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是一座與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處處是便利店、小吃店。台大附近的巷弄裡，遍地是咖啡館、書店。人們在此戀愛、寫作、高談闊論，用最美好的方式打發時光。
一
週末的清晨，城市還沒有醒來，行人寥寥，門市閉鎖。天色陰沉欲雨。窄小的街道旁邊，是灰撲撲的低矮小樓，牆壁上有雨水浸漬的黑色印記。這是許多中國南方城市的樣子。因感冒而昏昏沉沉的我，四顧徘徊：我到底在哪裡？
這時，聽到身後有異動，回頭一看，原來正在穿過馬路的我，擋住了騎腳踏車的中年婦人。她正在騙腿下車，對我微微一笑，轉彎上車繼續騎行。我明白了：哦，我在台灣。
2008年底，畫家陳丹青訪問台灣，回來後寫下《日常的台灣》，感慨在大陸消失許久的“溫良恭儉讓”，在台灣找到了。這也是許多人到達台灣之後的第一感受。
很少有汽車會鳴笛。僅容一車可以通過的巷子裡，行人往往走了很久，猛然回頭才發現有一輛客氣的車默默跟在後面。地鐵裡順序上下，不會有人蓄勢待發如虎，稍有空隙就推開別人往前衝。在這裡，一旦出現空位子，站在座位附近的人們相互微笑謙讓，才會有一個人稍帶歉意地坐下。不小心被背包掃到，立刻就會有人說：對不起。但這種客氣又並非虛偽，無論是路過行人，還是“名人”，他們說話時都會看著你的眼睛，真誠，信任。
公共汽車上，每個人在刷卡下車時，都對司機說，謝謝。朋友說，你有沒有注意到，你是唯一一個沒有說謝謝的？的確，我像一個來到君子國的小人，傾慕又不自在。
來看繁華的人們要失望了，台北市容陳舊平凡。除了前世界第一建築101於平地中拔高樓，十分突兀，台北是一座與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處處是便利店、小吃店。台大附近的巷弄裡，遍地是咖啡館、書店。人們在此戀愛、寫作、高談闊論，用最美好的方式打發時光。
據說蔣介石敗退台灣時，以為自己不需久居，帶了黃金、珍寶、軍隊、文人，唯獨沒有帶建築設計師，所以台灣建築少有亮點。有人說，他帶去的一代知識分子，是最大的財富。無論台灣的經濟騰飛還是民主體制的建立，都有賴於這一代和他們教出的學生。國民黨時代沒有以革命的名義去摧毀幾千年來的人倫道德，相反，他們以儒學傳統配合威權治理台灣——這一點在今天常常受到批判，但這些傳統終究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日後在政治制度翻盤的過程中，留下了華人溫厚的底子。
“台灣是越來越溫和了。”林懷民站在街頭，路過的行人往往側目，有人低聲對旁邊的人說，雲門的林老師。林懷民形容自己“五短身材”，精瘦樸素，雖已多年不跳舞了，但他的身體語言仍奔放、有表現力。他通常穿一樣的黑色衣褲，坐地鐵、公交車、出租車，他不喜歡開車，因為“開車接觸不到人”。
說是傳統，卻又不盡然。在禮貌和謙讓中，處處有著對“個人”邊界的尊重。原有的父權體制已經被改變，年輕人反對威壓，有更多的機會發展自由心性。坐在咖啡館仍然用紙筆寫作的作家，處理的命題是現代社會中個體的孤獨。
林懷民從小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受很嚴正的《論語》教育熏陶，動不動就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是傳統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和努力的方向。年輕的一代受更多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不再為“使命感”折磨，他們更有可能張揚個性，追尋生命不一樣的意義，也更有可能虛無。
最能說明傳統與現代之間張力的，又非林懷民與雲門莫屬。林懷民5歲時看了電影《紅舞鞋》，那雙停不下來的紅舞鞋，在他身上注入了無法磨滅的魔力。14歲時他的第一篇小說《兒歌》在《聯合報》發表，一拿到稿費他馬上就去報了一個班，去學跳舞。
那時候還沒有專門的舞蹈學校，女孩子學舞蹈是不正經，男孩子學舞蹈，那簡直就是不正常了。林懷民沒有想到此後會以舞蹈為生，1969年，他作為一個心懷天下的文學青年，去美國讀書。在愛荷華的小說創作班，老師要求選修一門其他藝術，林懷民就去學跳舞，學了一個多月，又去學習編舞，老師很奇怪地問他：你對舞蹈這麼有感情有領悟，為什麼還要去讀小說呢？1972年，林懷民回到台北，第二年開辦了“雲門舞集”。
在美國的三年，對林懷民的衝擊是全方位的。那是西方社會的革命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年輕人走上街頭，宣佈要改變這個世界，尋找另一種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1971年，美國宣佈將位於台灣東北海域的釣魚島列島交予日本，引發了台灣青年的“保釣運動”，他也是熱烈的參與者之一；這一年的秋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台灣處在空前的身份危機當中。
個人的青春適逢時代的青春，林懷民帶著熱情和焦慮回到台灣。他說，和白先勇那一代移民不一樣，自己是戰後出生的、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這是他的家園。他想要講述台灣的故事。幾百年來，一代一代中國人從福建渡海而來，篳路藍縷，歷盡艱辛的生活與繁衍，創造了台灣的繁榮。他將這出舞蹈命名為《薪傳》。但是當他去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尋找關於台灣的歷史書時，卻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經殘破——台灣人似乎對自己的歷史渾然不知，也不感興趣。
他把《薪傳》帶到嘉義——他的故鄉，也是漢人在台灣落腳的第一個地方去演出，更重要的是，他要躲開台北緊張的政治控制。上演那一天，正是1978年12月16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的日子，台灣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條小船，台灣人則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來的命運如何。“那時台上、台下的情緒都非常激動，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懷民回憶說，“跳‘渡海’時，舞者是淚水汗水齊飛，觀眾一面拍手一面哭……”
1988年，林懷民停掉了雲門。一方面，他在台北藝術大學創辦了一個舞蹈系，兩頭忙注定什麼都做不好；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社會集體下海，人們腦子裡只有錢，“我不開心——我是為了這個社會辦這個舞團的，現在你們都不理我了，我不開心”，就像一個鬧脾氣的小孩子，他停了雲門，在外面玩了三年。1991年，他回到台北，叫了一輛出租車——大概90%的出租車司機都認識他。上車之後，司機問他：林先生，你為什麼停了“雲門”？林懷民回答說，很難，真的很辛苦……他繼續說下去，司機不停地安慰他。到了目的地之後，司機突然說了一句話：每個行業都很辛苦啊，像我們每天在車叢中討生活，也很累啊。林懷民下車後，司機拉下車窗，伸出頭大聲對林懷民說：“林先生，加油啊！”
那個月有十幾個出租車司機對林懷民做這樣的“演講”，他坐在車裡逃不掉。為了這些普通的台北人，他只好重操舊業。
2007年7月，林懷民帶著雲門舞集，第一次到北京演出。開場後一分鐘，台下閃光燈如閃電一般劃過，林懷民非常憤怒，立即讓舞者停止演出，拉上幕布，重新開始。這一幕，曾在1973年的台北出現過。
兩年後，雲門來北京演出《行草》，不再有閃光燈。演出結束之後，林懷民留下來和觀眾對話。有人因《行草》動用的中國元素——武術、書法而矜誇中國文化的偉大，林懷民說，我們不要老是說中國文化有多偉大，我們要問自己，我們為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增添了什麼新東西？
雲門正是為人類文化增添了新東西，他們把東方文化的精神與現代舞這樣一種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完美地融為一體，觀眾渾然忘我，不能去分辨，到底這是傳統還是現代？是新還是舊？在有的社會，不同文化的相遇，會激發出各自惡的部分，而在有的地方，則兩兩相撞出美與善。
和林懷民的幾次見面，常常會談起政治，他為台灣而驕傲，也為台灣憂心。在過去的這些年，他常常帶雲門舞者到鄉下演出，自稱是舞蹈界的“赤腳醫生”。他說：“我現在的作品好像與政治沒有關係，在過去差不多十年裡，都是非常純粹的作品。可是，我覺得它的政治意義還在，因為在政治混亂的時候，美是最重要的東西。”
二
淡水河邊的大稻埕碼頭，如今安靜得像一個公園。亭子裡，一群老人坐在小板凳上聽台語歌。年輕人騎腳踏車沿河岸慢慢經過，車燈一閃一閃。平靜、悠閒的步調中，大概很少人會記得，這裡曾是台灣的經濟中心，而影響台灣政治圖景至今的“二二八”事件也正是發生在這一帶。
18世紀中期，福建泉州人從淡水河口進入北台灣，他們找到一個小高地。在潮濕多雨的台北盆地，高地可以免於淹水。他們搭建茅屋，販賣蕃薯為生，漸成一個小村落，人稱“蕃薯市”。當時，台灣原住民平埔族劃木舟自淡水河上游，載運農產品、獵物與漢人交易。平埔族稱獨木舟為“Moungar”，附近的漢人以閩南語音譯，改稱此地為艋甲。
這一波移民潮，造成了許多原住民的漢化和滅種，也開始改變原本台灣以南部為中心的格局。1853年，艋甲的漢人為了搶碼頭生意，發生了械鬥。打輸的泉州同安人捧著城隍爺跑到了大稻埕。此後，台北盆地附近每遇械鬥，便有不少人逃到大稻埕。他們沿淡水河建起店屋，形成街市，以“霞海城隍廟”為中心，大稻埕崛起了。
清朝開放通商口岸後，英國洋行把安溪的茶運到北台灣，由農戶種，然後運到大稻埕加工，英國人再運回廈門，賣到西方市場。大稻埕茶市聞名世界。
這一段歷程形成了台灣性格的一部分——以商業為中心、進取、外向的海洋精神。台北盆地原本是“瘴癘之地”，被李鴻章形容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在艱難的開墾耕耘下，竟埋下了日後國際都市的雛形。
1875年，清廷在艋甲和大稻埕之間興建城池，作為“台北城”，並將台灣的首府由台南改到台北。這是“台北”作為行政區劃第一次出現。城池坐北朝南，以衙門為中心，兩邊是文廟和武廟。城池的設計非常講究，有人稱這是中國最後的風水城市。台北城建成後，這座行政中心和市民居住地——艋甲、大稻埕，共同成為今天台北的老城區。
台北城池才剛剛完工，甲午戰爭爆發，戰敗的清朝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這個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島嶼，“亞細亞的孤兒”，又一道傷痕刻下。
日本仍然選擇了台北作為台灣的中心，因為台北距離東京最近。他們把原來坐北朝南的中國式城市方向扭轉，變成坐西朝東，總督府對著日出之東，城市規劃就此改變。總督府前後駐軍，日本人與漢人隔離居住，日本人住在城內，本島人住在艋甲和大稻埕。
這些本島人後來被命名為本省人，和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相對。沿著這條脈絡，“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本省人聚居的大稻埕也就不奇怪了。那是在1947年，大稻埕一個販私煙的婦人被警察粗暴執法，點燃了本省人積壓一年多的憤怒。他們送走日本人，迎來的卻是連日本人都不如的暴政。本省人開始仇殺外省人，繼而引發國民黨政府大規模的鎮壓。“白色恐怖”開始了。
也就在這一年，台北的街道名全部改為以中國大陸地名為主的街名，並兩兩對應地理方位。比如說，桂林路就在台北的西南部，而甘肅路在台北的西北部。一座台北市，猶如中國大陸版圖。
站在台北街頭，一則對於歷史的纏繞感到驚喜，二來也覺得諷刺，對於晚年的蔣介石來說，也許將大陸內含其中，也是一個不得已的安慰。
台灣主體意識落成之後，很多人開始厭棄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地名：“什麼甘肅路，桂林路，和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
作家張大春卻從另一個角度談起對這些地名的記憶。他少年時住在西區，學校在東邊。當時他才十二三歲，必須騎腳踏車上學。父親不放心，騎車帶他走了三天。有時候通天大道一直走，有的時候會繞不同的路。來自山東的父親會跟少年大春講，咱們到金華了（那是金華街），咱們又到了潮州了……遍游中國大江南北。張大春一直對大陸地名感到親切，他說，“為什麼一定要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也是台灣的一部分啊。”
歷史遺跡就這樣層層疊疊錯落在城市的地理層。不同的朝代並置，歷史如此堅硬無法選擇，卻在每個人身上留下柔軟的生命印記。張大春在台北走遍中國大江南北，朱天心目睹台北經歷巨大變化面目全非，只能去京都尋找少年時生活的城市——因為日本人仿照京都規劃了台北。
朱天心在1996年寫出《古都》，呼喚對台北的記憶。“那時的天空藍多了，藍得讓人老念著那大海就在不遠處好想去，因此夏天的積亂雲堡雪砌成般地顯得格外白，陽光穿過未有阻攔的乾淨空氣特強烈，奇怪並不覺其熱，起碼傻傻地站在無遮蔭處，不知何去何從一下午，也從沒半點中暑跡象。那時候的體液和淚水清新如花露，人們比較願意隨它要落就落。那時候的人們非常單純天真，不分黨派地往往為了單一的信念或愛人，肯於捨身或赴死。”
十多年後，朱天心來到北京。有人問她該如何描述台北，她說，這是一個被問了太多問題的城市。
三
有人笑說，台灣永遠在選舉。路邊的廣告牌，公共汽車身上，不同的候選人露出同樣燦爛的笑容，向市民允諾，自己預示著一個更快樂的明天。摩托車、三輪車在街市穿行，後座旗幟飄揚，喇叭裡呼籲人們投票給“某某候選人”。候選人甚至會到夜市拉票，和小吃攤的老闆與吃客寒暄，這叫作“掃街”。
2010年的大事，是“五都選舉”。這是國民黨再次執政以來，兩黨第一次重要交鋒。可是就在選舉的前夜，連戰之子連勝文為一位市議員候選人站台時，突然有人衝上台開槍，子彈穿透連勝文臉部，致其重傷。另有台下一位民眾死於流彈。
台灣朋友十分沮喪，六年前陳水扁競選“總統”時發生“3·19”槍擊案，至今疑竇未開，許多人懷疑這是選舉操弄，對於許多冷眼相看的大陸人來說，這次槍擊案或許是又一幕台灣式的“民主亂象”。
民主之後又如何？電視屏幕裡，台灣議會拳腳耳光齊飛，好像在告訴我們，民主有多亂。而另一種說法是，華人世界很難實行民主體制，以家族為單位形成的差序社會網絡，必然會導致裙帶關係和貪腐。這是真的嗎？
1987年，台灣解除了長達三十八年的軍事戒嚴，人民獲得依法組黨結社、集會遊行的自由。第二年，在美國讀書的何春蕤回到台灣，她想觀察，一個原本在高壓之下的社會，解除控制之後將如何轉變。不僅如此，包括她在內的台灣知識分子，希望能介入社會變遷，讓這個變遷去往開明的方向。
何春蕤胖胖的，戴眼鏡，頭髮很短，講話速度很快，思路又異常清晰。她是中央大學教授，華人世界一流的性別研究學者。但她不是象牙塔裡的學究，她積極參與社會現實，將理論與實踐交相作用，是“有機知識分子”。
在她的觀察中，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台灣，並非一聲令下，民主降臨，從此萬事皆休，而是波瀾起伏、蓬勃的社會運動時代。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在發生，新的禁忌被解除。政府藉著權力的慣性，想要尋找新的方法進行控制，民眾則在鬆動中表達自己的訴求，爭取更大的空間。
工人運動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一方面，勞工的利益長期被壓搾；另一方面，資本出走，流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工廠關門，工人一夜之間沒有了工作，沒有遣散費，沒有後續的安排，資本家捲了錢就跑了。“工運”爆發了。
當時的台灣，人們經過了將近四十年的“戒嚴”，還沒有運動的意識，沒有集會、結社、抗爭的意識。何春蕤說：“他們也不像大陸人民從小就知道批、鬥，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挑戰權威，但是台灣沒有，全是順民教育，大家很害怕，再加上延伸而來的高壓統治，人們會擔心我萬一出事被抓了，會不會被槍斃，或者會消失了啊。”這樣怎麼會搞得出來運動？
就像當年毛澤東創辦農民講習所一樣，這時候靠的是許多知識分子。比如著名的工運領導人鄭村祺，他是《中國時報》的員工，於是他就在《中國時報》裡面搞工會，希望能夠推動一些事情，也串聯其他的工會，只要是聽說有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就會幫忙。經過了一段日子，知識分子跟工人並肩打拼，說明、上課、組織，讓群眾開始看到，原來我不能靠政府，因為政府基本上只拿警察對付我而已。在這些過程當中，慢慢養成了一批比較有鬥志的工會幹部。這是台灣“工運”史上滄桑的一頁。
如果說工人運動中，何春蕤還是以觀察為主，那麼在婦女運動中，她是親身參與，而且成為頗受爭議的人物。
婦女運動開始啟動的時候，有一個共同而模糊的訴求：權利平等。當時的法律是以男權為主，比如，結婚之後，妻子的財產屬於丈夫，所以婦女團體希望能修改《民法》，讓財產歸於自己。還有像子女監護權、財產繼承權等等。而與此同時，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社會文化的鬆動，開始讓很多女人發展出不同的生涯，單身女性越來越多，婚外情也越來越多，如何面對這些性/性別的變化？
這些變化像是社會中的潛流，若隱若現，卻沒有被清晰地表述，直到1994年。那年台灣一所大學發生了一件教授騷擾女學生的案件，女性學者得知此事，就開始組織反性騷擾遊行，希望能夠反擊校園裡的性騷擾案。
在遊行和集會中，大部分人都是拿著喇叭控訴：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學校的某某老師對某某學生怎樣怎樣，呼籲社會要關心在校的女學生。
可是在何春蕤聽來，這樣的呼喊就變成了“女生很慘，很容易被老師侵害，老師都是壞人，男人都很不好”這樣一套語言。台上的演講者已經喊得聲嘶力竭了，問何春蕤要不要上來講講？何春蕤就上去講了一番不一樣的話，她說：“我不覺得性騷擾是少數幾個壞男人做的事情，我覺得性騷擾是整體的情慾文化養成的，如果這個文化裡面，大家的交往能夠更自在，我的表情表意能夠更自在，你對我的拒絕能夠更明確，我們兩個的互動能夠更開闊，其實人們不需要用性騷擾這麼差勁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慾望。”
接下來，何春蕤喊了一個震動台灣的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她喊一句，台下的民眾跟隨高呼一句。和之前的苦情訴求相比，大家的情緒都很高。從來沒有人在這樣的場合喊過“性高潮”這種字眼。而後面很強勢地表達“你再來，我就動剪刀”，一改女性被保護的姿態，一個有力量的女性形象出現了。
從這一點出發，何春蕤說，什麼是社會運動，不是一兩個人帶領一群盲目的群眾，而是如何讓群眾變得更有力量，成為運動的主體，“人的轉化就是社會的轉化。”她說。在這一波一波的運動——民主化運動、工人運動、住宅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同志運動、性工作者運動等等——當中，人民成長了，懂得運用選票和選票之外的方法，去爭取自己的權益。權利不是賜予的，不是蔣經國一聲令下，民主從天而降，權利是一點一點鬥爭出來的。而群眾的聚集，也可以不是暴民，而是有組織有理性的自我治理。
這也就是社會學家夏鑄九所說，台北已經成為一個“市民社會浮現的城市”，人民成長為合格的“市民”，他們很清楚，我不是因為你是國民黨，或者民進黨而投票，我選你是因為你能解決我的問題。
什麼是市民社會？夏鑄九做了一個比喻，在傳統的父權文化裡，政府是社會的父親，父親會照顧你，但是你要聽話，不聽話要打你。在市民社會，政府和社會關係是平等的，你不是我爸爸，你是我選出來的。市民社會力量壯大之後，不可能憑借裙帶關係、賄選、買選票那一套。“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台北不能買票，買票一定會被抓，因為他錢照拿，然後去告你。”比起來選舉制度，這是更了不起的變化。
2010年，民進黨在新任主席蔡英文的帶領下，捲土重來。槍擊事件發生後，一位當時在台灣的大陸記者寫下了自己的觀察：“與六年前的‘兩顆子彈’截然不同的是，輿論關注度集中在了‘真相’而非‘選舉’。並不似‘兩顆子彈’那般真相隱晦，百般推搪；連勝文槍擊案，警政部門和台大醫院盡最大的透明度實時公開案情進展，以及連勝文傷情狀況，所有的主流電視台都在二十四小時直播案情，槍擊案作為一個單獨的治安事件，在信息充分公開的情況下，被盡可能還原事實，與選舉分離。
“第二天一早，槍擊案發生後的永和國小投票點，並沒出現比以往熱烈很多的投票場面。許多選民說，他們早已學會了把這類事件與他們的選票選擇分開。台北的街頭，一直都很平靜。選舉前，選舉後，槍擊前，槍擊後。造勢活動在法律規定的時間發生和結束，槍擊案也結束在治安案件的邊界之中。
“那種乘客與出租車司機藍綠不同，就會被趕下車的時代，早就過去了。即使在槍擊兇案發生之後，民眾的理性態度，更讓你相信，政治，已經從民間的日常生活褪色，而孕育了自由、法治、民主的社會力量，才是守護著台灣向前走的根本。”
這位記者的台灣朋友告訴他：“我想通了。我們選擇、擁護這套制度，從來不是因為它不會發生這種烏七八糟的事，而是即便發生了，它也有自我反省、修復的能力。”
四
“若有音樂，哼我愛聽的那曲/若有醇酒，斟我嗜飲的一杯/也許為我出薄薄的詩集/但不必寫長長的序/追求的我已空無所有/這秩序繽紛的世界/就留給你整理。”
這是台灣詩人羅葉的詩，羅葉曾經是野百合學運的一分子，2010年去世。他的同代人取他的詩句，加以修改，編成《秩序繽紛的年代》一書，反思1980年代以來波瀾壯闊的台灣社會運動，同時希望看清楚未來的方向。
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台灣社會運動處於低潮。即使如此，在2010年秋天，台北每週末都有遊行。10月30日的同性戀大遊行之後，11月7日，台灣數十個社會團體聚集在內政部門口，參加“秋斗”。“秋斗”由工人運動傳統而來，在每個秋天進行。這一年的“秋斗”集結了工人、環保、原住民、同性戀等各種社會團體，隊伍裡旗幟林立，上面寫著各種標語。遊行從內政部出發，輪流到各個相關部委門前抗議。年輕人站在宣傳車上慷慨激昂地喊著口號，讓人想起我們的某個年代。一輛宣傳車上赫然寫著“消滅政商壟斷，實現社會主義”，後來才知道組織者原本想寫“實現社會正義”，結果寫錯了字。
不久前，台灣國光石化預訂在濁水溪河口北岸4000公頃的濕地上，進行填海造陸。假如這項開發進行，將會截斷白海豚的洄游路徑，危機白海豚的生存。所以環保團體發起抗議，並號召民眾集資買下濕地，抵制國光石化的開發案。對此，閣揆吳敦義為開發商辯護說，“白海豚有它生存、游水的路徑，它會轉彎的。”這句話引發眾怒。遊行的組織者把他的頭像做成黃色貼紙，旁邊號為“白賊”，發放給遊行的參與者。
在抗議者看來，政府在為大財團、大企業護航，政商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可是，經濟發展並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在當時舉辦的台北花博會，也成為他們諷刺的對象，“台灣花光光，人民博生存”，聽起來非常合理：一個勞師動眾的面子工程，比百姓民生更重要嗎？
遊行隊伍中很多都是大學生，或者剛剛畢業的年輕人。從1990年抗議選舉體制、提倡憲政的“野百合學運”，到2008年反對警權過度使用的“野草莓學運”，學生運動作為社會變革的力量，在台灣已經形成了傳統。
當年參加野百合學運的大學生，現在已是中年。他們有人進入政府體制，成為權力的擁護者，背叛了當年的理想；有人離開了政治，過著平靜的生活；也有很多人仍然身懷對這個島嶼的夢想，在社會的各個領域耕耘。
在《秩序繽紛的年代》中，“野百合學運”的昔日領袖提出，時空不會凍結，面對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可能是未來台灣最重要的命題。而台灣內部政治依然擺盪著擁抱大陸和排拒大陸的兩頭，如何超越二者，尋找到第三條道路？
遊行的人們散去，年輕的人們在不同的街巷繼續自己的生活。台灣畢竟已經是一個溫和的社會，殖民時代、威權時代已經過去，貪腐的總統已被送入監牢，在一輪一輪的提問中，人們回答得似乎都不賴。
只是，歷史的殘酷之處，同樣也是幸運之處就在於，提問不會停止，它總在呼喚創造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