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你彷彿在《江城》裡看見一個個性過於敏感的美國年輕人，在混亂吵鬧的中國小城，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和內在的完整，在做著絕望的努力。
一
當何偉從涪陵賓館大堂的人群中穿過來的時候，沒有人注意他。
他身高175公分，棕色頭髮，穿著深藍色外套。要面對面時，才會注意到他深陷的、漂亮的眼睛，眼睫毛長而上翹，足以令許多女孩妒忌，但是總體而言，就像“何偉”這個名字一樣，他擁有隱藏於人群中的特質。
但是十五年前，何偉第一次來到涪陵的時候，可不是這樣。他和另一位美國和平團的志願者亞當走到市區，有人大叫：“來了兩個外國人！”有人叫：“哈囉！”於是又有人叫：“來了兩個哈囉！”人們擁過來，從路邊擁到大街上，堵住了交通。
涪陵是長江邊的一個小城，人們在烏江與長江會合處聚居成鎮。三月該來的春天沒有來，寒冷仍然公開地佔有所有人。天空是不乾淨的灰色，偶爾下起雨來。這是江城，也是山城。對於來自平原的人來說，在涪陵永遠都要爬山，下山。司機在很陡的坡上停車，行人像在山裡走小路一樣，隨意地在車流裡橫穿。建築有兩種，比較舊的依山勢而建，上上下下錯落有致，而近年修建的大樓，則十分寬闊，假裝這是平原。
和十五年前相比，涪陵依然混亂、吵鬧，但是市區大了許多，城市化使市區人數從當年的20萬人增加到40萬人，而涪陵政府提出，要建設100萬人大城市。對於何偉來說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是那個恐怖的焦點了。
在中國，人們知道涪陵，是因為它的特產：搾菜。而在英文世界，如果有人知道涪陵，多半是因為何偉的書《江城》。
1996年，何偉作為美國和平工作團的志願者來到涪陵師範學院教英文。和平工作團是美國政府資助的機構，送年輕人到第三世界國家。何偉之所以來到涪陵，是因為在所有可能的選擇中，這裡距離成都——和平團總部——最遠，領導不太會來。
當時的涪陵，不通鐵路，公路狀況十分惡劣，如果要去哪兒，必須搭船。那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過去了四年，東南沿海已經掀起了商業大潮，三峽大壩開始動工，重慶還沒有成為直轄市，涪陵還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小城，歷史坐標中一個安靜的點。
兩年後，何偉結束和平團的工作回到美國，他用四個月寫下《江城》，記錄在涪陵的生活。之後，他來到北京，繼續觀察、寫作中國。2011年2月，他第三本關於中國的書《尋路中國》中文版出版，這也是他第一本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書。這時，他已經被公認為描寫中國最好的當代西方作家。
他再次回到涪陵，在久違了的涪陵師範學院——現在已改為長江師範學院，何偉做了兩場演講。
二
第一場在老校區，何偉曾經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這裡依山而建，與市區隔烏江相望，小而優美，有舊時代的好品味，和歲月經久之後複雜的生態。何偉住過的公寓已十分破舊，綠色窗框裡的玻璃已經破了，但當時卻是學校最好的公寓樓。從六層的陽台上，看得到玉蘭、泡桐、香樟樹，烏江混濁地流過。由於擴招，長江師範學院從原來的2000名學生，擴到一萬多，老校區不夠用了，學校在郊區的山上買了一塊地，作為新校區。這裡只容納一年級的新生。
暮色降臨校園，在階梯式的學術報告廳，何偉用中文演講。他沒有站在組織者安排的高高的講台上，他站在下面，一邊走動一邊講。當有學生提問，他就走到那個人面前，仔細聆聽。
他展示了一些照片，講述的內容主要是《尋路中國》裡的一些片段。他在北京租了一輛車，往西部開，路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像是一部流浪漢小說。
學生們大部分是川渝一帶的典型長相，矮個子，圓圓的臉，紅撲撲的，氣息樸實，女生很喜歡穿玫瑰紅的羽絨服。他們大部分沒有看過何偉的書，也不知道這個人，在演講結束後請何偉簽名時，有一個女生拿的是自己的數學課本。這不能怪他們，當地最主要的書店是新華書店，書的譯者，也是長江師範學院的老師李雪順想跟新華書店聯繫做一場活動，但被拒絕了。《江城》出版之後，涪陵師範學院組織英文老師翻譯了全書，但是書中對於學校政治氛圍毫不留情的批評，注定不會被校方喜歡。沒有學校領導來參加這個原本值得榮耀的活動，而地方政府領導的反應是，宣傳涪陵當然好，但是如果破壞涪陵的形象，那肯定不行。
事後，我才知道，由於學校怕太多人參加活動，會“擁擠，造成事故”，所以宣傳很少，最重要的是，學校規定每個班只能來三個人。於是，基本上每個班來的都是班長、團支部書記和學習委員。
使用中文讓何偉很緊張，儘管他的中文已經很好了。他有節奏地在演講中安排笑話，迎來預期中的笑聲。演講結束後，他朗讀《尋路中國》的英文片段，李雪順讀對應的中文。他在書中提到了駕校考試的幾道題目，在他的講述中，那幾道題目，正如在中國看到的許多事一樣，有著顯而易見的荒誕性。
大約四十分鐘的演講與朗讀之後，何偉請台下的學生提問。和他當年的學生不一樣，這些學生出生於1990年代，他們是獨生子女，畢業後不被分配工作，他們身處於網絡時代。老師們抱怨他們成天打遊戲，而他們則抱怨被剝奪了自由。
一位女生第一個舉手，她用非常流利的英文開頭，然後用中文問何偉：“你這本書是2001年完成的……”
何偉猶豫了一下，輕聲說：“不是。”
女生問：“是，還是不是？”
何偉說：“不是。”
“好，不是，那你現在再次回到涪陵，你到北京、上海，你覺得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中國最重要的變化，我以為是人民開始搬到城裡。好多以前是種地呀，現在搬到城市……好多國家有這個經驗，美國也有，歐洲也有，但是中國的速度比較快，也是因為人口比較多。”
女生沒有問完：“那從整體來說，你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趨向，還是一個會帶來問題的不好的變化？”
何偉說：“很難說好，還是不好，我覺得是必需的。中國要現代化，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農民，那麼少的地，但是肯定也會出現一些問題。”
女生接著問：“你看到很多缺點，也看到很多優點，但是作為一個文化的交流者，能不能把更多美好的東西寫出來？”
接下來有學生說：“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勞動力也多……相對於美國，你覺得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什麼？”
年輕的學生們很少冷場，被點中的同學通常有一連串問題，這時候，其他人舉起相機、手機拍攝何偉。這些問題多半是問何偉對於中國的看法，驕傲的民族自尊心無處不在。他們對於正在講話的這個人沒有什麼興趣，他是美國人，來自密蘇里州，他在中國經歷了什麼？……學生們沒有問。關於中國，他們在尋找的，也是某些確定性的答案。他們關心美國人怎麼看中國，好，還是不好？“好”當然是標準答案。他們還沒有被培養起對於他人、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就像沒有培養起對知識的好奇心。如何偉在書中描述過的，中國學生很勤奮，尊敬老師，但是也比較封閉，不開放。
最後一個問題，一個瘦削的男孩被選中，他站起來，很客氣地問：“請問一下，根據您這些年的觀察，您覺得中國未來會接受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嗎？就是自由和民主。”全場響起了掌聲，夾雜著笑聲。
無論被問到什麼問題，何偉的表情都很嚴肅，讓人感覺他會認真對付每一個問題，要不然就是中文真的讓他緊張。對這個問題也一樣，他回答說：“這個問題應該由你們自己決定。你們這些年輕人決定。”
演講結束後，他對記者說，十幾年前，不會有學生提這樣的問題。“因為是公開的場合，所以我用了外交語言，”停了一下，他說，“不過，那也是真的。”
三
兩天以後，何偉在長江師範學院新校區做另一場演講。這個校區距離市區車程半小時，它具有中國當代城市規劃與建築最重要的特點：大。好像把山炸平了，建成一片寬闊的平原。在這平原裡，有草坪，有小河，有假山，河邊的石頭有一些是水泥偽裝的。校園太大，趕去上課的學生怎樣成群，都顯得很稀疏。只有在音樂廳門前的空地上，形成了圍觀的人潮。那裡一位女老師舉著話筒在唱紅歌，後面是十幾個漂亮的女生伴舞，再後面，更多的女生舉著粉色的假花一動不動。
路上的學生都不知道何偉的活動。知道這個消息的學生大概都已經在學術報告廳等著了。女生趴在窗前用重慶話說：“他到底來是不來喲？”
何偉演講的內容與前一場一樣。階梯教室裡收音效果很不好，回聲很大，相隔幾排就不可能聽見其他人的發言，只要有人私語，整個教室就變成一個巨大的嗡嗡作響的蜂房。
還是有人用英文提問，非常純正，甚至做作的英式英文。每當這時，何偉會先翻譯成中文，然後再用中文回答。這引起了全場的笑聲。和新生比起來，這些高年級的大學生更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有兩個學生建議何偉去新疆看看，因為那裡和涪陵、和南方很不一樣。何偉回答說，他去過一次新疆，而且在北京的時候，他有一個維吾爾族的朋友。他反過來建議學生們，你們應該去新疆，去西藏，去聽聽維吾爾族怎麼想的，藏族人是怎麼想的。
即使如此，學生們已經表現出了對何偉更大的興趣，和更少的緊張感。有人問他為什麼給自己的書取名“江城”“甲骨文”，以及他在中國的旅遊中，遇到了什麼樣的有趣的事。有一個男生說，他很羨慕何偉這樣一個人旅行的生活方式，那也是他的理想。
在教室外，何偉昔日的學生們陸續來了。當年他們在教室裡聽何偉講課，現在大部分留在涪陵，成為英文老師。因為何偉的回來，他們晚上有一個聚會。看得出，他們很重視這次聚會，“男生”穿著西裝，“女生”穿上在冬天能穿的最隆重的衣服，有一位穿著紅底金色花紋的棉旗袍，邊上鑲著一圈白色絨毛。他們很像要出現在賈樟柯的電影裡，有一種小鎮生活特有的拘謹和憔悴。
對於記者的在場，他們客氣而緊張。他們都看過《江城》，在那裡面，一些學生被提到和描寫。對這本書有什麼想法嗎？一個男生回答說，何偉把他們寫得太政治了，太意識形態化了，他們覺得好像並沒有這麼嚴重。
關於這些學生，何偉在《江城》裡寫道，他必須很小心不去觸碰關於中國政治的話題。他很清楚學生們一路以來所受的政治教育，但是不可避免地，師生之間的對話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有一次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中，何偉以溫和的語氣說，他認為，每個地方都有種族主義和恐外症的問題，甚至包括中國。班上最優秀、最愛國的學生溫蒂立刻反駁：“中國沒有種族偏見或種族歧視。”何偉舉出自己的例子，他和亞當到涪陵市區時，常常有人對他們大吼大叫。溫蒂說：“他們是友善的。”何偉不同意，他覺得這是糟糕的事，但他試圖轉圜：“這些問題是可以改善的。”
當時，學生們低下頭，全班陷入一種不自在的沉默。何偉發現自己正注視著四十五圈黑髮。他明白，身為外國教師，他不能以任何形式批評中國。他討厭這種情況——大家低下頭，這種時候讓他覺得，他不是在教四十五個可以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在教一個團體。在這些時候，這個團體的想法一致，即使他們沉默而被動。
只有文學可以穿越他和學生之間的隔閡，在課堂上，何偉帶他們讀莎士比亞的詩歌，排演《哈姆雷特》。文學永恆的力量在那些時刻軟化了學生們僵硬的標準反應，在共同的閱讀中，何偉覺得，他們都是避難者。學生們逃離政治課，而他逃脫瞭解構主義。“我們都很快樂，我們讀著詩，而在外面的江流上，整個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詩。”
在教室裡，學生在問最後一個問題：“涪陵這兩年，對你的改變是什麼？”何偉回答說：“我變得更輕鬆了，一開始我很容易生氣，後來我變得比較有幽默感了。幽默感很重要。”
何偉曾經寫道，教育是很重要的，涪陵的生活也是教育，對他來說，這個教育比牛津大學的教育重要多了。
那兩年時間，他所承受的，絕對不只是學到了“幽默感”。事實上，他並非有意識地選擇了一個最難的角度進入中國。不是外國人較多、自稱“國際化”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努力往外擴張的東南沿海，而是一個封閉的內陸小城。在這裡，外國人像外星人，人們對不同文化一無所知，因而也不知如何共處，多年來的管理控制，在對外國人的恐懼、懷疑中，幾乎顯得無厘頭。
人們在鬧市區圍住何偉和亞當，有人推搡、挑釁他們，讓何偉覺得自己像一個猴子。體育競賽中並不講究公平，這同樣令何偉無法忍受。更嚴重的問題來自政治，學校不許老師和他們接近，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自己的信件被審查，刪改。
到達涪陵之前，何偉和亞當被要求做艾滋病檢查。一年之後，涪陵師範學院外事辦又要他體檢。他們覺得外國人就是這樣，太亂了。“這是歧視，是我最生氣的事，”何偉直到今天還非常憤怒，“書裡面沒有寫，我應該寫的。”
不可預知性吸引他來到中國，但是不可預知性也令他抓狂。很多時候，你彷彿在《江城》裡看見一個個性過於敏感的美國年輕人，在混亂吵鬧的中國小城，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和內在的完整，在做著絕望的努力。
但是一旦這些混亂的時期過去，不可預知性仍然顯示出了迷人之處。他學會了一個外國人如何在中國生活：只要靜靜地等在那裡，就會有好事發生。人們會主動來談話，他們通常都非常友善和慷慨。而從另一個方面，儘管一開始覺得中國很複雜，但是熟悉了之後，他發現人們對事情的反應是很類似的。他常常自稱“洋鬼子”以自嘲，中國人每當聽到就會哈哈大笑。他甚至學會了用中國式的方式應對難題。當涪陵師範學院外事辦要他檢查艾滋病，他堅持不願意，兩方僵持，都很難下台。這時他說，他要打電話給和平工作團總部——向領導請示。他沒有打，只是回到房間看了十分鐘的書，然後出來告訴外事辦的工作人員，領導說他不用體檢。工作人員接受了這個答案。
除此之外，涪陵的生活帶給他的另一件禮物是，從那以後，他就不怕吃苦了。
四
何偉的表情總是很嚴肅。在涪陵師範學院教書的時候，學生們更喜歡亞當，亞當更主動活潑，也花更多的時間和學生們在一起。而何偉則很內向安靜。
他不是一個反應敏捷的人，當演講時台下發出意外的笑聲——他的話引發歧義，他眼睛裡慢慢走過一點疑惑，但並沒有停下來，語速、表情都沒有變，笑聲就這樣過去了。
這一部分是因為中文。離開了中國四年，何偉說自己的中文退步了。想像一下，一個以語言的魔術為生的人，在運用另一種自己並不熟悉的語言時，那種不自信和緊張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江城》中，何偉說，他覺得自己是兩個人：何偉和彼得·海斯勒。何偉很笨，說話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偉背後，彼得·海斯勒在專注地觀察一切，並且做筆記。這兩個人實際地存在於他的體內，卻不一定是一個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個使用英文的人，而有可能是一個使用言辭的人，和另一個使用文字的人，他拙於前者，長於後者。在沒有迅捷反應的同時，另一個他卻在異常敏銳地觀察，然後從T恤領口拿下鋼筆，記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有一天，這個被忽視和遺忘的細節會出現在文章裡，附加一個奇妙的比喻。
彼得·海斯勒生長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他說，那是一個比較窮的地方，“周圍都是農村，養豬、種玉米的比較多。”但這個農村有一所密蘇里大學，何偉的父親就是這所大學的教授。父親研究唐人街，研究中醫，他曾做過一個項目，每隔兩三年採訪一些老人，看他們為什麼如此長壽。有時候，他會帶彼得一起去。彼得覺得這很有趣，現在回憶起來，他覺得父親的研究方式——長期跟蹤某一些人——對他後來的寫作很有影響。
父親很開明，他鼓勵家裡的女孩子都去參加體育運動，而不要做啦啦隊員。家裡並不富裕，但是日子過得舒服，沒有壓力。他也不過問彼得的成績，任其發展自己的天分。中學畢業時，彼得在老師的鼓勵下，決定自己要當一名作家。
他考上了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他是那個高中第一個考進這所大學的人。但是大學生活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來自小地方、平凡家庭的彼得，個性溫和自尊，不喜歡競爭，但是在常青籐學校，他面臨了一些殘酷的競爭。彼得必須打工，來支付自己的生活費。他找到了一份餐廳的工作，卻發現服務的是自己的同學——他們來自富裕的家庭。他辭職了，換了一份在學校辦公室的工作。
另一點讓他自卑的是，儘管他是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希克曼中學最好的學生，但是和很多同學比較起來，他的教育仍然不夠完備。他不知道James Joyce（詹姆斯·喬伊斯）是誰，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他以為這是個女人。
他沒有跟富貴同學們混在一起，他參加了田徑隊，在這裡交到了很多朋友，他們很聰明，但又不是太拘泥於學習。彼得喜歡長跑。長跑需要的是耐力，他選擇這項運動，象徵了，同時也更加強了他這種個性。
彼得考普林斯頓大學，是為了讀這裡的寫作專業，但是連考了三個學期，他都沒有通過錄取。一般的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讀這個課程，但是他到二年級第二個學期才考上。我問他，得知考上的時候，心情如何？何偉用簡單的中文說：“很高興，但也很平靜，因為他們這一次不讓我進去，下一次我也可以。這是長期的一個希望。所以，不怕今天有什麼事情。而且這只是一個課，要當作家的話，還要好長時間的。”
後來，總結自己的研究方式的時候，何偉總是說，自己的方式是長期的，長期跟蹤幾個人。的確，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涪陵；之後，他每年都和學生們通信，其中兩名學生畢業後一個到了深圳，一個到了溫州，成為他關注的線索；而在《甲骨文》中，對詩人、學者陳夢家的長期關注，成為另一條主要線索。現在，他想著，等到離開涪陵二十年時，他要再寫一本關於涪陵的書。
這種矚目長遠、沉穩的堅持貫穿了何偉整個寫作生涯。從普林斯頓畢業後，何偉又去牛津大學讀英國文學。畢業之後，他可以在《紐約時報》這樣的大報找一份工作，拿一份不薄的薪水，按照職業的階梯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他選擇了到涪陵，一個月拿一千塊人民幣的工資。兩年結束後，回到美國能找到工作嗎？這是一個冒險的舉動。但他預感到，涪陵的經歷，將有助於他成為一個作家。
他做到了，憑借天賦、技巧、對於生活毫不浪費的體悟，《江城》出版了。
幾年之後，他的第二本書《甲骨文》以更大的野心、更複雜精巧的結構問世。在這本書裡，何偉試圖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原來和中國文化初次碰撞時的搖搖晃晃沒有了，這本書像一個盛年時期的人，充滿自信，精力旺盛。
但是正如人們更愛青春期的生澀，很多人喜歡《江城》裡那個美國年輕人，在中國小城裡遭遇到的惶惑、憤怒和無助。這些情緒是如此誠實、真切，對這個國家充滿好奇的人們會覺得非常有趣，而生長在這個國家已經熟視無睹的人們，卻會感覺到一些疼痛，然後，看待身邊世界的方式變了。
《尋路中國》和前兩本書比起來，一樣細膩優美，但是已經失去了前二者那種強烈的好奇心和情緒的衝撞。何偉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了中國的視角，該變換了。他選擇了下一個目的地——埃及，另一個在緩慢改變中的文明古國。
小時候，何偉想寫小說，大學以後發現非虛構寫作也不錯。“以後也有可能寫小說，不一定。”他講起一個大學同學，這個同學是田徑隊的隊員，非常聰明，讀書很厲害。可是有一天，FBI的人來找他，原來他不是21歲，是31歲，他曾經坐過牢，後來改了身份，改了名字，他想上一個好的大學。何偉一直記得這個故事，他想，有一天，他要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五
去涪陵之前，何偉在北京一家書店做了一場演講。和涪陵不一樣，這裡的人們讀過他的書和文章。而其中，大概有一半是來自媒體的記者、編輯。他們在現場互相招呼著熟人朋友。
1990年代以來，一直在政府強力控制下的中國媒體裂開了縫隙。在新的空間裡，記者、編輯們為了擺脫“新華體”做了很多努力。美國新聞寫作被奉為範本。一方面，那象徵著某些新聞要素，準確、嚴謹、獨立。另一方面，1960年代以來反對所謂客觀中立、文學與新聞結合的“新新聞寫作”逐漸被標舉了出來。網絡的出現使傳播、翻譯越來越容易，越來越多中國記者開始閱讀西方新聞作品。
關於中國的寫作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在這中間，何偉被認為是最好的。即使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也擁有更高的寫作才能。
可是對何偉來說，這些都很陌生。1998年，寫完《江城》之後，他想找一份美國媒體駐中國的工作，但找不到。他只好自己來到北京，每半年去一次香港，辦一個商務簽證，平常給外國記者做助理、剪報紙新聞，同時尋找機會給西方報紙寫關於中國的消息。
在幾次給報紙撰稿之後，何偉決定，再也不要給報紙寫新聞了。“在日常新聞報道上，我一向不是很在行。我的工作速度緩慢、會拖截稿時間、我沒有培養人脈……我引用好的記者不會引用的人的話：計程車司機、女服務生、朋友。我花很多時間在餐廳飯館。我迴避記者會。我恨講電話——一件讓新聞記者得精神官能症的事。我尤其恨深夜打電話給美國學者，即使這樣我就可以引用他們有關中國新聞的談話。我早已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正常的人都睡了。”
有點任性的表達之後，他說：“我比較喜歡寫有戲劇性、長篇幅的故事。”同時，他不喜歡以第三人稱的語氣寫作，不喜歡那種不帶感覺、事不關己、只帶權威的語氣。
他找到了自己的職業選擇，給雜誌寫稿，同時寫書。他確立了自己的寫作風格，而最重要的是，必須是有“風格”的。
何偉的寫作方式影響了一些中國記者，甚至他的生活——美國的出版市場足夠養活他，一年只要寫兩三篇稿子，就足夠在北京生活了——也成為許多記者抱怨的依據。
何偉不知道這一切。他已經習慣了寫作對像和讀者的分離。在中國很少人認識他，他採訪的人幾乎沒有人會看到他的文章，看他文章的人幾乎不會來到中國，他想，自己在賺“差距”的錢。在介紹自己時，他說，我寫“報告文學”。他不知道這個從涪陵學來的詞已經很少被中國同行使用了，現在用的是“非虛構寫作”，儘管小說並沒有被稱為“虛構寫作”。
可是這一次，這麼多人排隊等他簽名，《尋路中國》中文版的銷量據說不錯。對他來說，又一個不可預知性來臨了，也許他還想到了前兩本書中對中國的批評，以及中國人脆弱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很少見的，問了記者一個問題：“中國讀者為什麼喜歡看我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