎；但是我知道您不會出賣我……」
還有一次，我們在德國士兵的監視下將柴油機裝上貨車。伊戴克煩躁不安。他克制不住自己。突然間，他的怒火爆發了。這次倒霉的是父親。
「你這個懶鬼！」他吼道，「你這也叫幹活？」
他用一根鐵棍揍我的父親。父親先是弓著身子，接著像被雷電劈成兩半的枯樹一般，癱倒在地。
我目睹了整個過程，一動沒動。我一直保持沉默。我想躲遠一點兒，省得自己也挨打，甚至更糟——如果那個時候我生氣了，怒火與其說是衝著牢頭，不如說是衝著父親。我恨父親，恨他不知道避開伊戴克。瞧，集中營的生活已經把我變成了什麼樣子。
領隊弗拉內克有一天發現我戴著金牙套。
「小傢伙，把你的牙套給我。」
我告訴他不行，沒有牙套，我吃不了東西。
「我可以讓他們給你東西吃，作為交換，小傢伙！」
我找到了另一個借口：體檢的時候，我的牙套已經被登記在冊；如果給他，我們倆都會有麻煩。
「如果你不把牙套給我，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個熱情聰明的小伙子突然變了。他的雙眼閃爍著貪婪的光芒。我對他說，我得問問父親。
「去問吧，小傢伙。但是我明天就要你的答覆。」
我告訴了父親這件事，他的臉色變得蒼白。沉默了很久，他說：
「不，我的兒子，不能給他。」
「可他會報復我們的！」
「他不敢，我的孩子。」
唉，可是弗拉內克知道怎麼做，他知道我的弱點。父親從來沒有服過兵役，他不會齊步走。但是在這裡，所有集體行進都必須步伐整齊。對於弗拉內克來說，這是折磨父親的好機會。每天父親都被揍得很慘。左，右——拳頭！左，右——耳光！
我決定幫助父親練習，教他如何換腳，教他如何跟上節拍。我們在營房前練習。我喊口令：「左，右！」父親則跟著練習。其他囚犯開始嘲笑我們。
「看啊，這個小軍官正在教老傢伙齊步走呢……哎，小將軍，老傢伙給了你多少麵包？」
但是，父親進步有限，拳腳繼續像雨點般落在他身上。
「還不知道怎麼齊步走，老廢物？」
兩個星期裡，同樣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我們再也忍受不了了，只好繳械投降。那天，弗拉內克笑得很邪惡。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小傢伙，我就知道我會制服你。不過還不算太晚。你讓我等了那麼長時間，所以要再給我一份麵包。這是給我朋友的，他是華沙著名的牙醫。得請他來取下你的牙套。」
「什麼？我給你麵包，好讓你拿到我的牙套？」
弗拉內克笑了。
「那你想怎麼樣？讓我一拳打爛你的牙嗎？」
那天晚上，華沙的牙醫在廁所裡用一柄生銹的湯匙撬走了我的牙套。
弗拉內克恢復了以往的和氣，有時還多給我一份湯。但是好景不長。兩個星期以後，所有波蘭人都被轉移到另一座集中營。我就這樣失去了我的牙套，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就在波蘭人被送走的前幾天，我有了一番新體驗。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們組不用去勞動。但伊戴克不願意讓我們待在營房裡，我們還是得去倉庫。他這份突如其來的工作熱情令大家吃驚不已。在倉庫裡，伊戴克把我們交給弗拉內克，說：
「你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是得幹點兒什麼，否則我讓你們好看。」
然後他就不見了。
我們不知道該幹些什麼。蹲累了之後，大家開始在倉庫裡遊蕩，希望能找到當地人遺落的一塊麵包什麼的。
我走到倉庫後面，聽見隔壁的小房間裡有聲音傳出來。我走過去，看見伊戴克和一個波蘭姑娘半裸著躺在草墊上。我頓時明白了為什麼伊戴克不讓我們留在營房裡。支開一百個囚犯，就為了和一個姑娘睡覺！我覺得這太滑稽了，不由得大笑起來。
伊戴克吃了一驚，跳起來。他轉過身看見了我，那個姑娘則試圖遮住自己的胸部。我想逃，但是我的腿好像釘在了地板上。伊戴克卡住我的脖子，壓低嗓子說：
「等著瞧，小東西……你會看到不好好幹活要付出什麼代價……你馬上就會付出代價，小東西……現在，快給我滾回去。」
下工前半小時，牢頭讓整個勞動組集合，開始點名。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這個時候點名？在這裡？但我知道。牢頭髮表了簡短的講話：
「一個什麼都不是的囚犯沒有權利管別人的閒事。你們當中有一位似乎不懂這一點。我要讓他弄清楚，永遠不再犯糊塗。」
我感覺到汗水正流過我的後背。
「A-7713！」
我向前一步。
「拿個箱子過來！」他命令道。
有人送來一個箱子。
「趴上去！」
我照他的命令做了。
接下來，我能感覺到的只有落在身上的鞭子。
「一……二……」他一邊抽一邊數。
每抽一下，他都會停頓一下。只有開始的那幾鞭讓我真正感到疼痛。我聽到他在數數：
「十……十一……」
他的聲音非常平靜，似乎是穿過一堵厚厚的牆傳來的。
「二十三……」
「還有兩鞭。」我迷迷糊糊地想。牢頭在等。
「二十四……二十五！」
結束了。我並沒有意識到，我已經昏厥過去。直到一桶涼水澆上來，我才恢復了知覺。我仍舊趴在箱子上，模模糊糊地看到周圍的地是濕的。我聽見有人在吼，應該是牢頭。我努力分辨他在吼什麼。
「站起來！」
我肯定是想站起來，因為我感覺到自己又跌在箱子上。我多想站起來啊！
「站起來！」他用更大的聲音吼叫。
要是我能回他一句，我會告訴他我動不了，但是我張不開嘴。
在伊戴克的命令下，兩個囚犯把我架到他面前。
「看著我！」
我看向他，可是什麼也看不見。我想起了父親。他應該比我還痛苦。
「聽好了，豬崽子！」伊戴克冷冷地說，「這就是你為你的好奇心付出的代價。如果你膽敢把你看到的告訴別人，等著你的就是五倍的鞭笞，明白了嗎？」
我重重地點頭，一下，十下，不停地點，似乎我的腦袋自己決定一直點下去。
一個星期天，一半人去勞動了，包括父親在內，而我們另一半人則趁機在營房裡睡懶覺。
十點鐘左右，警笛響了。有警報！營房負責人跑來跑去，把我們聚攏在營房裡，黨衛軍則躲進了掩體。由於拉響警報的時候比較容易逃跑，看守不在塔樓裡，鐵絲網上的電也被切斷了，黨衛軍得到命令，只要我們踏出營房，就立刻擊斃。
轉眼間，集中營就像一艘撤空的船。通道上沒有一個人。廚房旁邊有兩鍋冒著熱氣的湯，沒人看管。兩鍋湯！在通道中間有兩鍋湯，而且沒人看管！那彷彿是被遺棄的皇家盛宴，散發著無比的誘惑力！幾百雙眼睛盯著那兩鍋湯，閃爍著貪婪的光芒。被幾百隻狼窺伺著的兩頭羔羊。沒有牧羊人看守的白送的羔羊。可是誰敢去拿？
恐懼壓過了飢餓。突然，我們看見三十七號營房的門慢慢打開了。有一個人出現了，他像蠕蟲一樣向湯鍋的方向爬去。
幾百雙眼睛看著他。幾百個人和他一起，皮膚蹭著石頭向前爬。每顆心都在顫抖，同時滿懷著忌妒——他竟敢這麼做！
他碰到了第一口鍋，我們的心跳得更快了：他成功了。忌妒將我們吞噬，將我們像稻草一樣吞沒。但我們一點也不羨慕他。這個可憐的英雄為了一份湯撲向死亡，在我們看來，他已經死了。
他躺在湯鍋旁邊，花了一會兒工夫試圖爬起來夠到鍋沿。要麼是因為虛弱，要麼是因為害怕，他停頓了片刻，也許是在聚集最後的力量。他終於爬起來，趴在了鍋沿上。有一會兒，他似乎在向湯裡看，找尋自己的倒影。接著，不知道為什麼，他發出一聲可怕的低吼，一種我從未聽到過的嘶啞的叫聲，張著嘴，腦袋歪進仍然冒著熱氣的湯裡。我們被那聲吼叫嚇了一跳。他接著倒在了地上，臉上沾滿了湯汁，在鍋邊扭動了片刻，便不動了。
接下來，我們聽到了飛機的聲音。幾乎在同一時刻，營房開始顫動。
「布納被轟炸了！」有人叫道。
我想到了父親，但是我仍然很高興。看到工廠在炮火中化為廢墟，真有一種報復的快感。聽說德軍在各個戰場都在潰敗，我們不知道是否該相信這個消息。但是今天，眼前這一幕千真萬確！
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害怕。雖然只要有一顆炸彈落在營房頂上，就會讓數百人在瞬間死亡。但是我們不再害怕死亡，無論如何也不怕這種形式的死亡。每一顆落下來的炸彈都讓我們內心充滿興奮，重新燃起對生活的信心。
轟炸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要是能延長十倍，轟炸十個小時多好……集中營又恢復了平靜。美軍飛機的最後一點聲響隨風飄散，而我們仍待在自己的墳墓裡。遠遠望去，有一道濃濃的黑煙。警笛又一次響起，意味著警報解除了。
大家走出營房。大口呼吸著外面瀰漫著炮火味道的空氣，眼裡閃爍著希望的光芒。一顆炸彈落在集中營中央，就在點名的廣場旁邊，但是沒有爆炸。我們不得不將它搬到集中營外面。
集中營的負責人在助手和牢頭的陪伴下，穿過營中的通道巡視。空襲在他臉上留下了恐慌的痕跡。
集中營中央躺著這次轟炸唯一的遇難者，屍體臉上沾滿了湯水。湯鍋又被搬回了廚房。
黨衛軍重新回到塔樓裡和機槍後面。幕間休息結束。
一個小時以後，勞動的囚犯都回來了，和往常一樣邁著整齊的步伐。看到父親，我非常高興。
「有好幾幢樓被夷為了平地，」他告訴我說，「但是倉庫還好……」
下午，我們幹勁十足地清理了廢墟。
一個星期後，幹完活回來時，我們發現在集中營的中央，點名的廣場上，豎起了一座黑色的絞刑架。
我們知道點名之後才會分湯。但這次點名比平常花的時間要長。命令也比平常更刺耳，空氣中飄蕩著奇怪的回聲。
「脫帽！」集中營的負責人突然喝道。
上萬頂橄欖帽同時摘下。
「戴帽！」
上萬頂橄欖帽又如閃電般戴回頭上。
集中營的大門打開了。一隊黨衛軍開進來，包圍了我們，三步一崗。塔樓上的機槍統統瞄準點名的廣場。
「他們害怕騷亂。」於列克小聲嘟囔道。
兩個黨衛軍走進禁閉室，押出一名囚犯。那是一個來自華沙的年輕人，已經在集中營裡待了三年，身體十分強壯，和我相比簡直是個巨人。
他背對絞刑架站著，面朝法官——集中營的負責人。他臉色蒼白，但神情與其說是害怕，不如說是難過，被綁住的雙手絲毫沒有顫抖。他的目光冷冷地掃過包圍著他的數百名黨衛軍和幾千個囚犯。
集中營的負責人開始念判決書：
「以領袖希姆萊的名義……第××號囚犯在空襲時偷竊……根據××法令第×條第×號，該囚犯被判處死刑，以儆傚尤。」
廣場上沒有人動。
我聽得見自己的心跳。在奧斯維辛和比克瑙，每天有幾千人死在焚屍爐中，我已經麻木了。但是這個人，這個此時倚在死亡之架上的人，卻讓我不再平靜。
「儀式會很快結束吧？我餓了……」於列克小聲說。
集中營負責人一聲令下，負責倉庫的牢頭走向死囚。兩個囚犯協助他執行任務。他們可以多得兩盤湯。
牢頭試圖蒙住死囚的眼睛，但被他拒絕了。
在漫長的等待之後，劊子手將繩圈套上了死囚的脖子。在他示意助手將死囚腳下的凳子搬走時，那個人用有力而平靜的聲音喊道：
「自由萬歲！我詛咒德國！我詛咒！我詛……」
劊子手結束了他的工作。
命令如同利劍一般刺破天空：
「脫帽！」
上萬名囚犯脫帽敬禮。
「戴帽！」
然後，整個集中營的囚犯，一個營房接著一個營房，排隊觀看這個被吊死的囚犯，觀看他凸出的眼睛和伸出的舌頭。牢頭和營房負責人強迫每個人直視這張臉。
之後，我們得到允許，回到各自的營房領取晚餐。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覺得湯非常美味……
我看過許多次絞刑，但沒有見過一個死囚流淚。或許，這些乾枯的身體早已忘記了眼淚的苦澀。
除了一次。五十二號電纜工作組的牢頭是一個荷蘭人，一個身高超過兩米的大個子。他手下有七百個囚犯，每個人都很喜歡他，視他如兄弟。沒有一個人被他扇過耳光，或是從他嘴裡聽到過一聲喝罵。
他手下有個小男孩，是大家稱之為「男寵」的那種人。那孩子大約十二歲，細膩俊美的臉龐在集中營裡難得一見。
在布納，大家非常討厭「男寵」，他們往往比成人更殘忍。一天，我看見一個十三歲大的「男寵」在毆打他的父親，就因為父親沒有整理好他的床鋪。老人在一旁低聲哭泣，那孩子吼道：「如果你不馬上停下來，待會兒我就不給你麵包，聽見沒有？」但是大家都很喜歡荷蘭人的這個「男寵」。他長了一張受難的天使的臉。
一天，布納的發電站跳閘了。蓋世太保來到現場，認為是有人搞破壞。他們發現了線索，表明荷蘭人管的營房有嫌疑。經過搜查，在那裡發現了大量武器。
於是荷蘭人被捕了。他遭受了幾個星期的殘酷折磨，什麼也沒說，沒交代一個名字。之後他被帶往奧斯維辛。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過關於他的任何消息。
但是他的「男寵」留在了營中，被關在禁閉室裡。小傢伙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同樣保持沉默。黨衛軍判處他死刑，一道被處死的還有另外兩個被查出藏有武器的囚犯。
有一天，我們工作回來，看見點名的廣場上豎起了三個絞刑架。開始點名，圍住我們的黨衛軍，架好的機關鎗，都是老一套的程序。三個囚犯被捆住手腳——小「男寵」就在他們中間，那個有著一雙憂傷的眼睛的天使。
黨衛軍顯得比平時更為擔憂和焦慮。在幾千人面前吊死一個小孩可不是一件小事。集中營的負責人讀了判決書。所有的眼睛都盯著那個孩子。他面色蒼白，神情平靜，咬著嘴唇。絞刑架投下的陰影完全蓋住了他。
這次，負責倉庫的牢頭拒絕充當劊子手。三個黨衛軍替代了他。
三個囚犯同時登上椅子。三個腦袋同時被套進打著活結的繩圈中。
「自由萬歲！」兩個大人高喊。
男孩則沉默著。
「上帝究竟在哪裡，他在哪裡？」我身後有個人在問。
集中營的負責人做了個手勢，三把椅子翻倒在地。
一片死寂。遠處，太陽正在墜落。
「脫帽！」集中營的負責人用嘶啞的聲音吼道。我們都在哭泣。
「戴帽！」
然後是列隊觀看。兩個大人已經沒有了氣息。他們的舌頭伸出來，腫脹著，變成了藍紫色。但是第三根繩索還在動：那個孩子太輕了，仍然活著……
他就這樣吊了半個多小時，在生與死之間掙扎，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奄奄一息。而我們不得不看著他這樣死去。我經過他面前的時候，他還活著，舌頭還是紅色的，眼神依然閃亮。
在我身後，還是那個人在問：
「上帝在哪裡？」
我聽見自己內心有個聲音回答：
「他在哪裡？他就在這裡——他被吊在這裡，在這個絞刑架上……」
那天晚上的湯散發著屍體的味道。
[1]卡巴拉學者賦予希伯來語的22個字母固定的數值，將數值相加獲得詞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