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喚這個13世紀的霸主。正午的陽光下，他坐在歷史的陰影裡，越過前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的雕像，凝望著路易威登，社會轉型中的物質慾望。這就是蒙古的今天。
一
一臨近烏蘭巴托市區，就會看到紅色、藍色層疊錯落的小小屋頂，在草原的遼闊懷抱中，十分可愛。然而接近這些屋頂卻要花掉很長時間，道路殘破塵土飛揚，車流停滯，寸步難行。在這個遊牧的國度裡，烏蘭巴托是一個年輕而不堪重負的城市。1990年經濟自由化以來，人口和車輛都急劇增加、膨脹，現在人數已達蒙古全國的一半，但基本建設並未隨之更進。人們住在臨時搭建的房屋，擁擠在雨後泥濘的道路，撐開城市的皮膚。
在蒙古，交通規則仍是沿用蘇聯式的右行，很多車也來自蘇俄，方向盤在左邊。1990年之後，日本車大量引進。但司機座位未加改裝，仍在右邊。於是，蒙古的馬路上，靠右並行著兩種規格的車，司機有時在左，有時在右，乘客也常常弄錯上車的方向。對這種錯亂，蒙古人安然自處，手一揮，歸因於遊牧民族的自由天性。可是，長久以來，他們卻遵從草原的古老契約：上馬一定要從左邊。也許城市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年輕了，規則脆弱易變。
像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一樣，烏蘭巴托市中心是一個巨大荒涼的廣場，中間的紀念碑/雕塑標識著近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在這裡，是戴著尖頂圓帽、躍馬揮手的蘇赫巴托——1920年，他在列寧的幫助下，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黨。隨後蘇聯紅軍幫助革命黨軍隊，打敗了中國駐軍，宣佈獨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希望蒙古人忘記成吉思汗，忘記他們曾經有過駭人的霸業（昔日俄羅斯也是被征服者之一），幫助他們樹立了全新的政治經濟體制、共產主義信仰和政治偶像。這座廣場就叫作蘇赫巴托廣場。
廣場南邊，是兩座嶄新的玻璃大廈，其中一座寫著大大的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廣場的北邊，是面南而坐的國家宮，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地方。威嚴的台階之上，拱形凹壁中，坐著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1990年之後，告別了共產主義理想，蒙古人重回歷史，建立自己的民族認同。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喚這個13世紀的霸主。正午的陽光下，他坐在歷史的陰影裡，越過前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的雕像，凝望著路易威登，社會轉型中的物質慾望。這就是蒙古的今天。
二
穆尼婭（Munya）出生於1964年初的烏蘭巴托，最初祖母給她取名為“太陽”，“就是那一類很土的名字。”穆尼婭撇撇嘴。在外出差的父親回家後，不喜歡這個名字，正好一位90歲的鄰居老人前來拜訪，按照蒙古習俗，老人送了一座鐘作為穆尼婭出生的禮物。父親想到了一個名字：Munhtsag，意思是“永恆的時間”。為了方便外國人發音，“永恆的時間”平日把自己的名字簡稱為“Munya”。
像很多蒙古女性一樣，穆尼婭有一張圓圓肉感的臉，強壯的高顴骨，細長眼睛，“你不知道我年輕的時候，可好看了，好多男人喜歡我，不過越老越喜歡。”48歲的她已經發胖，卻未見老態，歡快幽默，高興時在草原上跳起芭蕾舞《天鵝湖》，只是煙抽得很凶。穆尼婭會說非常好的俄文和一般好的英文，“我們蒙古人沒辦法，別人不願意學蒙古語，我們只好學外文了。”
生長在共產主義蒙古，穆尼婭是一個城市女孩。父親是電廠工程師，母親是藥劑師，用穆尼婭的話來說，他們是知識分子，共產主義的信徒，也是開明的父母。他們讓穆尼婭和弟弟受最好的教育。“好”的定義是什麼？“就是蘇聯老師比較多的學校。”穆尼婭說。相比於蒙古老師，他們有更好的文化修養，心態也較為開放。穆尼婭從七歲開始學俄文，背誦普希金的詩歌，“我的俄文肯定要比一般的俄國人好。”
穆尼婭出生時，正是中蘇關係惡化達到高峰的時候，毛澤東親自主持發表九篇批評蘇共的文章，即“九評赫魯曉夫”。夾在兩個大國中間的蒙古，也被拉入緊張局勢。蘇聯軍隊大量進駐蒙古，修建機場和軍事基地，似乎這裡有可能成為戰爭的前沿。而中國即將發動“文化大革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絲毫不平靜，“柏林牆”已經修好，再過幾年，就是被蘇聯坦克中止的“布拉格之春”。在另一半的世界，學生運動、民權運動也即將爆發。但是在烏蘭巴托，在父母的尊重和疼愛下，穆尼婭安全、自由地長大。和很多那個年代的蒙古人一樣，她對社會主義時期有很深的感情。記憶中，那時的烏蘭巴托“美麗，寧靜，到處都是圖書館”。
古代蒙古是什麼樣的，當時穆尼婭並不清楚。談論“成吉思汗”危險而丟臉，課本裡說，這是一個殘忍的封建統治者，而推翻了封建統治，是共產主義的偉大成就。穆尼婭相信這些。蘇聯幫助蒙古修建學校、圖書館、醫院、科研機構，國家負擔一切，上學、看病都免費，生活是安穩幸福的，只要認真讀書。
中學畢業後，穆尼婭考取了公費留蘇的名額，去學習地球化學。父母認為她應該像他們一樣，成為一名科學家。她也的確像父母一樣，遠離政治，固守專業，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時代捲入。1987年，她回到蒙古，加入了一個國際地質探測隊，“那時候的國際，就是共產主義陣營。”她補充說，這個地質勘測隊裡，有捷克、波蘭、蘇聯的科學家，他們一起在蒙古的高山上待了三年。1990年，勘測任務結束時，蒙古已經處於巨變之中。
三
變化開始於1989年12月10日的蘇赫巴托廣場。當時天空飄著雪，烏蘭巴托的冬天最冷時可達零下40度，被稱為“世界上最冷的首都”。那天是國際人權日，一個月前柏林牆倒塌。在寒冷的蘇赫巴托廣場，大約兩百人舉著“打倒官僚體制”“實行經濟改革”“開放言論自由”等標語，在廣場上遊行。他們多半是面孔斯文、穿著體面的年輕人，清晰地表達著自己的訴求，間或有搖滾樂隊伴奏。
大部分抗議者出身高官家庭，在蘇聯和東歐接受了教育，接受了1980年代蘇聯躁動、自由的新思潮。他們都懂一門斯拉夫語，有幾個會說英文和俄文，能從西方報紙、電台和電視上獲取信息。比如當時民主運動的領袖之一，被稱為“民主的金喜鵲”的趙日格（Sanjaas?rengiin Zorig）就是如此。趙日格的父親是一名高官，母親是一個物理學家——俄羅斯和蒙古的混血兒，外祖父也是一名科學家，死在西伯利亞集中營。
趙日格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在那裡，他認識了呼籲終結社會主義統治的學生們。回國之後，趙日格有感於蒙古政治空氣的單一，他組織聚會，在大學教書，向師生們傳播民主思想。很快，他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組建了一個叫作“新一代”的小組，在他的公寓聚會，也悄悄在烏蘭巴托市區貼傳單。
因為他的學識、熱情和非暴力改革的思想，趙日格備受尊敬。他是12月10日遊行的策劃者之一，兩百人的領袖。政府和安全部門並沒有作出任何行動來驅散這個小小的隊伍，抗議者自己安全地離開了廣場。這並非蒙古政府的慣常所為，1924年蒙古人民革命黨掌權之後，蘇赫巴托被形容為蒙古的列寧，他的繼任者喬巴山則是蒙古的斯大林。在蘇聯的掌控和影響下，蒙古人民革命黨迅速殘酷地清洗不同政見者，包括當時的統治階層——喇嘛。鎮壓時期失去生命的人數眾說不一，比較可靠的數字是25000個。有學者統計說，20世紀初蒙古有大約10萬個喇嘛，到20世紀中，只有不到1000個了。大部分被迫還俗，有一部分被殺，而喇嘛廟非拆即毀。
這次意料之外的勝利鼓舞了趙日格和他的同志們。在此之前的聚會是隨機和不固定的，在此之後，抗議者成立了蒙古民主同盟，每週末在蘇赫巴托廣場組織集會。
集會中提出的主張有很多，有人主張民主政治，有人鼓吹全面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人希望終止社會主義統治，但是保留社會主義時代對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補助。像很多民主運動一樣，其中也不乏機會主義者，試圖從亂中獲利。當時，這些紛繁的主張都埋藏在對政府的一致反對之下。
同時，民主同盟的領導人知道，無法僅靠幾個城市知識分子產生一個成功的民主運動，必須把全國的牧民和工人都團結起來。他們嘗試尋找烏蘭巴托之外的志同道合者，很偶然地，額爾登特銅礦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師，成為他們堅定的同盟。額爾登特銅礦於1970年代由蘇聯和蒙古聯合開發，工程師和工人中兼有蘇聯人和蒙古人，但是同樣的工作，蘇聯人卻拿到較高的收入。一名蒙古工程師說：“我們每天都感覺自己是次等人、受壓迫者，這深深傷害了我們的驕傲和民族感情。”民主同盟找到了和工人的共同點：對蘇聯的反對情緒，抗議指向蘇聯和蒙古政府。有了共識之後，兩群人結成了互利的聯盟。這年12月，額爾登特工人召集了一個會議，誓願：“不再被掌控在蘇聯手中，我們希望同工同酬。”
蒙古革命和宗主國蘇聯有著複雜的關係。蘇聯曾經遏制了蒙古的民主與人權，現在又成為民主改革者們的啟蒙地。而隨著抗議的進行，改革者再次發現民族主義的訴求：擺脫蘇聯的控制，政治自主，找回蒙古人的自尊。這種訴求是實際的，同時也很容易喚起民眾的熱情。
與此同時，蘇聯對於蒙古的控制正在鬆弛，1988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已經宣佈將逐步撤出在蒙古的駐軍。在整個東歐的自由化浪潮中，蒙古政府不敢輕舉妄動。
1989年12月17日，在一次兩千人的集會之後，蒙古民主聯盟向蒙古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一份改革請願書。這是蒙古公民第一次如此公開地進行政治建議。請願書裡包含多黨選舉制、市場經濟、基本人權，政府要保障言論、出版、遷徙和宗教自由，“最後，政府應該公佈喬巴山時期對公民和喇嘛的罪行。”改革者堅持，所有這些要體現在一部新憲法中。
經過商議和猶豫之後，政治局正面回應了改革者的要求：理論上，政府支持改革的要求。看起來，當時的蘇聯不會支持鎮壓行動，蒙古政府也擔心，鎮壓會使得政局不穩，這樣中國就有可乘之機——他們無法忘記清朝曾統治過蒙古兩百多年。
但是妥協並不能讓改革者滿意。官員們說，他們同意改革，支持多黨制、自由選舉、公民權，他們將在五年內引進這些改革。
年輕的改革者不想等待五年，更何況這可能是緩兵之計。他們繼續在蘇赫巴托廣場聚會，吸引公眾加入。廣場上人越來越多，和維持秩序的士兵之間越來越緊張。衝突一度發生，這時，趙日格坐在朋友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呼籲人們平靜下來。衝突停止了。這一幕成了蒙古平靜民主革命的象徵。
四
1990年1月21日，氣溫零下30度，民主聯盟組織了數千人的遊行，最後在蘇赫巴托廣場集會。僅僅一個多月，改革者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12月10日的大約兩百人，到幾千人。遊行中不只有烏蘭巴托的知識分子，也有來自小鎮、鄉村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表。抗議者也更有自信，政府不會驅散或是攻擊他們。對於改變的要求也更尖銳了。
抗議甚至有明星加入，這一次不是搖滾樂隊，而是男歌星索羅巴拉姆（Dogmidyn Sosorbaram）在蘇赫巴托雕像前，帶領人們合唱關於成吉思汗的民歌。這本身就是對於蒙古人民革命黨和蘇聯的挑戰，過去，成吉思汗被描繪為一個殘忍的侵略者，蒙古人民應以他為恥，現在他帶著蒙古的歷史回來了。這一天，也是列寧的忌日。
整個1月和2月，年輕的改革者們都在週末集會。政府對於如何面對時局一直無法達成共識，他們指責改革者是酒鬼、腐敗自利，這些言論沒有帶來絲毫傷害，儘管其中一些指控後來變成了事實。2月，改革者甚至組建了兩個政黨，這在事實上已經違反了蒙古《憲法》第82條關於一黨專政的條款。1921年之後蒙古的第一本地下雜誌《新鏡》，被送到了政府機構。
人們注意了烏蘭巴托到處可見的領袖形象。在烏蘭巴托機場，列寧的照片在迎接旅客。烏蘭巴托賓館的花園裡，列寧雕像注視著人們。最令他們憤怒的，是國家圖書館前面，居然有一座斯大林像。這一象徵含義讓抗議者無法接受。2月22日，他們到圖書館前面打碎了斯大林像。
然而政府還沒有答應任何改變。3月4日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似乎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只在廣場上示威、公開或私下會見政府成員，已經不夠了。抗議需要新的策略。他們想到了絕食。這對於普通蒙古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方式。提議者想到的是甘地、白宮前反對越戰的科學家，以及不久前鄰國發生的事件。
3月7日下午兩點，氣溫零下15度，十個人穿著被禁止的傳統蒙古長袍，在蘇赫巴托廣場開始了絕食。絕食者來自蒙古民主聯盟，他們要求民主體制改革，開放和外國的貿易，尊重蒙古歷史傳統。他們加上了更具體而致命的一條：政治局是被任命而不是選舉的，應該被廢除，同時，大呼拉爾成員的選舉沒有競爭對手，應該實行多黨制。
絕食抗議吸引了一些困惑的群眾，幾小時內，很多人到了廣場。有人不能理解這一行為：為什麼有東西不吃呢？大多數人很快明白了絕食抗議的重要性。他們徘徊在廣場周圍，表達對絕食者的同情。夜幕降臨後，聚集的群眾越來越多。
蘇赫巴托廣場是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抗議地。民主聯盟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花了大量時間宣傳絕食和全國性抗爭的重要性。當天下午，幾百名額爾登特的工人們罷工，以支持蘇赫巴托廣場的罷工。其他幾個城市也跟隨額爾登特，組織罷工。在首都，蒙古學生聯合會號召學生罷課，支持絕食者。甘丹寺——蒙古當時唯一存在的喇嘛廟——派了幾個喇嘛到廣場上以示支持。
在國家宮的會議室，政治局整天都在開會。便衣在廣場上窺探，把信息匯報給他們。政治局的委員們看得到也聽得到廣場上的動靜。是否立即改革，如何對待越來越失控的局面，他們有不同的意見。強硬派希望武裝介入，另一些人擔心國家陷入混亂，希望和平解決。他們派了兩個代表勸說絕食者為了健康考慮，停止抗議。絕食者禮貌地拒絕了，他們堅持要求政府立即辭職。
第二天，絕食繼續。下午四點，第一副總理達系·賓巴蘇倫（Dashiin Byambas?ren）從國家宮走了出來。他安排了一次抗議者和政治局的談判，但沒有達成共識。民主聯盟仍然堅持立刻改革，他們指出，百分之五十的政治局委員老得可以拿養老金了，而大呼拉爾三分之一的人民代表已經連任了至少五屆。這些“代表”，都不能代表一般的蒙古人。
蘇赫巴托廣場上的人急劇增加，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共產主義國家重要的節日，這使得更多人來到廣場上。人數的統計不一，有籠統地說是幾萬，也有說是“9000”。其中有的人並不像民主聯盟一樣持有非暴力的信念，他們坐著出租車和公共汽車先到蘇聯大使館，再去蒙古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巴特穆赫（Batm?nkh）的官邸，圍著這兩棟建築，高喊反蘇和反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口號。民主聯盟曾經倡導非暴力抗議，現在卻似乎失去了對抗議的控制。在那些混亂的日子，大約70人受傷，一名死亡。改革者沒有想到會發生騷亂。
騷亂之後，政治局意識到必須要做決定了。蘇聯催促蒙古領導人妥協，避免進一步的麻煩。蒙古無法自處於1989年以來共產主義陣營的潰敗之外。同時，有些政治局委員相信，即使自由選舉，他們也會佔上風。他們認為自己在鄉村還有很強的政治基礎，這是對手沒有的。
經過協商，巴特穆赫宣佈率領政治局和書記處集體辭職。這個決定通過電台、電視機傳到蒙古各地，抗議者停止絕食，民主聯盟的領導者呼籲人們離開廣場。3月21日的大呼拉爾決定，開放黨禁，並於當年7月重新選舉。
1992年，蒙古通過新《憲法》，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改為“蒙古國”，並更換了國旗、國徽，實行多黨制，承諾保證公民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世界上第二個、亞洲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此迅速而和平地完成了轉變。
五
同樣是在蘇聯讀書，同樣生長在精英家庭，但父母幫穆尼婭選擇了科學作為職業，她也距離政治、權力很遠。結束了地質勘測，科學家穆尼婭已經要面對蒙古社會巨大的變化。儘管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巨大成就，對於當時的大多數蒙古人來說，這卻是一個經濟上的災難。
市場派迅速掌握了國家權力，在蒙古全境實行全面國有資產私有化，即“休克療法”，同時削減醫療、教育、福利的預算。過去這些部門都由國家負責，資金很大程度來自蘇聯的資助。這時蘇聯的資助停止了，政府不撥款，不賺錢的部門陸續癱瘓。同時，保障市場運行的法制與監管體制並未建立起來，私有化極不公平，大批工人失業。物價急劇上漲，1992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25%。
穆尼婭當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科學院的工資不夠家裡生活了。“我必須得養活我的孩子啊！”穆尼婭的丈夫出生於高幹家庭，同樣在自由化的浪潮裡失去了工作，“他不想再出去為了很低的工資做事，每天都在家喝酒。”穆尼婭沒有掩飾對丈夫的失望，“其實我從來沒愛過他，結婚只是因為，”Munya仰起頭吐出一口煙，“因為我懷孕了，第一個孩子，我想留下來。可是我爸絕對不會同意我做單身母親，所以就結婚了。”
坐在蒙古包裡，木架（蒙古人稱為牆）搭起的圓形結構，外面鋪上羊毛氈，因此總有一股羊毛的味道。蒙古人熱愛這種古老的居住方式，即使在小鎮的院子裡、烏蘭巴托的樓房下，都有可能坐落著蒙古包，就像元朝定都大都後，皇宮裡也搭建了蒙古包，皇后堅持在蒙古包裡生產。
這是肯特省不兒罕合勒敦山下的營地，鐵木真出生在這附近，統一了蒙古草原上所有的部落之後，他也是在這裡被正式推舉為“可汗”。因此這裡成為一個旅遊景點。作為對遊客的妥協，蒙古包裡沿“牆”安置了三張單人床，並非席地而坐。蒙古包中央的爐子並未生火，8月底的晨昏已經接近零度，但是對蒙古人穆尼婭來說，那不算什麼。
1992年，穆尼婭的親戚開了一家貿易公司。“他跟我說，穆尼婭，你俄文那麼好，英文也不錯，乾脆過來給我聯絡外國客戶吧。”那是經濟開放的結果之一，以前蒙古從屬於蘇聯掌控的社會主義貿易體系，畜牧產品、礦產，基本供應給蘇聯和東歐國家，現在公司客戶有美國人、韓國人、日本人，當然仍有俄國人。兩年之後，穆尼婭決定進入旅遊業，成為一家涉外旅遊公司的經理。因為蒙古的旅遊旺季很短，6月開始，10月結束。整個漫長的冬天，都很清閒，可以做別的。
穆尼婭放棄了科學生涯，此時卻發現了自己的專業派上了另一個用場。“以前在社會主義時期，大家的生活都很樸素，現在資本主義來了，有錢人開始戴珠寶了。”穆尼婭先是用她的地質知識幫朋友鑒定珠寶，後來，她去一家珠寶公司賣首飾，因為懂行而且談吐風趣，她的銷售量特別高。現在，原來的地質科學家、48歲的穆尼婭每天做兩份工作，白天在旅遊公司，晚上賣珠寶，來供養兩個孩子讀書。女兒在美國，兒子在俄羅斯，分別“攻佔”了兩個世界超級大國。“我希望他們畢業以後回國，改變蒙古。”穆尼婭說。
十五年前，丈夫因病去世，離開了失敗的人生和沒有愛情的婚姻。穆尼婭在旅遊業裡認識了許多西方男人，發現自己雖然變老，但越來越多男人圍繞在身邊，為她開朗幽默的個性著迷。“你喜歡這樣嗎？”“喜歡。”她說，“女人結婚之後很容易變老，因為再也沒人關注你，追逐你。所以啊，要保持吸引別人，和別人調情，只是不要越過那條線。”
在遊牧生活中，女人也要承擔艱苦的勞動，蒙古女性向來強韌，是一家人的主心骨。“蒙古女人一般都很內斂、含蓄，我不是。”穆尼婭說。畢竟來自開明家庭，經歷了共產主義男女平權的革命，她更開放、自信和直接。穆尼婭現在的男友是蒙古人，和丈夫不一樣，這是她認為的“性感的蒙古男人”，“剽悍、堅強”。他們在一起十年，分開居住，仍然強烈地愛著對方，“幾天不見就想得要死。”唯一苦惱的是，男友和已逝的丈夫一樣，為穆尼婭和其他男人的調情嫉妒發狂，“我跟他說，我都快五十歲了，能幹嗎啊？”
1995年，穆尼婭第一次到北京。當時中國全面發展“商品經濟”，物資比蒙古豐富，她在秀水街、王府井買了好多東西。“那時候大街上沒什麼汽車，都是自行車，北京人穿得還很樸素，多半是藍色、綠色工作服，但也開始慢慢講究了，有一個女孩穿著短褲，又穿著長筒襪，襪子上還破個洞。”穆尼婭大笑，得意地說，“我們受蘇聯影響，穿得一直都好多了。”
可是現在的北京越來越光鮮，讓穆尼婭羨慕。因為金礦和銅礦的開發，蒙古擺脫了1990年代的低谷，經濟迅速發展，但是資源開發破壞了草原，獲益的也只是少數人。越來越多的貧民湧入烏蘭巴托，到處是夜店、醉鬼，沒有人看書，都想著怎麼賺錢。生活壓力實在太大了，“物價是歐洲的，工資還是蒙古的，”穆尼婭說，“社會主義時代，大家都一樣，不過是一樣地窮，現在如果你足夠努力，的確生活得比較好，可是真累啊。”
當年在廣場的抗議者很快走上了政治舞台，包括當選為大呼拉爾成員、後來又成為基礎建設部部長的趙日格，他質疑民主化之後自由市場經濟的改革是否走得太快，他認為，腐敗橫行、改革不公平導致了很多蒙古人掉到了貧困線以下。1998年，在一場政治危機中，作為各方妥協的結果，趙日格被臨時任命為總理。但是幾個月後，兩名殺手闖進趙日格家，把他妻子捆起來，等趙日格一進家門，就衝過去刺了16刀，三刀刺在心臟。奇怪的是，他們逃走之前從冰箱裡拿了一瓶醋和一瓶醬油。四天後，人們拿著蠟燭在蘇赫巴托廣場悼念趙日格，這個死在民主勝利之後的非暴力改革者。
趙日格刺殺案始終都沒有破，但他妹妹堅信是調查貪腐使得趙日格遭到了政治暗殺。
六
1998年初，穆尼婭所在的旅遊公司收到一封信，那是美國人類學家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詢問能否幫他安排一次前往成吉思汗出生地、位於蒙古東北部的不兒罕合勒敦山的旅行。魏澤福原本是在研究部落民族在世界商業史上的地位，他從北京，經中亞，到伊斯坦布爾，沿路考察古代的商道。隨後他縱橫萬里，重走蒙古人、突厥語系的遷徙部落，又循著馬可·波羅的相似航道，繞著古老蒙古帝國的外圍旅行。這一年，成吉思汗幼年生長和死後埋葬的地方，經過近八百年之後，首度對外開放。魏澤福想把尋訪此地作為研究計劃的終結。
他找到穆尼婭的公司，只是因為當時蒙古很少有旅遊公司做出網站，而穆尼婭又回信極快。從未有人提出過這條旅遊線路，但是對於顧客，她當然有求必應。蘇聯吉普車帶著魏澤福和翻譯穆尼婭穿過草原，來到蒙古東北部的肯特省。沒想到這次旅行竟花了五年時間。
在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並不是熱愛文字的民族。他們很少留下史料，如同成吉思汗去世後萬馬踏平墳墓使之無跡可尋，蒙古人似乎有一種秘密的作風。這個最可畏的征服者，歷史卻由被征服者書寫。伏爾泰在《中國孤兒》中寫道，“人稱他是諸王之王，暴躁易怒的成吉思汗，讓亞洲的良田盡成荒野。”全世界流傳的，是他野蠻暴虐的侵略形象。19世紀，北京出現一份後來被稱為《蒙古秘史》的手稿，傳說這裡記載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但是手稿用暗碼寫成，無人能夠破譯。
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蒙古，研究成吉思汗一直是一個禁忌。蘇聯人管制了不兒罕合勒敦山一帶，偷偷研究蒙古帝國歷史的學者，被扣上反黨反政府、中國間諜等罪名，關入獄中，飽受折磨。無論是學者、藝術家還是政治人物，只要和成吉思汗時代的歷史扯上關係，就會引來殺身之禍。
1990年代，蒙古人終於擺脫了這一切，他們熱切地將成吉思汗印在伏特加瓶、香煙、巧克力棒、掛毯上，用銅、鋼等不同材質，做成大小不同的塑像，安放在蘇赫巴托廣場、安放在草原上。有趣的是，成吉思汗生前並未留下任何肖像，因此他的當代畫像常常各不一樣。而他是什麼樣的人，那個歷史上面積最大的帝國到底真相如何，也還是一片空白。
魏澤福從1998年開始，每年夏天都到不兒罕合勒敦山。草原上沒有路，只有淺淺的車痕。一眼可以看到天邊，但也可能一天都看不到一個人。他帶著剛剛在美國被破譯的《蒙古秘史》，和蒙古考古學家、地理學家一起，反覆比對不同文本。經過五年，魏澤福找出成吉思汗出生、成長、稱汗等重要事件的發生地，拼出完整的故事。2004年，他寫成《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六年後，他的另一本書《成吉思汗的女兒們》出版，描寫了蒙古皇室的女性，魏澤福認為她們非常重要，卻被歷史忽視。
在這兩本著作中，魏澤福帶來對於蒙古帝國的新認識。在他看來，成吉思汗不是殘酷無情的征服者。的確，蒙古鐵蹄所到之處，都留下殺戮屠城的故事。但是作者反駁說，從中國到歐洲，文明世界的統治者，殘忍並不下於此。況且，他認為殺戮的故事，是成吉思汗的戰術，為了讓敵人聞風喪膽，實際死傷人數並不如傳說那麼多。
在魏澤福的著作中，成吉思汗是一個智慧堅強的政治領袖。他懂得在不同的階段聯合不同的政治力量，他也是傑出的軍事家，戰術多變。當他統一了蒙古草原，就將部族古老的習俗編成“大法”，想要結束各個部落之間互相擄掠紛爭、永無寧日的歷史。
鐵木真的妻子孛爾帖曾被蔑兒乞部落搶走，“搶婚”正如掠奪財物一樣，是草原艱困自然環境下的生活方式，但鐵木真沒有向古老的規則低頭，他在不兒罕合勒敦山禱告三日，下山向義父王罕借兵長途奔襲，搶回孛爾帖。此時孛爾帖已經懷孕，長子術赤出生後一直背著生父疑雲。但是成吉思汗始終尊重孛爾帖，並賜給術赤與其他兒子同樣廣大的土地。他擬定的“大法”第一條，就是嚴禁綁架女人。
而成吉思汗最重要的歷史貢獻，魏澤福認為，是他和子孫們打通了歐亞大陸，並拓展、維護商業路線，建立了那個時代的世界體系。貨物、農產品、文化、醫學、科技，在歐亞大陸流通，中國、印度、歐洲無不因此改變。而獲益最大的是歐洲，中國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就是在那時傳入歐洲，如培根所說：“改變了全世界的外觀和狀態，第一樣改變的是文學，第二樣是戰爭，最後一樣是航海。”以此為技術基石，歐洲發生了文藝復興。
魏澤福說：“成吉思汗出身於古老部落，但對於塑造以商業、通信、世俗化大國為基礎的近代世界的功勞遠勝任何人。”
這種站在世界角度對於蒙古歷史的新解讀，台灣中研院院士、遼金元史學者蕭啟慶稱之為“令人震撼”。而魏澤福高超的敘事技巧，使《成吉思汗》一書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長達數周之久。穆尼婭說，很多美國人來到蒙古，手裡都拿著一本魏澤福的書。他們因魏澤福而重新認識蒙古，並為美麗的草原驚歎。這令穆尼婭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國家，為自己作為一個蒙古人而驕傲，這是她在共產主義時期不曾感覺到的。
2012年夏天，魏澤福又來到了烏蘭巴托。研究結束後，他仍然維持著對蒙古的熱愛。每年夏天他都帶著生病的妻子居住在烏蘭巴托，這裡天氣涼爽，人們熱情，只要出城，就是廣闊的草原。而他也已經成為蒙古的貴客。烏蘭巴托的書店裡，顯眼的位置擺放著他著作的英文和蒙文版。
魏澤福買下了市中心的一座公寓，這裡市價已達一平米兩萬人民幣。電梯直上，打開門後，水晶吊燈照亮客廳，餐桌上的酸奶塊、牆上蒙古皇后的畫像和偶爾掉下來的小蟲子提醒人們，這裡還是蒙古。魏澤福個子不高，溫暖友善，他帶我們走到陽台，關了燈，窗外是任何一個城市都一樣的燦爛燈火，電視塔兀自高聳在一角。“多美的夜色啊！”他說。穆尼婭驚歎：“好像紐約啊！”
的確，成吉思汗的世界體系早已過去，這是今天的全球化。曾經蒙古人居無定所，逐水草遷徙，成吉思汗痛恨定居，遷徙的帳篷和軍隊就是他的城市。那是遊牧文明一次大規模的勝利。當他的子孫們選擇定居，建起一座又一座都城，王朝就奢侈腐朽下去。中國農民起義把他們趕回了蒙古草原，經過一陣戰、和，來自東北的滿族成為新霸主。1911年滿清王朝的崩解，成了蒙古獨立的契機，可是他們甚至沒有機會喘息，就又落入來自北邊的強鄰之手。今天的蒙古，正在懷想著過去的霸業榮光，學習適應另一種世界秩序。
這時穆尼婭唱起歌：“烏蘭巴托的夜，多麼美，多麼美，烏蘭巴托的夜，約會的人兒多美好。”這首歌曾出現在賈樟柯的電影《世界》裡，北京的世界公園裡，從未出過國的女孩會唱寧靜的《烏蘭巴托之夜》。世界就是這樣奇妙地聯繫起來的。一個中國人，一個蒙古人，一個美國人，冷戰時期互相為敵，此刻站在烏蘭巴托的陽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