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今天還活著，它會活在每個時代。
理想落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終於成為笑談。
——穆旦（引言）
一
1978年，徐曉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的會議上聽到了自己的平反通知。22歲的她已經經歷了兩年的牢獄生涯，三年前的一個深夜，被騙下樓戴上手銬送往監獄時，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此刻罪名被平反，她心情平靜得令自己驚訝。多年以後，還會有人讚譽她是反“四人幫”的英雄，——這是她無論如何也不願承認的。
在她看來，這只是懵懂的青春，和時代的玩笑。
一切起源於書本和信件。1970年初，“紅衛兵”度過了“文革”高亢的開端，“上山下鄉”使他們接觸到了社會底層的現實，世界似乎和他們想像的不一樣，他們感到了精神上的困惑和飢渴，他們想要瞭解更多。可是當時的精神高壓下，除了馬列著作和毛選，其他書籍都被禁絕。北京的年輕人在廢品收購站尋找那些因“抄家”而流出來的書本，並很快在一些小圈子裡流傳開來。
在傳閱書籍的地下文學圈子裡，有一個關鍵人物趙一凡。按照北島的回憶，此人身患殘疾，腦袋大，身子小，但他精力極其旺盛。趙一凡有一種“危險”的嗜好，或許是因為身體不便出行，他要把世界收藏在自己的房間。他收集傳單、報紙、大字報底稿、作品……他寫給別人的信，都要留一份底稿。他甚至有一個翻拍機，來翻拍他過手的書籍和作品。可是在恐怖年代，這些都會成為罪證。
趙一凡出身幹部家庭，所以家裡有一些書，他也花工夫尋找小說和詩歌，並以最快的速度傳閱給更多的人。徐曉從他那裡借到的第一本書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新人的故事》。這是一本不太會被後來者閱讀的著作，然而，徐曉說，小說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當年青年理想主義者效仿的對象，出身貴族，有遺產，有爵位，卻甘願充當貧民的代言人，甘冒殺頭流放的危險投身革命。很難說是出身貴族，還是獻身革命更吸引讀者，我猜是兼而有之，它連接了革命教育和個人主義，吸引了共產主義教育下的一代。
讀了《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之後，徐曉給趙一凡寫信說：“我們無緣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精神的苦刑’，這位殘酷的天才把他筆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殘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煉崇高，要使我們的精神在嚴格的意義上稱得上崇高，必須經受這種磨難，以達到自己改造的目的。”
徐曉和趙一凡，以及其他朋友有許多這樣的通信。他們也想到，通信是會被拆開審查的，但是，他們居然在信裡互相提醒，要小心，這封信有可能會被審查。
多年後徐曉回憶說：你說，我們這麼傻，怎麼可能做什麼事？我們怎麼可能是有意識的反革命集團？又怎麼可能有做英雄人物的意識？
然而，就是這樣的通信，和某一個人的吹噓，互相通信交流思想的年輕人成了“反革命集團”，徐曉是其中一員。這種情形只有荒謬可以形容。年輕的徐曉背負了不能背負的罪名，繼而轉化成不能背負的使命。
她說：“我不是一個遇羅克式的自覺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碼的政治常識，我是個名不副實的政治犯。”
二
1978年冬天，被宣佈平反的徐曉仍然在迷惘中。在讀大學的她，一週一次去趙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業，從未落下。趙一凡是她當時的精神支撐。這天，她到朝陽門前拐棒胡同去看望趙一凡。趙家胡同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社門前，她看到幾個年輕人正在張貼油印宣傳品，那就是《今天》創刊號。其中一個瘦高個兒年輕人叫趙振開，筆名北島。
天色昏暗，徐曉看不清楚刊物的內容，但是自辦刊物這種形式就讓她興奮不已。從第二期之後，她加入了《今天》編輯部。
我問徐曉：“當時你在《今天》是什麼樣一個角色？”
“嗯……就是打雜的，我是他們的粉絲。我非常仰慕振開、芒克他們。”
由詩人北島、芒克，畫家黃銳發起的《今天》，慢慢形成了一個作者隊伍。同時由於是手工印刷，所以工作量很大，編輯部變成手工作坊，許多人義務幫忙幹活。北島回憶說，這些人裡面有護士、售貨員、大學生、工人、待業青年。徐曉就是其中一個，她不是《今天》耀眼群星中的一個，她只是“幹活”。
1990年代，從回憶自己的丈夫開始，徐曉寫作一系列散文，回憶《今天》，回憶1970年代，回憶自己的青春，這些散文結集為《半生為人》，被許多評論者稱為當年最好的散文集。
和許多人一樣，我被徐曉在文中的真誠打動了。正如當年謙卑地認為自己沒有文學天分一樣，她近乎苛責地拷問自己的內心，也真誠地暴露對丈夫的愛、怨言。她勇敢地面對了逝去的年代。
2008年春天的一個週末，我來到徐曉位於北京北郊的家裡。她正忙著烤蛋糕，把麵粉、黃油攪勻，小心地把蘋果切成均勻的小塊放在蛋糕上——這是為我，一個普通記者而做的。在採訪過程中，她一直豎起耳朵，生怕錯過了烤箱那“叮”的一聲。如果掌握不好時間，蛋糕可能就失敗了。
在朋友的眼裡，徐曉是一個好朋友，好主婦，做她的朋友，會很佔便宜。那天下午有幾個朋友前來拜訪，徐曉趕快下樓端上蛋糕，煮好咖啡，在她殷切的招待中，我的確感覺到了她跳躍的快樂。
我沒有想到她的個子這麼矮小，《半生為人》中有一張她1970年代的照片，長髮的她倚在楊樹上，青春逼人。
上一次見到徐曉，是在一個關於“七十年代”的沙龍裡。她化了淡妝，頭髮燙過，染成黃色，像是稻草人。她的聲音嘶啞，又有力道。彷彿一個人說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在座的年輕人問徐曉，你們那個年代到底是什麼樣的？徐曉說了很久的理想主義。
我想起《半生為人》裡的一段話：“如今的年輕人到了中年將無從體驗這種失落的痛苦，因為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即使他們仍然可以閱讀我們讀過的書，仍然可以像我們當年那樣徹夜暢想，但是他們思維和感受的方式已經不同了。他們不瞭解，甚至也不願瞭解充滿著神秘與眼淚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已經逝去了。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或許是一抹殘陽，或許是一縷陰影，但對於今後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種無從想像的存在。”
我想，“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今天還活著，它會活在每個時代，只是每個歷史時期的“理想主義”都會有具體的差別，那些“逝去的”“無從想像的存在”，到底是什麼？
徐曉說：“我們當年的理想主義，包括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獻身精神，不管在情感中還是社會生活中，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請她舉一個例子，以說明當時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會怎麼做。徐曉想了一想：“比如一個男人，他喜歡一個女孩，可是他發現另一個人也喜歡那個女孩，他就讓了。”
“這個人是他的朋友是嗎？”
“對，這個人是他的朋友。他覺得自己有點英雄主義氣概，自我犧牲。不可思議吧？”
“他這樣做是覺得自己有美德？”
“對。他不覺得情感問題是很私人的，這種讓不是成全別人，也是對別人的一種破壞。”
徐曉舉出感情的例子，多少讓我覺得有點驚訝，想想又覺得很準確。那一代受的教育是解放全人類，救他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可是這並不是一個凡人，即使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有機會去實踐的信念，而所謂“無私忘我”“自我犧牲”更可以在個人生活中得以作用。
影響過那一代年輕人的《怎麼辦》當中，一個人物羅樸霍夫假裝自殺成全了朋友和妻子的戀情，這使徐曉感動而欽佩。據說，這個故事詮釋的是“合理的利己主義”理論：使別人快樂和幸福是為了自己的快樂和幸福。
舉出感情的例子，也許和身為女性的特點是分不開的。1985年春節前夕，徐曉和周眉英結婚了。周眉英童年時生病，結果遇到醫療事故，長期患有腸部疾病。嚴重時發展到腸瘺，腸子粘在肚皮上，潰瘍後在肚皮上穿了一個洞，任何食物吃進去等不到被吸收就流出來。
周眉英在徐曉之前的女朋友，就是因此沒有和他結婚。徐曉不然，這似乎根本不在她考慮的範圍之內，不僅如此，她還非常鄙視因病體而放棄愛情的想法。像羅樸霍夫一樣，為自己愛的人付出，她覺得幸福。
周眉英是自我犧牲的男性版本。他對徐曉講過一件事：他們廠裡的一個工人，有三個孩子，夫婦兩人每月只掙五十多塊錢，冬天一家人吃白菜和鹹菜，夏天買撮堆兒的黃瓜，他平時經常接濟他們。一次過年，周眉英給了那個人二十塊錢。過年之後，他看到那個工人穿了一件新衣服，心裡很不是滋味，忍不住對他說：“錢是給孩子改善生活的，如果你買二十塊錢肉，一頓都吃了我也沒意見，需要我還可以想辦法，可不是給你買衣服的。”沒過幾天，那人死活把錢還了周眉英。
這事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但是周眉英講起來仍然非常激動。他說：“你不知道當時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幾個耳光。他也是個人，別人能穿新衣服為什麼他就不能？他也是個男人，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為什麼沒權利決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為錢是我的，就因為我還拿得出二十塊錢，我就有資格教訓他，傷他的自尊，我成什麼人了！可你不知道他的三個孩子多慘……”
這段嚴苛的自我譴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一樣，驚心動魄。
更能說明周眉英為人的是他的一次戀愛。對方離了婚，在外地的一個工廠工作，北京只有一個年邁的母親幫她撫養女兒。在她沒有調回北京之前，他幾年如一日地每週去給老人提水、搬煤，以後又為她的調動四處奔走。周眉英把這比作背十字架。可是他的母親不同意他娶一個結過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不願傷害母親，他背負另一個十字架，和對方最終分手至死未見。
忍耐、犧牲，甚至自我傷害，混合了共產主義教育和中國式道德，當徐曉成為周眉英的妻子，就同樣成為苛責的對象。他仍然是一個好朋友，好兄長，但卻不算一個好丈夫。他對物質的蔑視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但在瑣碎的家庭生活中卻成了障礙。他們因為許多瑣事——丟了一塊發黑的麵團，要不要住進樓房——吵得不可開交。
周眉英生病後，徐曉買了三箱口服營養液，極度節儉的周眉英無意中得知花了不少錢，嫌徐曉大手大腳死活不吃。女人為家庭而犧牲自己，男人為了世界犧牲自己和妻子。性別關係奇妙地插入看似清晰的信念，讓徐曉在個人幸福和丈夫的信念之間掙扎。
整個八十年代，徐曉把自己奉獻給了婚姻。像最初參與《今天》時一樣，她沒有意識到自己身處重要的時代，也無暇參與其中。1994年，周眉英去世。次年，徐曉寫下《永遠的五月》，開始對自己心靈史的探尋。
徐曉投身工作，幫助不能發聲的人們。“理想主義”中的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留在了永遠的1970年代，而自我犧牲溶入了她的血液。可是正如她所說的，充滿神秘和眼淚的理想主義已經逝去了，這是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而壓力並未解除，理想主義變成每天對自己的拷問，問自己為信念、正義、朋友做了什麼。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行動中，她獲得暫時的和解，但拷問永在。
三
和徐曉不同，1978年冬夜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張貼《今天》創刊號的北島，對於自己所處的歷史時期，對於自己將要做的事情，有相當程度的自覺。
幾年前，在“文革”後期，北島和詩人芒克、畫家彭剛一起討論屠格涅夫的《羅亭》。北島說，如果有一天中國有這樣的可能，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為之戰鬥。1978年籌辦《今天》時，北島跑去找彭剛，說你當時怎麼答應的？不是說要一起戰鬥嗎？現在已經到時候了。彭剛那時正準備出國，他說那不行，我承諾過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承諾以後再也不承諾了。
但是北島和芒克早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決定真有一天有這樣的機會，一定不能錯過。於是1978年12月23日，《今天》創刊，成為中國當代詩歌復興的起點。1980年被停刊。
1978年，《今天》創刊之時，我出生在中國西北一個縣城。等我稍大一點，會發現家裡僅有的閱讀資料，是爺爺櫃子裡的《三國演義》《水滸傳》《施公案》。《今天》的人們生於一個壓抑的年代，然而他們的幸運之處是，他們身在北京，可以營造交換書籍的地下圈子，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聲音——雖然發出它，就惹來災禍。而整個1980年代，精神的貧瘠仍然以慣性的力量存在於中國大部分地區，存在於大部分孩子成長的路途中。
1998年，我在詩歌寂寞的年代，讀到那首著名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裡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被判決了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21世紀初，北島在一次訪談中表示，這一類的詩“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有語言暴力的傾向”，他對這些早期的詩歌覺得“慚愧”。可是我仍然可以想見這首充滿懷疑、憤怒的詩，被許多青年背誦的樣子。那是壓抑已久的人類情感突然爆發的年代。
今天中國已經折往另一個方向，八十年代作為精神探索的熱鬧年代，已經成為人們懷想的對象，而啟蒙和醞釀的七十年代早已被遺忘。
幾年前，我問一個“80後”的朋友：“你知道北島嗎？”她想了一想：“在哪兒啊？”我頓時大笑。這真是一個完美的笑話，集合了種種複雜的元素：有文字的雙關，詩歌在今天極度邊緣化的現狀，有年輕一代對過去這幾十年的無知，雖然罪責不在他們，但是這結果卻真的觸目驚心，而在最後，是北島本人命運的浮沉——一個曾經處在文化運動中心的人物，出色的詩人，今天卻已被人們的記憶流放。在海外流亡將近二十年後，“北島”漸漸將要成為地理概念。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在香港見到作為人類的北島，他頭顱像身形一樣瘦長，戴一副眼鏡，短髮之下，兩隻耳朵像天線一般伸出。笑起來可以想見年輕時是一個清秀、嚴肅的人。他極其寡言，卻又極誠懇、厚道，一旦開口，幾乎全盤托出。徐曉在文章中寫道，《今天》創刊之時就自知面臨危險，北島對參與編輯事務的兩個女孩子說：“如果有人找你們麻煩，你們什麼也別承認，都推到我和芒克頭上。”這樣的擔當和韌性，足以成為那一代的領袖人物。
談及這近二十年的流亡，北島已經十分平和，可是我想起在散文集《青燈》裡面，北島回憶起馮亦代老人詢問他在海外的情況，“我縱有千般委屈，又能說什麼呢？‘挺好。’我訥訥地說。”
我也時時記得在另一本散文集《失敗之書》裡，北島寫道：“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沉潛下來。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
三十年過去，藉著紀念改革開放的名義，《今天》又被人們從歷史中喚起。可是三十年，一個人的青春與壯年都已過去，一代人的青春和壯年都已過去，在層出不窮的變化之中，沒有人為過去留存記憶的空間，除了身在其間的人們。
採訪是一個奇妙的過程，我不斷地返回到起點。想像建築工人趙振開忙完了一天的苦力，在夜晚的通鋪上打開自製的檯燈，開始閱讀借來的現代派文學著作。這些內部出版、僅供司局級幹部閱讀的“黃皮書”，包括《等待戈多》《審判及其它》《在路上》等，和之前看到的浪漫派文學不同，它們表達的荒誕感、分裂感，契合了他信仰失落後迷惘的心態。我想像年輕的犯人徐曉，在監獄裡開始一天的生活，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關押，但是當預審員讓她把所有看過的書都寫出來，她很得意地寫滿了整整一黑板，然後又寫滿一地，——她為自己閱讀的勤奮而驕傲。
1978年，這些不停追索的年輕人因一本雜誌而匯聚，他們想要創造不一樣的東西。這一年被命名為一個時代的起點。而每次提到這個年份，我就想到，我出生了。創造不停地被打斷，可是希望總在萌生，在某些深處，隱藏著看不見的承繼，這就是我們回頭的意義。