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對我而言，答案很明確，不經反省的、太輕易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一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蘋果。
——這是一個香蕉嗎？
——不，這不是一個香蕉。這是一個蘋果。
這是我們在德語課學的句子。進入一門新的語言，似乎要先進入智力上的幼稚狀態，重歷一種文明的萌生與成長。神經質地確認一種水果，反覆地誦讀數字，每個詞都要分陰性與陽性，可是為什麼沙拉是男的披薩是女的？老師一攤手，我也不知道，就是這樣的，習慣形成，只要記住就好了。
老師叫Axel，來自斯圖加特，瘦長，禿頂，微微駝背，行動輕緩，常常浮現一抹詭異的微笑。從白紙教起，就要有原初的表達能力——圖畫與戲劇。Axel每天都帶來很多卡片，讓我們把圖畫和單詞對應。我們常常看著圖畫大笑，這種稚拙筆法，是屬於幼兒園小孩的。我問：Axel，這是你畫的？他說：對啊，這是我的藝術作品。我們大笑。他說，不要笑，我辦過展覽的。
今天聽錄音，一對老頭老太太去超市買菜。稱完了土豆、胡蘿蔔、香蕉，稱蘑菇。224克，好嗎？太多了，拿掉一個，再拿掉一個，198克，這樣好嗎？這樣很好。
Axel一邊寫下“結婚”這個詞，一邊指著圖畫裡的老頭老太太說，他們結婚了，他們不孤單了，結婚很好。我說：不，結婚不好。Axel瞪大眼睛：結婚不好？我說：是的。Axel走到我前面：為什麼？我一時不知如何表達，只好說：因為買菜要花太長的時間。Axel說：哦，不過一旦決定了就好了。
Axel兩年半之前在玻利維亞結婚。看樣子他覺得結婚很好，可是結婚這個單詞太複雜，怎麼也記不住。於是他現填了《結婚進行曲》，教我們唱，大意就是，結婚啊，結婚啊，結婚真好。結婚啊，結婚啊，結婚後在床上就不孤單了。我用中文對同學說，現在是開始耍流氓了嗎？可是童男子J天真地問Axel：為什麼結婚了在床上就不孤單了？
我們在德國待兩個月時間，組織者Martina安排了兩個禮拜學德語，她說，不期待你們學到什麼程度，但是希望你們感受一下德語。
有趣的人往往都是自己文化的叛徒，我常常這樣覺得。單一的視角是可厭的，我從來不覺得天真是一種美德。
但我對學習外語都沒什麼熱情，因為沒有耐心跨越過背單詞記語法的童稚階段，貌似保持對中文的忠誠，其實為懶惰。
二
老師讓我們用表情圖畫講故事。想家的男孩搶走了所有悲傷的圖畫，給自己製造了一個眼淚滂沱的情境。我只好用剩下的圖創作了本人的第一個德語故事：我工作。我聽故事。我寫下來。我很開心。我睡了。
講完之後，為這個無聊的故事驚喜了一下：簡單的言辭有另外一種力量。今天，Axel帶了一張叫作《December》的鋼琴獨奏CD來上課。打開音樂，他讓我們朗讀課本中的一封信。我幾乎流淚。譯文如下：
親愛的Sara：
你不在這裡。我很難過。
我彈琴。我工作。我寫作。我等待。
你什麼時候來？
你難過嗎？你快樂嗎？
你在做什麼？
你在哭嗎？你在笑嗎？
你在工作嗎？你在聽音樂嗎？
你在等待嗎？
你住在漢堡。我住在柏林。
我很孤獨。你很孤獨。
但是這很快會過去。
我做夢了。夢見未來：
你住在漢堡。我也在漢堡。
或者：我住在柏林，你也在柏林。
你和我。我和你。
我很快樂。你很快樂。
我寄了花給你。
你會很快來嗎？
我愛你。
Jan
三
Axel真的是藝術家！
昨天下課時，我問：Axel，你為什麼做老師？他說：我為什麼做老師？因為我喜歡做老師啊。我說：真的嗎？他說：真的啊，要不然你以為是什麼？
我開始搜腸刮肚組織語言。上個禮拜情形很糟，兩個中國學生，一個不停打噴嚏，眼皮耷拉，一個一直低頭看手機，搞不清楚在幹嗎。常常Axel拋出一個問題，半天無人回應。我勉強睜眼，腦子一片糨糊。看他坐在那裡，浮現不易察覺的微笑，似乎對我們譏諷又無奈。我從難堪、抱歉轉為好奇，Axel這麼有趣的一個人，到底為什麼要每天五個小時對著不專心的笨學生？
腸子刮干了，還是沒講出什麼，我張口結舌。像上課的慣常情形一樣，Axel沒讓這尷尬的空白持續下去，他帶著終結對話的認真說：當然很複雜。Axel大學時讀藝術，可是做藝術家太窮，沒辦法養活自己，所以他開始做老師，“做老師對我來說非常簡單，又能賺錢。”同時他導演話劇，寫音樂，寫文章。在維也納，在玻利維亞，在美國。這兩年回到柏林，Axel沒有再做藝術了，“柏林藝術家太多了，更不可能靠藝術賺到錢。可是我已經48歲了，我不想再那樣了，辛苦做一個項目，一分錢都沒有。”他開始收拾課本，笑容浮上來，惡狠狠地說：“所以我恨當老師，我完全是為了錢！”然後眨一眨眼睛，像是說：你滿意了吧？
今天德語課程全部結束，Axel很認真地道別。我發現他頭頂雖禿，金色眉毛卻長得快要遮住藍色眼睛。他說，希望你們回去之後，寫一些關於德國的文章，可是不要只寫好的，德國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你們只要寫真實的東西就好了。我想，Axel是個好老師，而我，至少在這個禮拜，也是一個好學生！
再見，Axel。
四
收到Martina的信：Yujie，我要介紹Maya給你認識，她去過兩次中國大陸，馬上要去台灣，最重要的是，她做的巧克力蛋糕是柏林有名的！Maya回信說：我們約什麼時候都行，來我家也行，去外面也行，我剛從中亞回來，那兒比中國人還隨性，所以，你什麼時候想來，打電話給我就行了！
這讓我稍微想念了一下在中國的日子。通常不知道第二天要幹嗎，被放鴿子是常事，當然，有時候也放別人的鴿子。有次和朋友們約吃飯，我在餐廳坐了一個小時，第二個人才出現。可是“隨性”也意味著半夜可以拉一個朋友出來喝酒，或者約定一個明天的採訪，這個採訪很可能遠遠超出約定的時間，只是因為大家聊得很開心。在德國，沒錯，Maya說，即使是好朋友打電話：我們好久沒見了，哪天一起聊聊吧。對方會說，好啊，我看看……三個禮拜以後有空。“他們不是真的沒時間，就是不習慣那樣。”
Maya的臉圓圓的，高，胖，穿著黑色長裙，走路以肚臍為中心，左搖右晃，是個神氣的女人。夕陽從她身後照過來，臉上金色的絨毛隨風飄搖。據說柏林天氣比往年暖了很多，但六月還是如此清涼。坐在她家的陽台上，我毫不客氣地喝酒吃蛋糕，很快把自己搞得暈暈乎乎。
Maya來自萊比錫的一個小鎮，屬於東德，緊鄰西德。1945年，東、西德劃界的時候，鎮上很多年輕人跑去西德。媽媽的哥哥和姐姐也離開了。外婆對當時還不到20歲的媽媽說，如果你也走了，我就上吊。當時媽媽有一個男朋友，男孩也去了西德。有一天他回來問媽媽，跟我走好嗎？媽媽說，不行。男孩在疆界另一邊，每個禮拜都爬到一座山上，向這邊的媽媽揮手。這樣持續了十年。十年後，男孩撐不下去，結婚了。媽媽也結婚了，有了Maya。但是，Maya說，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婚姻。
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當時的男孩已經變成老頭，他回到萊比錫找到媽媽。兩個人都已離婚，可以重新開始了。可是經過了這麼多年，兩個人都已經改變很多，想法、觀念、經歷都不一樣，終究寫不成童話。
我問，是什麼樣的不一樣呢？Maya說，在東德，通常女人都要工作，都覺得男女是平等的，但是西德人還是認為，女人就應該像個女人的樣子，待在家裡做家務。這種性別觀念，Maya覺得是最主要的錯位。
五
兩德統一前，萊比錫是東德最重要的抗議中心。1980年代的東德，已經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封閉、壓抑。Maya和朋友們在家裡組織半地下的音樂會，文化沙龍非常活躍，政治也在鬆動，“那時候真的很酷。”
Maya帶我到一片工地，那裡曾經是國王的城堡，柏林的政治中心，二戰時城堡被炸掉了一半，東德政府索性拆掉，蓋了工人文化宮，那是一個典型的共產主義建築，可以開會，可以演出，方正，恢弘，但很無聊。1990年代之後，這裡失去了政治功能，變成了藝術展覽空間。緊接著，統一之後的德國政府說要恢復古老德國的榮耀，於是把文化宮拆了重建城堡。Maya說，“他們就想把東德的象徵物拆掉，證明西德一切都是對的，問題是，又沒有國王，你修個城堡幹嗎？”更諷刺的是，因為沒錢，工程也停了。
東德人沒有辦法接受統一，他們是在懷念社會主義時代嗎？還是痛切自己的歷史、生命被抹去了？在魏瑪，包豪斯的學生Alex說，“我去過北京，覺得好親切，那些社會主義建築，大樓，紀念碑，德國很多人想拆掉這樣的建築，覺得太難看，而且是威權的象徵，可是我覺得，那也是我們的歷史啊，幹嗎要拆掉，然後修一些假古典建築？”
我想，這些哀婉社會主義歷史的人，也許曾是體制中的異議者，也曾因為體制的黑暗而充滿憤怒、否定一切。看到他們，令我觸動。該怎麼看今天？我今天，又怎麼看我的父母，或者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其期待後事之明，也許應該學會和歷史共處。
六
Maya的英文，口音很重。學德語的時候，Axel告訴我們，德語和英文不一樣，不要連讀，要一個字結束再開始另一個字，可是很多德國人在講英文的時候，飛速而含混地講一大串，沒有停頓，沒有標點，兼有英文和德文的發音，像一段意識流的小說，話音落時已經是一段故事的末端。我很喜歡和Maya聊天，可是每一次都累個半死。
Maya是一個有意思的人，不拘一格。2008年，她作為IJP１的夥伴去中國，正遇到四川地震，很多人去災區收養地震孤兒。同行的德國記者寫了一篇這樣的文章，發表在德國右翼報紙上，文章說，因為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很多家庭沒有兒子，所以他們去災區只是想要個兒子。Maya說，天哪，我真不能相信她寫出這樣的文章，太丟人了！她根本不去瞭解中國，每天只想待在房間裡和男朋友講電話，採訪了一次就寫出這樣的稿子，太丟人了！
在那一次的旅行，Maya結交了一個中國朋友，一起跑到江西鄉下，玩得很開心。但她還是忍不住說，我覺得很多中國人很無聊，他們想的事情都是一樣的。我點頭同意，沒錯，基本上就是賺錢。當然，她說，德國也有很多無聊的人。比如說，她的一個好朋友是gay，“他成天都在發愁，因為好像gay得有gay的樣子，要常去健身，身材要好，得喜歡Madonna，要不然好像就格格不入，可是有一天，這個男人突然愛上了一個黑女人，他嚇壞了，怎麼跟身邊的人解釋？她雖然很美，但似乎不符合標準意義的美。他糾結死了。”
而她的另一個朋友，是一個異性戀的女人，在男同志組織工作，幫助他們，也是他們最好的朋友。有一天，這個女人和男人結婚了，結果所有這些同志都不再和她來往，他們覺得，她背叛了他們。“你能想像嗎？她為他們工作了那麼久！”Maya停住了，很激動。
我們在Maya住的街區散步。她驕傲地說，這是同志聚居的區域。“一戰”之後，這一帶聚集了很多同性戀和藝術家，非常活躍。希特勒上台之後，很多男同性戀被用粉紅絲帶區別開來，送到集中營，所以這裡的街頭有一個小小的角落，紀念在納粹時期的同性戀受害者。
我又想起採訪Wieland時，他說，今年的同志遊行，有20萬人在街上，可是我想，天哪，我就是為了這些人做同志運動。對，他補充說，我是為了他們，為了今天的盛況，可是不代表我要和他們在一起啊。
沒錯，如果自由與生俱來，人們知道自由意味著什麼嗎？那會不會只是一種隨波逐流——無論那是什麼樣的潮流？沒有經過痛苦經驗的淬煉，沒有死之終點，人們會珍惜生活嗎？我想對我而言，答案很明確，不經反省的、太輕易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七
我已經很努力在交朋友了。當時的日記裡我寫道。
我赴每一個約，我也發出很多邀約。可是後來還是忍不住抱怨，德國人太難交朋友了。典型德國人Patra臉上露出老實巴交的歉意：的確，我的朋友都是同學，同事，很多年累積下來……聽說德國人成為朋友需要很久，可是當他們認定你是朋友，就會非常可靠。只是我來自中國，只有兩個月，方生即死，來不及等待。
我坐在咖啡館，天花板是一群裸男的春宮圖。對面的大叔不停地踢桌子，對著右下方的空氣怒吼。所有的waiter/waitress都穿鼻環。一口黑啤酒下去，臉皮很快發麻發脹，腦中物輕飄起來。我在日記本上又寫下：以後不能在白天喝酒了。
不喝酒無以遣寂寞長日。有天醒來，房東粉紅色的被子像工業城市的污染塵霾一樣壓住我，沒辦法呼吸，也沒辦法起床。我打開電腦，沒有信，沒有人答應接受採訪，也沒有人記得我。我上網，看新聞，看八卦，不停地刷屏，屏幕只閃爍，沒有更新。我吃了麵包，又吃香蕉，又吃櫻桃。腦子裡沒有任何東西。像魯濱孫在孤島已經停止張望海上，可有一縷煙嗎？有一線船帆嗎？世界一定還在運轉，充滿熱騰騰的慾望，在自我毀滅的途中，可是這一切都和我沒有關係。
海上終於出現了船，Maria和Lene來了。我大聲對她們說，你們是我的老朋友！似乎自己也難以置信，這兩個只見過幾次的丹麥人！可是她們知道我叫大頭，我們都認識Sam，她們還會說一點中文（Lene最喜歡說，too much麻煩）！和初次見面的人相比，需要解釋的東西少太多了。
她們第一次到北京，去女同志酒吧，有人說，你們等一下，我去給你們找一個會說英文的。Lene說，可是喝了兩瓶啤酒之後，我發現每個中國人都會說英文！接下來令她們暈眩的就是，沒完沒了的TP話題。每個人都問，你們誰是T誰是P？兩個人對看一會兒，Maria說，她現在越來越T。最早她們互換衣服（多半是裙子），後來Lene變短髮俊俏，T恤仔褲，Maria拍拍Lene變胖的肚子，現在她有這個，也穿不下了。
Maria很幽默，她的幽默來自毫不設限的聰明頭腦。她講起自己大學時曾經去給妓女當助理。老闆在裡面工作，她在外間一邊看書一邊接電話：哦她現在有活兒，得等一下。我笑，Maria你好有趣啊。她笑，是嗎？Lene說，對啊，我就是喜歡你的幽默感，又很活潑。Maria說，可是我看見喜歡的人就緊張，完全說不出話來。我驚訝，真的嗎？Lene說，對啊，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很緊張，躲在廚房不敢過來跟我講話。Maria說，所以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對這種在一起時間很久還仍然相愛的情侶非常好奇，不拘一格的雙魚座Maria，和秩序井然的處女座Lene，相同和相同溶為倦怠，在差別之中又凝固著陌生。怎麼會在一起這麼久但還是相愛的？Maria說，我和她還是最談得來，最瞭解彼此。那你們吵架嗎？我問。Lene說，吵啊，都是些特別傻的事兒，“你上次說，我沒說，你說了……”但我們互相太瞭解了，知道這些不會讓我們分手。
兩年前在哥本哈根，Maria和Lene帶我們去看演出。一個調皮的五人男生和聲團，唱好多黃歌，接下來就是Maria她們的節目。有人全身赤裸，只包紮了陰莖和戴了假髮，有人腆著肚子在舞台邊上自顧自地跳，Maria蒙著黑色網紗，Lene的裝扮很像海盜，她們唱著，到底是誰怪異？誰怪異？然後指著台下的我們：就是你！你！你！
丹麥人常到柏林。因為柏林物價便宜，遍地夜店。她們會約一些朋友，從哥本哈根坐長途客車過來，租一間公寓，開一整個週末的派對。可是Maria和Lene有一陣沒來了。因為去年冬天，Maria在街上和朋友聊天，一塊雪從屋頂掉下來，砸在她頭頂。她說：哥本哈根的冬天很危險！她在家休息了半年，不能到太吵的地方，不能坐飛機。
她們的朋友J有四年沒來柏林了。J高，瘦，挺直。闊嘴加上沒有眉毛，看起來有些凶相，但其實他不過就是個小甜心。他很怕鳥，我們在餐廳吃飯的時候，有一隻麻雀飛了進來，J嚇得直往我懷裡鑽，Maria和Lene大笑說，看，什麼是T。J以前也做媒體，應該是一種富裕、縱情的日子。平時勤奮工作，週末徹夜跳舞，做愛，不被羈絆。可是四年前檢測出了艾滋病毒，一切都翻轉了。他在酒吧講出這些的時候，我表面鎮定內心不定，我是不是聽錯了？被寫了很多次從浮華到寂寥的故事，現在就在面前，艾滋病毒攜帶者？為什麼要告訴我？
每月一次的土耳其同志派對。J看著舞池裡：好多我喜歡的類型啊。音樂鼓點急搗密語，瞬間靜止，一下，再一下，輕，再輕，試探，挑逗。肚皮舞者顫動著身體，媚眼四飛。然而我們在兩點離開，人們正酣。Lene自言自語：這個時候回去正好，不然Maria要生氣了。
回去的路上，我發短信給Lene說，謝謝你們陪伴我在柏林的孤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