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的孤獨，與所愛的人、世界隔絕，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個更難以忍受？
一
到達幾天之後，我學會了問人們：你來自東德，還是西德？22年過去，牆倒塌了，德國統一了，但生活沒辦法一筆勾銷。往日隔絕的，不只是地理——1989年東德人跨越柏林牆之後，一臉茫然，他們的地圖裡沒有西柏林，牆這邊的街道對他們是那麼陌生。遠不止如此，冷戰在人們心上烙下的印記，需要幾代人的生活，才能真正彌平。
花白卷髮、眼神在鏡片後一直閃爍的烏蘇拉，在一個大風天帶我們遊覽柏林。對於這座城市，她有講不完的故事。15世紀開始，柏林先後成為勃蘭登堡公國、普魯士的首都。從壯美的勃蘭登堡門進城，沿著菩提樹下大街，古代人可筆直通向國王的城堡。拿破侖在歐洲四處征戰稱雄，佔領柏林時，擄走了門上的勝利女神和四架馬車。幾年後，拿破侖戰敗，法國才把勝利女神還給柏林。
柏林地下是砂石，不像薩克森或者黑森林地區富饒多礦。普魯士雖然強盛一時，但那時的世界終歸是羅馬的，倫敦的，巴黎的。柏林的世紀是20世紀。魏瑪共和國曾把這裡變成最繁榮、自由的城市，很快，希特勒把它變成自己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而戰爭最終也結束於對柏林的轟炸。然後冷戰開始，鐵幕拉下，就在城市中央。它複雜深重的命運，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之後，餘音未絕。
1961年，東德築起柏林牆，勃蘭登堡門一帶變成無人區，荒草叢生，野兔肆虐。現在勃蘭登堡門是柏林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有人穿著舊軍裝與遊人合影賺錢，有人在這裡抗議示威——這次是工會，柏油馬路上用磚砌出一條長長的路痕，那是柏林牆原來所在的地方。遊人跨越其上，以示歡快而廉價的慶祝。
烏蘇拉講話時不停地神經質地把衣襟拉直，帶有濃重口音的英文，常常讓人難以辨識，但“牆倒塌”，一定是重要的時間點。我們談到《柏林蒼穹下》，那個長著翅膀的男人，在柏林的上空，悲傷地看著這座城市。像很多城市一樣，柏林的各個角落都藏著故事，但它很幸運，這些故事都沒有被忘記。有二戰死難者紀念碑，有猶太人紀念館，有二戰時被害的同性戀紀念碑，有柏林牆紀念館……柏林可能是紀念碑（館）最多的城市，每一個災難都要被一再提醒，為了不要再次發生。
我問：“烏蘇拉，你來自東德還是西德？”
她反問：“你猜呢？”
我說：“西德。”
她很驚訝：“你猜對了，可是為什麼？常常有人猜我是東德人，因為我對東德瞭解很多。”
我說：“有一次你提到，現在整座城市都是我們的了。”
整座城市都是我們的了，這句話中驕傲擁有的語氣觸動了我。在一個極權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這種理所當然的驕傲——城市是我們的，土地是我們的，卻只能是市民社會、民主體制的基礎。
東德人和西德人的這種不同，處處皆見。二十多年前，有東德少年出國，遇到幾個西德的同齡人，最令他吃驚而羨慕的是對方的自信。經歷了兩德時期的老人總結為：在西德，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我是一個自由人，我可以做任何事，直到有人告訴我說不能做；可是在東德，人們從小被教育，你什麼都不能做，直到有人允許你去做。
使人民恐懼，這是極權社會最重要的統治工具。讓恐懼從小灌入，在心裡扎根。德國統一之後，德累斯頓公共電視台被西德人接管。編輯彼得回憶說，當時，上司走進會議室，氣勢頗強。她講了一番話，等待大家的回應——作為西德人，她習慣了辯論和質疑，但是會場一片沉默，沒有人說話，“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服從。”
二
離開柏林市區，經過很多方方正正、毫無特色的蘇俄式建築，來到斯塔西監獄博物館，約亨·沙德勒（Jochen Scheidler）在門口等待著我們。
這座紅磚建築曾是東德關押政治犯的監獄，斯塔西，就是東德安全局。1968年，蘇聯和華約成員國的坦克開進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年輕的東德物理系大學生沙德勒和一些朋友上街散發傳單，呼籲人們反對聯軍的行為。傳單上寫著：“公民們——同志們，聯軍的坦克只是為敵人服務。想想社會主義在世界的聲譽吧。我們要求事實的真相。沒有人愚蠢到只考慮自己。”他被投入這家監獄，監禁一年半之後，才被送到法庭審判，判刑兩年半。
沙德勒花白短髮，面膛曬得很紅，皺紋縱橫，兩腳外八字叉開，站得筆直，斯文、健壯，十分有尊嚴。看不出這是一個曾經剝奪他自由的地方，他謙遜地微笑著，按照安排得當的路線，一一展示昔日政權的罪惡、犯人的痛苦，只有很少的時候，憤怒使音調變高了。
我們走過監獄的花園，在這裡住了一年半，沙德勒當時卻不知道這個花園的存在。他們不能去花園散步，也看不到——牢房要麼沒有窗戶，要麼窗戶是不透明的。一個殘酷的玩笑是，唯一一個曾經享受過這個花園的犯人是監獄長，兩德統一之後，他被送到了這座監獄。
這裡關押的都是未進入司法程序的政治犯，他們認罪之後，才會被移交法庭，判刑轉入別的監獄。不認罪，就要繼續在這裡承受酷刑、孤獨，和“不知何時結束”的絕望。而認罪，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向政權妥協，可是，日子總算會有個頭兒。
犯人可能被關入陰冷潮濕的地下室。酷刑有很多種，其中一個是容一人站立，卻又不能直立的凹壁，沙德勒要我們想像一下，在這裡站上一天會怎麼樣。應該想像的有很多，在二樓的單人牢房，僅容一張單人床，一個馬桶。守衛隨時會用門口的窺視孔巡查，白天不可以躺在床上，必須坐著，卻又無事可做。他在這裡生活了一年半，在訊問中，秘密警察說，如果你想見你父親，就得認罪；你想知道你女朋友怎麼樣了嗎？她根本不關心你……
徹底的孤獨，與所愛的人、世界隔絕，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個更難以忍受？
沙德勒出獄之後，物理研究的路自然斷了，他做了一段時間的工人。他困惑、憤怒，“每天早上醒來，我都覺得胃痛。”直到今天，他仍然相信共產主義理想，只是它被壞人利用了。
德國統一之後，這座監獄成為博物館，一些之前的犯人被邀請、培訓成為導遊，用自己的親身體驗，告訴人們當時發生了什麼。沙德勒也是其中之一。
最後，沙德勒帶我們到監獄後面一間簡陋的水泥空房，這是當時他們放風的地方，頭頂鐵絲網之上的天空，是他們無法抵達的自由世界。監獄生活的記憶就壓在他的胃上，“現在好多了，因為我可以幫助人們瞭解那段歷史。”沙德勒的英文發音有點含混，這段結語卻清晰有力，顯然精心準備，已經講了很多次，卻仍然直通肺腑：“如果你覺得這座監獄很可怕，43年前，我就在這裡。我們必須保衛民主和民主體制，我們必須做些什麼，不只是為了民主，也是為了生活。”
很難想像一直重複講述自己所經受的痛苦是什麼感覺，博物館盡量不讓這些倖存者講得太多，還安排了心理醫生幫他們咨詢。可是仍然有人在導覽的途中突然崩潰，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很多東德人想要忘記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兩德統一後，東德的領導人並沒有被清算，沒有高官被懲罰，沒有一個斯塔西成員向政治犯道歉——前監獄長還聲稱這是最好的監獄。電影《竊聽風暴》中良心發現的竊聽人員純屬虛構，現實對於沙德勒來說僅僅是：沒有獲得應有的公正，一生卻已經在折磨和黯淡中過去。但他仍然選擇了面對和反擊。
“你們在網絡上能搜索到我的名字，我年輕的時候演過布萊希特的話劇。”我們告別時，沙德勒說。
三
可是，“整座城市都是我們的了”，“我們”到底是誰？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明白，無論烏蘇拉是否有意如此，這句話還有別的含義。
“這不是統一，是吞併。”來自東德的小說家舒爾茨說，他用兩手並列，五指交錯，來表示統一與融合，用右手包住左手，來表示他對於兩德統一的觀點：是西德吃掉了東德。
舒爾茨生於1962年的德累斯頓，東德疆土。柏林牆倒塌時，他在萊比錫。1989年歐洲發生的這一系列變化，意味著冷戰有了結果：極權體制潰敗於民主體制，社會主義輸給資本主義。這二者常常被畫等號，但是很多東德人認為，這是不同的。
1989年，萊比錫以及其他東德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東德人民呼籲改革，他們已經厭倦了獨裁者。可是和其他東歐國家不同，東德人沒有機會重新建設自己的國家，他們有一個富有的兄弟——也有人認為這是他們的幸運之處。歐洲共產主義國家之間貨貨相易的經濟體系解體之後，東德工業已接近崩潰，如果可以買便宜質量又好的西德產品，誰要買又貴又糙的東德貨？更不用提東德政府已經欠下了大量債務，經濟和政治的破產在即。1990年8月23日，東德人民代表大會做出決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決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1990年10月3日起依據《德國基本法》第23條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1990年，舒爾茨和朋友們在萊比錫創辦了一份報紙。國家正在改變，他們認為自己必須參與到新國家的建設當中來，個人的文學夢想並不重要。他們自己採訪、編輯、印刷、發行，舒爾茨還曾到菜市場門口去賣報紙。“我們想建立的新國家，是一個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國家。”舒爾茨和他的朋友們認為，只是因為斯大林主義者當政，社會主義理想才變成專制體制，它應該有新的可能。
當時許多東德人都有這樣的夢想。德累斯頓當地報紙《薩克森日報》政治版的主編烏韋·彼得說，那一年真是最好的時光，老大哥沒有了，有錢的兄弟還沒有來。他們有了夢寐以求的新聞自由。他們討論，如何在新的國家裡，留住東德的優點。“什麼樣的優點？”我問。他說：“比如說，社會主義體制裡人和人之間比較平等，也比較喜歡互相幫助，西德人就比較冷。”一個例子是：東德的女性往往都有一份工作，而在西德，女性在結婚後就要謹守傳統，相夫教子。
可是一切都來得太快了。西德政府慷慨地將東西馬克的兌換比率定為1︰1或2︰1，而當時自由市場上的比率為10︰1和20︰1。舒爾茨記得，當時商店裡所有的商品都賣空了，社會主義的人們沒能抵制得了物質的誘惑。
商業經濟隨著民主制度來臨了，手工作坊式的報社終究無法應對資金雄厚的西德媒體集團。舒爾茨離開了萊比錫，搬到柏林，開始寫小說。他的積蓄只夠生活一年，他計劃一年之後，如果寫作不能維生，就去開出租車。一年之後，他的小說集出版，受到評論界的好評，還獲得了很多獎項。作為德國統一後最重要的小說家，君特·格拉斯稱他為“我們新時代的敘事者”。
儘管在一個以恐懼威壓為統治手段的制度裡，很難談到真正的平等，可是進入另一個以財富來區別人們的社會，“人人平等”的理想再次復活了。
“統一意味著你從這邊拿些東西，從那邊拿些東西，但是，東德什麼都沒剩下。”的確，對於西德人來說，生活並沒有改變，可是對於東德人來說，一切都變了，自己必須也改變，去適應這個新的國家。這讓人們難以相信：過去發生的一切，真的一文不值嗎？那些一生篤信的理想，還有青春，都只是笑話嗎？
舒爾茨已經成為德國政府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他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使得西德成為比較好的政府。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也有類似的觀點，不過他說的是：社會主義唯一的成就是使資本主義在競爭中接受了自己的理論，這很諷刺。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更甚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制度，包括西德。可是競爭的消失，使得情形壞了，舒爾茨說，現在德國貧富差距變大，看電影、去餐館吃飯，對他的很多朋友來說，成為了奢侈的活動，“還有，你總不能把水拿來做生意吧？水是公共產品，不應該私有！”
我們坐在舒爾茨家附近的咖啡館。這裡是普倫茨勞貝格區，屬於東柏林。他說：“我還是希望住在原來東德的地方。”除此之外，統一之後，很多人離開東德，房租變得很便宜，藝術家和移民們蜂擁而至。其結果是，許多年後，這裡到處是咖啡館、世界各地風味的餐館、店舖，充滿活力，可是也有點時髦了。
柏林咖啡館很多，人們喜歡坐在戶外閒談，曬太陽。街區都有大樹濃蔭，空氣純淨，每一樣顏色都很濃。我想著人們悠閒的生活，乾淨的空氣和食物，這幾乎是我所見最好的社會制度了，或許還想起了自己的國家，聽著舒爾茨的批評，忍不住說：“也許，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社會制度，完美的社會。”
他說：“對啊，所以我們每天都得鬥爭，為了民主和平等。”
四
我開始熱衷於尋找東德人的面孔，有點猶疑和哀傷，又是親切的，和西德人的渾然自信比起來，這種複雜更令人觸動。經歷過苦難的堅定，更強壯。
烏莉就是這樣的例子。在六月的新克爾恩街區文化節，烏莉和朋友們在一所廢棄的監獄表演了一出現代舞，來表達當人們被囚禁時的感受。平時，烏莉在小學教小孩子跳現代舞，借舞蹈來表達自己。尤其是在移民子弟學校，“這些小孩子的身體是非常緊張的”，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家，他們有太多東西要適應，語言，文化，這讓他們很不自信，尤其是女孩子，可是當經過一些舞蹈練習，身體打開的時候，她看到孩子們眼睛突然亮了，那一剎那的光彩，讓她很有成就感。
烏莉動作誇張，表情也比常人放大，薄薄的嘴唇塗得鮮紅，和綠色外套形成戲劇性的衝突。每年都有很多藝術家來到柏林，這裡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地方，房租比別的大城市便宜，生活豐富多元，什麼樣的怪人都有，可是過一段時間，沮喪總會到來，永遠有更年輕、更拚命的藝術家來到這裡，房租一天天漲起來，難道要永遠做免費的藝術嗎？烏莉也在擔心這個，可是，她搖搖頭，管它呢，以後再說，至少現在，柏林是天堂。
新克爾恩原屬東德，同樣因為便宜，是移民和藝術家的聚居地，也是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烏莉說，雖然同居於此，實現著兩個層面的多樣性，但是移民和藝術家的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移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作息，而藝術家晝伏夜出，怎麼能讓兩種人的生活發生關係呢？也許烏莉的工作，是一種這樣的努力。
為什麼她會對這些移民小孩的神情這樣敏感？她說：“因為我來自東德，我知道那種在邊緣的感覺。”10歲時，烏莉隨父母遷移到西德，雖然講同一種語言，卻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必須察言觀色，重新學習一套規則。“我在兩種社會制度裡都生活過，這一點對我很重要。我很慶幸沒有繼續生活在一個極權國家，否則我可能已經被抓起來了，可是我也不喜歡物質主義，用金錢來評判一個人是不對的。所以我要利用在兩種體制裡的好處，我用現在享有的言論自由，去批評這個體制的缺點，讓它改進；我用東德人的邊緣經驗，來幫助移民。”
五
對於週三晚上的歐洲城市來說，人多得不尋常。珍寶公園的草坪上，人們或坐或站，三五成群，照例是人手一瓶啤酒。很多人站在一邊，仰頭看著一部線條與色塊變幻、不知所云的短片，那是一部當代藝術作品。酒水攤和燒烤攤前面，擠滿了人，德國人秩序井然的神話沒有上演。
這是“扎根柏林”（Based in Berlin）當代藝術展的開幕之夜。參展藝術家來自四海，但他們現在都住在柏林。柏林市長沃維萊特出席了開幕式，展覽想要表達的是，這是柏林，是當代藝術的世界中心，對年輕藝術家敞開胸懷的城市。跟所有地方一樣，多半的作品不明所以。至少有兩件作品，是以一堆破爛磚石為主要內容；有一幅在牆上貼滿了放大的1塊、2塊的歐元硬幣的模型，還有幾件，是以柏林夜店場景為內容的視頻。德國記者麗貝卡總結說，看樣子，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柏林很窮，夜店很重要。
在公園裡，每個人看上去都很開心，而原本該是夜晚主角的藝術展室裡，觀者寥寥。麗貝卡提著啤酒瓶說：“我覺得藝術展不重要，大家只是太愛柏林，太驕傲於自己是個柏林人了！”
“二戰”之前，柏林曾經是德國的商業中心、媒體和出版中心、金融中心……隨著戰爭爆發、戰後柏林的被分割，產業都搬離這個不安全的城市，銀行搬到法蘭克福，媒體和出版公司搬到漢堡，工業搬到慕尼黑、斯圖加特。在東德的封鎖下，西柏林的日常物資都需要盟軍空運，更談不上經濟的發展。很長時間以來，為了維持這個象徵意義極強的城市，德國聯邦政府十分善待西柏林，包括財政撥款，讓人們無需工作也能生活，而城中男性也無須像其他西德男性一樣服兵役。
直到今天，在德國所有聯邦省份和城市中，柏林是最窮的地方之一。也有人說，柏林人已經習慣了被供養，他們太懶了。
1960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在柏林發表演說時慷慨說道：“我是一個柏林人。”他想要表達的是，美國將會站在西柏林、西德人這一邊，抗擊共產主義陣營。被東德圍困的西柏林人，需要得到同盟。
而冷戰結束之後，“柏林人”在生長出新的含義。
柏林被稱作最不像德國的城市。如果發生了日本海嘯一樣的重大災難，德國人會像日本人一樣秩序井然嗎？麗貝卡說，德國其他地方也許會，我想柏林人不會，因為其他地方只有一種人，可是柏林，什麼樣的人都有。
麗貝卡是德韓混血兒，儘管出生在德國，但是黑髮、黃色皮膚、個子矮小的她，從小就要面對這個問題：“你是哪個國家來的？”她說：“我是德國人。”對方問：“那你爸是哪兒來的？”她說：“我爸也是德國人。”對方問：“那你爺爺是從哪兒來的？”一直追蹤到亞洲族裔才肯點頭罷休。有時候，對方會強調重點說：“你到底是哪兒來的？”生性幽默的她回答：“我從我媽肚子裡來的。”
儘管對於希特勒的種族政策有很多反思，但是德國人並沒有完全走出種族優越感。移民仍然是德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白人天生地覺得自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對於其他膚色的人，如果你說你是德國人，他們會懷疑地看著你，“可是如果你說自己是柏林人，所有人就都理解了。”麗貝卡說。
歷史上，柏林就是一個開放的城市。17世紀，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一世公開邀請被法國驅趕的胡格諾派教徒來到柏林，填補“三十年戰爭”造成的人口空虛。到威廉一世去世時，定居的胡格諾派教徒佔到柏林總人口的20%，柏林成了一個移民城市。
而冷戰結束之後，便宜的房租吸引藝術家和移民來到這裡，讓柏林真正變成了國際化的都市，一個當代藝術的中心。這也改變了柏林愁雲慘霧的沉重形象。
今天，柏林的面貌也跟柏林市長沃維萊特有關。2001年，他在競選時公開宣佈：“我是同性戀。”他給出了柏林的新描述：貧窮，然而性感。柏林的夜店越來越有名，鄰近國家的年輕人，會在週末、假期來到柏林，租一套公寓，盡情享樂。沃維萊特四處推廣柏林的新形象，市政府支持各種關於藝術、多元文化的活動。6月的每個週末都閒不下來，世界狂歡節、同性戀遊行、街區48小時藝術節……柏林像一個永不結束的派對。
很多人批評沃維萊特四處作秀，但也有很多人喜歡他。德國記者瑪雅說，過去，德國人出國總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德國人，因為戰爭和屠殺的歷史，也因為德國人既有的固執、僵硬形象，可是沃維萊特改變了這一形象，德國人也可以很酷，很幽默，為什麼不呢？
六
“每個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可是總有很多人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維蘭德·施佩克，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負責人、泰迪熊獎創辦人說。
施佩克生在德國西南部，1960年代末，少年的他發現自己對男性有好感，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歐洲的政治運動才剛剛開始，也不認識其他的同性戀。20歲時，他知道了一個男同性戀組織。他去參加活動，卻把對方嚇了一跳。組織內都是比較年長的人，忙著跟世界解釋，男同性戀不都是娘娘腔，也可以是陽剛的男人。可是作為新的一代，施佩克是個火焰男孩，渾身色彩繽紛，紅色頭髮，藍色指甲。他也並不是想裝扮成女孩，可是他很清楚，他不想變成傳統的男性形象。
如果說作為同性戀本身就意味著活在邊緣，那麼施佩克選擇了一條更窄的路。他希望自己是雌雄同體。他不喜歡落入一切陳規，包括舊有的性別觀念。
施佩克離開家鄉，來到柏林。當時是西方社會運動的夢幻時期，不同領域的浪潮並進。連同性戀組織都有共產主義、女性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各種流派，互不服氣，吵個不停。施佩克抱著很大的期望加入，結果卻非常失望。他自認左翼，但他不喜歡結黨，不喜歡教條。他和同樣失望的一些朋友們開始了一場新的運動：反對男性霸權。“我們覺得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同性戀，問題在於這是個男權社會。我們是男人，我們應該去統治女人，但我們不想，我們還要阻止其他男人這麼幹。如果每個人都平等了，男同性戀也就沒有問題了。”
弔詭之處在於，男人總是喜歡自以為是的發言，嗓門又大，施佩克和他的朋友們不想這麼做。他們要學習傾聽和理解。可是如果不說，怎麼推廣自己的理念呢？沒有推廣，又怎麼促成改變呢？
所以這個運動沒有成功，但是有很多認同這一理念的男同性戀因此找到他們。而不屈服於陳規的思考方式，也貫穿了施佩克的人生。
1970年代末，施佩克拍了一部電影《柏林牆之東》，講述自己的愛情故事。之後，他加入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那時，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意大利，都已經有了酷兒電影節，1987年，這些電影節的負責人在柏林聚集。他們在同志書店開了一次會議，結論是：同志社區內的亞文化固然重要，可是如果在柏林電影節這樣的層級舉辦同性戀電影節，意義非同尋常。
第一年的泰迪熊獎，很少人知道，只有一些知識分子、同志組織者來參加。第二、第三年，人漸漸多起來，派對成為最受歡迎的部分。“這很重要，因為酷兒喜歡派對，異性戀也喜歡派對。”他們選擇有名的地點，邀請明星，同時派對開放給所有人，“以前異性戀覺得是被排除在外的，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人，每個人都可以來。我們要帶著社區走出去。”
今天泰迪熊獎已經成為國際性的著名獎項，西班牙導演阿爾莫多瓦就從這裡成名。而2011年6月，30萬同性戀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在更早一周的同性戀嘉年華中，男女同性戀在街頭跳舞、喝醉。
今天在柏林街頭的同性戀們，他們沒有經過抗爭、運動，自由似乎與生俱來，但他們真的明白自由的意義嗎？沒有經過痛苦經驗的淬煉，如果沒有努力爭取，自由還會可貴嗎？
四年前，施佩克去波蘭華沙幫助籌辦酷兒電影節。波蘭社會還相當保守，大街上有很多人抗議，政府撤回了國有電影院。可是這時嘉賓也請來了，又完全沒有錢，要怎麼辦？“這種事情的發生，會把你一下子踢回三四十年前，那時候我們在德國經歷的是完全一樣的事情。可是現在，在柏林，你看到很多被寵壞的同性戀，他們不做任何政治努力，好像一切權利都是理所當然。”
這些年，施佩克冬天籌備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夏天去各地幫忙舉辦酷兒電影節。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名氣可以幫助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們，華沙，聖彼得堡，薩拉熱窩，西西里……這些地方發生的事提醒他，權利不是從天而降，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失去，必須要為之奮鬥。
而某種程度上，他追求“在邊緣”的感覺，他想要有反省的生活。在社會結構的運動中，很多人從邊緣進入主流，困難消失了，生活變得庸常。同性獲得結婚權之後，家庭變得和異性戀一樣了。但施佩克不想這樣，他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朋友、伴侶建立新型的家庭，承受著不確定性帶來的危險，也享受不確定性帶來的美好。
在柏林化石一樣疊加的歷史中，貧窮而性感成為最新的一層。它是新的政治，也是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