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貧瘠乏味、整齊劃一的矩陣裡，為何是這一個，而不是其他的編碼錯亂了，想要成為一個火箭，去往自由而無助的太空？
一
小學三年級，覃裡雯選定一名男生作為暗戀的對象。爸爸騎車送她上學，她坐在自行車後座上醞釀情詩，道路悠長，而爸爸只有後背。回到家，她蹲在廁所——這唯一不會被打擾的空間，在小紙條上記錄修改，開脫自己過早熾熱的情感。直到爸爸重重敲門，她把小紙條藏在書包的夾層，起身離開廁所。等沒有人的時候，拿出紙條一遍一遍背熟，然後撕掉。
“這才是真正的抽屜文學。”2010年的夏天，我們坐在咖啡館聊起最初的文學動機。陽光刺眼，她瞇著眼睛，手裡拿著墨鏡，似乎在猶豫要不要用它遮上大半個臉。這時候的她，日間是一名國際政治記者，夜裡寫作性專欄，而追溯第一行詩，卻是源於過早出現的強烈情感和傾訴慾望。
有時候，她把日記本放在抽屜裡偷偷地寫，聽到爸爸的腳步聲，趕快把抽屜關上，假裝看桌上的課本。爸爸走進來，拉開抽屜，拿出日記本摔在桌上：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這種寫作是極其隱秘的，不僅在於它太早出現而乖於世俗，（姐姐發現了裡雯的秘密，她把紙條帶到學校女生中間傳看，初中女生們說，你妹妹思想好複雜啊！）還在於在那個年代，寫作是“沒有用、沒出息”的事，讀課本、學理工科，才是有用的。
寫作，像偷情一樣，令人羞恥，“可是偷情又是最有激情的。”性專欄作家在回視自己童年的文學生涯。
覃裡雯生在廣西柳州，她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它腳踏實地的樸實氣質和幽默感，它的直率爽朗和掩藏其下的柔情，它對美食孜孜不倦的愛好，它日常生活中的興高采烈，它可愛而適度的虛偽，它小小的勢利眼，它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它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掙扎……它所奠定的這一切基調最終組成了一個火箭發射台，在我生命的18個年頭裡終於建成，其目的是為了把我這樣的人發射出去，越遠越好。”
掌握著家庭權力的爸爸粗暴、凌虐如那個年代，而媽媽卻敏感、有激情，像柔軟而經久不息的生命力。那時“文革”剛剛結束，精神世界還是一片荒原，媽媽報考成人高考，裡雯在她的教材裡獲得了最早的文學啟蒙。“所以我知道很多外國名字，但沒讀過作品，就是看教材看的。”當然也有席慕容、拜倫、朦朧詩選、汪國真等等，這些都成了裡雯幼年情詩的模仿對象。
覃裡雯還想起外婆的爸爸是翰林，而外公是一個林學院教授，還帶著舊世界對知識的尊敬。上大學後，因為愛讀書，外公十分喜愛她，寫信跟她說，你真是一個有出息的孩子，你其他那些表兄弟姐妹，無他，但豚犬耳。
所有這些挖空心思、想要為體內秘密流淌的文學之流尋找源泉的早年追憶，卻多少有點無法解釋，在一個貧瘠乏味、整齊劃一的矩陣裡，為何是這一個，而不是其他的編碼錯亂了，想要成為一個火箭，去往自由而無助的太空？
二
我們這一代，成長經歷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1970年代在“嬰兒潮”中出生，長大後成為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也可以預料會成為“養老危機”的犧牲品）；僥倖錯過了時代的大災難，苟活於世，但也少了“傳奇經驗”和精神強悍度；成長在理想高蹈的1980年代，但如果身處中小城市甚至農村，也只好繼續忍受革命留下的精神饑荒；1990年代市場經濟席捲而來，還沒好好吸收營養，就要準備好販賣一切，但是賣又賣得不甘心，東張西望，前瞻後顧。
這是一代不徹底的人。
如今30—40歲的中國年輕人，有丁磊、陳天橋，他們敏捷攀住新興產業，迅速積聚起大量財富。有很多人佔據了基金公司、銀行、廣告公司中層的位置。也有很多人，在養家餬口，勉力生活。
在生活的主流之外，如果你喜歡文學，就像女媧疲倦了在亂撒泥點，偶然撒在某一個人的胚胎，種下一點不如此就要死掉的興趣，從此自生自滅。因為這已經不是文學生長的火盆。
李海鵬生在遼寧瀋陽，這個城市寒冷、壓抑，一直令他不舒服。人與人之間講究關係，動輒稱兄道弟，太多潛規則，沒有一件事是憑借自己可以做成的，而他卻生來敏感、高度自尊，很難忍受這些關係之間的不公正與不乾淨。
海鵬也有一個“現實”的父親，和不那麼“現實”的母親。母親是一名小學教師，回家後只顧看書，不做飯，孩子們只好餓著肚子。李海鵬覺得母親像包法利夫人，對生活不滿，看不起身邊的人，覺得他們傻。海鵬雖然挨了餓，但每次父親母親發生爭吵，他還是站在母親這邊。他看母親所有的書，張天翼的童話、《牛虻》、走讀大學的教材。這是他最早的文學啟蒙。
所有文學青年最早獲得的認可，都從學校作文開始。海鵬初中時作文被選入《海峽兩岸優秀作文選》，但是令他震撼的是，台灣中學生的作文和自己的很不一樣，他們的題材超出了當時大陸學生作文訓練的模式，最重要的是，他們寫的都是“真的”。
中學時，海鵬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了《諾貝爾獲獎者詩選》《莎士比亞全集》《人民文學》《花城》。他開始看T.S.艾略特的《荒原》，因為書上介紹說他“最難懂”，而且是現代派的“開山宗師”。
和許多青春期的男孩一樣，海鵬覺得學校教育壓抑、無聊，他曾不下十次，跟父母提出退學。他常常逃學，卻也做不出什麼大惡，只是無所事事的閒逛。
在後來的文章裡，他把自己比作塞林格筆下那些人物。“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我跟著別的孩子在街上亂跑，看到了我姥姥，我從小就是她帶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裡很想跟她親近，行動卻南轅北轍，一言不發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傷心，我也很傷心，理由是一樣的：這孩子，姥姥對他那麼好，他怎麼連人都不叫呢？
“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縮影。我恐懼於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開口，也不懂撲到親人的懷裡去討人喜歡。我深知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動上卻無比困難。我總是一個人玩，可以整天都不開口。我還特別容易羞愧。像別的小孩一樣耍個把戲，逗人一樂，我覺得不好意思。直到現在，在KTV裡看到有人表情生動得過分地唱歌，我都會挪開眼神，因為我會設想我是他，然後就甚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這輩子大概是幹不成性騷擾之類的有趣的事了，因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時候是不是這個樣子，但我猜，他筆下的人物幼時大致如此。”
海鵬把這稱為“無尾犬”，看到親近的人，它也想示好，可是沒有尾巴，“你覺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長不大的青春期男孩，大學時寫詩，寫小說，他想當作家，心裡卻十分明白，不可能以此為生。經過了在幾家媒體、出版公司的謀生，2001年，他進入了《南方週末》城市版。
這份報紙繼《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之後，倡導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對權力機構的監督，並十分重視新聞寫作。1999年《南方週末》的發刊詞，今天看來過於煽情，但是在當年卻感動了無數讀者，同時再清楚不過地顯示，那裡聚集了許多容易動感情的文學青年。
李海鵬加入時，《南方週末》雖氣勢略減，但中國第一週報的地位已無人可動搖。而李海鵬只是一個除擅長使用文字之外，一無所有的記者，他十分被動，讓幹嗎就幹嗎。直到2003年6月，他寫出了《舉重冠軍之死》。這篇文章還原了舉重冠軍才力猝死當天的情景，儘管文中也提到了這場悲劇的起源是舉國體育體制，但是整篇文章以敘述為主，克制，內斂，像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說。
李海鵬不喜歡跟人打交道，在北京辦公室的周會上也很少發言，他不喜歡批評，也不喜歡表揚，但是那篇文章出來之後，他發現，每個人都在誇他。《舉重冠軍之死》當選當年《南方週末》內部最佳報道。
三
在中國的媒體中，重視寫作的不只是《南方週末》。同樣才子才女層出的《經濟觀察報》，曾經被傳一個笑話：《經觀》的人不會採訪，只好用寫作來彌補。
《經濟觀察報》的記者，的確不像《南方週末》《財經》等媒體一樣，以周嚴的調查、硬碰硬的採訪見長，他們的特點是視野開闊，鼓勵作者個人的聲音。個性、才氣，這些在“新聞寫作”中要被割去的特質，在這裡，卻往往被寬容，欣賞。也是這樣，《經觀》的鼎盛期有一種別家媒體所沒有的勃勃生機。
2001年，25歲的許知遠成為《經濟觀察報》主筆。在《經濟觀察報》的頭版，常常可以看見他裝滿各種名字、野心勃勃的評論，儘管常常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是文章中的激情、對知識的勤奮，卻感染了許多讀者。從《經觀》出發，許知遠成為這一代重要的書寫者。
覃裡雯在大學讀書時認識了許知遠，這個高、瘦、鬈發、臉頰凹凸不平的理工科男孩，和文學社的男青年不同，他聰明，開放，純真，從不避諱對聲名、五星級酒店、漂亮女孩的熱愛，但他也真正熱愛知識、寫作、朋友和聰明的女性。在大學的交遊，他們結下了必定會持續終生的友誼。
大學畢業後，覃裡雯個人生活的軌跡相當有性別特色。她結婚，生子，隨丈夫去新加坡，去紐約。海外的朋友圈子，談論的多是綠卡，房子，沒有她渴望的精神交流。她寫詩，寫日記，滿足自己傾訴的慾望，“日記是無意識的，沒有人告訴你該怎麼寫，非常本能。跟原始人差不多。”不是蓄意的創造，寫作這時，像是一種自我療傷。但那一時期的日記和詩歌，是今天沒有的細膩、敏感、綿延。
許知遠把遠在美國的覃裡雯叫到了《經濟觀察報》，從未受過新聞訓練的她，選擇國際政治作為報道的領域。當時，這個小團體，聚集了許多難以歸類的人，有的致力於錘煉語言之魂，有的想要成為中國的加繆，有的興趣在於當代藝術與時尚……大體而言，他們都是媒體人，但是他們比照的對象，通常都是小說家、思想家。
2005年，這個團隊的靈魂人物於威和許知遠辭職，加入現代傳播，創辦新雜誌《生活》。創刊號的專題是《工廠》，這是當時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熱門話題。為了說服投資者、時尚集團的老闆同意這個專題，許知遠說出了“反時尚是最好的時尚”。所有記者撒向各地，溫州，東北……前去採訪。
作為新加入的記者，我在那時聽到了“非虛構寫作”“新新聞寫作”這些詞。新新聞寫作，作為美國1960年代對於傳統“客觀”報道的反叛，提倡新聞借鑒文學手法，其實早就“舊”了。在中國，卻不僅新鮮，而且尷尬。一方面，虛假的官方宣傳、以訛傳訛的新聞比比皆是，“真實、客觀”的新聞倫理尚未完全建立，強調“主觀”容易引人誤解；另一方面，媒體大步邁向圖像化，文字的地位逐步邊緣化，和圖片稿費相比，文字稿費幾乎不值一提，除了極少數媒體，大部分媒體都已不追求寫作，更何況“新新聞寫作”，那是什麼？
《生活》雜誌的寫作，延續《經濟觀察報》時代，但是由於缺少讀者和同行的反饋，話題越來越缺少活力，文體也未見完善。它最大的好處在於，提供記者大量旅行的機會，以及再一次地，鼓勵個人去尋找自己的聲音。
我也是那其中一員。由於鬼使神差的安排，從小熱愛文學，受到極差的文化教養，大學時學寫詩，但很快放棄，覺得自己沒天分，也沒辦法靠此吃飯。和前輩們不同，我們這一代文學青年已經不閱讀，也不信任文學期刊，看不上作協、文聯，也不可能被他們看上。和更年輕的人們相比，我們也還沒有學習到文化商品的厲害之處。關於文學，我們失去了路徑。
而恰恰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媒體市場化浪潮興起，需要大量的人手。這是極少的可以借寫字謀生的道路之一，在初期甚至所獲不少。因此文學青年多半進了媒體。直到日久年長，新聞寫作日漸模式化，而內心抒發的渴望升騰不息，於是你會聽到每一個人都在說：我要寫小說。包括覃裡雯。
只是此時已騎虎難下。文學創作仍然難以養活自己，更難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後投身媒體的人們，或多或少已經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不低的資歷，生活紛擾浮躁，但若全然離開進入孤寂，卻也需要不小的勇氣。
覃裡雯在工作之餘，開始了自己的小說。她發現，像童年時一樣，文學變成了偷情。
四
寫新聞不難。李海鵬說。
2009年夏天，在一場名為“新新聞寫作在中國”的沙龍上，我第一次見到李海鵬。他清瘦蒼白，有些駝背，長髮分在兩邊，眼睛甚少直接看人，還穿著一件恰如其分的白T恤，上寫“精神恍惚”四個字。
當時李海鵬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寫作的標桿。一年前，他寫出了《災後地震殘酷一面》，批評溶於冷靜的描述之中，有立場卻無懈可擊，被公認為那年最好的一篇地震報道。但事實上，當時的他正處在對新聞的厭倦中。2006年之後，他的寫稿量大減。外界傳說，《南方週末》把他及另外幾名記者養了起來，只要他們每年寫一兩篇稿子鎮報就可以了。李海鵬稍微糾正了一下，“沒有那麼少，每年也寫個七八篇。”即使這個量，對於週報記者來說，也的確不多。他提不起精神來。他不願意寫稿，又覺得愧疚。
“我始終不喜歡新聞這行。”他說。無尾狗的天性發作了。他不喜歡每天給人打電話約採訪，總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覺得很累。他講了一個例子，有一次他到慶豐包子鋪買包子，排隊時突然發現自己在反覆地念：豬肉白菜，三兩，豬肉白菜，三兩。“連跟包子鋪的服務員說話都這麼緊張，可想而知聯繫採訪對我來說有多大的心理障礙了。”
除了與個性相悖，新聞寫作畢竟有其局限。首先，在報道中，寫作並非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新聞寫作無論如何變化，總會有種種規則。比如說，新聞寫作要求所有細節都是真實的，都必須要有出處，不能虛構。“戴著一千個手銬，時間長了，就不會自由活動了。”對於文學來說至關重要的自由想像，全部受到內心的審查。
覃裡雯也感覺到類似的問題。她最早開始寫稿，是一家網站以一字一元的價格約稿。扣去稅，就是千字八百。“我從此就被毀了。”寫作受到了傷害，被規範化，思維限定在兩千字以內。當她開始寫小說，突然發現自己點開word的工具欄，開始數字數，“我不是在寫小說嗎？為什麼在數字數？”她開始懷念當年在海外孤獨的、無窮無盡無拘無束的表達。
2008年底，李海鵬離開《南方週末》，加入了籌備創刊、宣稱要追求寫作的GQ中文版。但時尚雜誌豈是久留之地，商業壓力、外企的公司制度，都讓李海鵬繼續“精神恍惚”，處在“淺睡眠”狀態。
“這個世界上沒有我想要的東西，上個班，給我一百萬一年，也沒意思。我就退回來干我一直想幹的那件事。”李海鵬說。
一直想幹的那件事，就是回到文學。在做記者的那些年份，“文學像另一個星體，距離生活太遙遠了，但是引力還在。”李海鵬覺得，不寫，時間沒法往下過了。
2010年初，李海鵬離開GQ，待在位於石景山的家裡開始創作小說。每天早起到下午四點，是他的寫作時間，不接任何電話。這部小說有自傳色彩，寫的是從1976到2008年個人與世界的緊張關係。
此時再見李海鵬，全沒有了“精神恍惚”時期的樣子，他溫和、友善、耐心，如長出一條不卑不亢的尾巴。
這一年他寫出了30萬字，小說已進入修改階段。聽了這話，覃裡雯說：“我受到了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